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2日下午，在上海竇樂安路北四川路的中華藝術大學二樓（今上海多倫路145號），三三兩兩來了許多陌生面孔。走進大門時，來者總是用警惕的目光回頭看一眼。
魯迅來了，畫室（馮雪峰）來了，田漢來了，夏衍來了，潘漢年來了，姚蓬子也來了。六七十個人，擠滿了不大的會場。
下午2時，會議正式開始。這一時刻，被莊嚴地載入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就在這裡誕生。
會議的主角有二。那個穿長衫、留八字鬍，操一口「紹興官話」的長者，自然是最孚眾望的魯迅。另一位主角一身西裝，往常幾乎不在公眾場合露面，這次會議的幕後組織者、領導者，便是這個年僅24歲的「小夥計」—潘漢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出席會議。
一老一少兩主角，都在會上發表主旨性講話。魯迅講話的記錄稿經馮雪峰整理，後來發表在1930年4月《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也就是那篇名作《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魯迅的目光，總是看得很遠很遠。他一邊燃著紙煙，一邊侃侃而談。姚蓬子坐在離魯迅不遠的地方，他百分之百地聽見、聽懂魯迅的「紹興官話」。魯迅的話，曾經振動過姚蓬子的耳膜，可惜未曾震動他的靈魂。像穿雲透霧一般，魯迅的話敏銳而又深刻：
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Salon」是客廳的意思（今常音譯為「沙龍」—引者注），坐在客廳裡談談社會主義，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並不想到實行的。這種社會主義者，毫無足靠。並且說工農大眾應該做奴隸，應該被虐殺，被剝削的這樣的作家或藝術家，是差不多沒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並沒有寫過文藝作品。（當然，這樣的作家，也還不能說完全沒有，例如中國的新月派諸文學家，以及所說的墨索里尼所寵愛的鄧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寧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又如畢力涅克和愛倫堡，也都是例子。在我們辛亥革命時也有同樣的例子，那時有許多文人，例如屬於「南社」的人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只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便一切都恢復了「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皇帝以後，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同。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但是，我們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和他們一樣的。……
魯迅一口氣列舉了那高呼「法西斯萬歲」的意大利作家鄧南遮（1863—1938），那曾嚮往革命又隱入苦悶而自殺的俄國詩人葉遂寧（1895—1925），那蘇聯革命初期所謂「同路人」作家畢力涅克（1894—？），那個與十月革命相抗的俄羅斯作家愛倫堡（1891—1967）以及中國清末的「南社」，再三敲響了警鐘：「『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
中國詩人姚蓬子身上，有沒有俄國詩人葉遂寧的影子？魯迅的近乎先知先覺的話，姚蓬子並未在意。魯迅的話竟成了姚蓬子命運的預言。
姚蓬子親耳聽見了魯迅的這番醒世之言。他，正坐在左邊，坐在一大群左翼作家之中。他壓根兒沒想到，他後來一下子成了右翼作家，是那麼樣的容易！
到了下午4點，演說結束，開始選舉。當場選出第一屆左聯執行委員：魯迅、沈端先（夏衍）、馮乃超、錢杏村、田漢、鄭伯奇、洪靈菲、周全平、蔣光慈、胡也頻、柔石、姚蓬子、華漢等。
左聯設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工農工作部、總務部。姚蓬子出任執委兼總務部長—在眾多的文人之中，姚蓬子具有「經濟頭腦」，善於結交各色人等，所以「總務部長」之職非他莫屬。後來他成為作家書屋老闆，也充分顯示了他的「經濟頭腦」的才華。
■ 姚蓬子譯《婦人之夢》
自從成為左聯的執委之一，姚蓬子與魯迅、馮雪峰、潘漢年有了經常的接觸。
他已「告別」了法國的象徵派，不再寫那種憂思忡忡的小詩了。
他把手頭已經開譯的法國果爾蒙（出書時，姚蓬子又譯為「果爾夢」）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婦人之夢》翻譯出來，交給上海光華書局出版。1930年2月付排，1930年3月就出版了。
姚蓬子為光華書局主編「歐羅巴文藝叢書」。《婦人之夢》列入了叢書。他又從英譯本轉譯了蘇聯高爾基的長篇小說《我的童年》，也列入「歐羅巴文藝叢書」。這本書長達438頁，從1930年11月由光華書局印出初版之後，成了暢銷書，印數遠遠超過了果爾蒙的小說。除了自己動手翻譯外，姚蓬子還組織了「歐羅巴文藝叢書」十多部譯稿。
姚蓬子對蘇聯小說發生了很大興趣。他選譯了八篇蘇聯小說，編成《俄國短篇小說集》一書。這本書最初作為「歐羅巴文藝叢書」之一，由光華書局於1931年印行。後來，被收入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於1937年3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此後，又重印多次。
《俄國短篇小說集》的首篇《人性的風》，作者便是魯迅提及的蘇聯「同路人」作家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姚蓬子譯為「皮涅克」）。魯迅把此人作為從「左翼」作家轉為「右翼」作家的典型之一。此外，《俄國短篇小說集》還收入萊昂諾夫（Leonid Leonov）的《伊凡底不幸》，A. 托爾斯泰（Alexey N. Tolstoy）的《白夜》，左祝梨（Efim Zozulia）的《阿K和人性故事》，洛曼諾夫（Panteleimon Romanov）的《戀愛的權利》，理定（Vladimir Lidin）的《青春》，略悉珂（N.N.Liashko）的《鐵鏈的歌》，亞萊克西夫（Glieb Alekseev）的《異樣的眼》。
在《譯後雜記》中，姚蓬子談及了他偏重於選譯俄國的「同路人」作家的作品：
在譯成這本《俄國短篇小說集》之後，我覺得有在本書後面附幾句話的必要。
第一，要將1921年以後的新俄短篇小說，有計劃地，有系統地，作一完整的迻譯，在我底能力與時間固然也辦不到；但要在像這樣一本薄書裡要求獲得一個完璧，也是實際上所不容許的事。現在譯在這裡的，除略悉珂之外，都是同路人底作品。所以多譯同路人底作品，是因為，幾部出現在新俄文壇上的巨著，在中國都有了譯本，而同路人底重要作品，譯到中國來的卻很少。所以在開始選擇的時候就有了這樣的觀念，縱然是不充分的，不完備的，也要將這部譯集作為介紹同路人作品底一個小小的嘗試。
第二，這數篇小說完全是從英譯轉譯來的。雖然想盡我能去保存各篇小說底風格，但以我底文筆的不美麗，不暢達，而且又是轉譯來的，要喪失原文底不少精彩這缺點，是沒有方法可以彌補過來了。
1931年6月，蓬子，在上海
此外，姚蓬子還與杜衡合譯了瑞典作家斯德林保的長篇小說《結婚集》，也列入「歐羅巴文藝叢書」，由上海光華書局印行。後來，在1932年10月，改由上海大光書局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