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那是東鄰延安城牆的一家地主的院落。後來，史沫特萊遷往鳳凰山東麓一排五孔的窯洞裡。史沫特萊和吳莉莉住中間兩孔相通窯洞的後窯，前窯住著為她們專門配備的警衛員。與她們比鄰而居的是共產國際常駐中國顧問奧托·布勞恩（李德），以及當初隨斯諾一起來陝北的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馬海德）。
值得提到的是，當時毛澤東與賀子珍也住在鳳凰山的窯洞裡，離史沫特萊和吳莉莉的窯洞很近。由於史沫特萊採訪毛澤東，而吳莉莉居中翻譯，因此吳莉莉跟毛澤東有了許多接觸，毛澤東也經常到史沫特萊、吳莉莉的窯洞裡去。
史沫特萊在她的《中國的戰歌》一書中，曾經這麼寫及：「毛澤東常到我和我的翻譯同住在一起的窯洞裡來，於是我們三人一起吃便飯，縱談幾個小時。因為他從來沒有出過國，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問題。我們談到印度，談到文藝。有時他朗誦中國古代詩人的名句，有時他低吟自己寫的律詩。他有一首懷念他第一個夫人的悼亡詩，因為她被國民黨殺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試著跟我的女秘書學北京官話，跟我學英語，學唱英文歌子。」
珍妮斯·麥金龍、斯蒂芬·麥金龍所著的《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一書中，則根據史沫特萊的記錄這麼寫及：「毛澤東常常會在太陽剛一落山和開始工作之前，帶一名警衛，來到史沫特萊的窯洞。他們一邊喝茶或喝米酒，一邊談天說地。他對外國的情況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和艾格妮絲同歲。他詳細詢問她的生活經歷，包括她的愛情生活。毛讀過一些譯成中文的西方詩歌，他問艾格妮絲，她是否體驗過拜倫、濟慈和雪萊那一類詩人所讚美的那種羅曼蒂克愛情。……他說，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說中讀到的那種類型的愛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樣的。在他遇到過的人中間，她（史沫特萊—引者注）似乎是體驗過這種愛的第一人。他似乎覺得曾經錯過了點什麼。莉莉好像喚醒了他對於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正是吳莉莉「喚醒了」毛澤東的「青春幻想」，所以毛澤東對吳莉莉充滿特殊的好感。
《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一書繼續寫道：「每當她與毛討論羅曼諦克的愛情時，對話似乎是說給原是充當中間人的吳小姐聽的。討論過程中毛做詩，吳麗麗當然比史更欣賞毛的詩。她以毛詩中所用的韻律賦詩作答，這使毛很高興。他們詳細討論未來新社會中的男女關係，這些思想，都進入了以舊詩詞的形式寫就的詩篇。」
毛澤東寫給吳莉莉的詩，沒有流傳下來，因為吳莉莉在離開延安時含淚燒燬了毛澤東的詩稿。
吳莉莉也能寫詩。她以毛澤東寫給她的詩的韻腳所和的詩，也沒有流傳下來，同樣因為吳莉莉在離開延安時含淚燒燬了她寫給毛澤東的詩稿。
《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一書中披露：「他的詩詞在過去幾周內有了明顯的進步。」這表明，毛澤東寫給吳莉莉的詩，不止一首。
值得注意的是兩個細節：其一，在毛澤東一生中，只為楊開慧、丁玲、吳莉莉、江青四位女性寫過詩詞；其二，毛澤東的詩詞創作從1937年寫給吳莉莉的詩詞之後，再也沒有詩興，中斷了六年之久，直到1943年為悼念國民黨軍抗戰殉難烈士戴安瀾做了一首詩。
海倫·斯諾在她的《延安採訪錄》一書中，有一節《同毛澤東共進晚餐》，內中寫及「莉莉」，即吳莉莉：
今天是（1937年）5月31日。我在門外的小爐子上烤了兩塊白薯，要了兩筒菠蘿罐頭。翻譯莉莉小姐炒了辣椒和雞蛋。史沫特萊還在餐廳要了白菜湯。除了小燒餅外，還有大鍋餅。
傍晚，景色非常美麗，就像馬克斯菲爾德·帕裡什的油畫，是那樣的清晰，那樣蔚藍。毛澤東看著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給她的花澆水，並聞了聞兩盆玫瑰花。他問我，美國人最喜歡栽種的是什麼花。我說是玫瑰。
兩隻小狗不見了。史沫特萊的衛兵和另一個衛兵打起架來，那個衛兵打過他的狗。他經常打架（指的是她的小鬼）。她的特務員患過肺炎，身體很虛弱。她想給他一些牛奶和可可粉，可是他不要。她那位新來的特務員看起來像J. E. 布朗。我問他是不是愛爾蘭人，他說：「不，是陝北人。」他幹活很利索，臉上有一對酒窩，總是掛著微笑。
連隊住的山坡下有一個廣場，操練拼刺的喊殺聲響徹整個山谷。「那是回聲，」艾格妮絲說，「你站在山頂上可以聽見毛澤東演講。」他們唱《狄克西蘭》，一直唱了半個小時。我想給他們教教《斯特恩之歌》，莉莉會這首歌。我們經常在一起唱許多古老的歌曲。
毛澤東躺在炕上，枕著史沫特萊的鋪蓋卷（吉姆·貝特蘭曾經使用過。我把吉姆給我的那件紅襯衣送給了王汝梅）。飯菜弄好後，我們喝了白干。莉莉喝得太多了。毛澤東說，他也喝得太多了。整個晚上，他同莉莉拉著手，她依在他的膝上，顯得並不陌生。史沫特萊一直在咳嗽，可她不想去治療。她屋裡經常備有優質紅茶，是利普頓牌的。
……
艾格妮斯經常用撲克牌玩單人紙牌遊戲、算命，非常有趣。除了丁玲外，我們在延安找不出一個「危險的」婦女可以同莉莉相匹敵，丁玲可算一個，不過她現在也太胖了（原註：莉莉是個女演員，留著長長的卷髮，非常漂亮。她最近剛到延安，當英語翻譯。我寫了她的生平）。艾格妮斯和我假裝爭奪徐海東，把毛澤東逗樂了。[68]
在海倫·斯諾筆下，「整個晚上，他同莉莉拉著手，她依在他的膝上」，表明毛澤東與吳莉莉的關係非同一般。
終於，賀子珍忍無可忍，爆發了「吳莉莉風波」。
史沫特萊曾經把「吳莉莉風波」告訴埃德加·斯諾。斯諾在史沫特萊去世後，在日文版《毛澤東的離婚》一書中講述了這一風波。斯諾先是寫及賀子珍與史沫特萊之間產生的矛盾：
延安的婦女們開始注意到男人中有一種挑戰的意味。她們懷疑史沫特萊是主要禍根。比如，她們認為一個外國女人用那麼多時間同她們的丈夫在她窯洞裡談話實在是怪事。……
正是毛的妻子賀子珍最不喜歡史沫特萊。反過來，史沫特萊坦率地表示，她認為賀子珍過的是蒼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備一個革命領袖妻子的必要條件。史沫特萊對賀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結果，兩人之間雖沒有發生什麼爭吵，但相互敵視是很深的。
史沫特萊有個習慣，常諷刺年輕的共產黨官員們怕老婆。她半開玩笑地對他們說，如果他們自己不能從婦女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也就不可能解放全中國……史沫特萊把西方舞引入延安，使一些人忍無可忍，她激起了妻子們的公開反對。
……
在一封信裡，史沫特萊有趣地寫道：「毛說因為婦女不會跳舞，她們全都反對跳舞。」還寫道：「我還沒有用跳舞腐蝕毛，不過很快就可能成功。他想學跳舞唱歌以備有機會出國，因而他必須學會最新的狐步舞。」[69]
史沫特萊在延安首倡舞會。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一書中寫及：「在延安召開的一次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期間，我試著教他們一些人如何跳舞，他們勤奮好學，每事必問，不怕丟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面。周恩來接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跳舞像一個人在演算一道數學習題似的。彭德懷喜歡作壁上觀，但不肯下來跳一次舞。賀龍在青磚鋪的地上隨音樂旋律一起歡跳，他是身上唯一有節奏感的舞師。」
毛澤東對於跳舞，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毛澤東說，「跳舞就是照著音樂走路。」
毛澤東後來回憶說：「在延安我們也經常舉辦舞會，我也算是舞場中的常客了。那時候，不僅我喜歡跳舞，恩來、弼時也都喜歡跳呀，連朱老總也去下幾盤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樣）。但是我那位貴夫人賀子珍就對跳舞不喜歡，她尤其對我跳舞這件事很討厭……」[70]
斯諾在日文版《毛澤東的離婚》一書中寫及了吳莉莉其人：
吳莉莉是晚間舉行「交際舞」的明星。她也是延安「現代劇」劇團的主要演員。她的特長是扮演西方戲劇中的主角，與延安那些呆板的婦女相比，吳好像神話故事中一位鮮艷奪目的公主。對長期生活在農民中間的延安男人來說，吳不只是有一張漂亮的臉蛋，她可同中國歷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楊貴妃相媲美。
史沫特萊與大多數領袖談話都是吳做翻譯。史沫特萊和她是女搭檔，親密朋友。通常當高級領導人不帶妻子去拜訪吳時，史沫特萊就充當吳的女伴。
紅軍正在享受幾個月戰爭間歇的和平。春意融融，嫩禾染綠了紅色的土地，海棠花競相開放。終於擺脫了連年戰爭的毛澤東，閱讀大量書籍，撰寫政治和哲學方面的論文。鮮為人知的是毛澤東還寫了大量的詩以指導吳莉莉。太陽一落山，毛在開始工作前，常常帶著一個警衛員到史沫特萊的窯洞去，他們邊喝米酒或茶邊聊天。他對外國表現了極大的興趣。毛和史同年，他詳細詢問了她的經歷，包括她的愛情生活。毛讀過一些譯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詩，他問史沫特萊是否體驗過像拜倫、濟慈和雪萊這類詩人讚美的浪漫的愛情。
史沫特萊談到了她和查托的婚姻，他們作為情人和同志如何共同為印度的自由而鬥爭。她說查托是她一生中僅有的真正愛情。接著，毛想確切地知道，「愛情」對她意味著什麼，她和查托在日常生活中怎樣表達愛情。如果他們的婚姻是精神和肉體的結合，為什麼兩人爭吵以致最終分手？
史沫特萊後來對我（指斯諾）說：「他（毛澤東）孩子般的好奇使我驚訝。」還有，「他說他懷疑從西方小說中讀到的那種愛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麼樣。在他認識的人當中，我似乎是第一個體驗過這種愛情的人。他似乎覺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吳莉莉好像在他內心深處喚醒了一種微妙的、細緻的感情及青春的熱望。她（吳莉莉）總是在毛和史談話中充當中間人，而我們可以假定毛向史提出的某些問題是直接對著吳莉莉的。吳莉莉是那麼生氣勃勃、敏感、優雅，每當史與毛討論羅曼諦克的愛情時，她感到對話是說給莉莉聽的。討論過程中毛做詩，莉莉當然比史更欣賞毛的詩。莉莉以毛詩中所用的韻律賦詩作答，這使毛很高興。他們詳細討論解放後新社會中男女平等條件下的男女關係，這些思想進入了以舊詩詞的形式寫的詩篇。[71]
斯諾在日文版《毛澤東的離婚》一書中，詳細寫及吳莉莉的出現使賀子珍陷入不快之中，賀子珍不時地發脾氣，甚至發展到打了吳莉莉，發生了「吳莉莉風波」：
有一個夜晚，史已經睡下，窯洞外面有布鞋走路的聲音，她聽到毛澤東輕柔的南方口音，他是去隔壁莉莉的窯洞，洞裡的燈還亮著。史沫特萊聽到敲門聲，門打開又關上。她剛想重新入睡，忽聽一陣急促的腳步衝上山來。接著，吳的窯洞門被推開。一個女人尖利的聲音劃破了寂靜：「混蛋！你想欺騙我，溜到這個資產階級舞女家裡來。」
史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窯洞。毛的妻子正用一個長長的手電筒打毛。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舊戴著他的棉帽子，穿著軍大衣。他沒有制止他的妻子。他的警衛員立在門旁，顯得很尷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氣不接下氣才停手。毛最後站起來。他看上去很疲倦，聲音沉著嚴厲：「別說了，自珍。我和吳同志之間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我們不過是聊天。你作為一個黨員，正在毀掉自己，你幹的事情你應該覺得可恥。趁別的黨員還不知道，趕快回去吧。」
毛的妻子突然轉向吳莉莉。吳背靠著牆，像一隻嚇壞的小貓。賀罵道：「舞廳的婊子！你大概和什麼男人都勾搭，還想欺騙主席？」接著她走近吳莉莉，揮起手中的電筒，另一隻手抓她的臉，掀她的頭髮。血從莉莉的頭上流了下來，吳跑向史沫特萊，躲在她背後。
毛的妻子又轉向史：「帝國主義分子！」她喊道，「都是你鬧出來的，回你自己的家裡去。」接著她用手電筒打這個「洋鬼子」，史沫特萊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將賀推倒在地。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聲喊道：「你算什麼丈夫？還算是男人嗎？你是共產黨員嗎？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的打，你一聲也不吭。」
毛責備妻子道：「她沒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衛的權力，是你羞辱了我們。你的行為簡直像美國電影裡的闊太太。」毛氣憤已極，但盡力克制著，他命令警衛員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賀不甘罷休，不肯起來，毛不得不叫來另外兩三個警衛員，最終使歇斯底里的賀離開了。他們下山時，毛默默無語地跟在後面。許多人從自己的窯洞裡驚奇地望著他們走下山去……[72]
王行娟在她所著《李敏·賀子珍與毛澤東》一書中，這麼寫及這場風波：
在史沫特萊和女翻譯（即吳莉莉—引者注）來到延安之後，他們夫妻之間有過不愉快的爭吵。毛澤東是個以文會友的人，對於談話投機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熱情相待。他覺得同史沫特萊和女翻譯的談話很愉快，很有益，接觸就多了些。
這本是極正常、極普通的事情，但是在一些「男女授受不親」封建思想濃厚的人看來，似乎是不正常的事情了。還有一些多事的人把無中生有的不實之詞，傳到賀子珍的耳朵裡，甚至有人給她提出了忠告。本來對這兩個新派人物有些看不習慣的賀子珍，頓時心亂如麻，無法平靜下去。
有一天，賀子珍外出以後回家，經過一個窯洞，發現毛澤東的警衛員在門口站崗，她料到毛澤東就在裡面，就推開門往裡走。毛澤東果然在裡面，同他在一起的，還有那位女作家和女翻譯。這可能就是那位女作家的住所，他們三人談興正濃，神采飛揚。
賀子珍一見到這般情形，曾聽到過的傳言頓時湧上心頭，臉色陰沉下來。
屋裡本來熱鬧的氣氛霎時消失，安靜得沒有一點聲音。這是極尷尬的局面。那位活潑的女翻譯想打破沉寂，就笑著拉賀子珍坐下。賀子珍想擺脫對方的拉扯，但擺脫不開，不由得使了點勁，嘴上還說：「你少來這套！」她最後那一下子，力度大了點，不僅把女翻譯的手甩開了，而且使她站立不穩，幾乎摔倒。於是這位女士叫嚷了起來，連哭帶鬧的。
不知她叫嚷時用的是什麼語種，也不記得她都說了些什麼，其結果是那位女洋人出來打抱不平，並且向賀子珍動了手。
賀子珍的挨打是很冤枉的。站在門外的警衛員聽到屋裡一片嚷嚷聲，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連忙推門進來。他看到那位女作家氣勢洶洶地要打賀子珍，就想過去攔阻。這位小戰士沒有拉架的經驗，他本意想保護賀子珍。這樣，他應該去拉那兩隻要打人的手，他卻用雙手把賀子珍的雙臂夾住，讓賀子珍動彈不得，使她失去了保護自己的能力，無法抗拒對方的攻勢。於是，人高馬大的史沫特萊一拳打到賀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頓時充血，黑了一圈。
正當她要揮出第二隻拳頭時，毛澤東說話了。他先對賀子珍說：「子珍，你幹什麼，你瘋了？」然後又對那位洋人說：「你不能再打。你有什麼話，你對我說。」說完，他把賀子珍帶走了。
賀子珍被打的眼睛腫得像個大核桃，無法出門。每當人們問她你的眼睛怎麼樣啦，她都不願說出真情，只是說自己不小心撞的。
賀子珍自己敘述的經過就是這樣。從她的敘說中可以看到，挨打的是她，而延安當時流傳的是她打了人，而且傳言中說成是她打了毛澤東。賀子珍曾經委屈地說我怎麼可能打主席呢，論力氣我也不是他的對手呀。[73]
關於「吳莉莉風波」，與史沫特萊、吳莉莉相鄰而居的李德是當時的目擊者之一，在他所寫的《中國紀事（1932—1939）》[74]中也曾詳細寫及。李德本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當年共產國際派往中共的軍事顧問，毛澤東的政敵。1935年1月遵義會議所批判的，主要就是李德，毛澤東取李德而代之，掌握了紅軍指揮權。鑒於李德對毛澤東頗為反感，他的回憶錄也明顯地帶有偏見。不過，他畢竟是那段歷史的目擊者，他的回憶可供參考：
1937年夏天或秋天，艾格妮斯·史沫特萊和埃德加·斯諾的夫人來到延安（我在一本書中看到，說是斯諾本人，其實不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萊為自己寫朱德搜集材料，這本書名為「偉大的道路」，1958年出了德文版。因為她幾乎不會講中文，於是就派吳莉莉給她當翻譯，這位女翻譯英文講得很好。毛澤東常常看望這兩個美國人—有幾次我也在場—這樣也就認識了吳莉莉。由於艾格妮斯·史沫特萊從中介紹，毛澤東和吳莉莉常常在馬海德的住處見面，關於這些事我一點也不知道，因為他們見面的時間總是安排在我不在場、可能馬海德也不在場的時候。毛的夫人賀子珍是一位游擊隊員，受過傷，參加過長征。她知道了上述情況，對毛進行威嚇。1937年至1938年間的冬天，我親眼見到在毛的房間裡（不是在他的窯洞）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吵。……
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也寫及吳莉莉（吳麗麗）引出的風波：
在1968年再版的《紅星照耀中國》中，埃德加·斯諾曾提到過吳麗麗這個人。她是位女演員，曾令毛迷醉過，並且無疑是後來的江青的前奏。三十年代後期吳麗麗作為艾格妮斯·史沫特萊的譯員來到延安。後者是一位記者，並且是中共領導人的朋友。吳麗麗是位招人眼的女子，風姿綽約，並很有天分，也很有自己的見解。在當時都留運動短髮、不抹脂粉的延安，她一如既往地留著披肩燙髮，塗濃艷的口紅（她從上海帶來的）。1937年5月毛拜訪史沫特萊，恰逢還有吳麗麗、斯諾夫人（即尼姆·威爾斯）也都在座用晚餐。同許多在延安的年輕的政治狂熱分子一樣，吳麗麗崇拜毛。當他們都酒酣興濃時，她大膽地要毛握住了她的手。
賀子珍聽說了這件緋聞──而傳言是否要比斯諾夫人看到的要多，人們就不得而知了──她正式指控吳麗麗使她丈夫移情別戀。毛否認了這一指控。據斯諾的說法，其結果便是吳被流放出延安。
難道被放逐的吳麗麗真的是江青的先鋒官不成？儘管江青沒有專門指明她與毛交往的時間，但毛的對手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卻從側面告訴了我們這一點。1938年早春楊從上海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在那裡她被安排和賀子珍住在一個房間。一臉病容的賀向她介紹說她是毛澤東的妻子。楊子烈問她為什麼不在延安和她的丈夫及同志在一起。賀說她想去莫斯科看病，不想回延安。「澤東對我不好」，她解釋說，「我們總是吵架。他摔板凳我就摔椅子！我知道我們完了。」
「吳莉莉風波」引出嚴重的後果。珍妮斯·麥金龍、斯蒂芬·麥金龍所著的《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一書，這麼寫及：
翌日早晨，全城都在議論這件事。毛不得不重視它，他召開了中央會議，講明了事情的經過，並聽憑中央作最後裁決。會議決定將此事當作「秘密事情」處理，發佈了禁止議論此事的命令。但誰也制止不了毛夫人，她召集了許多延安夫人，以求得她們的支持，還要把史沫特萊和吳麗麗驅逐出延安。事情在鬧大，愈益不可收拾。最後，毛找到史沫特萊，對她說：「我們曾發誓對那令人不愉快的事隻字不提。但是，我的妻子沒有遵守諾言，現在城裡到處流言蜚語，令人不能容忍。我認為現在應該採取公開行動，駁斥流言蜚語。這次我要和子珍徹底決裂。我說出離婚的理由，人們就會明白事實真相。因此你不必再保密了，願意的話，你可以說話，為你自己辯護。」
毛請求中央同意離婚以徹底解決問題。此時正值盧溝橋事變發生，延安進入戰備狀態。中央迅速地作出了決定，正式批准毛離婚。賀子珍受到了批評，很快離開了延安，在西安稍作停留之後，便飛往莫斯科。吳麗麗也被逐出延安，她燒掉了毛的詩稿，加入了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開赴山西抗日前線。而史沫特萊，成了更加不受歡迎的人，她決定離開延安。
史沫特萊所說的「中央迅速地作出了決定，正式批准毛離婚」似乎是不確切的。賀子珍離開延安時，並沒有與毛澤東離婚。
不過，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引用斯諾的著作，有類似的說法：
她（指賀子珍—引者注）正式指控吳莉莉使她丈夫移情別戀。毛否認了這一指控。據斯諾的說法，離婚因而是由中央委員會的一個特別法庭裁定的，其結果便是吳和賀都被流放出延安，而後者我們知道，去了俄國。
維特克稱吳莉莉是「江青的先鋒官」，意即為江青成為毛澤東夫人鋪平了道路。
史沫特萊在即將離開延安時，因為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時間，到9月初「毛澤東斷然命令她離開延安」，便與斯諾夫人一起，告別了延安。
「吳莉莉風波」的後果是導致三個女人離開延安：
1937年8月底，吳莉莉離開延安，去了西安；
1937年8月底，賀子珍離開延安，後來輾轉去了莫斯科；
1937年9月初，史沫特萊離開延安，去了北平。
不早不晚，恰恰在這個時候，1937年8月底，一個比賀子珍、吳莉莉更加年輕的女性進入延安，進入感情蒙受打擊而處於鬱悶、孤獨的毛澤東的世界。她就是改名江青的上海影劇演員藍蘋。
那三個女人的離開延安，並非江青引起，與江青無關。然而那三個女人的離開延安，卻給江青創造了難得的「真空」。
海倫·斯諾曾經這樣評論毛澤東：「毛澤東是一個特別喜歡女人的男人，但不是普通的女人。他喜歡一個富有女人味的女人能為他營造出一種家庭氣氛，他欣賞美麗、漂亮和才智以及對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忠貞。他不畏懼有獨立頭腦的人，不拒絕口紅和卷髮。」
正因為這樣，當「美麗、漂亮和才智」以及對毛澤東和他的思想忠貞的吳莉莉之後，另一個「美麗、漂亮和才智」以及對毛澤東和他的思想忠貞的江青出現在毛澤東面前，理所當然受到毛澤東的青睞。
難怪有人曾經這樣評論賀子珍、吳莉莉和江青：「賀子珍的爭強好勝葬送了自己的婚姻，她是悲哀的；吳莉莉曾經與毛澤東是那麼接近，但她的命運不濟，她是可憐的；江青是幸運的，吳莉莉為她創造了機會，江青也把握了機會，終於與毛澤東白頭偕老。」
順便提一下，幾年之後，當曾志（當時任中央婦委秘書長，陶鑄夫人）從廣東來到延安問毛澤東為什麼要離開賀子珍，毛澤東說：「不是我要離開她，而是她要離開我。她脾氣不好，疑心大，常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採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一氣之下賀子珍說要去西安，然後到蘇聯治病，她身上有十一處彈片。我希望她能回來，寫了封信，派警衛員送去西安並接她回來。但賀子珍不回，卻捎回一方白手絹，上面寫了訣別信，不久就去了蘇聯。這封訣別信，至今還保存在我的鐵箱子裡。」[75]
不言而喻，毛澤東在跟曾志談話時，略去了「吳莉莉風波」。
據說，吳莉莉是「被禮送」離開延安的。毛澤東在與吳莉莉離別時說：「你是好女人，但不適合搞政治……」
又據稱，「吳莉莉風波」使吳莉莉引起中共情報部門的注意，懷疑她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來的戰略情報人員」（其實是子虛烏有），強制她離開延安，不讓她再與毛澤東見面。
就在吳莉莉被中共情報部門懷疑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派來的戰略情報人員」時，她一到西安，卻被國民黨當局視為貨真價實的「共諜」，把她逮捕。
這時，曾經與吳莉莉協議離婚的張硯田正在西安擔任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從獄中救了出來，復婚。
吳莉莉與張硯田育有一子一女。兒子叫張小芒，女兒叫張小菲。
然而，吳莉莉始終不能忘情於毛澤東。據香港媒體報道[76]：
往往在吃飯時，她會站起身來，舉杯高呼：「為那位北方的偉人祝福！」眼中放出異樣的光彩。
有一次她與閨中密友雷錦章（其夫是原西北大學校長張光祖，也是吳莉莉在北師大的同學）閒談，吳莉莉始終認為中國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澤東的身上，一談起「北方的那位偉人」竟然泣不成聲，連手中的煙卷熄滅了，煙灰跌落在白緞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後來竟然失聲痛哭起來。
又據稱，吳莉莉與張硯田感情不好。雖然在人們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親密和諧。但是一關上家門，就形同路人，誰也不再理誰。就連張硯田在外面與兩個歌女鬼混，吳莉莉也不聞不問，置若罔聞。
1949年，張硯田一家在成都。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率領下，東西夾擊，合圍成都。張硯田帶著兩個孩子乘飛機前往台灣，而吳莉莉堅持要留在成都，拒絕同行，躲到好友雷錦章家。
據朱漢生稱，張硯田到台灣一個月後，有一天，一隊國民黨士兵突然闖入張光祖和雷錦章的家，從臥室的大衣櫃裡把吳莉莉揪出來，她雖然竭力掙扎，哭哭啼啼，最終還是被強行拖上汽車帶走，送到了台灣。
張硯田在台灣任台灣農學院院長、台灣糖業公司董事長，還曾擔任「經濟部政務次長」，著有《人口與飢餓》、《中國土地政策導論》、《現代中國土地政策》等書。1986年病逝於台灣。
吳莉莉則在毛澤東去世的前一年—1975年病逝於台灣，終年64歲。兒子張小芒死於帕金森病；女兒張小菲則移民美國，成為經營中藥材的富商。
張硯田在與吳莉莉結婚之前，曾經在13歲時與一位年長他4歲的女子結婚，育有一子，名叫張依群。張依群在中國大陸長大。據張依群在《我的父親張硯田》一文中說，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因為他有這樣一位父親，坎坷了半生。特別是「文革」十年浩劫中，他受在台灣的父親株連，備受煎熬。「文革」之後他當了十年河北省人大代表，擔任了河北省樂亭縣政協第二、三、四屆副主席。他還擔任電力部的攻關課題組主持人，獲得過電力科學研究院的技術進步一等獎。
據朱漢生稱[77]，吳莉莉離開成都時，有一個手提箱沒有被拿走，存放在張光祖和雷錦章夫婦家。其中裝著毛澤東寫給她的四十多封信件、詩詞和一本有毛澤東親筆題詞的線裝書《聊齋誌異》。毛澤東在《聊齋誌異》上寫著「潤之贈吳莉莉」。成都解放之後，中共有關部門派人到張光祖和雷錦章夫婦家，把毛澤東那些書信收走了，並嚴詞警告他們：「此事不許告訴任何人！」
朱漢生說，雷錦章喜愛毛澤東寫給吳莉莉的那些情詩，曾悄悄抄錄了一份，把它們和那本有毛澤東親筆題詞的線裝書《聊齋誌異》深藏了起來。他們的孩子張宗愛小時候曾經讀過，印象頗深，便向母親索取，但雷錦章怕他惹事，只是答應，將來他長大了，可以把這些東西遺留給他。可惜在「文革」中毛澤東親筆題詞的線裝書《聊齋誌異》以及書信抄件不知去向。
在筆者看來，由於吳莉莉有相當好的文學修養，毛澤東贈線裝書《聊齋誌異》給吳莉莉是可信的。毛澤東曾經寫詩給吳莉莉，也可以從史沫特萊的著作中得到佐證，但是毛澤東寫給吳莉莉的信有四十多封之多，恐怕系訛傳。
史沫特萊稱，毛澤東與吳莉莉的交往，僅限於精神層面。這一評價是公允的。
對於毛澤東的精神世界而言，吳莉莉只是一顆匆匆而過的流星。然而毛澤東卻深深烙在吳莉莉的心中，成為影響她一生的一顆恆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