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坐進了上海《解放日報》社四樓的總編辦公室，桌上的煙灰缸裡很快就積滿了煙蒂。
每天上午，張春橋9點左右來到報社，在那裡吃中飯、晚飯，到了晚上八九點鐘，他拎起公文包下樓。經過三樓時，他總要到309房間夜班編輯室坐一會兒，然後回到香山路9號家中。
據當年《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對筆者談及張春橋印象[126]，用了八個字：「一本正經，不苟言笑。」
張春橋在報社裡，從來不參與吹牛、聊天。他的嘴巴甚緊，從不談起過去，從不談及自己的經歷。他在《解放日報》工作幾年，與他共事的人，居然不知道他30年代曾在上海幹過！
張春橋的面孔，總是那樣板著，喜怒哀樂不形於色，叫人高深莫測。報社裡，編輯們常常開玩笑，可是誰也不敢跟張春橋說一句笑話。每當見到他，總是恭恭敬敬叫一聲：「春橋同志！」他呢，微微一點頭，算是打招呼了。
那時候，編輯部在三樓、四樓，而一樓、二樓是印刷廠。編輯們白天編稿，印刷廠夜裡印報，倒是錯開時間，相安無事。後來，《人民日報》在上海發行航空版，由《解放日報》印刷廠代印。這下子，白天轟隆隆印報，吵得編輯們心煩意亂。
好心的報社經理，去找上海市副市長宋日昌，反映編輯們的意見，希望市政府幫助解決一下問題。宋日昌很爽快，說道：「我看，可以讓東湖招待所騰出一幢樓，給《解放日報》社辦公，那裡安靜。你回去，請張春橋出面，向市政府反映情況，代表報社要求……」
編輯部會議，經理喜滋滋地把好消息告訴大家。當經理轉達了宋日昌的意見之後，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向張春橋。
沉默片刻，張春橋的牙縫裡，才擠出這麼一句話：「我不去！」
大家深感驚訝。張春橋慢慢地抽著煙，用極為嚴肅的口氣說道：「吵一點，有什麼關係？當國民黨的飛機在天上飛的時候，毛主席照樣在延安窯洞裡看書呢。我看，你們不要太嬌氣……」
張春橋這麼一說，誰也不再吱聲。自然，東湖招待所的房子也就告吹了。
張春橋十分「艱苦樸素」。他住在香山路9號《解放日報》宿舍，一幢小洋樓二樓，六十多平方米。他家的傢俱很簡樸。書櫥裡，放著一整排馬列著作，給人的印象彷彿他是一位道地的馬列主義者。來了客人，他總是以粽子糖招待，以為那包著花花綠綠紙頭的高級糖果不夠「樸素」。冬天，他穿的棉襖已打了好幾處補釘了……
他的樓下，住著王維。當他搬走之後，王維遷入張春橋的房子，而王維的房子裡則遷入姚文元。曾經先後與張春橋、姚文元為鄰的王維，對兩人作了有趣的比較[127]：
張春橋下班之後，逕直上樓，進屋關門。他從不串門，不到我屋裡坐一坐。雖然我們當時是正、副總編，有事只在報社辦公室裡談，回家之後互不來往。他是一個「嚴肅」的人。我們的家屬，也只是見麵點點頭而已。
姚文元的「功夫」，看來不如張春橋。姚文元搬來以後，很隨便。他的岳母—金英的母親，跟他們一起住，操持家務。星期天，姚家燒了什麼好吃的，就端上樓，分一碗給我，我也常常「投桃報李」。空閒時，聊聊天。姚蓬子偶然也來，但不與我講話。姚文元從不向我介紹那是他父親—雖然他明知我會猜出是姚蓬子。
不過，姚文元後來「高昇」之後，也變得夠嗆。記得，有一回，金英的母親跟我閒聊，說及當年姚文元如何追求金英的一些趣事，並說一開始金英嫌姚文元「書獃子」氣太重，還有點不大願意跟他談戀愛—我聽了之後，當作笑話，跟別人說起。「文革」中，變成了我的「罪行」，罪名是「惡毒攻擊中央首長姚文元」！1967年秋，《解放日報》的造反派曾向張春橋請示，王維能不能「解放」。第一回，張春橋不表態—這就意味著不同意。張向來如此。無奈造反派不知張的脾氣，又去請示。這一回，張春橋終於說話了，他說「王維借姚文元丈母娘之口，惡毒攻擊姚文元，這樣的人怎麼可以用呢？」張春橋這麼一說，造反派才明白過來……
王維跟筆者談及的張、姚印象，可以說既如實，又生動。唯有他先後與張、姚做鄰居，才會有這樣的比較。
雖說張春橋很注意「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可是他自己住的房子又好又大，每月房租要靠公家予以補貼。
張春橋再三聲言，他厭惡「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不過，他給《解放日報》寫的文章，總是登在最顯要的地位，總是按最高標準付給稿酬。
1954年1月，張春橋作為中國新聞工作者訪問《真理報》代表團成員，在蘇聯訪問了兩個月，益發得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