就在姚蓬子的《宣言》見報的前一日—5月13日，對門的房子搬來了新的鄰居。
徐恩曾早已告訴過他新鄰居是誰，並把監視新鄰居的任務交給了他。可是，他的新鄰居並不知道他住在對門。
那天，姚蓬子下班，剛走進明瓦廊的院子裡，突然從對面的屋子裡跑出一個女人，大聲驚呼：「蓬子！蓬子！你住在這裡？」
「嗯，嗯。」他低著頭，臉上一陣紅一陣白。
「蓬子，這些日子你到哪裡去了？你怎麼會住在這兒？我們成為門對門的鄰居，太好了！」女人不停地說著。
姚蓬子趕緊往自己屋裡走。那女人還想跟進來與他聊聊，他連忙把門掩上。
那女人雙眉緊蹙，不知道姚蓬子為何如此冷淡？須知，當年她與姚蓬子曾是《北斗》雜誌「三駕馬車」中的「兩駕」！
她，丁玲，已經整整一年失去了組織聯繫，驟然見到姚蓬子，她怎不歡呼雀躍？
記得，1928年12月5日，上海松江縣城，當施蟄存先生[139]與陳慧華女士舉行婚禮之際，丁玲和沈從文從上海趕去，參加婚禮的還有戴望舒、馮雪峰、劉吶鷗、林徽因等作家、詩人。在那裡戴望舒介紹她結識一位年輕詩人，他便是姚蓬子。
那是她第一次見到他。
記得，從松江回來後，他與她便常來常往。他們住得那麼近，兩條馬路緊挨著。姚蓬子住在馬浪路（今馬當路），丁玲住在薩坡賽路（今淡水路），飯後散步，幾分鐘就到了。那時候，在丁玲的心目中，姚蓬子是一位可敬的左翼作家。他向她談起魯迅、馮雪峰、馮乃超、柔石，談起他們正在籌備成立的左聯。後來由於胡也頻到濟南省立高中教書，她也去濟南了。
記得，1930年5月，當胡也頻遭到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的通緝，不得不與丁玲先後逃往上海，住在上海環龍路。在這危難之際，首先前來探望並給予可貴幫助的，便是潘漢年與姚蓬子。
記得，同辦《北斗》的那些日子裡，她與姚蓬子的合作是愉快的。姚蓬子善於與三教九流打交道，有著經商的本領，很快就弄來了紙張，談定了印刷。
在丁玲的印象之中，姚蓬子是不錯的，能幹的。
丁玲遷入明瓦廊的翌日，正是她被捕的週年紀念日。1934年4月，丁玲的母親和四歲兒子祖麟被從湖南接到南京，5月13日，她、馮達、母親、兒子一起，獲准入明瓦廊居住。
1985年6月中旬，筆者在北京西苑賓館見到丁玲。「為邊陲優秀兒女掛獎章活動」正在那裡舉行。一頭銀髮的丁玲站在話筒前，發表了十來分鐘的即席講話。趁她休息之際，我去找她，想跟她約個時間，請她談一談姚蓬子。
「我正忙，眼下沒有時間。」她對我說道，「我已經寫完一部回憶錄，其中有許多地方談到姚蓬子。你看了回憶錄之後，有什麼地方覺得不明白或者不詳細，我們再約時間談。」
我為她拍了照片。
不料，我還沒有讀到她的回憶錄，她卻於1986年3月4日病逝。
在她離世後一年，她的遺著《魍魎世界—南京囚居回憶》發表了。我細讀全文，果真，內中許多地方提到姚蓬子，也談到徐恩曾。特別是其中《與姚蓬子為鄰》一節，詳細寫及姚蓬子。可惜，有些覺得不明白的地方，已經無法請教丁玲了。
在這裡，我只能摘錄丁玲的回憶錄來代替對她的採訪。
丁玲稱徐恩曾為「笑面虎」。她在《徐恩曾的出現》一節裡，是這樣描述「笑面虎」的形象的—
快到6月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裡用死蒼蠅引螞蟻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對我說：「徐科長來看你了。」我一下沒有聽清，也沒意識到徐科長是何許人，只是仍然盯著院子裡的磚地，繼續玩著我的老玩藝兒。這時從小牆門的門外轉進來一個穿長衫的人，乾乾淨淨，大約是個官吧。他看見我沒有站起來，也沒理他，便自個兒走進廳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師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說：「徐科長看你來了。」他把徐科長三個字說得很重，但我還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個國民黨的小科長什麼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個多麼大的官，既然出面來找我，我還是應該理理他。我便站起來走到八仙桌邊，在他對面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了。他還是像過去那些官員一樣問我道：「生活怎麼樣？」我也還是那麼答：「現在是吃官司，說不了上什麼！」到底是科長，他倒很會說，他道：「不要這樣想嘛。我們這邊也有你的朋友。彭學沛你還記得嗎？他就很關心你。」我說：「胡也頻曾在他辦的報紙編過短時期的副刊，他們說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頭解釋：「有些人聽說你到南京來了，以為我們釣到了一條大魚，實際不然。就說你吧，你不過寫幾篇文章，暴露一點社會上的黑暗，這算什麼呢？充其量我們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這指的是《北斗》雜誌。他又放慢聲調道：「你又不是共產黨員。」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產黨員。……這是耍的什麼花招？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裝著無所動心的樣子，不說話。他接著說：「你又不知道別的黨員的住處，也不會幫助我們抓人，你對我們毫無用處。你也明白，我們並不是特別去抓你的，我們只是想去破壞共產黨的機關，偶然碰著你的。只是，既然來了，卻很難放。我們不怕有人說我們野蠻、殘暴、綁票等等，什麼蔡元培，宋慶齡，什麼民權保障同盟，什麼作家們，我們也都不在乎。……」他一口氣說了這樣多，停住了，眼睛看著我，在觀察我。我懂得了，這是比過去來過的所有人都要厲害得多的一個人，可能是我一生中還從未遇到過的對手，是一隻笑面虎，是真正的敵人。……
丁玲又以翔實而生動的筆調，描述了她與姚蓬子的認識、交往，描繪了姚蓬子的叛徒形象—
回想還是在1928年，天氣還冷的時候，沈從文和我一同從上海去松江，參加施蟄存先生的結婚典禮。他是我在上海大學的同學。在施先生那裡，我們認識了姚蓬子。回上海後，姚就常來我家作客。他那時住在法租界馬浪路，我們住在薩坡賽路（今上海淡水路—引者注），相距很近，又都是愛好文學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1930年春，上海籌備成立左聯，蓬子常常把左聯的消息帶來，他自己是否參加了籌備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談魯迅、講左聯的一些籌備人，馮乃超羅，馮雪峰羅，柔石羅等等。他們似乎很接近。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時獨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後來我去了濟南，不久又和胡也頻從濟南回到上海。我們決定參加左聯，便是潘漢年和他一起來我們家裡和我們談話的。1931年夏天，我接受組織委託，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姚蓬子和沈起予被分配協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負責印刷及校對。因此他和我就經常有聯繫。1932年夏季，他主編《文學月報》。只兩期，便被文委負責人馮雪峰把他免職，他就離開左聯，到潘漢年負責的互濟會做地下工作去了。從此，我許久都未再見他的面。
我一搬進明瓦廊（丁玲於1933年5月14日晚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園路家中被捕，押往南京。這年冬天，被軟禁於莫干山。1933年底，被押回南京，軟禁於「曹先生家」。1934年4月，丁玲的母親和丁玲的四歲兒子祖麟被從湖南接到南京同住，於是，在5月13日遷往明瓦廊—引者注），忽然看見他和他的妻子、兒子（即姚文元—引者注）已經先住在這裡了，我不免大吃一驚，腦子裡都來不及轉一下，就覺得欣喜非常。這是在上海認識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啊！我一下跳到他們面前，大聲叫喚，我有許多話要對他們講，有許多事要告訴他們。他們是我最親的人，是我夢寐以求的人。可是他們，卻顯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頭走進裡屋，他的妻子敷衍著我。我一點不理解，我想問他們，我有一連串的事要問他們。他們是什麼時候搬到這裡來的？他們怎麼落到這般田地？他們有什麼打算？他們好像很沉悶，看樣子，他們不會告訴我什麼。我只好頹喪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間房子裡。
第二天，馮達（丁玲的丈夫胡也頻在1931年2月7日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槍殺於上海龍華。不久，丁玲與馮達結婚。馮達原為史沫特萊的秘書，中共黨員。1933年5月14日晚，丁玲和他同時被捕，事後丁玲才知，是馮達告密，國民黨特務才知道她的地址—引者注）拿來一張當天的報紙，我一翻，一條觸目的啟事赫然射入眼簾：《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我趕忙讀下去，當時引起我的憤怒、驚異、慨歎和鄙視，真難以形容。開始，我幾乎不相信這是他寫的。後來我不得不相信這是他寫的。這一紙宣言引起我聯想到他過去的許多言論和表現。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貫的思想感情。現在想來，說實在的，他從來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在黨內呆的時間不短（他什麼時候入黨的，是在參加左聯之前還是在左聯成立之後，我記不清楚了），我以為他不過跑進共產黨來混了一陣，就像他興致高時去跑一次賭場那樣混過一段時間而已。他平日是一個懶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虛。有時高興，他哇啦哇啦發一通議論，再呢，就是沉默不語。現在看到他的啟事，我很為他難受。如果你對共產黨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對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發生動搖了，也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趁這個時候向人民發「宣言」。何況在「宣言」中說了明顯的謊話，說什麼把希望放在國民黨、放在三民主義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對國民黨、對他們的假三民主義會有什麼好感。他無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國民黨網開一面，饒他一命而已。蓬子！我們過去雖然曾是朋友，一同戰鬥過，但現在，我們是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了。
大約有一個月之久，我們雖然住在一幢堂屋裡，我們的房門對著房門，但我幾乎沒有見到過他。清晨，不知他什麼時候起床，起床後就出門了。夜晚總在我睡後很久才回來。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麼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對他只是完全順從，是一件附屬品。
大約在一個月之後，姚蓬子才逐漸留在家裡，而且找我說話了。他對我訴說，他的確是對共產黨灰心了，他告訴我他是在天津被國民黨逮捕的。他把寫有接頭地點的紙條吃下肚了，沒有供出一個同志。還說過去他很早就同潘漢年（潘漢年領導他的工作）約好，萬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這樣準備著的。後來，解到南京監獄，他看見有一些比他老的共產黨的領導人，都先後自首；特別是他看到李竹聲，中央遷往江西蘇區後，那個留守上海在臨時中央主持善後工作的人，在被捕後，竟能把幾十萬元黨的經費交給國民黨自首，為自己留下一條活命，他就產生一種思想，如果需要犧牲，首先應該是李竹聲。這些人都貪生怕死，那他為什麼要死呢？……他還說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給我說這些的時候，我的感情已逐漸平復，不管他話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聽不進去，我看透了他，我們是兩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戰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儘管我不免為此難過，但我卻已把對他的同情、憐惜，一個同志的熱情，一點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靜地思考，現在國民黨安排他和我們住在一起，一定是別有用心的，是有所圖謀的。國民黨當然企圖利用他來軟化我，對我勸降，至少可以監視我，把我的言行，一舉一動都告訴國民黨。國民黨以為他仍會是我的好朋友，認為他對此刻的我將產生很大影響。在這種影響下，妄想我逐漸可以發生變化，變得與姚蓬子一樣投靠他們，變為安分守己、老老實實、馴馴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種想法，既然他已經不是我的戰友，他是在為敵人做事，我為什麼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來欺騙國民黨呢？這種想法和做法，我當時並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馮達的一點影響。我十分痛苦，但卻逐漸習慣有這樣的看法、想法，並逐漸嘗試著以此來對待姚蓬子。我本來是一個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簡單的人，
但現在處在如此艱難複雜的社會裡，為了應付環境，要鬥爭生存，要戰勝敵人，迫使我不得不也變得複雜起來，變得稍稍聰明一點。對姚蓬子是這樣，對原是我丈夫的馮達，何嘗不也是這樣呢。
自然，我一直沒有因為我，而要蓬子或馮達再幹什麼對黨和革命有損的壞事。直到1936年我秘密離開南京時，我仍然希望他們不要被國民黨牽著鼻子走得太遠，我希望他們珍視自己的餘生，努力爭取將來能有回頭是岸，立功贖罪的機會與可能。
丁玲的以上回憶，彌足珍貴，她寫出了一個真實的姚蓬子，寫出了姚蓬子從投機革命到淪為叛徒的思想過程。八旬高齡的丁玲在離開人間之前，為世人留下了儲存在她的腦海中的重要史料。
在回憶錄中，丁玲還曾提及：
1934年5月間的一天，國民黨宣傳部長張道藩曾「光臨明瓦廊」，「說是特來看望我和姚蓬子的」。
1934年9月底，丁玲生了女兒祖慧。10月半，丁玲出院，遷往南京「中山大街向東拐進去的一條小街上的一幢小樓，上下各三間，我們一家住在樓上，姚蓬子一家住樓下」。
1935年春，她和姚蓬子兩家人遷往南京中山門外的小村莊—苜蓿園。「這幢五間房的茅屋，茅屋周圍有些空地，竹子圍籬。屋子小，質量不高，房租也不貴，有點像隱士的居處，恰合我意」。
1935年秋，丁玲在苜蓿園患傷寒病。為了住院治療，「只得向姚蓬子暫借二百元」。冬，丁玲病癒，她的母親拿出僅有的一點積蓄，「一共也才有二百來元，我一起拿來還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錢收下了。他問我是否願意化名寫點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蕪湖日報》（似應為《大江日報》—引者注）發表，可以多給我稿費，度過這艱難的日子。我推脫說，日子可以過得去，拒絕了。我心裡想：《蕪湖日報》不是國民黨報紙嗎？我現在落在國民黨的陷阱裡，在敵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國民黨的報紙上寫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動，甚至是有革命傾向的，我的感情也決不允許我在國民黨的報紙或刊物上發表」。
1936年5月，丁玲去北平找黨的關係。「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會悟（即李達夫人—引者注）的打算，說大約兩個星期可以回來。我還假意托他們好好照料病中的馮達，但是我沒有告訴他啟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這事報告了國民黨和怎樣報告的，我都不知道」。
從北平歸來，「回到南京，我總算把姚蓬子的詢問對付過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沒有很多朋友，只認識一個王會悟。至於王一知（丁玲的同學，共產黨員—引者注）的情況，以及她與我的關係，他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他更不會想到我能找到曹靖華」。
就在丁玲回到南京「一個多星期以後，張天翼忽然來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談得很熱鬧。他找著一個機會，悄悄塞給我一張紙條。我跑回後房，急忙展開一看，上面只有簡單的一句話：『知你急於回來，現派張天翼來接你，可與他商量。』沒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認出這是馮雪峰的筆跡，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點也不敢暴露我此時的喜悅之情，極力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我找了一個間隙同張天翼約好再見面的地點。幸好姚蓬子粗心，一點也沒有看出破綻」。
丁玲在翌日秘密地與張天翼相見於一家小咖啡館。在幾天後，前往上海，會見了胡風和馮雪峰，接上了中斷了三年的組織關係。然後，又回到南京。「這次回來自然引起了姚蓬子與馮達的注意與詢問。姚蓬子很關心的樣子，幾次問我，見到魯迅沒有？見到茅盾沒有？我始終說這次我去上海，還去了蘇州，玩了一趟，看電影，坐雙層公共汽車，什麼人也沒有去找，根本不想見人，玩得興致勃然」。
姚蓬子當然把丁玲的動向報告了徐恩曾。「不久姚蓬子又告訴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談話」。
丁玲終於掙脫了徐恩曾的陷阱，掙脫了姚蓬子的監視，出走上海，前往延安。
經過嚴格的審查，1940年10月4日在延安，由中央組織部正、副部長陳雲、李富春簽署《中央組織部審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經過的結論》指出：「……因對丁玲同志自首傳說並無證據，這種傳說即不能成立，因此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
後來，經歷多次政治運動和審查，仍「維持1940年中央組織部的結論」。
中國大陸解放後，徐恩曾逃到了台灣。當他年事漸高，曾寫下回憶錄《暗鬥》，用英文出版。在《暗鬥》中，徐恩曾寫道：「後來確知丁玲走了（去了延安），為了我的寬大我受了批評，我沒有對於一個『政敵』作了足夠的限制，我對待她比對待我自己的同志更好，我完全接受了這些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