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七月十五日上午，曾經送羅斯福去紐芬蘭海面與丘吉爾舉行有歷史意義的會晤以頒布大西洋憲章的巡洋艦「奧古斯塔號」，又載著哈里·杜魯門在安特衛普靠岸。中午一過，他就登上總統座機「聖牛號」，飛往波茨坦參加代號叫「終點站」的會議。
戰爭迫使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結成彆扭的聯盟，和平的來臨卻暴露了隱藏在東西方之間的敵對情緒。在雅爾塔結成的聯盟業已開始瓦解。斯大林違反他做出的遵守「解放歐洲宣言」的許諾，企圖赤化蘇聯紅軍解放的東歐所有地方。他自己也懷疑西方在他背後搞陰謀：杜勒斯小組不久前在意大利北部結束的「反蘇」談判就是證明。
新總統杜魯門打算怎樣去對付俄國人，這是毋庸置疑的。莫洛托夫已經發現他的坦率使人感到不安。「美國準備忠實執行在雅爾塔達成的所有協議，我們只要求蘇聯政府也這樣做，」在華盛頓首次會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時，杜魯門總統這樣對他說過，「但是，我要說消楚的是，只能在雙方共同遵守協議的基礎上才能這樣做，而不能在只有一方遵守的基礎上。」
「我活這麼大年紀還沒有人這樣跟我說過話：」莫洛托夫怒氣沖沖地大聲說。
「你執行協議，別人就不會這樣跟你說話了，」杜魯門說。
杜魯門要使「終點站」達到什麼目標，這是明白不過的。他要的是為佔領德國建立公正的政治經濟原則，實施「解放歐洲宣言」(特別是有關波蘭部分)並解決賠償問題。所有這些都將列入全會的議程。但是，對結束亞洲的戰爭也應給予同等注意——雖然是在非正式的場合。在杜魯門看來，在波茨坦要解決的「最迫切」的問題，不能在正式會議上解決，而需要私下會見斯大林。根據馬歇爾和麥克阿瑟的要求，他要說服蘇聯盡早加入對日戰爭。即使他已經知道很快就要在新墨西哥州試驗一顆原子彈的秘密，他還是要這樣做。
他來參加會議時，帶有一份呼籲日本投降的宣言草案。這份草案是在一個曾經致力於阻止戰爭爆發的外交家——約瑟夫·格魯——的慫恿下草擬的。轟炸東京引起大火的報告使格魯大吃一驚。他於五月二十九日(當斯退丁紐斯到舊金山參加聯合國會議時，格魯任代理國務卿)會見了杜魯門，請求總統發一文告通知日本，無條件投降並不意味著結束天皇制。他說，如果沒有這個保證，日本是不是會投降是很值得懷疑的。國務院的遠東問題專家，例如尤金·杜曼·約瑟夫·巴蘭坦和喬治·布萊克斯利教授等，支持格魯。
「我已考慮過這個問題，」杜魯門回答說，「我覺得這個想法不錯。」他要求格魯大使，在最後作出決定前，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及海陸兩軍部長進行磋商。
史汀生和福雷斯特爾兩人「頗喜歡這個想法」，馬歇爾也是這樣，不過這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擔心「此時公開發表文告，恐怕時機不成熟」。史汀生認為，公告的措詞如何應看原子彈試驗是否成功而定。這位陸軍部長已越來越專心致志於使用原子彈的問題。他領導著一群卓越的文官，即被稱為「臨時委員會」的機構。這個機構包括三名著名的科學家在內，組成的目的是要向總統提出，原子彈爆炸後在政治、軍事和科學各方面將會產生什麼問題。他把他的結論提交給了這個委員會。兩天後，委員會與馬歇爾將軍及一個四人顧問團即「科學小組」開會磋商。「諸位，」他說，「我們的責任是建議採取某種可能改變文明方向的行動。我們已有了一種新式武器，不久就可爆炸，其破壞力是空前未有的。今天，首要的事實是戰爭。我們的重大任務就是要立刻成功地結束戰爭。我們可以設想，新式武器會使我們握有壓倒一切的力量。用我們所能有的最大智慧來運用這個力量是我們的責任。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使用這種新式武器，從長遠的歷史觀點看會產生什麼影響。」
「科學小組」的一個成員、負責原子彈設計和試驗的科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博士估計，爆炸一顆原子彈能殺死兩萬人。這個數字使史汀生大吃一驚。他插話說，目的是摧毀軍事目標，不是平民的生命，例如，已列入轟炸目標的城市之一京都就不應該轟炸，因為它是個文化中心，當地的神社頗受人崇敬。他對這個古老城市的知識是偶然獲得的——不久前，他的朋友的兒子(研究東方問題)曾把京都的美景詳細地告訴了他。
為了迅速結束戰爭，拯救美國人的生命，應該使用原子彈，對於這一點，馬歇爾將軍毫不懷疑，但他卻不願用自己的威望去影響這個委員會。他說，他也希望用不著扔原子彈，因為這樣做會過早地把美國擁有的新實力暴露給蘇聯人，從而降低原子彈在戰後的威懾作用。
會議休會大家去進午餐時，另一名咨詢科學家阿瑟·霍利·康普頓博士轉身問坐在左面的史汀生，是不是能搞某種非軍事的示威影響日本人。對這種可能性，飯桌上展開了辯論。如果預先宣佈要投在日本某個偏僻地方，攜帶原子彈的飛機可能被擊落。還有，如果示威性的炸彈不爆炸，那又怎麼辦!可能引起的問題實在太多。如果在中立地帶進行試驗，日本人可能認為這是假的。結論是，應該盡快使用原子彈「轟炸一個能明確顯示其破壞力的目標」而不預先提出警告。
臨時委員會的三名科學家——萬尼瓦爾·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和卡爾·康普頓——同意這一意見。然而，其他一些參加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家卻被這個意見搞得目瞪口呆，他們為首的是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物理學家、從德國來避難的詹姆斯·弗蘭克博士。他和另外七名著名科學家聯名給委員會提交了一個報告：
「……如果美國首先將這個毀滅性手段不分青紅皂白地加在人類頭上，它就會失去世界公眾的支持，造成軍備競賽，損害將來達成控制這種武器的國際協議的可能性。」
「如果選擇適當的無人居住地區首先向世界顯示核彈的威力，那就能為最終達成這樣一個協議創造更遠為有利的條件……」
週末，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學試驗場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後，阿瑟·康普頓、奧本海默和科學小組的兩名成員——歐內斯特·勞倫斯和恩裡科·費米——起草了對弗蘭克報告的回答。康普頓追溯說，「我們六月十六日把這個報告交給臨時委員會時，心情是沉重的。」
「……那些主張來一次純粹的技術示威的人希望宣佈使用原子武器是非法的，生怕我們現在用了它會在將來的談判中使我們的地位會受到損害。其他人則強調，立即在軍事上使用它，就有拯救美國人生命的機會，他們相信這樣使用原子武器能改善國際間的前景，因為他們更加關心的是防止戰爭，而不是消滅這個特種武器。」
「我們覺得我們比較同意後一種意見，技術示威不大可能結束戰爭，除直接在軍事上使用外，我們找不到其它可以接受的替代辦法【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在聖母大學所作的一次講話中，愛德華·特勒博士對這一決定在示遺憾：「我們本來是可以在東京上空在安全的高度爆炸原子彈的，這樣做除了震動窗戶外不造成其它破壞。我們本來可以用絕妙的方法表明，人類在技術上的聰明才智是可以阻止一場景可怕的戰爭的。」——作者注】。」
在華盛頓，史汀生和陸軍助理部長約翰·麥克洛伊當時正準備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和總統舉行一次關鍵性的會議，以便決定是封鎖日本炸得它投降呢，還是在日本的主島登陸。麥克洛伊反對這兩種計劃。幾個星期來，他一直私下與格魯討論日本的前途，兩人得出同樣的結論：應該向它提出體面投降的條件。麥克洛伊答應發揮他對史汀生的影響。現在，他說：「如果我們不考慮政治解決，那我們就得檢查檢查我們自己的頭腦。」美國控制了海洋和天空，另外，它還有原子彈，應該允許日本在立憲的基礎上保留天皇，允許它得到，但不是控制重要的原料。
麥克洛伊繼續說，總統應該以自己的名義致函天皇或鈴木政府，一方面闡明這個條件，一方面威脅它，如果它不接受，那末美國沒有別的選擇，只好在日本使用新式武器——原子彈。這樣一個程序便有可能在不再造成傷亡的情況下結束戰爭，如果結束不了，美國不得不使用原子彈的話，在道義上也就能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麥克洛伊詳細解釋了這個建議的形式和內容，史汀生顯然是同意的，他說，這樣做才是具有政治家的風度。在開會時他會提出這個主張的，然而，在星期天晚上他給麥克洛伊去了個電話。「傑克，」他說，「明天我不能參加那個會了。」他正受著偏頭痛的折磨。「我會跟白宮做出安排，請你代我出席。」
六月十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時三十分許，麥克洛伊來到白宮的會議室。到會的有總統的參謀長、海軍上將萊希和兩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金和馬歇爾——但阿諾德卻由艾拉·埃克中將代表。史汀生也走了進來，他看來又疲倦又痛苦。原來，他是硬撐著下床的。
從馬歇爾開始，杜魯門一一向眾人徵求意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歇爾堅持說，除了入侵主島外，沒有什麼別的選擇。十一月一日開始在九州島登陸，將出動七十六萬六千七百人。損失會是慘重的。但是，他說，光靠空中力量不能征服日本。代表空軍發言的埃克證實這種判斷，空軍沒有使德國人屈服。海軍上將金也支持馬歇爾。
史汀生點頭贊成，使麥克洛伊很是生氣。但是，史汀生也建議探索其它一些途徑。「我確實認為，在日本有一大批潛沒在下面不贊成目前這場戰爭的人物。他們的全部觀點和影響目前還沒有被人們所認識。我覺得，我們應該採取點什麼措施把他們動員起來，並發揮他們可能有的影響力，以免同他們交手。」但他卻隻字未提致函天皇一事，而他曾對麥克洛伊說過，他會在會上把這點提出來的。
杜魯門接著徵求萊希的意見。萊希跟往常一樣率直生硬，他譴責羅斯福的卡薩布蘭卡方案。「有人說除非讓日本人無條件投降，否則我們便要輸掉這場戰爭。我不同意這些人的看法。即使我們不能成功地強迫日本無條件投降，在可見的將來，我並不害怕日本有什麼威脅。我所擔心的是，我們堅持要日本人無條件投降這點，只會使日本更加鋌而走險，從而增加我們的傷亡。我認為這沒有什麼必要。」
杜魯門認為公眾對放寬無條件投降的要求，思想上還沒有作好接受的準備。關於登陸九州行動——麥克洛伊認為總統在這方面有些勉強——他說，他「確信參謀長聯席會議會著手進行」。但是在未與他磋商之前，他們不能入侵主島本州。他也不願讓事態發展到使他除了同意「別無它法」的程度。
杜魯門說完這番話，會議顯然已結束，大家覺得可以退席了，便紛紛站起來。總統卻把他們攔住。「要是不表示態度，誰也不准離開這間房。麥克洛伊，你還沒有發言。你的觀點呢？」
麥克洛伊用詢問的眼光瞧了瞧史汀生。史汀生點子點頭。於是，麥克洛伊便把他對陸軍部長講過的那番話重複一遍，連「如果我們不考慮政治解決，那我們就得檢查檢查自己的頭腦」這句話也講了。金上將瞪著他看，但杜魯門卻產生了興趣。「噢，這正是我要求考慮的，」他說，「把你覺得我們應該發出去的信詳細講一講。」
麥克洛伊口述了致天皇的信，該信一方面答應讓天皇制度保持下去，另一方面在結尾又以使用原子彈相威脅。原子彈三個宇使人吃了一驚。麥克洛伊「感到」聽的人「週身打著寒噤，冷入骨髓」。室內每個人都知道那個炸彈，但由於它是高度機密的，除在私下交談中，人們很少提到它。
杜魯門說，使用原子彈是「很有可能的」，好像這個問題從來沒有在他參加的正式會議上提出來過似的。他要求所有的人都留在室內，是時候了，該把這件事情攤到桌面上來了。談話的內容集中在投原子彈。離開會議室時，他更加堅定了他的決心，一定要讓日本感覺到投降是有現實可能的。在格魯和福雷斯特爾的協助下，他開始整理歸納主張在使用原子彈前先警告日本的論點。與此同時，麥克洛伊、杜曼和巴蘭坦也著手草擬對日宣言，闡明投降條件。該宣言將由美國、英國和中國三國聯名發出。宣言的第十二條闡述的是無條件投降的唯一例外，也是對日本人說來至關緊要的——保留天皇的可能性：
「一旦這些目標達到，一旦根據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願望建立起和平傾向和負責的政府，盟國佔領軍就從日本撤出。如果愛好和平的國家確信這樣一個政府真正決心奉行和平政策，使日本將來不可能發展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這個政府可以包括現在天皇統治下的君主立憲制。」
七月二日，星期一上午，杜魯門大體批准這個宣言，但是新任國務卿詹姆斯·貝爾納斯對十二段最後一句話提出疑問。科德爾·赫爾也有疑問。它聽起來「太像姑息遷就了」，他給貝爾納斯獻策說，「必須剝奪天皇以及統治階級的一切特權，使之在法律面前與其他人平等。」輿論也是這樣看。在不久前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中，三分之一的人主張處決裕仁，百分之三十七的人主張審判他，判處無期徒刑或處決，只有百分之七的人認為不必管他或留作傀儡。
在乘坐「奧古斯塔號」前往波茨坦的途中，總統與貝爾納斯最終決定把最後一句有爭論的話刪掉。在此同時，杜魯門重新檢討了使用原子彈的決定。盟國的領導人，包括丘吉爾在內，對於原子彈一旦準備就緒就得投，這一點毫不懷疑。在某種意義上說，杜魯門的決定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來，」負責曼哈頓計劃的萊斯利·格羅夫斯將軍後來寫道，「他的決定是個不干涉的決定——基本上是個不打亂現有計劃的決定。」儘管如此，總得有人拍板，此人便是總統，而杜魯門此時便充滿信心地承擔了責任。他的理由是，這畢竟純粹是一件軍事武器，因此總得使用。【一九五八年，本作者會見杜魯門時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這個決定是不是絞盡腦什後才做出的?杜魯門總統回答說：「根本不是，我作那個決定時象」——他彈了彈指頭——「這樣！」一年以後，即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哥輪比亞大學的一次專題討論會上說，「用原子彈並不是什麼『偉大決策』，它是在戰爭中使用的，可以告訴你們，在東京投下的燃燒彈燒死的人要比兩顆原子彈炸死的人多。它不過是正義的武庫中另一種強大的武器而已。兩顆原子彈結束了戰爭，拯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它就同我們方面的大炮一樣。拿破侖說過，勝利總是在大炮一邊的。它全然是為結束戰爭而作的純軍事決定。」討論會結束時，有個學生追問他，「那是不用你去操心的決定，」總統反駁說。「它不過是象使用比對方更大的大炮以取得戰爭勝利一樣，用它的目的也就在於此。它不是別的什麼武器，而是一件大炮武器。」——作者】
·２
會議的實際地點是在波茨坦市郊的一個風景怡人的小鎮上，周圍有樹林環繞。這個叫巴貝爾斯貝格的鎮幾乎完全沒有受戰爭破壞。從前它是避暑勝地，也是德國電影界的活動場所。它使美國駐莫斯科軍事代表團的團長約翰·迪恩少將想起一個荒涼蕭瑟的城市。星期天，七月十五日，杜魯門住進一棟灰泥牆面三層的樓房。這以前是一個電影製片商的住宅，此人現在在俄國的一個勞工營。它坐落在格裡布尼茨明的湖濱，外號稱「小白宮」，四周是小樹叢，還有一個雅致的花園。花園與房子本身一樣，顯得無人整修。丘吉爾就住在附近，其寓所也是一樣，雖然豪華，但顯得破舊。斯大林則住在一英里外。
原定在七月十六日星期一舉行的會議，因為斯大林的心臟病輕微發作，只好推遲至次日，原子彈方面還剩下的一個問題——能不能響？——由星期一晚上七時三十分華盛頓發給史汀生的電報作了回答：
「今天上午動了手術。診斷尚未完畢。結果似乎滿意，業已超出預料。在當地發表消息是必要的，因為遠近興趣甚濃。格羅夫斯博士頗為高興。他明日返(華盛頓)。我將隨時報告情況。」
原子彈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成功地爆炸了。格羅夫斯及其副手托馬斯·法雷爾准將在一萬碼的距離外觀看了爆炸情況。巨大的爆炸使法雷爾肅然敬畏。他不禁喊著：「戰爭結束了！」「不錯，結束了，」格羅夫斯說，「只要在日本扔它一顆兩顆，戰爭就結束了！」
史汀生回電稱：「我向博士及其顧問表示最熱烈祝賀。」對杜魯門總統說來，這個時機是再好不過的。第二天中午，斯大林大元帥(他剛得到這個頭銜)和莫洛托夫以及斯大林的翻譯帕甫洛夫來到「小白宮」。
斯大林與杜魯門和貝爾納斯親切地交談片刻後，把總統心中最懸念的問題提了山來：太平洋戰爭。他說，日本人曾請他出來調停，但他未作肯定答覆，因為他們不準備接受無條件投降。杜魯門和貝爾納斯兩人對日本人的態度知道得一清二楚——東鄉與佐籐來往的電報已被截獲和破譯——但他們卻假裝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斯大林未經別人敦促便主動宣佈紅軍準備在八月初進攻，唯一的障礙是要與蔣介石解決一些枝節問題，例如如何處理大連的問題。
杜魯門說，大連應該繼續開放。斯大林很有把握地回答說，如果我們控制了大連，那就一定會繼續開放。午宴時，斯大林情緒很高。他稱讚酒的味好。這一稱讚說來也正合時宜：那時一個菲律賓侍者正迅速地把毛巾從酒瓶上拿走，露出加利福尼亞的商標。
第一次全體會議於五時十分在西席林霍夫宮舉行。這個王宮從前是皇太子威廉居住過的地方，不久前改作陸軍醫院。它是一個寬敞的兩層樓建築，用棕色石塊砌成，坐落在湖畔，佈置得很漂亮。這一切使迪恩將軍不禁想起美國新港或格羅斯角的莊園。
會議在宮中的接待大廳舉行，廳內懸掛三國國旗，與會者圍繞一張很有氣派的櫟木製的大桌坐下來，根據斯大林的建議，由杜魯門(丘吉爾的翻譯說，他看上去像個「文質彬彬而很有決心的董事會會議主席」)擔任會議主席。最初的討論集中在戰後歐洲的問題上。會後，丘吉爾回到寓所對莫蘭勳爵說，「斯大林和藹可親，但他的嘴張得很大。」他注意到，這位大元帥已改抽雪茄，可能是心臟病發作後改的。「他說他喜歡雪茄，不願抽香煙。假如他抽著雪茄跟我一起照相，大家會說那是受了我的影響。我這樣對他說了。」莫蘭問，首相是否認為杜魯門有真才實學。「我認為他有。不管如何，他是個有著巨大決心的人。他不顧地面鬆軟，堅定地把腳踩上去。」為了說明這點，他光著雙腳牢牢地踩在地板上。
幾小時後，史汀生收到臨時委員會的第二封電報：
「醫生剛剛回來，興高采烈，相信弟弟定會像哥哥一樣健壯結實。從這裡到海伊霍爾德(史汀生在長島的家)都可以看到他眼裡放射的光茫，從這裡到我的農場都可以聽到他的哭聲。」
翻譯這份陰語電報的軍官猜想，七十七歲的史汀生又當了父親，不知道是否會休會一天以示慶祝。「弟弟」當然是指剛剛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鈽彈，而「他的哥哥」則指要扔在日本的未經試驗的鈾彈。
阿拉莫戈多的成功使幾十個參與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家更加苦惱。利奧·西拉德博士(與弗蘭克博士一樣，他也是從納粹那裡逃出來的)給臨時委員會遞交了一份請願書。這份請願書是他自己起草的，有五十七個芝加哥的科學家簽名。它力陳給日本人以適當的警告和投降的機會。
星期三午宴時，杜魯門就是否要把原子彈一事告訴俄國人的問題試探了丘吉爾的意見。丘吉爾建議，如果杜魯門「已決定要告訴他」，他可以解釋說，他一直在等待試驗成功。這樣他就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早不告訴我們呢?丘吉爾還提出另外一些建議。「無條件投降」這句話使他不安，它可能使美國人付出巨大的生命代價。能不能換一種方法來表達，以便既使盟國得到「未來和平和安全的所有不可缺少的條件，又向日本人表明可以保住軍事上的名譽，給他們某些民族生存的保證，不過他們要遵守征服者必需的所有保證條款。」
「在珍珠港事件後，我認為，日本人已經沒有什麼名譽可言，」杜魯門反駁說，「總而言之，他們有某種目的，為此他們準備面對必然要遭受的大量死亡。這個目的對於我們，也許不像對他們那樣重要。」
當天下午，杜魯門會見斯大林。總統沒有提到原子彈，但斯大林卻向他透露他已知道的秘密。斯大林大元帥把天皇要求把近衛公當作和平使者加以接待的密函交給他看。斯大林問，是不是應該置之不理，因為蘇聯「最終要向日本宣戰」。
杜魯門不帶惡意地讓斯大林自行其是。斯大林建議由他「誘使」日本人上鉤：是不是可以告訴日本人，關於近衛出訪一事，因為電報含糊其詞，他無法具體作答?
就這樣，莫洛托夫的副手亞歷山大·洛佐夫斯基，在莫斯科讓佐籐大使坐等了五天後最終給他一封密函：由於天皇的建議含糊不清，近衛公的使命又如此不明確，他的政府覺得無法對這兩個問題做出肯定答覆。佐籐向東京作了匯報，之後又發電請求政府接受任何和平條款，只要能保住天皇在位：
「本人深知這種提法是彌天大罪，因為我知道這些提法與政府的見解相反。但是，我這樣做的原因是，我認為，拯救國家的唯一致策必須與這些想法相一致。」
然而，他在國內的上級並沒有準備走得這麼遠。如果他們果真這樣做了，關於天皇的問題， 美國人也就不會做出正式保證了。
但在瑞士的雅各布松要為談判打通渠道的決心比以往更大了。岡本將軍不相信美國人的任何不寫成書面的保證，雅各布松用詭辯法最終說服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人撕毀了書面保證，現在呢，為了實現自己的諾言，他們才拒絕做出書面保證。這似乎符合日本的邏輯。岡本將軍於是同意向東京發電，「強烈要求」結束戰爭。
岡本積極行動的結果使艾倫·杜勒斯飛往波茨坦，向史汀生匯報關於日本人的態度的第一手資料。杜勒斯並不指望立刻得到答覆，實際上也沒有得到。儘管如此，他也感到心滿意足，因為他「已及時地、我認為是有效的方法向美國的權威人士」指出了通過岡本進行談判的現實可能性。但是，美國的領導人因為有了終極武器，下定決心只肯接受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即使最希望和平的日本人找他們商談，他們也不再能考慮談判了。
七月二十一日，史汀生向杜魯門和貝爾納斯宣讀一份目擊者的報告，詳盡地描述發生在阿拉莫戈多的可怕情景。兩人都「大喜」，杜魯門更是「精神振奮」。次日早晨，史汀生把這個報告交給丘吉爾。丘吉爾也感到興奮。首相探身向前， 「史汀生，火藥算什麼呢?」他揮舞著雪茄，抑揚頓挫地問道，「小事一樁。電又算什麼?毫無意義。原子彈才是憤怒的基督再臨。」猛然間，他好像想起什麼有趣的事兒。「我現在才明白昨天杜魯門是怎麼回事了。那時我還不懂。讀了這份報告後他去參加會議時，他已經變了。他對俄國人指指點點，把整個會議都給壟斷了。」他的激動簡直超出科學上的勝利。入侵日本已沒有必要了。「現在，所有可怕的景象都完全消失了，」他後來寫道，「代替它的是在一兩次猛烈打擊後結束戰爭的景象——看來確實是一幅美麗光明的景象……另外呢，我們也不需要俄國人了。」
就丘吉爾和杜魯門而言，使用原子彈的事已經決定了。但是，美國的三位軍事領導人卻仍然爭論不休。除在道義上有保留意見外，萊希海軍上將覺得，參加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家以及其他人員之所以會要求使用原子彈，「其理由可能是在這項工程上花費了大量的金錢。」「哈普」·阿諾德將軍宣稱，常規炸彈轟炸就能結束戰爭。即使馬歇爾一再堅持，要結束戰爭，不使用原子彈就非付出昂貴的代價進行入侵不可，但阿諾德還這樣認為。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也很不同意馬歇爾的結論。他私下對史汀生說，日本已經失敗了，投原子彈「完全沒有必要」。另外，美國也應該避免由於使用這樣一種在他看來「對拯救美國人的生命並非必不可少的」武器而引起世界輿論的譴責。
七月二十三日晚，丘吉爾設宴招待。皇家空軍軍樂隊的樂聲淹沒了祝酒和講話聲。丘吉爾戲謔地對萊希小聲說，這是他對在杜魯門和斯大林的宴會上「煩得流淚」的古典音樂的報復。
杜魯門總統說，希望他在這次會議上是公正的，在將來也會努力這樣做。斯大林立刻站起來。「誠實為人之本，」他說完後又大大誇獎杜魯門一番。金把身子歪向莫蘭小聲說：「你看總統。對他說來，這都是新鮮的，但他能對付。他比羅斯福更像典型的美國人，他不僅能為美國而且能為全世界幹出一番事業來。」
祝酒詞越來越奔放了。丘吉爾稱蘇聯領袖為斯大林大帝，而斯大林回敬的「為下次在東京見面乾杯」一語，使聽的人暗暗吃驚。吃過甜食後，斯大林挨個請方桌周圍的人在他的菜單上簽名。
從社交角度講，這次宴會是非常成功的，但到第二天上午，「三巨頭」之間是否能繼續保持團結的疑問重又冒出來了。陸軍元帥布魯克(此時是阿蘭布魯克勳爵)在日記中陰鬱地寫道：
「一個比任何事情都更加明白不過的事實是，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三巨頭」再也不被共同事業聯繫在一起了。
一大早，杜魯門就得到消息說，原子彈在八月四日至五日可以準備就緒，最遲也肯定不會超過八月十日。午膳前，他審閱了參謀長聯席會議送來的最後報告，該報告建議，為了使日本早日投降，要盡快讓俄國參戰。這個結論反映了他們對那顆未經試驗的武器的保守態度。然而，國務卿貝爾納斯卻毫無顧慮。他同丘吉爾一樣也把原子彈看作是結束戰爭的一種手段，從而使俄國沒有必要參戰——俄國參戰必然使戰後解決亞洲問題複雜化。午膳時，他能講善辯，竟然說服杜魯門同意把原子彈一事通知斯大林，但告訴他的時候卻要顯得是隨便談起的，不然的話，斯大林大元帥可能會領悟到原子彈的全部意義，比預定時間——「八月初」——提前進兵滿洲打日本【不到兩小時，聯合參謀部聽到蘇聯紅軍的總參謀長阿列克謝·安東諾夫將軍宣佈，「蘇聯軍隊正在遠東集結，準備於八月下半月開始對日行動。但具體日期卻要視與中國代表會晤結果而定，目前會晤尚未結束。」——作者注】。
當天下午全會休會後，杜魯門找到斯大林，隨便地提了一下，說美國現在「具有一種破壞力異乎尋常的新式武器」，卻沒有提「核」或是「原子」一詞。斯大林亦同樣隨便回答說，聽到這個消息他很高興，希望美國人「好好用它對付日本人」【一九四六年，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駐蘇聯陸軍記者亞歷山大·伍思問莫洛托夫，在波茨坦會議上，是否曾把原子彈一事告訴過蘇聯人。莫洛托夫好像有點吃驚，沉思片刻後回答說：「這是個微妙的問題。真正的答案既可說『告訴了』又可說『沒有告訴』。他們說的是一顆『超級炸彈』，一顆『從來沒有見過的』炸彈。但卻投有用『原子』這個詞。」——作者注】。
丘吉爾同貝爾納斯一樣，不想讓俄國插手亞洲事務，他側身向杜魯門走去。 「事情進行得怎樣?」他詭秘地問。
「他連一個問題也沒有提。」
不到二十四小時，向新上任的戰略空軍司令卡爾·斯帕茨將軍發出了扔第一顆原子彈的命令：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後，一俟天氣條件允許目視轟炸，第二十航空隊第五o九混合大隊將對下列目標之一投第一顆特種炸彈：廣島、小倉、新瀉和長崎。為運載陸軍部軍職及文職科研人員對此炸彈之爆炸情況進行觀察和記錄，另派飛機隨攜帶炸彈之飛機同行。觀察機將呆在炸彈爆心點若干英里外……」
過了一天，重巡洋艦「印第安納波利斯號」在馬裡亞納群島中的提尼安島海面下錨。無數小船湧到該艦周圍，各軍種的高級將領則登上該艦觀看其絕密的貨物卸船，那是一個直徑約十八英吋、高約兩英尺的金屬圓筒——第一顆實際使用的原子彈的心臟部分。它重好幾百磅，裝有金屬鈾的同位素鈾235，外邊有鉛罩著。這個盛大的場面卻由於計算上的微小差錯而遜色。吊卸原子彈的絞車繩短了六英尺，無法吊到艇上，旁觀者——海陸兩軍人員——對水手們發出嘲笑聲。這項不好做的工作最終還是完成了，鈾235被安全地運上了岸。「印第安納波利斯號」完成了它的莊嚴職責【不到四天後，「印第安納波利斯號」中了三枚魚雷。這三枚魚雷是日本潛艇「伊—58號」發射的，艇長是橋本以行少佐。該艦在十二分鐘後沉沒。艦上沒有救生艇，只有幾個救生筏。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竟有四天沒有人想起「印第安納波利斯號」。因此，艦上一千一百九十六人中只有三百一十六人生還。在美國海軍史上，這是引起議論最多的海難事件．——作者注】。
七月二十五日，英國反對黨工黨自開戰以來在選舉中首次對丘吉爾的領導提出挑戰。丘吉爾乘飛機回國。雖然他充滿信心他的保守黨將在選舉中以相當大的多數獲勝，但卻也有吉凶未卜之感。「我做了個夢，夢見生命已經結束了，」他對莫蘭說，「我坐在——非常逼真——我的屍體停放在一個空房間的桌子上，用白布覆蓋著，我認出我的從白布下伸出來的光腳丫。確實像真的一樣。」然後他又說，「也許這就是末日。」他就寢時還充滿著勝利的信心，但一覺醒來，「好像被利刀捅了一下，身上幾乎真的感到痛。」他突然相信自己已被擊敗，他想：「我將得不到塑造未來的權力了。我所積累的知識和經驗，從許許多多國家中得到的權威和善意，都將煙消雲散。」
到二十六日中午，工黨已很明顯可以獲勝，克萊門特·艾德禮將擔任新首相，取代他出席波茨坦會議。午餐時，丘吉爾夫人說，「也許倒是禍中有福。」
「目前來看，確實如此。」
原子彈已運到提尼安島，使用它的命令也已寫好，現在剩下的就是向日本發出最後警告了——波茨坦公告【美國務院把波茨坦公告(七月二十六日的文件， 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和波茨坦宣言(盟國關於歐洲問題的政策聲明)區分開來， 但兩者通常都被稱為「宣言」。——作者注】。在丘吉爾落選的當天，杜魯門總統下令讓華盛頓的戰事情報局把這個最後警告公開向日本播發。它威脅日本說，除非無條件投降，否則「日本本土全將毀滅」，但卻沒有提原子彈，也沒有關於保留天皇的有爭議的一段。它把日本的主權限制在四個主要島嶼上，但確也答應不把日本「作為一個民族加以奴役，或作為一個國家加以毀滅」，相反，將允許日本「維持其經濟所必需的工業」，和可以得到原料。還有，一俟新秩序建立，並有確鑿證據證明日本發動戰爭的能力已摧毀，佔領軍立即撤走。
中國和英國同意這個公告，但直到那天晚上才給俄國人看，可以理解，俄國人既驚訝又惱火。莫洛托夫立刻拿起電話，要求推遲幾天發表。太晚了，貝爾納斯抱歉地回答說，已經發表了。他匆忙補充說： 「我認為，在你的政府尚未與日本交戰時，與蘇聯磋商這個文件是不合適的。」
日本的監聽人員於東京時間七月二十七日早晨收聽到這個公告。東鄉的第一個反應是，「很明顯，這不是無條件投降的命令。」也許盟國已知道天皇本人求和的願望而放寬了他們的態度。當然，公告仍有某些含糊之處，但顯然已能與盟國進行談判要求澄清和「修改——哪怕是很微小的修改——宣言中對日本的不利之點」。他立刻向天皇報告，並敦請「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應極其慎重地」對待這份最後通牒，他特別擔心的是，如果讓人發覺日本有意拒絕後可能會發生的情況。東鄉在爾後向「六巨頭」、接著又向內閣全體提出的報告中，建議採取他已向天皇建議的同樣做法。豐田海軍大將反駁說，他們應立刻發表聲明，宣佈「日本國政府認為這個宣言是荒謬的，不予考慮」。
鈴木首相支持東鄉，但大家一致同意應在報上發表這個宣言。軍方要求，在報上發表這個宣言同時，公開表示拒絕，但鈴木建議對此最後通牒不予理睬。最後達成妥協：允許報界刪節發表，不予評論或批評。
然而，到了上午，幾家報紙不顧上邊的指示，竟發表了社論，使外務省坐臥不安。《每日新聞》用大標題稱宣言是「可笑的事件」，《朝日新聞》則宣佈：「美國、英國和重慶的聯合宣言並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能加強我國政府不折不撓地將戰爭進行到底取得最後勝利的決心。」
東鄉認為軍方應為此負責——報紙的主編是不敢自作主張，沒有勇氣與政府對抗的。軍方卻對東鄉的指責反咬一口，再次堅持要用明確的言詞拒絕這個宣言。他們再次達成妥協：由首相宣讀一個聲明，蔑視盟國的條件但又不加以拒絕。下午四時，鈴木對記者們說，「我認為，波茨坦宣言只不過是開羅宣言的翻版，政府認為它沒有什麼重要意義。我們必須『默殺』。」。顧名思義，「默殺」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沉默殺之」，但鈴木對他的兒子說，他用這個詞是打算以它來表達英語的「無可評論」，而在日語中卻沒有對等詞。但是，美國人卻根據詞典的解釋理解：「置之不理」，「以沉默鄙視處之」。美國人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七月三十日《紐約時報》採用了這樣的大標題：《日本正式拒絕盟國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後通牒》。
使用原子彈已勢在必行，但美國人仍然存在著這個疑問：在用原子彈迫使日本迅速投降之前，俄國會不會對日宣戰?僅幾天前，安東諾夫已把俄國參戰時間推遲到「八月下半月」。現在，在發表了波茨坦宣言後，莫洛托夫竭力要求發表一封正式邀請俄國參戰的信。杜魯門故意拖延了四十八小時，最終於七月的最後一天向斯大林發出一個模稜兩可的邀請，稱「如果蘇聯表明願意與代表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國際大家庭中現在與日本交戰的各大國就參與共同行動問題進行協商和合作，將是合適的」。
在企圖把主動要求的責任推給蘇聯的隨函中，杜魯門說，在斯大林與蔣介石達成協議後，他將給他發送一份正式署名的文本。「如果你決定利用它，那很好。然而，如果另搞一個聲明，在其它基礎或以其它任何理由作為你行動的根據而不願利用這封信，我也表示滿意。請你裁定。」
「終點站」結束。杜魯門、艾德禮和斯大林都公開表示高興，但暗地裡卻隱藏著厭煩和失望。對俄國人的動機不放心的杜魯門私下決心不讓他們參與控制日本，在達成某種控制和監督協議之前不向他們洩露有關原子彈的事情。「從來也沒見過象俄國人那樣頑固的人，」他在給他母親的信中寫道，「我希望將來再也不同他們開會——但是，我當然還得開。」
萊希對杜魯門頂住斯大林的方式方法感到自豪，特別是他拒絕「簽訂必然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的賠償協議」。但是，蘇聯人繼續反對關於歐洲未來的和平的重要的建議，使萊希「嚴重懷疑是否能談成我國政府能夠接受的任何和平條約」。貝爾納斯也不滿意。從斯大林那裡得到的讓步能否兌現還有賴於俄國人是否能履行在這筆交易中的義務，到此時，貝爾納斯「對他們的保證是沒有什麼信心的」。
「終點站」給戰爭的勝利者們提供了在一個被十年戰亂弄得四分五裂的世界上進一步建立秩序和正義的難得機會。然而，它卻為戰後的世界製造了新的衝突。
·３
在莫斯科，佐籐大使再次試圖使東京相信蘇聯無意代表日本出面：
「……我認為，斯大林覺得絕對沒有必要主動與日本簽訂協議。在這點上，我認為你的看法與現實情況差距很大」。
然而，日本的領導人卻不能正視事實，他們似乎擺脫不掉一廂情願的信念，認為蘇聯終究是會幫助日本的，連講求實際的木戶也期望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回到莫斯科後會做出有利的答覆。東鄉繼續催促佐籐：
「……務請再作努力，無論如何使蘇聯對派特使去一事產生些熱情……就目前這件事而言，一日之差可能導致千年悔恨，請你即與莫洛托夫進行一次會談……」
正當日本人滿懷希望等待俄國解決他們的問題時，第一顆原子彈已作好運載的準備，只待天氣好轉。其它原子彈也正在途中，美國領導人非但沒有同竭力求和的日本探索和平，反而決心採取斷然行動以結束戰爭——為珍珠港的奇恥大辱雪恨，對日本在整個太平洋犯下的無數暴行實行報復——辦法是採用已經引起爭論的武器。
原子彈是八月一日於提尼安島上一個有空氣調節設備的炸彈倉庫內裝配的。它長十英尺，直徑二十八英吋，除大小不同外，外形象普通炸彈。
投扔原子彈的人員，即五o九大隊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進行訓練的，只有他們的指揮官保羅·蒂貝茨上校才知道自己的任務是什麼。他們所在的地區圍有鐵絲網，還有機槍保護，即使一個將軍也得有通行證才能入內。
雖然保安措施如此嚴密，五o九大隊好像沒有什麼事可幹。偶爾他們也會三架一批飛往敵方地盤扔個把炸彈。島上的其它部隊常譏笑他們。
八月五日上午，天氣預報表明午夜後的天氣適宜起飛。前一天晚上，負責把炸彈裝上飛機的海軍軍械專家威廉·帕森斯上校曾目擊四架b—29轟炸機接連在起飛時墜毀。他對負責此項秘密計劃的托馬斯·法雷爾將軍說，如果裝載原子彈的飛機不能安全起飛，原子爆炸可能把整個島嶼變為廢墟。
「我們只能祈禱上帝保佑別發生這種事。」
「噢，如果等我們離開這個島後我再把炸彈最後裝好，就不會發生這類事情了。」法雷爾問他從前是否在這樣的條件下安裝過炸彈。「沒有。但我還有一整天時間可以練練。」
「好，那你就練吧。」
黃昏前，原子彈從有空調設備的倉庫運到陽光耀眼的室外，裝進一架名叫「依諾拉·蓋伊」的b—29轟炸機的彈艙，彈身上滿是用粗鉛筆寫的給日本天皇的信。這架飛機的名字是按蒂貝茨母親的名中命名的。薄暮時，帕森斯爬進悶熱的機身。他蹲在炸彈旁邊一小時又一小時地練習最後一步裝配。
「看在上帝份上，夥計，」法雷爾看見帕森斯流血的雙手時說，拿我的豬皮手套去用吧，手套是很薄的。」
「我不在乎，我得摸著幹才行。」
下午七時十七分，法雷爾發電報給格羅夫斯說：「法官(帕森斯)在起飛後安裝炸彈……」晚十時過後不久，六名機組人員被召進一個半圓頂的活動房屋內聽取出發前的簡令。他們臉容憂鬱地看著蒂貝茨大步走上講台。「今晚是我們大家期待已久的夜晚，」他說，「幾個月來的長期訓練效果怎樣，今天晚上就要受到考驗，成功還是失敗很快就可見分曉。我們今天晚上的努力很可能要創造歷史。」他們將要投扔的是一顆相當於二萬噸梯恩梯破壞力的炸彈。(三天前已告訴機組人員要運載什麼。)「由於這顆炸彈威力極大，我們的戰術就不同於從前扔普通炸彈的戰術。」他解釋說，三架氣象觀察機將先行起飛，偵察已選定的三個城市上空的天氣，以便在最後一分鐘能夠改變目標。一小時後，「依諾拉·蓋伊」起飛，與之同行的還有兩架載有科學儀器和照相器材的護衛機。三架飛機於黎明後幾分鐘在硫黃島上空匯合。
在午夜發佈最後一次簡令時，向每個機組人員發了一副電焊工用的護目鏡，以便在炸彈爆炸產生強烈閃光時保護眼睛。機組人員一個個低著頭，仔細地聽身材魁梧的二十七歲的路德教牧師威廉。唐尼的祈禱，「……上帝啊，我們向您禱告，願戰爭早日結束，和平早日重臨人間。上帝保佑今晚飛行的飛行員安全無恙返回……」
凌晨一時三十七分，三架氣象觀察機飛上夜空，在「依諾拉·蓋伊」周圍聚集著一群祝願者和攝影師，幾十個閃光燈不斷閃爍，有人擔心躲在山裡的日本游擊隊會用無線電報告東京說這裡正在發生某種異常的情況。
「依諾拉·盞伊」以及兩架護衛機滑行到跑道上。當「依諾拉·蓋伊」轟鳴著慢慢奔出跑道時，報道這一事件的唯一的新聞記者《紐約時報》的科學主編威廉·勞倫斯正站在法雷爾將軍身旁，從北機場的控制塔上全神貫注地觀察起飛情況。飛機加速至每小時一百八十英里，但由於額外負重，似乎不能離地。觀看的人想起前一天晚上連續四架b—29墜毀，大家都捏一把汗，恨不得能出一把力把飛機提上天空。
蒂貝茨按下機頭加速，但副駕駛員羅伯特·劉易斯上尉認為「消耗的跑道太多了一點，」便開始給機輪重新加壓。在油光滑亮的珊瑚跑道只剩下幾碼時，這架巨型轟炸機騰空而起，飛上夜空。
在控制塔內，法雷爾將軍轉身對一名海軍軍官說，「我從未見過一架飛機起飛時要用這麼長的跑道。我還以為蒂貝茨永遠也無法把它拉上空中呢。」
時間剛好是八月六日凌晨二時四十五分。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