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像我一樣 淚向心窩倒注去， 傷情的話湧到喉頭 又重複嚥下，那末，露絲， 你心碎了，也讓我不知道 燈光是如此慘白， 情調又如此淒迷 強歡假笑是不成了， 讓我倆沉默地相守吧 露絲，在撒手前……
本來，這樣抒發「個人生活消極地崩壞著」的小詩，連同他的作者—20世紀20年代混跡文壇的姚蓬子，早已被歷史的浪潮所吞沒。
只是因為其子姚文元成為「四人幫」中的一個，姚蓬子隨之成為眾所關注的人物。
1949年9月由上海春明書店出版、胡濟濤主編的《新名詞辭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條目，全文如下：
姚蓬子，浙江諸暨人，出版家。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員之一。曾主編《文藝生活》，並與周起應（即周揚—引者注）創刊《文學月報》，抗戰時在重慶創辦作家書屋，為全國文協委員之一，與老捨合編《抗戰文藝》。現作家書屋已遷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畫》等。
這條目中未曾寫及的是，姚蓬子於1927年底加入中共，1933年12月被捕，不久叛變，於1934年5月14日在《中央日報》發表《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
細探姚蓬子的人生色彩，最初是灰色的，後來曾是紅色的，忽地變成黑色，漸漸又褪為灰色。其中那一段黑色的歷史，不僅是他的一塊心病，也成了姚文元頭上的一塊癩疤。在姚文元平步青雲成為中央首長之後，曾以「嚴防擴散」之名為姚蓬子遮掩。正因為這樣，雲譎波詭，姚蓬子成了一個神秘的人物。
其實，就連姚蓬子本人，也曾在其詩集《銀鈴》的「自序」中寫過：「人是沒有方法逃避歷史的支配；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節的支配一樣。」如今，撩開那神秘的面紗，為姚蓬子曝光。
姚蓬子，其實是筆名。他寫文章，常署「蓬子」，來自他的另一個名字「蓬生」。他的本名叫姚方仁、姚杉尊，字裸人。他又名姚夢生，「夢筆生花」之意；有時也寫為姚夢聖，「夢見聖人」也。他取筆名「蓬子」—「蓬瀛之子」，總是跟幻夢、聖人、仙境之類扯在一起。他還用過很多筆名，諸如丁愛、小瑩、夢業、慕容梓。
姚蓬子乃浙江省諸暨縣姚公埠人氏。
姚公埠是個小鎮，離諸暨縣城四十來里路。筆者在1989年11月16日，曾前往姚公埠作實地採訪。
據說，當年從杭州坐火車到諸暨湄池下車，再轉公共汽車到姚公埠。倘若坐小火輪，更方便些：從杭州沿錢塘江航行，轉入支流浣江，可以直抵姚公埠。上午開船，下午便到了。
諸暨是浙江的望縣，當年越國的古都，絕代佳人西施的故鄉，人稱「浙東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早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縣。民國以來，諸暨列為浙江的「一等縣」。這裡原本水路四通八達。有了公路之後，交通更加便利。特別是浙贛鐵路建成後，貫穿諸暨全境。諸暨盛產大米、黃金、茶葉。1989年冬，當筆者訪問諸暨時，這裡正在熱鬧慶祝由縣改為市。
諸暨文化發達，名人輩出，內中軍人多，文人多，科學家多，商人少。就以20世紀而言，國民黨少將以上有一百多人是諸暨人，如蔣鼎文、宣鐵吾等。共產黨著名活動家俞秀松、謝俠父、宣中華、張秋仁、汪壽華、馮文彬、錢之光、錢希均（毛澤民之妻）等，也是諸暨人。諸暨也出了不少文化人，如北京大學校長何燮侯、詩人何植三、翻譯家孫大雨等。諸暨農業也發達，這裡流傳一句話：「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意思是說，諸暨湖田的糧食熟了，可供天下人吃一餐粥。
姚公埠在諸暨縣城東北，本是個姓柴的人居住的小村。相傳宋朝時姚家從河南開封南遷至浙江富陽。不久，有姚姓兩兄弟亨德、亨利遷往諸暨，亨利被柴家招女婿，改姓柴，而姚亨德也在這小村住下成家。此後，柴亨利家族衰落，姚亨德家族興旺。人云：「這是以柴燒窯（姚），窯（姚）越燒越旺，柴越燒越少」。於是，小村遂成為姚姓天下。
小村瀕臨浣江，相傳是西施浣紗之江，又稱浣紗江。當時，江上無橋，姚氏祖先置一渡船，供人公渡，那小村便被叫作「姚公渡」。後來，渡口設船埠，遂改名「姚公埠」。姚公埠日漸發展，由小村變成小鎮，分為上村、中村、下村。
姚公埠是一個建在堤上的小鎮，它的一邊是浣江，另一邊是農田。農田的地勢低，不得不沿江築堤。人們的房屋無法建在那低濕的地裡，只好建在堤上。於是，姚公埠成了一個沿江而建的狹長的小鎮，像一條帶魚似的。
姚公埠的居民，差不多家家姓姚。據說，是由一個姚姓老祖宗繁衍下來的。筆者在諸暨檔案館見到《暨陽浣西姚氏宗譜》，內中記載著姚文元的家譜。那裡的姚家宗祠，則是清朝光緒年間重立的，寫著對聯：「紅霞晚映，鳶飛魚躍。」
在姚公埠下村，有一座房子，人稱「九間頭」—那房子南、東、西各三間，共有九個房間。在「九間頭」對面，有一座像北方四合院的房子。走進大門，是一個四方的院子。院子的三面，是平房，正面是兩層樓房，上下各為三間（後來擴建為上下各五間）。這便是姚家老屋。
老屋的主人胖墩墩的，那喉嚨又響又亮，站在院子裡喊一聲，連「九間頭」的糊窗紙都要抖幾抖。此人姓姚名西曜，諱志純，乃姚蓬子之父[132]。姚文元的祖父，有田120畝，在姚公埠下村算是數得上的地主了。這些田地，是從姚西曜的曾祖父姚杏生、祖父姚麟秀、父親姚寶槐手中傳下來的。姚寶槐是清朝秀才，兩度赴紹興考舉人，未中，瘋癲而死。
■ 1989年11月，葉永烈在姚文元家鄉浙江諸暨姚公埠採訪姚家老鄰居。
■ 浙江諸暨姚公埠姚家老屋（葉永烈 攝）
筆者注意到姚克先生一篇遺作，題為《「四人幫」中的二位捨親》，內中涉及姚文元的祖父。姚克先生是電影《清宮秘史》的編劇。在「文革」中，《清宮秘史》曾受到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的猛烈「批判」，成為「炮打」劉少奇的一顆重磅炮彈。
姚克晚年，客居美國。1976年底，他在美國加州會晤那位為江青立傳的維特克女士，談起江青，也談到姚文元。後來，他把那天的談話寫成《「四人幫」中的二位捨親》一文。此文在姚克去世後，於1996年發表於第12期《上海灘》雜誌。
姚克寫道：
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字，說他的祖父姚漢章，多年前曾任中華書局的編輯。我這才發現，我當年認識左翼作家姚蓬子原來是姚漢章的兒子。
……
姚漢章是清朝末年的舉人，在我同輩分的弟兄中，他是獨一無二的，他中舉之後科舉就廢了。他因為是個舉人，特別受親屬的重視，所以隔了六七十年我還記得他，別的從堂弟兄的名字我就想不起來了。我和姚蓬子認識的時候，從來沒有互相展問邦族；我絕對沒有想到他會是我從堂哥哥的兒子，他也絕對想不到我會是他父親的從堂弟弟，因為我是先父晚年的兒子，年紀和姚漢章相差至少二十歲上下，而且我說話帶一點蘇州口音，更不像是他們的本家，如果我和姚蓬子交往得長久一點，彼此也許會發現出親屬關係來。可是經過魯迅先生的勸告，後來我就和姚蓬子疏遠了。若不是最近報紙上透露姚文元的家世，我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他們父子是我的本家親屬。
民國初年間，姚漢章就在上海中華書局做編輯，當年中華版的教科書，有不少都出於他的手筆，60歲以上年紀的人也許曾經讀過。
很遺憾，姚克先生沒有註明他所見到的那篇「批判姚文元的文字」，究竟發表於什麼報刊，作者是誰，文章的篇名叫什麼。
筆者在浙江諸暨檔案館查閱了《暨陽浣西姚氏宗譜》，並複印了姚文元的父親、祖父那一頁，沒有見到姚文元的祖父叫姚漢章的記載，只查到他的祖父「名西曜，諱志純」。姚西曜是否另有名字叫漢章？尚待進一步查證。
就連姚克本人在《「四人幫」中的二位捨親》一文中，對此也有所懷疑：因為姚漢章之父諱文俊，姚文元倘若是姚漢章之孫，不可能是「文」字輩—豈有曾祖父與曾孫同輩之理？
姚克寫道：「姚漢章是個舊社會的人，當然不會替孫兒取一個與自己父親犯忌諱的名字，姚蓬子雖然曾一度做過左翼作家，也不至於糊塗得連這一點規矩都不懂。」
光緒三十年，吹吹打打，一頂從20里外盛兆塢抬來的花轎，讓姚西曜有了妻室。新娘姓張，按老規矩，也就喚做「姚張氏」。
姚張氏過門不久，為姚家添了一個胖小子，那是清朝光緒三十二年的事。[133]「翻譯」成公歷，也就是1906年。
姚西曜希望兒子成個秀才，取名姚夢生，又叫蓬生，亦即姚蓬子。
子肖其父，姚蓬子的聲音也格外響亮。不論在講壇上，在家中，當他慷慨激昂起來，聲音常常會使窗玻璃為之不斷震動。
姚張氏是個和顏悅色的人。雖說姚西曜發起脾氣來翻江倒海，使姚張氏一聲不吭，使鼓槌如同敲打在絲綿被上一般。姚張氏把姚家料理得整整齊齊，沒有一把歪放的椅子，沒有一個倒了的油瓶。
姚家的日子漸漸興旺起來，加蓋了三間樓房，後來又擴建為上下各五間。
姚西曜當上了「圩長」。那裡把堤稱為「圩」。圩分段承包。圩長，也就是某一段江堤之「長」。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圩長大約相當於居民小組長。
在生下姚蓬子8年後，姚張氏又生一女，取名姚舞雁[134]。梁實秋先生於1974年寫的《槐園夢憶》中，有一句提到姚舞雁。那是述及他的妻子程季淑在1948年冬從北平抵南京時：「第二天她得到編譯館的王向辰先生的照料，在姚舞雁女士的床上又睡了一晚。」
梁實秋乃編譯館館長，姚舞雁多年來在梁先生手下幹事。
另外，在老捨的1951年3月28日的日記中，也提及姚舞雁：「約王庚堯、姚舞雁、屈凌漢、隋育楠、易德元、席征庸，吃東來順。」
紅學專家馮其庸在1994年《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出版時，稱姚舞雁為「版式專家」：「決心徹底全面重校重排，所有文字都用原書一一核校，我還請版式專家姚舞雁先生重新劃定版式，並由她作復校，最後由我定校。經此番努力後，從版式到文字、分段、標點以及眉評、回後評等等，皆認真定，面目為之一新。」
姚西曜在鄉下當了一輩子土財主，希望兒子有點出息。在姚公埠念過私塾之後，姚西曜就把兒子送到諸暨縣立中學上學，不久轉往紹興越材中學（現名建功中學）上學，後來姚蓬子講話有點「紹興官話」的味道，便是紹興越材中學給他留下的印記。
中學畢業之後，他進入上海中國公學，然後前往北京大學。
1924年夏日，姚張氏常常發燒，氣喘，不斷地吐濃痰。不知怎麼回事，她的臉上還長出許多紅點。
就在這個時候，18歲的姚蓬子從北京大學急急奔回老家，探望重病的母親。姚張氏的病越來越重，水米不進。
姚西曜趕緊從幾十里外請來醫生。醫生只略微看了一下，便連連搖頭，寫下處方，連飯都不吃，就拎起出診皮包走了。
醫生不吃病家的酒菜，這意味著病人已病入膏肓。
醫生臨走留下一句話：「如果病人臉上的紅點褪去，那就不行了。」
姚西曜還來不及去抓藥，妻子臉上紅點褪去，一命嗚呼。
佇立在母親墳頭，姚蓬子久久無言。他把無限哀思，凝在一首題為《自從我死去了母親》的小詩裡。
逝者長眠，很快從人們的記憶中流逝。白色的紙花、黑色的布幔剛剛掃去，姚家小院掛起了紅花、紅布，燃起了喜慶的鞭炮。
一頂花轎抬進了小院。姚西曜在姚張氏死去的當年便娶了繼室，叫馮雅琴。比起姚張氏來，馮雅琴顯得更為精明能幹，尤其是擅長理財。兩年之後，馮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飛雁。又過三年，馮氏再生一女，取名姚鳴雁。
1937年，姚西曜明顯地消瘦下去，胃口越來越差。他不斷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塊，終於一病不起，死於姚家老屋。
馮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著佃戶耕種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過著無憂無愁的日子。直到臨近解放之際，她知道世道要大變，便賣了土地、家產，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與姚蓬子之間的感情，不好，也不壞。
生母姚張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學同學周頌棣住在離姚公埠80里路左右的地方，托人帶來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來到周家，結識了周頌棣的姐姐周修文。他有心，她有意。本來是為了驅散喪母之痛，卻迎來了愛情之蜜。
沉醉在詩的夢幻中的姚蓬子將情思化為情詩：
你小小的唇正像一顆酸果兒， 雖然顏色是紅晶石似地鮮艷， 味兒卻酸酒一般苦。 因為我正想試嘗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們的唇兒觸著時， 我的眉間透露了笑意。
愛情雖然滋潤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對自己未來充滿種種幻想的姚蓬子，不滿足鄉間的平淡生活，他常常夢想著哪一天成為一個大人物，大聖人。於是，他告別了浣江的水，告別了母親的新家，告別了戀人的紅唇，來到了繁華的大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