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藍蘋對維特克說，她是從西安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北行，朝延安進發。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幾天，仍無法通車。只得改為騎馬。有人給她找來一匹馬，但她從未騎過馬，不知怎麼騎它。她小心翼翼地爬上了馬背。那匹馬只是低頭吃草，一動不動。她下馬去折了一枝柳條，又上馬，並用柳條鞭策著馬。於是馬瘋跑起來。她感到自己似乎隨時都會被摔下來，要摔成碎片。終於馬跑累了，速度慢了下來……她十分艱難地前進，總算到達延安南面80公里、位於洛河之濱的洛川。
洛川是從西安到延安必經之地。筆者曾經在1992年3月、2006年9月、2011年3月三度訪問洛川。洛川縣是陝西境內少有的地勢平坦的地區，俗稱洛川塬，是陝西重要的農業區。洛川蘋果聞名全國。
很巧，此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開重要會議，史稱「洛川會議」。
據江青自云：「我到洛川時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正在開會。我感到非常害怕和不安，深恐會在他們面前暈過去。但是組織上還是決定我去同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同志們見面。他們大家都出來問候我。我鼓勵自己不能在他們面前垮下去，此外，我必須筆直地站立著。於是就這樣我同他們大家都握了手。他們當時正在開的會議很重要。」
江青對維特克的談話，不時夾雜著「吹牛」的成分。諸如「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同志們」、「他們大家都出來問候我」之類，便屬「吹牛」。
不過，由此倒可以確定藍蘋到達洛川的時間—因為洛川會議是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開。在洛川，藍蘋搭上一輛卡車，終於來到延安。由此，也可以確定她到達延安的時間，即1937年8月底。
另外，從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的回憶錄中，也可以得到印證。當時，葉子龍在洛川見到了藍蘋（此事在後文中將會詳細敘及）。
第一次見到延安的寶塔山，見到延河，見到舊城牆，見到南門上刻著的「安瀾」兩字，藍蘋顯得新鮮、激動。
喝著小米粥，生活在頭上包著毛巾、身上穿著藍布衣服的陝北農民中間，這跟燈紅酒綠的大上海有著天壤之別。沒有自來水，只能在混濁的延河中洗衣。蒼蠅飛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馬桶。漫天風沙代替了上海灘舞廳裡的香風。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住。登記旅客名字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用「江青」[50]。
對於取「江青」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據雲，含義有二：
其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藍」，藍蘋也。也就是說，雖然江青「出於」藍蘋，卻立志要幹出一番「勝於」藍蘋的事業來。
其二，「江青」出典於唐朝詩人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一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則是這樣解釋江青所說「江青」這名字的含義：
從字面上講，是「江河青翠」之意。她解釋說，第一個字「江」與她的姓「李」沒有關係。但是，「江」反映了她愛悠長和寬廣的長江，她在上海看到過長江的入海口。「青」表示她愛青山碧海，而且在中國畫中都被表現作青色，這是自然的色彩。中國人認為，青蘊含於藍色之中。青即是一種特別的藍，如江青所引用的古詩所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如此，江青說人們應該能讀明白她的名的含義。
她名字的含義是多重的，很是有意思。江青的「青」字可以讓人聯想到她的舊名藍蘋的「藍」。而江青的「江」，意味著河水；很能使人聯想起「陰」。在傳統的中國思想中，陰便是女人。在神話與歷史中，女人要為河流氾濫和洪水災害而受到懲罰。直到現在中國老百姓中仍有這麼一種說法，即「女人是禍水」。
她名字中這種明顯的「陰」性正好與毛的名字的明顯的「陽」性相匹配。在革命的宣傳畫中，毛被象徵為太陽，是宇宙的基本能量，「陽」便是男性之意。在這些圖畫中，太陽的象徵意義總是積極的，是統領一切的，無論是文字的註釋還是人們口頭所詠唱的，都是「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維特克的解釋顯得囉唆，倒是江青跟維特克談話時的原始記錄說得清楚[51]：
後來我要革命，要到延安去，我自己取了這個名字。江水也是藍的，清清的江水。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呀，所以叫江青。哈哈哈哈。我最喜歡藍色，以前我最喜歡穿藍色的衣服，從月白到藏青，我都愛穿，藍布旗袍，既樸素又大方……有意思吧，是不是？
和江青差不多時候來到延安的，還有上海的女演員李麗蓮。她參加過四十年代劇社演出《賽金花》，也在由夏衍編劇、明星影片公司攝制的《壓歲錢》一片中，飾演過張曼一角。
江青來到了延安之後，就受到了審查。這倒不是審查她作為電影演員的歷史，因為她隨身帶著的那本劇照相冊以及李麗蓮都足以證明她確是上海的影劇演員，而且所演的戲、電影一般都是屬於左翼的。
問題在於她的黨籍。她深知，進入延安，黨籍是至關重要的。她是1933年2月在青島由黃敬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可是，這年7月，當黃敬被捕、她倉促逃往上海之後，就跟中共組織失去了聯繫—儘管她來上海時，所接觸的田漢、徐明清都是中共黨員。黃敬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在北平恢復了中共黨員身份，所以後來擔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領導職務，而江青在上海卻沒有恢復黨籍。正因為這樣，她從上海來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時，並沒有帶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介紹信。也正因為這樣，她進入延安，要求恢復黨籍，中共組織不能不對她進行審查。
當時，負責審查江青黨籍問題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郭潛。他在抗日戰爭之後，被國民黨軍隊俘虜，到了台灣，改名郭華倫，擔任台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筆名陳然。
郭潛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採訪，記錄有：「江青於『七七』事變剛發生之後，單身來到延安。9至10月發生黨籍問題。」「江青的黨籍恢復申請，因『無證據』被批駁。江青於是在招待所空過了9、10兩月。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黃敬於10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乃平安地恢復黨籍，立即進了『黨校』，受訓六個月。陳然的太太，曾在『黨校』教過江青。」
郭潛作為當事人，把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說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來乍到，人地生疏，一時又找不到證人。可是，黨籍問題不解決又不行。在上海，話劇界、電影界，黨籍問題不那麼重要，而進了延安，這是至關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價等待之際，徐明清的到來，使她歡欣鼓舞。
1937年9月中旬—在江青到延安後一個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通知，調她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這樣，她離開了西安，也到了延安。她住在中共中央組織部招待所。
那時，王觀瀾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中共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那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是部、科二級制。陳雲、李富春為正、副部長。
王觀瀾準備與徐明清結婚。他與她是同鄉，上中學時認識。王觀瀾家在臨海城裡。徐明清家在農村，上中學時進縣城。進城後她在女子師範上學，他在浙江省立第六師範上學，雖然都在臨海縣城，但是男女分校，本來不見得會相識，很巧，徐明清的同桌女同學包玉珍，是王觀瀾家鄰居。徐明清常去包玉珍家玩，認識了王觀瀾—他原名金水，字克洪。後來，王觀瀾和徐明清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志同道合，又有同鄉之情，也就越來越接近。1937年底，王觀瀾和徐明清在延安結婚。結婚儀式很簡單，當時在延安的「合作社」吃頓飯，毛澤東、洛甫（張聞天）、李富春、蔡暢都來吃飯，就算是婚禮。
結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她在中央黨校學習，恰巧班上有個男同學也叫徐明，是北方人。誰喊了一聲「徐明」，兩個徐明一齊答應。哪兒寄來一封給徐明的信，兩個徐明都嚷嚷著要看信。為了區別於那個男「徐明」，王觀瀾給妻子的名字加了一個字—「清」。王觀瀾說：「明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明又清，多好！」從此，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
徐明清對筆者說[52]：「現在，有的書上說我和江青一起改名，混入延安。那是胡扯！我是組織上調我去延安的。我到中央組織部報到時，介紹信上寫的名字也是徐明。我的改名，中央黨校的同志們都知道的—因為兩個徐明在黨校曾傳為笑談。……」
徐明清在中央黨校學習期滿後，分配到中共中央組織部，擔任婦女科副科長，科長為長征女幹部張竟秋。後來又擔任中央婦委委員和陝甘寧邊區婦聯主任。
進延安之後，江青到中央組織部招待所找過徐明清。她們之間，仍叫慣了「一冰」、「李鶴」。
據徐明清告訴筆者，江青初到延安，領導上為了考驗她，曾派她到農村做調查工作。那時，陝北農村中流傳著順口溜：「陝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湯，臭蟲稱大王……」這順口溜形象地勾畫出當時陝北農村生活的艱苦。來自大上海的江青，在陝北農村的表現還算可以。
為了審查江青的歷史，組織上曾找徐明清瞭解。徐明清當時為江青寫了一份證明材料，這份材料迄今仍保存在中央有關部門。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臨海、西安跟江青的接觸，如實寫了江青的情況。誠如1987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一份文件中涉及徐明清同志歷史問題時所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中央組織部審核，徐明清同志在延安寫的證明材料，並未證明江青1933年在上海有黨的關係，是實事求是的。」
這就是說，徐明清只能證明江青在上海、臨海、西安的經歷，只能證明她曾參加中共領導下的一些進步活動，只能證明她加入過共青團，但無法證明她是中共黨員—因為如果確實她是中共黨員的話，那何必在晨更工學團發展加入團呢？只有先入團、後入黨的，哪有入了黨再入團的？
徐明清無法為江青恢復黨籍提供證明，這使江青十分沮喪。
據郭潛回憶，「黃敬於10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黃敬作為江青入黨的介紹人來證明江青確實曾經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權威的證人，況且那時的黃敬已是中共高級幹部。
不過，黃敬是在1937年9月到達山西太原，向周恩來、劉少奇、彭真匯報工作，11月進入山西五台縣（太原東北部）。在他去太原和五台之間，是否曾去過一趟延安，不得而知。如果去過延安的話，則正好是10月。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進入延安之後，曾在關於自己入黨經過的材料上，寫明介紹人是黃敬。組織部門於是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黃敬瞭解，黃敬寫了證明材料，證明江青是由他介紹入黨。
比較郭潛和徐明清的回憶，似乎徐明清的回憶更可信些。不過，他們的回憶都一致表明，是由黃敬證實江青的中共黨員身份的。
徐明清還說，由於組織上向黃敬調查江青入黨問題，他得知江青進入延安，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
不過，這時的黃敬，已和范瑾相愛。范瑾，浙江紹興人，出身書香門第，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的妹妹，1938年加入中共，是一位能幹的女記者。
據黃敬胞妹俞瑾告訴筆者[53]，黃敬與范瑾1939年在延安結婚，翌年生長子俞強聲。後來，又生次子俞敏聲，三子俞正聲，長女（排行第四）俞慧聲，小女（排行第五）俞慈聲，共三子二女。
至於郭潛所說的江青「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兩月，因為那時康生不在延安。
經過兩個來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終於得以解決。這樣，她在1937年11月進入了中共中央黨校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