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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繼續取得勝利。他們攻佔漢口和廣州，迫使蔣介石把政府遷往內地深處重慶。然而，日本人征服的不過是土地，並沒有征服人民，到一九三九年初，最後勝利仍遙遙無期。他們損失了成千上萬的兵將，花費了數以百萬計的日元。他們激起了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的憤怒。
從佩裡准將帶著米勒德·菲爾莫爾總統要求日本開放長期向外部世界關閉的門戶的信件，把軍艦開進東京灣那天起，日美關係一開始就不穩定。當時，美國人有三個動機：一是想做生意，二是向黃種異教徒傳播福音，三是輸出一七七六年的獨立宣言精神。日本人勉強而憤懣地答應了。在爾後的歲月裡，隨著美國官員和平民在教育、科學、醫學和生產等方面給日本的巨大幫助，使它得以從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兩國關係有了改善。十九世紀末，美國闖進了太平洋，取得了夏威夷、關島、威克島和菲律賓，使日本大為不安。一九年的義和團叛亂又使兩國在共同的事業中團結起來。
這種友好關係在四年後，由於日俄戰鬥而得到了加強。美國當時完全同情處於劣勢的一方。紐約《商業日報》宣稱日本是「商業權利的維護者」，漫畫家筆下的日本士兵則是英雄人物——崇高的武士與俄國熊搏鬥。 庫恩—洛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雅各布·希夫聽說俄國反對猶太人以後很憂傷，因此，他認為日本所作的努力「不但是為了日本自己的事業，而且也是為了整個文明世界的事業」。他言行一致，把他公司的資金提供給日本作戰。儘管日本取得了赫赫戰果，但它卻不能結束戰爭，只好向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求助。羅斯福總統果然幫助了日本，在一九o五年簽訂的樸茨茅斯條約中使日本取得可能取得的最有利條款。但是，這種友好行為卻結束了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成了歷史反常的轉折之一。其原因是日本人不瞭解自己的國家已因戰爭而瀕於破產，反而因條約未規定賠款一節而大為惱火。全國爆發了反美騷亂，東京都不得不實行戒嚴。日本政府仍然隻字不提羅斯福總統把日本帝國從困境甚至也許是災難中解救出來。
次年，事態更趨惡化。這次要怪美國人。在美國，特別是太平洋沿岸地區，產生了一種毫無理由的恐慌，認為在日本領導下重新崛起的亞洲會吞沒掉西方文明。 舊金山《紀事報》斷言，「究竟是優等的白種人，還是劣等的東方人主宰世界，是個迫切的世界性問題。」舊金山教育當局在懼怕「黃禍」的歇斯底里中下令所有美國出生的日本人到唐人街上學。
日本政府對此作出激烈反應，認為這是「一種污辱性的歧視行徑，令人憎恨，決不可等閒視之」。已經有人談起戰爭，羅斯福總統密令菲律賓駐軍的司令要防備日本進攻。
危機總算過去了，憤怒卻依然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雖然兩國同屬協約國，但對立情緒達到了頂峰。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已經在呼籲「世界各國都要維護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歸還中國喪失給征服者的土地和權利。這個理想主義的主張對日本過去幾十年苦心建立起來的帝國是直接的威脅。日本軍方首腦不可避免地認為，他們已命中注定要為爭奪西太平洋和亞洲的支配權打一仗。一九二四年，美國國會通過排外法，不准日本人向美國移民，這個法更使日本軍方首腦領導人得到了廣泛的支持。美國這個法對自豪而敏感的日本人說來好像是故意挑戰，連那些親美派日本人也沉不住氣了。一位著名日本學者寫道：「日本覺得好像她的最好朋友突然無緣無故地打了她一記耳光。一年一年過去，這項法律既不修改又不廢除，只能加深日本的受傷感，這種感情必然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 在私人或公開的交往中表露出來。」
日本佔領滿洲、入侵華北後，隨著美國譴責日本侵略的言辭愈來愈激烈，日本與美國的鴻溝加深了。道義上的譴責的結果加強了一般日本人的決心。為什麼美洲可以實行門羅主義而亞洲卻要實行門戶開放原則?日本佔領盜匪橫行的滿洲同美國武裝干涉加勒比海地區有什麼兩樣【阿諾德·托因比覺得日本這種觀點某種程度上是合乎邏輯的。後來他寫道，日本「在滿洲的經濟利益不是多餘的，而是在她的國際生活中至關重要的需耍……在國民黨中國、蘇聯和太平洋地區民族意識很強的英語國家的包圍下，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突然又變得朝不保夕了。」——作者注】。此外，像美國那樣一個幅員巨大的國家怎麼能理解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來一直在折磨日本的問題?為什麼英國和荷蘭可以理直氣壯地佔領印度、香港、新加坡和東印度群島，而日本倣傚他們卻犯了罪?靠欺騙、烈酒和屠殺從印地安人手中掠奪土地的美國，為什麼對日本在中國的同樣做法如此義憤」?
超級愛國者在陰謀策劃刺殺親西方的領導人和炸毀英美大使館。舉行了大規模集會，譴責英美兩國援助中國，並呼籲接受希特勒提出的與德意簽訂三國條約的建議。有些旅館拒絕把房間租給西方人，西方人公開受到侮辱，有時在警察面前遭到毆打。
所有這些感情衝動的排外行為，因東方和西方在道德上、宗教信仰上甚至思想方法上的明顯不同而變得更糟。西方的邏輯是講究精確的，有原理、定義和證據導致合乎邏輯的結論，天生就是辯證論者的日本人認為，任何存在都是一種矛盾。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本能地奉行了矛盾對立面的概念和調和對立面的方法。正確與錯誤、精神與物質、神和人——所有這些對立面都被和諧地合二而一。這就是為什麼一個事物同時既是善的又是惡的。【關於這點，格魯大使曾對國務院說：「我們不能不看到這個情況，儘管是個人遺憾的，但卻是事實，即，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現世界各國可以依靠的切合實際而行之有效的國際道德法典，在特定環境下，一個國家的道德標準，與其它有關國家的個人的道德標準沒有什麼關係，或毫無關係。如果認為其它國家也同樣受我國目前的國際道德標準的指導和約束，並以這種缺乏根據的理論來制訂我國對外政策，這只能帶來災難。」——作者注】
與西方人的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較模糊。結果，在國際關係中，日本人講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則」。對西方說來，日本人似乎是沒有道德心的。西方的邏輯像一個手提箱，明確而有限度。東方的邏輯卻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隨機應變。不需要時，還可以疊起來裝在口袋裡。
在西方人看來，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講禮貌又野蠻，既忠誠老實又詭計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勞又懶惰——統統同時存在。對日本人說來，這並沒有什麼不正常，而是一個統一體，他們不明白西方人為什麼不能理解。對日本人來說，沒有矛盾的人不配受尊敬；那樣的人頭腦簡單。一個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奧，自我鬥爭越尖銳，他的生活便越豐富。
這種哲學主要來源於佛教。佛教教義認為，一切事物都存在於一種無空間、無時間、無差別的深淵之中【日本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兩個神龕：一個佛爺，一個「神道」。神道是國教．它以對自然現象的敬畏為基礎，它與其說是宗教信仰，倒不如說是對祖先的崇拜以及與神靈的交流。神道是在十九世紀復活的，並被轉變為民族意識形態。——作者】。一切皆空，一切事物都不能辨認，因為一切都沒有實在性或同一性。「我」不是實在體，只不過是浮在隨「因果大法輪」的轉動而出現的變化莫測虛偽現象之上一瞬即逝的幻影。誰也不知道變化，也不為變化負責，因為根本不存在創造主， 也不存在天父或命運女神。
日本對滿洲和中國採取軍事冒險的原因中，「因果之輪」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出於懦弱，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出於自身私利或僅僅是優柔寡斷，一些軍政上層人物未能約束策動這場侵略的狂熱青年軍官。在各階層中，不少人因相信「因果之輪」而隨波逐流。他們馴從地、安靜地躺在「盲目變化」的路途上，奉行佛教的認為「因果之輪」是永恆地、絕無目的地轉動的信念。有些教派相信死後人人皆可成佛，另一些人則認為人是空的，只有在否定自我中得到拯救，人不過是「無之大海」中的一個泡泡，最終將消失在無邊無際的水中，沒有生，沒有死，沒有始，沒有終。佛本身也不過是一個指著月亮的手指。
所有這些都可用一個詞來表達：「沙約那拉」。「沙約」的意思是「這樣」，「那拉」的意思是「就」，合起來的意思是「就這樣吧」【「沙約那拉」一詞在日語中是「再見」。——譯注】。日本人對一切事情每時每刻都說「沙約那拉」，因為他們覺得每時每刻都是一場夢。人生就是「沙約那拉」。帝國可興可衰，最偉大的英雄和哲人也免不了化為塵土，行星來而復去，但「變化」卻是永遠不變的，包括「變化」本身。
這種對死的堅強認識，使他們不但有力量泰然地應付災難，而且使他們強烈地理解每個時刻都可能是最後的時刻。這並不是悲觀主義，而是冷靜的決心，不因任何事情洩氣、失望或沾沾自喜，而是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人們最欽佩的魚是鯉魚。它勇敢地逆流而上，躍越最陡峭的瀑布，但是，一旦被捕捉住放在菜板上卻一動不動，安靜地迎接死神。就這樣吧，「沙約那拉」。
美國消息靈通人士不大瞭解或根本不瞭解「因果之輪」或決心殉國的青年叛亂分子發揮的力量，他們錯誤地以為，日本佔領滿洲，蹂躪中國，是由一些像希特勒那樣的想稱霸世界的軍部首腦陰謀策劃的。
在日本人的思維方法中，形而上學的直覺和動物的本能的衝動是同時存在的。因此，哲學被獸化，獸性又哲學化。叛軍所犯的暗殺和其它血腥行為， 是受理想主義驅使，為東方人拯救東方，而遠征中國的士兵卻在南京屠殺了數以萬計的東方人。
在日本人的思維方法中，先驗與經驗——菊花與軍刀——之間是不存在緩衝地帶的。他們信教，但卻沒有西方概念中的上帝，即沒有唯一無二的「神」。他們真誠，卻沒有罪惡的概念，有同情心，卻沒有多少人性，有家族，但沒有社會，他們有一個能帶來保障卻取消個性的嚴格的家族制度。總之，他們經常受互相對立的力量驅使，是經常試圖同時向不同方向走的偉大而有幹勁的民族。
在東西方之間，還有不勝枚舉的不必要的使關係惡化加劇的細小差別。 譬如說，某一西方人問：「這條路不通往東京，是嗎?」日本人會回答「是的」，他的意思是說，「你說得對，這條路是不通往東京。」有時候，日本人僅僅是為了表示同意，或者為了避免尷尬，也會同意西方人的意見，或者寧願答錯而不願承認自己無知。這樣就產生誤解。
對大多數西方人說來，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他們使用工具的方法全是錯的；他們在鐵砧上打鐵時是蹲著的。他們使用鋸子或刨子時是拉而不是推的，蓋房子先蓋屋頂。開鎖時鑰匙向左擰：方向錯誤。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與別人相反的，話倒著說。書報倒著念，文章倒著寫【作者這裡的意思是指日文中動詞在賓語之後。——譯注】。人家坐椅子，他坐在地板上，魚蝦是生吃的。講完一段個人的悲遇後，他會放聲大笑，穿著嶄新的衣服掉進泥塘，爬起來還面帶笑容，有話不明說而是說反話，討論問題時，拐彎抹角；在家裡以過分的禮節款待你，在火車上卻粗暴地又推又嗓，殺了人還要向僕人道歉說把他屋子弄亂了。
西方人不理解的是，日本在現代化和西方化的表面下，實際上卻仍然是東洋人。日本由封建主義變成帝國主義的速度之快，使它的只想學西方方法而不想學西方價值觀的領導人，來不及或者無意去發展自由主義與人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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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俄國之間繼續互相敵視，其原因主要是為了爭奪土地而不是文化方面的隔閡。一九三八年夏，兩國軍隊為了爭佔滿洲和蘇聯邊界上的一座小荒山而大動干戈，紅軍陸空軍狠狠揍了日本人，因此不到兩星期，日本就同意停戰。約十個月後，在比較接近北京的滿蒙邊界的諾門坎附近，又發生另一場爭吵。幾個星期的工夫，這場爭吵發展成全面戰爭，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坦克戰。俄國人再次擊敗了日本人，日本傷亡五萬餘人。這次失敗的戰爭預演，不僅在日本的武器和戰術方面引起了一場革命，並且驅使它進一步走向與德意訂立同盟，因為它感到蘇聯、英國、中國和美國隨時可能聯合起來反對日本【這可不單純是偏執的想法，就在諾門坎事件前不久，斯大林曾致函蔣介石：「如果我們與歐洲國家的談判能產生滿意的效果——這不是不可能的——這可能是朝著在遠東也建立起一個愛好和平集團的方向邁出的重要的一步，時間有利於建立這樣一個集團。「兩年對華戰爭的結果，使日本慌了手腳，開始坐臥不安，亂了陣勢，忽面反對英國，忽而反對蘇聯和外蒙古共和國，現在已可看到說明日本虛弱的跡象，而它的行徑可能促使其它國家團結起來反對它。日本已從蘇聯那裡得到了應有的反擊。英美則在等候時機打擊日本。我們毫不懷疑，用不了多久，日本也將受到中國百倍強大的反擊．」——作者注】。
在這場邊境戰爭解決以前，斯大林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與他的死敵希特勒簽訂一項條約，把中國和日本都弄得慌亂一團。在一月間繼近衛公爵擔任首相的平昭騏一郎為了就簽訂三國條約取得一致意見曾開了七十多次內閣會議未獲結果，他被斯大林此舉弄得狼狽不堪，驚愕不止，以致宣佈：「因近來歐洲局勢變化複雜，無法逆料，內閣為此提出辭職。」
希特勒和斯大林兩人都向全世界大吹大擂他們所簽訂的歷史性的條約的內容——除了那個瓜分東歐的秘密議定書。九天之後，九月一日，一百五十萬德軍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夾在兩股巨大力量之間的波蘭雖然不到幾個星期就被肢解，但西線卻仍然非常平靜，以致一些新聞記者諷刺稱這次衝突是「假的戰爭」。
隨著對華戰爭進入一九四年，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秘密決定，除非在年內取得全面勝利，否則就逐步撤兵，只留下華北駐屯軍以防共產主義。然而，六個星期後，希特勒五月十日在西線發動閃電戰，又一次改變了日本的方針。四天後的黃昏，荷蘭總司令投降。次日早晨七時三十分，剛上任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從夢中被來自巴黎的電話吵醒。「我們戰敗了!」法國總理保羅·雷諾驚呼道，「我們打敗了!」兩星期後，比利時國王利奧波爾德三世不顧他的政府的勸告，宣佈投降，並拒絕到英國避難。「我決定留下，」他說，「盟國的事業已經失敗。」不到一個月，法國投降，英國也危在旦夕。
日本軍部首腦們為希特勒輕而易舉地取得的勝利所陶醉，他們改變了關於對華戰爭的原來的想法，提出了一個口號「勿誤良機！」法國已敗北，英國也在為存亡而戰，此時不進兵東南亞奪取石油和其它急需的原料，更待何時。六月二十二日上午，陸軍參謀本部與陸軍省舉行聯席會議。會上，那些曾主張從中國撤軍的人，此時卻建議立即向新加坡發動突然襲擊。保守派挫敗了這一計劃，但僥倖的幽靈和機會主義的病毒卻一天一天在擴大。幾個月前還甘心於對華戰爭失敗的日本人，眼看希特勒在歐洲突然走運，不禁垂涎欲滴，一心也想拿到東南亞的資源。
七月底，近衛公爵在人們的勸說下重新參政，第二次組閣。內閣中兩個要職由兩位剛露頭角的人物充任。一位是能言善辯的外交家松岡洋右，他是一位精明能幹、堂吉訶德式的人物，由他當外相，另一位是軍人，東條英機中將，由他出任陸軍大臣。東條工作勤奮，頭腦清醒，克己奉公，故有「剃刀」之稱。他的思想不像近衛那樣複雜，比較單純，由於他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困難任務，包括擔任關東軍內的憲兵隊司令官，他在陸軍中威望很高。他為官不貪，嚴於律己，要求並使部下絕對遵守紀律，他任用部屬以能力和經驗為標準。在「二·二六」事件中，東條與其他那些搖擺不定的將領們不同，他立即通電宣佈滿洲處於緊急狀態，從而粉碎了任何同情性叛亂。他從法治觀念出發，認為「下克上」「絕對不可饒恕」，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贏得軍方保守派和害怕再次發生流血叛亂的文官的尊敬。毫無疑問，這就是近衛會選中他的主要原因。
外相松岡曾任南滿鐵路的總裁，又是東條在關東軍內任職期間的親密同事。他幾乎與東條恰恰相反。他雖然也頭腦清醒，但才華浮誇外露得多，好冒險，辦事憑直覺。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有外號叫「五萬言先生」和「講話機器」。他自己卻心平氣和地否認他過於健談。「說話囉嗦意味著出爾反爾。我從來不這樣。所以，我說話一點也不囉嗦。」英國大使克雷吉評論道：「我從來沒見過像他那樣說話這麼多卻沒有幾句真話的人。」他認為松岡固執、堅決、頭腦敏銳。
松岡長得又矮又黑。在國聯開會辯論滿洲問題時，他躡手躡足地溜出大廳，他的修剪得像槍彈一樣的腦袋，八字鬍子，玳瑁邊大眼鏡，以及他的戲劇性表演，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他十三歲時到海上去，被他的叔父兼船長扔在美國海岸上，要他自謀生路。俄勒岡州波特蘭一家美國人收養了他，在爾後成長的年代裡，他勤奮用功，做過工，在一家法律事務所當過聽差，為了賺到學費，甚至當過臨時僕人。在俄勒岡大學畢業後，他在美國工作了三年，然後回日本，由於聰明能幹，精力充沛，一舉成名。
近衛幾乎傾聽每個人的意見，而松岡幾乎誰的意見也不聽。他只忙於闡述不斷湧進他機敏頭腦裡的各種主意。他的故弄玄虛的講話把許多人弄得糊里糊塗，有些人竟認為他神經不正常，但是他的外務省的下屬，例如齋籐良衛博士和加瀨俊一則認為，那不過是他的矛盾的天性在作祟。他是個智力體操運動員，經常說一些與他的信仰相反的話，提出他反對的建議，以便用不表決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想像力豐富，很少解釋他所想像的事情，即使解釋，也不過是一場滑稽問答戲，無怪乎大家都被弄得糊里糊塗，連那些認為他是日本最傑出的人也為他靈巧地玩弄危險的外交遊戲而焦慮。他一再向他的同僚保證他是親美的，但講起美國時卻出言不遜，他不相信德國，卻向希特勒獻媚，他反對軍國主義抬頭，卻發表主戰言論。
在家裡，他也同樣玩弄似是而非。他大聲呵責他的七個孩子，卻讓他們騎在他背上玩。他有一派家長作風，對孩子們卻慈祥而體貼。松岡的書生（僕人兼私人秘書）荻原極，在松岡發脾氣時，嚇得不敢看他。有一天，松岡洗完澡，在房內喊了一聲「喂」，荻原朝房內偷瞧了一眼，只見松岡不耐煩地指指自己的腰部。荻原急忙給他拿來一條寬腰帶。不料，松岡竟氣得臉色發青。荻原只好去問下女，這才明白他主人這種特殊動作是表示要纏腰布。在他「謝客」的日子裡，有時會有人堅持要見他，荻原只好進去通報，松岡就會吼叫起來「人不在家怎麼能會客！」由於荻原幾乎經常處在這種神經緊張狀態，便辭去這一使他厭惡的職務。但幾年後，荻原給松岡寫了一封信，請求在南滿鐵路上給他找個差使，松岡果然給他找了一個。在松岡的兇惡、傲慢和急躁的外表後面，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這點，很少人能看出來。
為了對付日本「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驗」，成立只有四天的內閣就一致通過了一項新的國策。這項國策的基本目的是實現世界和平，為此，必須由日本聯合滿洲國、中國，以建立——當然是在日本領導下的——「大東亞新秩序」，必須實行全國總動員，全體國民都應獻身於國家，必須實行計劃經濟，改革國會，圓滿解決中國事件。
另外，要與德國和意大利簽訂三國條約，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雖然美國對日本實行戰略物資禁運，只要美國同意日本的「正當要求」，也要想法與她和解，除此之外，趁歐戰之機，日本要開進印度支那或更遠的地方，必要時用武力建立帝國。
這個國策其實是軍方首腦想出來的，但他們說服了近衛首相和內閣中的其他文官，使他們相信，在混亂的現代世界上，這是日本求得生存的最後希望。這就意味著「勿誤良機」這一口號已經變成了國策，把中國事件升級為戰爭，把日本推上進一步侵略的道路。美國民主制度的一個基本方面是文官的權凌駕於軍方之上，而日本卻恰恰相反。明治憲法使決策權分屬於內閣和統帥部，但是不瞭解政治和外交事務的軍方首腦幾乎總是可以在內閣中支配文官。他們一辭職，政府就倒台。實際上，他們的影響超出了辭職這個威協。由軍方壟斷一切早已成為傳統，也沒有什麼人提出質疑。因此，統治日本的政策，只是那些具有狹隘尚武精神，言辭動聽，其實沒有真才實學的海陸軍將領們的政策。
那些制訂「勿誤良機」國策的軍國主義者，卻不想去預見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在他們看來，法國戰敗了，英國在為自己的生存戰鬥，印度支那的橡膠、錫、鎢、煤和大米，「是丟在街上只等人去揀拾的寶物」。不到兩個月，日本就迫使無能的維希政府在河內簽訂了協定，允許日本在印度支那北部建立空軍基地，把這個地區變為向中國進攻的跳板。
松岡和統帥部內比較有頭腦的、預見到日本正走上與盎格魯—撒克遜人發生正面衝突的道路的人，對於這一切，並不是沒有爭辯過。陸軍參謀總長閒院宮，含淚辭職。
美國對日本進駐印度支那的反應非常強烈，這意味著對滇緬公路的潛在威脅，美國提供給中國的物資是通過這條公路運送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對日本在印度支那北部派駐軍隊卻表示樂觀，並建議從新加坡撤出兩旅印度兵。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不同意。他在給首相的備忘錄中寫道：「關於日本對馬來亞的威脅現在並不嚴重的說法，我很難同意。最近幾天有種種跡象表明，日本已與德國達成某種交易，因此，為新加坡的陸上防禦作某種準備是明智的。」
艾登猜對了。與德意簽訂三國條約的為時已久的討論即將結束，儘管海軍依然反對，因為海軍擔心這種條約將要求日本在某些情況下自動參戰。松岡用很有說服力和沒完沒了的辯駁反對海軍的觀點。他宣稱「這個條約將迫使美國在執行反對日本的計劃時更謹慎行事」，並將阻止日美發生戰爭。再者，如果德國真的與美國打起來，日本也沒有義務自動地援助德國。
由於敵不過松岡的大量論點——順便提一句，當時支持締結這種同盟的呼聲很高——那些持不同意見者被爭取了過去。近衛違心地同意，因為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反對陸軍，他將再次被迫辭職。他對女婿說：「我的想法是，把陸軍當作一匹馬，騎著它脫離戰爭。」同海軍一樣，天皇也反對簽訂同盟條約，在他蓋上御璽之前，他告誡近衛說，他擔心這個條約最終會導致與英美開戰。「因此，」他不祥地補充說，「今後，你必須與我同甘共苦。」一九四o年九月二十七日，條約在柏林簽字。對英美兩國來說，這是進一步證明日本與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是一丘之貉的證據，證明三個「強盜」國家已聯合起來要征服世界。美國立即進行報復，宣佈把各種廢金屬列入七月間宣佈的戰略物資和航空油的禁運貨單。
三國條約並不是僅僅使盎格魯—撒克遜人大為驚愕。蘇聯《真理報》稱這個條約「使戰爭進一步惡化，擴大了戰爭的領域」。德國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一再向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保證，這個條約只是針對美國戰爭販子的。「當然，條約沒有任何針對美國的侵略目的。它的唯一目的是要那些竭力要求美國參戰的人清醒清醒，明確向他們表明，如果他們加入目前的鬥爭，他們就自動地與三個強國為敵。」他提出，為什麼蘇聯不參加這一條約呢?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斯大林說：
「世界四強——蘇聯、意大利、日本和德國——的歷史任務是制訂一項長遠政策， 消除他們的世界利益的界限， 以便把他們的人民將來的發展引上正確的航道……」
松岡自以為自己策劃了一項爭取世界和平的計劃。有些認為他與美國友好的老朋友感到不解，松岡對他們說，這是避免與美國開戰的最好辦法。他對他的大兒子說：「只要你堅定地站著，開始反擊，美國人就會知道，他是在同一個男子漢講話，然後你們兩個就能像男子漢對男子漢一樣談話。」他認為自己，也只有自己，才認識真正的美國。「只有我所認識的美國和我所認識的美國人民才真正存在，」他曾這樣說過，「沒有別的美國，沒有別的美國人民。」
他對齋籐博士說：「我承認，人家會把所有這一切稱之為欺騙，」但是，他與希特勒結盟，「是為了牽制陸軍的政策……並不讓美國戰爭販子參加歐洲的戰爭。然後，我們就可與美國握手言歡。這將保持太平洋的和平，並把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組成大聯合，反對共產主義。」
他說，三國條約也是解決中國事件的一種手段。「中國事件的解決必須依靠共存共榮，而不是靠外界的幫助來威脅中國。要做到這點， 必須依靠第三國的斡旋。我認為美國最適於實現這個目的。不過，問題是，日本（還不如說是陸軍）會作出什麼讓步?日本應該同意從中國撤出全部軍隊。」
慣於拐彎抹角的松岡最後說，實現他的目標的最好辦法是，支持裡賓特洛甫提出的把德意日與他們的共同敵人俄國聯合起來組成四國大聯盟的計劃，他請求允許他到歐洲去親自實現這一目標。 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後，軍方首腦批准他去歐洲，但拒絕了他提出的順便帶給希特勒的一件禮物——日本進攻新加坡的許諾。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東京車站擠滿了給松岡送行的人群。當開車鈴響後，他匆忙走到杉山大將前，又一次拿新加坡的事纏住他。問杉山什麼時候進攻新加坡?
「我現在不能告訴你，」這位大將生硬地回答說，心下暗想，松岡這傢伙真是討厭!
他確實令人討厭這點已變得很明顯。在他穿過西伯利亞的漫長旅途中，他私下對陸軍派同前往柏林監督他不致輕率就新加坡作出許諾的永井八津次大佐說， 「永井先生，你想辦法在邊境挑起一點事端，我則設法商定一項蘇日中立條約。」
在柏林，他先會見了希特勒，即使在這些討論中，也照樣主要是松岡講話，希特勒很少開口，即使開口，他總是謾罵英國，喊道：「必須把她打敗！」
裡賓特洛甫、希特勒以及帝國其他高級官員都竭力要說服松岡，佔領新加坡對日本是有利的。裡賓特洛甫說，佔領新加坡「非常可能把美國排除在戰爭之外」，因為屆時羅斯福不敢冒險把艦隊開進日本水域，同時，希特勒向他保證，日本一旦參戰，德國「一定援助日本」，「即使撇開德國軍隊遠比美國人優越這一事實，美國也根本不是德國的對手。」
但是，一談到新加坡問題，松岡總是躲躲閃閃。例如，當戈林接受了一幅富士山的畫後，開玩笑地說：「如果日本攻下新加坡，」他就到日本去看看富士山真貌。松岡轉向緊張不安的永井，點點頭說：「請你問他。」
松岡對於他希望同斯大林簽訂條約一事，一點也沒死心，但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聽到曾向他提出過簽訂四國大聯盟條約這個主意的裡賓特洛甫說，「怎麼能在這個時候簽訂這樣一個條約?請記住，蘇聯是從來不白給東西的。」永井認為， 這是一個警告，但松岡的熱情並未減退，甚至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私下告訴他，德國和俄國可能不久就要開戰，他還是那麼熱心。
四月六日，日本代表團一行離開柏林。抵達蘇聯邊境時，他們得悉德國已入侵南斯拉夫。永井與其他顧問感到不安——僅僅一天前，蘇聯還與南斯拉夫簽訂了一個中立條約——但松岡卻仍然興致勃勃。「與斯大林簽訂的協定已在我口袋中！」他對他的私人秘書加瀨俊一說。
他果然不錯。在抵達莫斯科一個星期後，他在克里姆林宮簽訂了一個中立條約。在豪華的慶祝宴會上，斯大林對於局勢的轉折顯然感到非常高興，以致他親手給日本客人端菜，與他們擁抱、接吻，像一頭正在表演的熊，輕快地到處轉。條約是他的外交勝利，是證明他可以不理睬關於德國即將進攻俄國的謠傳的有力證據。畢竟，如果希特勒有進攻俄國的打算，他怎麼會同意日本簽訂這樣一個協定?他在祝酒詞中呼喊：「天皇陛下萬歲！」他斷言，儘管意識形態不同，誰都不應該違背外交誓約。
松岡也給斯大林敬酒，並說了一些其他任何外交官不可能說出口的話。「條約已經簽訂了，」他脫口而出地說，「我不說謊。如果我說謊，我把腦袋給你。如果你說謊，那我一定會來取你的腦袋。」
斯大林冷冷地反駁說：「對我國來說，我的頭是重要的。你的腦袋對你們國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們都小心地讓腦袋長在肩膀上吧!」這番話弄得松岡很尷尬。松岡想說幾句輕鬆話，他說，永井和他的海軍同事「時常在談起怎樣把你們身上的鬼趕走！」不料這番話卻把氣氛弄得更尷尬。
斯大林正色回答道，日本雖然強大，但蘇聯可不是一九o四年的沙俄。片刻之後，斯大林又恢復了他的詼諧。他說：「你是亞洲人。我也是。」
「我們都是亞洲人。讓我們為亞洲人乾杯吧!」
不斷的祝酒使東行列車不得不推後一小時發車。在月台上，日本人看見微醉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從邊門向他們走來告別時，吃了一驚。斯大林吻了永井並氣喘吁吁地說：「英國今天之所以吃苦頭，是因為他們對軍人評價很低。」斯大林在興頭上，摟住矮小的松岡，熱情地親了他幾下。他說，「有了日蘇中立條約，在歐洲，已沒有什麼可害怕的了。」
科內依曾說過：「我擁抱我的敵人，但只是為了憋死他。」松岡本來是應該注意到科內依的性格的。但他興高采烈地說：「在全世界也沒有什麼可害怕的了!」說完像一位征服者那樣登上火車。（那時，斯大林已在擁抱另一位大使——希特勒的全權公使弗裡德裡希·馮·德·舒倫堡伯爵——並對他說：「我們必須繼續做朋友。你要為此盡最大努力。」 ）在列車帶著松岡穿過西伯利亞時，松岡對加瀨說，他在即將離開莫斯科時，曾與他的老朋友、美國大使勞倫斯·期坦哈特毫無拘束地談過，兩人一致同意設法恢復兩國間的友好關係。「舞台已經佈置好了，」他說，「接著我該去華盛頓了。」
·3
在世界另一側，松岡的駐華盛頓大使野村吉三郎是個性情溫和的人。他是退役海軍提督，只剩一隻眼睛。此時，他正與美國國務卿赫爾努力修補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分歧。他們的會談是由兩位精力旺盛的天主教神父促成的。這兩位神父是瑪利諾國外傳教會的總會長詹姆斯·沃爾什主教和他的助手詹姆斯·德勞特神父。大概在半年以前，他們兩人帶著庫恩—洛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易斯·斯特勞斯的一封介紹信前往東京，拜訪了日本中央金庫理事井川忠雄。他們說服他相信，日美兩國抱有善意的人，能夠幫助實現和平解決，並給他看了呼籲日本實行「遠東門羅主義」的備忘錄。他們還表明了反共立場，宣稱「共產主義並不是一種政府的政治形式，而是腐蝕社會的疾病，而且已成為一種流行病。」井川看了這份備忘錄後深受打動，覺得凡是講道理的日本人都會同意它提出的條款。井川曾經以日本大藏省官員的身份在美國呆過幾年，結識了許多紐約銀行界人士，還討了一位美國老婆。他猜想，這個提案是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支持的，因為德勞特神父曾提到，他的行動是經過美國政府中「最高級人士」批准的。他滿腔熱情地把這兩位神父介紹給近衛首相和松岡外相。首相建議井川先去試探一下陸軍省內一位有影響的名叫巖畔豪雄大佐的意見。巖畔是個理想主義和陰謀詭計奇特地結合為一體的人物，也正是能把這兩位神父的建議付諸實施的人物，他強烈相信，與美國和好就能拯救日本，而耍弄權術卻是他生活的一個方面。在他的嘻皮笑臉後面，卻是陸軍中最機敏的頭腦之一。他是諜報活動專家，著名的中野間諜學校就是他一手創建的。這所學校在那時曾源源不斷地向亞洲各國派出經過嚴格訓練的間諜。這些間諜都具有他本人那樣的認為應把亞洲國家自由合併起來的理想主義觀點。也就是他提出把十五億日元假鈔流人中國搞垮中國經濟的計劃。他成功地說服關東軍首腦允許大約五千名從希特勒那裡逃出來的到處流浪的猶太人在滿洲避難。他對關東軍首腦說，沒有一個真正的日本人會否認，日本欠猶太人一筆債，在日俄戰爭中猶太人的庫恩—洛布股份有限公司曾經資助日本作戰。
巖畔大佐安排這兩位美國人會見了軍務局長武籐章少將。武籐也被美國的建議所打動，表示同意。元旦前後，兩位美國神父回到美國，接著又聯合了另一位聲譽卓著的天主教徒、郵政總局局長弗蘭克·沃克。這位局長著手安排他們會見羅斯福總統。總統會見了沃爾什主教，並讀完了他的熱情洋溢的長篇備忘錄，他把這份備忘錄批給了赫爾：「你意如何?弗·德·羅。」
赫爾在一份主要由他的遠東事務高級顧問，以同情中國敵視日本著稱的斯坦利·霍恩貝克博士起草的意見書中回答道：「一般說來，我懷疑這個計劃此時此刻是否可行。我覺得，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在目前階段不大可能或根本不可能真心接受這種安排。」
羅斯福總統卻對這個想法很感興趣，以致他要求郵政總局局長沃克把工作移交給他的助手，以便全力幫助沃爾什主教。沃爾什以「總統特派員」身份受權在紐約市伯克郡飯店十八層建立了一個秘密總部，代號叫「約翰·多伊」。
一月下旬，沃爾什主教給井川發了一份電報：「與總統會見後，很有希望取得進展，正等候事態發展。」井川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也應該親自赴華盛頓，去協助那兩位神父和即將啟程赴美的野村大使，尋求共存的方案。野村是個不會拐彎抹角的人，為人正直，心地善良，有許多美國朋友，包括羅斯福總統在內，但不幸的是，他沒有外交經驗，而且也不大適合搞外交。
井川到巖畔大佐那裡去請教。大佐鼓勵他去，設法給他弄到了一份商業護照，並從兩個願為和平捐款的工業家那裡給他湊足了旅費。井川將以同美商談判為借口協助野村。當行程的消息洩露後，松岡(剛要啟程赴歐)指責陸軍「一手包辦對美談判」，「把錢藏起來」。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不知道有這一安排，便把巖畔叫到辦公室。可是，巖畔心靈嘴巧，使東條完全相信了他。東條通知外務省說，關於井川的使命，陸軍一無所知。
這可是危險的遊戲，但是，巖畔覺得，為了與美國建立友好關係，冒險也是值得的，而且玩弄危險遊戲也是他的癖好，他想，他以為在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也就到此為止了，可是，這卻僅僅是開端，因為東條非常讚賞巖畔對時局的瞭解，派他到美國去協助野村。
為了給自己擔任的職務作準備，巖畔分別與主戰派和主和派進行了磋商。一天晚上，在銀座舉行的宴會上，血盟團團長井上日召勸他做間諜。「我們要打英美，因為他們正在封鎖我們。你在美國的任務是弄清楚我們應該什麼時候動手?」但是，要求巖畔想法安排任何一種體面解決辦法的人，遠比炫耀武力的人要多。
他帶著玩弄朋謀詭計的氣味於三月十日抵達紐約。他發現，美國國內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分歧是很大的。主張進行干涉的人相信，他們國家的前途和最終的安全取決於幫助民主國家粉碎侵略國，他們剛剛設法在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使美國承擔了向軸心國的敵人提供「除了開戰以外」的無限制援助的義務。美國將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支持這個措施和支持戰爭本身的有「英國擁護團」以及親友在歐洲遭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迫害的少數民族。他們的對立面反戰派包括下列奇怪的同床異夢者：查理斯·林德伯格的右翼「美國第一主義者」、參議員博拉和德美同盟、美國共產黨的「全美和平動員」組織、各勞工政黨，以及歷來主張孤立主義的中西部人士，這些人士雖然同情英國和中國，但卻不願參加真槍實彈的戰爭。
巖畔一下飛機，就被帶到聖帕特裡克教堂去同沃爾什主教和德勞特神父會談。他說：「由於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日本決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其它簽字國的事情。第十三個弟子猶大出賣了基督。每個基督徒都鄙視他。對我們日本也一樣。所以，如果你們堅持要我們退出同盟條約，要繼續談下去是沒有希望的。」兩位神父說，他們理解這點。然後巖畔就前往華盛頓。他在沃德曼公園飯店租了個房間，赫爾不久前也在那裡租了一套房。第二天早晨，他向野村大使報到，發現野村和藹可親，很想利用兩位神父和井川打開的這條非官方途徑。使館內的大多數官員對這種做法都採取敵視態度，而且公開鄙視井川。在他們看來，新來的巖畔甚至更是個謎。巖畔似乎「坦率得可愛」，但他們覺得，他來美國是為了掩蓋陸軍的侵略意圖，因此對他特別提防。
四月二日，德勞特神父著手協助這兩位日本非官方外交人士起草「日美瞭解協定草案」。三天後起草完畢。這個協定內容廣泛，語調和解，涉及的問題很多，從三國同盟條約到西南太平洋的經濟活動都提到了。協定中最重要的幾條關係到中國，其中日本許諾，如果中國承認滿洲國，如果蔣介石政府與中華民國前行政院長汪精衛領導下的南京政權合併，那麼日本就從中國撤軍，放棄所有對中國的領土要求。
德勞特拿了一份副本給郵政總局局長沃克。沃克看後說，「這是日本「意識形態」和政策方面一場革命，也是證明美國政治家才能的成功的證據，」並把它呈交給羅斯福，並建議在「日本領導人被暗殺之前」立刻簽署。在日本大使館裡，野村、若杉要公使、海陸軍武官，以及外務省條約局的一位官員，對協定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後，一致同意了這個協定。
在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專家們仔細地研究了協定草案。他們得出結論說「大部分條款都是狂熱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希望的」。赫爾也同意這一看法，但他又覺得，「儘管有幾條可能遭到反對，但有若干條是可以接受的，還有幾條若加以修改也可以同意。」四月十四日，井川對野村說，他已與赫爾約定，當晚在沃德曼公園飯店秘密會晤。野村要從後面一條走廊到赫爾的房間，八時整敲門。野村果然去了。他擔心，這可能是開玩笑。但是，使他驚奇的是，開門的果真是赫爾。赫爾面帶愁容，似乎在沉思，除非是感情激動時——野村後來才知道——說話一般是慢條斯理的。赫爾是田納西州人，這個州的人愛爭吵，赫爾本人也是一個不能改變仇恨的人。
野村隱晦地申明，他完全知道有一個什麼「瞭解協定草案」，雖然還未將此草案送往東京，但他想，他的政府對此「會表示讚許」。赫爾對協定的某些條款提出反對意見，但他說，一俟這些問題得到解決，野村可將修改後的文本轉呈東京，以確定日本政府是否準備以此作為「談判基礎」。沒有外交經驗的野村把這點理解為，赫爾的意思是，如對「協定草案」加以修改，美國政府將予以接受。
然而，野村卻大錯特錯了。赫爾不知不覺地使野村產生誤解，因為赫爾並不認為這些建議是談判的可靠基礎。也許，產生這個誤解的原因是野村的英語講得不準確。也許是由於野村想求得解決的迫切願望影響了他理解赫爾的含糊用詞。儘管如此，這主要還是赫爾的過錯。赫爾應該懂得，他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野村，而實際上他並沒有這種意圖。赫爾犯了一個戰術性錯誤。
兩天以後，兩位外交家又在赫爾房內會晤。赫爾開始慢條斯理拐彎抹角地說： 「我的政府所關心的一個首要的先決問題是，日本政府應該事先作出明確保證，它願意，並且能夠執行一個關於……解決與和解有關的各種問題的計劃，放棄其目前用武力實行軍事征服的政策……並接納本政府宣佈並執行的體現國與國之間一切關係的正確基礎的原則。」他把一張開列這四條原則的紙遞給野村：
1．尊重所有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
2．支持不干涉其它國家內政的原則；
3．支持平等，包括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
4．不變更太平洋地區的現狀，除非用和平手段改變這一現狀。
此時，野村想知道他早先的樂觀是否有理由，他問赫爾是否「在相當完全的程度上同意協定草案中所含的提議」。赫爾回答說，有些建議可以馬上同意，其它則需要修改或刪掉。「……不過，如果(你的)政府真心誠意地改變其方針，」他繼續說道，「我認為並沒有充分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不能就所有重大問題找到相互都十分滿意的解決辦法。」這番話使野村感到放心。儘管赫爾指出，他們的談話「決不意味著已達到可以談判的階段，只不過純粹是初步和非正式地探討一下可以採取什麼行動為日後談判 鋪平道路，」但野村仍然感到樂觀。
野村把赫爾的建議和反對意見轉告了兩位非官方外交官，他自己的意見也大部分寫進了修改後的協定草案中。這份文件用密碼發回東京，還附上野村的意見，強烈建議作出有利的反應。他補充道，赫爾「總的來說不反對」協定草案（這點，赫爾說過很多，並願意以此作為談判基礎。赫爾並非沒有這種打算）。
這次卻是野村犯外交錯誤了——與赫爾的錯誤一樣嚴重。他沒有把赫爾國務卿的四條基本原則報告東京。如果報了，這個情況肯定會使近衛首相對協定草案的熱情多少要淡下來。結果是，首相受到事態發展的很大鼓舞，他召開了軍政首腦的緊急聯席會議。大家——包括軍方——都感到興奮，商定立刻在原則上接受美國的建議，因為他們認為那就是協定草案的內容【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已經收到駐華盛頓武官的樂觀報告：「日美外交關係可能改善，請作出一切努力，迅予指示。」東條陸相最信任的顧問之一佐籐賢了大佐，對美國全作出這樣的讓步，感到吃驚。他覺得，一切「進行得過於順利，以致難以置信」，他把他的懷疑報告了東條。不過，東條願意作幾乎任何努力來體面地結束對華戰爭，因而與其餘閣僚採取了同樣步調。——作者注】。
松岡的副手表示反對。他們應該等幾天，待外相從莫斯科回來後再作計較。近衛不願意與好惹麻煩的松岡發生衝突，默默地同意了。四月二十一日，他聽說松岡終於回到離日俄戰爭時期的戰場不遠的大連，便用電話通知他立即回國，考慮華盛頓提出的一項重要建議。松岡以為，這是他在莫斯科與美國駐蘇大使勞倫斯·斯坦哈特會談的結果，得意洋洋地對他的秘書說，他不久就要前往美國去完成他實現世界和平的計劃了。
第二天下午，松岡的座機在立川空軍基地著陸，他一步出座機，歡迎人群的歡呼聲使他感到週身溫暖。儘管近衛首相害著嚴重的痔瘡，不得不坐在充氣橡皮圈上，卻也到機場迎接。近衛提出與松岡同乘一輛汽車到首相官邸，其他內閣大臣都在那裡等候，他會在途中把與美國談判的情況告訴他。松岡說，他想到皇宮護城河外邊的廣場稍事停留，向天皇致敬。近衛認為，這是裝腔作勢，他討厭在深深鞠躬時被新聞記者拍下照片，但他又不能讓松岡一人鞠躬致敬而自己站在一邊，否則，人家就會指責他對天皇不敬。
由於松岡堅持要去，近衛又自尊心很強，不願一起前往，他們只好分乘兩輛車離開機場【後來近衛一再說：「那天要是與松岡乘一輛車就好了!」近衛的秘書牛場認為，近衛沒有與松岡同去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痔瘡痛。如果真是如此，那末，相對說來無關緊要的小病改變歷史的事件己不是第一次了。在滑鐵盧戰場拿破侖也害著嚴重的痔瘡。「近衛可能也說服不了松岡，」牛場進一步評淪說，「但是，他未能按原定計劃與松岡同車，也可能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這確實是令人非常遺憾的，因為近衛一直堅持要自己親口向松岡解釋，甚至不讓其他大臣前去迎接。這件事充分說明了近衛的性格：他缺乏堅韌性，很容易洩氣。」——作者注】。在前往皇宮的途中，外務次官告訴松岡，和平解決的建議不是他起草的，而是兩個外行外交家的產物。松岡感到自尊心受到傷害，那天晚上，故意很晚才出席在首相官邸召開的討論協定草案的會議。他不但迴避近衛，甚至避而不談會議討論的問題，開口一個希特勒先生，閉口一個斯大林先生，好像他們是他的摯友。開始，他還是氣鼓鼓的，後來，越吹越有勁。他談起他如何對斯坦哈特說羅斯福「是個賭棍」，還對斯坦哈特說，美國以提供援助的辦法不讓中國事件和戰爭結束。「我對斯坦哈德講，愛好和平的美國總統應該同愛好和平的日本合作，美國能夠誘使蔣介石與我們講和。」他還說，裡賓特洛甫告訴他，德國之所以要與俄國簽訂條約僅僅是因為「無可避免的客觀形勢」，如果開戰，德國可能在三、四個月內擊敗斯大林。
但是，這個會的正題是不能無限期地迴避的。最後，當協定草案提出來後， 松岡聲嘶力竭地叫道： 「不管你陸軍海軍怎麼說，我反正不同意這個協定草案!首先，我們與德國和意大利簽訂的條約怎麼辦?在上次戰爭中，美國通過石井—藍辛協定利用了日本【一九一七年美國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的請求，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終止了這個措詞摸稜兩可的協定。——作者注】，戰爭結束後，美國撕毀了協定，這是他們的老詭計。」他突然宣佈，他累了，需要「休息一個月」考慮問題，說完就回家去了。
松岡的傲慢態度並不能使大家消除疑慮，會議繼續開到深夜，武籐將軍和東條兩人都建議批准協定草案，不要再拖延。翌日，近衛首相召見他的外相。此時松岡已經平靜下來，但他所能說的只是「我希望你能給我時間讓我忘掉歐洲之行。然後再考慮目前這個問題。」
一個星期過去了，松岡還沒有什麼行動，陸軍和海軍要求解除松岡職務的壓力卻在增加。究竟是因為談判未經過他而觸怒了他使他要破壞談判呢，還是因為他覺得理應謹慎以免幾個外行人謀求和平的行動可能導致災難，這就很難說了。
松岡自己所說的理由是，協定草案不外乎是陸軍的陰謀，巖畔大佐企圖使他火中取栗。因此，松岡按兵不動，陸軍和海軍怒不可遏，在華盛頓的談判人員則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最難受的要算是急性子巖畔。在四月二十九日天皇誕辰那天，他終於耐不住性子，建議與松岡通電話。這樣做是輕率的，而巖畔這個人就是愛輕率，他的同僚也頂不住他的熱情。大家決定，由他和井川兩人到郵政總局局長在紐約市的秘密總部去打電話。晚上，他們到了伯克郡飯店1812號房間，為天皇陛下大干葡萄酒。大佐的酒量很小，只喝了兩杯就感覺頭重腳輕。八時（日本時間第二天上午十時）他把電話接到了松岡在千馱谷的寓所。
「祝賀你的歐洲之行，」巖畔先說，「那天我送給你的魚，你覺得怎麼樣?請早點把它燒了。不然要變味的。野村和其他人都在等你的回應。」
「我知道，我知道，」松岡敷衍著，「告訴他別那麼積極。」
巖畔對松岡如此無禮的回答，真想給他一記耳光。「請設法打聽一下他們是怎樣想的。如果你把魚放得時間太長，肯定會變味的。請多多費心。不然，人家要唯你是問的。」
「我知道!」松岡生硬地答道。巖畔掛斷了電話，嘀咕了些不三不四的話，突然昏了過去，嚇得井川發愣。
次日，他們兩人雙雙拜訪了前總統胡佛。胡佛熱情地表示歡迎，但說，現在執政的不是共和黨人，關於談判一事，他們幫不了多少忙。「如果發生戰事，文明將倒退五百年，」胡佛說，接著憂鬱地說，「入夏以前，一定要完成談判，否則就會失敗。」
在東京，松岡仍在拖延對赫爾的答覆。他把協定草案一事通知了希特勒，並在等待希特勒的意見【松岡向德國大使奧特將軍保證——奧特曾表示擔心與華盛頓的談判將會否定三國協約——如果美國參戰，日本肯定也參戰。儘管如此，希特勒還是懷疑松岡。他對墨索里尼說，松岡是個天主教徒，但也向異教的上帝獻祭，「可以得出結論，他是既有美國聖經傳教士的虛偽，又有亞洲日本人的狡猾。」】他對那些急於行動的人反覆說，在同意協定之前，應該先要求美國簽訂中立條約，這個條約，即使日本與英國開戰，也應該有效。野村被命令就簽訂這樣一個條約一事去試探赫爾。赫爾當然斷然拒絕這個建議。這使松岡大怒。五月八日，他拜謁天皇說，如果美國加入歐戰，日本應該支持軸心國，進攻新加坡。他預言，在華盛頓的談判將一事無成，如果談判竟然能成功，那也只意味著，要犧牲德國和意大利才能安撫美國。「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恐怕不能在內閣中留任。」
近衛公爵聽到這點後——天皇親自告訴他的，天皇感到「震驚與嚴重關切」——他秘密地會見了陸相東條和海相及川古志郎，他們一致同意迫使倔強的外相採取行動。他們草擬了對協定草案的回答，表示願意接受草案的主要條件，並指示松岡立即發出，不得延誤。
五月十二日，野村把這份文件送到了赫爾在紐約租的房子。赫爾閱後，大失所望。它「並沒有為簽訂協定提供什麼基礎，除非我們願意犧牲某些最基本的原則，但我們不這樣做。」不管如何，這總算是一個正式的提案，所以，赫爾決定「就以日本的提案為基礎，設法說服日本人在這裡作點修改，那裡刪去一點，再在別處補充些東西，使雙方能取得一致意見，雙方都懷著善意簽字。」
這個問題本來已經因語言困難、各不相讓、態度僵硬和混亂而十分傷腦筋，加上美國截收到的日本的密電就變得更為嚴重。外交電報本應是破譯不了的，但它卻被美國專家們破譯了。日本政府發給駐各國外交官的密電不斷地被截收和破譯，這項工作是在「魔術戰役」的代號掩護下進行的。因此，赫爾通常在開會前就能知道野村的想法【大概兩星期前，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浩從柏林發電稱，從德國外交部主管德日事務的官員海因裡希·施塔默爾博士處得悉，德國情報機關相當有把握地認為，美國人正在閱讀野村的密碼電報。「起碼有兩點情況可證明我們的懷疑，」大島說，「其一是，德國人也在閱讀我們的密碼電報，其二是，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期間，美國人成功地破譯了我們的密碼。」但是，日本外務省電信課長龜山一二向松岡保證，外交密碼絕不可能破譯，美國人如果能得到任何秘密情報，那是洩密的緣故。—— 作者】。不過由於許多破譯的密電被認為不值得引起赫爾注意——這是由一位海軍軍官主觀決定的——以及由於翻譯電報的人不精通困難的公文化的日本外交語言，赫爾有時看到的材料是不準確的。
此外，這位以前是田納西州的法官，對日本人的永遠掛在臉上的「冰冷的」微笑感到討厭，他總是譏諷或嘲笑日本人的點頭哈腰和講話時的「吸氣音」。因此赫爾的首席顧問霍恩貝克博士就很容易使他相信，日本人是不可靠的，如果與日本達成任何妥協，都將是背叛美國的民主原則。
和他的上司一樣，霍恩貝克也是道德觀根強的人。他少年時代在中國度過，生來就對日本沒有好感。他純粹從道德的立場去看日本的擴張。霍恩貝克在國務院的同事皮爾龐特·莫法特稱霍恩貝克把日本看成「一個太陽，周圍有它的衛星——德國和意大利——在旋轉」。霍恩貝克自一九三八年秋以來，一直主張經濟戰爭，主張「制訂外交上的戰爭計劃」。他為人頑強而敏感，認為日本是一群傲慢的軍國主義者統治的「掠奪成性的」國家，由於全世界的膽小怕事，鼓勵了這些軍國主義者到處侵略。他一直認為，只有用一系列的報復手段，才能制止這些軍國主義者，如果需要，還可用經濟制裁的手段。即使會引起戰爭，這個計劃也必須付諸實施，屈從於軍國主義的要求最終也同樣會引起戰爭。他和許許多多知識分子一樣——他也是外交界最有才華的人之一——他很固執己見。他獨斷專橫，可以輕易地推翻比較客觀的下屬的意見，如國務院著名日本問題專家、謙虛的約瑟夫·巴蘭坦的意見。
在這些難熬的日子裡，赫爾和野村常常在沃德曼公園飯店會面，力圖消除分歧，不過進展甚微。他們的部分障礙來自東京。因為，在東京，松岡不論公開或私下都在發表挑釁性的言論。五月十四日，他對格魯大使說，希特勒不向美國宣戰一舉表現了他的「巨大耐心和慷慨」，美國攻擊德國的潛艇遲早會導致日美開戰。美國應該做出「有丈夫氣概、正派和合情合理的事，光明正大地向德國宣戰，而不是在中立的幌子下進行戰爭活動」。格魯儘管同情日本，但也受不了這樣的侮辱。他逐點駁斥了松岡。松岡知道自己說得過分了，在會見結束後寫了一封語氣和解的信：
「……坦率地說，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麼一當我提到美國的態度和行動時，你總是表現出如此不安。在閣下告辭後，我突然明白了，原來我錯用了一個字……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不正派」。不!我要說的是「不得體」。
「我之所以寫了上面一段話， 目的是要消除誤會，如果我果真引起了什麼誤會，我表示歉意……」。
三天以後，松岡又寫信給格魯。他在那封前後不連貫、註明是「私信」的長信中說，他作為一個外相應該知道怎樣才是「正確的」，但他時常忘記他是外相。此外，他不喜歡許多外交官的所謂正確態度，這種態度「幾乎使人一事無成」。然後，他說，他是從一千年、兩千年、甚至三千年的角度考慮問題的，假如人家認為他神經不正常，他也毫無辦法，因為他生來就如此。
真的，有不少人認為他確實如此，在不久前召開的一次聯絡會議上，海相及川說過「外相神經不正常，是嗎?」當羅斯福讀完「魔術」破譯的松岡給野村的指示後，他認為這些指示「是出自滿腹煩惱、不能安靜地進行合乎邏輯的思考的人」。
但是，近衛公爵認為，松岡的挑釁性的、煽動性的、有時竟出爾反爾的言論，是為了嚇唬對手而故意講的，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他總是這樣刺美國的原因。不過，如果這是出於策略，而他本人真誠希望和平的話，那束，其結果卻是災難。由於他的辱罵和遲遲不行動，華盛頓的談判幾乎陷於僵局。松岡知道這個情況，但他還是辱罵和拖延，期待希特勒的意見。他故意破壞談判的原因大概是他的極端利己的信念：他，只有他才瞭解真正的美國，才能解決爭端，
一方面，野村和巖畔在談判和平，另一方面松岡卻仍然那麼好戰。赫爾很清楚，這是想把他引入歧途。六月二十一日，赫爾國務卿終於對日本的提案作出回答： 日本必須放棄三國同盟條約。他還拒絕日本擬在華北某些地方留駐軍隊幫助中國人反共的計劃。
近衛及其內閣甚為震驚。美國本來似乎是有意接受協定草案的，現在怎麼會連協定草案都不如了呢?美國人為什麼要從自己原來的建議後退呢?近衛實在不瞭解，他仍然不知道，赫爾從來就沒有把協定草案看作是談判的基礎。
使近衛激怒的是，赫爾在答覆的同時發表了一篇口頭聲明，大意是說，近日來某些日本官員——顯然是指松岡——發表的公開言論，似乎成了談判道路上無法克服的障礙。外相認為這是對他進行人身侮辱，並把它作為完全停止華盛頓的談判的理由。
第二天，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希特勒入侵俄國，使這種懸念與混亂黯然失色。雖然，大島大使在與希特勒和裡賓特洛甫會談後，十六天前就電告東京，德國與俄國開戰迫在眉睫，但日本對希特勒入侵俄國還是吃了一驚。
對斯人林來說，也是打擊，儘管德機在此之前兩個月中侵犯蘇聯領空己達一百八十次(甚至入侵到四百英里縱深)。蘇聯預先得到了華盛頓和倫敦官方的警告，但都沒有引起注意。斯大林自己在東京的諜報人員理查德·左爾格也提出過警告。左爾格在一九三九年春也曾正確地預言德軍將於九月一日開進波蘭。左爾格不僅把裡賓特洛甫通知駐東京大使歐根·奧特將軍關於德軍將在六月下半月入侵蘇聯的電報影印本發回了莫斯科，而且在開戰前不久的六月十四日發回電報稱「戰爭於六月二十二日開始」。在最初的幾個小時中，德國空軍就炸毀了六十六個蘇聯機場，一千二百架飛機，地面部隊長驅直人，繳獲了近二千門大炮，三千輛坦克和二千卡車的彈藥 【據《蘇聯簡明史》說：「國家的糟糕的備戰狀況，是由於斯大林在判斷總的戰略形勢和估什戰機可能爆發的時間方面犯了嚴重錯誤……希特勒希望，他的突然襲擊能夠擊潰紅軍，而斯大林的判斷錯誤以及他的巨大錯誤，使希特勒在很大程度上達到目的。」然而，在一九六九年初，蘇聯共產黨最權威的雜誌《共產黨人》宣稱斯大林是「一位傑出的軍事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在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戲劇性攻擊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這個關手斯大林軍事上無能，指導『全球』戰爭不當、不能容忍別人的觀點的不負責任的講話，以及國外的其他類似的歷史杜撰者的捏造，竭盡攻擊之能事。」幾天之後，蘇聯紅軍報《紅星報》在一篇攻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法國等國的「修正主義者」的長篇文章中，附和了這個重新作出的評價。—— 作者】。
星期天下午快四點鐘時，德軍進攻的消息傳到了東京。幾分鐘後，松岡給宮內大臣木戶侯爵打了個電話，請求謁見天皇。五十二歲的木戶是個矮小精幹的人，留著修剪得很整齊的小鬍子，同近衛一樣也是西園寺的弟子。最後一位元老(他於前一年去世，享年九十一歲)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邏輯性很強的論理，特別是他一再告誡日本的政策必須建立在與英美合作的基礎上的理論，所有這些都使木戶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木戶曾積極反對奪佔滿洲、入侵中國和簽訂三國同盟條約。他的祖父是明治維新的四位最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木戶孝永，不過他年輕時取得的進步卻是靠了他自己的勤奮和能力。作為宮內大臣，木戶成了天皇在所有問題上的親信顧問（「我之對於天皇猶如哈里·霍普金斯對於羅斯福總統一樣」 ），裕仁也漸漸變得靠他提出建議。近衛和木戶大概是日本最有影響的文官，他們兩人儘管是好朋友，但無論在性格上和外表上都恰好相反。木戶為人直率，有決斷，是個務實派，他的頭腦清醒和講求實際本來已經很受人們的尊敬。他是個能幹的行政長官，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細節，都計劃得非常有條理，準確地實行。他經常興致勃勃地打高爾夫球，他的好像調製好的準確動作使他的同伴稱之為「木戶時鐘」。
在安排了松岡五時三十分謁見天皇后，木戶報告天皇，外相的見解也許與近衛首相不同。「謹請陛下詢問外相，關於這個問題，他是否曾與首相商量，告訴他，這個問題極其重要。」木戶說，「所以，他應該與首相密切磋商。告訴他，天皇基本上同意首相的意見。請原諒我冒昧向陛下提出這一意見。」
不到一小時後，松岡拜謁天皇，很明顯，他並沒有和近衛談過。他堅信德國能迅速地擊敗俄國 【美國軍方同意這一看法，海軍部長弗蘭克·諾克斯預測「希特勒大概六個星期到兩個月就可打敗蘇聯」。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在日記中寫道：「我不禁覺得，如果我們立刻利用這個事件，能給我們和英國提供一個大好時機。」然後他對羅斯福說，他認為，德國只要一個月到三個月就可消滅蘇聯。格魯大使認為，德國的進攻只能產生好處，他在日記中寫道：「讓納粹和共產黨就那樣去互相削弱吧，民主國家不久就可佔上風，最少能從目前的危險中解救出來。」—— 作者注】。他建議立刻進攻西伯利亞，推遲南進。天皇感到驚異，因為這個方針意味著朝兩個方向擴張，他要松岡同近衛商量，說完，就示意松岡，接見完畢。
松岡倒是見了近衛，但是卻不聽勸告，繼續私下或在聯絡會議上主張進攻俄國。聯絡會議通常是在首相官邸舉行，是內閣四巨頭——首相、外相、陸相和海相——以及海軍軍令部總長、陸軍參謀總長、軍令部次長、參謀次長的非正式碰頭會。其他閣僚和專家有時也參加，提提意見或提供情況。會議室不大不小，首相在中間，坐扶手椅，周圍是其他人。三位秘書——內閣書記官長、陸軍軍務局長、海軍軍務局長——則靠門坐下。
聯絡會議開得很活躍。沒有人主持會議，沒有嚴格的禮儀，發生爭論是常事。聯絡會議制度始於一九三七年底，目的是協調政府和軍方的活動。會議中斷過一段時間。一九四o年年底時局危急後又恢復。
在松岡拜謁天皇三天後，他遭到了軍方的直接反對。軍方不急於同時與蘇聯和美國開戰。海相及川說，同時與兩國海戰，實屬困難。「為了這種局面，不要叫我們既進攻蘇聯，同時又南進。海軍目前不想惹蘇聯。」
松岡說：「如果德國消滅蘇聯後，我們不能坐享其成，」然後，他說了一些與外相身份不符的怪話。「我們要麼是流血，要麼就開展外交。流血好些。」第二天，他進一步闡述他的論點。他問道，南邊重要，還是北邊重要?
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回答道，同樣重要。「我們正在靜觀時局如何發展。」但他並沒有洩露他的想法，如果莫斯科八月底前陷落，陸軍將進攻西伯利亞。
頭腦伶俐、脾氣暴躁的陸軍參謀次長塚田攻說：「一切取決於時局。我們不能同時齊頭並進。」
聯絡會議後，佐籐賢了大佐繼續和東條辯論，因為東條覺得，松岡提出了幾條不錯的意見。佐籐說：「在北方我們什麼也撈不著，而在南方，我們至少可取得石油和其它資源。」佐籐和石原將軍、巖畔大佐一樣聰明，一樣易於衝動。他常充當陸軍政策的發言人。他曾對一位一再打斷他發言的閣僚大呼「閉嘴!」因此，他在全國的名聲早已不好。
東條一向提防佐籐的荒唐表現，但他卻不得不聽取這位「閉嘴」大佐的意見。佐籐的邏輯使他左思右想，「如果我們向俄國人宣戰，美國會不會支持他們，向我們宣戰?」
「這不是不可能的。美國和蘇聯的制度不同，但在戰爭中，這卻難說。」
次日，東條根本不支持松岡。但這位外相毫不灰心喪氣。他爭辯說，大島大使的報告表明，俄國的戰事不久就會結束，英國在年底前也得投降。「如果我們在德國擊敗蘇聯後再著手討論蘇聯問題，在外交上我們將一事無成。假如立即進攻蘇聯，美國就不能參戰。」他說，他堅信能用外交手腕拖住美國三個月到半年。 「如果我們象統帥部建議的那樣坐等結果，我們就將受到英國、美國和俄國的包圍。我們必須先北進，然後南進。」他幾乎像受到強迫似地不斷講下去，直到他看見他的話毫不發生作用時方才罷休。未了，他想強行解決這個問題，說：「我希望就進攻蘇聯問題作出決定。」
「不行!」杉山說。他的話代表了整個軍方。
松岡的最強有力的盟友是在柏林，然而希特勒本人卻尚未直截了當要求日本進攻蘇聯。三天後，希特勒才通過裡賓特洛甫給德國駐東京大使的電報，正式提出這個請求。六月三十日上午，奧特將軍把這個請求轉給松岡。在當天下午舉行的聯絡會議上，松岡把希特勒這個請求，作為他的主要論點。他宣稱德國現在正式請求日本參戰。他狂熱地呼籲進攻蘇聯，以致一位與會者把他的呼籲比作「噴火」。松岡誇口說：「本人的預言從來沒有不應驗的。現在，我預言，如果戰爭從南面開始，美英兩國必然參戰！」他建議推遲南進，而且他的理由非常有說服力，以致及川轉身問杉山：「推遲半年，怎樣?」
看來，松岡憑他的三寸不爛之舌，已經突然扭轉乾坤。一位海軍人士欠身與陸軍參謀次長塚田耳語道，也許他們應該考慮推遲的問題，但塚田卻是動搖不了的，他只用幾句激起熱情的話，使及川和杉山又回到原來的立場。此時，幾乎一直沉默不語的近衛說，他同意統帥部的意見，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冗長的辯論結束，作出南進的決定。
最後一步是要取得天皇的正式批准。這個問題將在皇宮內舉行的儀式即御前會議上自動提出來。在這種會議上，天皇歷來一言不發地坐著，聽取大家對審議的政策的解釋。然後，他以御璽表示批准。參加御前會議的成員就是參加聯絡會議的成員，再加上一、二個專家，還有樞密院議長，他以代表天皇的文官身份出席會議，在天皇不便啟口時代表他發問。
批准南進計劃的御前會議於七月二日召開，會議廳擺著兩條長桌，鋪著錦緞，與會者分別在桌子兩邊正襟危坐，當天皇步入會議廳時，他們都一下子立正，天皇的皮膚和他的三個兄弟一樣，細滑如瓷，顏色獨特。他雖然身穿軍裝，但看上去並不威武。他走上朝南的御座坐下，前面是一個金屏風，座位方向是根據宮廷禮儀定的。他似乎超然於世俗事務之上。
下面與會者坐的位置與陛下保持一定的角度。他們雙手放在膝上，像木頭人似地彼此凝視著。於是，儀式開始。只有樞密院議長原嘉道預先聽過他們要說的話。近衛公爵首先起立。向天皇鞠躬，然後宣讀一篇題為《目前形勢下國策提綱》的文件。這就是南進計劃。第一步佔領法屬印度支那。關於這點，通過向維希政府施加外交壓力，很有希望實現，不用流血，如果勸說無效，只好動武，甚至不惜冒與英美開戰的危險。
杉山鞠躬，他說，他同意南進。「然而，如果德蘇戰局發展對帝國有利，我想我們也應該用武力解決這個問題，以確保帝國北部邊境之安全。」
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大將也認為，儘管要冒險，但南進還是必要的。他發言完畢後，樞密院議長開始發問。有些問題在這樣一個正式會議上提出來，使與會者感到比預計的難堪。他想知道的是，用外交手段取得印度支那的現實可能性如何?
「外交措施想必不能成功，」松岡回答說。他仍然反對南進，必須力排眾議。
原嘉道身材矮小，和顏悅色，在一個個板著臉的海陸軍將領面前卻毫無懼色。他強調說，軍事行動「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一方面試圖簽訂日法條約，一方面又向印度支那派兵，難道這符合按皇道辦外交嗎? 「我認為直接單方面採取軍事行動，從而背上侵略者污名，對日本來說是不明智的。」
松岡向他保證：「我一定做到，使日本在世人面前不致好像是背信者。」
原嘉道仍然半信半疑。為什麼不北進?他提出這個問題，並開始利用松岡自己的某些論點。希特勒進攻俄國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蘇聯在全世界散佈共產主義，我們遲早要同它打一仗……國民確實很想同它打仗。」這樣一來，原來安排是走走形式的會議卻有可能變成辯論。「我希望避免與美國開戰。我認為，如果我們進攻蘇聯，美國不會報復。」反之，原嘉道擔心，進兵印度支那會導致與盎格魯—撤克遜人開戰。
松岡用了他前一天用過的詞。他表示同意說，「有這種可能。」
杉山心裡覺得，原嘉道的問題「像刀子一樣銳利」，但只簡單地指出，佔領印度支那「對挫敗英美的陰謀是絕對必要的。另外，德國的軍事形勢大好，我認為，日本進兵法屬印度支那不會引起美國參戰」。然而，他卻提醒說，不要過早地把蘇聯排除在外。他們應該等待「五、六十天」，以看到德國確實打勝。他的話一說完，討論便宣告結束，松岡想要繼續進行辯論的一切希望均告吹。會上進行了表決，近衛宣讀的政策文件被一致通過。日本將南進。
在整個會議過程中，天皇始終一言不發地坐著，毫無表情。按傳統習慣，他的出席只是使會上作出的決定合法化並具有約束力。這個文件被送到內閣官房，用公文紙寫出一份由近衛首相、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總長三人簽署，呈報天皇，最後交到宮內省，加蓋御璽。這就成了國策，朝全面戰爭的方向邁出了一步。
·4
此時，就該對付赫爾的反建議了。可以預料，松岡對赫爾那個不指名批評日本官員公開發表煽動言論的口頭聲明，仍然怒氣未消。這種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指責在松岡看來是對他個人的侮辱，是對日本的不可原諒的冒犯。所以，在七月十二日舉行的聯絡會議上，他以近於偏執狂的態度怒沖沖地說，「十天來，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我認為，美國把日本看成是保護國或附屬國!只要我還當外相，我就不能接受。別的什麼我都可以考慮，但我拒絕這個口頭聲明。這是美國人對弱小國家任意蹂躪的典型。這個聲明把日本當作弱小國家和附屬國對待。有些日本人反對我，有些人甚至說首相也反對我。」他越說越急促，對自己的私敵和對赫爾發洩很多不滿。「無怪乎美國認為日本已經無計可施了，給我們發來這樣一個聲明。我現在就建議拒絕這個聲明，並停止與美國談判！」他稱羅斯福是「真正的煽動家」，指責他試圖把美國引入戰爭。至於他本人，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懷有與美國保持和平的希望。「我認為，希望是沒有了，」他自相矛盾地說，「不過我們還是要試到底。」
最後，他說了一些軍方喜歡聽的話。東條重申，即使好像沒有希望，也要繼續與美國談判。「難道不能憑借三國同盟條約使美國無法正式參戰嗎?當然，那個口頭聲明是對我國國體的侮辱，因而就像外相說的那樣必須拒絕。不過，如果我們真心誠意地告訴美國人，我們認為我們日本人是對的，那會出現什麼情況?這能不能打動他們呢?」
海相及川也同意與美國人取得某種協議。根據一些消息說，美國人沒有能力在太平樣煽起戰爭。「既然我們也不要太平洋戰爭，不是還有談判的餘地嗎?」
「餘地?」松岡諷刺地反駁說，「只有我們告訴他，我們不在南面使用武力，他們也許才會聽你的。別的，他們能接受什麼?」松岡根本不想妥協，「他們給我們發來了這樣一個聲明，因為他們相信能輕而易舉地使我們就範。」
近衛公爵看出，松岡把這件事當成了個人問題，因此有必要繞過他。但是松岡的影響仍然很大，近衛只好悄悄地與其他主要閣僚商量，起草對赫爾的語氣和解的答覆。稿子交給了松岡，光過目就花了幾天時間——他稱自己有病——就是看了以後，他仍在有意拖延。必須首先拒絕那個口頭聲明，其次，應該等幾天再發這個答覆。
近衛首相同意拒絕口頭聲明，但堅持要把拒絕的聲明和答覆同時發給赫爾，以節省時間。近衛向松岡的副手齋籐發出指示，齋籐答應遵命。然而，他違抗了命令——又是一次「下克上」——不與任何人商量，擅自只把其中一份發到華盛頓，拒絕口頭聲明的聲明。他把提案按松岡的要求扣壓了幾天。赫爾首先是在截收到的發給德國的電報裡看到的。
對法治觀念很強的東條來說，這種行為是不能容許的。他對近衛說，應該立即把松岡免職。近衛卻不想與松岡公開鬧翻，因為松岡與希特勒和斯大林會談後，在公眾的心目中，他還是一位英雄。近衛決定找個借口把松岡搞掉：他要求全體閣僚集體辭職，然後重新組閣，起用別人當外相。他於七月十六日六時三十分召開內閣非常會議。近衛提出這個建議，沒有人反對。松岡抱病在家。
這樣，這位日本外交史上最能言善辯的人物的暴風雨般的生涯宣告結束。這是由於松岡一位忠誠的部下為了松岡而違抗命令造成的，但松岡本人卻一無所知。
第二天，天皇要求近衛重新組閣。他不到二十四小時就組成。之所以可能這樣快，只是因為幾乎沒有多少人事更動。松岡的職位由一位與美國關係不錯的海軍大將豐田貞次郎擔任。豐田上任後首先做的事是電告日本駐維希大使，不管維希政府決定怎麼幹，日本軍隊將於七月二十四日開進印度支那。限期前一天，維希政府同意日軍和平開進印度支那南部。日本駐維希大使得意洋洋地給東京拍了一個電報：
「法國人如比痛快接受日本要求的原因是，他們看出了我們的決心是何等堅決，我們的意志又是何等敏捷。總之，他們除讓步外，別無選擇。」
赫爾讀了「魔術」破譯後送來的這份電報怒不可遏——也許是理所當然的——好像印度支那是被日本用武力奪走的一樣。儘管不久前海軍作戰計劃處曾經警告， 如果對日本實行新的禁運「可能會使日本提前進攻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群島。同時也可能使美國捲入提前發生的太平洋戰爭」，但赫爾還是竭力要求羅斯福對日本實行新的禁運，以示報復。
這一次羅斯福聽從了那些長期以來敦勸他對所有侵略者採取強硬措施的人（例如伊克斯）的意見【希特勒入侵俄國的第二天，內務部部長，哈羅德·伊克斯在給羅斯福的信中寫道：「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將是一個能得到全國各地最大支持行動。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可能產生這樣一種形勢，它不僅能使我們有可能而且能輕易地以有效的方式參戰。如果我們就以這種間接方式參戰，我們就能免受人家批評，說我們當了共產黨俄國的盟友。」——作者注】，七月二十六日晚，他下令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接著，英國和荷蘭也凍結日本資產。結果是，日本與美國的貿易全部停止。美國原來是日本石油的主要來源，這樣一來，日本便處於難以支撐的境地。《紐約時報》認為，這個措施「是除了開戰以外的最嚴厲打擊」。對日本領導人說來，還遠不止如此。通過與維希法國談判，日本在印度支那獲得了基地，而維希法國，美國當時雖然不同意建立，卻也是承認的。國際法有利於日本。凍結資產是完成abcd四國（即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包圍圈的最後一個步驟，這不但否認了日本是亞洲的當然領袖地位，而且使日本本身的生存受到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