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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俄國人仍不曉得七月二日御前會議的結果，但一名充當俄國特務的尾崎秀實正好聽到了一則傳聞，說日軍決定南進而不向西伯利亞進攻。為了證實這一消息，尾崎的上級左爾格把他派到了滿洲。在那裡他發覺，關於關東軍讓三千名鐵路工人協同攻擊紅軍的密令，已莫名其妙地簡直變成泡影。十月四日，左爾格將這一情報連同最近的外交動態一起電告莫斯科：
「根據從日本各官方途逕取得的情報，如果在本月十五日或十六日仍未接到美國就日本請求談判一事做出的令人滿意的答覆，日本內閣將總辭職或進行劇烈的改組。不管屬何種情況……」本月或下月都將會與美國開戰。日本當局的唯一希望是格魯大使能最後提出某種能使談判得以開始的建議。關於蘇聯，日本的最高級人士一致認為，如果德國取勝日本，日本將能在遠東坐收漁人之利，因此日本沒有必要攻打俄國。他們覺得，如果德國不能擊潰蘇維埃政府，並迫使它撤出莫斯科，日本應等待至明春。不管怎樣，美國問題和南進問題遠比北方問題重要。」
這份精確到令人吃驚的情報，對蘇聯紅軍把其駐滿洲的大部分軍隊調往西線起了影響作用，這也是左爾格發出的最後一份情報。一星期後，他的間諜網裡的一個成員，宮城與德被捕了。這個間諜三十八歲，是個畫家，害著肺病。他之被捕系屬偶然。一個在反共運動中被「思想」警察逮捕的女人供認說，在美國時，他們就互相認識，並參加了共產黨。宮城之所以參加共產黨，是因為他對美國推行「旨在反對亞洲民族的無人性的種族歧視」深感憤懣。他掌握了日本在滿洲的石油儲備情況以及其它高度機密的材料，但他整天不說一句話。在午餐休息時，他以日本人不常見的自殺方式，突然縱身從三樓窗口跳下。一個偵探本能地跟著跳下去。兩人都雙雙落在樹上，宮城摔斷了一條腿。之後，他便把自己知道有關左爾格的間諜網情況全部招了出來。
結果，三天後尾崎被逮捕。原來約定，他們兩人將於該晚與左爾格會面。由於沒見他們來，左爾格懷疑他們已被捕了。他沉悶地乾了一杯又一杯清灑，越來越感到自己在日本的任務已告終結。不久前，他曾給莫斯科打了個報告，要求派到俄國或德國「開展新的活動」。
不錯，左爾格眼下還是安全的。內務大臣生怕，如果把事態宣揚出去，必然會暴露尾崎是近衛的「密友」，(其實聯繫並不密切，他只不過是認識近衛，而且他是通過其同學牛場的介紹，才參加公爵的著名的智囊集團「朝食會」)，從而導致政府垮台。但既然近衛於次日辭了職，這就沒有考慮的必要了。於是，便批准逮捕左爾格。
次日天亮前，——東條就在這天正式就任首相——左爾格還睡在床上就被逮捕了。他穿著睡衣、拖鞋被帶到烏居阪警署。奧特大使向外務省提出了抗議，並要求會見左爾格。見面後，左爾格顯得有點尷尬。閒聊一會後，奧特大使問他， 是否還有什麼心事。稍停片刻，他說：「大使先生，我們要永別了。請代我向尊夫人及孩子們問好，」
奧特最終醒悟到，他的朋友背叛了他，兩人相對無言。左爾格被帶走後，驚魂未定的奧特便對日本負責官員說「為了兩國的利益，要把這案子徹底查清。弄個水落石出」。
在十月二十三日的聯絡會議上，海軍軍令部長總長永野憂鬱地說：「原定十月要做出決定，可是，現在還是這個樣。」海軍每小時消耗四百噸油。「情況緊急。非此即彼，我們必須立即作決。」
陸軍表示贊同。「已經晚了一個月了」，杉山參謀總長說，「不能再花四、五天去研究了。必須速決！」
東條首相的回答好像就是從近衛嘴裡說出來的。「我能理解最高統帥部為什麼緊催，不過，政府還是要小心地、負責地把問題研究一下，因為海相、藏相和外相才上任。我們應該下決心或者接受九月六日的決議，或者用不同的觀點來看待它。最高統帥部是否反對?」
不反對，杉山和永野異口同聲地說。
東條堂堂正正地經受了第一次正式考驗。木戶的直覺是對的，事實證明東條確實能控制住忿忿不平的軍方。
爾後十天的聯絡會議，不外乎討論有關華盛頓談判問題和如果開戰成功機會如何的問題。會議參加者都同意維持三國同盟的立場，兌現近衛對赫爾的四條原則所作的承諾，只在從中國撤兵這個問題上意見不一致。曾對近衛堅決不讓步的東條這時建議：「作為一個外交姿態」，他們應提出在二十五年內從中國撤兵完畢。現在倒是杉山在堅持東條原來的立場。他一再堅決反對做出任何讓步，外相東鄉說，「最好立刻撤兵。」又說「一切都會好轉。」如果把美國的建議幾乎是原封不動地接受下來的話。東條首相覺得，外相的強有力的支持超過了他的需要。
這些建議使會議無法再開下去了——事實上，好幾個人都認為東鄉的神經出了毛病。於是，有人建議休會至次日。東鄉外相表示歡迎，因為他需要有個「清理頭腦」的機會。
東條卻堅持繼續開會，要分秒必爭，即使通宵達旦地開會，也必須做出決定。他讓在座的人考慮三條途徑：一是即使蒙受巨大困苦，或者用木戶的話說是「臥薪嘗膽」，也要避戰；二是立即決定開戰，三是在繼續談判的同時，要作好在必要時開戰的準備。他接著說，他本人是希望外交談判會帶來和平的。
東條態度的改變使杉山和塚田參謀次長感到迷惑和煩惱，他倆離開這次冗長的會議，感到東條講話不像個將軍， 倒像個文官。東條回到辦公室，就這三種選擇與他的心腹，此時己升為少將的佐籐賢了密商。佐籐說，立刻宣戰，實屬下策。木戶臥薪嘗膽的辦法，既不能解決支那事件，也不能解決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基本分歧；儘管如此，海軍如果正式承認缺乏信心，這條路也不得不走。「作為真正有打勝的前景，我當然主戰，如果連勝利的希望都沒有，那麼發動戰爭就是胡鬧了。」
東條不用多說就同意了。他讓佐籐私下設法叫杉山總長別在次日早上關鍵性的聯絡會議上堅持立刻開戰。但杉山卻用帶點諷刺的口吻答道：「告訴陸軍大臣唯一可能的回答是戰爭。」
會議定於九時開始，東條要杉山提早去見他，東條希望他親自出馬與杉山交鋒能導致妥協，七時三十分，杉山和他那位心直口快的副手塚田來到了首相官邸。
東條開腔說「陛下強烈反對放棄外交活動和在南面發動戰爭。」他懷疑杉山的觀點是否能使天皇改變主意。「如果你有把握，就自己進宮見駕。我不反對。」
總參謀部認為，與美國談判已進入死胡同，杉山回答說，只要美國仍頑固不化，那就既沒機會又無必要繼續會談下去，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戰爭!然後，他申斥東條說，你作為一個軍人，竟然敢站在文官一邊。東條沒有作答，他首先是首相，其次才是陸軍大臣。
聯絡會議——從一九三七年開始有聯絡會議以來的第六十六次會議——於十一月一日在憂慮的氣氛中在宮內御前會議室舉行。在此決定國家命運的關頭，又一次發生了首相與陸軍爭吵的事，而陸軍仍擁有多數票。東條說，他希望能對三種選擇進行討論，大家對第一個選擇——臥薪嘗膽有何意見?支持首相的文官之一賀屋藏相在回答時提出兩個問題：「如果像現在這樣下去，不戰，而三年後，美國艦隊要是攻擊我們，怎麼辦?那時，海軍是否有打贏的希望?」
「誰知道呢?」海軍大將永野答。
「那麼，美國艦隊會不會來攻打我們呢?」賀屋追問。
「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對五十」永野說。
賀屋堅持問，假設攻打我們，海軍能否取勝?
永野仍拒絕承擔責任。「我們要不就現在避戰，三年內再開戰，要不就立刻開戰，再作繼續打三年的籌謀。」又說，不如趁對日本有利的時機現在就開戰。
賀屋提醒他說，永野本人曾承認，如果戰爭持續三年，能否取勝，還沒有把握。「另外，我堅信美國進攻我們的可能性甚小，所以，我總覺得，目前開戰並非上策。」
另一位文官，即東鄉外相完全支持他。
「記住這句老話『勿指望不會發生的事情。』」永野說，「未來還是個問號，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三年內美國在東南亞的勢力將變得強大。
「好吧，那我們什麼時候才能開戰並贏得戰爭?」賀屋刺了他一下。
「立刻開戰！」永野加重語氣答道，「日後再不會有開戰良機!」
杉山說，應該在十二月初開戰，不過仍然要與美國繼續談判，以便給日本帶來軍事上的好處。在賀屋看來，這是令人作嘔的。「我們正處在我國二千六百年的歷史的轉折點。我國之命運正處於千鈞一髮之際。要我們玩弄外交騙術，這是荒謬絕倫的!」
「不能那樣干!」東鄉強硬地說。
海軍軍令部次長對他們的怒氣沖沖的話置之不理。他說；「代表海軍發表意見，你可以談判至十一月二十日(東京時間)」。
陸軍可不願意等那麼長——他們的限期是十一月十三日。
東鄉怒氣沖沖地說：「除非有成功希望，不然我作為外相不能進行談判。我實在無法接受阻礙成功希望的限期或條件。很明顯，你們都應該放棄發動戰爭的念頭。」
東條首相仍保持冷靜，不時支持東鄉和賀屋，不時又支持軍方。陸軍逐漸把火力集中到東鄉身上，休息時甚至向他施加壓力。他們對他說，「如果外相反對戰爭，我們只有把他換掉。」在會議桌上用過午餐後，東鄉繼續申斥陸軍。「十一月十三日這期限實在是太荒謬了，」他說，「海軍還提出十一月二十日哩！」
「最遲只能到十一月十三日！」塚田說。再遲，就會在作戰部隊中引起混亂。
一位海軍大將反對這一死板的想法。海相鳩田繁太郎不明白為什麼談判不能進行到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安靜!諸位!」塚田將軍喊道。「你的建議是亂彈琴。」然後他轉向東鄉， 「你要的限期是哪天?」
會議頓時亂了套。東條宣佈休息。陸軍在休息二十分鐘時商定：談判可以進行下去，必要的話，可談至十一月三十日。
復會後，東條首相試圖取得進一步的讓步，提出：「把限期定在十二月一日行嗎?」從心理上講，這便給了外交家們更多時間了。「你不能讓談判多進行一天嗎?」
「絕對不行」塚田說，「我們絕不同意超過十一月三十日。」
「塚田君」山島田大將問：「直到十一月三十日什麼時間為準?午夜嗎?」這就實際上把限期定在東條所要求的時間上——十二月一日。
「好吧，」塚田讓了步，「就到午夜為止」。
限期初步定了後，說服美國人達成協議的重擔就落在東鄉外相的身上了。他說他已草擬了兩個遞交美國的方案。方案甲的措詞比前一建議婉轉些，內稱：陸軍同意在一九六六年前從中國搬出包括防禦共產主義部隊在內的全部駐軍。方案乙是留作萬一赫爾國務卿拒絕方案甲時備用的。它包括一項在最後達成協議之前作為最後一著的暫定協議。它的目的是要打消赫爾對日本侵入印度支那的懷疑， 並向他保證，日本將放棄武力征服東南亞的計劃。
在方案乙中，日本答應不再向南面入侵，一旦與中國恢復和平，或在太平洋地區確立全面的和平，日軍將全部撤出印度支那。與此同時，日本即將其在印度支那西部駐軍撤向北部，而美國則要售給日本一百萬噸航空汽油作為報答。
乙案是不能接受的。「在法屬印度支那駐軍就能控制中國，使我們能獲取南面的原料的一半」，杉山說。「另外，它可加強我們對美國的戰略地位，和解決支那事件的地位。與美國達成協議並不意味著美國會給我們原料。我們反對乙案。」面對如此頑強的反對，東鄉不得不攤牌說，談判時間那麼短，要華盛頓接受甲案，他確實認為希望不大。拯救和平的現實希望就是把談判範圍只限於南方問題上。 「如果你們讓我去做無法做到的事，那就使我太為難了。」
有幾個人——包括星野書記長官和賀屋藏相——覺得，外相是對的，但陸軍卻堅決不答應。「絕對不能從印度支那南部撤軍，」塚田一邊喊，一邊在重複杉山的論點。「此外，撤軍也會使我們從南面來的所有原料補給通路置於美國人的控制之下，他們隨時可把補給線切斷。」這只不過會使危機再推遲半年，到那時——因氣候故——日本用武力取勝的機會就會落空。「因此，方案乙行不通。只能提出方案甲」。
在以後幾小時內，陸軍不但一直拒絕從印度支那撤軍的建議，反而堅持要向赫爾提出，解除對日本資產的凍結，停止破壞支那事件的和平解決【除了向中國提供相當大的物資供應外，美國現在還向中國提供人力。前美軍陸軍空翼隊上校陳納德及其「飛虎」隊公開在緬甸訓練，準備對日空戰。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一項未發表的行政命令，直接授權後備役軍官及現役士兵從陸軍空翼隊和海軍陸戰隊的航空兵隊退伍，以便參加陳納德的美國自願航空隊。 因為美國當時並沒有與日本交戰，不能直接與中國打交道，一切安排都通過非官方機構辦理，以便保密。「中國中央飛機製造公司」成立後，被授權用一百名美國飛行員和數百名地勤人員，目的在於「駕駛、維修和在中國製造飛機。」日本把它看成是敵對的和挑釁性的行為。——作者注】。這個提議是荒謬的，東鄉認為，他無力就這些條件進行談判。他不顧一切地喊道：「我們不能繼續進行外交，——我們亦不應發動戰爭！」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只能按方案甲行事!」塚田也喊了起來。
「對，」永野說，「我們就按甲案與他們談。」
雖然遭到海、陸軍的聯合反對，東鄉外相仍拒絕在印度支那問題上讓步。沒有彈藥，他怎麼能跟人談判?會場上，吵得一塌糊塗，一位書記官——武籐中將——提議休息十分鐘，隨即協助東條把另外三名陸軍將領叫到休息室進行規勸。 「如果由於陸軍反對外相的方案而使談判告吹」武籐問道，「陸軍負得起責任嗎?」東條提醒他們，天皇的旨意是要「還原到白紙上」，一定要服從聖上的旨意。杉山最終勉強同意了，但這只能在方案甲失敗後。他仍然擔心，怎樣才能使陸軍中的激進分子，在得悉日本做出了這樣可恥的讓步後，不致發生嘩變。
「那我有辦法」東條說。辯論不能沒完沒了地進行下去。午夜已經過去了。
其餘的人都在御花園裡，以清醒清醒被煙霧和激烈的辯論弄昏了的頭腦。永野將軍拍著東鄉的肩膀問：「外相不能把這任務包攬起來，用外交辦法解決所有問題嗎?就海軍而言，你可以按自己的意見行事。」
東鄉暗吃一驚。幾分鐘前，此人還是個對手。在這個出乎意料的支持鼓舞下，外相重入會場時，決心更加大了。然而，一當辯論重新開始，永野又在那裡主戰了。原來這是海軍暗中主和公開主戰的把戲——為了顧全面子和分到一份軍費。 「當然」他說，「我們可能失敗。不過，如果不打，就得向美國打躬作揖。如果打，那還有取勝的機會。不打，不就跟打敗一樣嗎?」
永野的話，惹惱了塚田。他覺得永野的話既小心又曖昧。永野好像主戰，如果真的如此，為什麼不像杉山那樣，開誠佈公地講出來呢? 我們大家都懷疑是否有法子取得和平，」他急忙說，「但誰也不願說『別擔心，即使戰爭是長期的，我也會承擔一切責任』。然而，我們卻不能保持現狀，所以，結論只有一個：必須打。我塚田認為，戰爭不可避免。打，此正其時。假如現在不打，明年，後年也得打。現在正是時候!神土的日本精神將照耀我們的事業。」日本向南挺進可能有助於德、意擊敗俄國，並迫使中國投降。佔領東南亞對美國的資源也是個巨大的打擊。「我們將建起一座銅牆鐵壁，憑借它，我們能將亞洲的敵人一一擊敗，同時，也能打敗美國和英國！」
塚田的緊急戰爭呼籲意外地遭到了看來不大可能反擊的人的反擊——他的上司。杉山說：「他極其勉強地」同意東鄉關於從印度支那南部撤軍的建議，這個突然的轉變除了他的同僚外，其他人簡直象受到電擊一般。杉山的同僚曾聽他私下說過讓步。這個妥協的步子邁得很大，大家也清楚，這妥協會在陸軍各級中都引起極大的不滿。
陸軍期望文官會停止抵制，作為對這一妥協的報答。因此要求立刻通過關於限期的方案。但是賀屋藏相反對倉促做出決定。「我不同意對與日本命運有關的問題如此倉促做出決定。」他建議再推遲一天「好好想一個晚上」。於是，已經疲乏不堪的會議參加者，於清晨兩點，走進了花園。
當賀屋穿過沉寂的城市回家時，獨自在盤算著，如果他堅持反戰，會出現什麼情況?這將迫使東條解散整個內閣，而新內閣必然會向軍國主義者屈服。另一方面，華盛頓談判，仍有成功的可能性。所以，附和這個方案不是較為明智的嗎?另外，如果戰爭真的爆發，還有哪位藏相更具有防止通貨膨脹的本領?他的結論是合乎邏輯的，不過與美國開戰仍是不可想像的。所以，他還不能下決心給東條打電話，表示同意。
在孤單的歸途中，東鄉的腦子也在反覆思量。不錯，在爭取方案乙的鬥爭中，他取得了勝利，但他不能肯定這個方案會使美國人滿意。如果他辭職，也許會使陸軍做出更大的讓步?他睡了幾小時便去拜訪他的老友廣田宏毅，並徵求他的意見。這位前首相認為，他應留任，「為談判成功盡力。」新上任的外相很可能支持主戰振。這番話是有道理的。
東鄉接著拜訪了東條。東條頭一天的態度是如此通情達理，使東鄉有信心來找東條，請求他幫助去「說服有關人士進一步做出讓步」，如果赫爾對方案甲或方案乙的反應是良好的話。
東條果然沒使他失望。如果美國人能做出部分讓步，東條非常願意做出進一步妥協，並將及早告訴同事。「我正在求神明保佑，讓我們能設法與美國人達成協議。」他覺得，方案已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被接受。現在只有賀屋還在反對。整個上午東條通過電話，逼著藏相做出決定。由於被東條逼得沒有辦法，又不能不顧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論據的邏輯力，賀屋便坐車到首相官邸。下午兩時許，他通知東條將軍，勉強地服從多數人的意見。
終於，意見統一了。現在是輪到東鄉外相去執行幾乎無望的在限期前取得和平的任務了。他覺得，在華盛頓取得成功的唯一希望是派人去協助曾犯幾次外交錯誤的野村大使。數月前，野村本人曾提出，要求來棲三郎前去輔佐。來棲是個極富才幹的外交家，三國同盟條約就是他代表日本簽字的。他又與美國有密切聯繫。他的夫人艾麗絲·傑伊是個美國人，出生於紐約的華盛頓廣場，父母都是英國人。
來棲有點躊躇，但最終還是接受了這個任務。眼下的困難是如何盡快把他送到華盛頓去，而且又要絕對保密。如果那些好戰的參謀們和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得知了這次旅行的消息，他可能遭到暗殺。四十八小時內，倒有一架泛美航空公司快速班機從香港起飛，不過，光安排來棲坐海軍飛機前住香港就得花上幾天時間。這問題倒是由格魯大使解決了。他給在華盛頓的遠東事務處處長馬克斯韋爾·漢密爾頓打了個電話。他說服了泛美航空公司把飛機推遲兩天起飛。
十一月四日下午，來棲向東條辭行。東條說：「美國人民反對戰爭。美國的橡膠和錫的來源正在減少，」他還補充說，他曾認為來棲的成功希望只有百分之三十。兩天內他的懷疑程度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請盡力設法達成協議」。
那天深夜，來棲躡手躡足地走進了臥室，在夫人床邊坐了下來。「你上哪兒去?」她問，「可能到美國去」。他對她說。她給他披上毛巾並端上一杯咖啡。由於他非常可能遭到暗殺，她建議從東京到橫須賀途中，由他們在陸軍當航空工程師的二十二歲的兒子陪同，這樣，新聞記者們會錯認為，他只是送兒子出差。來棲同意這個主意，離別時，他對妻子說：「我可能一去不復返了。」
次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十三個人莊嚴地依次走進御前會議專用的會議室。當第十四人即天皇出現時，按慣例舉行了開會儀式。當東條講話時，會議室內一片焦慮不安的氣氛。他解釋說，九月六日的決議已經重新考慮過。「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必須作好戰爭準備，軍事行動的時間初步定為十二月一日 (這比實際日期十一月三十日午夜好聽)，與此同時，要竭力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
東鄉外相在評論外交前景時指出：「外交方面幾乎沒有迴旋餘地了」，成功之希望是令人深感遺憾地渺茫。」
鈴木將軍反覆說明日本資源的危急情況。「簡而言之，我們仍在和中國交戰的同時，還將同英國、美國和荷蘭打一場長期戰爭，任務是不輕的。」然而，在最初幾個月內取勝的希望還是光明的，因此，他認為戰爭是解決問題的答案，這總比「等待敵人向我們施加壓力」要好嘛。
永野將軍要求大家對作戰計劃要保密，因為日本的命運如何，全靠開戰頭幾個月能否取得決定性勝利。杉山要大家考慮選擇好時機的重要性。「就作戰而論，如把開始敵對行動的時間推遲，」他說，「那末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美之間的軍備對比將對我們越來越不利，」他對戰爭初期能取勝這點是信心百倍的。「儘管如此，我們仍須面對打一場長期戰爭這個現實。」即使這樣，他認為日本能「建立自己堅不可摧的戰略地區，並能把敵人挫敗。」
儘管這些話講得勇氣十足，絕望的氣氛越來越籠罩著整個會議室，杉山本人也建議要「加強」外交。東條在回答樞密院原議長提出的有關談判的問題時說，美國在答覆時用的是「華麗的辭藻」。「美國沒作一點兒讓步，只向日本提出強硬要求。」他說，最嚴重的爭論是支那的駐軍問題。當他談到這場令人沮喪的戰爭時，還動了感情，「我們派出了百萬大軍，付出的代價是十多萬人的傷亡，家庭失去親人的悲傷，歷時四年的苦難，還花了幾百億的日元。」如果把軍隊撤出，中國將奮起反對日本。「中國還將試圖接管滿洲、朝鮮和福摩薩！」
原詢問美國對方案甲和方案乙會有何反應。東鄉答，方案甲不能很快見效。「恐怕連方案乙也不解決問題。」談判時間只有兩星期了。「因此，我認為成功的機會極小。作為外相，我將盡力而為，不過，很遺憾，談判成功的希望甚微……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的希望。」
「百分之四十!」東條說。一夜之間，他又樂觀到把希望增加百分之十。
原生怕戰爭已不可避免，並告誡大家注意這次戰爭的種族含義。美國，英國和德國都是高加索人【即白種人——譯者】，「所以我擔心如果日本向美國開戰，美國可能與德國妥協，使日本陷於孤立。由於對黃種人的仇恨，很可能把目前對德國的仇恨轉向日本，結果或許會使英德之戰轉而反對我們。我們必須正視這種可能性」。
東條也敲了一下警鐘：——指出與美國那樣的敵人長期作戰的危險。「當我想到美國在西南太平洋日益增加的力量，想到至今尚未了結的支那事件和其它問題時，我覺得煩惱沒個盡頭。我們都可以高談在國內『臥薪嘗膽』，但是國民能忍受幾年幾月?」他的回答帶有肯定的含義：儘管在幾分鐘前，他對和平表示樂觀，他本人也同意開戰。「如果我們穩坐釣魚船，那末，用不了兩三年，我國就會變成一個三等國。」從道義上講，開戰是滿有理由的，因為英國和美國已危及日本的生存。「還有，如果我們在佔領區，實施仁政，人們對我們的敵對態度或許會緩和下來。美國最初可能會暴跳如雷，爾後她將會懂得(為什麼我們要發動戰爭)。總之，我會小心行事，使它不致成為種族之戰。你們還有什麼話說?如沒有的話，那末，方案就這樣按原來的樣子通過。」沒有人發言。這次會議與上次不同，天皇一直沒有做聲。
·２
格魯瞭解日本領導人是何等的沮喪和這種沮喪情緒可能導致的結果。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一月五日的御前會議前幾天，他在日記上曾寫道：「很明顯，日本正在制定一項倘若和平計劃失敗的話便予以執行的戰爭計劃。如果實行這個計劃，很可能採取戲劇性的突然手段。」他本著這種心情再給赫爾發去電報，預先勸國務卿要以和平為上。電文稱：
「如果這些努力都失敗，本大使預料日本將轉回原來的甚至超過歷來的立場。這樣將會導致一次本大使曾稱之為全力的、破釜沉舟的嘗試，實際上那是寧願冒民族剖腹自殺的危險，使日本不受外國經濟封鎖，而不願屈服外國壓力。瞭解日本民族性格和日本的日常心理狀態的觀察家們明白，無疑這種突發事件不正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可能的……。
這不是主張姑息，也不是原則上的妥協。
……本大使意圖只在於，使美國不要因錯誤理解日本對美國發動突然的自殺性的戰爭的能力，從而捲入對日戰爭。民族理智決定了不能採取這種行動；但我們不能用美國的邏輯標準去衡量……日本的明智，日本的行動，可能使日美之間武裝衝突成為不可避免，還會採用危險的戲劇性的突然襲擊。」
他祈禱華盛頓會理解這一點。「你們盎格魯撤克遜人的麻煩」，一位日本朋友曾對他說，「是你們把日本看作成人，並按成人對待，實際呢，日本人還是孩子，應該像對孩子那樣對她」。
然而，跟往常一樣，格魯的電報在國務院沒被人理睬。霍恩貝克認為格魯是個守舊而又可敬的人，但輕信別人。他受杜曼的影響太深了，而杜曼在東方生活的時間過長，不能客觀地對待日本。顯而易見，格魯對日本的同情心使他發自東京的每封電報都帶有親日色彩。
「魔術」截獲的電報使霍恩貝克深信日本人的確在耍兩面派。你怎麼能信任一個玩弄兩面手法，一面談判，一面準備戰爭的國家?另外，他相信日本不過是在虛張聲勢，不會真打美國。所以他叫赫爾不用去理睬格魯的最新的警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那兩位軍隊首腦——馬歇爾將軍和斯塔克將軍——聯合向羅斯福呼籲不要採取任何可能加速危機的行動。打敗德國才是主要的戰略目的。「即使日本被打敗，而德國仍未失敗，還不能決定勝負，」他們警告總統說，與日本交戰會削弱盟軍反對「最危險的敵人」德國的鬥爭。他們要求，在加強菲律賓和新加坡實力之前的三到四月內不要給日本下最後通牒。
羅斯福在著手尋找一種如同他對史汀生提到的那樣，能「給我們贏得更多時間」的方法，但就在他尋找這種辦法時，他收到了危機不能避免的情報。這情報是從東鄉外相發給野村大使的一份電報中截獲的。這封電報很長，包括方案甲和方案乙，還有秘密指示。這封密碼電報被破譯後，便立即送給了赫爾。指示的開頭一句話就使人產生日本人已放棄談判的印象：
「好吧，日美關係已到了邊緣，我國民對調整這些關係的可能性正在失去信心。」
這種悲觀語調在原文中是沒有的，東鄉寫的是：
「正日以繼夜地竭盡全力，以調整處在破裂邊緣的日美關係【許多日本人認為，這封電報和其它外交電報是故意錯譯的。沒有找到這方面的證據。更加可能的是，這些不準確的譯文源於對日本外交官員的習慣用語的無知，也可能是， 那些匆匆忙忙培訓出來的譯員，想使他們的譯文更加流暢和有趣。——作者注】。」
第二段的譯文更容易使人誤解：
「帝國內外情況如此緊張，不可能再拖延下去，但為了表達對維持日本帝國與美利堅合眾國之間和平關係的誠意，我們經多方慎重考慮的結果，決定對繼續談判再冒一次風險，但是，這是我們最後所做的努力……」
原文的語調是負責任的：
「國內外局勢極吃緊，我們經不起任何拖延。出於與美國保持和平關係的誠意，在經過周密考慮後，帝國政府繼續與美國談判。目前的談判是我們的最後努力……」
譯文然後說，除非這些方案能取得成功，否則兩國間的關係將破裂。
「……事實上，我們是以我國之命運作孤注一擲的賭博……」
東鄉的實際措詞是：
「……所以帝國的安全有賴於此……」
赫爾讀到的是：
……此次，我們正向他們表明我們友誼的限度，這是我們正在進行的最後一次討價還價。我希望我們能按此和平地與美國解決所有麻煩……」
而東鄉是這樣寫的：
……為使問題得到和平解決，現在我們本著完全友好的精神，做出最大的讓步，我們真誠希望，在進入談判的最後階段之際，美國能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並以恰當的態度處理此危機，以維護日美之間的關係……」
赫爾拿到東鄉關於方案甲的特別指示的譯文同樣是不準確的。見下面的摘錄：
赫爾讀到的：本方案是修正後的最後通牒[註：如果美國當局問起有關「(在中國駐軍的)」適當期限問題，可含糊地回答，期限為二十五年。]
考慮到美國如此反對我們在未明確地區駐紮軍隊這一事實，我們的意圖是轉移佔領區並把官員加以替換，以消除他們的懷疑……
迄今為止，我們曾用模糊的言詞暗示我們的答覆。我要你盡可能運用不明確的而又好聽的語言委婉地告訴他們，大意是：無限期佔領並不意味著永遠佔領……
(4)作為原則問題，我們急於避免把這點寫進日美雙方達成協議的正式建議(草案)中去……
東鄉實際寫的：
本方案提出了實質上是我們最後的讓步
(注)萬一美國問及必須持續多長時間，可大致回答，目標約莫是二十五年。
由於美國強烈反對無限期駐軍，建議把駐軍地區及駐紮期限確定下來，以消除她的懷疑……
此刻，命你：恪守「必要期間」這一抽像用詞，盡力使美國產生這種印象，即駐軍既不是永久的也不是有明確期限的。
關於（赫爾的）四原則，要盡最大努力，避免把他們包括在日、美正式協議的條款中去……
在赫爾看來，單是最後一例，就是它存心騙人的令人信服的證明。這就更加重了他原來的懷疑。事實上，最後一例是個大錯誤。譯者把「四原則」的「四」，列為緊接(1)「不歧視與貿易」(2)「三國同盟條約的解釋與運用」(3)「撤軍」之後的第(4)點。由於譯者把這段譯文作為這份電報的主要部分之一，並把「關於」四原則改為(4)，作為原則問題，他還武斷地塞人「急於」兩字，從而使赫爾誤信，日本人對正式協議上的任何一點建議，都避免承擔義務。
十一月七日晚，野村帶著方案甲來到赫爾的房間。赫爾匆匆地把它瀏覽一遍；他早已知道其內容——也許，他以為自己知道。並確信，其中不會有任何真正讓步的內容，他這種態度是顯而易見的，有睹於此，野村便要求約個時間與羅斯福總統會面。每一天都很寶貴，這位將軍心急如焚。日本的參謀長們又老在催促，野村被催逼得非迅速決定不可，而赫爾卻拖而不決，因為美國的參謀部需要時間。不幸的是，這種各懷鬼胎的行徑導致了談判的惡化。
三天後，野村大使終於會見了總統，並向總統指出了日本所作的「相當大的讓步」，還一再說需要從速作答。羅斯福在回答時，一定還記著馬歇爾和斯塔克請求給予時間的話，於是說；「各國務必想到百年以後，尤其是在世界當前所處的時代更應如此。」談判，只談了六個月。需要有耐心，他要的不是臨時的協議。野村在給東鄉的電報中稱，美對方案甲，「並不是完全不接受」。這位一廂情願的將軍， 看來是準備抓住任何一點兒希望的。
詹姆士·沃爾什主教也是如此。十一月十五日，當他剛從另一次遠東之行回來後，便給赫爾送去一份冗長的備忘錄。在備忘錄中，他再次試圖勸日本和美國言歸於好。 霍恩貝克邊看邊寫下許多諷刺性的批注，目的是給赫爾看。這些批語暴露了他的強烈的偏見。
這位主教解釋說，任何政策一經天皇批准，所有日本人都把它視為「最後決定，成為不容更改的國策。」在這裡霍恩貝克用鉛筆批道：「如果某項政策一經天皇批准，便不容更改的話，那末，與軸心國幫盟也是『不容更改』的了」。他還在一段冗長的懇求兩國互相諒解的文字旁輕蔑地寫下：「劫稚」的批語。
「值得回憶的是」，沃爾什評論說，「中國人是原打算與日本切實合作，只因發生滿洲事件，才把此動向打消並使中國人急劇地轉到另一方向。」對此，霍恩貝克用鉛筆批上：「按他的說法，『滿洲事件』就是中國人搞的。」當沃爾什寫到「今日遠東，無真正和平」時，霍恩貝克批注說：「誰應對這一事實負責呢？——日本人(和德國人)。」
就在那天，來棲三郎特使，經過長途跋涉，風塵僕僕地抵達華盛頓，兩天後，野村大使把他帶到赫爾的辦公室。對這位個子矮小，帶著眼鏡，鬍子修得整整齊齊，曾代表日本簽訂三國同盟條約的使者，看上一眼就足以使赫爾得出此人不可靠的結論。「無論是他的外表，還是他的態度，都不能得到人家的信任和尊敬，」赫爾在回憶錄中寫道，「我一開始就覺得，他是個欺詐的人……，在我眼中他唯一可取之處是，他的英語講得很好，因為他娶了美籍秘書為妻。」
赫爾相信來棲參與了日本政府搞的圈套，很可能企圖用談判來麻痺我們， 時機一到，便會向我們發動攻擊。他陪同這兩位日本人走了幾百碼路，來到白宮。羅斯福裝出和藹可親的樣子，說：「伯利安[伯利安(1850——1925)美國民主黨歷史上有影響人士之一，能言善辯，曾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1918——1920)手下，當過國務卿。——譯者]說過，朋友之間不是沒有商談餘地的。」
來棲回答說，必須找到一種避免戰爭的方法。太平洋「像個炸藥桶」。羅斯福表示同意應取得廣泛的諒解。
來棲說，關於三國同盟條約，他不明白：為什麼「歷來強烈主張遵守國際義務的美國，會要求日本去違反。」日本領導人早已向美國保證，這個條約並不會自動地導致戰爭，那是需要獨立地做出決定的事。另外，日美兩國之間的諒解， 「將自然而然地使三國同盟條約『黯然失色』，因此，美國對條約運用這一問題上的擔心將由此而可以消除。」這是朝著事實上廢除三國條約的目標邁出的一步。然而，赫爾對來棲的話隻字不信，認為那只不過是「企圖為三國條約辯解的華麗詞藻」而已。
羅斯福仍然表現友好，重申「兩國利益並無不同，因此，沒有必要造成嚴重分歧。」他甚至毛遂自薦，要充當中國和日本的「中間人」。
·３
就在同一天，東條首相在國會發表演說，並由電台向全國作了廣播。他主要講華盛頓談判問題，指出成功與否，有賴於下述三點：美國不得干涉日本對文那事件的解決，不應「對帝國實行直接武力威脅」，應該取消封鎖，應盡力使「歐戰不蔓延至」東亞。
平常，再好的演說也得不到什麼大的反應，這次的演說卻博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在外交人員座裡，美國大使館海軍武官探身向前，與同伴耳語。有位《朝日新聞》記者注意到了這一姿態，寫道：
「……四位美國使館人員，突然湊在一起交頭接耳地談了起來，後來，所有的人都猛烈地搖頭，但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旁聽席上的其他聽眾都聚精全神地注視著他們。」
海軍武官當時的耳語是：「哼，他好在還沒有宣戰。」
光陰日復一日地過去，華盛頓對方案甲仍沒有肯定答覆，日本領導人的希望便漸漸變小了。在重大問題上，美國的態度好像越來越僵硬。只好把最後一招拿出來了。於是，東鄉電告野村把方案乙提出來。十一月二十日，野村向赫爾宣讀了方案乙。赫爾認為這是個最後通牒。在他的回憶錄中，他把所提條件描述成「顛三倒四，荒謬到沒有一個美國官員會夢想接受。」但他未露聲色，「以免讓日本人找到借口，退出談判」，只說，對這一方案，將「同情地研究」。
他的反應是不幸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方案乙中所列五條條件中，只有一條——即停止援助中國——是不合理的。因為這一段文字最使他惱火，他便把它作為最重要的一點。他大發雷霆地說：「在美國人民心目中，希特勒已和日本結伙，好讓希特勒佔領半個世界，日本佔領另一半。」三國同盟條約加深了公眾的這一信念，他補充說。於是，他便開始猛烈攻擊這一條約。
野村無奈，只好求助來棲。一星期前，赫爾曾承認，三國條約並不是主要問題。然而，在過去幾天中，他曾三次宣稱，只要日本仍恪守這一條約，所謂和平解決就不能叫人相信。為什麼又把條約抬得這麼高呢?好像自松岡在任之日以來， 日美關係毫無改變似的。【赫爾舊事重提的原因可能有幾個，出自義憤；出自對公眾譴責灼恐懼。因為公眾一般都把日本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一旦達成協義，勢必遭到譴責；繪出希特勒—東條聯合進攻的魔影，使公眾對與日本交戰有所準備。——作者注】。對方案乙，赫爾的部下也做出了類似的奇怪的反應。最同情日本的約瑟夫·巴蘭坦認為，接受方案乙就意味著「美國贊同日本的侵略，同意日本在將來進行無止境的征服……出賣中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最嚴重的威脅」。
這樣談論侵略是沒有多大意思的。方案乙不但以足夠的篇幅談及東南亞和太平洋，同時還提出在中國實現和平。要進一步進行侵略，日本就非自食其言不可。如果美國當時要日本保證停止武力擴張，它很可能會得到這個保證。
問題實在不是在方案乙本身，而是在國務院拒絕按其表面價值接受這一方案。被日本陸軍認為在經過尖銳辯論後才勉強接受下來的大讓步——把日軍從印度支那南方撤至北方——卻遭到了巴蘭坦的蔑視。既然從印度支那南方撤至北方的軍隊能在「一、兩天內」開回南方，日本提出的建議就「毫無意義」了。
另一方面， 羅斯福對方案乙有深刻的印象，提出了自己的暫定條約。他把條約內容用鉛筆書寫後，交給了赫爾。
六個月
1．美國準備恢復經濟關係——現在賣一些石油和大米——日後多賣一點。
2．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和滿洲邊境或者南方任何地方派兵——荷屬、英屬殖民地或暹羅。
3．即使美國參與歐戰， 日本亦不得訴諸三國同盟條約。
4．美國出面讓日本與中國把事情談清楚，但美國不參與會談。
然後再談太平洋協定。
這份條約草案進一步證明，與赫爾不同，羅斯福是個現實政治的奉行者，首次緩和了美國的僵硬態度，帶來了和平解決的第一個現實希望。他可能挫傷了赫爾咬文嚼字的天性，但赫爾卻忠於職守，把它變為外交形式。雖然他個人對來棲有保留，對其在東京的上級持有懷疑，卻仍然願意進行談判。
在與赫爾的交談中，來棲發現，赫爾仍把三國同盟條約看得很重。次日，他帶著一封信，來到了國務院，該信宣稱，日本雖然簽署了那個協定，但並不因此要對第三國的侵略行為承擔任何義務。
「……我國政府決不會按外國的意志將日本人民驅入戰爭，只有在最終無可避免地需要在非正義前維護日本的安全和國民生活時，日本政府才接受戰爭。
本人希望，上述聲明將有助於閣下徹底消除您本人一再提及的公眾懷疑。本人擬說明，當我們之間完全取得諒解時，閣下可隨意將本信公諸於世。」
不管是間接否定三國條約還是建議發表上述信件，都沒有能消除赫爾的疑心。一天以後，「魔術」又截獲了東京發給野村的關於把談判期限延至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電報(華盛頓時間)。赫爾的懷疑便被「證實」了。
「…截止日期決不容更改，此次我們說話算數。之後，事情便將自動發生。」
當晚——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六——野村和來棲拜會了赫爾，催促赫爾立刻對方案乙做出答覆。他們兩人都微笑著，彬彬有禮。因為赫爾已從「魔術」那裡得悉了「日本的惡計」，要他和藹可親地回答，確實「彆扭」。「他們坐在那裡，點頭哈腰，野村有時笑聲咯咯，來棲咧嘴微笑。」「他們心裡一定在反覆地盤算如果我們對日本的要求不回答『行』，那麼他們的政府將在日內發動新的侵略，或遲或早，必然給美國帶來戰爭，給成千上萬人帶來死亡。」
赫爾說，「很遺憾，日本竟不能為和平做幾件事情，以協助渡過時局。」
野村亦同樣感到彆扭。他一再重申迅速作答的必要性，並要求逐條回答。
「沒有理由向我們提出任何要求，」赫爾不高興地回答，「我非常失望，儘管我做出一切努力，你們仍然急急忙忙地提出要求，要我們作答。」赫爾雖然不明白，為什麼東京不能稍待幾天，卻也保證盡快做出答覆。最早是星期天，因為他得與幾個在遠東有利益關係的友好政府協商．他心目中的答案，就是他按羅斯福那份匆匆寫成的暫定條約搞成的草案。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赫爾把英國、中國、澳大利亞和荷蘭等國代表請至辦公室，把羅斯福的最新草案副本交給大家傳閱。中國大使胡適博士，頗覺不安。為什麼允許日本在印度支那留駐五千軍隊，赫爾回答說，在馬歇爾將軍看來，就是留駐兩萬五千人也構不成威脅。「我國政府在不承認日本在印度支那有駐一兵一卒的權利的同時，」他解釋說，「我們力圖要達成一項擬議中的暫時協議，主要原因是我國海陸兩軍的領導人一再向本人強調，時間對他們說來是最主要的，他們必須對日本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作好充分準備，以便有效地對付他們。」
荷蘭公使亞歷山大·勞登博士，直截了當地宣佈，他的國家支持這個草案，其餘三人則稱，需等待國內指示。赫爾覺得討厭，很不耐煩地說：「比起美國，你們國家的政府對能否保衛那個地區都有更直接的利害關係。但是你們的政府，卻一味忙於別的事務，對眼下討論的問題好像一無所知。對這一意想不到的事態發展缺乏興趣，缺乏合作的思想準備，我確實感到失望。」
次日，胡博土抱歉地向赫爾遞交了一份外交部長的照會。照會說蔣介石對協議草案「反應相當強烈」，認為美國「欲以中國作代價來姑息日本」。
赫爾大怒。他說，美國當然可以否決這份草案，但，如果這樣，「萬一日本向南面採取軍事行動，可別指責美國不向印度支那鄰近地區和日本領海派出艦隊。」
胡博士告辭後，天已黑了，但赫爾仍召集人員，進一步討論。他本人強烈主張把草案給日本人發去，雖然被接受的機會極微。即使沒有其它效果，它至少也能說明「將來會看到，我們已做了避免戰爭的一切努力，而日本的拒絕更充分暴露他們早已預先作好的征服東方的計劃。」
當晚丘吉爾給羅斯福的電報抵達了。電稱：
「……當然，這件事情應由您處理。我們當然不要再加一個戰爭。只有一點使我們不安。蔣介石怎麼辦?他不是吃不下飯嗎?我們擔心的是中國。如果他們垮台，我們的共同危險也將大大增加……」
很明顯，蔣介石向倫敦發了牢騷。這個微妙的拒絕使赫爾的最後的耐心消失了。「魔術」曾向他保證，方案乙是日本的最後方案，談判肯定在月底要結束。東條準備真誠地再作讓步這點，他是不知道的。即使知道，他也不會相信。自仲夏以來，他一直「相信日本人決心用武力繼續進行擴張。」
這就是為什麼蔣的拒絕，丘吉爾的半心半意的贊同，再加上他自己的懷疑以及幾個月來談判的勞累，會使他決心把草案束之高閣的原因。他準備改向日本提出「一份在和平、互利、進步的基礎上實行合作的計劃草案。」於是，他的助手們就著手把這一新建議草擬成方案【戰後，在巢鴨獄中，東條對佐籐賢了說，如果他收到了羅斯福的暫定協議草案，歷史進程可能被改變。「當時，我並沒有告訴你這點，其實我已準備好了包括新妥協在內的新的建議。我是要想辦法執行天皇旨意和避免戰爭。」然後，他長歎一聲：「那時要是收到了那份草案就好了！」——作者】。
史汀生在日記中描述了那天中午在白宮召開的所謂的戰時內閣會議的情況；
「……(羅斯福)把我們可能在下星期一(十二月一日)遭到攻擊的問題提了出來，因為日本人不宣而戰這一招是臭名遠揚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怎麼辦，應如何策動他們打第一槍，而我們又不會招來太大危險。這是很困難的議題，赫爾提出了解決問題時應考慮的前提——海洋的自由以及日本與希特勒結盟後，正在推行世界範圍的侵略政策。其他人則提出，日本可能採取的任何向南方進行遠征的行動，都必將對我國在菲律賓的利益形成包圍，切斷我國從馬來亞取得橡膠的至關重要的供應線。我向總統指出，遠在今年夏天，總統就已經朝著最後通牒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那時，總統通知日本，如果日本跨過邊界線進入泰國，日本就侵犯了我國安全。因此，總統只需(向日本)指出，採取任何類似的遠征行動都是對我們已經發出的警告的違反。【後來，這一段日記被修正派歷史學家， 諸如查爾斯·比爾德，用來支持他們的下述論點，羅斯福總統故意策動日本攻擊美國領土。如果只在表面上去閱讀這一段有爭議的日記，再加上史汀生以後的一些言論，那末，羅斯福的反對派看來似乎是正確的。然而，只要研究一下，在十一月下旬，總統和他的顧問的討論記錄，就可以明顯看出，對日本突然襲擊新加纏、泰國以及東南亞某個地區是有思想準備的。當然，他們沒有估計到日本一開始就會對美國領土，例如菲律賓群島和關島進行襲擊，更沒有預料到會對夏威夷發動進攻。由此可見，當羅斯福說「我們可能遭到攻擊」這句話時，他可能是用「我們」來表示abcd四國。所謂「困難的建議」，是因為羅斯福並沒有預計到日本會直接進攻美國本土。問題是，對新加坡或者泰國的進攻，似乎也是反美的「第一槍」。「策動」有兩種方法，對日本發出外交警告，或者向國會提出包含這樣一個措辭的咨文，即，如果日本向南行動，即使未直接威脅美國領土的安全，我門也會認為它是對我們的切身利益的進攻，因此，也可以說是對美國的進攻。雖然沒有證據證明，這種假設，它只能是一種假設，比那些凡是羅斯福的做法幾乎都反的人的主觀推論更加合乎邏輯和公正得多。——作者注】
次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羅斯福剛要進早餐時，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來到白宮。總統還來不及咬上一口青魚乾，電話鈴又響了，電話是赫爾打來的。赫爾把中國人對暫定協議草案的抗議轉告了他。「我會讓他們安靜下來的」，羅斯福說完就回去進餐，這時，早飯已經涼了，他把早飯推到一邊。摩根索在記錄中寫道：「我認為，不能讓總統不吃完早餐就見我或別人。」
此時，赫爾已與史汀生通上了電話。他告訴史汀生，他「差不多已下定決心，不把……那個建議(暫定協議草案)交給日本人，而將它拋之九霄，只告訴他們， 羅斯福什麼建議也沒有。」史汀生連忙給羅斯福掛電話核對，詢問前晚交給他的有關日本人從上海出動向印度支那實行新的討伐的文件是否收到。羅斯福的反應非常強烈。史汀生在日記中寫道，總統「差不多發了爆火——可以說，氣得跳上了天。」羅斯福說，沒有。他沒有看到。它「改變了整個局勢，因為它是日本人毫無信用的明證，一方面為簽訂全面和約而談判——(從中國)全面撤軍——另方面卻又向印度支那派出遠征軍。」
不一會兒，赫爾親身來了。他說，既然中國人反對那個協議草案，不如就此把它擱在一邊，另向日本提出一個嶄新的「為實現總的和平解決的全面的基本建議。」
羅斯福對日本人的調兵遣將的消息仍然忿忿不平。他同意了赫爾的意見。那天下午野村和來棲被召到國務院。五時，赫爾交給他們兩個文件。「微乎其微地希望，在這最後時刻，東京的尚武心靈，能夠接納一點點小常識，」
來棲和野村懷著期待的心情隨即開始閱讀第一個文件，這是個「口頭聲明。」它宣稱，美國「最真誠地」期望，為太平洋的和平做出努力，但認為方案乙「不大可能在法律、秩序和正義下，為保證在太平洋實現和平的最終目標做出貢獻。」赫爾提出了一個新的解決辦法以代替方案乙。這個解決辦法體現在第二個文件裡。文件上註明「絕密，初步不承擔許諾」。來棲讀了該文件的十條條款後，被搞得目瞪口呆，文件武斷地要求日本「從中國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陸、海、空和警察部隊」，在中國除支持蔣介石外，不得支持任何其它政府或政權，以及，在實際上，廢除三國同盟條約。
這比六月二十一日美國所作的建議要苛刻得多，而且是赫爾在未與馬歇爾將軍和斯塔克將軍商量的情況下草擬的。這兩位將軍，剛好也正在起草向羅斯福總統提出的另一個備忘錄，請求給予更多時間，以便增援菲律賓。雖然來棲已做出書面保證說，三國條約已沒有多大意義，並提出了一項新的建議，呼籲「在大英帝國、中國、日本、荷蘭、蘇聯、泰國和美國之間，簽訂一個互不侵犯的多邊公約」，但赫爾在他的提案中，還是把三國條約重新抬了出來。來棲心下明白，他的提議將使本來已經很複雜的局勢變得更加複雜，並會帶來更長的耽擱。野村坐下來時，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來棲問道，這是不是就算美國對方案乙的回答。
赫爾說，是的。他還指出了日本接受這方案後在經濟上能得到的好處：日本的資產將被解凍；在互相實行最惠國待遇的基礎上簽訂貿易協定，穩定美日元之間的兌換率；減少貿易障礙，和在經濟上給予其它較大讓步，等等。
來棲預見到，東京會把這個建議看成是污辱、賄賂。於是他便開始對這些條件提出反對意見。他說，他看不出他的政府怎麼會有可能同意立即無條件地從中國和印度支那全面撤軍，如果美國認為日本「會向蔣介石脫帽致敬，並向他道歉，」那就不可能取得什麼協議。他請求在把這個建議發回東京之前，兩人再非正式地作一番較詳盡的討論。
「我們所能做的，只能如此，」赫爾說。群情高漲，如果他讓石油自由地流往日本，他就「幾乎會被人活活打死。」
來棲挖苦地開玩笑說，有時候凡「具有堅定信念的政治家」都會得不到公眾的同情的。卓識者才有遠見，但有時卻又壯志未酬身先卒。人生短暫，只有盡職罷了。他心灰意冷地說，赫爾的建議差不多意味著事情的終結，並問赫爾是不是對暫定條約不感興趣。
暫定條約一語已變成赫爾的刺耳語了。他簡單地說，我們已作了探討。
是不是因為其它國家不會同意呢?來棲問道。
這一問，差不多問到了點上，令人尷尬。「在探討方面，我已做出了最大努力。」
·４
赫爾的答覆首次傳到東京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它是通過駐華盛頓的武官發給大本營的電報轉達的。這封電報劈頭就說，美國對方案乙已經作了書面答覆，不過，「沒有一線談判希望」。參謀們擠在無線電報務室裡，焦急地等待著把電報翻譯過來。電報的後半部分包含赫爾的建議的主要內容。
電報被立即送進皇宮，那裡正在召開聯絡會議。電報送到時，剛好會議休會，大家在進午餐。東條朗讀了電報內容。一片死寂。不知誰說了一聲：「這是一份最後通牒!」。連對成功懷有一線希望的東鄉也沒料到結果會這樣。由於被絕望「壓倒」，東鄉結結巴巴地說了些什麼，但誰也沒有聽懂。他被赫爾的照會「梗住了喉嚨。」他看見幾位陸軍的人在一邊很開心，「好像在說『不是早跟你說過了嗎?』」。此時，他的心情更加沉重。
對鴆田海相說來，這個答覆真是個「晴天霹靂」。赫爾的答覆是「斷然的、不容更改的」，連日本已作了重大讓步這個事實都沒有承認。
在那位尋求和平的人士賀屋看來，所提出的要求同樣是荒謬絕倫的。赫爾明知這些要求日本是非拒絕不可的。唾手可得的妥協他不要，反而要無休止地進行討論。這是拖延時間的口實。美國已經下定決心開戰了——向日本進攻！日本已主動提出立即從印度支那撤軍。這看來還不夠，赫爾所要的是立刻從中國和印度支那撤軍。這，怎麼可能呢!
最使會議室內所有人惱火的是，赫爾竟然斷然地要求從中國全境撤兵。滿洲是用巨大的血汗代價得來的，失掉滿洲就意味著經濟上大難臨頭。你美國人那麼富有，還有什麼權利提出這種要求?有哪一個有尊嚴的國家會屈服呢?
赫爾的建議是急躁和憤怒的產物，但悲劇是，使日本人大發雷霆的那一段文字卻被誤解了。赫爾心目中的「中國」並不包括滿洲，他也沒有要日本人從該地撒出的打算。早在四月，他就曾對野村說過，在基本的協議還未取得之前，沒有必要去討論承認滿洲國的問題，所以他以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在日本人看來，赫爾的照會怎麼說就得怎麼去理解。畢竟，自從「諒解書草案」提出以來，在許多問題上，美國人的立場都變得強硬了。
在這點上，要是美國的答覆是清楚的，至少，日本的反應也就遠遠不至於如此激烈。雖然把滿洲排除在外也不會使日本人原封不動地接受赫爾的建議，但總可以使東鄉有可能說服軍方人士，應該繼續談判。它本來很有可能迫使他們延長十一月三十日這個限期的。【會議所有參加者，從東條到東鄉都隊為，赫爾所提的「中國」包括滿洲在內。一九六七年，我詢問了許多東條的舊日同事，如果赫爾澄清了這點，情況將會怎樣?佐籐賢了是首次知道這點。他懊悔地用手拍了下額頭說：「那時我們要是知道這點就好了！」他非常激動地說：「如果你們早說承認滿洲國，我們會接受那個建儀的!」鈴木，賀屋興宣和星野則不想走得那麼遠。賀屋興宜此時已是一位政界的主要人物，他說：如果那個照會不包括滿洲國，發動戰爭與否的問題就會重新得到詳細的討論。對手是否要從華北立即撤軍的問題，雖有共產黨的威脅，「也可能會在聯絡會議上熱烈進行討論。」鈴木說，最少能阻止珍珠港事件。「政府可能改組。」——作者】
兩個同樣害怕亞洲會受共產黨統治的大國，就這樣走上了火並的道路。應該怪誰呢，——怪美國還是日本?通過奪取滿洲，侵略中國，對中國人民犯下的一系列暴行，以及南進，日本對走上與美國開戰的道路，幾乎應該負完全責任。但是，這條侵略道路，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寶極力企圖消滅作為經濟對手的日本的必然結果，是大蕭條【指1929—1933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譯者】，人口爆炸性的增長和為了繼續做第一流國家而向外尋找新的原料和市場的必然結果。此外，還有天皇的獨特的、沒有明確定義的地位，「犯上作亂」的爆炸性作用，和對來自俄國和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威脅的極端恐懼心理。
美國人同樣被嚇破了膽，但他們所害怕的卻是「黃禍」。然而，說來也怪，他們並不害怕日本變成軍事上的仇敵，相反，他們編造各種日本人愚笨的笑話，並以此取樂。在華盛頓流傳的一則故事說，英國給日本造的戰艦頭重腳輕，一交火就會底朝天，日本的空軍也遭到譏諷說，日本的飛行員都是戴眼鏡的笨貨。他們更多是取笑的對象，而不是害怕的對手。或許是這種優越感的結果，一些美國領導人，包括羅斯福在內，無意識地逼得日本人走投無路。
一個幅員廣大，資源豐富，用不到擔心遭他人進攻的大國，怎麼能理解一個幾乎無自然資源，且時刻有受惡鄰蘇聯進攻危險的、擁擠不堪的島國的處境呢?另外，美國本身對形成仇恨和不信任氣氛也有責任，它排斥日本向美國移民，和在實際上扯起民族和膚色偏見的旗幟，使本性驕傲的日本人理所當然地感到憤怒。美國本來還應該看到並承認在四原則上所採取的如此虛偽的道義立場[在國際關係中，道義是一種不穩定的商品。美國曾為協議的神聖性，為維持遠東現狀，為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採取不妥協的立場。同樣是這個美國，幾年後在雅爾塔，為了引誘蘇聯投入太平洋戰爭，答應在遠東給蘇聯以領土。如果與日本在一九四一年搞和緩， 那無疑足意味著美國丟棄和出賣國民黨中國。但從長遠看，它也可能導致建立起一個更加穩定的非共產的中國。一作者注]。她的盟國英國，在印度或緬甸，當然沒有遵守這些原則，美國本身也沒有在中美洲遵守這些原則，在那裡，「炮艦外交」仍在支撐門羅主義。她自我標榜鐵面無私，同時也是為自己打算。頭上的道義在腳下卻成了私利。
末了，美國也犯了一次嚴重的外交錯誤。她不該把對她的切身基本利益並無大妨礙的問題——中國的福利——最終變成外交政策的基石。那年夏天之前，美國在遠東只有兩個有限度的目標：調撥日本和希特勒的關係，以及挫敗日本的南進。這兩個目標美國本來是可以輕易地取得的，但是，她卻在三國同盟條約問題上無事找事，並堅持解放中國。為達到後一個不可能達到的目的，美國的外交官員們迫使一場美國自己的軍事將領們都希望避免的戰爭早日到來——荒謬的是，這是一場她無力進行的戰爭。美國不能竭盡全力來對付日本以解救中國，她從來也未打算這樣做。她的主要敵人是希特勒。美國沒有坦率地把這點告訴蔣介石，反而在他的催促下，由了他，推行了一項導致遠東戰爭的政策——實際上拋棄了中國，更重要的是，由於把日本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美國的外交家們策動了他們的國家去進行兩個完全不同的戰爭，一個是在歐洲反對納粹主義，另一個是在東方的戰爭，與所有亞洲人要從白人的奴役下取得自由的願望相聯繫的戰爭。
雙方都沒有什麼正角或反角之分。從羅斯福來說，儘管他有很多缺點，但他是個目光遠大，具有人道的漢子，天皇也是一個受人尊敬和熱愛和平的人。他們倆人都同樣受到限制——一個是受偉大的民主國家的龐大機器限制，另一個是受他所受的訓練、風俗以及對他的理智所加的約束因素的限制。由於陷入中世紀制度而不能自拔，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行為主要出於對國家的獻身情神。【在受審後，東條承認，最高統帥部的獨立性是導致日本毀滅的原因。「我們本來應該從我們所繼承的制度中擺脫出來，但卻沒這樣做。 受責怪的應該是人……特別是我本人。」——作者注】。他們所追求的是國家的鼎盛，而不是從戰爭中為自己謀私利，東條本人的生活是相當簡樸的。近衛公爵的軟弱無能，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首相的脆弱地位所決定的，到他的第二次內閣結束時，他天性所致的欠果斷的趨勢，已變為決心和勇氣。這決心和勇氣，一直延續到他最終下台。連松岡也不是什麼反角。儘管他慕虛榮，行為乖張，這位才華橫溢的外交家，在把日本縛在三國同盟條約上時，還認為自己是為世界和平盡力。他破壞了華盛頓談判，原因是利己主義，而不是惡意。
史汀生和赫爾也不是反角。雖然赫爾，採取了一個達不到全部目的就什麼也不要的態度，使他犯了一個外交家所能犯的最大錯誤——把對手逼入死胡同，無機會挽回面子，使他們除了發動戰爭外，別無出路。
時代才是反角。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社會和經濟的動盪，以及兩大革命思潮——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日本和美國原不會走近戰爭邊緣的。這兩股橫掃一切的勢力，有時相切，有時相交，最終帶來了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悲劇。單是為了中國，美國肯定不會冒險進行戰爭的。是她對日本與希特勒、墨索里尼合夥征服世界的恐懼，才促使她去冒一切危險。最終的悲劇是，日本因為害怕盎格魯—撤克遜民族把她孤立才與希特勒勾結。她的結合只不過是名義上的婚姻而已。
由於誤解，語言上的障礙，翻譯錯誤，以及日本方面的機會主義，即「犯上作亂」，倔強，榮譽，驕傲和恐懼；美國方面的民族偏見，不信任，對東方的無知，僵硬態度，自以為有正義感，榮譽，民族的驕傲和恐懼心理，這一切使一場本來不必要打的戰爭眼看著就要爆發了。
或許，這就是對漢德爾【漢德爾，1685—1759，出生在德國的英國作曲家——譯者】所提問題的答案：「國與國之間為什麼要大動肝火?」不管如何，美國犯了一次嚴重錯誤，使他在未來幾十年中必定要付出巨大代價。如果赫爾對方案乙所作的妥協性答覆發了出去，日本(據仍然在世的日本內閣成員的看法)要不與美國達成某種協議，最少也會被迫再花幾個星期進行辯論。這個時間距離將會迫使他們把截止期限因氣候關係延至一九四二年春。到那個時候，很明顯，莫斯科將站穩腳跟， 日本人也將急於做出幾乎任何讓步以避免與一個面臨失敗的盟國一起去打一場絕望的戰爭。如果那時仍沒有達成協議，美國也能取得寶貴時間，向菲律賓派出更大數量的轟炸機和增援部隊以鞏固該地。也不會有珍珠港的崩潰。那些導致十二月七日災難的一系列難於置信的機會和偶合也不大有可能得到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