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適夷清楚地記得[138]：
1934年春，南京，中央憲兵司令部的監獄裡，忽然響起監獄長嘹亮的聲音：「全體肅靜，全體肅靜……」
兩邊是鐵囚籠，關押著一個個「共黨分子」，監獄長站在囚籠間的「弄堂」裡，發表訓話：
「姚蓬子的名字，你們都是知道的。他是中國著名的作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執行委員。前些天，他關押在這裡，你們也是看到的。現在，你們看不到他了—他自由了！他為什麼能夠自由呢？因為他幡然醒悟了，與共黨決裂了。他的悔過自新，受到了中央的表彰。他不光是自由了，而且還將委以重任。他是你們的楷模！
「與他同時被捕的，還有一個左翼作家洪靈菲。洪靈菲走的是另一條道路—抗拒之路。結果怎麼樣呢？洪靈菲已經被當局所槍決！
「你們要好好想一想。你們要做姚蓬子呢，還是做洪靈菲？好生掂一掂，趕緊作出選擇……」
「無恥！」樓適夷罵了一聲姚蓬子。
樓適夷也是在1933年被捕的，比姚蓬子早幾個月。
當姚蓬子被押入南京中央憲兵司令部監獄的時候，從樓適夷的牢房前走過。姚蓬子朝樓適夷微微點頭，樓適夷也認出姚蓬子來了。
沒幾天，姚蓬子托人帶口信給樓適夷：「好嗎？」
過了些日子，有人悄然告訴樓適夷：「姚蓬子這人靠不住，當心！」
樓適夷不再理會姚蓬子。
果真，從監獄長的「演講」之中，樓適夷得知：姚蓬子成了軟骨蟲！
監獄長在結束「演講」之後，特地找樓適夷談了一次：「你和姚蓬子是老相識。姚蓬子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考慮考慮吧，早一點悔過自新，我們會像優待姚蓬子那樣優待你！」
樓適夷不予理睬。他在獄中度過了四年。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他才被黨組織營救出獄。
與姚蓬子同時被捕的潘漠華，在獄中受到殘酷迫害，以絕食相抗，於1934年12月犧牲於獄中。
1934年的姚蓬子，彷彿身首異處一般，成了一個自相矛盾的人物。
在上海，他的《剪影集》在再版重印。他在被捕前所譯的蘇聯梭羅古勃等著的短篇小說集《飢餓的光芒》，也由上海春光書店再版印行。在他的這些作品中，他依然是左翼作家的形象。
然而，在南京，由於徐恩曾的「力薦」，他的「反省範文」—《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赫然登載於1934年5月14日的《中央日報》上，並被5月30日出版的第30期《十日談》雜誌所轉載。
姚蓬子的《宣言》，寫於1934年4月18日。《中央日報》在5月14日發表時，還加了副題《回到三民主義旗幟下，為復興民族文化努力》。
這篇《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乃姚蓬子叛徒嘴臉的最清晰的曝光。在《宣言》之前，有《中央日報》編者所加的一段說明：
姚蓬子頃發《宣言》，脫離共黨，茲照錄宣言原文，及姚在共黨經歷如次。
姚蓬子本名夢生，於1930年春，發起自由大同盟，旋即被選為執委，同時並發起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參加共產黨，在左聯被選為執委兼任總務部長，並兼工農通信委員會委員，同時並參加黨團，同時兼青年文藝研究會總會常委兼組織部長。九一八事變後，任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執委兼總務部長，後任組用（系「組織」之誤—引者注）部長並兼黨團書記。1932年春，與上同並負責編輯《文學月報》。1933年，任中央至（系「駐」之誤—引者注）河北的交通。四年來歷任《萌芽》、《巴爾底山》（「巴爾底山」為「突擊隊」的音譯—引者注）、《文學生活》、《北斗》、《文學月報》等雜誌編委。
這段關於姚蓬子「共黨經歷」介紹，大致如此，當然也有幾處不準確，如《巴爾底山》早在1930年便已停刊等等。
《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原文如下—
親愛的青年朋友們：
在這黑暗和黎明、衰者和少壯交替的前夜，整個民族落在掙扎的苦難裡，感到苦悶，感到彷徨，感到個人生活和民族前途的無出路，將是這大時代的熱血的少年們的一大部分所不可免避的遭遇。我自己便是這樣的一個。
十年前我是一個極感傷的頹廢主義者，以當時社會的灰色氣氛作為滋養料，在一種憂鬱的情緒下消度我的日子。可是由於時代的激變，由於個人思想的成長和演進，沉默和歎息，不再能安慰我的苦惱，於是開始在憤激的熱情下，轉換我的人生觀。我要在一種理想當中，取得我生命的開展和寄托，於是我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一個新的宗教的苦行僧，一個左翼文化的傳播者和組織者。
從1930年到今日，我曾作為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並參加執委；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並參加執委及黨團，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發起人，並負責黨團書記；以及《萌芽》、《巴爾底山》、《文學生活》、《北斗》、《文學月報》等左翼雜誌的編委。到今天止，我將我個人整個的精力，完全貢獻於左翼文化的祭壇之前。
■ 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全文
同時我曾企圖以脫胎換骨的努力，在（現）實生活中檢查自己、監督自己、批判自己。我渴望不僅成為個人（「個人」系「一個」之誤—引者注）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者，我要在日常生活上和意識上新生自己，成為一個典型的布爾什維克。
可是事實上沒有走通這一條新的路。在長期（脫）離社會生活中，在工作的困難和停頓中，時常引起一種新的厭倦的情緒。雖然我竭力嚴厲的裁製（即「制裁」—引者注）著自己，認為是發源於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動搖，而加以詛咒仇視，可是我無法絕滅這一厭倦的細菌的滋長。
現在是我結束過去的生活，開始未來新生的時候。從改換政治立場的長久的反省中，我發現並理性的確定這一厭倦的來源，不是我過去政治的不堅定，而是由於共產主義之路，在中國已經成為一條悲慘的絕路。因此作為共產黨的組織細胞的共產黨員，只要他是一個良心的共產黨員，必然會湧起一種雖說是說不出的茫然的、可是無限痛苦的苦悶。
現在我站在共產黨的迷陣之外，清醒的深思著，結果我深刻的理解了共產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到處碰壁的原因，因為中國革命主要任務，對外是脫離帝國主義的鐵鏈，以保障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對內是肅清封建殘餘和軍閥遺孽，以統一中國，以達到真正的和平。同時發展都市的民族工業，解除農（民）的封建剝削，給予廣大勞苦群眾以安居樂業的生活。以這些任務的達到與否，作為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先決條件，則無產階級的獨裁統治顯然不為中國當前之需要。尤其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今日，共產黨所領導所發動的暴亂行為，直接的毀壞農村，毀壞僅有的民族工業，將中華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力量減少到零度，結果客觀上事實上完全成了帝國主義的別動隊。所以無怪乎一個原則上本該建築於廣大群眾的基石上的黨，結果卻停留在一種秘密結社的狹隘的狀態中。而它的政治行為，非但不能給予群眾以深刻的良好的影響，引起他們熱烈的擁護、歡迎和參加，相反的，反而使人起了一種談虎的色變的恐怖觀念。
這樣在政治上已經失敗了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反映於文化上的失敗，是怎樣的碰壁呢？
自從1928年開始，跟著1930年的瘋狂的立三路線飆起了一個極盛時代以後，即趨向於脫離群眾的衰落狀態中的左翼文化運動中間，雖然經過共產主義的作家們多次集體的努力，到今天事實依舊證明無法以無產階級作品本身來爭取和組織廣大的知識青年。所謂現階段的列寧主義作品的產生，在左翼作家本身，也自知只是一個好聽的名詞而已。這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目前的苦悶和要求，是民族的，而非階級的，是一個民族的死亡和復興的問題，而不是一個階級的利害問題。所以作為教化的武器的文學，應該是為了民族的生死戰鬥而不是單純的為了某一階級的前途。而且從沒落的舊貴族或小市民出身的今日的左翼作家們，我們自己問問，當初參加左翼文化運動的本意，是為了遏制不住火一樣強烈的階級的仇恨心，還是為了目睹和身受這民族的危機呢？以一個從苦難的民族的掙扎裡產出來的作家，而企圖創造理想的無產階級作品，結果，自然沒有一個不遭到可悲慘的失敗。其中有幾部的（為）青年所歡迎、所愛好的作品如《子夜》等等，則都是含有針砭民族的今天的某一些病狀的意義，超過它為階級服務的意義的。然而這些作品，又正是共產主義的文學理論的尺，所認為右傾的含有毒素的。
正和共產主義的政治運動一樣，左翼文化運動之陷於失敗而趨沒落，是存在著一個歷史的客觀的原因的，針對著中國今天的現狀。在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的對比之下，我在鄭重的考慮之後，得到了如上的結論。因此在懺悔過去的錯誤之餘，我完全放棄過去的政治立場，脫離中國共產黨，自後決定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為復興民族文化，盡我個人的力量並將此種微意，敬獻於青年的朋友們之前。
姚蓬子押 4月18日
在那樣的年月《脫離共產黨聲明》之類在《中央日報》上並非鮮見。那種《聲明》往往模式化，諸如「因年幼無知，誤入歧途」云云。姚蓬子則不然，洋洋灑灑寫了兩千餘字，從筆調、從習慣用語來看，完全出自他的親筆。他的《宣言》，不僅僅「聲明」一下自己從此脫離共產黨，從此「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而是現身說法，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誡廣大人民，尤其是「親愛的青年朋友們」。他談得振振有詞，他的《宣言》要比《中央日報》的社論更能蠱惑人心。因為他曾是響噹噹的「左翼作家」、「共黨要員」，如今在「鄭重的考慮之後」，說出這番宣言，要廣大青年「引以為戒」。
一紙宣言，成為姚蓬子的賣身契，成為他的人生道路上紅與黑的分界碑，分水嶺。在此之前，雖然他有著一股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但他確實屬於左翼作家陣營中的一員，也確實做過一些有益的革命工作。然而，在投降、叛變之後，他成了可恥的叛徒文人。
姚蓬子反戈的消息，不脛而走，中國文壇為之驚心，左翼作家們為之切齒。
如魯迅所言：「因為終極的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姚蓬子的叛變，只不過是煉鋼爐中排出了渣滓，鋼越發精熟了。
一輛轎車在4月20日駛入南京反省院—就在姚蓬子寫出《宣言》的第三天，從車上下來的，是國民黨大員張道藩。此人乃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文化委員會主任。張道藩親自前來探望姚蓬子，使姚蓬子受寵若驚。
「我們已經是同志了！」張道藩笑瞇瞇地拉著姚蓬子的手，「你的《宣言》寫得很好，很有說服力。」這位國民黨的中宣部長，是很注意「宣傳效果」的。他預計姚蓬子的《宣言》一旦發表，會起著國民黨的宣傳家們難以達到的作用。
「哪裡，哪裡，寫得很膚淺，請張部長多多教正。」直到這時，姚蓬子還十分注意「謙虛」。
「你很快就會獲得自由的！」張道藩說出了這句姚蓬子至為關心的話。
果真，張道藩走後才兩天，徐恩曾便把「悔過自新」的姚蓬子，接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的招待所。姚蓬子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幹事、他的內兄周復農保釋出來。
又見藍天白雲，又聞枝頭鳥鳴，姚蓬子那蒼白的臉卻還是那樣的呆板，心頭湧起一種難以名狀的失落感。又過了幾天，徐恩曾那輛烏亮的道奇牌轎車出現在招待所門口。「蓬子兄，你完全自由了！」徐恩曾拍著姚蓬子的肩膀說：「當局已批准你在南京自由居住。走，我帶你看房子去……」轎車駛入南京明瓦廊，停在一座老式的寬敞的印子屋前。
徐恩曾領著姚蓬子進屋，步入中廳，指著右邊的房子說：「你把家眷接來，就住在這兒吧！」真是喜出望外，姚蓬子呆板的臉上掠過微笑。
不久，妻子周修文便帶著三歲的姚文元來到南京，與姚蓬子團圓了，一起住在明瓦廊。連著中廳，對面的房子鎖著，無人居住。姚蓬子覺得非常清靜，緊張、沮喪的心境算是舒暢了些。
徐恩曾委任姚蓬子為中統的訓練股幹事，每月給他津貼100元。手中有了錢，小家可以過小康日子，姚蓬子心又安逸了些。
於是，如同變魔術一般：原是中共中央特科聯絡員的姚蓬子，轉眼之間，竟變成了國民黨的中統特務！
在訓練股當了一陣子幹事，畢竟覺得在南京拋頭露面，不大方便。
於是，徐恩曾給他安排了一個恰當的差使：到安徽蕪湖，當那裡的《大江日報》副刊主編。
蕪湖離南京並不太遠，但那裡幾乎沒有姚蓬子當年的左翼朋友，不會使他感到難堪。何況《大江日報》發行量有限，當個副刊主編，並不很醒目。
姚蓬子在那裡幹了一段時間，情緒慢慢安定下來。從未寫過長篇小說的他，居然寫起《十年間》，在副刊上連載。
姚蓬子的積極表現，使徐恩曾深為滿意。於是，徐恩曾下令廣登《大江日報》的廣告。
下面是從1935年4月出版的《社會新聞》雜誌第11卷第3期上查到的廣告，用醒目的大字標出「姚蓬子」三字：
《大江日報》，蕪湖大花園煙西墩。本報行銷長江流域及安徽全省與蕪湖市。
《大江日報》副刊，姚蓬子主編，日出二版。內容取材精警，趣味濃厚，執筆者均系現代有名作者，並由蓬子創作長篇小說：《十年間》。
怪哉，一家報紙的廣告，不提社長，不提總編，卻要突出副刊的主編，突出姚蓬子的大名。
其實，這廣告的潛台詞，無非是在說：你們看，自從姚蓬子脫離共產黨之後，幹得挺不錯呀！
姚蓬子呢？反正已經成了過河卒子，那就只有拚命向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