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盛暑，格外地熱。一個短髮、穿連衫裙、27歲的少婦，常常來姚蓬子家。她的性格本是活潑、開朗的，由於意外沉重的打擊，使她變得沉默寡言，臉上幾乎沒有笑容，彷彿一下子老了許多。
她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跟姚蓬子輕聲地商量著。每一次，總是她點了頭，姚蓬子去辦。看得出，她決斷迅速，說一不二，是一個很有魄力的女人。
這位湖南少婦，便是蔣冰之，是一個頗有魄力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南的顯宦門第，有著不尋常的經歷：她的中學同學楊開慧，便是毛澤東的夫人；她的丈夫胡也頻，是頗負盛名的青年作家；她從23歲時以筆名丁玲發表作品，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等轟動了文壇。
1930年5月，她和胡也頻從濟南來上海，潘漢年和姚蓬子便去看望他們。經潘漢年和姚蓬子介紹，丁玲和胡也頻雙雙參加左聯。11月初，在左聯會議上，胡也頻當選為代表，準備前往蘇區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1931年1月17日，當胡也頻到上海東方旅社接頭之際，被國民黨特務逮捕。2月7日，上海龍華響起一陣槍聲，胡也頻倒在血泊之中。丁玲陷入痛苦的深淵。她終於以驚人的毅力抑制心靈的巨創。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後，在上海兆豐公園秘密會見了中共領導人張聞天。她說：「我需要的不是別的，是工作！」於是，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安排她出任《北斗》文藝月刊主編。丁玲在上海文壇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她當然是主編的合適人選。畢竟孤掌難鳴，何況那時的丁玲，尚未入黨。於是，馮雪峰和潘漢年給她調來兩名助手，一個便是姚蓬子，負責跑印刷廠，也擔任一部分編輯事務；另一個是左聯作家沈起予，懂日文，負責編輯譯稿。這「三駕馬車」，便成為創辦左聯刊物《北斗》的「開國元勳」。
丁玲在她的《關於左聯的片斷回憶》中，這樣述及《北斗》的創刊以及她與姚蓬子的合作：
馮雪峰對我說，中央宣傳部研究了，說有個工作要我來做比較合適。他說，現在有的人很紅，太暴露，不好出來公開工作；說我不太紅，更可以團結一些黨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編《北斗》雜誌，這是左聯的機關刊物。在這之前，左聯也曾出過《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鬥爭》、《巴爾底山》（「巴爾底山」即英文「突擊隊」音譯—引者注）等，但都被國民黨查禁了。馮雪峰說，《北斗》雜誌在表面上要辦得灰色一點。我提出來一個人辦有困難。於是就決定由姚蓬子和沈起予（沈起予，四川巴縣人，生於1903年，卒於1970年，現代作家、翻譯家。1920年起到日本求學，1927年回國。1929年再度去日本。1930年初回國，參加左聯—引者注）協助我，由我出面負責。我負責聯繫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負責跑印刷所，也擔任部分編輯事務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譯。
就這樣，姚蓬子與丁玲共事，一起致力於創辦左聯的重要刊物《北斗》。
1931年，就在「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三日—9月20日，一份嶄新的大型文學雜誌出現在上海書報攤。那淡黃色的封面上，印著一幅黑色的天體圖，標明著北極星和北斗，上方印著兩個黑色刊名大字「北斗」。
25歲的姚蓬子非常活躍，不光是熱心於跑印刷廠、編稿子，而且居然也寫起小說來。《北斗》創刊號就刊載了姚蓬子的短篇小說《一幅剪影》：
和一個美麗的女人挽著手，拖著自己底怪長大的影子，穿過了一條小小的潮濕的狹巷，彎到霞飛路上了。夜色是那樣好，從馬路兩邊的綠油油的長青樹上飄下來的風，拂去了行路人面上的熱氣，汗，疲倦，以及一切熱天裡擔當不住的天氣的壓逼，拿涼快擲進你心窩裡，使你感到舒服。舉首看看天上的星星，正像挨在身邊的那女人底微笑的眼睛，顆顆都像漾在水裡面，沒有一點泥垢，沒有一顆不乾淨，不晶瑩。雲像深藍色的天鵝絨，軟軟的，軟軟的，鋪遍了這無邊涯的天。是這樣甜美的初夏夜！是這樣醉人的夜色！白日的辛苦和疲勞，此刻已飛出了他底肢體，越過了馬路上的整齊的列樹底軟語的枝梢，越過了瘦長的電線木，越過了高高矮矮的磚瓦的屋脊，像一縷柔軟的青煙，像一輪淡淡地盪開去的水暈，消失在夜底蒼茫裡，消失在繁多的燈光與人影裡了……僅有一種說不出的非憂鬱也非甜蜜的東西塞滿他底心；一隻嫩軟的白淨的手兒握住他粗黑的手裡；一陣醉人的脂粉的濃香刺進他的鼻管裡……
大抵原先寫詩的緣故，他的小說散發著詩的氣息。在這篇小說中，他寫了一個「在無可奈何之中想拿英雄的夢想來填補自己的空虛底女性」。
在《北斗》第1卷第2期（1931年10月20日出版）上，發表了姚蓬子的短篇小說《一侍女》：
是一個秋天的晚上，跟著風，捲動著挑在店舖子底簷角上長幡似的市招，影子投射在馬路上，被那些閒行在街上的人們踐踏著。紅紅綠綠的電燈晃耀在沿街兩邊的店屋內，那些陳列在玻璃櫃內的商品更顯出了它們底立體形。毛絨衫，項圈，秋大衣等等，從已經被遺忘的箱子裡重新披到人們身上，在黃昏的街頭鬥著風。在街上消度著夜晚的人們，彷彿全是安閒的，幸福的，無所事事的。
他們有的進了影戲院，有的進了咖啡館，有的在綢緞鋪裡剪裁秋衣……擠在這些人們中間，有一個曾經當過咖啡店的侍女而現在已在貧病交逼中失業了三個月的年青的姑娘，紫英。過去她曾經有過光榮的日子，是給過了一些男人夢想的。在她底蘋果似的圓潤的肥頰上，曾經有人以偷取了一個吻算作偉大的勝利的事情也曾有過，但自從花園咖啡（館）倒閉後，她底光榮已經離開她，腮頰上的蘋果也彷彿萎爛了。
姚蓬子，躲在亭子間裡寫上海。他寫了一篇又一篇短篇小說。他寫弱女子，寫「空虛底女性」，寫舊上海的畸形，寫十里洋場的暗角。他的作品，彷彿用小小的酒盅，盛著淡淡的哀愁。
在1931年12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1卷第4期上，姚蓬子的短篇小說《白旗交響曲（一段暴風雨時代裡的插話）》，篇末註明「12月初，於上海」。這篇小說與以往不同，寫了上海「寶山路上的血」，寫了「一簇簇預備出發南京請願的學生們」，寫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這國難臨頭的時節，我們無論如何要督促政府做到這一步」：
教育局長，公安局長和黨部委員等，帶了雄赳赳的武裝兵士，乘了汽車上車站來勸阻學生進京請願，叫了學生代表去聽訓話。他的意思，以為學生進京請願，不僅會耗費時間，精神，於事實沒有絲毫的幫助，同時學業上的損失亦甚巨，甚大，社會的秩序和安寧也會受到影響。……
不耐煩地等待著列車，一面又想到了白天教育局長他們那一番訓話，於是在鄭華心裡又掀起了一些氣憤的，又好笑的感想。是的，連你們也說，這是國難臨頭的時候了，那末還教我們回去努力讀書，這用意到底在那裡呢？如其說，外交你們自有辦法，但事實擺在我們眼前，不僅東北的勞苦民眾早已水深火熱的被踐踏在鐵蹄下面了，同時日本的劊子手還在到處繼續屠殺，日本的軍隊還在繼續向關內開動，預備在華北暴動，日本的兵艦也不斷的開到長江上來示威，而你們，除了教民眾坐以待斃的鎮靜之外，又還有半點準備反抗的表示嗎？……啊啊，民眾是不會再上鎮靜論的冤枉當的，為要解除他們自己的桎梏，為要避免奴隸的悲慘的運命，他們已經自己起來直接行動了！他們要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這篇《白旗交響曲》就藝術性來說，顯得粗糙，卻迅速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1931年9月18日，日軍突然進攻瀋陽，炮轟北大營，呼啦啦一下子吞掉了中國的東三省。蔣介石實行不抵抗主義，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11月26日，上海、北平、天津、武漢、廣州等地上萬學生湧向南京，要求國民黨政府對日宣戰……
目擊著抗日烈火在上海熊熊燃燒，姚蓬子感到激動不已。他，拿起了筆，在幾天之內寫出這篇《白旗交響曲》。他不再那樣纏綿悱惻，他變得慷慨激昂。
《白旗交響曲》寫得慷慨激昂。但生活中的姚蓬子又是怎樣的呢？面對帶血的刺刀而發生的一段小插曲，使左聯同仁對姚蓬子留下一個疑問。
丁玲在《關於左聯的片斷回憶》一文（見《丁玲文集》第五卷），記載了姚蓬子這段小插曲。
「九一八」以後，上海成立了反日大同盟，舉行過遊行示威，左聯的很多人都參加了。這次遊行，由樓適夷和楊騷打旗子（還有張天翼打旗子—引者注）。開群眾大會時本來內定由沈起予講演。但特務包圍了會場，沈不敢上台，沒有法，馮雪峰跑上台去講演。他本來是不應該暴露的，事後同志們對他這種赤膊上陣的行為進行了批評。大會開得很有聲勢。會後，遊行隊伍包圍了張群的房子。我們派人進去談判。反動軍警在牆上架起機槍，並向遊行隊伍開槍。等逃散的群眾再度集合起來，左聯清點人數時，發現只少了一個姚蓬子。
姚蓬子哪裡去了呢？他為什麼不見了呢？
後來，姚蓬子以含混的措詞，迴避了人們的追問。
小插曲很快被人們遺忘，但是這小小的插曲卻是一個徵兆。
1932年，在《北斗》第2卷第1期舉行《創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徵文時，發表意見的有魯迅、郁達夫、葉聖陶、張天翼、茅盾、丁玲、戴望舒、胡愈之等等，其中也有姚蓬子。
姚蓬子的意見如下：
中國近來文藝創作果然不振麼？不是的。我認為它開始從知識分子的書案移轉到大眾的眼下了。
近來廣大的反帝劇本的產生，街頭劇團的開始活動，大眾文藝的逐漸增多，工廠壁報的普遍建立，這些，不都是新興文學的萌芽麼？自然，我們至今還沒有真正成熟的大眾文藝的產生，這是無庸諱言的事實。
因此，一個文學必須克服自己封建的，小資產階級的，同路人的習性，到工廠、到農村、到街頭，去生活大眾的生活，這是為要產生真正屬於大眾，為大眾所理解，所愛好的文學的正確的路徑。
同時，我們必須從大眾中間，尤其是勞動者中間，培養工農出身的新作家。擴大工農通信員運動已成為文學界當前第一個急迫的任務。
《北斗》在青年讀者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公認為1931年我國文壇最好的刊物」，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注意。這個新生的嬰兒還不滿週歲，就在1932年春天勉強出版了第2卷第3、4期合刊之後，被迫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