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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年，日本政府已下令百姓組織「鄰里會」，目的在於控制糧食配給和防空計劃。每個「鄰里會」約由十餘戶人家組成。到此時，這種組織已使日本的傳統家庭結構發生劇烈變化。艱苦的生活迫使日本的家庭更多地依靠鄰居而不是依靠親友，因為親友可能住在許多英里外。每個人，不論出身貴賤，都得參加集體防空演習，演習傳遞水桶和抬擔架，扛木頭和運沙包。民主風氣已延伸至食物和其它定量配給的日用必需品方面。以衣服為例：女人穿的是麻袋式的又寬又鬆的衣服，男人則一律穿單調的卡嘰「國民服」。孩子自然而然地知道要分享一切，成人則曉得只有依靠互助合作才能活下去。
有一個口號叫做「我們人人平等」。一九四四年底，由於美國的轟炸強化，這個口號有了新的含義。夜間空襲的目標通常都在居民區，這出日間空襲帶來更大的恐懼。三島太太有一次到農村買食品，還敢停下來觀看漸漸飛來的「蜜蜂」——老百姓把「超級空中堡壘」稱為「蜜蜂」。她說：「在東方天際，出現一群又一群的b—29型飛機……屁股後拖著長長的白煙，在碧藍的晴空排著整齊的隊形……像一群群珍珠色的魚在海洋中游動。」然而，這種美學上的構思在這些優美的魚下蛋時就被打破了。「像有節奏的大洋激浪的隆隆聲一樣，一陣陣燒夷彈雨點般地潑下來，接著投下重磅炸彈，每個都炸入土內很深。每一群飛機都重複這個過程。在每次空襲中，我們覺得，美國飛機都帶有新型炸彈，它們的爆炸聲都與上次使用過的炸彈不同，沒有聽見過的聲音，使每一次空襲都增加了恐怖和緊張。」
這年冬天，氣候異常寒冷。有些家庭的水管破裂，幾個月得不到修理，人們叫苦連天。小說家高見順在日記中寫道，有些家庭，「由於樓上廁所水管破裂，水漏到樓下，人們在家裡都得打雨傘。水結了冰，地板上可以滑冰。」
恐懼產生了新的迷信：如果吃裹著大蔥的米飯團，或者同赤豆一起煮來吃，炸彈就決不會落到頭上。更妙的是，如果早飯時只吃蔥，就肯定不會挨炸彈。但是，過不了多久，人們便添油加醋，必須讓別人知道這個辦法——用鏈鎖通信的方式——否則就不靈。還有一種迷信更有意思，它源出於一對夫婦，一次，一顆炸彈就在這對夫婦附近爆炸，他們兩人都奇跡般地安然無恙。他們發現附近有兩條死金魚，認為是金魚替他們死了。於是他們便把金魚放在家中神壇上供奉起來。這個說法一傳開，市面上便很難買到活金魚。陶瓷金魚應運而生，大量生產，高價出售。
雖然空襲給日本本土人民的生活帶來劇烈的變化，但是，空襲的首要目標——毀滅所有生產設施——卻沒有達到。「這支部隊被吹得神乎其神，但實際上卻沒有真正取得多大的轟炸效果。」三月六日，柯蒂斯·李梅對他的公共關係官員聖克萊爾·麥克爾韋中校抱怨說。六個星期以前，李梅已接任馬裡亞納群島 b—29的作戰指揮。能夠離開中國他感到高興，因為在中國有著不可克服的供應困難，但他們為作戰不順利和效果有限而傷腦筋。戰略轟炸計劃主要是利用高爆炸藥，對工業集中的德國曾起到摧毀作用，但卻沒有使日本的生產放慢多少，因為日本工業的三分之二都分散在家庭作坊以及只有三十個工人或不到三十人的小工廠裡。
李梅為他的飛機想出一個激進辦法：晚上低飛襲擊，把飛機上大部分武器拆下以增加炸彈攜帶量，並對廣大地區的易燃目標投擲燒夷彈。兩天後，他未與華盛頓磋商就發出b—29出擊命令。在次日(三月九日)上午出發前給飛行員的指示中，機組人員獲悉將於是晚低空——從五千到八千英尺——襲擊東京。可以聽見飛行員發出的抗議聲。除尾炮外其餘全部武器都得拆除，命令一宣佈，大家吃了一驚，全場鴉雀無聲。這等於是自殺。
下午五時三十六分，第一架b—29轟炸機從關島的北機場飛上了悶熱的天空。五十秒鐘後，第二架飛機騰空而起，接著一一起飛。有一架飛機不能達到足夠的速度，它的制動器鬆不開。摩擦使降落裝置發熱，制動器液油起火。由於輪子熔化，降落架垮掉。飛機擦著肚皮降落，火星四射。它衝出跑道，撞在珊瑚礁上，一聲巨響炸得粉碎。
晚六時十五分，從提尼安和塞班起飛的b—29轟炸機開始加入這個龐大的空中行列。三百三十三架轟炸機嗡嗡地向北面飛去。在前方漆黑的天邊可以看到迸發出爆炸的火光——那是硫黃島，千田將軍即將率領第二混成旅團及海軍各部殘部進行徒勞的總攻。這些巨型飛機在低空的空氣湍流中顛簸著前進，但快到東京時，天氣轉好。乘員們象騎士穿上盔甲似的穿上鼓鼓的防火服，戴上沉重的鋼盔。他們注視著前方，探視領航機不時閃出的白光。
在關島，李梅將軍在房間裡來回踱步。如果這次襲擊取得他所希望的後果，戰爭就能縮短，那他就立即對日本全國各地進行一系列類似的空襲。屠殺的平民將是史無前例的，但必須摧毀日本的工業，不然，就得入侵日本本土結束這場衝突，這可能要犧牲五十萬甚至一百萬美國人的生命。
新月放射出昏暗的光芒，但東京上空滿天星斗。午夜，領航機找到了目標，準備用m47燃燒彈顯出東京的心臟地區。這個三英里長四英里闊的鬧市區原是東方最熱鬧、最活躍的地區，現在已沒有什麼來往車輛行人，大部分商店和戲院都上了門板。儘管如此，七十五萬收入微薄的工人卻住在這個永遠不眠的市中之市裡。數以千計的家庭作坊始終開業。
東京有大量木屋，從它還是叫江戶的時代起，歷來是大火的受害者。這些火災成了城市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有人給這些火災起了一個富有詩意的名稱「江戶之花」。儘管最終實行了現代化的消防制度，但還是沒有辦法預防火災。一九二三年大地震後，大火幾乎席捲全市。兩年後，東京又被焚燬。第三次大火則發生在一九三二年。
此時已有八千一百名經過訓練的消防隊員和一千一百一十七件救火器材， 分散在全市，各處還儲有滅火用水，以備急時之需。即使如此，這支消防大軍還是不足以對付這個二百一十三平方英里的大都市，特別是在戰時。鬧市區依然是最脆弱的，在鱗次櫛比的建築物之間沒有什麼消防車通路，市政官員曾答應在一兩年內解決這個問題。
三月九日午夜前後，空襲警報器聲劃破夜空，接著幾十個警報器一齊響了起來。因為先前對東京的空襲造成的破壞甚小，人們覺得沒有理由大驚小怪，東京電台報告說，敵機仍在首都東北五十英里的鏡子港上空盤旋，眼前沒有危險。
領航機以每小時三百多英里的速度低空飛向這個麻痺大意的城市時，還沒有被發現。凌晨零時十五分，最前面的兩架飛機交叉飛過目標上空，一齊投下一串炸彈。在離地面一百英尺時，m47火箭爆裂，射出一根根兩英尺長的燃燒棒，接觸到東西就爆炸，把粘膠似的火種散開去。霎時間東京鬧市區便出現了兩條交叉火線。又有十架領航機飛來，朝這兩條交叉火線投下燃燒彈。後邊跟上來的是主力，三個聯隊，井井有序，但隊形不一律，高度是四千九百至九千二百英尺不等。 探照燈瘋狂地朝襲擊者照射，高射炮彈一個接一個開花，卻沒有效果。沒有戰鬥機起飛迎擊。
風助火勢，烈火迅速蔓延開來，與此同時，轟炸機向居民區展開，傾瀉下數以千計的燃燒彈。火越燒越旺，成了範圍廣大的大火。巨大的火球以暴風驟雨之勢從這幢建築物躍至另一幢建築物，構成白熱的浪潮，溫度竟達華氏一千八百餘度。
令人望而生畏的機群，像巨龍似的鋪天蓋地而來，使地面上的人頓時呆愣。在探照燈照射下，飛機呈綠色，但在地面火光的映照下卻又呈紅色。從俯瞰大火中心的文京居民區望去，十七歲的高橋進看著一串串炸彈——不久這些炸彈得到一個綽號叫做「莫洛托夫麵包籃」——在東京帝國大學上空開花。他是昭和醫大的學生，空襲警報響過後，家人都躲進防空洞，但他還留在家裡溫習功課準備考試。從暗紅色的空中，一塊塊冒著火焰的碎片在他四周落下，其中一塊落到他的房頂，他連忙操起「滅火拍」——長棍的一端捆著許多破布條——上房拍打。鄰居的房子象煤氣爐 爆炸似的爆炸了，燒起熊熊大火。他跑進房內撿起三本書——他還準備明天去考試——然後便去佛壇尋找祖宗牌位。祖宗牌位已不在，一定是母親先拿走了。他操起一個金銀佛像，仔細地挑選了一些最寶貴的古玩——人像牙雕。出於習慣，他關上門，把古玩埋在家裡的防空洞內(洞是空的，人都跑光了)，然後上街。右面，一切都在燃燒。他跑到左邊的一條大道上，一輛救火車停在那裡，毫無辦法，四周是冒著大火的建築物，水龍帶是癟的，沒有水。
唯一通向安全地點的道路是神田川上的那座橋，但中間又隔著一道「火牆」。一群人擠在街上，好像中了催眠術，眼睜睜地望著烈火。燒焦的樹和電話線桿象火柴棍似的橫七豎八地倒在路上。消防隊員喊叫他們往橋上跑——要不就得燒死。年輕的高橋一馬當先，跳過了一條條像在火爐中燃燒的木頭一樣的樹幹。其他人排成單行跟上來。強烈的火光使他難於睜眼，他不得不張開大嘴呼吸。他實在吃不消，跌倒了。然後，透過滾滾濃煙，他看見了那座橋，橋上擠滿人群，全蹲在那裡。他安全了。
高橋是貼著大火的邊緣穿過來的。關村一家人住在離交叉火線中心不到兩英里的地方。當他們看到東京火車站附近起火時，連忙用棉被做的防火斗篷把四個孩子包起來，跟著人群朝隅田川的一條支流跑去。大火燒過後的瓦片變得很脆， 象黑雪那樣落下，關村太太走過時不由想起一九二三年大地震後的火災，那時她才十二歲。頭上，像「一串串香蕉似的」炸彈爆炸的情景不但沒有把她嚇倒，反而使她看得著迷。
為了逃避「像一頭野獸似的」追逐著他們的烈火，他們推推搡搡地過了橋。烈火引起的大風捲起地面的小石子，打在臉上。他們連忙把臉轉過去，背對著大風，慢慢地離開烈火。一家電纜工廠的油桶象火箭似的穿過房頂，在一百英尺的空中爆炸，形成一團團火球，使他們看得出了神。
東京市中心燃燒得猶如太陽一樣熾烈。陣陣濃煙捲向空中，下面則被火光映成橙色。成千上萬的人縮在木建的防空洞裡，嚇得面無人色，他們會被活活烤死，但在這個注定要死的地區裡的大多數人都試圖逃出——逃到淺草的大廟去。其實，那座大廟卻成了他們的墳墓；或者，像關村一家人那樣，逃往隅田川上的十一座大鐵橋。暫時說來，這些橋樑還是逃生之路，可是過了不久，烈火也過了河，這樣，落在後邊的便斷了生路。
「東南天邊的紅光很快就擴大，填滿整個天空，」三島太太說， 「我們在城市的另一邊。即使在這裡，可怕的淡紅色火光也照亮了地面，把人們受驚的臉孔照得清清楚楚，連臉上深深的皺紋都看得出來。大火好像燒了整整一晚上。」
巨大的熱浪也衝擊著空中的b—29轟炸機，把一些飛機拋上去幾千英尺。在高空，李梅的參謀長托馬斯·鮑爾斯准將所乘的那架飛機在來回巡弋。他拍攝了大火的場面，並向李梅報告說，東京已成了地獄。最後一批飛機的機組人員竟能聞到燒焦的人肉味，有些人禁不住嘔吐。在歐洲進行轟炸時，空氣似乎還有防腐作用，在這裡卻是令人作嘔的現實。
天亮時，年輕的高橋從地勢較高的東京牙科醫學院觀看了仍在冒煙的東京市。除了石像、水泥柱和牆、鐵框架，以及稀稀拉拉的電話線桿外，首都的中心已夷為廢墟。電話線桿還像小蠟燭一樣在冒煙。他想，東京已經完了。
關村太太背著孩子，試圖回去把她埋在地下的東西找回來。橋上已被無法逃脫的人的屍體所堵塞，就連河本身也幾乎蒸發乾了，塞滿腫脹的屍體和家用雜物。河對岸，地面還在散發熱氣，使清新的三月熱得像初夏。她一生中熟悉的地方全消失了，唯一還能認出來的就是那家電纜廠，但它已歪七扭八，像一塊熔化的糖一樣。到處是死屍，有些赤條條的一絲不掛，全身漆黑，有些雙手合十在祈禱，有些則奇形怪狀地站著，似乎要跑似的，有些則坐在那裡似乎冥想著什麼。有一具屍體的頭已縮小到柚子一般大小。小學校的院子裡屍體堆得高高的，上面蓋著稻草。空氣中充滿死屍臭味。
她最終找到了她的已化為灰燼的家，但是地面太燙無法挖掘。由於幾乎一張紙或一雙筷子都買不到，她在四周仔細地尋找家用物品，如果說丟失一把茶壺是很大的不幸，失去家用雜物就意味著要過動物的生活。她只找到一個燒飯的小鍋，為了不致燙手，她用棍子把它挑了起來。奇怪的是，這麼多死人的慘象卻使她無動於衷。她機械地從鄰居的屍體旁走過，一滴眼淚也流不出來。屍體中有住在街對面的母女兩人。她們除眼眶是白的外，全身都焦黑；先前，她們總是很整潔的。她茫然地走過醫院及其緊急蓄水池。水池內堆了一層又一層四肢伸開的屍體。有個男人攔住她，對她說，他是從那屍堆裡爬出來的．「大家都死了，」他用一種毫無語調的聲音說，「我卻奇跡般地甚至連一點傷也沒有。」
人們用長桿子挑開一層層屍體尋找自己的親友。有個老太太的屍體懷中露出錢，緊貼著她的濕漉漉的身軀。誰也沒有去拿這個錢。從一家藝妓館的毀壞的牆中露出數以百計五光十色的絲綢衣服，關村太太輕手輕腳地把又軟又薄的衣服拿在手中；這些都是很貴的衣服。把這些東西都毀了，真可惜。在不遠的地方，瓦礫中伸出人腿，實在難看。她每到一處，都看到在痛苦姿勢中死去的屍體——母親們試圖保護孩子，卻成了焦炭，夫妻們在最後一次擁抱中被酷熱溶化在一起。活著回來的人們則用焦炭在牆上和人行道上留言，尋找親人。
有十六平方英里的東京市區被燒為平地，市政官員後來估計，死去十三萬人，幾乎與德累斯頓遇到的屠殺中死去的人數一樣。【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計算，死亡人數是七萬二千四百八十九人。——作者注】
次晚，李梅派出三百一十三架轟炸機，帶著燃燒彈飛往日本帝國第三大城市名古屋。緊接著又相繼對大阪和神戶進行大規模燃燒彈空襲，不到一個星期，就有四十五平方英里面積的重要工業地區化為瓦礫。毫無疑問，李梅的新戰術不久就能粉碎日本發動有效戰事的能力。但他所破壞的還不只是日本的軍事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也被殺害。
過去，美國曾真誠地反對在西班牙各城市和在中國毫無區別地屠殺平民，此時，它對轟炸所採取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在歐戰爆發時，羅斯福給各交戰國發出電報，敦促各交戰國不要做出轟炸平民的「非人道野蠻行為」，反映了他同胞的人道倫理。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後，美國航空部隊領導人仍然強調在白天進行精確轟炸，摧毀有選擇的軍事目標。可是，這個計劃的效驗逐漸消失，轟炸地區被擴大到包括摧毀能支持敵方進行戰爭活動的一切。必要的話，甚至包括平民本身。這個政策雖然沒有公開宣佈，也沒有記載，但是似乎很明顯，敵方的全部人口，不管是在前線還是在國內，都要受到殘酷對待才能迫使他們投降。
輿論已接受這種變態，只是偶爾爆發一下道義上的關切。到一九四五年，幾乎每個美國人都同意，落在日本和德國土地上的炸彈，都是他們罪有應得。例如， 《時代》雜誌就稱李梅用燃燒彈轟炸東京是「夢想實現了」，證明是「該燒的，把日本的城市象秋天的落葉那樣燒掉」。
美國人尤其不同情敵人，因為敵人偷襲了珍珠港，製造了象「巴丹死亡行軍」那樣的暴行。因此，敢於公開用人道的名義出來為成千上萬被炸斷四肢和燒成灰燼的平民辯護的聲音，是很少聽見的。耶穌會週刊《美國》認為，大規模空襲「與上帝的法律或我們事業的崇高性」是不大相稱的。有人在美國散發過一本英文小冊子，名叫《死亡屠殺》，這本小冊子的引言，由二十八名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和牧師簽署贊同，包括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和奧斯瓦德·加裡森·維拉德在內；引言要求讀者們對於參加「死亡狂歡節」作一番「良心上的檢討」。美國，包括大多數教士，拒絕這個規勸。有個牧師在《紐約時報》讀者來信欄裡反駁說，「上帝給了我們武器，我們就用吧。」在考文垂、鹿特丹、華沙和倫敦是罪惡的事情，到了漢堡、德累斯頓、大阪和東京卻變成英雄行為了。
·２
日本在菲律賓和緬甸進行最後抵抗的重要前哨陣地告急。在呂宋，麥克阿瑟的部隊已收復巴丹和科雷吉多爾。再也沒有什麼能比對這個小小的蝌蚪形島嶼的防禦更能說明兩個仇敵之間的不同了。當初，美國人只抵抗了十二個小時，溫賴特就覺得再抵抗已毫無意義。三年後，日本五千名守軍與來勢洶洶、人數占壓倒優勢的傘兵和兩棲部隊打了十一天，除二十人外，其餘全部戰死。從戰略上說，他們打了十一天或十一個小時，都沒有多大差別。
當麥克阿瑟乘魚雷艇到該島時，他傷感地說：「諸位，回來的路程真是漫長。」他下令在這個前哨陣地的廢墟上升起美國國旗。「升旗!再也不讓敵人把它降下。」升旗禮畢，他視察了廢墟，「這是報應，」他說。
與科雷吉多爾不同，馬尼拉本來是不準備防守的。除留下一點治安部隊外，山下已把所有軍隊開出該市。但是，他們一走，海軍少將巖淵三次帶了一萬六千名水兵又重新佔領馬尼拉。巖淵奉上級大河內傳七海軍中將的命令，要把港口設施和海軍倉庫全部毀滅。巖淵一到就違反山下的命令，強令三千七百五十名治安部隊聽他指揮，把馬尼拉市變成了戰場。到三月四日美軍佔領該市時，市內已是大片大片瓦礫，死了數以千計的平民，許多人是死於日軍的暴行。【與本間將軍一樣，山下也根據麥克阿瑟的命令受到審判，被定罪並處決。儘管山下曾下令全部軍隊撤出馬尼拉，日本在那裡所犯的暴行卻對他大大不利。對他的審判，如同對本間一樣，也是匆匆進行的。麥克阿瑟從東京來電說，他懷疑辯護是否有必要「拖長一些時間」，並「敦促」法庭迅速終結。判決有罪是毫無疑問的，麥克阿瑟在審閱此案時也找不到有什麼「酌情從輕之處」。「審判完全是在司法目的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弄清全部真相，不受任何人為的狹隘的方法或技術上的武斷束縛。結論是毋容異議的。」
但是，最高法院的兩位陪審法官卻譴責調查結果，弗蘭克·墨菲宣稱，「為達到解決業已失敗的敵方將領的目的而用正式法律程序掩蓋報仇雪恨思想的做法，比之於引起報仇雪恨思想的全部暴行，能產生歷時更久的害處。」威利·拉特利奇說，這是「不符合習慣法和憲法傳統的審判，」他還引用托馬斯·佩因的話說：「凡欲確保自身自由者，即使是敵人也要保護他不受壓迫，因為如果違反此職責，就開創了先例，終將自食其果。」
杜魯門總統拒絕將判決減為無期徒刑，山下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馬尼拉南二十五英里的城市洛斯巴諾斯被處絞刑。受刑時，山下「沉著冷靜」。他的遺言是：「我祝天皇萬歲，永遠彌榮！」「我們是不公正的，偽善而帶有復仇心的，」山下的首席辯護人阿道夫·裡爾上校說，「我們在戰場上打敗了敵人，卻讓敵人時精神在我們心中贏得了勝利。」——作者注】
然而，菲律賓群島的掃蕩戰遠未結束。山下仍有十七萬糧草充足、武器精良的軍隊。在他的直接指揮下，大部分部隊固守在北部據點。但也有大批部隊在馬尼拉東面和東北面的山區以及克拉克機場附近的三描禮示山裡。他們打的並不是謀求已久的「決戰」，而是一場消耗戰。山下的任務是拖住麥克阿瑟，並在這一過程中，盡量殺傷美國人。
聖托馬斯監獄裡的美國軍民的悲慘處境使美軍義憤填膺，他們決心要消滅山下的部隊。有人貼出標語激勵他們不要憐憫「黃種畜牲」。即使沒有這種激勵，許多美國軍人對日本人的態度也必然會使他們做出過火的事。曾周遊太平洋的查爾斯·林德伯格在《戰時日記》一書中寫道：「我們的官兵槍殺日俘或舉手投降的日軍好像是無所謂的事。他們對待日本人還不如對待牲畜，而且幾乎人人都寬恕這種行為。我們自稱為文明而戰，但是，我越是深入觀察太平洋的這場戰爭，我就越難想像我們有權自稱為文明人。事實上，我沒有把握說我們在這方面的記錄比日本人的好很多。」
種族的含義甚至延伸到受日軍之害的人——菲律賓老百姓——身上，他們常常被貶稱為「輕浮仔」、「菲佬」。
在緬甸卻沒有打消耗戰。英帕爾戰役的日軍殘部一撤，英軍便跟蹤追擊，跨過大山進入緬甸，渡過欽敦江。麥克阿瑟的部隊在林加延灣登陸那天，即一月九日，英軍朝曼德勒和緬甸的心臟發動進攻。英帕爾慘敗後元氣未復的日軍，無法阻止英軍南進。
巴莫知道，戰敗已成定局，他開始為戰後把英國人趕出緬甸進行武裝鬥爭做準備。他必須設法使自由的精神以及對英國統治的仇恨活在緬甸人的心裡。為了在人民中動員戰爭，他建立起一個最高國防委員會。 「這是我們與英帝國主義的長期鬥爭中的最後一戰，」他對委員會成員說，「我們戰鬥了三次，三次都失敗，所以我們成了世世代代的臣民。現在，我們必須在日本援助下打第四仗，並打贏最後這一仗。原因是，如果我們再失敗，我們就還要長期做奴隸。」
巴莫成功地播下了長期敵視英國人的種子，卻不能推遲英國的進軍。三月九日，英軍進入曼德勒，攻下奧博車站，佔領曼德勒山，然後繼續南進，直指首都仰光。
正如日本軍方領導人先前把菲律賓和緬甸看得何等重要一樣，他們還是逃脫不了這種必不可免的邏輯，即，帝國的最後希望在於是否能成功地保衛本土南面三百五十海里的一個相對說來比較小的島嶼——沖繩。例如，海軍少將富岡就認為，如果全力以赴是能夠在那裡打敗敵人的，這一勝利便能為日本贏得六個月的時間進行和談，保證天皇制的繼續。
萊特和硫黃島的陷落，使小磯將軍的內閣處於崩潰邊緣。小礬是被有意識地扶植上去當過渡首相的，因此從他任職的那天起，他的方向就不明確。雖然小磯的職位的威望很高，卻得不到任何派系的真正支持，他對這場戰爭如何打法幾乎發揮不了什麼影響，對暗中進行的求和活動則是毫無影響。與東條不同，他不代表軍方，軍方有許多人懷疑他。他沒有參與主和派複雜和連續不斷地勾心鬥角。
對於國家在這樣的領導下的前途感到憂心忡忡的天皇召見了木戶侯爵，建議他有必要就正在口益惡化的戰爭局勢向各位前首相(「重臣」)徵求意見。天皇召集重臣討論除遴選新首相外的事清，從前只有過一次，即在戰爭前夕。
木戶把重臣逐個請到宮內。以免同時進去引起軍方的猜疑。這樣也使每人能暢所欲言。但是，除近衛的建議外，別人的建議都含含糊糊，考慮不周，或者只是感情衝動地請求堅決打下去之類。近衛的評價，雖說是錯誤的，卻理路整然地檢討了日本將陷入的政治和軍事的深淵，除非短期內實現和平。他把意見親自用毛筆書寫成八頁的《建白書》，向天皇朗讀。除近衛外，是否還有別的臣下敢於直接向天皇提出如此率直的見解，是值得懷疑的。與近衛的其它作為一樣，《建白書》也是充滿矛盾的——既客觀又主觀，既可行又不可行。一開始是勇敢的表態(「儘管十分遺憾，我認為日本這場戰爭已經打輸了」)，然後他提出完全是根據自己對共產主義越來越厲害的偏執狂產生的指責(「對日本維持天皇制度的最大危險並非來自失敗本身，而是來自共產主義革命的威脅」)，然後，為了試圖證明日本不久將被本國的「赤色分子」奪去，他精確地預見到馬克思主義必將在東歐和朝鮮實施。但是， 他接著對歷史的評價又因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而錯了： 滿洲事件、日華事變以及大東亞戰爭也是陸軍中的激進派「有意策劃的陰謀」，而這些激進派自身又是非軍方右翼極端分子的傀儡，這些極端分子「不過是披著國體外衣秘密策劃實現共產主義革命的共產黨人」。
象許多在年輕時左得出奇、年紀大了便變得保守的知識分子一樣，近衛認為到處都是赤色分子的威脅。他指責說，那些提出「一億決戰」口號的人「受了試圖使國家陷於混亂，從而實現革命的共產黨人」的煽動。另外，有些陸軍領導人， 親蘇情緒強烈，他們「敦促不惜一切代價與蘇俄結盟，還有些人則要求與毛合作」。
然而，他從這些主觀臆造的指責中所得出的結論卻是無可辯駁地合乎邏輯的：只有智勝軍國主義者(「雖然他們也知道無法打贏戰爭，但我認為他們為了保全面子將戰鬥至死」)才能和談，「這樣，如果樹根斷了，枝葉自然枯死。」然而，他提出來對付死硬派軍國主義者的辦法，雖然可取，卻是不現實的：用政變方法一網打盡，然後直接與美英談判。
《建白書》儘管前後矛盾，卻刺激了天皇及其首席顧問。近衛與其他同僚重臣不一樣，他找到了問題的核心。雖然他的解決辦法不可行，但最終被講求實際的木戶變成靈驗的計劃。
小磯首相想在有利條件下結束戰爭的個人願望，並不因為求和派和主戰派對他沒有什麼信心而受到影響。他執意認為，與蔣介石言和是體面地與美英談判的關鍵所在。還有，他選擇的中間人是遠東有名的陰謀家繆斌。他是南京傀儡政府的一個官員， 自稱與重慶政府有秘密無線電聯繫。小磯的外相、也是他通曉中國情況的顧問重光葵卻警告他，那個聲名狼藉的繆斌只不過是想實現自己的野心，「如果相信他能充當調停角色，」重光後來寫道，「那是天真幼稚，表明對中國政治的無知。」
小磯不聽，說服了陸軍大臣杉山元帥用軍用飛機把繆斌弄到日本來。在東京附近的機場上，繆斌不理邀請他前來的首相，堅持要直接送他去同皇族成員——東久邇宮——見面，企圖討好天皇。但天皇陛下與小磯內閣一樣覺得這樣的陰謀令人厭惡。繆斌狼狽溜回中國——隨後被蔣介石處決——從而也使小礬繼續掌權的最後一線希望煙消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