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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衛幾年來的行事方式使那些對他所面臨的巨大難題寄以同情的人們感到困惑。為什麼一個自由主義者競讓陸軍得勢?為什麼他對外相那麼言聽計從並讓他危及在華盛頓舉行的談判?克萊齊大使對近衛的許許多多表現出政治家風度的行動有深刻的印象，「正因為這樣，他也常常為近衛的明顯的軟弱無力和在危機關頭未能用其本人的強有力的地位去約束極端主義分子而感到惱怒。」
內閣企劃院總裁陸軍中有見識人士鈴木貞一中將認為，近衛在緊要關頭搖擺不定，不是由於他的軟弱，而是陷於理性上困惑，過於客觀，使他幾乎不能當機立斷並採取相應行動。
不過，有一件事是鈴木和克萊齊兩人都同意的——近衛是又一位哈姆雷特。他同哈姆雷特一樣，要到最後關頭才採取堅決行動——他將私下與羅斯福總統會見，一舉而永遠解決支那問題【大概就在此時，近衛把聯合艦隊總司午山本五十六叫到自己的私邸，問山本向美國進攻的取勝機會如何。山本預計在頭一年能取勝。「一年後，我可一點把握也沒有。」這便加深了近衛的懷疑， 加強了他與羅斯福會見是唯一解決辦法的信念。——作者】
八月四日，他召見陸相東條和海相及川，把自己的決定告訴他們。「如果羅斯福總統那時仍聽不進理，我當然會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中止談判，立即返回。」日本和美國都要做出讓步，但他覺得，如果能「以寬廣的胸懷」來舉行高級會談，還是能達成協議的。他保證，他不會「急於求成，會不亢不卑。」
東條和磯川兩人都拒絕在與同事商量前作出承諾。過不了幾小時，磯川報告說，海軍「完全同意，並預祝會談成功。」東條卻發現陸軍內部意見分歧。他在給近衛的信中寫道，人們生怕最高級會談會削弱日本以三國協約為基礎的政策，並在國內引起反響。但只要近衛承諾，如果在羅斯福拒絕理解日本的立場後，他便將領導日本與美國作戰，陸軍也不反對會談。在信的結尾，東條提出其悲觀的論調：「談判八成會失敗。」
近衛本人卻毫不懷疑。他把擬與羅斯福會見一事，在和他的密友同盟通訊社編輯局長松本共進午餐時，告訴了松本。八月六日上午，近衛向天皇奏明瞭他的意圖。「你最好立刻會見羅斯福，」天皇陛下一邊回答，一邊想起了永野海軍大將提到的石油儲備日益減少的情況。次日上午，近衛便給國務卿赫爾發了一封電報，建議與羅斯福總統在檀香山會見，以討論調整日美之間的分歧的措施。
赫爾對近衛的建議半信半疑。它是希特勒在慕尼黑對張伯倫使用過的那種「摸心術。」國防部長史汀生同意這一看法，並在日記上寫道：「向總統發出的邀請，只不過是一塊用來阻止我們採取斷然行動的遮眼布。」兩天以後，國務卿會見了野村大使。野村想得到肯定的答覆，而赫爾連指責帶教誨，反駁說，現在很清楚，在日本贊成和平的人「已經失去控制。」日本的報界「正在不斷受到唆使，讓它散佈日本受到美國的包圍的論調。」他接著說，就在當天，他還向新聞界說過，「世界上沒有一個守法和愛好和平的國家會受到別人的包圍，除非自己包圍自己。」沮喪的野村最後問，這是否算是對最高級會談建議的答覆。赫爾把剛說過的話原封不動地重複了一遍，最後說，「至於日本是否能找到制訂相應政策的辦法，然後再進一步訂出滿意的計劃，這有待日本政府去決定。」
既然日本軍方領導人本來就覺得，他們同意與羅斯福會見一事本身就有點低三下四，而華盛頓卻又如此冷落這個邀請，這就加深了軍方的正在增長的懷疑。美國人果真是願意和平呢，還是在玩弄手腕爭取時間?每天要耗費一萬二千噸石油，而又無處補充。用不了多久，軍隊就會像一條被拋上沙灘的鯨魚，動彈不得。
羅斯福當時不在華盛頓，無法和他討論時局。他坐上了巡洋艦「奧古斯塔號」，前往紐芬蘭的阿根夏海灣與丘吉爾會見。八月十日是星期日，總統在英國「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的甲板上在大炮的影子下做了禮拜。這次禮拜的內容選自聖經約書亞記第一章中的話，選得非常得體：
「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樣同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禮拜畢，羅斯福便坐上手輪車，由丘吉爾陪同，參觀了這艘軍艦。在甲板下方，代理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正在閱讀由丘吉爾起草的準備同時從華盛頓和倫敦發出的電報草稿。電文警告日本，如繼續侵略西南太平洋，將要採取嚴厲的反措施。
韋爾斯離開「威爾士親王號」時，丘吉爾說，他並不認為「還有多少希望，除非美國發表一個它要阻止日本進一步向南擴張這樣明確的聲明。如果日本繼續南侵，要避免英日之間的戰爭，看來是沒有指望的。」
第二天，羅斯福與丘吉爾就在「奧古斯塔號」軍艦上進行會談。羅斯福「強烈地」感到「應作最大的努力避免與日本開戰。」問題是應該採取什麼路線——硬的，不軟不硬的，還是軟的?硬的，丘吉爾說，東京的提案不外乎是「措詞圓滑的建議，藉以取得日本目前所需要的一切東西，而對將來，卻什麼也沒給。」
羅斯福建議由他就這些「不能接受的條件」進行談判，只要爭取三十天左右的時間，英國就可以在新加坡地區鞏固陣地。這三十天將是寶貴的。他說，「把這事交給我吧，我想我能像哄孩子似地哄他們三個月。」
丘吉爾滿以為，他已說服了羅斯福採取「強硬」路線，於是給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發了如下電報：
「總統將於周內結束巡遊返回。他將在遞交給日本大使的照會末尾加上從我草稿中摘取的下列一段話；『日本對西南太平洋的任何進一步侵犯，將造成一種使美國政府將不得不採取反措施的局勢，即使這些反措施有可能導致美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他也許會加上大意是這樣的話：由於蘇聯是個友好國家，很明顯美國政府對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任何類似的衝突將同樣地感到關注。」
也許丘吉爾是對的，但是總統一回到家，赫爾就勸說羅斯福重新考慮，並採取一條比較溫和的路線。赫爾本人也相信除了武力，什麼也阻止不了日本人。 （不久前，他在電話中對韋爾斯說：「我就是要我們的人不要輕信池們所說的每個字，但為了達到我們推遲他們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的目的，要裝成相信的樣子，需要多象，就裝多象。」 ）八月十七日，雖是星期天，羅斯福仍召見了野村大使。總統興致勃勃地說，如果日本停止她的擴張行為，並決心「開始奉行太平洋和平的計劃」，美國「準備重新恢復七月間中斷的非正式的預備性討論，並將竭力選擇交換意見的時間和地點。」他對秘密會晤的主意發生興趣，甚至建議「十月中旬左右」在阿拉斯加的朱諾城會晤。
野村旋即給東京發電報：
「勿失良機，速作回復。」
次日(八月十八日)下午，日本外相豐田貞次郎召見了格魯大使。這位海軍大將對格魯說，相信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他以海軍軍官，而不是外交官的身份坦率地談話。日本進入印度支那，目的是要解決支那事件，而不是出於德國的壓力。隨後所發生的凍結日本資金的做法，已在日美兩國之間「長期和平關係史上留下一個污點，」如果談判破裂未來的歷史學家將不能理解。解決的辦法是由兩國領導人進行會晤，使問題能在「冷靜和友好氣氛中並在平等的基礎上」得到解決。
由於格魯沒有得到國務院關於擬議中的近衛—羅斯福會晤的通知，他聽了後不禁感到新奇。兩國領導人都是出身於名門，有教養的人，他們可使問題得到體面的解決。另外，他自己也將會參加此次會晤，這將是自己事業中登峰造極的時刻。
由於外務省內空氣熱得使人喘不過氣來，豐田將軍令端上冷飲和冷毛巾，並建議兩人脫去外衣。兩人都在擦臉時，格魯說：「將軍，你曾經常在戰艦艦橋上站立過，也經歷過數天數夜的大風暴。自你接過外務省的(省橋)以來，你一直在經受一次漫長的，接連不斷的風暴。你我兩人都應盡力平息那些怒濤。」
這次會見持續了一小時三十分鐘。格魯大使一回到使館便立
即給赫爾發了一封特急電報：
「為避免日美之間目前正在明顯增長的發生極端無益的戰爭的可能性，本大使以他所擁有的全部權限，主張絕不能不加慎重考慮就將日方之建議置之不理。這個建議不僅在日本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而且還表明，日本之不妥協仍未完全形成，因為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最高權力機關業已同意這一建議。近衛公爵與羅斯福總統的會晤可能產生的益處是無可估量的。本大使冒昧認為，現在良機已在眼前，正如最近羅斯福總統與丘吉爾首相在海上會晤那樣，最高級政治家的行動有可能克服表面上看來無法克服的危害太平洋今後和平的障礙。」
幾星期以前曾為諒解書草案不辭勞苦地奔波的巖畔豪雄大佐和井川忠雄二人認識到，他們獨自進行的外交活動已經失敗。七月三十一日他們離開華盛頓，兩星期後抵達日本。巖畔深為東京各界人士的好戰情緒而震驚。人們對英美的仇恨在不斷增加，普遍覺得，abcd（美英中荷）包圍圈正在扼殺日本。在美國，占統治地位的是和平的情緒，雖然這種情緒是反對軸心國。各反戰組織在白宮周圍設置了糾察線。那些孤立主義者們到處發出反對羅斯福援助中國和英國的呼聲。延長現役軍人服役期限的法案僅以一票之差得以通過，在兵營內俄亥俄州的名字被賦以隱晦的含義——十月到山那邊（直譯為「十月到山那邊」 ）的縮寫詞，【「到山那邊」是軍俚，意思是「開小差」。——譯注】
巖畔在軍界政界和企業界的最高級人士之間作了好幾十次遊說，極力主張要繼續進行談判，美國的潛力遠比日本之潛力為大，如果發生衝突，必然以災難告終。然而，那些參謀們卻對南進談得津津有味。在海軍軍令部，一位軍官說： 「日本已被abcd陣線包圍。我們不能坐失良機。而今，唯一的出路是——打!」巖畔想起，幾個月前，海軍還幾乎一致主張和平解決美國問題，他傷心地得出結論： 「木已成舟」。
然而，他並不因此而洩氣。他遍訪政府各部門進行勸說。他說，遊說卻宛似「糠中釘釘」——白費勁。八月末，他參加了一次聯絡會議。在會上，他把美國與日本的軍事潛力作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對比。他指出，鋼鐵的比例是20：1；石油超過100：1；煤10：1；飛機5：1；海運2：1；勞動力5：1。 總的比例是10：1。實力如此懸殊，縱有「大和魂」，日本也決不可能取勝。聽眾曾一度為之所動。東條令巖畔把他的發言全部寫成書面材料報給他。
次日，巖畔跑到陸相辦公室討論這個書面報告，但東條只簡略地通知他，他已被調往駐柬埔寨的部隊。「你不用再把我昨天要你寫的報告交上來了。」
當巖畔踏上火車開始他南下赴任的第一程時，他對朋友說：「你們這麼多人都來為我送行，不過，當我回到東京時——如果我能活著的話——恐怕我只能獨自站在東京車站的廢墟上了。」
巖畔那股傳教士般的熱情或許是他被流放的原因，但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卻不止他一個，這些觀點引起了戲劇性的政策逆轉。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後，軍方領導人最終同意避免與美國開戰，儘管要做出重大讓步。巖畔出發的那天——八月二十八日——兩份給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文電已發出。其一是近衛寫給羅斯福的信，再次要求與他會晤，其二是一個正式文件，建議在支那問題解決後，或東南亞已建立「正義的和平」後，從印度支那撤回所有日軍。日本還進一步保證不向鄰國用兵，並保證只要俄國「信守蘇—日中立條約」 「不威脅日本或滿洲國」，日本就不對蘇聯採取軍事行動。遠比此重要的是，日本同意赫爾的四條基本原則——此時，這些原則已列入美國的官方文件交給了日本。
「……關於美國政府詳細地提出的，並在非正式會談中被設想為構成太平洋地區的計劃的這些原則和指令，日本政府願意聲明，它認為這些原則及其在最友好的方式下的實際運用，是實現真正和平的首要前提，不僅應該運用於太平洋地區，而且也應該運用於全世界……。」
這個提議否定了數個月來所鼓吹的政策——還展現了將做出另外的儘管是有限度的讓步的前景。羅斯福對此的第一個反應是樂觀的，他提出了與近衛會談三天左右的初步計劃。但是，霍恩貝克博士本來就不相信日本的提議是真心實意的。毫不奇怪，當赫爾從「魔術」截獲的電報中得悉日本在東南亞軍事集結時，他也對日本人產生懷疑。同樣不足為奇的是，一直還想「領略與近衛會晤的滋味」的羅斯福被輕易地說服，同意「在未取得圓滿的協議」之前，不進行會晤。這就是說，本來就不相信日方建議的美國人，除非預先得到他們的條件會大體上被接受的保證，否則就不願進行談判。
在東京，格魯大使和他的工作人員巴不得就按日方建議的票市價值把它接受下來。他們相信，近衛會同意「除被允許在華北和內蒙暫時保留部分日軍以作為挽回面子的權宜之計外，日本最終將從印度支那全境和中國全境撤軍。」於是，格魯請求早日批准近衛——羅期福會談。幾個月來，他一直在警告華盛頓「日軍慣於突然襲擊」，日本有個傳統，「民族的絕望心理會發展成為孤注一擲的決心。」
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在皇宮隔壁的宮內省召開的聯絡會議上就籠罩著這種絕望心理[據認為，類似大島大使從柏林發來的報告中反映的洩密事件，系源於內閣的文官。為了防止再次洩密，從七月二十一日起，所有聯絡會議均改在皇宮內舉行。【自然，「魔術」一直在源源不斷向美國官員提供日本多數的政治決定的情報．——作者】。因為直到那時，羅斯福還沒有正式答覆，大家都顧慮重重。提出這樣一個妥協的建議，是不是一個錯誤?美國是不是在玩弄拖延時間的把戲?
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說；「我們在一天天弱下去，最終將無法支持。雖然，我覺得，我們有把握在目前打一場勝仗，恐怕隨著日月之推移，這個機會將會煙消雲散。」沒有辦法「將死敵人的主帥」——工業潛力，而初戰的決定性勝利是非常重要的。「這樣，我們的唯一出路只有加速前進!」
這席話使陸軍不知所措。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將軍提出了一個新建議——規定截止時間。他說：「我們必須在十月十日之前爭取達到我們的外交目的。否則，便毅然出去。不能老拖個沒完沒了。」
這是個危險的建議，它有可能導致戰爭。然而，極力主張和平的近衛公爵和豐田外相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或許他們私下認為，在今後五個星期的寬容期內，談判有可能取得成功，爭論的焦點在於措詞。七個小時後，大家一致同意制訂了下列政策：「為保衛和維護帝國的生存，以十月上旬為初步截止時間，在此之前，作好戰爭準備，到那時，如果有必要，就決心與美國、英國和荷蘭開戰。」與此同時，真心誠意地進行談判，以達到最低限度的目標。如果在十月十日前仍一無所獲，那麼便開戰。
作戰計劃已經草擬完畢。海軍和陸軍將同時襲擊珍珠港、香港、馬來亞和菲律賓【本書第七章將介紹這些攻擊計劃逐漸具體化的過程。——譯注】。 關於珍珠港，陸軍參謀本部只在幾天前才略有所聞。陸軍省內也有幾個人知道此事。但奇怪的是，東條卻不在知情者之列。
幾個小時後，羅斯福對日本提出的妥協倡議的回答到達了東京。這個答覆把想在上奏天皇以前，由內閣重新考慮這個關於截止時間的倉促的決定的微弱希望化為烏有。羅斯福的答覆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婉拒了近衛一再邀請羅斯福與他會晤的請求，提出首先在「重要的根本問題上」取得協議後，再進行會晤，第二部分是口述聲明，同樣含含糊糊，但更使人失望。它是許多外交官樂於使用的一種巧妙的回擊：既婉轉地拒絕允諾任何重要的東西，又避開主題。復電說， 「滿意地」注意到日本願意遵守赫爾的四條原則，但又似乎提出疑問：「你們果真如此嗎?」而對日本提出的從印度支那全部撤軍的建議隻字不提。
由於這個答覆似乎蓄意斷然拒絕(其實不然)，而且還貶低陸軍以痛苦的代價（這倒不錯做出的讓步，內閣便在沒有爭論的情況下批准了關於截止時間的政策。九月五日，近衛進宮見駕，要將此事奏明天皇，以便把它變為正式的政策。進宮前，他首先在木戶內大臣辦公室稍事停留。
木戶侯爵驚呼道：「你怎麼能突然把這個提案呈給天皇！」在木戶聽起來，這是徹頭徹尾的戰爭準備。「天皇陛下甚至連考慮的時間都沒有。」近衛的辯解是軟弱無力的。
「不能把它弄得含糊一點嗎?」木戶問，「把截止日期定在十月中旬，太鋌而走險了。」
近衛很不自在地在推托。木戶仍堅持己見：「你得想想法子!」
近衛支支吾吾地說，這是聯絡會議上決定了的，他又有什麼辦法呢?
四時三十分，侍從通報說，天皇即將會見首相。天皇已從這份文件看出問題，說：「朕注意到，你先講戰爭，後講外交。朕必須在明日舉行的御前會議上徵求參謀總長和軍令部總長的意見。」
近衛尷尬地回答說：「各條內容的先後次序並不一定是按重要性排列的。」他建議立即把陸海軍兩總長召來見駕，以便更詳盡地闡述最高統帥部的立場。六時，他與杉山和永野兩大將又再次進宮見駕。
天皇問，南面的戰爭能否按計劃取勝。他們詳細地啟奏對馬來亞和菲律賓的作戰計劃。然而，計劃雖然詳盡，仍不能使天皇釋憂。陛下問：「有沒有不能如期完成作戰計劃的可能?你們說五個月，難道不存在五個月還拿不下來的可能嗎?」
「海、陸軍曾對所有問題反覆研討，」杉山奏道，「所以，鄙人認為吾等能按計劃作戰。」
「你認為能輕而易舉地登陸嗎?」
「臣倒不認為能輕而易舉，不過，海軍和陸軍一直不斷地進行訓練，臣對能成功地登陸是抱有信心的。」
「在九州舉行的登陸演習中，不少艦隻被『擊沉』了。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你打算怎麼辦?」
杉山倉皇失措地答：「那次是因為來把敵機擊落前就出動護航艦的緣故。臣相信將來不會發生類似情況。」
「你有把握使戰爭按計劃進行嗎?」天皇繼續追問，「你當陸相時，曾說蔣介石會很快被擊敗，可是你一直未能做到這點。」
「支那的內地遼闊」，杉山委屈地說。
「知道。南洋可要寬闊得多。」天皇激動了起來，直問道：「你怎能說五個月就可結束戰爭呢?」
杉山試圖作答。他說，日本的力量日見減弱，趁日本還元氣充足的時候，有必要加強國力。
這個回答牛頭不對馬嘴，於是乎天皇便打斷了他的話：
「我們能絕對取勝嗎?」
「不能說絕對，但有可能取勝，我不敢說絕對取勝。如果全國出現危機，一年半載的和平對日本也無濟於事。我認為，我們應該謀求長達二十年或五十年的和平。」
「啊，原來如此！朕明白了。」天皇很不自然地高聲喊道。
杉山看出，天皇仍在擔心。「不打更好，我們認為，應該盡力設法談判，只有被逼得走投無路時，我們才打。」
永野立刻給他的同僚解圍。「我認為，這正像一個危急病人在等待手術一樣。手術方案必須迅速做出。不動手術則意味著讓病人逐漸衰亡。手術雖然是個極端措施，但有可能挽救病人的性命。當機立斷是最重要的。 最高統帥部希望談判成功，不過，如果和談失敗，手術就勢在必行。」然後，他匆匆地補上一句：當然，外交是「首要的」。
「那是不是說，最高統帥部現把外交放在優先地位?」兩位將軍都異口同聲地說，正是。天皇這才寬心。
次日早上九時四十分——那天是九月六日——在御前會議即將開始前，天皇召見了木戶。日本能打勝美國嗎?天皇問。華盛頓的談判怎樣了?
木戶勸天皇開始要不動聲色，讓樞密院議長原去提問題，他已指示原那些問題該提。討論一結束，天皇就應打破先例。停止「君臨」，就是說，實行片刻的「君治」：「指示兩總長與政府合作，使談判成功。」只有採取這種打破傳統的戲劇性措施，才能改變那個災難性的「截止」政策。
當會議參加者先後進入會議室時，近衛把以資源專家身份參加會議的鈴木貞一中將拉到一旁，讓他看了看新政策的內容。鈴木一眼就看出，不應該將它上奏給天皇。近衛同意他的意見，並說最高統帥部，尤其是東條，堅持要速批准，如果御前會議推遲哪怕二十四小時，內閣恐怕免不了要辭職。「戰與不戰以後再定。本文件不過是決定在談判的同時，作好戰爭準備。因此，我還得把它呈上。」
十時整，這次關鍵性的會議開始了，近衛致開場白：「請允許我主持會議，以便開會。」接著，他回顧了緊張的國際局勢。會議參加者一個個雙手平放在膝上，直挺挺地坐著，聽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說，應竭力進行談判。不過，如果日本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不能得到滿足，問題只能通過「積極的軍事行動」解決，儘管「美國處於難以擊敗的地位，有更強大的工業實力和豐富的資源。」
杉山陸軍參謀總長表示贊同永野意見，希望談判能取得成功。鈴木將軍談了國內資源的令人憂愁的情況。即使實行嚴格的戰時統制，液體燃料的儲備也將在十個月內枯竭。「如果華盛頓談判成功，那很好，如不成功，又要久等，情況就很不妙。面前有三種抉擇：立刻備戰，繼續談判，坐以待斃。「第三種選擇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只能在前兩者中擇一。」
講求實際的原起身說：適用常規外交的時機已經過去。他稱讚近衛會見羅斯福以取得某種協議的決心。他把新政策草案舉起。「這份草案似乎意味著，戰爭第一，外交第二。但能否把它解釋為，我們將盡力開展外交，只有在沒有別的法子可想時才進行戰爭?」
「原議長的解釋與我起草本文件的意圖完全相符。」海相及川說。
然而，軍方越解釋，原的疑惑越加深。「這份草案給我的印象仍然是我們將轉向戰爭，而不是外交。你們果真是把重點放在外交上嗎?我倒願意知道政府和最高統帥部的看法」。
在令人難堪的沉寂中，天皇目不轉睛地環視著會議的參加者，然後做出了一件前所未聞的事情。他尖著嗓門高聲問：「你們為什麼不作答?」
自從「二·二六事件」以來，他還一直沒有放棄過他所扮演的消極天皇的角色。聽見天皇的喊聲，與會者全都嚇昏了頭腦。良久，一位閣僚站起來。他就是海相及川。他說：「我們將作好戰爭準備。不過，我們當然也要盡力進行談判。」
又是一陣沉寂。大家在等待兩總長中的一位起來講話。但是，永野和杉山兩人都呆在位子上一動也不動。
「非常遺憾，最高統帥部竟無話可說，」天皇啟口說，他從口袋中掏出一張紙條，吟誦了他的祖父明治天皇寫的兩句詩：
世間海洋皆兄弟，
為何風雨亂人間?
天皇的斥責使聽眾如坐針氈。沒有一點兒聲音，也沒有一點兒動靜。天皇繼續說道：「朕定下規矩，要不時朗誦這首詩，以提醒朕牢記明治天皇對和平的熱愛。你們對此有何體會?」
永野最終硬著頭皮站起來。 「臣代表最高統帥部，」他低下頭恭順地說， 「對陛下的質詢來做回答表示深切歉意，不過，……」他結結巴巴辯解著。「臣的想法完全與原議長想的毫無二致。臣在文內曾在兩處提到這點。既然原議長說他理解臣的意圖，所以剛才覺得沒有必要再次強調這點了。」
杉山站起來說：「臣也恰好如此，剛才正想站起來回答原議長的問題，但及川海相已替我回答了。」這席話免掉了兩位參謀總長的麻煩。他接著又說：「聽到陛下直接對我們的沉默表示遺憾時，真有誠惶誠恐之感。請允許我領會陛下的意思，是要吾等盡力通過外交手段來達到我們的目標。我還猜想，陛下懷疑最高統帥部會首先考慮戰爭而不是外交。」他向天皇保證說，情況並非如此。
·２
在談判的同時立即著手備戰的決議，含有更深的意義。事實上它意味著，除非十月十月前談判取得成功，否則敵對行動即將開始。決議雖已做出，並蓋上皇璽，但天皇陛下的龍顏不悅就是在軍方內部也產生了疑惑。天皇陛下把重點放在外交，就給近衛一個爭取和平的最後機會。主要問題倒不在於東條集團，而在於公眾。受到控制的報刊大造輿論，使人們相信，盎格魯撒克遜人一心想把日本變為三等民族，於是，呼籲採取行動的各種聲討大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由於時局逆轉，格魯大使也開始帶上手槍，儘管他覺得這是胡鬧，猶如置身於「野蠻的西部」。
說危險，這倒是真的：兩個秘密組織，在得悉擬議中的近衛—羅斯福會晤的消息後，正在策劃暗殺近衛首相。其中一個組織，企圖在東京採取黑社會的蠻幹辦法，襲擊首相，另一個組織，則想倣傚爆炸張大帥的辦法。後一種是一位名叫辻政信的中佐設計的。這位中佐是當時最激進的年青軍官們崇拜的偶像，是個第一流的沙文主義者。他決心挫敗必將帶來可恥的和平的最高級會談。
他挑選了一名曾兩度入獄的犯人充做謀殺的兇手。第一次入獄的罪名是他給天皇呈交了一份右翼請願書，要求救濟失業者——這他是干了。第二次入獄的罪名是向藏相家投擲炸藥包——這他並投有干。最活躍的民族主義團體的領導人兒玉譽士夫與辻志同道合，他同意了辻的行動計劃。近衛要去會談，必須到橫須賀的海軍基地去乘船，而橫須賀與東京之間的公路路面不好，他必然乘火車前往。東京城外有座橋，名叫六鄉橋，兒玉就將在這裡下手。
御前會議結束數小時後，近衛在美容院裡找到了他的情婦，用迫切的語氣告訴她立刻整裝，他會派車來接她。幾分鐘後，她乘車趕到伊膝文吉伯爵家。伊滕文吉是明治維新時期四大偉人之一的伊滕博文親王之子，他家裡沒有侍從。
另外兩輛轎車也抵達了。一輛坐著近衛和他的私人秘書牛場友彥，另一輛轎車摘掉了使館的牌子，裡邊坐的是格魯大使和參贊尤金·h·杜曼。以前，這兩位外交官，誰也沒有被邀請參加過這種方式的會見，按照慣例，除了國務活動這種場合外，首相向來與外交使團是沒有任何社交接觸的。
近衛將他的情婦作為「房東的女兒」介紹給了客人。晚宴全由她侍候，這樣，他們便可以無拘束地交談。近衛和格魯「極其坦率地」交談了三個小時，由牛場和杜曼翻譯。近衛向格魯保證說，東條和磯川將軍兩人都希望和平解決問題。
格魯問，那麼赫爾的四原則呢?
近衛說，這四條原則，總的說來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實際運用這些原則時，還會產生各種各樣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必須會見（總統）」。他承認，他應對日美關係之間令人遺憾的狀況負責，——他承擔了支那事件和三國同盟條約的責任。因此，他決心消除兩國間的分歧，把個人危險置之度外。
他和羅斯福面對面地會談，無疑能達成協議，不過，只有在最短期間內進行會晤，才能達此目的。用常規的外交途徑得花上一年時間。近衛當然不能洩露，至十月十日限期前，他只有不到五個星期的時間。「從現在起一年後」，近衛說， 「我說不上還有什麼辦法來解決我們之間的分歧。目前我則可以做到。我敢保證，如果能見到他（羅斯福），肯定能取得某些協議。我可以提出一項他不能拒絕的建議。」說了這番詭秘的話後，他把臉轉向杜曼。杜曼生於大阪，父母都是傳教士，他幾乎在日本生活了二十三年。近衛對他說：「日本的情況你清楚。我給你說幾句話，請不要翻譯給格魯先生。你知道後，才能用你自己的信念，使他相信我的誠意。你也清楚，我們不能把天皇也捲進這場爭議中去。不過，一旦我與總統達成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協議，我便馬上把情況上奏陛下。天皇將立刻下令，讓陸軍停止敵對行動」。
這是一個大膽的計劃，在日本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事情。杜曼壓住了要把這番話翻譯給格魯聽的願望，答應一定保守秘密。
近衛反覆說明，東條和杉山兩位將軍業已同意他向美國提出的建議。東條甚至同意派一名大將陪他出席最高級會晤。「我與總統會談時，陸軍和海軍將各有一名大將站在我後邊」。不瞞你說，軍方有一小撮人反對談判，但由於得到海、陸兩軍參謀總長的全力支持，他充滿信心，定能制服一切反對派。他可能遭到暗殺，但如果和平能夠實現，死也是值得的。「對個人之生死，我是不大在乎的」。
格魯深為近衛那種顯而易見的願意遵循赫爾四項原則的真誠所感動，便說，他要回使館立即拍發那封在他的外交生涯中「最為重要的」電報。【電中有一點， 格魯如果不是對近衛的話添枝加葉，就是通過杜曼的翻譯沒有清楚地理解首相的真意。格魯稱日本人「肯定地、全心全直地同意國務卿所闡明的四原則……」在他的回憶錄中，近衛回憶這段往事時是這樣說的：「它們在原則上是可以同意的」。最近在與我的會見中，牛場證實了近衛的說法，並說在那次會見中，他不得不幾次糾正杜曼的譯文。羅伯特·布托把這句話譯為「作為原則．那是極妙的」。雖然在字典中，「極妙」可以用來作為「kokako」的譯文，但在口語中，根據此處上下文的意思，它不過是「不強調的同意」，就是「我倒同意」。格魯的理解後來被霍恩貝克派用來攻擊近衛是個謊言家。——作者】
不錯，東條將軍確實同意這次最高級會晤，但並沒有全力支持。於是近衛便請求東久邇宮（天皇的妻舅），對東條施加影響。次日晨，東久邇宮召見東條說： 「頃悉陛下對華盛頓談判非常關注，並對近衛—羅斯福會晤寄予崇高希望。」作為陸相，東條應尊重聖者，對此次會晤以及日美關係問題應採取更主動的態度才是。
「臣對未向皇上作充分的解釋，深表遺憾。」東條尷尬地說，「日後，臣自當注意，凡陸軍稟奏之事，務使天皇陛下充分理解。天皇對日美談判及近衛—羅斯福之會晤聖意，臣甚是明確。」他答應將盡陸相之所能，使會晤及時實現。但他個人認為，成功之機會不過百分之三十。「儘管如此，只要還有最微小之成功希望，臣認為仍要進行談判。」他變得更為激動，發誓說，如外交結果對日本未來不利，他將向「天皇陛下進言」，若天皇對吾忠告置若罔聞，他將不得不辭職。 「此乃臣唯一能表明對陛下忠誠之舉。」
東久邇宮一直讓東條陳詞，未加打斷。未了，他若有所思地說，「我在法國時，貝當和克列蒙梭對我說過，『德國是美國在歐洲的眼中釘。在大戰期間，美國拔掉了這顆眼中釘，它將拔掉東方的另一顆眼中釘日本。美國深知日本如何不善於外交，他將採取措施對你一步一步地進行辱罵，惹你動武。如果你耐不住性子，發動戰爭，那麼，你們必然會敗北，因為美國力量強大。所以，你必須逆來順受，切勿上當』。目前的時局正如貝當和克利蒙梭所預言的那樣。此時此刻我們必須堅忍不拔，不能與美國開戰。你是近衛內閣閣僚之一。在軍內，命令必須服從。現在天皇以及首相都在設法實現談判。你身為陸相，理應執行他們的政策路線，否則，就得辭職」。
赫爾對日本提出從印度支那撤兵和遵守他的四原則的建議，表示冷淡。接著在第二天，日本又提出了兩點倡議。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方面的絕望，美國人本來應該能明顯地看出來的。日本遞交給格魯的倡議答應不對日本南面任何地區採取軍事行動，一旦和平得以恢復，日本就從支那撤兵，作為交換條件，美國將取消凍結法令，中止實施其在遠東和太平洋西南的軍事措施。
這是一個官方提議，第二個卻不是。在沒有通知東京的情況下，野村大使私自向赫爾遞交了一份冗長的聲明。這份聲明是數月前，巖畔在美國時草擬的。很明顯，野村認為，舊的方案能使赫爾產生興趣。但是，其結果卻使他糊塗。手中拿著兩份觀點完全相反的提案，赫爾自然會對日本持何立場產生疑問。
整整過了一個星期才算把這筆糊塗賬搞清，才對正式的提議做出回答。赫爾告訴野村，它「把以前提出的諒解書草案的精神和範圍縮小了」，並把寫滿了五、六張紙的反對意見交給了他。
拖延以及明顯地不願及早達成協議使東京的軍方相信，赫爾是在爭取時間。他們在公開和私下場合，都對近衛進行攻擊。他們對他廣泛地進行批評，其頂峰是九月十八日對首相的人身襲擊。當時他正離開距東京中心約四十五分鐘汽車路程的幽靜的郊區別墅荻窪，四條身帶匕首和軍刀的大漢，跳上了汽車兩旁的踏板。由於車門已緊緊鎖著，兇手們還來不及砸碎玻璃就被便衣抓走了。
近衛對日益迫近的期限的關心，超過了對個人安全的關心——他只有不足三個星期的時間去和平解決日美之間的問題了，而羅斯福仍然拒絕為會晤安排日期。格魯不知有期限一事。在暗殺首相未遂事件發生後四天，格魯被召到了外相辦公室，這時，他覺察了事情的嚴重。豐田說，赫爾認為日本最近的提案使談判範圍變窄，這點，他不能理解——相反，是擴大了。豐田願意作進一步的讓步，並闡述了日本準備向中國提出的和平條款：合併蔣介石政府和汪精衛政府；不割地；不賠款；經濟合作；除在某些地區需要保留部隊以幫助中國人進剿赤色分子外，撤退全部日軍。
格魯遂將此新建議急報赫爾，鑒於局勢之危急，他憑借曾與羅斯福有過長期私交（在哈佛大學一起辦過「克裡姆遜」報），決定直接致函總統，並提出個人的呼籲：
「久未修書打擾您了。緣因攜帶外交郵袋的船隻稀少，信件每每遲到。鑒於美日關係變化較快，當我的意見抵達你處時，已經太遲，而且用處不大了。在給國務卿的電報中，我曾經而且仍然試圖將日益變化著的情景準確地予以描繪。我希望你能經常看到。
從我的電報中，你知道我與近衛公爵保持密切的聯繫。面對國內極端主義者和親軸心國分子們的反對，近衛正為改善日美關係勇敢地工作。對我們之間的關係會發展到如此地步，他擔負了重大的責任。無疑，他已看到大難臨頭的凶兆， 日本從三國同盟條約中不能指望到什麼，如果要避免災難，日本不能不改變其政策的方向，不管他眼下努力的動機是什麼，我相信，他是認真的，並將為了與我們取得適當的諒解，準備做出最大的努力，同時又不致在日本引起公開的叛亂。儘管所有的證據表明日本過去在承擔義務方面是聲名狼藉的。與過去幾年的情況相比，我們相信本屆政府有更大的可能去履行現在可以承擔的任何義務。我認為，這是個難得的機會。我還認為，除近衛外，沒有一個政治家能夠控制陸軍中的極端主義分子，只有他能執行一項受到那些對國際事務和經濟法則一無所知的極端主義者反對和忿恨的政策。 現在，除了達成協議外，只有極大地增加戰爭的可能性，此可能性之到來，有如「下地獄般容易。」如果戰爭爆發，我們最終將無疑取得最後勝利，不過，我們懷疑把貧困的日本降至三等國的地位是否符合我們的利益。因此，本人最真誠地希望，我們能達成協議，甚至我們不必深究（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本屆政府是否守信用以及是否有能力全部地執行協議……」。
這封信如同先前的建議一樣，幾乎沒甚效果（事實上，這封信過了五個星期才得到不冷不熱的回音）。在九月二十五日召開的聯絡會議上，最高統帥部要求把十月十五日定為不許改變的期限。會議結束後，處於絕望中的近衛拒絕在大本營內進午餐。相反，他把閣僚都請到他的官邸。在那裡，近衛向東條施加壓力。十月十五日這個期限，是最高統帥部的強求還是請求?
東條回答說，「這肯定是既定的意見但不是強求」。這不過是開始執行九月六日御前會議的決議。「而該決議現在是不容易更改的。」
在這樣的決心面前，近衛感到一籌莫展。他對木戶侯爵說，既然陸軍堅持那個期限，他只有辭職了事。木戶告誡近衛，不要像個小孩似的。據牛場說，木戶與近衛彼此毫無拘束。在宮內大臣面前，近衛常拋棄一切掩飾，表露出他個性的罕見的一面。現在，既然近衛要對九月六日的決議負責，那麼，「如果就這樣逃之夭夭，那是不負責任的」。木戶告誡他要「慎重」。
近衛沒哼聲。本來，他已垂頭喪氣，再加上痔瘡再次發作，情緒就更壞了。他對私人秘書說，他需要冷靜地考慮問題。於是，九月二十七日，他離開了東京到附近的鐮倉海邊休養地去了。
·３
在遠離日本九千英里的國務院裡，人們認為日本的首相是侵略者。赫爾不會忘記，在中國遭到蹂躪和三國同盟條約締結時，近衛是當時的首相。雖然近衛表示支持四原則，但這是他由衷之言嗎?由於這些理由，在細節草擬出來以前，羅斯福和他的任何會晤只能以失敗告終。
赫爾的諸多憂慮使羅斯福初期對會晤的熱情涼了半截。九月二十八日，總統從海德公園向國務卿發了一份備忘錄：
「我完全同意你用鉛筆寫成的照會——列舉日本人最初要求會晤時比較開明的態度，指出他們現在狹隘得多了的立場。認真詢問他們是否能回到原來的態度，重新討論原則協議，並再次強調我希望會晤」。
在東京，格魯大使仍未失望。他堅信，那些在華盛頓的人們對近衛面臨的問題缺乏洞察力。第二天，他再次向赫爾寫了一份報告。他既是呼籲，又是警告：
「本大使(格魯)過去曾多次說明： 日本始終在溫和政策和極端政策之間搖擺，在現有的情況下，沒有一個日本人或領導集團，能夠改變日本的擴張綱領而又能生存下去，要避免長期賴在中國和向南推進，只有靠通過某種不可超越的障礙才行……
本大使強調，瞭解日本心理狀態的重要性，這種心理，與西方任何國家的心理根本不同。日本人對任何特定境況的反應是不可捉摸的，日本人的行動也不能用西方的眼光予以預見……
如果美國政府期待日本政府會在目前的初步會談中，做出原則上和具體細則上能使美國政府滿意的承諾，幾乎可以肯定，這會晤只能無限期地和毫無結果地拖延下去，這樣將使近衛內閣及其希望與美國取得和解的支持者得出結論，與美國達成協議的前途是毫無希望的，美國政府只不過是在爭取時間……其結果會使近衛政府名聲掃地，使反美情緒急劇爆發。這就有可能導致肆無忌憚的行徑……」。
最後，他還提出：除非美國對近衛及其支持者改造日本的努力，寄以「相當大的信任，」否則，這將使「避免太平洋最終一戰的希望」成為泡影。
次日，格魯在日記中寫到，他已「盡力將日本的形勢，準確地描繪給我們的政府。」當他收到霍恩貝克發來前些日子格魯自己也提出過的要堅決對付日本的建議時，感到心煩意亂。
「真不明白霍恩貝克給我送來這些摘要的用意是什麼，除非他自己相信或者為了讓別人注意到他的相信：我現在主張的是所謂『綏靖』政策，而不是先前建議的強硬政策。首先，『綏靖』一詞，與慕尼黑和保護傘聯繫起來，為一個倒霉的、被濫用和誤解的詞。我現在主張的並不是綏靖，而是『建設性的妥協』，建設性的這個詞很重要。它意味著建設，如果要建築一座永久性的建築物，誰也
不會傻到把它建在不穩固的基礎之上……最後結局將是什麼，我不知道；誰也不知道，但失敗主義在我的哲學裡是找不到的。……」
在某個程度上來說，霍思貝克對格魯的看法是對的。也許，格魯太相信日本人了。他也不是理智的和特別銳敏的。但他確有三件寶：有一位極端同情日本的、敏感的夫人，有一位生在日本，同樣非常瞭解日本的長處和短處的顧問(杜曼)，還有他本人高度的榮譽感和責任感，此外，他的機靈的同行，英國大使克萊齊，也同他持有一樣的看法和信念。次日早晨四時二十分，克萊齊給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發了一封電報：
「我不懷疑那種認為日本的動機可能是各種各樣的觀點，但，難道它能成為我們不能鼓勵日本沿著其現政府已經走上的那條新路走下去的理由嗎?就算日本的政策完全是出於下列的考慮，即，變換手法在目前可以實現同樣的野心(我並不完全同意這種觀點)，一且德國被擊敗，戰後的日本，也沒有機會實現擴張的目標。同時還因為，日本保持中立將有助於打敗德國，我冒昧認為，對我們的地平線(這封電報是用密碼拍發的， 提供給作者的文本中有幾個字是未經翻譯的，地平線可能是一側的意思)的事後分析可能會因戰爭的限度而自然而然受到限制……。」
松岡離職後，政局發生子根本變化。現在日本準備穩步地脫離軸心國。
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正在進行的日美兩政府之間的討論，主要的困難是，日本目前還要求從速解決和只能就一般原則達成協議，超過這一步所帶來的風險是他們所不能經受的，而美國卻似乎在爭取時間，要求在簽訂採取任何有關改善關係的步驟的協議以前，就能得到極其精確的定義……如果再堅持下去，那麼就完全有可能破壞自從我到日本以來所出現的取得公開解決遠東問題的大好時機……
我與我的美國同行都認為，近衛公爵『電話』(可能是「最」)真誠地希望避免他現在目睹的由於訂立三國同盟條約以及同軸心國的聯繫(他自然應承擔自己的那份責任)正在迅速給日本帶來的危險……
如果討論流產或不恰當地拖延下去，儘管有天皇強有力的支持， 我實在懷疑近衛和他的政府是否『英國領事館』(可能是『能夠』)存在下去。」
他承認，任何協議都可能使蔣介石產生懷疑或洩氣，而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並不與英國的利益完全一致。
「……『或者修理好』(可能是『總之』)要冒著風險，我和我的美國同行都堅決認為，權衡之下，如果坐失這一良機，那將是『難讀的』(可能是『不可饒恕的』)胡鬧。戒備心是必須的，但過分的戒備心會使事情停滯不前……」
直到十月二日，赫爾終於就日本人期待已久的問題予以某些肯定的答覆，表示「歡迎」最高級會晤，並對近衛接受四項原則感到「高興，」但條款本身卻是不能接受的，特別是有關中國的條款——所有日軍必須從中國撤出，不得拖延。因此，會晤不得不延至彼此「在主要問題上意見一致」時才能舉行。
「我們完全不願意拖延」，赫爾連忙向野村保證說。對這樣一個正直的人來說，這種騙術必定使他感到厭惡，赫爾絕不會忘記陸軍參謀長喬治·c·馬歇爾、海軍作戰部長哈羅德·h·斯塔克，曾一再要求有更多的時間以增援太平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反而迫使日本加速做出戰爭決定，因而給了他們更少的時間。十月五日十一時，陸軍各師團長和各局長在東條辦公室開會決定：沒有可能用外交談判解決問題。必須請求天皇召開御前會議，決定開戰。
近衛休假回來，更加心灰意冷。他的同事同樣失去信心。只有木戶尚來放棄和平的希望。「從國內外時局看來，日美戰爭誰勝誰負還難以預料，」他對近衛公爵說，「因此，我們必須重新檢討時局。政府應該明確：首先要考慮的事是成功地解決支那事件，而不是立即做出向美國宣戰的決定。應該直截了當地告訴國民，今後十年到十五年是臥薪嘗膽的年月。」
這種解決辦法雖不合意，但頗為現實，因此近衛決心付諸實行。十月十二日晨，他把陸相、海相和外相，以及鈴木總裁企畫院召到他在荻窪的別墅。正好是個晴朗的天，又是他的五十壽辰。
近衛的寓所坐落在郊區邊緣的寬曠的庭園內，房屋是日本式建築，舒適而不豪華。會議即將開始時，內閣書記長官富田健治來到，帶來了海軍軍務局局長岡敬純寫給近衛的一張紙條，寫著，海軍不願日美談判中斷，希望盡最大可能避免戰爭。我們沒有可能在會上公開表達這個意見。
不知怎的，東條知道條子的內容。當他到荻窪後，便下決心讓及川海相和盤托出，海軍「推卸責任」是懦夫行為。當大家坐定要開會時，東條竟然惱羞成怒，對海相及川很不客氣，他十分衝動地喊到：「根本沒有必要繼續在華盛頓談判。」他那強硬的立場，迫使海軍去做岡在紙上寫明不能做的事：坦率地說話。 「我們正處於十字路口——戰或和」。及川說：「如果要繼續進行外交，那就要放棄備戰，全心全意地談判——談判了幾個月，然後又突然改變我們的方針，是不行的……海軍願意完全由首相做主……」
近衛說，不管做出什麼選擇，都得立刻做出。「兩種辦法都是危險的。問題是哪一種辦法危險性更大?如果我們立刻在此做出決定，那麼我贊成談判。」
東條把臉轉向豐田海軍大將，並帶幾分譏諷的口吻問：「外相先生，對談判閣下有信心嗎?」 「從閣下發表過的高論看來，鄙人覺得，閣下不能令總參謀部信服。我倒想聽聽閣下是否有什麼信心。」
「權衡兩者，」近衛代外相作答，「我們選擇談判。」
「那不過是你的一廂情願罷了，」東條刻薄地說。「你說服不了陸軍參謀本部。」及川表示同意和談，這更惹惱了東條。他要求近衛不要倉促決定，說：「我想聽聽外相的意見。」
「這要看條件是否許可」豐田說，「現在最棘手的問題是在支那的派遣軍。如果陸軍對美國毫不讓步，那就沒有必要繼續談判。假如陸軍願意作出些小妥協，談判倒不是不可能的。」
「在支那駐軍對陸軍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東條大聲叫喊：「在那方面不能妥協!」他繼續說，日本已原則上同意從支那全面撤兵，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讓步。現在，很明顯，美國是要日本立刻從中國撤出所有軍隊。這是不可能的。有一百萬的日本人還被困在支那戰爭中。在支那的秩序恢復之前，日本不能完全撤軍。支那內地是共產黨人和土匪的溫床，只有在某些地區駐守日軍，才能保證法律與秩序得以維持，保證支那全國的經濟得以持續發展。戰爭之目的未酬而先全面撤軍，是「與我陸軍尊嚴不相稱的」，整個參謀本部「以及國外的派遣軍」都同意他的看法。
「你不認為現在正是棄虛名而求實的時候嗎?」近衛說，為什麼不能在形式上向美國妥協?那就是說，原則上同意全面撤兵，暗中卻與中國協商，在不穩定地區留駐一些日軍?
東條說，這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他們做出保證，那就要認真地兌現，一旦他們屈服於美國的要求，中國人就會嗤之以鼻。讓中國人瞧不起是最可畏的。全面撤軍將會丟盡面子並導致共產主義的興起。這就好比是銀行擠提存款，不僅華北，而且朝鮮也可能丟掉。
東條以一擋四，但他仍固執己見：「陸軍無意改變那天(九月六日)御前會議的決議。如果在最高統帥部規定的期限以前有成功的希望，那就應該繼續會談。海相剛才說，是戰是和，全由首相決定。本人決不同意。戰爭的決定應由政府與最高統帥部共同做出。在現階段，我認為沒有辦法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問題。」
「戰爭能否打勝，我沒有把握，」近衛反駁道。「除了用外交談判外，沒有別的辦法克服目前的困難。至於戰爭，我將讓一位有取勝把握的人去打。」然後，他轉向東條，「如果你堅持戰爭，我不能對此負責。」
「外交如果失敗就開戰，這不是已經定了嗎?」東條勃然大怒。「你不是出席了那次會議嗎?我不明白，你為什麼不能對戰爭承擔責任。」
「那次的決議只不過是『內內』而已」。近衛說的「內內」，意指「內部決定」——就是說，這是個秘密決定，如果天皇同意，可以重新考慮。東條則從字面上把它理解為「具有非官方性質」——這是對天皇的污辱——。他是如此的衝動，以致近衛只好作進一步解釋。「既然我對談判信心較足，我為什麼要負責?這就是我的意思。只有在沒有進行談判的前景時，開戰的決議才算是具有約束力。現在還有成功的機會。」
「假設我們真的放棄戰爭準備」，鈴木一邊說，一邊在想著再次發生「二·二六事件」，「我們怎能控制陸軍?」
「如果只是那樣，」東條說，「控制陸軍並不困難。」
爭論延續了整個下午，最終以妥協而告終：談判延至十月十五日。如果統帥部同意，還可再延長，但在支那駐軍同共產主義打仗這點上，不能作任何讓步。
不管是不是妥協，這次會議確實產生了一個良好的效果。東條曾頑固地進行辯論，但在回東京路上，他開始醒悟到，九月六日的決議做得太倉促了，因為海軍好像缺乏信心。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戰爭，可能是個大錯誤。回到陸軍省後，他立刻召見了現在已當了軍務課長的佐籐，告訴他，海軍好像仍在動搖。
「陸相」，佐籐大佐說，「我願為你與海相和兩位參謀總長安排一次會面。在館子(可以叫藝妓的飯店)裡開，作為一次私人會面不好嗎?你可以問『海軍對這次戰爭有沒有信心』?這樣的戰爭，主角要由海軍擔任。如果你們海軍真的沒有信心，這仗就打不得。在這種情況下，我決不會說，仗打不成，是因為海軍缺乏信心。相反，我負全責，說：『是我這個陸軍大臣不願打。」
東條的臉頓時紅了起來，唾沫橫飛地說：「你說，像海相和兩位參謀總長那樣的負責人物，有話在御前會議上不說，在館子裡就會說了嗎?」他拒絕參與這樣的可恥行徑。
荻窪會議沒得出什麼結論，有關內閣危機和可能宣戰的謠言一時四起。近衛對妥協覺得後悔。在支那問題上，如果不進一步做出讓步。要與美國達成協議，那是不可能的。限期到來之前，能做些什麼呢?他茫然。他決心找東條非正式談一談。他於十月十四日清晨，給陸相打了一個電話，約好在十點鐘開的內閣會議前見面。
「除了你對支那駐軍的立場外，其它我都同意，」近衛說。他建議立刻從支那撤兵「做個樣子」。
東條氣得毛髮倒豎。近衛已經開始食言了。「如果我們讓步，美國就會採取高壓的態度，會老是那個樣子。你的解決辦法確實不能算解決辦法。幾年內戰爭必然再起。首相先生，我尊敬你。不過你的觀點太悲觀了。你非常瞭解我們的弱點……美國也有他的弱點。」
「那不過是一種看法。」近衛提醒他說，一九o四年二月四日，明治天皇面見了伊籐公爵，問他，日本能否打敗俄國。伊籐回答說，他們能在朝鮮邊境上抵擋俄軍一年，同時請美國出來調停。明治天皇聽了後，才覺寬心，於是便批准向俄國宣戰。在目前情況下，沒有第三者出面調停。因此，必須謹慎行事，特別是美國在物資方面有巨大優勢時，更應如此。
東條聽到「謹慎」兩字，把身子挺直起來，說：「有些時候，我們也要有勇氣去做點非凡的事情——象從清水廟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樣，兩眼一閉就行了【清水廟是座和尚廟，位於京都的一個山澗的邊沿。——作者注】。」
近衛說，作為個人是能夠這樣做的。「而身居要職的人可不要這樣想。」
東條輕蔑地看了看近衛，說：「所有這些都是我們之間個性不同而已，難道不是嗎?」他私下想，這人太軟弱，在這麼一個重要關頭，不配當首相。連自己的諾言也不守。
東條決心在內閣會議上對自己的諾言採取不認賬的態度，並採取強硬立場，迫使近衛辭職。會議開始時，他故意裝出很激動的樣子，他一邊輕輕地用手指彈著紙條，一邊說：「陸軍將繼續做好準備。我認為，這不一定會干擾談判，我不願意考慮再拖延一天!」他突然轉過身來，問豐田是否認為與美國談判能取得成功。
「爭論的焦點」豐田解釋說，「在於撤軍。美國對日本的答覆不滿意。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再次做出回答，我們必須採取明確的態度，……美國越來越懷疑我們的態度，要是不拿出事實來，我們就不能滿足他們。美國不能理解日本一邊和談一邊備戰的做法。」
「關於撤軍，我半點讓步也不作！」東條喊道，好像發火似的，——或許，此時真的發火。「這意味著美國把日本打敗了——這是日本帝國歷史上的污點！外交的方法，並不是老在讓步，有時是進逼。我們如果讓步，滿洲和朝鮮就會丟失。」他把過去的論調再重複了一遍，不過，這次是帶著感情說的，打動了在座的聽眾。然後，他把滿肚子火都傾瀉在海軍，特別是及川身上，因為他沒有坦率地公開表態是否能打敗美國。近衛和他的閣僚們默默地坐著，被東條的「炸彈般的發言」嚇得呆若木雞，東條這一炮，收到了預期的效果。會後幾小時，充當近衛中間人的鈴木將軍來到東條辦公室說：既然陸相公開地發表了如此強烈的意見，他無法再當首相。
東條拒絕收回意見，並說，近衛只有願意合作才能留任。不過陸軍的其它將領，聽說近衛要辭職，都吃了一驚。武籐中將對鈴木說，雖然首相是個懦夫，但只有他才能維持全國的團結。「他如果辭職，日本打不了仗。」武籐在室內踱來踱去，半開玩笑地說：「在滿洲搞次大演習，讓軍隊出點氣怎麼樣?」
當天下午晚些時候，武籐走訪了內閣的書記長官富田健治，他說：「首相下不了決心，似乎是海軍下不了決心或其它原因。如果海軍真的不想打，那末，陸軍就得重新作全盤考慮。不過海軍只是說，全由『首相做主』，那樣說不足以控制陸軍的核心集團。只要海軍公開聲明『我們不希望戰爭』還是可以做到的。你是否能安排一下，讓海軍能那樣說?」
但海軍仍然拒絕正式發表聲明。岡軍務局長對富田說：「我們最多只能叫首相根據自己的判斷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天，鈴木、富田、岡和武籐整天來回穿梭於各辦公室之間。在這緊急關頭，利用中間人進行斡旋是常有的事，因為，電話可能被竊聽，另外有些意見難於當面啟口，通過中間人說話就好辦了，如果事情辦不好，還可把事情推給中間人了事。
當晚，鈴木回到了陸軍省。他責怪海軍把事情搞得進退兩難，並問東條，誰應接任首相。東條回答說，「我看，除了東久邇宮外，沒別的人了，連近衛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只有請皇室的成員出來了」。如果決定和平，那末天皇的妻舅正是既能實現和平又不致在陸軍內引起反叛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他可以召見兩軍參謀總長，告訴他們，他已決定反對開戰。天皇可不能這樣做——因違反習慣和憲法。而皇室的親王則可以這樣，軍方不得不服從他的意志。這樣，和平可以實現而又不會引起國內的混亂。在分手前，東條說，他不好再跟近衛見面，要不然，他可能發火。
鈴木逕自趕到近衛在郊區的別墅，告訴他，東久邇官是陸相提出的首相人選。近衛表示同意．「東久邇宮這人好極了。我很瞭解他。他反戰。明天進宮見駕時，我會向天皇奏明。」
次日是十月十五日，即和平期限到期的日子。鈴木比平常更忙。早晨，他把推薦東久邇官當首相一事，告訴了木戶侯爵，但這位宮內大臣卻沒有表現出什麼熱情。不錯，東久邇宮是有「天才」的，但他缺乏政治經驗和訓練。更重要的是， 萬一戰爭爆發，不該讓皇室的成員承擔戰爭的責任。
中午，近衛告訴鈴木，他已向天皇奏明首相人選一事，天皇的看法與木戶不同，認為東久邇宮是個合適人選。近衛讓鈴木去探聽一下他本人的反應。
「我們陸軍裡的人並不都是主戰的」，鈴木對東久邇宮說，「我本人也相信你能控制局勢」。他補充說，東條本人覺得，只有東久邇宮才能直接謁見天皇，摸清天皇的真正意圖。到那時，不管結論是什麼——戰爭還是和平，他能控制陸軍。
「這是件嚴肅的事情，」東久邇宮說，「我需要一些時間仔細考慮。在下決心前，我想同陸相和海相談談。」
當晚，近衛給木戶打了個電話，想聽聽他的意見。是不是非正式地找東久邇宮談談?木戶說還為時過早。「不過，如果政府敢於負責，我沒有反對意見。」儘管木戶冷淡地表示贊同，近衛還是偷偷地走訪東久邇宮，並說；除非陸軍從支那撤出全部軍隊，否則，談判不能取得成功，只有親王領導下的新內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並使陸海兩軍團結一致。
「太突然了，要當即決定很困難，」親王說，「我反對皇室成員當首相。不妨由你重新組閣，但要是仍不能和陸軍取得一致意見，那時，我再出任首相最後一著，雖死不辭。」他更熱衷於要近衛當首相，並建議在新內閣中，選擇一批比東條更願意和平的人士當陸相。他答應運用自己的影響，使此計劃得以實現。
近衛來時想規勸他，離開他時，自己反而決心繼任首相。
近衛的主要對手東條也下了決心。他急於要採取行動，和平期限已到，但什麼行動也沒有。雖然他也因諸多疑慮而鬧得精神不安，還是下決心把問題在天皇面前提出，迫使問題有個結果。次日下午，他找到了能安排晉謁天皇的宮內大臣木戶並提出：「是按九月六日決議行事的時候了。」
木戶說，那次決議作得太突然了，考慮不夠充分。「必須重新考慮。」
木戶的回答是有理由的，但東條卻以「是呀，我清楚」一語支吾了過去。然後，他採取了一個新的步驟。「由皇室成員重新組閣，你看怎麼樣?」
木戶回答說，讓東久邇宮出任不行。「皇室成員只能在和平時期參政。」
這個回答也有道理，但東條想聽的不是這樣一個答覆。他停了停，想進行反駁，但又無話可說，只好再次提出九月六日的決議。他頑固地堅持說，必須執行這個決議。
「如果執行，日本將是個什麼樣子?」
「你說呢?」
「要我說」，木戶回答說，「日本將變為三等，或者四等國家。」
這次談話使東條悶悶不樂，而木戶卻滿懷希望。 他覺察了東條的疑懼， 心裡想， 如果能勸近衛在尋求和平時「再努一把力」，東條這人還是可以對付的。湊巧得很，有人叫他聽電話。近衛在電話中突然說：「我要辭職。」
木戶所懼怕的東西，突如其來地發生了。他所面臨的任務又被時局弄的更加困難。新內閣將是日本最苛求的內閣，而且得由他自己挑起選人的重擔。自西園寺公望公爵於一九四0年逝世以來，他作為官內大臣就承擔起了最後一個元老的主要任務，因為一來空缺得遞補，二來他是個從不推卸責任，又不愛出風頭的人。他的這種不願揚名的性格，使別人無法同他爭奪這個位子。
新內閣將使國家不是導致戰爭就是和平，而他的責任正是要導致和平。能幫助決定人選的人恰好就是那個引起重新組閣的近衛。天黑前，近衛來到了。幾個星期的焦慮，使他面帶倦容。
「九月六日的決議應該取消。它是一個毒瘤」。木戶說，「應該在熟悉時局的人領導下；重新考慮。」新首相不能是局外人，而應該是參與數月前的辯論，並受到尊敬的人才行。這樣，就只有兩人可供選擇——及川將軍和東條。既然目前的危機是東條一手造成的，而及川又曾對戰爭結果表示懷疑，看來應該選磯川才是。但是，實際主宰陸軍的青年軍官，可能不接受及川出任，他們可能反對甚至叛亂。
在國際場合，溫和而又有學者風度的磯川當然能給人以較好的印象。「但是，如果指定他當首相」木戶對近衛說，「陸軍就不願意出人當陸軍大臣。」因此，首相人選就非東條莫屬了。如果決定是要和平，東條能控制陸軍中的激進分子，他有骨氣，又沒政治野心，是個直腸子，不耍陰謀，而且，從他披任命為陸相以來的表現看，他會按天皇的旨意行事。
近衛當即表示贊同，這個反應很說明他的為人。他這樣做，也許是他對東條的厭噁心理所起的過強的反作用。他倆已鬧到不再會面的地步，可是近衛卻列舉起自己贊同的理由（抑或是自圓其說?）：他不但能駕馭陸軍，近來的態度「相當謙虛」；還好像甘於接受與美國重開的談判。「那天，東條對我說，既然海軍態度仍不鮮明，我必須全面地把問題研究一下，重新考慮整個時局，所以，我想他不至於一當上首相就推動戰爭。如果得到皇上的勸導，他將會更為謹慎。」
木戶對近衛說，皇上一定會叫東條重新考慮那個決議的。這樣一個計謀只有實用主義者才想得出來：選擇一個內閣，首要的是因為他能控制住局勢，然後還要天皇異乎尋常的行動強制它考慮和平。
近衛在出宮時還一直在沉思這個計劃。但當他與女婿一同驅車回家時，他開始對東條產生懷疑，並且做出了在日本幾乎沒人敢做的事——出口責備天皇應對目前的危機負責。不久前，天皇陛下曾說「陸軍人士多麼愚蠢」 ！ 如果他真的這樣認為，為什麼不坦率而又堅決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呢?在正常情況下，作為一個天皇保持沉默是合乎情理的，但在戰爭與和平問題處於千鈞一髮之際，他就應該毫不遲疑地指明道路才是。
近衛和天皇是日本兩位最受人欽佩的榜樣，也是有可能給國家帶來災難的人。兩人都無自私之心，沒個人野心，把國民的福利看得高於一切。兩人都表現出可以跳出個性的外殼而果斷行事的能力，但他們這樣做的時候確實太罕有了。這是裕仁和近衛的不幸——也是日本的悲劇。那天——十月十六日——日本最重要的英文報紙《日本時報》發表了不久前joak電台廣播的一首愛國歌曲。歌詞是：
警報，警報，空襲，空襲!
空襲何所懼?
準備做得好，
聯防不可摧，
衛國決心強，
敵機似蚊蟲！
我必勝，我必贏，
空襲何所懼?
我們永無敵，
敵機來無回！
次日清晨，尤金·杜曼還在穿衣，就聽見電話鈴響。那是近衛的秘書牛場的電話，說他想立即過來，不知是否合適。杜曼在吃早餐時，牛場來了，顯得「激動而緊張」。牛場說，他為了幫近衛物色一個新首相而徹夜未眠。他帶來近衛給格魯大使的信，信中對自己辭職一事表示「遺憾與失望」。這封信是在牛場詳細地聽取了近衛全面解釋了為什麼要選東條繼任他的職位以後起草的。只有東條才能取消戰爭的決定——「讓海軍去取消，刺激性太大」。
……，然而，我確有把握地認為，繼我之後的內閣，將竭盡全力把持續至今的對話進行下去，並取得成功。所以，我真誠地希望，你本人和你的政府都不會因內閣的更替或僅僅因新內閣的外表和對它的印象而感失望或沮喪。我向你保證，本人將盡力協助新內閣以完成我本人為之竭力但仍未完成的崇高使命……」。
下午一點鐘後不久，重臣們——七位前首相——在皇宮西廳開會，協助挑選新首相。木戶也在場，他決心推薦東條，近衛沒有出席，因為他是即將離任的首相。
有人建議選一個有皇族血統的親王。木戶反對。如果發生戰爭，「皇室可能面臨國民責難的風暴。」他提議東條，他「充分瞭解時局的來龍去脈」，同時能夠「使陸海軍之間相互協作。」東條還瞭解必須重新審議九月六日的決定。
一位海軍將領，即岡田啟介大將——正是那奇跡般地逃脫了「二．二六」叛逆者的謀殺的岡田首相——不同意象東條那樣的人出任首相。東條所代表的陸軍統治集團，難道不曾表明是頑固和毫不妥協的嗎?「讓我引用宮內大臣的話說： 『從前，陸軍慣於從背後槍擊我們，我希望他們不要啟用大炮』。」
內大臣也同意，這確是件值得關心的事情，不過除了東條外，還有誰有此地位，威望和力量去控制青年軍官和右派呢?海軍裡有這樣的人嗎?
「我認為，在這個時候，海軍不能介入」，岡田說。他推薦了他們一位自由派朋友宇垣將軍，因為早在二十年代他曾贊同裁減武裝力量。
一直到三點半鐘，大家還在反對東條出任。然後，以樞密院議長身份出席會議的原同意，如果東條能按天皇旨意行事——即，重新考慮九月六日決議，就讓他出任。廣田弘毅——「二·二六事件」後，屈服於陸軍壓力的文職首相——問道，東條是不是仍然保留陸相的職務。
「是的」木戶回答說。
「如果是這樣，行。」那樣，東條便能控制陸軍中的激進分子。
其它重臣一一表示贊同。擔當原說到「木戶大臣提出的人選並不十全十美，不過，除了他沒有別的人，那就試試看」時，這席話表達了大家的想法。
木戶如願以償了。
東條正在收拾東西準備離開。他生怕由於在近衛內閣倒台中所起的作用會遭到天皇呵責，擔心不知道會把他調往何方。三時三十分，侍從長打電話讓他立刻進宮見駕。他匆忙地將一些可以支持他的主張的文件塞入公文包。
他原以為進宮定會遭聖上訓斥，那曉得，天皇的一番話卻使他受寵若驚。天皇啟口道：「我們命令你組閣。要恪守憲法。我們覺得，國家正面臨極其嚴重的局勢。要牢記，在此時刻，海、陸軍尤應緊密合作。我們隨後還要召見海相，把這事告訴他。」
東條請求給他時間考慮，然後走進了休息室。片刻，海軍大將及川在聽了天皇訓示要與陸軍更「緊密合作」後，也走了進來。木戶走上前來。「我猜，天皇已經跟你二人談過陸海軍合作一事。」木戶向他們挑明了天皇只能暗示，不好明說的話．「關於國策的決定，天皇希望你們全面研究一下國內外時局，而不用顧及九月六日的決議。我把這點作為皇上的旨意轉告給你們。」
在日本，這是史無前例的。過去沒有一個天皇曾撤銷過御前會議的決議。東條受命要「還原到白紙」上去，就是說，要重起爐灶與美國議和。
東條並不充分瞭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好不容易才對木戶說，他接受天皇賜給他的責任。在陳列著在戰場上犧牲的日軍將士神位靖國神社，東條低著頭向諸神祈禱，在這次民眾的大祭儀式上，將近千名的戰死者被載人史冊。東條意識到，他正面臨著嶄新的生活。從此以後，他務必作為一個文官，而不是一個軍人，來思考問題。這是個迥然不同的大轉變，但他逼使自己去檢討眼下的問題：他必須立即完全按能力和經驗選擇閣僚，而且內閣要包括日本生活的各個階層。他的內閣不應該是個軍事內閣，而是一個舉國內閣，他應該首先按天皇旨意，謹慎行事。他發誓要按新的座右銘來生活：「以吾皇為吾行動借鏡。」天皇的決定，他將逐字照辦。如果天皇的鏡子明亮，他將勇往直前，如果天皇的鏡子那怕有點陰影，他就將三思而行。還有什麼更好的尺度呢?天皇生來就公正無私，不屬於任何階級的，他只反映國民的利益。
他回來時，發現陸軍省裡像開了鍋似的。在大廳裡，他被激動的將軍們攔住，紛紛向他提出他們的內閣名單。東條只好溜之大吉，嘴裡咕噥著說，陸軍「干預得太多。」他進了辦公室後，要召見他的一位滿洲時代的親密的文官同事星野直樹。找來找去，最後在歌舞伎座戲院裡找到了他。當星野抵達陸軍省時，東條正坐在蓆子上，周圍堆滿了文件。
「我想讓你當我的書記長官」，東條說。
他們在一起挑選內閣成員。「不要選陸軍」東條說。他建議由深受陸軍喜愛的石黑秀彥出任文部大臣。星野認為，這可能會出現麻煩，遭到反對。為什麼不讓現任文相連任，何況他又是個教授?
「這辦法好，」東條一邊說，一邊把石黑的名字從名單中勾掉。
「誰當藏相好?青木好呢，還是賀屋?」
「他們兩人都是有毅力，有經驗的人。」星野說。不過，既然前者仍在南京，而後者正在東京，東條就在賀屋興宜的名字下作了個記號。
「東鄉當外相，你看怎樣?」
星野說，他很瞭解東鄉，當從俄國人手中購買中長鐵路時，他們曾在一起共事。 「他堅忍不拔。我認為此人好。」東條作了另一個記號。
於是，星野連忙給中選者打電話，讓他們早作決定。有七人當場接受，有四人，包括賀屋和東鄉，未作決定，堅持先見東條後再作決定。賀屋立刻來了。「關於日美開戰，謠言很多」，他說，「聽說，陸軍主張這點。你主戰還是不主戰?」
「如果有可能，我打算和平解決。我不想打仗」。
「你不想發動戰爭，這很好，不過最高統帥部是獨立的」，賀屋反駁說。他用滿洲和支那事件來提醒東條。
「我不允許陸軍違反內閣的意願來發動戰爭，」東條說。
東條的直言打動了賀屋，但在接受出任前，他決定打個電話給近衛，儘管時近深夜。近衛勸他接受，並叫他為實現和平而努力。
東鄉茂德在賀屋到後不久也來了。東鄉出身於武士家庭，但與那位著名的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1904——1905年日俄戰爭時，在旅順和對馬海峽擊敗俄國海軍。——譯注】卻沒有親戚關係。他身材肥大，是個深思熟慮的人，說話時，故意操著九洲口音，使東京人聽了就討厭。在格魯看來，此人是冷酷而「超緘默型」的。 他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職業外交家，瞭解歐洲事務，還娶了位德國老婆，這件事曾在親朋中引起了軒然大波。然而，他與大多數外交家不同，說話直言不諱，以致有些人覺得粗魯。他要求保證能讓他真誠地去進行談判。近衛與美國的談判為什麼失敗呢！？
東條很坦率。近衛之所以被革職，是因為陸軍堅持要在支那駐軍。關於在支那駐軍以及其它問題，陸軍將必須同意「做出真正的讓步」，使問題能「在合理基礎上」得到解決。東條補充說，他不反對重新審議任何問題，但堅持要東鄉——立刻答覆，以便能在清晨把名單呈給天皇。
東鄉接受了。
次日，五十七歲的東條晉陞為陸軍大將，以便與其新職務相稱。內閣宣誓就職儀式後，他坐上火車來到神社中最神聖的伊勢神宮，並按習慣向天照大神朝拜。
在公開場合，人們對選擇東條任首相表示熱情歡迎。《讀賣新聞》宣稱，這個抉擇將鼓舞日本「應起來對付緊急局面並給予反對軸心的諸強國以巨大打擊。」一些如東久邇宮那樣的人士，卻暗地裡感到擔心。這位親王不瞭解為什麼木戶推薦東條，此人「如此好戰」。天皇又怎麼會同意他呢?
美國輿論也有分歧。《紐約時報》駐東京記者奧托·托利斯丘斯，在與使館參贊杜曼討論後，寫道：「現在就設想新政府必定會被那些曾發出好戰論調而促使近衛內閣倒台的極端主義者所統治還為時過早。東條本人就是防止這種情況的可靠保證……在某些方面，這一更替甚至會促進談判……現在美國知道，他正與陸軍直接打交道」。
但是，在談判中發言最有份量的人——赫爾，卻認為新首相的特點是「一個典型的日本軍官」心地狹窄，直腸子，單心眼」，「相當愚蠢」。他想從近衛那裡得到的好處「不多」，而從東條那裡將得到「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