瀏陽，是存在於我記憶裡的那座城，在城市建設與城鄉改造中，它已經換了模樣。鋪著青石板的小巷，夏天會粘鞋子的柏油馬路，國營小吃店，賣糖水、酸棗、甜酒、辣蘿蔔的小販，如今，都只存在於回憶裡。
記憶的吉光片羽，伴隨著一個孩子的成長。
多年以後，一些平凡的人與事，在歲月的醞釀中，在對過往的懷念中，不斷地清晰，回歸原來的模樣。
《金瓶梅》與郎中
1985年，母親牽著我往北走，一大撥人卻往南去，那天是縣裡的公判大會，要在河邊上處決犯人。很多好事的，搶先去佔個好位子。
母親一手撐傘，一手牽著我，急急地走著，空氣裡傳來高音喇叭的聲音，一個嚴厲的聲音在喇叭裡響起：「犯罪分子張勇武盜竊銀行……情節極其嚴重……」再往前走，冰廠對面的大操坪忽然湧出大量人流，一台大卡車雜在人流中緩緩開出，車上穿白制服的警察，配著槍，站得筆挺，正中有一個青年男人，剃著光禿禿的青皮，五花大綁，脖子上圍著白毛巾，被警察架著，臉色蒼白，目光呆滯，一言不發。
這個人已經被抓半年了，他的事情早已在瀏陽城裡傳得沸沸揚揚，聽說夜裡打洞偷了銀行，偷出二十多萬的巨款。
擁擠的人流一下把我們推到了路邊。母親緊緊拉著我，站在路旁的屋簷下，收了傘，等人群過去。
這是母親第一次帶我去挑疳積時的景象，因為有這一出插曲，所以印象很深。我們找的是國營中藥店的余醫生，他在城裡是個名醫，只是礙於身份——赤腳郎中出身，進不了醫院坐診。母親說我的麻疹也是他治好的，「高燒不退呢，請他開了一副藥，吃了就發出來了，一身的紅點子，燒也退了。」母親說，「就是藥引苦了我了，要生在水裡的柳樹根，那可是冬天啦，我踩在冰得刺骨頭的河水裡一根根摸出來。」
國營中藥店對面就是照相館，斜對面是冰廠，藥店旁邊就是大操坪，裡邊有個大禮堂。多年以前，公審大會都在那開。
余醫生五十多歲，戴著黑框眼鏡，穿著國營藥店的白制服，說話尖聲尖氣，做事慢條斯理。藥櫃的轉角有一張桌子，上邊放兩個鐵飯盒，放著壓舌板和棉簽，一個玻璃瓶，盛著酒精，一個細鐵盒，放著各種各樣的針，還有一個小臂枕，用來號脈，那就是他的工作台。沒事的時候，他喜歡拿本書在桌後看，多是古書，豎排的繁體字。
余醫生一定要等到病人交了款，拿了號，遞到他跟前，才肯離了書本，拿眼瞧人。
他對我們稍好一些，也就是偶爾見我們進來，點個頭，笑一笑的交情，還要等母親交了錢，拿了號到他跟前，他才肯收了書本，低著頭，目光從眼鏡上方瞥向母親，問：「看什麼？」他的聲音就像細木鋸子割木頭，一抽抽地，好像一口氣接不上來，就會嗆到，我就在桌子後面仰望他，等著他咳嗽，一直沒有等到。
母親說明來意，他才低頭看我，一臉不懷好意的壞笑，一面示意我坐到椅子上，一面從細鐵盒子裡拿出一根三稜針，用棉簽蘸著酒精仔細地消毒，嘴裡低聲說著：「坐好了，不痛的。」
聽到這話，我心裡總是一凜。
可老實說，確實不痛，反正跟惹惱了母親被她狠掐皮肉沒得比。余醫生手法很快，一手抓著我的手指，一手拈著三稜針，不易察覺地輕輕一點，然後抓著我手指的手稍稍用力一合，指節尖擠出一滴青黃的液體，挑疳積就結束了。我照例輕輕哼兩聲，表示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承受了痛苦，作為回家路上要挾母親的資本。
最初，挑疳積就像一場遊戲，我假裝痛苦，從母親那裡騙來一點安慰，幾片蘸了辣粉的浸蘿蔔或者冰廠的一碗牛奶。
可沒想到偷蒙拐騙的日子總有盡時。上高小時，藥店換了醫生，一個年輕人，姓譚，母親再帶我去挑疳積，我就抵死不從了，新來的譚醫生下手沒個輕重，輕了，挑破點油皮，重了，扎出血來，那種痛，鑽心。
我後來知道，余醫生是被開除的，有一天，他坐診中途上廁所，新來的售貨員跑到他桌前來看新奇，翻了他的書。余醫生的書多且雜，那天，剛好帶的是清朝繪本的《金瓶梅》，那些春宮圖讓小姑娘面紅耳赤，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屈辱，當場就叫了起來，直鬧得警察都來了，後來是單位的領導息事，只把他給開除了。
余醫生賦閒回家，靠在百貨公司上班的老婆養活，過了很久的清閒日子。
十幾年後，他重新出山，在城裡自己開了醫館，專治各種疑難雜症，風頭一時無兩。聽說有被他治好的花炮老闆，幾個人湊錢給他修了一座家廟，正殿供著觀音，側殿供著藥王。
後來，我也曾見過他一回。那時，我已經參加工作很久了，不記得一個什麼樣的宴席，一桌子人，他居中坐著，穿著夏布黑衫，氣質已然不同，可還喜歡低著頭，從眼鏡上方瞥人。他已經不記得我了。
那時候，照相館早沒有了，照相館對面的中藥店，也沒有了。
不邋遢的「黃邋遢」
每次放學，經過新華書店，都能看見黃邋遢，他坐在書店外的台階上，拿著一本書，認真地在看。
黃邋遢其實並不邋遢，在城裡，他算是會打扮的，他愛穿中山裝，一套黑的、一套黃的，總是熨得筆挺，左胸口袋裡插著兩支鋼筆，頭髮梳得整齊，還抹了發蠟。
黃邋遢是書店的幹部，五十多歲，1980年前後突然發的病，城裡人都知道。有一天，他回到家，喝了一杯茶，忽然問他太太：「今天家裡怎麼這麼多人？」黃夫人嚇得不輕，家裡就他們倆啊。他又問：「他們是來抓我嗎？」他忽然發了狂，抓著自己的頭髮用力地撕扯，「交代了多少次了，還是不放過我啊！」
黃邋遢當天就進了精神病院，醫院裡來了輛小車，把他押著去的。
後來，人們才知道，黃邋遢是有海外關係的，他有一個嫡親的叔父，三幾年就去了美國。為此，黃邋遢沒少受掛礙，交代材料都寫了一籮筐，斷絕關係、劃清界限什麼的，為一個不曾謀面的親戚向工作組賭咒發誓，前途也受到了限制。這幾年，政策放寬了，海外的聯繫也漸漸恢復，他的叔父寫信回來了，黃邋遢反而疑神疑鬼，終於把自己整瘋了。
幾個月後，黃邋遢從精神病院出來了，見人就笑嘻嘻的，很和氣。唯獨不能跟他理論，誰跟他爭辯事情，他就吐人口水。
邋遢的名號，大約是這樣來的吧。
黃邋遢出院後，每天堅持准點上班。辦公室的工作不能做了，讓他去前台幫著收銀。收銀的頭頭嫌他礙事，發配他去分類，這個活兒也不麻煩，做完了，他就揀本書來看，也沒有人管他。
不過孩子喜歡他，他也喜歡孩子，每每看到我們，他總招呼我們過去，他會講整套的《說岳全傳》《聊齋》《三國演義》，黃邋遢講故事很誇張，手舞足蹈，孩子們聽得卻開心。
新華書店在商業大廈的對門，中間橫著北正路。有一年，入秋的時節，書店的旁邊新開了一爿店，專賣打折書，黃邋遢又被發配到那邊。這一次，分類也不用做了，做個苦力，每天搬書上架。
他不以為忤，還兼了薦書的角色，當我們口袋裡有了三五毛，準備去買一兩本時，他就做我們的嚮導。
「那邊有幾本童話，一個瑞典人寫的，封面爛了，還不錯，價錢也不錯。」
「高爾基的《母親》，有賣了，就剩幾本，都是缺尾頁的，要不要？還能再減點兒價錢。」
他總是碎碎念著，假如我們聽從他的推薦，下次見了面，他就上來問：「我說的沒錯吧，好看吧。」
直到有一天，我和同學走上北正街，往新華書店走，遠遠看著書店門口圍著許多人。我們擠進去，看到他，他那天穿得很正式，黃色的中山裝，發蠟打得一絲不苟，懷裡抱著個餅乾桶，正在分發餅乾。
我下意識地問他：「你要走嗎？」他瞇起眼睛打量著我，騰出手摸了摸我的頭，「我退休了，回家了。」
「不再來了嗎？」
「不來了。」他的表情很篤定。
「神仙」不是正道
我們家鄉，凡是有點兒名氣的，算卦、化水行醫的，都叫神仙。看風水的，都叫瞎子，不管他有沒有瞎。
劉神仙家在禧和嶺下，離外婆家不遠。
外婆家的老屋在一個小坡上，依山而建，門前有個小坪，原是土坪，後來鋪上了青磚。四周種著各種果樹。屋側是自家菜地，滿滿地被外婆種上了應季時蔬。
外婆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不在廚房就在菜地。有一次，小舅吃魚卡了喉嚨，喝醋、吞米飯都不管用，咳得乾嘔，外婆起身去找劉神仙，我跟著去了。
從外婆家出來，往南走，經過桑園，又一個池塘，爬上小坡，一株大槐樹後邊，就是劉神仙家。
那也是一座土磚屋，高梁大瓦。劉神仙一家正在吃飯，外婆說明來意，隨身帶的布包裡掏出一個菜碗，碗裡盛著四五個鮮雞蛋。
「小事情，其實你不必這樣的。」劉神仙擺擺手。他黑黑瘦瘦，臉上有很深的皺紋，總愛穿土黃色軍裝，袖子捋起了，戴著頂黃布軍帽，耳邊夾著一支煙。
他一面說，一面從外婆手裡接過碗，踅去廂房，他的一條腿是瘸的。
廂房裡只一個神龕，供桌上放著一隻大水壺，桌正中擺著一隻碗，插著香。劉神仙將雞蛋依次擺上桌，雙手合十，唸唸有詞，外婆牽著我的手，在他後面跟著作揖。劉神仙從供桌上取下水壺，倒了些水放進已騰空的碗裡，比了個劍指，在碗上畫了畫，遞給了外婆。
「去吧，給他喝。」他說。
外婆連聲道謝，鄭重地接過。
「外婆，他們家供的是什麼神仙？」回來的路上，我問道。
「地藏王菩薩，」外婆小心翼翼地端著水，輕聲地囑咐，「幫我看著點路。」
回到家，小舅已經好了。外婆還是堅持要他把那碗水喝下，並且把小舅的痊癒視作劉神仙的功勞，「還是劉神仙厲害啊，水都沒喝就好了。」
認識劉神仙之後，我在外婆家又有了一個新去處。劉神仙不趕人，嬸嬸（他老婆）會端出零食來給我吃，米糕、玉蘭片、山楂條之類，都是自家做的。
他家很熱鬧，經常有人上門，四鄉的都有，還有外地口音的，有的人來問醫，有的人來問運程，劉神仙挑客，有的給看，有的不給看。不看的，他把話說得很誠懇：「您老福運大，我根子淺，看不明白。」
多數人，他就在神龕前化點水給他們。偶爾也把把脈，開個方子。有一次，他對一個病人說：「你這是急性肝炎，要去大醫院治，不要耽誤了。」
治好了病的，回頭來謝他。他會說：「這是你自己的福運，命裡有點劫數，不過是一尺水，稍稍用力就跨過去了。」他們的答謝，少了不嫌，多了不拒。
他在忙的時候，我會很自覺地在一旁給他打打雜，遞遞筆，倒倒水之類的。閒的時候，他會跟我聊聊天，他坐在院子裡的竹躺椅上，抱著他的水煙，咕嘟嘟地吸，大聲地問我一些問題，譬如讀書了沒有，家裡幾口人之類的。
「我小時候也讀過書，那年月真好。」他歎道，「後來困難了，要填飽肚子。」
「沒有飯吃嗎？」我問。
「哪裡有飯，紅薯葉子都沒有了。」他往上一指，「我們家就靠著這棵樹，槐花好吃，葉子苦、澀，不過蠻飽肚子。」
「要好好學習，你趕上了好時候。」劉神仙看著我，「以後是棟樑材。」
去得多了，他跟我越發沒有架子。有一次，他在屋後竹山裡捉到一條蛇，讓他兒子來喊我去吃。
嬸嬸怕蛇，由他整飭，他將蛇剝了皮，砍成塊，過一遍油，再和著姜放在湯鍋裡煮，不一會兒，空氣中傳出一股香味。
「我發過願，不吃四隻腳的，蛇我可以吃。」他笑嘻嘻的。
「發願？」我很疑惑。
「跟師父學習，要守一些戒條的。」他看著湯鍋裡水沸了，蓋上蓋子，「師父說我先天差，發願要發大些。」
那天中午就在他家吃飯，蛇湯很鮮，劉神仙喝了酒，話就多起來。
「人要守兩樣，一是走正道，二是要有一門手藝。」他說。
「像你這樣嗎？」我問。
「不是，」他吃驚地看著我，瞪著眼，使勁兒地搖頭，「這不是正道，你不要學，我的兒子也不學，我不教的。」他吐了口酒氣，表情忽然認真起來，「這些東西，我要帶進土裡去。」
第二年暑假，再去外婆家玩時，劉神仙已經搬走了，說是得罪了縣裡的某個大人物，舉家遷走了。我趕去他家時，門敞著，家什早已經搬空了，彷彿很久沒住人了一樣，冷火炊煙。只有門前的大槐樹依然葳蕤挺立著，沉默地守護著這一方土地。
此後，我再沒有見過他。
尾聲
這些故事裡，大多數地方都沒有了。
國營中藥店早就拆了，大操坪變成了財神廣場，新華書店成了老百姓大藥房，連禧和嶺都因為修路的緣故，被從中劈成兩半。
寫這些故事，承載它們的地標已經消失了，故事中的人，也不再有瓜葛。瀏陽我經常回去，一回一變，越來越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