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上海香山路9號，張春橋和文靜正在家裡收拾行李。
狄克在《解放日報》總編兼社長的金椅子上坐了三年，忽然要離開上海了。
為什麼呢？中共中央宣傳部已經下達調令：調張春橋進北京，擔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解放日報》同仁為了慶賀張春橋高昇，為他設宴餞行。
往日，向來不苟言笑的張春橋，那天顯得有點反常，總是瞇著三角眼，話也格外多。
王維記得[128]，酒過三巡，幾乎不談心裡話的張春橋，出語驚人。他噴著酒氣，頗為得意地說道：「《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不是張好坐的椅子。我的前任是犯了錯誤給趕下去的。我總算幸運，沒有犯錯誤，今日可以與大家盡歡而散！來，為我們的盡歡而散乾杯！」
張春橋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高高地舉起了酒杯。
歡送宴會舉行過了，細軟也已收拾好了，正在張春橋欲走未走之際，又一樁意外的事發生了。
事情是因陳毅的工作調動引起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城新生。第三野戰軍司令兼政委陳毅被任命為上海市市長、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提名，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本來，自1949年10月1日起，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為了減輕周恩來的工作擔子，周恩來出任國務院總理時，不再兼任外交部長。於是，陳毅作為最恰當的人選，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
陳老總的工作重心北移。雖然他還兼著上海市市長之職，直至1958年10月才辭去這一職務，但是他畢竟沒有那麼多的精力，主持上海黨政常務工作。
顯然，需要另外遴選一人，來滬主持全面工作。
調誰呢？調柯慶施！
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舉攻克石頭城。28日，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告成立，劉伯承為主任，宋任窮為副主任。
5月11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市長為劉伯承，副市長為柯慶施、張霖之。
1949年冬，當劉伯承調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柯慶施便成為南京市市長。後來，他又成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成了江蘇的第一號人物。
1954年秋，已經內定柯慶施為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柯慶施在正式走馬上任之前，便先來上海摸摸情況。
恰巧，就在柯慶施來到上海之際，聽說了調張春橋入京的消息。
柯慶施與張春橋曾在石家莊共事，相處不錯。
柯慶施緊急召見張春橋。
「聽說你要調北京？」柯慶施問道。
「是的，調令已經下達，調我去當《人民日報》副總編。」張春橋答道。
「你願意去北京？你樂意去當《人民日報》副總編？」柯慶施提出了一連串問題。
這下子，把張春橋弄糊塗了。他一時猜不透柯慶施的用意。說實在的，自從接到調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去北京，在《人民日報》工作，跟黨中央那麼的近，陞遷的機會當然比上海多；不過，一想到那個「副」字，他就洩氣，彷彿回到當年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那些難堪的日子。再說，好不容易在《解放日報》苦心經營了三年，在上海紮下了又長又深的根，如今驟入人地生疏的首都，一切要從零開始。
面對柯慶施的提問，張春橋說了一句模稜兩可的話：「不論去北京還是留上海，我都無所謂—我服從組織分配！」
「好，好，那好辦，你就留下來！」柯慶施眉開眼笑道。
「中宣部那邊怎麼辦？是中宣部要調我去北京的。」張春橋提醒柯慶施道。
「中宣部那邊，你不用管，我會去打招呼。」柯慶施說道，「當年，你我在石家莊共事，有過愉快的合作。希望今後在上海，繼續那樣愉快的合作……」
果真，柯慶施給中宣部掛電話，留住了張春橋。
在柯慶施看來，上海是一個很深很大的海，暗湧時起，險浪驟生，要想在這樣的海上駕舟，非有一個知海性、熟海路的智囊不可。張春橋是他求之不得的智囊：此人30年代就已在上海，何況在擔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時又熟悉了上海方方面面的人物；當然，最重要的是，在石家莊，他就發現，張春橋是一個善於出點子的「軍師」。
於是，喝過歡送酒的張春橋，依然坐在《解放日報》社四樓的總編辦公室裡。已經運到火車站的行李，又全部運回到香山路9號。
[123]《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遠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第20—21頁。
[124]胡彰武，1960年判刑，1962年保外就醫。
[125]胡彰武將秦啟榮的密信交柏俊生後，由柏的老婆趙正平轉交趙君弼即趙福成。柏良，趙正平之子。
[126]1986年7月8日，葉永烈採訪王維於上海。
[127]1986年7月8日，葉永烈採訪王維於上海。
[128]1986年7月8日，葉永烈採訪王維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