闊別大上海十二載，狄克終於回來了！
這一回，不再在福州路當張靜廬手下的小夥計，卻成了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
走馬上任之後，張春橋才意識到這個「副」字，太礙手礙腳了。
正局長何人？大名鼎鼎的范長江，是《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等震動全國的系列通訊的作者，曾任《新華日報》社社長、中共南京代表團發言人，有著很高的聲望。
剛進上海，范長江還兼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社社長。
在范長江之下、張春橋之上，還有個副局長惲逸群。
比起張春橋來，惲逸群的資歷要深得多：早在1927年便已加入中國共產黨—那時，張春橋還不過是個10歲的娃娃。1935年，惲逸群鐵筆一支，為上海《立報》寫評論。在那幾年之中，他「每天寫的四五百字的評論，成為北至長城，南至兩廣、雲南，西至甘肅、四川廣大革命人民的主要參考材料，從那裡揣摩時局動向和鬥爭的方針、方法。塔斯社奉命要逐日一字不漏地電告莫斯科……」後來，他進入解放區，出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報《大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
有著這麼兩個在中國新聞出版界廣有影響的人物在前，張春橋當個「老三」，做個「配角」，心中不是個滋味。
總算范長江走了，調往北京，任人民日報社社長，而惲逸群成了正局長，兼《解放日報》社社長、總編輯，又兼華東新聞專科學校校長。
在張春橋看來，惲逸群成了壓在他頭上的一塊石頭。
最使張春橋感到不快的是，惲逸群跟鄧拓一樣的嫉惡如仇，不留情面。誠如惲逸群在其自述中所言：「我對於自己認為不妥的事，不論對方的地位多高，權力多大，我都要說明我的看法和意見，這對表裡一致的人本是平常的事，但對於心中有鬼者，就必然既怕且恨，就要置我於一死地而後快！」
張春橋是個「心中有鬼者」，他想撬掉惲逸群這塊大石頭，苦於沒有機會。張春橋對《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這把金交椅，垂涎三尺。他寧可不要副局長的空名，巴不得拿到這把可以左右上海輿論的金交椅。
一個極其偶然的機會，惲逸群絆了一跤，張春橋趁隙而入，奪得了那把金交椅。
事情發生在1951年9月3日凌晨。
9月2日，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大本營三方代表，到東京灣美國「密蘇里」號軍艦上，舉行了日本無條件投降書籤字儀式，日本宣佈正式投降。於是，9月3日被定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1951年9月3日，是抗日戰爭勝利6週年紀念日。
這天出版的《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新華社9月2日電訊，醒目的標題為：《抗日戰爭勝利日六週年毛主席電賀斯大林大元帥》。
然而，當人們翻開同日的上海其他報紙，發覺比《解放日報》多了一條電訊：《抗日戰爭勝利日六週年斯大林大元帥電賀毛主席》。
奇怪，《解放日報》為什麼不登《斯大林大元帥電賀毛主席》呢？《解放日報》是黨報，是否意味著中共對於斯大林大元帥有看法？
政治神經異常敏感的上海新聞界，頓時議論紛紛。
消息飛快地傳入惲逸群耳中。他風風火火趕往上海《解放日報》社，調查其中的緣由：
說實在的，那時候的上海新聞界，通訊設備非常落後。新華社的電訊，要靠新華社華東分社接收、油印，然後派通訊員分送到各家報社。毛澤東致斯大林的賀電先發，所以到了9月2日夜間，電文稿已分送到上海各報社。可是，斯大林的復電，是9月2日上午九時二十二分從莫斯科發出的。這時，相當於北京時間十四時二十二分，亦即下午二時二十二分。經過俄譯中，再經過譯成電碼，發到各地，又花費不少時間。當新華社華東分社把斯大林復電稿送到上海各報社，已是9月3日凌晨三時。《解放日報》社總務科的一位同志收了電訊，以為是一般公文，沒有在意，於是，9月3日的《解放日報》上，便漏登了斯大林的復電。
本來，這很明顯是一樁因一時疏忽造成的新聞事故。為了挽回影響，惲逸群採取補救措施，在9月4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補發新華社9月2日電訊：《斯大林大元帥電毛主席祝賀抗日戰爭勝利日》。
這「九三事件」，到此應該可以畫上休止符。
可是，過於正直敢言的惲逸群，得罪過一些人。此時此刻，他們抓住「九三事件」狠狠地乘機攻擊惲逸群。其中的「積極分子」之一，便是張春橋。
面對種種責難，磊磊落落的惲逸群承擔了「九三事件」的全部責任。
9月5日，《解放日報》在頭版左下角，刊登了惲逸群的公開檢查：
關於本報漏登《斯大林大元帥電毛主席祝賀抗日戰爭勝利日》電文的檢討
9月3日，新華社於晨十二時四十分截稿（應為零時四十分—引者注），三時又補發斯大林大元帥電毛主席祝賀抗日戰爭勝利日的稿件，這時，編輯部同志都已回宿舍，而總務科值夜班的同志又將稿件壓下未通知編輯部同志，致將這一重要稿件遺漏了，造成嚴重政治錯誤。這是因為我們工作制度不健全及對工作人員教育不夠所造成的；今後保證不重複同樣的錯誤，除在此預先向讀者致歉外，我們正遵照華東局的指示，繼續進行深刻的檢討，並聽候黨委的審查。
社長 惲逸群
惲逸群的公開檢討，本來意味著「九三事件」的結束。不料，事態進一步擴大。幾天之後，竟導致了他的下台！
張春橋取而代之，走馬上任，成為《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坐上了他夢寐以求的金交椅。
這是一個通天的位置。作為《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張春橋三天兩頭與上海黨、政、軍首腦人物聚晤，以至與中央領導建立經常的聯繫。
這是一個消息靈通的所在。上海各界的一舉一動，他都馬上知道。他瞭解上海的脈搏，上海的三教九流，為他日後成為上海的統治者打下了基礎。
這是一個擁有無上權力的職位。他可以利用報紙，捧一些人，壓一些人。特別是報社的《內部情況》，直送中央和上海的領導人物。他的《內部情況》，三天兩頭要點一兩個部、局以上領導幹部的名。他不斷地擴張著自己的勢力。
狄克今非昔比，成了上海的大員、要員。
那個被撬下台的惲逸群，從此蒙受了一連串的打擊。
幾個月之後，他受到「三反」運動的猛烈衝擊，開除黨籍，降為地圖出版社副總編輯。
1955年，受潘漢年冤案牽連，他被捕入獄達11年之久。
1966年冬，他才終於出獄，被派往江蘇阜寧縣中學擔任圖書館管理員。每月工資僅37元。他還沒有來得及喘一口氣，「文革」風暴又把他捲入無休止的批鬥之中。直到1978年9月，73歲的他，才算被調往南京，在國家第二檔案館工作。他僅僅過了兩個多月的人的生活，便於12月10日油盡燈滅，溘然去世。
在這位老革命、優秀中共黨員、優秀新聞工作者、優秀學者離世幾年之後，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
1973年7月8日，身處逆境的惲逸群在致胡愈之的信中，寫下擲地有聲的話語：「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鬱萎頓而畢命，亦未神經錯亂而發狂。平生以『不為物移，不為己憂』自律，經此二十年檢驗，圭未蹈虛願。」
就在惲逸群一步步跌進地獄之際，張春橋直上青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