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如同一面篩子，篩去了弱者，留下的是強者。
寫寫激揚文字，做做地下工作，這都不算難。面對皮鞭和屠刀，面對生與死的選擇，那才是對於硬骨頭與軟骨頭的最嚴峻的檢驗。
1931年爆發了「九一八」，1932年發生了「一·二八」，把國民黨政府弄得手忙腳亂。左翼作家們趁著民眾的抗戰烽火，呼啦啦，火上加油，推動著全國的抗日熱浪。
到了1933年，國民黨政府騰出手來了，形勢陡然吃緊，大批的左翼文化人落入囹圄：
3月28日，廖承志、羅登賢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國民黨特務逮捕；
5月13日，史沫特萊的秘書、丁玲的第二個丈夫馮達在上海被捕。馮達叛變，供出了丁玲的住址。
5月14日，丁玲和潘漢年的表兄潘梓年在上海被捕。
6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楊杏佛在上海被軍統特務暗殺，宋慶齡、魯迅、蔡元培接到了暗殺警告。
7月14日，《中國論壇》英文版第3卷第8期，王造時巧妙地以「記者接到未署名之投稿一件，內容為藍衣社謀殺中國共產黨領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蔣軍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為托詞，公佈了以藍衣社總機關代號「華」署名的「鉤命單」，共53人，每一暗殺對像名字下面加括號，內注執行暗殺任務者的代號。其中有：陳紹禹（後林）、秦邦憲（後林）、胡漢民（海陳）、李濟深（海陳）、陳濟棠（球王）、李宗仁（補章）、白崇禧（補章）、蔣光鼐（補章）、蔡廷鍇（補章）、馮玉祥（線索）、吉鴻昌（線索）、楊銓（後林）、魯迅（後林）、茅盾（後林）、胡愈之（後林）、田漢（後林）、王造時（後林）等。這份「鉤命單」一公佈，輿論大嘩。
據不完全統計，在1933年上半年，僅上海一地，被捕的中共黨員便達600人左右！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在6月下旬被捕之後，成為「軟骨蟲」，居然供出許多中共地下黨員的地址。同案被捕的秦曼雲，也成了叛徒。於是，國民黨特務在上海來了個大搜捕。
在這月黑風高之際，姚蓬子在上海灘上不見蹤影。人們只是在書店裡見到他的名字—他的短篇小說集《剪影集》於1933年5月作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出版公司印行。這本集子中，收入他的七個短篇：《兄弟》、《意外》、《黃昏的煙靄裡》、《一個人的死》、《雨後》、《幸福的秋夜》和《一幅剪影》。對於姚蓬子來說，這本書是他畢生最重要的著作。因為他雖然出過詩集《銀鈴》，畢竟是薄薄的一小本，況且是他早期的作品；雖然出過幾本翻譯小說，畢竟是替外國作家進行「中文寫作」。這本251頁的短篇小說集《剪影集》，是姚蓬子在文學創作上的最高成就—此後，他就一蹶不振，落花流水了……
1933年12月，天寒地凍。在朔風凜冽的天津，國民黨特工總部的三個特務突然出現在戴著羅宋帽、穿著棉袍的27歲的男子面前。
就這樣，中共特科「河北交通」姚蓬子的名字，出現在被捕名單上。
一個叛徒出賣了他。
天津警察局長的嘴角漾起了笑—因為這一回落網的乃中共機要人員，非同小可。
與姚蓬子同案被捕的，還有左翼作家潘漠華和洪靈菲。
潘漠華本名潘訓，比姚蓬子小兩歲，浙江宣平縣坦溪村人氏，也喜歡寫詩。1927年，在杭州加入中國共產黨。當姚蓬子出席左聯成立大會那天，潘漠華也來到會場，並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代表的身份致祝詞。後來，他在北平組織成立了左聯北平分盟，又建立了天津支盟。被捕時，他是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部長。
洪靈菲比姚蓬子小一歲，廣東潮州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與姚蓬子在上海相識。1930年，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際，他成為七個常務委員中的一個。1933年，他擔任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的秘書，在北平被捕。
首都南京電告：「速解寧。」
姚蓬子耷拉著腦袋，戴著手銬，作為要犯，被押上南去的火車。
下了火車，一輛轎車已在那裡「恭候」。
車輪飛轉，直奔中央憲兵司令部監獄看守所。
驚魂未定，一個溫文爾雅的先生，穿了一身筆挺的西裝，前來看望他。
姚蓬子原以為迎接他的是老虎凳和辣椒水，不料，這位先生卻滿臉春風，悠悠然抽著「三炮台」，慢慢兒地跟他聊著。
「姚先生，久聞大名！」那位先生把一本《剪影集》擲到姚蓬子面前，說道，「姚先生是詩人，翻譯家，作家。我前幾天剛剛拜讀了姚先生的大作《剪影集》。你才華橫溢，令人敬佩，敬佩。」
姚蓬子靜靜地聽著，忐忑不安地緊緊盯著面前這位笑嘻嘻、文縐縐的人。
「姚先生，你一定把我當成政敵，其實大可不必，我們之間完全可以建立正常的友誼！」他繼續微笑道。
當此人自我介紹說姓徐名恩曾，姚蓬子若五雷轟頂。姚蓬子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徐恩曾是何等厲害的人物：倘不是錢壯飛通風報信，恐怕連瞿秋白、周恩來都落在此人手中！
那時候，在國民黨特務系統，徐恩曾跟戴笠平分秋色。
在南京不起眼的小巷—雞鵝巷53號，戴笠建立了自己的特務系統。1932年9月，公開的名稱曰「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戴笠為處長。它的前身為復興社（又稱力行社、藍衣社）的特務處。1938年，戴笠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建立了臭名昭著的軍統特務系統。
徐恩曾原任軍事委員會調查局第一處處長，亦即國民黨的黨務調查處處長。1938年，徐恩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建立了另一臭名昭著的特務系統—中統。
徐恩曾的臉上沒有一塊橫肉，卻是個溫文爾雅的君子。說起話來，慢條斯理，文縐縐的，笑嘻嘻的。他的話，像裹著橡皮的鐵條，軟中透硬，笑裡藏刀。
在看守所裡，徐恩曾沒有高喊「來人哪」，沒有使勁地拍驚堂木，卻與姚蓬子面對面坐著，一邊悠悠地抽著「三炮台」，一邊慢慢地聊著。
徐恩曾開始了他的「演說」：「像姚先生這樣的文人，幹嗎去給共產黨賣命？」
姚蓬子靜靜地聽著，眼睛睜得大大的。看得出，徐恩曾的每一句話，都打動了他的心。
徐恩曾是最善於察言觀色的。他看出了姚蓬子內心的空虛，便長驅直入了：「姚先生，你為共產黨賣命，共產黨的首領們又是怎麼樣呢？我這裡，有顧順章和李竹聲幡然醒悟之後，寫下來的深刻體會，你不妨看看。他們都受到了當局的優待……」
留下一沓文稿，笑笑，徐恩曾捻滅手中的煙頭。走了。
那一沓文稿，如同炸藥包，劇烈地震撼著姚蓬子的心。
雖說顧順章是上海工人，姚蓬子曾見過他，卻沒有太多的交往。李竹聲卻是姚蓬子所熟悉的「頂頭上司」。讀著不久前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的李竹聲的「反省體會」，姚蓬子不住地在自問：連李竹聲都舉起了白旗，我又何必自討苦吃呢？
姚蓬子知道，國民黨特務手中的槍，不是吃素的。1931年2月7日深夜，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的一陣槍聲響過之後，姚蓬子所熟悉的五位左聯作家白莽（即殷夫）、柔石、李偉森、胡也頻、馮鏗，都倒在血泊裡。他們都是中共黨員，年紀也與姚蓬子相仿。特別是白莽，曾是姚蓬子的詩友。記得，他把《銀鈴》送給白莽，白莽跟他暢談過對詩的見解。
別無選擇。在姚蓬子面前，只有兩條路：李竹聲之路與白莽之路。
「姚先生，孔夫子說『三十而立』。先生年近『而立』，前途不可估量。何況，先生家中還有兩歲的兒子。先生即便不為自己著想，也應該替兒子想一想……」徐恩曾的話，不時在姚蓬子耳際響著。
要麼跪著生，要麼站著死。沒有挨過一棍子，沒有上過一回刑，姚蓬子的雙膝彎曲了，跪倒在徐恩曾面前，扯起了白旗。
他，供認了自己的身份—中共黨員，供出了自己的入黨介紹人—潘漢年；
他，供出了左聯黨組織名單，供出馮雪峰、華漢、錢杏村是中共黨員；
他，供出了與魯迅會面的地點，供出了馮雪峰、陽翰笙、錢杏村、柳亞子的地址；
他，居然用他的筆，寫出了「排擊共產主義的論文」！
大喜過望，徐恩曾發出一陣獰笑。他當即決定，給予姚蓬子這樣的「反省模範」以「自由」！
又見到了藍天，又見到了陽光，又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姚蓬子從子彈上膛的槍口討得一條活命。步出囚籠，獲得了「自由」。
只是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出賣了黨的機密，也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姚蓬子倒戈的消息，不脛而走。魯迅聞知，不勝唏噓，萬分感慨。
魯迅在三封書信中，談到了姚蓬子。
1934年8月31日，魯迅在《致姚克》中，嘲笑了賣身求榮的姚蓬子：「先生所認識的貴同宗，聽說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編一種雜誌，特此報喜。」
後來，姚克回憶道：
至於姚蓬子，我到1933年方才認識。他那時也算是個左傾作家；由於當時的環境特殊，左派的人都不願意把自己的真名實姓和身世背景，輕易告訴別人，別人也不便多問。我對蓬子當然也不例外。和他談話時，只聽出他似乎有杭州嘉興的口音，其他就不知道了。魯迅先生不喜歡他的作風，覺得他不可靠，所以曾經勸我少跟他來往。魯迅給我的信中所說的「貴同宗」就是指姚蓬子而言。由此可見，魯迅對姚蓬子是深惡而痛絕之。[137]
1934年11月12日，魯迅在《致蕭軍蕭紅》中寫道：「蓬子轉向；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她。」
1934年11月17日，魯迅在《致蕭軍蕭紅》中，深刻地剖析了「蓬子轉向」的根源：
蓬子的變化，我看是只因為他不願意坐牢……凡有知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為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他受不住，又即刻變化，甚而至於出賣朋友……
從「蓬子轉向」，再重讀魯迅在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大會上發出的警告，是何等的睿智、遠見：「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
在左聯五烈士犧牲兩年後的忌日—1933年2月7日，魯迅提起凝重的筆，寫下名篇《為了忘卻的記念》。他，「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然而，他對左聯的敗類—姚蓬子，只是投以睥睨的冷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