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藍蘋在上海跟唐納、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對黃敬畢竟還是有很深的感情。正因為這樣，1936年春夏之交，她曾拋棄唐納，又去北平跟黃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納在濟南自殺未遂，藍蘋姐姐發來電報，藍蘋才趕往濟南，不得不和唐納攜手同回上海。
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原是李大釗之子李葆華。1937年2月，李葆華調離北平。據當時跟黃敬一起共事的陳伯達向筆者敘述[45]：「柯敬史同志宣佈黃敬、林鐵和我組織『北平三人委員會』，主持北平工作。」
柯敬史，亦即柯慶施。「三人委員會」，相當於市委書記。也就是說，中共北平市委由黃敬、林鐵、陳伯達三人負責。
不久，黃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據陳伯達回憶，中共中央北方局劉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會議，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黃敬、李昌、楊學誠、林一山等。會議定在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黃敬從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諾夫人尼姆·威爾斯（即海倫·斯諾）同行。
黃敬很早就結識美國記者斯諾，所以斯諾曾說：「北大有個好青年俞大衛。」俞大衛，亦即黃敬。斯諾在1936年6月進入延安採訪，住了四個月，寫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記》。斯諾的延安之行是通過宋慶齡安排的，黃敬也出了大力。
斯諾夫人也希望訪問延安，以寫作《續西行漫記》。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黃敬直接安排的。
斯諾夫人在幾篇文章都談及「大衛·俞」—黃敬：「大衛·俞告訴我，共產黨5月份要在延安召開一個會議，這將是中共領導人的一次空前盛會。如果我能及時到達，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平時總是被敵人的封鎖線所隔離，相距數百或數千英里。大衛作為華北代表要上那兒……」[46]
斯諾夫人還說：「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啟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運動後常來我家，……他對我談了5月延安舉行共產黨代表大會。大衛是北京共產黨的書記（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一點），是這次大會的代表。他說他同我應坐同一次車前往，但要假裝彼此並不相識。我們就這樣做了。」[47]
據斯諾夫人的《延安採訪錄》和《續西行漫記》兩書所載，她是1937年4月21日從北平坐火車前往西安。她在鄭州給斯諾發信說，「W在火車上病了，他暈車。D平安無事，我把鉛筆等物送給了他，他似乎很喜歡。」
此處的「D」，即「大衛·俞」，亦即黃敬。「W」即王福時，東北大學校長王卓然的兒子，擔任斯諾夫人的翻譯。筆者在美國舊金山採訪了王福時先生[48]。
4月23日，斯諾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開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和黃敬離開西安。4月30日，抵達延安，斯諾夫人說「我看見了第一顆紅星」。
5月2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延安隆重舉行。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劉少奇作了《關於白區的黨與群眾工作》的報告。會議批准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作了準備。
在延安，黃敬結識了毛澤東。毛澤東十分看重黃敬。2001年11月，筆者在舊金山伯克利採訪年已九旬的王福時先生時，他回憶說，他當時陪同斯諾夫人多次採訪毛澤東，「兩黃」在座，即黃敬與黃華。
斯諾夫人在《延安採訪錄》中，專門寫了一節《同大衛·俞的談話》，記述了黃敬對中國革命的種種見解。她寫道：「我記得他5月20日就離開了。」這表明，黃敬是5月20日離開延安的。
和黃敬一起去延安開會的北平代表，還有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楊學誠，師大黨支部林一山，民先隊（即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部李昌。
黃敬回到北平不久，發生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黃敬的延安之行，給了藍蘋以影響。
由於日軍佔領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處境很困難。中共中央北方局發來通知，要黃敬去太原。
筆者在訪問陳伯達時[49]，據他回憶，黃敬此次與他同行。
當時，陳伯達離開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後，他帶著妻子諸有仁、長子陳曉達坐船到了青島。不久，黃敬也來到青島。他們結伴，從青島來到西安。
陳伯達由西安進入延安。黃敬則於1937年9月由西安到達太原。那時，周恩來、劉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談判。黃敬向他們匯報工作後，奉命於1937年11月來到晉察冀軍區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後在那裡擔任中共晉察冀區黨委書記、冀中區黨委書記、冀魯豫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書記。這樣，黃敬沒有進入延安，而是在晉察冀軍區工作了多年。不過，有時他要去延安開會、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