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多年前，在我的拜師宴上，我第一次見到小朱。
高中的某個暑假，父親請了一位師父，教我練武。師父姓王，個子不高，精壯，眼睛十分有神。初次見面，他瞥了瞥我，對父親輕輕地搖頭：「十多歲了，骨架子差不多長成了，不好教。」
「只要強身，不求出眾，」父親解釋著，「他從小體質不好，跟您學學，能健康點兒，不常常生病就好。」
「其實他以前也學過，還是有一點兒根基的。」父親說。
父親在城裡的酒樓擺酒拜師，小朱是被師父帶來赴宴的幾個徒弟之一。
拜師有儀式，在那個並不寬敞的包間裡，這個儀式被簡化了，大家把椅子搬開，騰出一小爿空間，師父居中坐著，我向他磕頭，敬茶，奉紅包。
行禮的間隙，師父的身後，有一個少年已經悄悄上了桌，他盛了一大碗米飯，就著面前的一碟涼拌木耳，吃開了。眾人入席時，他開始盛第二碗飯。
「這是小朱，比你早兩年入門，是你師兄。」飯桌上，師父向我介紹那個少年，他仍在扒著飯，衝我眨了眨眼，嘴裡鼓鼓囊囊，費力地笑。
小朱個兒不高，精瘦，一頭自來卷，鷹鉤鼻，圓溜溜的眼睛睃來睃去的，很精明的樣子。
當天下午，師父帶我去了體育館，在一間小訓練室裡，他丟給我一副拳套，對我說：「聽說你練過，找個人和你試試。」
小朱便從眾師兄中被叫出來了。
他有些不情願，臉上一副「怎麼又叫我」的表情，懶洋洋地戴上拳套，沒精打采地做熱身。他象徵性地壓壓腿，抖了抖肩，挺起胸握拳雙手互敲，望著我露出一個笑臉兒，大聲說：「你要讓我啦！」
我有些緊張，可看看他精瘦的身材，又不由得心下一鬆。
師父叫了聲「開始」，小朱倏地撲上來了，我反應不及，被一記擺拳打在胸口，沉重的力道震得人直向後仰，小朱轉身側踢，我很乾脆地倒下了。
小朱退開了。我很是懊惱，費力地爬起來，胸口悶得慌。
師父哈哈地笑著：「好，沒什麼根基，好教。」
小朱摘了拳套，滿臉堆笑地跑過來，一把摟住我的肩，說：「兄弟，別介意，誰來都得過這關，我入門挨打比你慘，花皮下黑手呢。」
師兄弟都是少年心性，沒幾天就混熟了。
二
從那天起，我開始參加每天的訓練，早上五點起床，騎著車橫穿半個小城，去體育館大操坪（方言，操場），跑步、壓腿、練套路，練爆發力，最後對練。到了七點，訓練就結束了。
晚上，我們六點過來，重複早上的練習，師父若是心情好，對練的時間會加長，偶爾師父有興致，會加入到對練中來。師父說：「要快，要狠，要近身。」可大家都近不了他的身。
那段時間裡，跟著師父習武的徒弟有幾十個。師兄弟間，也有個親疏遠近，對胃口的，形成各自的小圈子。花皮、小齊、小朱、陳胖和我，在那時結下了友誼，自此親密無間，互為兄弟。花皮年紀最小，入門最早，是大師兄，陳胖年紀最大，入門最晚，是小師弟，小師弟一身肥膘，被家裡人逼著過來練武減肥，近三十了，已經有了一雙兒女，卻也能和我們玩到一塊。
每天早上訓練結束，我們五個會結伴去吃早餐。在體育館對面的巷子裡，有一個流動麵點攤，湯頭極好，配菜任加，是我們常去的早餐店。練武費體力，飯量都不小，一碗麵不夠吃，重挑都嫌少，每人得兩碗肉絲面。大家輪著請，老闆娘下面時，小朱總是叫喚：「不放肉絲都行，面多下點兒。」
小朱不大愛請客，他也著實拮据，出來習武，家裡給的錢極少。他住在大操坪西南角的一間雜物房裡，是師父騰出來給他的，不收錢，裡面只有一張搖搖晃晃的木床。雜物房不通風，冬天點煤火取暖，得敞著門。夏天悶，夏夜裡，他只得把床拖到操坪裡，拉上蚊帳睡覺，每每讓晨練的人看到他不雅的睡相。後來，師弟小齊入了門，經常帶他去打零工，貼補生活。
五兄弟每天一塊兒練習，互相幫對方拿手靶練拳腿，小朱拳腳硬，打在靶子上音沉力重，每每讓我手發麻，才知道原來入門時的比試，他是留了手的。
偶爾我們也對練，沒有師父監督，這種練習更像是嬉鬧。只有花皮認真些，他要考體校，指望著在武術上謀個前程。
我和小朱對練得較多一些，他肯讓我，拳、腳打到身上只是輕輕一碰就收住了，不像花皮他們沒個輕重，少年氣盛，切磋常常變成真打。
有一回，對練中，我使了個高鞭腿，想要踢小朱的頭，他抬手一撈，讓我狠摔了一跤，爬坐起來仍直愣怔。「對不起，對不起。」他一迭聲地道歉，訕笑著跑過來摟我的肩，「武俠片看多了吧？鞭腿不過膝，蹬腿不過腰，下盤要穩，師父教過的啊。要是真打架，這樣好的機會，那不是由著我打啦。」
逢到三節兩壽，徒弟們都要備些薄禮謝師，在那之前，小朱總要離開幾天，回來時，帶著給師父準備的禮物：幾條魚，或者兩礦泉水瓶茶油，有時候是一副豬肝；唯獨一次，是一百塊錢。他藏不住話，自己會告訴我們這些禮物的由來：魚是幫鄰居干塘的報酬。茶油是他在村裡茶山上撿茶籽搾的，每次回家零碎地撿，攢了好久才搾了兩瓶。豬肝是師娘過生日前，他攛掇著他爸殺了頭豬。一百塊錢，是他十八歲生日，他媽媽給的，一直留著，沒捨得花。
小朱愛喝酒，啤酒能喝六七瓶，不用上廁所。初時還誆我：「你喝一杯，我喝一瓶，比比？」
我不信邪，買了酒來對飲，喝過兩杯就犯暈，小朱身旁放著三個空瓶，對著我笑，臉上顯出詭計得逞的得意：「不行了？喝酒和打拳一樣，要練！」
次數多了，我覺醒了，小朱這是騙酒喝呢，不再搭理他。
大操坪西南角有一排矮房，是體育館的資產，原是閒置的，第二年開春後，租給了私人，辦了幼兒園。來了幾位年輕的女幼師。
從此，小朱訓練時常常開小差，趴在幼兒園的窗戶上朝裡睃。
不久，小朱戀愛了，對象就是操坪幼兒園的一位幼師，女孩個子高高的，挺文靜。
戀愛中的小朱用度大了，越發地捉襟見肘，時不時地向我們借錢，二十，五十，不多，維持著和幼師女友的簡單浪漫。
「我們昨天看錄像去了。」「帶她去荷花（城郊的一個鎮）吃夜宵，鯽魚好鮮啦。」小朱時常向我們報告他的約會，說得揚揚得意又誠懇萬分，好像是在宣佈把錢用在正事上了，沒有亂花。
沒多久，小朱的女友離開了幼兒園，甚至沒有跟他打聲招呼。
「請我喝酒吧。」在確認自己被甩後，小朱向兄弟們求安慰。於是，晚上散了訓，我們湊錢買來熟食和啤酒，搬出桌凳，在操坪裡圍坐著吃。那天，小朱醉得很快。
「她嫌我窮。」小朱躺在條凳上，望著天，喃喃地說著：「在一起的時候就經常念，說我沒出息，不長進，不會賺錢。」
「我問她，小齊的女友沒有嫌他啊，他跟我一樣的。」小朱摸著頭，輕輕地歎氣，「她說她也看不上小齊。」
「其實我不喜歡練武的，」小朱翻身坐起，認真地看著我們，「我讀不好書，我爸怕我會去打流（學壞的意思），托了鄉黨的關係找到了師父，學武好歹是個去處，有人管。」
「那你想幹什麼？」我問。
「我爸說了，他要攢錢開花炮廠。」小朱笑了，他又高興起來，眼裡亮閃閃的，充滿憧憬，「等花炮廠開起來，我就回去。」
沒多久，小朱就回大瑤了，他父親的花炮廠果然開起來了，叫他回去幫忙。臨行前兄弟們一起請他吃了頓飯，飯桌上，小朱喝著啤酒，滿臉紅光，開心地向我們許諾：「做花炮好呢，等賺錢了，請兄弟們玩兒。」
可那以後，小朱就和我們斷了聯繫。偶爾去師父家拜節，聽說小朱家的花炮廠生意不錯，做得風生水起。
自此，五個要好的兄弟，變成了四個。
三
又過了幾年，當初整日廝混的兄弟各自發展，開始了自己的生活。陳胖放了肉，又胖回去了。花皮從體校出來，一身傷，做了一名體育老師。小齊的卷閘門生意做大了，開了幾爿門面。我們時常聚著，唯獨沒有小朱的消息。
2002年春節，師兄弟四個相約去師父家拜年，師父留飯，飯桌上師父突然說起了小朱，他家的花炮廠年前出了事故，炸了，死了人，錢不夠賠，小朱父親留下來抵罪，小朱跑了……
「他那哪是花炮廠啊，就是一個家庭作坊，證照全無，早晚出事。」師父說。
「小朱來信了，寄到我家了。」節後上班不久，我接到花皮的電話。
「這時候想起我們了。」花皮在電話那頭嘿嘿地笑，「過好日子的時候就不記得。」
「他在哪兒呢？」我問。
「北京，不曉得做什麼，信上沒說。」花皮說，「我回了信，把我倆的電話都給他了，幫得了就幫吧。」
「好的。」我掛了電話。
幾周後，小朱的電話便打來了，一開始梗著脖子說自己在北京做生意，還不錯。
我問他：「到底怎麼樣？」
「我在做產品，保健的，每天上課，你要買嗎？」彷彿突然洩了氣，他的聲音越來越低。
「不是傳銷吧，我給你打路費，回來吧。」
他沒有再多說，報了一個銀行卡號給我，掛了電話。
錢打過去了，從此沒了音信。
過了一年多，某個夏天的晚上，我接到一個電話，「兄弟，我要結婚了，請你來喝酒啊。」電話那頭是小朱歡快的聲音。
我很詫異，「你回來了？」
「過了年就回來了，一直沒跟你聯繫。」小朱嘿嘿笑著，「之前的事情已經扯清了，賠償都付了。我爸給我定了門親，下個月行禮。」
小朱告訴我，他家的花炮廠又開了，「這回是辦了證的，安全措施都到位，應該能賺錢。」他高興地說。
小朱結婚前，我和花皮去了趟他家，把禮金送了。他站在門口，把我們迎進屋，向每一位他的親戚朋友介紹我們：「這是我的鐵哥們兒。」
吃飯時，小朱另開了一桌，三人圍坐，他搬來一箱啤酒：「兄弟們好好喝喝。」他笑著用牙起瓶蓋。
我們沒有端杯。小朱訕笑著，摸著頭，不好意思地說：「我是事情忙，才沒有聯繫你們的。」
那天晚上，小朱自斟自飲，斷斷斷續續地說了他這幾年的經歷。
「老鄉拉我進傳銷，我是沒辦法才打你們的電話……」
「後來總算出來了，靠你們打的錢，又撐了幾個月……」
「好在碰到好人了，也是瀏陽的，承包了一個食堂，叫我去幹活兒……」
「外面的日子真難受，要學歷沒學歷，要手藝沒手藝，我只會搓筒子（做鞭炮的紙筒），像狗一樣地混著。在外頭的時候，我總是想，我什麼時候能回來啊。」小朱喝多了，瞪著紅紅的眼睛望著我們。
小朱的婚宴，我和花皮都沒有出席。和他的交往漸漸地疏遠了。每年過年，小朱會打個電話來拜年，說些客套話，彼此應景地祝福著。
2007年冬天，師弟小齊車禍去世，在他的葬禮上，我們見到了小朱，他越發瘦了，不停地接著電話，看上去很忙。
2009年的夏天，某天中午，我接到花皮的電話：「小朱到了長沙，想找你。」
「怎麼了？」我問。
「他住院了，肺上長了個瘤子，是癌，想問你有熟人不，早點兒安排手術。還有，他說床位太緊張，他在走廊上加的床呢。」
「我把他的手機號發過來啊。」花皮最後說。
電話打通了，話筒對面傳來咳嗽聲，一陣緊一陣急，小朱的話語斷斷續續。他有些不好意思：「這麼久沒聯繫，怕你說有事才找你。」「我們是師兄弟啊。」我說。
四
輾轉托朋友的關照，小朱住進了病房，各項檢查都做了，等著手術。我去看他，他挺精神的，臉色有些潮紅，間或咳幾聲，身旁有他的老婆和兩歲大的孩子，他半躺著，訕笑著，反覆說著抱歉的話，直說疏遠了兄弟們，等好了請大家喝酒。
又過了幾天，一大早，接到小朱的電話，他在話筒那頭說：「小張，我出院了，要回家了。」
「怎麼了？」我問他。
他的話音顯得沮喪，「醫生說，沒太大把握，已經擴散了，可以打開看看，不一定好做……他建議我別做。」
我急了：「什麼意思，好玩兒嗎？打開看看，他什麼意思？」
小朱嘿嘿笑了，「你別急，謝謝你幫忙。我是說，這手術做了也沒意思了，不如回去。」電話那頭，隱約聽到他的小孩在哭，他的老婆在急急地安慰。小朱壓抑地咳著，呼吸短而急促，背景音裡一片嘈雜。
「那就這樣了？」我問。
「也不是，醫生說還是有希望的，要我吃藥。」小朱艱難地說著，「說有一種藥，對治病有效，要長期吃，挺貴的，一萬六一個月，不過吃了六個月以後就免費了，我準備買來吃。」
我默然。小朱急急地說：「我要趕車了，謝謝你，再見了。」
電話掛斷了。我打了個電話給花皮，讓他去車站接小朱。花皮聽了我的描述，沉默了半晌，忽然喊道：「騙人吧，六個月後免費，他還有六個月的命嗎？」
「有錢就讓他吃吧，總好過等死。」我勸他。
第二天，我接到花皮的電話，昨天接了小朱，他沒讓他回去，安排了住宿，把陳胖叫上，陪他喝了頓酒，「小朱喝了好幾瓶啤酒，很開心。他說自從病了，就沒有這麼開心過。」
我說：「挺好的，你想得周全。」
花皮告訴我，喝到最後，小朱哭了。
「他咧著嘴哭，說兄弟們的好，他都記著呢。」花皮語氣沉重，「他爸對他限制多，不給他分紅，只發工資，去年終於鬧翻了，他借錢盤了個廠子，自己單干，他憋著勁兒呢，想混出個樣子給兄弟們看。」
我默然。
「你說，那種特效藥會不會真的管用？」花皮問。
我一愣，苦笑著回答：「希望吧。」
一個月以後，花皮打電話告訴我，小朱快不行了。
我們趕去了大瑤，在鎮醫院的一間病房裡見到了他。他已經不能起身了，臉色蠟黃，半趴在床上，扶著床柵不停地咳著。他的老婆給他拍著背，孩子坐在床邊的小椅子上，瞪著一雙大眼睛望著我們。
「我不想再來醫院的，」小朱咳完了，躺回去，疲憊地笑著，「可痛起來受不了，這裡有藥，能止點兒痛。」
「特效藥沒有用啊，」小朱說，又抬手指了指孩子，「早知道不花那個冤枉錢，留給他們多好。」
「別說這話。」小朱的老婆皺著眉頭，輕聲地責怪著。
他們已經度過了最初的焦急與惶恐，只是在等待著。
「在這兒吃飯嗎？」小朱問。
我們連連擺手。
「鎮上新開了家飯店，不錯的，可以叫我老表（表哥）陪你們的，他酒量大，陳胖來才拚得過他。」小朱輕輕地笑了，又咳起來。
那一年的夏天特別漫長，天氣漸漸轉涼的時候，小朱離開了。
（註：大瑤，瀏陽南部鄉鎮，以花炮產業為支柱，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幾乎家家有作坊，戶戶做爆竹。2005年前後，政府厲行整治，家庭作坊式煙花生產幾近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