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一九四三年是日本的「羊年」。對盟國說來則是會議多的一年，會議從卡薩布蘭卡開到開羅，又從魁北克開到德黑蘭。在瓜達卡納爾的苦戰尚未結束前，羅斯福與丘吉爾就計劃好要在卡薩布蘭卡會見他們的夥伴斯大林。這個地方似乎是舉行重大會議的理想環境，地名本身就是神秘和耐人尋味的。但是，這個本應成為值得紀念的戰時的第一次「三巨頭」會議，一開始就令人失望。疑慮多端的斯大林婉言謝絕出席，原因是他正忙於擊退希特勒的軍隊。
甚至美國特工人員也給羅斯福施加壓力，希望他不參加這個會議。他們反對羅斯福到一個到處是德國間諜和破壞者的戰火紛飛的戰區去。然而使羅斯福感興趣的可能正是危險本身，他曾一再說，他是多麼想逃避華盛頓的沉悶政治，那怕是逃避幾天也好。
羅斯福和丘吉爾兩人都住在安法飯店，這是一座現代化建築，位於離市區四英里的一座小山頂上，背靠藍得閃閃發亮的地中海，四周是熱帶花園，秋海棠和紫茉莉盛開，看上去象天堂一樣。整個飯店範圍都圍上了鐵絲網，並有大批憲兵把守。一隊隊的保安人員在周圍出沒，飯店的大部分摩洛哥侍者都換了美國兵和英國兵。
一月十三日，美國軍方領導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飯店內舉行預備會議，兩個月來，在世界的兩端都打了一些出乎意外的勝仗，現在是再次檢討全球戰略，為歐洲及遠東的勝利制訂長遠計劃的時候了。英國要求在太平洋打有限的戰爭，只有打敗希特勒後才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遠東。美國的參謀長們，在不好對付的海軍上將金的慫恿下，覺得英國人低估了日本人，決定要求在太平洋和緬甸根據情況既採取攻勢又採取守勢。
次日，他們會見了英國的參謀長。金一開始就採取攻勢，盟國的人力物力只有百分之十五投入太平洋戰區遠遠不足以阻止日本鞏固其初期勝利。
英國的總參謀長艾倫·布魯克爵士以他習慣的幾乎不掩飾憤怒的神情回答說，日本人肯定在採取守勢。另外，局勢對西方有利，有可能在年前取得勝利——但是，如果把兵力和物資分散到象緬甸那樣的地方去，就不會獲得勝利。
金反駁說， 日本依然強大，如果不打緬甸戰役，蔣介石可能退出戰爭。收復菲律賓也許要等到打敗希特勒之後，但立刻攻佔特魯克和馬裡亞納群島卻是必須的。
金的慷慨陳詞對英國人沒有產生多大效果。英國人來卡薩布蘭卡已決心要自行其是，而且來之前已作了細緻準備，要達到目的。僅僅在幾英里外，停泊著一艘作為他們參謀總部兼通訊聯絡中心的六千噸的客輪。客輪上載有可能需要的各種數量計算的技術設備。
金私下敦勸他的同胞要站穩立場。在一月十七日召開的一次兩國所有參謀長聯席會議上，馬歇爾威脅英國人說，如果太平洋戰區不能得到盟國百分之三十的人力物力，那麼「美國就有必要遺憾地撤回對歐洲戰區承擔的義務」。英國人有所動搖，但建議一九四三年在遠東的行動局限在拉包爾和緬甸。
金不願意放棄馬裡亞納群島。該地區的力量已足夠打一仗，如果閒在那裡，那是浪費兵力。另外，這個行動也不會轉移原定用於歐洲的人力物力。
英國人的反應是冷淡的。在太平洋，決不能幹任何會削弱對德國的進攻的事情。金的回答是不友好的，在太平洋，何時何地進攻，只能由美國來決定。
他的這番話無疑是說，太平洋同美國的感情最密切。珍珠港、巴丹和瓜達卡納爾這些地名比之羅馬、巴黎和柏林更使美國人激動。考慮到這種民族自尊心(和屈辱感)，必須達成一個合理的妥協。
布魯克很沮喪。他擔心，不管英國人怎麼說，都不能「對金產生多大的影響使他斷了去太平洋的念頭」。歐洲的戰爭「只不過是使他不能專心致志地打他的太平洋戰爭的小事一樁」。午餐時，他絕望地對約翰·迪爾爵土說：「沒有用，我們永遠也無法同他們達成協議。」
對待問題客觀的迪爾自從一九四一年聖誕節擔任兩國聯合參謀部英方駐華盛頓代表以來，經常在布魯克和美國人之間起轉圓作用。「大部分問題你已經取得協議，」他安慰將軍說，「剩下的只是解決其餘問題了。」
「我寸步不讓，」布魯克說。
「你當然得讓，」迪爾微笑著勸解他，「你知道你必須達成協議，否則就得把事情全部推給首相和總統。你我都清楚，他們會把事情弄得何等亂七八糟。」
傍晚，雙方的計劃人員已制訂出一項概述盟國一九四三年目標的協議，協議的措詞非常籠統，使布魯克和金都感到滿意。協議說，「太平洋的行動將繼續以保持對日本的壓力為目標」(這點使金高興)，但這些行動不應從歐洲抽調過多的人力物力(這使布魯克高興)。然而，是否抽調過多這個標推，卻要由美國的參謀長來判斷。哈里·霍普金斯讀了這個協議後寫信給迪爾說：「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文件和一個絕妙的計劃——所以，我覺得好受多了。」
丘吉爾和羅斯福都幾乎毫無疑問地接受了這個協議。丘吉爾高度讚揚聯合參謀部，說「在我所知道的所有盟國會議中，從來沒有像這次會議那樣，從軍事、武器生產以及經濟等各個方面，對世界大戰的局勢進行長時間的專門的研究。」
但是，分歧只不過是被妥協掩蓋住而己，好像是用繃帶蓋住很深的傷口。
會議的最後一天，丘吉爾首相和羅斯福總統在灼熱的非洲陽光下，與記者們泛泛地談起戰爭的進程，然後，羅斯福事前未經商量就宣佈，「消滅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戰爭力量，」他審慎而深思地說，「意味著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無條件投降。」
這句話對所有人都像一顆炸彈。對丘吉爾卻不然。在前一天的有霍普金斯和埃利奧特·羅斯福參加的私人午宴上，丘吉爾曾聽到羅斯福說這句話。開始，丘吉爾皺起眉頭，然後微笑起來，說，「好極了！我倒要看看戈培爾之流將如何叫喊!」 【後來，丘吉爾在寫給羅伯特·捨伍德的信中說，直到那次記者招待會時他才聽到羅斯福說這句話，要是他自己的話，是不會說那一番話的。 然而，在以後給會議的一篇聲明中，他承認先前確實說過這些話，「大概是在閒談中，我想是在吃飯的時候。」——作者】
可是，很快就可以看出，希特勒和東條都得到了一份鼓動他們人民抵抗到底的寶貴宣傳材料。另外，在盟國陣營內，特別是軍方，許多人對這個說法感到不安，例如海軍上將威廉·萊希就推理說，現在不得不消滅敵人了，外交解決已被丟棄，盟國已經走上打無限制戰爭的嚴峻道路。
·２
在太平洋，今村均中將決定利用瓜達卡納爾一役後的沉寂，派出六千四百名軍隊加強此時作為新幾內亞首府的萊城。這座具有戰略意義的城鎮，位子北部沿海的布納以西約一百五十英里，是保衛拉包爾的重要據點。在二月份最後一天的深夜，由八艘運輸艦和八艘驅逐艦組成的一支船隊，在木村昌福海軍少將指揮下離開拉包爾，以逆時鐘方向行駛，繞過新不列顛，駛進俾斯麥海。第二天下午，正當這些船艦在惡浪中前進時，一架美國b—24飛機發現了它們。次日下午，它們又被發現，並遭到二十九架重型轟炸機的襲擊。一艘運輸艦被炸沉，另外兩艘中彈起火，但船隊繼續前進。
然而，在新幾內亞的美國第五航空隊(即以前的盟國航空隊)卻比日本人所瞭解到的要強大。那時，在這個地區有二百零七架轟炸機和一百二十七架戰鬥機，喬治·肯尼將軍又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轟炸機的作用，使之成為對水面艦隻採取革命性進攻技術的一部分。b—25的機首被拆掉，換上八挺零點五口徑的機槍，可以在只有二百英尺的低空掃射。飛行員們還能貼著海面飛行，並在即將飛抵目標前投彈。炸彈或則炸中艦身，或則彈跳至舷側，炸彈裝有五秒鐘的遲發引信，使飛行員能在炸彈爆炸前飛至安全距離。肯尼一直在等待試驗這種跳彈的時機，木村的艦隊恰恰給他提供了大好機會。
三月三日上午十時，十八架b—17「空中堡壘」和二十架中型轟炸機，從七千英尺的高空對木村艦隊進行了常規轟炸，十八架澳大利亞戰鬥機隨後又進行掃射。水村毫不畏懼。接著，十二架施放跳彈的b—25轟炸機從離海面只有幾碼的低空飛過來。日艦各艦長以為它們是魚雷轟炸機，開始讓艦隻避開。那時，b—25機頭上多挺機槍猛烈朝擁擠在甲板上的日軍掃射。這是一場屠殺。最後，炸彈從桅桿一般高的空中落下。幾乎有半數炸彈——十七顆——炸中目標。
又有十多架飛機低空飛來。它們是輕轟炸機，沒有放魚雷，在飛過運輸艦上空時投了「跳彈」，還用機槍猛烈掃射。投彈的命中率較高，二十顆中有十一顆命中。在開始的幾分鐘內，各艦都被炸中，或被重創或被炸沉。有一艘驅逐艦被炸沉，另外三艘被炸癱。
這場攻擊整整一下午未斷。破損的艦隻全部完蛋，乘在救生艇上的倖存者則遭到無情的掃射。攻擊者並不想打一場君子之戰。他們曾從澳大利亞士兵處聽說過許多故事，說他們的戰友們在被俘後，日軍用刺刀捅，然後把他們丟下不管， 掛上牌子寫著：「凌遲處死」。【莫裡森海軍上將寫道：「那是可怕的任務，但又是軍事上的需要，因為日本兵不肯投降，又能游泳上岸。不能讓他們上岸去加入萊城的駐軍部隊……有幾百人游上了岸，因此在巴布亞，接連一個月成了魚獵開放期，搜捕日本人。當地的土人，如同在舊時獵取人頭一樣，到處追捕他們。」這次屠殺中的日軍餘生者，對美國人斥責日本飛行員射擊美軍跳傘者，而又稱自己掃射手無寸鐵的日本人是「軍事上的需要」 這種說法有反感。看來，兩種情況都是軍事上的需要。——作者注】
此次慘敗，加上被美國潛艇擊沉四艘貨船和一艘油船，使今村再沒有勇氣用運輸艦隊向新幾內亞增兵。他不能讓這個島嶼變成另一個瓜達卡納爾。
盟軍已大舉向萊城靠近，從萊城，他們可以跨過新幾內亞和新不列顛之間的海峽，對拉包爾發動地面進攻。麥克阿瑟的雄心勃勃的計劃需要再增加一千八百架飛機和五個師的兵力。
他的要求，使得有必要對先後緩急的安排重行研究。於是，太平洋各軍區的代表被召到華盛頓去參加太平洋軍事會議。這次會議，不可避免地復活了不斷進行的關於哪個戰區重要的辯論。陸軍航空兵代表不支持麥克阿瑟，他聲稱卡薩布蘭卡協議已有規定，要首先轟炸德國。海軍也同樣激烈要求攻佔拉包爾，並要求得到「足夠的力量」使日軍處於守勢。
要取得一致意見是不可能的，於是，問題被提交到參謀長聯席會議。會上又展開爭論，金將軍可以預料地死死抓住太平洋不放，阿諾德的副手也不肯放棄對德國的空襲。他們各自引用措詞模糊的卡薩布蘭卡決議來支持自己的論點。然而， 問題總得解決，因此他們最終一致同意節制對拉包爾的進攻，但要為「最終奪取俾斯麥群島」做準備。
麥克阿瑟一反往常，心平氣和地接受這個折衷方案，並命令計劃制訂人員著手制訂「車輪行動」的計劃。這是一個複雜的行動，要分十三個階段一碼一碼地向前進攻。這個行動大概在六月中開始，於十二月由海陸兩軍協同進攻拉包爾告終。
在大本營，新幾內亞也是爭論的焦點。陸軍主張用重兵把守，因為它可以作為大規模地面行動的極好出擊地點。對海軍說來，所羅門群島重要得多，各島上的空軍基地比新幾內亞的基地多得多，布干維爾一旦陷落，拉包爾——甚至連聯合艦隊司令部所在地特魯克本身——就危在旦夕。陸軍堅持說，新幾內亞更加重要，如果失陷，菲律賓和爪哇就會被切斷。從戰略上看，海軍的主張更合乎邏輯， 事實已證明向新幾內亞增援的代價何等巨大。但是，比較善於詞令的陸軍卻佔了上風。三月二十五日，山本將軍和今村將軍分別接到指示，規定重點是新幾內亞。
無論對美國人還是對日本人來說，當時都是制訂計劃做準備工作而不是交戰的時期，在戰爭的間隙中，雙方都加強了基地，調兵遣將。帝國海軍雖然在辯論中輸了，但接到命令對敵發動最初進攻的卻是山本將軍。他的任務是要擊破整個地區的盟軍海空力量，於是他制訂了「一號行動」計劃，首先集中攻擊所羅門群島，然後是新幾內亞。
四月初，他帶了宇垣、黑島、渡邊以及其他重要幕僚來到拉包爾，親自指揮進攻。四月七日，瓜達卡納爾遭到自珍珠港事件以來最集中的空襲——參加空襲的有二百二十四架轟炸機和戰鬥機。與通常一樣，駕駛員回來後，興奮地報告戰果；但也與通常一樣，實際上並來造成多大損失。只有炸沉一艘驅逐艦和兩艘小軍艦，擊落七架美海軍陸戰隊戰鬥機。
山本於是把注意力轉向新幾內亞，在四天內連續在奧羅灣、莫爾斯比港和米爾恩灣發動三次大襲擊。飛行員們報告擊落敵機一百七十五架，擊沉敵巡洋艦一艘。實際上，盟軍只損失五架飛機，一艘運輸艦，一艘商船，另一艘商船被炸後擱淺。然而，飛行員的報告卻使山本誤信「一號行動」的目的已達到。
在返回特魯克之前，他計劃以一天的時間視察所羅門群島的防禦。他將首先在布干維爾南部的小島巴拉爾稍稍停留，視察經歷了瓜達卡納爾的苦難後正在休養的丸山師團的士兵。他要親自對他們所做的犧牲表示感謝。
今村將軍對山本此行感到擔憂，給山本講了他自己在布干維爾附近遇到一架美國戰鬥機差點喪生的經歷。但山本卻堅持己見，就連第十一航空艦隊的司令也未能勸阻住他。渡邊中佐親手草擬了日程安排，親自把它送到第八艦隊司令部。他要求派信使把日程表送去，但通訊軍官卻說，必須用無線電報發出。渡邊不同意，美國人能截收到電報，並可能破譯。通訊軍官說，不可能，「這部密碼四月一日才啟用，不可能破譯。」
渡邊的擔心是有道理的。電報發出後片刻就被美國人截獲，並被送到珍珠港的戰爭情報總部。那些曾為中途島戰役勝利出過力的人在地下室裡干了將近一個通宵，四月十四日清晨，他們已把電報破譯成日文明碼。海軍陸戰隊的外語專家阿爾瓦·拉斯韋爾中校及其手下工作人員填寫上電文中的一些空白，並辨認出密碼代號所代表的地名。例如，rr代表拉包爾，rxz則代表巴拉爾。
上午八時零二分，艦隊的情報官員愛德華·萊頓中校走進海軍上將尼米茲的辦公室。「我們的老朋友山本，」萊頓說完呈上電報。尼米茲上將獲悉，山本將於四月十八日早晨六時乘坐一架中型轟炸機，由六架戰鬥機護航離開拉包爾，於八時抵達巴拉爾島。尼米茲讀完電報後抬頭笑問：「我們是不是想辦法活捉他?」
「他是他們的人中出類拔萃的，」萊頓答道。山本是日本少壯派軍官以及士兵崇拜的偶像。「日本人的心理狀態你是清楚的，這將使整個日本大吃一驚。」
「我關心的是他們能不能物色到一位更有才幹的艦隊司令。」回答是，山本與其他任何日本海軍將領相比都是「出人頭地」的。「這是哈爾西的管轄範圍，」尼米茲最後說，「如果有什麼法子，他總能想出來。好吧，我們試試。」
尼米茲給哈爾西寫了一封信，授權他「起草初步計劃」。這個任務既得到海軍部長諾克斯，也得到羅斯福總統的批准。四月十五日，尼米茲電告哈爾西最後批准，並祝他「順利，豐收」。
四月十八日是星期日，黎明時天氣晴朗潮濕。剛好一年前的這天，杜立德轟炸了東京。山本還是那樣有規律，已作好出發的準備。他的副官勸他穿綠軍裝，不要穿目標顯眼的白軍服。當他走近他的座機(三菱造轟炸機)時，他轉向拉包爾的海軍司令草鹿任一中將(南雲的參謀長草鹿龍之介的堂弟)，交給他兩個卷軸請他轉交第八艦隊的新任司令。這是山本書寫的明治天皇的詩。
山本的座機於東京時間六時正離開拉包爾。同機的有他的秘書、艦隊軍醫長和航空參謀。宇垣參謀長乘坐另一架三菱造轟炸機，機內還有另外幾位參謀人員。渡邊中佐眼看著兩架飛機消失在空中，對沒有能夠與他們同行頗感失望。
兩架轟炸機在五千英尺高空向南飛去，相距之近使宇垣擔心機冀要碰撞。有六架零式戰鬥機在他們上面護航。這是一次愉快平靜的飛行。布干維爾在左方出現後不久，機群開始降低高度，準備在卡希利機場著陸。
南面，亨德森機場起飛的十六架編隊嚴密的p—38「閃電式」戰鬥機，正以二千英尺的高度從南面朝布干維爾飛近。機群指揮官約翰·米切爾少校看了看表：九時三十四分(比東京時間晚一小時)。他們在機翼上帶著副油箱，只靠一個指南針和一個空速計引航，沿間接航線在公海上空已飛了六百英里——而且令人難於置信地準時飛抵迎擊點。山本的座機很有希望在一分鐘內就要出現。它應該出現在西面三英里處。但卻看不見一架飛機。
「國籍不明飛機十一時方向，」米切爾的一個飛行員打破無線電沉默低聲報告，「高度大。」
米切爾數了數敵機有八架。兩架是轟炸機。山本在哪一架呢？「暗殺者」小組的四架「閃電式」能把兩架轟炸機都打下去嗎?這個小組的組長托馬斯·蘭菲爾上尉也在數敵機架數。看上去，敵人的飛機就像是高射炮彈開花似的。日機毫不懷疑地飛過來。在離岸兩英里處，蘭菲爾看到從「零式」腹部甩下來的銀白色油箱。伏擊者已被發現。兩架日轟炸機開始朝叢林急降。
「零式」朝蘭菲爾撲來。他開火了。
「湯姆，別管『零式』，」米切爾從上方高空向他呼叫，「盯住轟炸機。打轟炸機。他媽的，轟炸機！」
宇垣的座機貼著叢林掠過，差點擦著樹木。「出了什麼事?」他問機長，機長正在飛機的過道上迅速作好準備。
「我看是操作錯誤，」他說。
字垣抬頭一看，只見「零式」與「閃電」已纏在一起。山本在哪裡?另一架轟炸機突然地飛過去，不見了。
蘭菲爾已有兩架飛機不能參戰，有個飛行員無法把機身腹部的副油箱甩掉，他的僚機只好與他呆在一起。這樣，就只有靠蘭菲爾和自己的僚機雷克斯·巴伯上尉來擊落兩架轟炸機了。蘭菲爾從三架「零式」中殺出來，翻跟斗飛行。
他瞥見下方有一架轟炸機，便俯衝下去，長時間地連發機關炮，三菱造飛機的右發動機和機翼中彈起火。
巴伯朝另一架三菱造飛機衝去。他開了火，看到這架轟炸機顫動。他繼續朝它射擊，打斷它的機尾垂直翼。巴伯從旁飛了過去，回頭看見「叢林中冒出的飛機殘骸」。他和蘭菲爾都肯定已
擊落第一架轟炸機，即山本乘的那架。
宇垣眼看他司令官的座機墜毀在叢林中。「看！山本的座機！」他日瞪口呆地指著一條濃黑煙柱說。「完了!」他自己的座機也右翼中彈，正向海中墜落。飛行員拚命扳住操縱桿，但卻不能制止飛機下衝。這架三菱造飛機掉進了大海。
「宇垣完蛋了！」當海水從四周湧進來時，他自言自語地說。在黑暗中，他不想掙扎。如同在夢境中一樣，他看見上面有亮光，覺得自己正在浮向水面。他張開口吸氣。除了一面機冀在燃燒外，其餘全都沒有了。他離海岸有二百碼，開始以蛙式游泳上岸。他游得筋疲力盡，伸手抓住一個浮箱，卻無法抱住它。此時他才發覺右臂已經斷了。他把左手搭在箱子上，用腳踢水上岸。
首先回到亨德森機場的「閃電」把膠卷衝了出來，地面上的人員於是知道山本的座機已被擊落。給哈爾西發了一份電報：
一發命中黃鼠狼。約翰·米切爾少校率領的美國p—38飛機於九時三十分左右光顧卡希利地區，擊落有「零式」嚴密掩護的轟炸機兩架。其中一架據信是試驗飛行。外加三架「零式」，總數達六架。一架p—38未返航。四月十八日似乎是我們的節日。
哈爾西在第二天上午的例會上宣讀了這份電報。海軍少將特納「欣喜歡呼，拍手叫好」。「得啦，凱利，」哈爾西說。「這有什麼好的?我原想把那個壞蛋用鐵鏈牽到賓夕法尼亞大街遊街示眾，讓你們踢他，那才好呢！」他命令不得把此事洩露給報界。不然日本人可能會覺察到他們的密碼已被破譯。【日本的通訊軍官始終未想到他們的密碼已被破譯。直到戰爭結束，他們還堅信他們的密碼是「無法破譯的」。——作者】
渡邊中佐以萬分悲痛的心情主持了山本遺體的火化儀式。他把山本的骨灰裝進一個墊著木瓜葉的小木盒。在特魯克，他登上「武藏」艦悲傷地護送骨灰回國。五月二十一日，這艘超級戰列艦抵達東京灣。電台廣播員以哽咽的聲音向全國宣佈，山本「在一架軍用飛機上壯烈犧牲」。
山本的骨灰被分成兩份裝入兩個骨灰盒，一盒被送回山本的故鄉長岡安葬，另一盒則國葬。國葬儀式於六月五日舉行——這是日本另一位偉大的海軍英雄東鄉元帥的葬禮紀念日。東京有百萬市民排列在街道兩旁上觀看送葬隊伍。渡邊中佐手捧他從前的棋友的指揮刀，走在拖載骨灰盒的炮兵彈藥車後面。骨灰葬在日比谷公園。
山本的繼任人古賀峰一提督說：「山本只有一個，誰也不能替代他。」
對日本國民說來，他們最偉大的戰爭英雄悲劇性地死去是「難以承受的打擊」，緊接著又宣佈美國奪回阿留申群島中的阿圖島的不吉利消息。宣傳鼓動家們企圖把在阿拉斯加附近的這個荒島上陣亡二千三百五十一人一事渲染成鼓舞人心的史詩，使它成為「提高全體國民戰鬥精神的刺激劑」。
然而，天皇本人卻深為悲痛。「將來，你一定要事前有成功的把握才能發起行動，」他對陸軍參謀總長杉山說——然後，當著侍從武官長蓮沼蕃將軍的面發表長篇講話吐露自己的想法。「他們(海陸兩軍參謀長)本來就應該預見到會出現這種局面。敵軍五月十二日登陸後，他們整整過了一個星期才準備對策。他們曾提到過什麼『大霧』，但他們本應該知道會有霧……海陸兩軍是否赤誠相見?似乎是一方提出一個辦不到的要求，另一方則不負責任地答應實現。雙方不管怎麼商定的，都必須執行。如果他們不能實現彼此許諾的事，這比當初做出許諾更糟。假如海陸兩軍之間有摩擦，這場戰爭就不能勝利結束。在制訂行動計劃時，彼此應該完全公開……如果我們繼續打這樣的仗，那只會提高敵人的士氣，如同瓜達卡納爾一役那樣。中立國就會動搖，中國就會受到鼓舞，對大東亞共榮圈諸國也會產生嚴重的影響。難道我們就不能在別的什麼地方，用某種方法與美軍對抗並打敗他們嗎?……杉山好像是說，如果海軍打一場『決戰』就可以『結束』戰爭，但這個想法是無法實現的。」
阿圖島的陷落使海軍高級將領也對大本營提出直率批評。「我們在阿圖本應猛打之後就撤，」大西瀧治郎海軍中將對他的民間友人兒玉譽士夫——就是曾與遷密謀刺殺近衛公爵的那個兒玉。「但我們卻傻頭傻腦地看上了這塊地方，運去大量物資和不必要的人員，弄得無法脫身。在南方，還有許多像這樣的島嶼。」
兒玉說，他認為日本的戰略是「過於追求表面成績」。
大西同意這種說法。「正如陸軍和海軍為每一件小事都要爭吵一樣，航空本部與艦隊司令部也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樣在大鬧不和。不管我們多麼經常地指出加強空中力量的必要性，艦隊司令部卻死抱住『艦隊第一』的陳舊觀念不放，並以這種觀點來觀察全局。總而言之，海軍如果不被逼得無路可走，就不會去改革那些應該改革的東西。但到那個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大西的怨恨超出了戰爭的總的進程。他覺得，艦隊司令部及其過時的「艦隊第一」觀念正在壓倒更加緊迫的需要——航空部隊。當然他的觀點是比較狹隘的，但卻反映了各部門之間，以及政府與軍方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
生產的緩慢及大幅度下降加劇了這種局勢。戰場上的物資損失再也無法得到補充，就連海陸兩軍的最低要求也不能滿足。各佔領區的司令官沒有開發當地的自然資源，即使生產出東西，也只有極小一部分能運回本土，因為日本的商船數目有限，美國潛艇又對不遠千里北上的船隻不斷發動毀滅性進攻。原料不足造成的這種生產癱瘓狀態，再加層層控制的重疊和互相不協調，使情況更形複雜。另一方面，美國的經濟動員卻在加速。日本的生產，在戰爭的刺激下增加了四分之一，美國卻增加了三分之二，日本的製造業的效率只有敵方的百分之三十五。更重要的是，日本國民生產總值(以一九四o年為一百)到一九四三年初只增加了百分之二，而美國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另外，美國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擴展生產計劃，日本卻未能多樣化。軍火生產確是扶搖直上——但卻犧牲了非軍事項目的生產，珍珠港事件前十年中，生產的增長曾經很快，以致使日本的領導人以為毋須大規模擴展生產就能打一場大仗。
面對這樣的現實，他們只好想盡辦法提高總的水平。不到幾個月，國民生產總值開始上升。生產總值顯著增大，軍火生產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前景是不錯的，不過是不是太晚了呢?
船舶仍然是最關鍵的問題。阿圖島的陷落以及從它附近的基斯卡島的秘密撤退，打亂了精心制訂的預算。阿留申群島中這兩個橋頭堡陷落，千島群島的防禦就必須加強，增加兵力。所有這些會大量分散南方被圍困地區的運輸能力。
在這種危急情況下，六月間舉行了聯絡會議。會議得出結論，必須把千島群島變成一個要塞，儘管這樣做意味若要損失國力：鋼鐵產量將減少二十五萬噸，鉛減產六千噸，煤減產六十五萬噸。
「我們正面臨嚴重危機，」種村大佐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海陸兩軍之間為爭戰略物資而進行的互相削弱的鬥爭加劇了這場危機。豐田輔武海軍大將已開始稱陸軍為「馬糞」。他公開說寧願把女兒嫁給乞丐，也不願把她嫁給陸軍軍人。
幾天以後，六月三十日，關於船舶問題的辯論，由於宣佈了所羅門群島之爭已告終結而突然變得黯然失色。哈爾西將軍及其兩棲部隊已採取蛙跳戰術開進「狹縫」向通往所羅門群島中心的新喬治亞島挺進。日本駐軍雖已嚴陣以待，而且很快就到達的增援部隊使兵力達到五千人，但守軍卻無法擊退蜂擁上岸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及陸軍師。全島被佔領只不過是幾個星期內的事了。這樣一來，美國人與戰略要點布干維爾之間便不會有多大的距離。
天皇召見了首相。東條晉見完畢後，為天皇陛下的「嚴重關切」所震動，忙派人把佐籐賢了將軍——東條往往聽取他的意見——找來。東條臉上不露表情地說： 「去問問陸軍參謀本部，他們打算在哪裡堵住敵軍。」
「我們休想得到答覆，」佐籐回答說。「無論是海軍還是陸軍，都不可能訂出堵住敵人的計劃。」東條沉默下來，但他的臉色再也無法掩蓋他的苦惱。
「宮裡怎麼樣?」佐籐問。
「天皇對這一切非常擔憂，」東條喃喃地說，接著又沉默。
「天皇究竟是怎麼說的?」佐籐追問。
東條突然振作起精神說：「對你直說吧，天皇說，『你們老說皇軍是不可戰勝的，但是敵人一登陸，你們就打敗仗。你們從來也沒有挫敗過敵人的登陸。難道你們不能在什麼地方做到這點嗎?這場戰爭的結局將如何呢?』」【在以後的幾十星期裡，天皇屢次表示不悅。八月五日，天皇就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一連串敗北申斥陸軍參謀總長杉山。「我們再也不能被人一寸一寸地推回來了。連續後退不但會對敵人產生影響，而且也會影響到第三方國家。你究竟打算什麼時候發起『決戰』?」 我們處處都不順手，」杉山回答說，「我深感遺憾。」三天以後，海軍成了天皂陛下不悅的靶子。「海軍究竟在幹些什麼？」他問蓮沼，「難道我們就沒有法子讓我們的軍隊去進攻敵人嗎?他們正逐漸被推回來、逐漸失去信心。他們難道不能想點辦法在什麼地方給敵人一次狠狠打擊嗎？」——作者注】東條說完聳了聳肩膀，似乎表示他剛洩露的秘密是無所謂的。「噢，他說的話大意是如此。」
但是，佐籐堅持認為，天皇之所以會向首相說這樣的話，那一定是他不能從陸海軍參謀總長那裡得到直截了當的回答。「那可能就是他最後只能向你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如果真是這樣，我再說一遍，那可是件嚴重的事情。他一定是正在對軍方失去信心。」
東條認為佐籐說得太過分了。「我剛才說的並不是天皇的原話。他並沒有表示對軍方失去信心。但我承認天皇心情是痛苦的。我要去跟杉山談談，你去找作戰部長談談，然後我們必須採取某種措施。事情極其緊迫。我們不要說這是陛下命令，必須堅持要他們訂一個明確的戰略計劃，明確說明我們能在什麼地方擋住敵人的反攻，我們最後一道防線在什麼地方。」
佐籐同意這個意見，並且以迫切的心情勸告：「我們在貫徹政治策略時，也要牢記這點。」
日本實現其政治目標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大東亞共榮圈。如果說日本生產仗打敗了，那末她在亞洲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宣傳仗卻打贏了。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政策，其實是要使亞洲「本著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精神」在日本領導下團結起來， 由天皇欽定各國「應有的地位」，以導致和平與繁榮。這個政策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間由第一屆近衛政府制訂的，它誘使了億萬亞洲人在戰爭中與日本合作，反對西方。
這個政策原來是那些要使亞洲從白人剝削下解放出來的理想主義者創立的。但如同許多理想一樣，它被現實主義者接過去並加以利用了。首先利用它的是那些把自然資源豐富的東南亞看作是日本病態經濟出路的人，他們認為， 日本不能在令人屈辱的西方貿易統治下繼續作為現代國家存在。軍國主義者也認為這個政策是解決他們最迫切的需要——戰爭的原料——的答案。於是，他們便成了這個政策的最積極推行者。原來從理想主義變成機會主義的東西，現在卻發展為不大可能的兩者兼有，儘管大東亞共榮圈被軍國主義者及其民族主義支持者所糟蹋，但它所鼓吹的泛亞主義在廣大群眾中的吸引力相對說來卻沒有減弱。
殖民主義及伴隨而來的搾取曾幫助亞洲從其以往的泥潭中自拔出來。但是，到本世紀初，殖民主義的歷史作用已經完結，它本身遇到了民族主義的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各民族自決的理想主義要求，似乎不但適用於歐洲人，而且也適用於亞洲人。然而，許諾過的民主始終沒有來到東方，在那裡，殖民地依然是殖民地；西方有兩種衡量自由的標準，一種是用於自己的標準，另一種是用於蘇伊士以東的地方的。年復一年，隨著西方主人(特別是英國人)只提出修修補補的改良計劃，東西方之間的鴻溝更大了。
除中國外，革命時機本應成熟的大陸卻仍然在沉睡中。各國的造反者都等待著別人先起義。他們不再盼望出現民主領袖，相反，他們心目中的偶像卻是象希特勒那樣能在外交和軍事上戲劇性地戰勝英法的獨裁者。在整個亞洲，法西斯式的敬禮和勞動者握緊的拳頭在爭奪民心。
英國想爭取亞洲人支持她的反對軸心國的戰爭的企圖遭到了譏諷。一九四o年，曾在劍橋大學受過教育、後來成為緬甸第一任總理的巴莫博士，提醒他的議會勿忘英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理想主義」戰爭目的。「她以同樣的道義狂熱宣稱，她之所以同德國打仗，是為了保衛弱小民族，她是為了使世界實現民主……她絕對沒有領土野心。……但結果如何呢?仗是打了，口號也喊了，勝利者取得了勝利，那又怎麼樣呢?戰爭的結果使大英帝國給自己增加了約一百五十萬平方英里的新領土。民族自決主義又怎麼樣呢?當我像通常那樣魯莽地在聯合選擇委員會制訂緬甸憲法時向該委員會提到民族自決時，英國代表覺得好笑。」但是，他這番煽動性的講話英國人倒並不覺得好笑。巴莫被投入監獄。
次年，丘吉爾和羅斯福簽訂的大西洋憲章，又給亞洲某些政治領導人帶來一線希望，以為西方終於拋棄了自由的雙重標準。這個憲章不是宣佈「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政府形式」嗎?然而，丘吉爾很快便明確宣佈，這個憲章不適用於英國的殖民地——換言之，它只適用於白種民族。
因此，廣泛接受日本的建立泛亞的號召的時機已完全成熟。自上世紀中葉以來， 日本自己的獨立不斷提醒人們，亞洲人是能夠得到自由的。一九o五年，東鄉提督擊潰俄國艦隊的事實，標誌著亞洲從西方統治下崛起，使所有東方人有了某種自豪感。一九四二年新加坡的陷落更是戲劇般證明，白人不是不可戰勝的。英國人全線撤退的景象使亞洲人興奮陶醉，亞洲大陸的許多地方都積極準備與勝利者結盟。
最突出的例外當然是中國，在那裡，幾十萬日軍依然陷於一場屢受挫折永無盡期的戰爭中。大多數日本人都不理解蔣介石為什麼要繼續打下去。丘吉爾和羅斯福正在利用他作工具豈不是根明顯的嗎?然而也有些自由派的日本人一貫反對日本佔領中國，其中之一就是駐南京的通敵傀儡政府的大使重光葵。 他的論點是，建立共榮圈是否能成功要取決於中國問題的公正解決。日本怎麼能一方面把中國的很大一部分地方當作殖民地對待，一方面卻號召結束殖民主義?日本與南京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應該廢除，不附加限制條件地提供經濟援助。
東條作為一個軍國主義者曾全力支持對華戰爭，但當上首相後卻另有看法。他對重光的建議表示歡迎。陸軍領導人執拗地抵制，但一九四三年初，東條還是說服他們，從中國取得原料的最好辦法就是執行重光計劃。於是做出了安排，把蘇州、漢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歸還給南京政府，並洽談簽訂了新的條約。重光被召回東京擔任外相。在國會中，重光一再敦促讓整個東亞從軍事佔領下解放出來，給予政治自由。「對日本說來，這意味著採取『睦鄰』政策，改善我國的國際關係。」
提出這個改革的是重光，但領導這一改革的卻是東條。他在國會宣佈，年前將承認緬甸是獨立國家。三月間，一個緬甸代表團應邀到東京，團長是英國人撤出緬甸前夕越獄脫逃的巴莫。緬甸人受到熱情接待。巴莫從各方面看到的奔騰愛國熱情使他深為感動。日本是「整個亞洲衝突的漩渦」。東條、杉山將軍、鳩田海軍大將以及重光等人給他的印象是，他們都是「亞洲爆炸性時代的」真正產物， 「有朝氣，果敢，充滿作為大東亞共榮圈這個概念的基礎的亞洲新意識」。另外．東條的要給預被佔領國家獨立的決心，顯得「有驚人的遠見卓識」，「確實有政治眼光」。
·３
在美國，大東亞共榮圈這個詞幾乎被所有人嘲弄為赤裸棵的宣傳，但是作家賽珍珠卻力圖提醒她的美國同胞，泛亞主義的精神確實是根深蒂固的。在珍珠港事件後不幾天，她寫信給羅斯福夫人說，「在所有東方民族中」存在著「一種非常根深蒂固的意識，即，一般說來，白人是，或可能是，他們的共同敵人。歸根到底，他們這些人——就連目前互相敵對的中國人和日本人——作為有色人種團結起來反對白人的可能性始終是存在的。目前，他們還沒有到這個程度，但他們總想著這種可能性。最近一位中國教授的言論可以充分說明這點。他說，『雖然日本目前是我們的敵人，但如果要做出最後選擇的話，我們寧肯做日本而不做美國的附屬國，因為，日本人至少沒有把我們看成是劣等民族。』真實情況是，這些東方人，即使那些現在與我們結盟的人，都在暗中觀察我們作為不同種族對待他們的態度，如果他們害怕的話，那就是擔心從長遠來說他們不會受到完全平等的對待，他們只是為自己暫時的目標與我們一起，然後再把我們作為歷史上一貫侵略他們——至少從他們的觀點看來是如此——的白種人，在歷史上一貫剝削他們的白種人反對我們。」
她警告說，「在這些政治上覺醒的亞洲民族終於認識到自己的同時，」潛在的有色人種團結「也在世界上發展著，除非我們極其明智和謹慎，否則，這種覺醒的結果對我們將是災難性的……我們白種人大多都不懂或忘記這種鬥爭有可能產生一種按種族和膚色形成的嶄新的結盟關係。但是，亞洲各民族卻沒有忘記這種可能性。他們所做的一切都為那種新的結盟留了必要的一手。使我不寒而慄的是，我發現，就連美國人中的有色人種的思想上也有這種保留。雖然這些人生下來在主觀上是忠於我國的，但是由於美國的民族偏見的頑固性，由於他們切身的經歷以及在我國的日本人的宣傳，使他們相信與白人是沒有什麼希望講公平的，有色人種必須團結起來征服白人，才能消除種族偏見的桎梏。」【矛盾的是，白皮膚自古以來在日本一直被認為是女性美的標誌。有一句老話：「膚白掩百丑」。早在明治時期，作家們就開始對西方人的白色皮膚表示羨慕。到本世紀二十年代， 日本人心目中最得意的電影明星是克拉拉·鮑、格洛裡亞·斯旺森和格麗塔·嘉寶等人。這種偏好在谷崎潤一郎的小說《癡人之愛》中得到證明。他把一個日本姑娘與俄國女人作了一番比較：後者的皮膚……自得出奇，像個白皮膚的幽靈美人，皮下淡紫色的血管依稀可見，宛如大理石上的紋理一般。與之相比，前者的皮膚卻缺乏透明感和鮮艷色澤，看起來怪不舒服。——作者注】
賽珍珠是在中途島之役前一個星期在《紐約時報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公開表示她的不安的。
主要是因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了一個新的和危險的方面。雖然我們也許不想知道，但是，很可能我們已經走上了人類戰爭中最激烈和時間最長的戰爭道路，這是東西方之間的戰爭，這就是說白人和白人世界同有色人種和有色人種世界之間的戰爭……
在印度，它(種族問題)是個燃眉之急的問題，其火焰每小時都在升高，在緬甸，它已成熊熊烈火；在爪哇也是這樣，在菲律賓和中國也如此。
今天，東西方的主要障礙是，白人不願放棄其優越感，有色人種再也不願忍受其卑劣感……白人落後於有色人種一個世紀。白人從殖民地和殖民政府的角度考慮問題。有色人種知道，殖民地和殖民思想已不合時代潮流。不管白人是否知道，殖民生活方式已一去不復返了，剩下的只是如何踢掉蛹殼。今天的亞洲人不願做殖民地居民，他已下定決心永不再做殖民地居民。
……總之，如果白人不認識到所有的人生來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並通過這樣的認識拯救自己，那麼，他也許根本就不可能拯救自己，因為有色人種決心堅持人類的平等與自由……
遺憾的是，賽珍珠的先知先覺的文章對華盛頓並沒有起多大作用。對亞洲人責備美國有膚色偏見這一點，美國並沒有採取什麼對策。相反，美國政府卻對日本血統的美國公民橫加虐待，給這種責備火上加油。緊接著珍珠港事件後，西海岸一片驚慌，要求把日本人，不管是否已入美國籍，全部疏散至內地。
「我認為這是不明智的，」西部防禦司令約翰·德威特將軍在電話上對憲兵司令說，「美國公民畢竟是美國公民。儘管他們並不都是忠誠的，我們可以把不忠分子清理出來，必要時還可以把他們關起來。」
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同意這一看法。但是，每當日本打一次勝仗，整個西海岸就鬧事。在加利福尼亞州，區檢察官厄爾·沃倫警告說，除非立即將美籍日本人全部撤離，否則可能重演珍珠港事件。俄勒崗州州長查爾斯·斯普拉格打電報給美國司法部長，要求「採取更徹底的保護性行動，以防敵僑特別是居住在西海岸的日本人的活動」。西雅圖市長厄爾·米利金宣稱，居住在該市的約八千日本人中，「七千九百人可能沒有問題，但其餘一百人則能將本市燒為平地，把日本飛機引來，造成某種使珍珠港事件相形見絀的後果。」
日益高漲的反日情緒絕不限於太平洋沿岸。一次全國的民意測驗表明，百分之四十的人認為「日本人總是想打仗，使自己盡可能強大」，百分之二十一的人認為德國人生來就有軍國主義思想。因此，像羅斯福那樣精明的政治家是可以理解地會注意這些呼聲的——那年是總統選舉年，於是他不顧埃德加·胡佛的勸告，命令陸軍部把第二代日本移民大規模疏散。最高法院又維護了這一行動的合法性。開始時，這一行動的目的是把美籍日本人遷住內地定居，但被選為定居地區的居民激烈抗議，因此不得不考慮還是把這些「俘虜」送進政府收容所為好。
還有一個要搬遷德國和意大利血統公民的類似計劃，但遭到強烈的反對，政府只好宣佈取消。政府解釋說，這樣做會影響國家的經濟結構和降低這些民族的公民的士氣。然而，沒有人出來給第二代日本移民說話，他們雖然也是公民，卻往往被稱為「外國人」——他們的膚色不同。幾乎有十一萬忠誠的美國公民被迫廉價賣掉家產，掃地出門，而他們的罪行只是因為祖先是日本人。他們被關在沿海一帶鐵絲網圍住的比集中營好不了多少的「安置中心」。許多人還被沒收了儲蓄存款。【在戰爭歇斯底里的壓力下，採取這些行動或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戰後美國政府的態度卻難以與民主相稱。對於無辜失去土地及私人財產的人們，他們所得的賠償甚微。損失估計有四億美元，賠償數只有四千萬美元——百分之十。] [對橫濱正金銀行加利福尼亞分行約四千個存戶的處理一案更是可恥。政府以「敵產」名義沒收其全部資產，凍結這些存戶的存款。直到一九五七年，敵產清理處才決定歸還這筆款項——以一美元歸還兩美分的換算率結算。由於數目實在太小，只有一千六百存戶申請歸還。這些人就賠償率如此之低一事提出申訴，法院最後命令敵產清理處把存款餘數歸還。另外二千四百存戶得悉這一消息後也要求歸還他們的存款，但敵產清理處卻說，他們已喪失領回存款的資格，原因是他們當初並沒有接受百分之二的數目。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珍珠港事件後將近二十五年，最高法院才終於答應審理他們的申訴。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最高法院推翻原決定，把此案轉給哥倫比亞特區巡迴裁判所上訴法院，「根據本判定重審」。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這個案子總算得到有利於存戶的解決，「以大致相當於戰前的數日歸還，不付利息。」——作者注】
陸軍情報處處長埃爾默·戴維斯正式向總統提出抗議：
「……日本對菲律賓、緬甸和其它地方宣傳說，這是一場種族戰爭。只有在我們的行動允許我們說明真相時： 我們才能有效地進行反宣傳。另外，我們自己作為深深相信我們為什麼而戰的公民， 由於一貫公開的對第二代日本移民的誤解，不能不感到不安。有關當局，包括海軍情報部門的人都說，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第二代日本移民是忠於美國的，並說綿羊和山羊是可以區分的。」
但戴維斯的警告也和賽珍珠的警告一樣沒有引起注意。華盛頓當局仍然看不到疏散第二代日本移民對各國人民可能產生的影響。也沒有怎麼考慮他們在戰後的問題，亞洲只不過是個戰場，即使英國人的不斷抵制，這個戰場的重要性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心目中還是與日俱增。一九四三年五月八日，丘吉爾致電斯大林稱：
「我正在大西洋前往華盛頓的途中， 此行之目的是要解決西西里島戰役後進一步利用歐洲的問題， 還要解決印度洋以及在那裡向日本發動進攻的問題。」
此時，丘吉爾正前往出席另一個會議，這個會議是單獨與美國開的，他親自命名為「三叉戟」。三天後，他的座艦駛抵斯達騰島。次日下午二時三十分，他在白宮會見羅斯福以及兩國軍方領導人。他說，英國人是為了「恪守卡薩布蘭卡決議」來參加「三叉戟」會議的。非洲的戰事即將告終，馬上就要進兵西西里島。下一步棋怎麼走?他的意見是，第一個目標應是打敗意大利，這「將使德國人民孤單冷寞，可能也是他們黎明的開始」。此外，這樣將大大改變巴爾幹的局勢，使英國有可能把許多戰列艦和航空母艦調到盂加拉灣或太平洋。
他說，「制訂打敗日本的長遠計劃」的時機也已經成熟。假定德國在一九四四年戰敗，英國保證於一九四五年「集中全力向日本發動大進攻」。不管如何，解決遠東戰爭的最好辦法是讓俄國參戰。
羅斯福回答說，日本已有一百萬噸位的船舶葬身海底，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敵人的作戰範圍就會受到嚴重限制。但是美國如果要保持這種摧毀性的海軍攻勢，就必須在中國建立空軍基地。他還警告說，除非立即給中國送去更多的援助，否則中國就可能垮掉。
會議開了九天，與會者經過艱苦努力搞出一個工作協議。雙方參謀人員一天要開會四次之多；有羅斯福和丘吉爾參加的決定戰爭重大問題的全體會議就開了六次。
然而，沒有什麼耐心的布魯克對從容不迫的海軍上將金不斷「想找出他可能找到的空子把兵力轉移到太平洋」越來越惱火。在五月二十一日的聯合參謀部會議上，他們竟吵了起來，金堅持說，對日本的「不懈的壓力」不但應該維持，而且還應當加大。他要求在年內從中國的基地發動空中攻勢，在緬甸展開進攻，攻佔馬紹爾群島、吉爾伯特群島、新幾內亞以及所羅門群島和俾斯麥群島。
英國人怒不可遏。他們拒絕明確規定橫渡英吉利海峽進兵歐洲的日期。然而，美國人的論點佔了上風。在最後一次會議上，丘吉爾和羅斯福都批准了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為橫渡英吉利海峽進攻歐洲大陸的日期，同意向日本施加「不懈的壓力」，但為了顧全面子，附加條件規定「在採取行動前」聯合參謀部應審查各項作戰行動。
然而，對於哪個戰區優先的分歧是很難消除的。不到三個月，羅斯福與丘吉爾又在魁北克的弗蘭特納克飯店會晤。美國人再次要求在緬甸發動進攻，丘吉爾則又一次試圖迴避，而是建議向蘇門答臘發起輔助性進攻。羅斯福是不會被轉移開的。這種進攻反而離日本遠了。他們應該把全部人力物力集中在滇緬公路上，這是通往東京的最短的路線。
辯論沒有結果，聯合參謀部回到自己會議室去開會，仍然爭吵不休。等候在室外走廊裡的人聽見室內響起了手槍聲，嚇了一跳。
「我的天哪，他們開槍了！」有人喊道。
那槍聲原來是蒙巴頓勳爵的戲劇性的表演。蒙巴頓熱烈支持用一種名叫「派克里特」的新式冰塊做浮動機場的想法。他拔出手槍朝普通冰塊打了一槍，把冰塊打得粉碎，然後又朝「派克里特」打一槍，子彈撞擊冰塊後飛了開去，打穿金上將的褲子。
蒙巴頓要用「派克里特」的主張沒有成功，但他的軍事才能卻得到了賞識。他被任命為包括緬甸在內的東南亞戰區的司令。
·４
那個此時屬於蒙巴頓職責範圍的國家緬甸，即將得到日本給予的獨立。已倉促起草了一部憲祛，這部憲法是合民主主義與極權主義之大成。憲法宣佈緬甸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一切權力來自人民，但又宣佈「將由享有君主地位和權力的國家元首統治」。這個新國家的正式口號也是從希特勒那裡抄來的： 「一個血統，一個聲音，一個領袖」。
七月初，元首的明顯人選巴莫博士在新加坡與東條會晤，東條給巴莫帶來東條認為會使他高興的消息：日本將把撣邦的大部分地方——位於緬甸的東部邊境——交還給這個新國家。但是，其中有兩部分劃歸泰國。
巴莫百感交集。「把撣族人及其土地肢解，無論是緬甸人還是撣族人都不會完全高興的。」東條表示抱歉，但日本已答應把那兩部分土地給泰國作為結盟的代價。
「我們也是你們的盟友呀，」巴莫說，「我們也有我們的要求。」
東條試圖不了了之，開玩笑地答應「另外報答緬甸」。但巴莫咄咄逼人，指責日本軍人在緬甸的傲慢和經常是專斷的表現。
東條到新加坡還有另外一層原因：與印度好鬥的不服從運動的領袖蘇布哈斯·錢德拉·鮑斯會談。鮑斯與甘地和尼赫魯不同，他認為，只有武力才能使印度獲得自由。身材高大——比東條和巴莫都高出一頭——的鮑斯是個熱情激昂的革命家，有魅力，口才極好。他來新加坡的目的是要招募在馬來亞戰役中投降的數以千計的印度兵。這些土兵已表示支持他的戰鬥行動——從英國統治下解放出來——並同意他擔任東亞印度獨立聯盟的領袖。
在一次群眾集會上，他滿腔熱情地對他的新兵說：「一九三九年，法國對德宣戰，開戰時，德軍只喊一個口號——『到巴黎去!到巴黎去！』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當英勇的日軍開始遠征時，他們也只喊一個口號——『到新加坡去！到新加坡去！』同志們，『到德裡去！到德裡去！』就是你們的戰鬥口號。」
東條讓緬甸獨立的諾言於八月一日實現。上午十時，河邊政三陸軍大將下令撤退日軍行政機關。這天上午，天氣晴朗，間或下點雨，仰光洋溢著節日的氣氛。十一時二十分，在政府大廈，緬甸被宣佈為獨立的主權國家，由巴莫博士擔任國家元首。當天下午，巴莫宣讀了一份用緬文書寫的宣言，向美國和英國宣戰。然而，他告誡他的人民，自由不只是歡呼和慶祝。「許多人看到了他們以為終生無望的解放的這一天，高興得痛哭流涕，」他說，「但我們知道，不僅有夢想，還有現實……我們既然在這場戰爭中得到了獨立，我們就必須用這場戰爭來保衛它……緬甸在這場戰爭中肯定是站在前線……很明顯，我們必須執行前線政策。」
十月十四日，菲律賓宣佈獨立，一個星期後，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也宣告成立，由鮑斯擔任國家元首。西方沒有認識到這些事件的意義。這些新政府都是日本的傀儡。但是，億萬亞洲人通過他們第一次看到了從白人統治下獲得了自由。他們的熱情在十一月初召開的「大東亞會議」上達到了頂峰。中國、泰國、滿洲國、菲律賓和緬甸派代表到東京出席了會議。【印度尼西亞政治領導人蘇加諾沒有得到邀請。據佐籐賢了說，東條反對在此時讓印尼獨立，因為，日本要靠印尼的原料打仗，印尼「還沒有作好處理這些寶物的準備」。——作者注】
錢德拉·鮑斯則以觀察員身份出席會議。
「我們歡聚一堂，」巴莫寫道，「與其說是不同的民族，倒不如說是包括所有這些國家在內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家庭的成員。」菲律賓總統何塞·勞雷爾(他曾秘密接受奎松總統的命令，假裝與日本人合作)此時發現泛亞主義是不可抗拒的。 「十億東方人，十億大東亞人，」他目光炯炯地在第一次會議前夕舉行的正式招待會上說，「他們怎麼能受別人的統治，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受英美的統治?」
十一月五日，國會大廈議事堂的莊嚴佈置同與會者的熱情成了對照。會議桌上鋪了藍色的純毛嗶嘰，桌子擺成方馬蹄形，兩旁是三棵盆栽樹。東條作為主席與其代表團坐在馬蹄的前端。坐在他右邊的是緬甸、滿洲國和中國，左邊是泰國、菲律賓和印度的代表團。
東條發表簡短講話說：「大東亞各國由於不可分的關係而在各個方面都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事實。本人堅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任務是要確保大東亞穩定，建設共榮共存新秩序。」
南京政府首腦——第一號傀儡——汪精衛宣稱：「在大東亞戰爭中，我們要勝利；在建設大東亞方面，我們要共榮。東亞各國應該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鄰邦，熱愛東亞。我們中國的口號是再興中華，保衛東亞。」
接著發言的有泰國的旺·威泰耶康親王、滿洲國總理張景惠和勞雷爾。這位菲律賓人的感情明顯地溢於言表： 「只要我們緊緊地，堅如磐石地團結在一起，那就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或拖延十億東方人獲得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權利以及締造自己命運的機會。擁有無限智慧的上帝不會拋棄日本，不會拋棄大東亞各國人民。上帝將會降臨人間，與我們一起流淚，為我們的人民的勇氣和英勇行為增添光輝，使我們能夠解放自己，使我們的子孫後代自由昌盛。」
安排巴莫最後一個發言是非常合適的。「這樣一個時刻所產生的感情怎麼說也不為誇張，」他熱烈地說，「多年來，我在緬甸做的是亞洲夢。我的亞洲血液常常向其他亞洲人發出召呼。無論是夢是醒，我都聽見亞洲向她孩子們召喚的聲音。
「今天……我又聽見亞洲的聲音在召呼，這次卻不是在夢中……我以最深厚的感情傾聽了圍繞這張桌子所發表的演講。所有這些講話都是動人的，值得銘刻心頭的，而我——我可能言過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請諸位原諒——我好像從這些發言中聽見了同樣的亞洲的聲音，把她的孩子們召呼到一起。這是亞洲的熱血在召喚。現在並不是用我們的頭腦思考的時刻，正是這種熱血思考把我從緬甸帶到日本……。
「僅僅在幾年前，亞洲人民好像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裡，甚至是生活在被分隔開的彼此疏遠的幾個不同世界裡，互不相識，甚至不想相識。作為家園的亞洲在幾年前是不存在的。那時的亞洲不止一個，而是許多，多得像使她分裂的敵人一樣多，許多地區象影子似地跟著這個或那個敵國。
「過去，這個現在看來好像是很遙遠的過去，亞洲人民要像今天在這裡那樣聚會，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已經發生了。它發生的方式超過了最大膽的幻想，超過了我們之中最大膽的夢想者的夢想……。
「我說今天的會議是具有偉大象徵意義的行動。正如主席閣下所說，我們確實是在正義、平等、互惠的基礎上，在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偉大原則基礎上創造一個新世界。無論從哪個觀點看，東亞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多少世紀來，我們亞洲人忘記了這個事實，為它付出了巨大代價，其結果是，亞洲人丟掉了亞洲。多虧是日本，我們才能又一次得到這個真理並按照它行動，亞洲人當然應該收復亞洲。在這個簡單的真理中寄托著亞洲的命運……
「我們重新發現我們是亞洲人，發現了我們的亞洲熱血，也正是這股亞洲熱血將拯救我們，把亞洲歸還給我們。因此，讓我們前進，走完我們的路程，讓十億東亞人朝著東亞人將永遠自由繁榮並將最終找到他們歸宿的新世界前進。」
這是正在覺醒的亞洲的聲音。對東條說來，這幾個小時是他的生涯中最滿意的時刻。東條巧妙地操縱著整個會議的進程，慈父般地朝各代表們微笑。他不只把這次會議看成是軍事聯盟，他自己也被泛亞精神所陶醉了，可是，他的軍隊中的同僚卻為之大傷腦筋。
次日下午，錢德拉·鮑斯發言，使最後一次會議達到高潮，鮑斯的發言的盛情衝動程度可以與巴莫相匹敵。「……我認為，在日出之國舉行這次會議並不是偶然的，這決不是世界第一次為了尋找光明和指導而向東方求教。在這個世界上，曾有人試圖建立新秩序，他們在其它地方正試圖這樣做，但他們失敗了……
「對印度說來，除了與英帝國主義作不妥協的鬥爭外，沒有別的路可走，即使其他國家覺得能與英國妥協，至少對印度人民來說是絕不可能的。與英國妥協意味著與奴隸制妥協，而我們決心不再與奴隸制妥協。」
鮑斯被自己的發言所感動，再也講不下去。聽眾呆若木雞地等他往下說， 良久，他才恢復平靜。「但是，我們必須為自己的自由付出代價……在未來的戰爭中，我不知道我們國民軍能有多少人活下來，但對於我們，這是無關緊要的。作為個人，我們是死是活，能否活過戰爭時代，能否活著看到印度取得自由，這無關緊要。要緊的是印度要取得自由。」
《日本時報》的鄉敏稱這次會議是「骨肉兄弟的激動靈魂的團聚」，是世界歷史上一次最重大的會議。
「在這裡，我覺得，所有人都是同胞手足，這不是比喻，他們真的都是向一母親——亞洲——的兒子。日本人、中國人、泰國人、滿洲國人、菲律賓人、緬甸人、印度人——所有亞洲人，都是同胞兄弟。」
如同巴莫那樣，他相信，不管個別的西方人對他本人如何彬彬有禮，他們永遠也不能真正理解作為一個亞洲人的滋味。
「我也覺得，只有亞洲人才真正理解這點，並為亞洲人的福利而有效地工作。我也一直渴望有這麼一天，到那時，亞洲人能夠撇開西方入侵者在我們之間設置的人為障礙，為亞洲的共同利益攜手合作。當我看到星期六那天的會議情況時，我覺得那樣的一天終於到來，血統關係終於佔了上風。好像是長期失散後的兄弟重新團聚，我們即將振興我們的亞洲家庭的家運。」
「當我注意到所有發言者都以明顯的誠意和熱情強調要實現這個同一體，所有與會者都明顯地以壓倒的力量認識到這個同一體，這種團結將永不再破裂的信念便在我思想上牢牢地樹立。不管戰爭的結局如何，不管未來的問題會造成什麼緊張關係，不管未來的世界組織最終可能採取什麼形式，這次會議所凝成的兄弟骨肉之情將永遠不會溶解。亞洲同一體是根本的事實，是基本的，自然而然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形成就永不再解體。」
與會者一致通過的「共同宣言」號召在正義、互相尊重獨立、主權和傳統的基礎上，建立共存共榮新秩序，在互惠基礎上，努力加速發展經濟；結束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宣言的草稿是東條的顧問佐籐賢了起草的。他並不是言不由衷。對草案提出批評的人說，他的關於種族偏見的強烈措詞可能引起事與願違的反作用。但佐籐堅持認為，日本的佔領政策雖然有時是鎮壓性的，但日本從來沒有實行種族歧視。「既然是個事實，為什麼不敢用這篇文章?」[以前，日本在國聯曾試圖在支持「民族平等原則」的決議中加入關於種族平等的一段。英國阻止這樣做，當時的主席伍德羅·威爾遜裁定，「由於我們中間有些人強烈反對，」決議中不寫入這一段。只有英美兩國投票反對這一決議。——作者】
這是大西洋憲章的太平洋翻版，是實現亞洲人長期以來的夢想的許諾。那些到東京去的人也許都是傀儡，但是，他們是在奴役狀態中出生的，此時已是自由了，並第一次共同宣佈為亞洲建立一個勇敢的新世界。
·５
兩星期後，亞洲最大國家的領袖蔣介石在開羅會見羅斯福和丘吉爾，以決定建立蔣所希望的一個完全不同的新大陸，丘吉爾不歡迎蔣介石出席，因為這肯定要增添羅斯福對遠東的興趣。
果然，中國問題被列入會議的第一項議程而不是象丘吉爾和布魯克所希望的那樣，列在最後。但是，以前沒有見過蔣介石的丘吉爾對這位委員長的「沉靜、含蓄、和有能力」卻產生了良好印象。然而，丘吉爾首相卻不能認真地把中國看成大國，看到羅斯福對蔣介石的關心頗為惱火。「在總統看來，中國意味著在明天的世界上很重要的四億人民，」丘吉爾的醫生，莫蘭勳爵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但溫斯頓考慮的只是他們的膚色，在他談到印度或中國時，你就會想起他是個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人。」
中國代表團高興地離開開羅，因為儘管遭到丘吉爾的反對，羅斯福還是答應在幾個月內渡過孟加拉灣發起兩棲進攻，另外，他還使人覺得他將大力支持委員長的印象。
三個盟國不僅對把中國列為軍事上的重點，而且對亞洲未來的政治前途都有分歧。他們各自為不同的原因而各不相干地作戰。丘吉爾根本不考慮大英帝國解體，蔣介石的主要興趣在於消滅共產黨，使自己成為中國的唯一領袖，羅斯福則一心要早日實現日本投降。
羅斯福的確也認識到，戰後的亞洲不可能不發生變化，但是，他卻只能在有限程度上理解賽珍珠和溫德爾·威爾基等那樣的美國人提出的告誡：亞洲決心要從西方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遠東問題的辯論仍未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丘吉爾和羅斯福分別離開開羅飛往德黑蘭去會見約瑟夫·斯大林。當丘吉爾首相驅車緩緩駛過伊朗首都的街道，人們開始向他的汽車湧上來時，他心中十分擔憂。他想，刺客用手槍或炸彈能夠輕而易舉地下手，直到他終於進入英國公使館後才大大鬆了一口氣。英公使館是一座破破爛爛的建築物，與豪華的蘇聯使館離得根近。
在經受了開羅的酷熱後，位於裡海南邊的德黑蘭似乎特別涼爽。農村中塵土飛揚，間或有一些千年不變的泥糊茅屋，一片荒涼；德黑蘭本身雖說是浩瀚荒野中的綠洲，但許多與會者的印象卻覺得它是個人為的現代城市，使人不感興趣。
第二天上午，星期日，蘇聯人提醒羅斯福說，市內可能有軸心國特務要謀害他，提出讓他的總部遷至蘇聯使館內的一座樓房裡去。在這裡，開會時就不用來回驅車出入大街小巷。哈利·霍普金斯和阿夫裡爾·哈里曼與丘吉爾的參謀總長黑斯廷斯·伊斯梅將軍討論了這件事，雖然他們一致認為這可能是俄國人的詭計， 但還是勸羅斯福搬家【確有一個要在德黑蘭謀殺「三巨頭」的計劃。這個計劃是在元首和希姆萊的幫助下，由希特勒的親信突擊隊黨衛軍少校奧托·斯科爾茲尼——他不久前曾從獄中營救出墨索里尼——制訂的。但是，斯科爾茲尼從軍事情報局安插在德黑蘭的唯一特務那裡幾乎得不到什麼具體情報，他報告上級說，暗殺或綁架行動都不可能成功。根據拉斯洛·哈瓦斯所著《希特勒謀殺三巨頭的陰謀計劃》一書(一九六九年出版)，那時曾有五六名特務空降至伊朗，但在執行任務前就被打死，這主要是由於雙重特務恩斯特·梅塞爾和另一位愛冒險的美國人彼得·弗格森的活動。一九七0年斯科爾茲尼寫道，他從未聽說過這個行動。 「我誠實地說，」他還寫道，「我不相信採取過這種行動。」—作者注】。一列警衛嚴密的車隊駛離美國公使館，片刻之後，又有一輛轎車孤零零地開出來，裡邊坐的是羅斯福、霍普金斯和萊希海軍上將。司機是個特工人員。他駕車繞道走，但車子開得飛快，竟比假的總統車隊先到蘇聯使館。羅斯福對變更路程頗為高興。十五分鐘後，斯大林拜會心情興奮的羅斯福。「見到您很高興，」羅斯福通過他的譯員查爾斯·波倫說，「我早就想同你見面。」
斯大林通過自己的翻譯巴甫洛夫對不能早日與總統會面表示歉意，是他的過錯，不過他一直忙於軍務，斯大林是個矮小的人，走起路來步子大而慢，由於他身穿寬大的上衣，看起來比他實際上要矮胖些。他的變了顏色的牙齒，臉上的麻斑，以及黃色的眼睛，使喬治·凱南想起「一頭衰老的滿身戰鬥傷疤的老虎」。
他們談到蔣介石和緬甸的攻勢。斯大林不怎麼關心中國軍隊或他們的領導人；羅斯福說，非常需要教育印度支那、緬甸、馬來亞和東印度群島的人民懂得自治。他吹噓美國在使菲律賓人為獲得自由作好思想準備方面的良好記錄。他以透露秘密的方式對斯大林說，印度是溫斯頓的傷腦筋事——並囑斯大林不要提起。
幾分鐘後，三巨頭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首次見面。羅斯福提議請斯大林「說幾句開場白」。
「不，」巴甫洛夫把話翻譯過來說，「他寧願聽。」
羅斯福歡迎俄國人成為「家庭的新成員」，三巨頭會議將是友好和坦率的，三國的合作將經歷戰爭而世世代代繼續下去。「他笑容可掬地把坐在桌子四周的人掃視了一番，好像是仁慈有錢的大叔看望窮親戚一樣，」丘吉爾的翻譯伯斯回憶道。
丘吉爾首相正患重感冒發燒，喉嚨痛，說話很困難，但這無損於他的口才。他說，坐在桌子周圍的人「也許代表著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世界強國的最大集結」，他們掌握著「縮短戰爭、幾乎肯定可以得到勝利之權，毫無疑問，還掌握著人類的幸福和命運」。
羅斯福再次轉向斯大林建議說，作為東道主，他毫無疑問要說幾句話。斯大林簡短地向巴甫洛夫說了幾句，巴甫洛夫站起來看了看筆記本，然後說：「我高興地對在座諸位表示歡迎。我認為，歷史將會證明，這次會晤，以及我們的人民所給予我們的權力，在我們的潛在合作範圍內能得到充分利用。」巴甫洛夫遲疑了片刻，然後有點尷尬地接著說，「斯大林元帥說，現在我們言歸正傳吧!」
羅斯福回顧了太平洋戰爭，最後為了讓斯大林高興而戲劇性地宣佈，定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大舉進兵諾曼底，代號是「霸王行動」。
「我們蘇聯人歡迎你們在太平洋取得的成功，」斯大林回答說。「遺憾的是，我們未能幫助你們，因為我們東線需要軍隊太多，目前我們沒有能力發起對日戰爭。」但是，一旦把德國打敗，他就能向西怕利亞東部增兵。「那時候，」他說，「通過我們的共同戰線，我們一定能勝利。」這是蘇聯人第一次許諾將參與對日作戰。
會議於七時二十分結束——他們已經在大圓桌旁坐了三小時又二十分鐘——俄國人端來茶點。斯大林的安詳和客氣的神情，使美國人感到放心。英國人卻不然，曾經把斯大林看作不過是土匪頭子的萊希海軍上將承認自己看錯了。斯大林顯然是聰明人，對人直率、隨和、周到，只是有時坦率到近乎粗暴。然而，伊斯梅將軍卻仍然覺得他「極端殘忍，缺少人類固有的人情味」，虧得自己「既不是他的敵人，也無需依靠他的友誼」。
「這次會議剛剛開始就結束了，」布魯克對莫蘭勳爵說，
「斯大林已經可以任意支配總統。」丘吉爾也忿忿不平。莫蘭問他有什麼事情不對頭，他簡短地回答說：「不對頭的事多得很。」
在當天的晚宴上，三巨頭談論了許多事情——談起法國、波蘭、德國、希特勒——以及無條件投降。斯大林問起在卡薩布蘭卡發表的含糊聲明是否明智，如果不澄清，反而會使德國人團結一致。「在我看來，提出明確條件，不管何等苛刻，並告訴德國人這是他們必須接受的，可以促使德國早日投降。」
次日午餐後，斯大林再次拜會羅斯福。羅斯福給了他幾份備忘錄，其中之一是要求在西伯利亞建立供一千架美國重型轟炸機使用的基地。另一份建議在對日戰爭中進一步加強初步的合作。斯大林只答應予以考慮，草草結束這個話題。
那天下午的全會集中討論了「霸王行動」。丘吉爾和斯大林針鋒相對，羅斯福則居間調停，說話時還咬著煙嘴，不時插話，儘管有的是無關的話。布魯克認為，會議自始至終都糟透了。他聽了兩天的辯論後，覺得「好像是進了精神病院或療養院」。
斯大林盯著坐在大桌另一邊的丘吉爾說，他想直截了當地向首相提個問題。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霸王行動』，還是以此作為托詞安慰我們?」
回答是典型的丘吉爾式的。「只要時機到來時，先前為『霸王行動』所訂的條件仍被確認，我們就義不容辭拿出全部力量渡過海峽去打德國人！」丘吉爾滔滔不絕地說完後，會議宣告結束。
當晚宴會的主人斯大林無情地取笑丘吉爾。起初，丘吉爾首相還沒有醒悟到自己被人作弄。「必需殺掉五萬德國人，」斯大林不露笑容地說。丘吉爾把椅子一推，驀地站起來。「我決不參與屠殺。如果在戰場上則是另一回事。」
「必須槍斃五萬人！」斯大林又說一遍。
丘吉爾漲紅了臉。「與其要用這種可恥行為來玷污我和我國家的榮譽，不如此時此刻就把我拉到外邊花園裡去槍斃掉。」
羅斯福連忙撫慰丘吉爾。「我提議搞個折衷，」他開玩笑地說，「不是五萬，只是槍斃四萬九千。」
丘吉爾跺著腳走了出去，斯大林跟在後邊，說這不過是開個玩笑。丘吉爾被勸回來重新入席，但仍疑心重重。斯大林笑著臉又開始逗引他。「你是親德的，」他說，「魔鬼是共產黨，我的朋友上帝是保守黨。」這回丘吉爾心平氣和地接受了。宴會還沒有告終，斯大林就把一個胳膊搭在首相的肩膀上，好像兩人是革命同志。
晚上，莫蘭走進丘吉爾的臥室，看看首相還有什麼事情需要他辦。一進門，他就看見首相與安東尼·艾登在談論戰後的世界局勢。「可能還要有一場流血更多的戰爭，」他閉著雙目用疲勞的聲音說。「那時我不在了。我將長眠。我想長眠億萬年。」他點了一支雪茄說，他曾告訴斯大林，英國不要新的領土。「他緊追這點不放。你知道，如果我們拿點什麼，俄國就有話可說了。當我問俄國需要什麼時，斯大林說，『時機到來時，我們會說話的。』」
丘吉爾的心跳每分鐘一百次。莫蘭警告他說，這都是因為他喝的「那玩意兒」。 「很快會降下來的，」丘吉爾高興地說。片刻後，他變得憂鬱起來，凝視著莫蘭。 「我相信人類可能會毀滅自己，消滅文明。歐洲將荒蕪，可能我要負責。」他如此這般地說了好幾分鐘，然後突然問道：你認為我的體力能維持到戰爭結束嗎?我有時覺得快要垮了。」
經過一夜休息後，三巨頭又恢復第一天的平靜關係。吃午飯時，斯大林對羅斯福主動提出俄國人可以使用滿洲的不凍港大連的建議顯然感到很高興。晚餐時，丘吉爾裝作前一天晚上未發生什麼事似的。斯大林卻很不自然。開始，斯大林疑慮地嗅了嗅雞尾酒，又問翻譯伯斯坐在他左邊的是誰，雞尾酒是用什麼配製的等等。伯斯的解釋「並沒有消除他的懷疑」，所以他只喝威士忌酒。不錯，他說，但還比不上普通的伏特加。他不自在地端坐在椅子上，被面前的一排刀又弄得有點不知所措。 「該用哪把刀叉呢，這真是個問題，」他私下對伯斯說， 「你得告訴我。你還得告訴我什麼時候開始吃，我不習慣於你們的風俗。」
丘吉爾感傷地宣佈，這是他的六十九壽辰的宴會，而且按俄國的習慣：大家都可以隨時祝酒。他首先提議為國王乾杯，然後用誇大的言詞讚揚了他的兩位同事的功績。他稱讚羅斯福致力於扶貧救弱和防止了一九三三年的革命，宣稱斯大林元帥應該得到期大林大帝的頭銜。
斯大林的回答分散了侍者的注意力。侍者正端上一盤「波斯燈籠」——這是一道正餐後的甜食，是放在冰塊上的一個巨大的冰淇淋布丁，再點一支蠟燭，侍者心不在焉，托盤傾斜，布丁從冰塊上滑下來，掉在巴甫洛夫頭上。儘管冰淇淋順著他的頭髮和臉一直流到鞋子裡，這位沉著的翻譯還是一字不漏地翻譯著：「斯大林先生說，紅軍是無愧於蘇聯人民的……。」
突然，斯大林把他的譏諷鋒芒轉向英國的總參謀長。「布魯克將軍，」他說， 目不轉睛地看著布魯克，「對蘇聯紅軍是不太友好的，一直挑剔我們，讓他到莫斯科來，我會請他看看，俄國人並不是孬種。交交朋友是值得的。」
布魯克站了起來，也用眼盯著斯大林。「我感到驚訝，你竟然覺得有必要對我提出毫無根據的指責。你一定記得，今天上午我們討論掩護計劃時，丘吉爾先生說，『在戰爭中，真理必須由謊言護衛』。你一定還記得，你自己也曾對我們說過，在你所有的偉大戰役中，你總是不讓外界知道你的真正意圖。你告訴我們，你的假坦克和假飛機總是集中在那些有直接關係的戰線上，而你的真實意圖卻完全被保密的外衣掩蓋著。元帥，你被假坦克和假飛機引入歧途了，以致未能觀察到我對蘇聯紅軍的真正友好感情，你也沒有看到我對紅軍全體指戰員的真正的同志情誼。」
斯大林的臉部表情仍是不可思議的。他轉向丘吉爾說：「我喜歡那個人。他說得對。以後我必須跟他談談。」
這又是一個緊張的時刻，但很快就過去了，跟著便是一連串的祝酒。萊希覺得厭煩，但金上將看見斯大林從椅子上站起來，繞桌子走向每個人與之碰杯倒覺得滿有意思。宴會散了以後，斯大林遲遲不走，似乎不願這個晚上結束。丘吉爾向斯大林走去，同樣興高采烈地說；「英國正在變成粉紅色。」
「那是健康的象徵，」斯大林答道，「我想稱丘吉爾先生為我的朋友。」
「叫我溫斯頓好了。我在你背後招呼你時叫你喬【即約瑟夫的呢稱。——譯注】。」
「不，我要稱你是我的朋友。請允許我稱你為我的好朋友。」
丘吉爾也不甘示弱：「我為無產階級大眾乾杯。」
「我為保守黨乾杯，」斯大林說。
對俄國人說來，德黑蘭會議基本上是成功的，因為他們已取得了他們最需要的東西——開闢第二戰場的具體日期。羅斯福與斯大林之間的第一次會晤似乎也表明將來會更緊密地合作。雖然羅斯福總統發現斯大林元帥比自己原來想像的要固執，他還是「可以接近的」。兩人分手時，羅斯福說「我們是帶著希望和決心來這裡的。在我離開時，我們無論事實上、精神上還是目標上，都是朋友。」
對在德黑蘭所達成的軍事上的解決辦法，丘吉爾感到「十分滿意」，布魯克卻不然。「有一點是很清楚的，」他在日記中寫道，「在解決戰爭問題時，參與的政治家越多，戰爭的結束就越推遲！」
一輪一輪的會議還沒有開完。美國人和英國人又回到開羅，解決他們自己的主要問題——是把一切都集中於「霸王行動」呢，還是進行羅斯福曾向蔣介石許諾過的強大攻勢。
那些力主不應對中國人食言的人中，金和萊希是為首的人物。如果中國退出戰爭怎麼辦?這樣一來，幾十萬日軍就能騰出手來打麥克阿瑟和尼米茲。英國人反駁說，德黑蘭會議已經改變了一切。斯大林答應在打敗德國後參加對日作戰，這使中國對於取得最後勝利的作用，遠不是那麼重要了。
十二月五日下午，經過兩天毫無結果的討論後，僵局被戲劇性地打破。羅斯福給丘吉爾發了一封簡短的電報：「海盜已取消」。這是指雙方爭論的焦點孟加拉灣行動。丘吉爾大喜，給伊斯梅打了個電話用暗語說：「能支配精神的人，比攻克城市的人更偉大。」
於是向蔣介石發了一個由羅斯福和霍普金斯起草並徵得丘吉爾同意的電報：
「與斯大林開會的結果使我們需要在春末對歐洲大陸展開大規模作戰， 相當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夏末結束對德戰爭。這些行動要求有大量重型登陸艦艇， 因而無法再把足夠兵力用於孟加拉灣的兩棲作戰，同時又發起「泰山」(緬甸戰役)以確保孟加拉灣行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