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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九二二年大地震後那樣，五百萬東京人雖然鬆了一口氣，但總覺得心神不安，在叛亂過程中，他們對年輕的叛亂分子並沒有表示出多大的同情。 他們第一次幾乎異口同聲地譴責叛軍，同時也批評了陸軍內出現的目無軍紀的傾向。
發生五·一五事件時，國民相信軍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通過直接採取武力行動，能挫敗腐敗的黨派政治，並糾正社會上的歪風邪氣。但是，腐敗現象和社會不正義現象卻依然存在，現在，經過四天的無法無天的動亂，公眾已失去對武力的盲目信任，他們要求恢復秩序——幾乎是不惜任何代價。
雖然，歌舞劇院在上演歌頌復仇、暴力和不惜流血的自我犧牲精神的《忠臣藏》時仍場場滿座，但支持陸軍中統制派的人有增無已，認為統制派似乎能結束動亂局面。「統制」這個名稱本身就適合眼前的需要——紀律，儘管它的真正含意卻是要統制中國。
文職領導人同樣希望恢復法律與秩序，他們也開始進行粉碎皇道派的活動，這就無意中敞開了大門，使自己的力量逐漸被軍方削弱。
當外相廣田弘毅組織新閣時，從表面上看，文官們好像取得了新的權力。格魯大使告訴國務院說，廣田將「約束駐滿洲和中國的陸軍的危險傾向」，並在日記中寫道，他對首相人選表示高興，「因為我相信廣田是一位堅強而穩健的人物。雖然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與陸軍合作，但我認為他將盡力妥善處理外交事務……」
廣田一上台，就似乎很有希望。他挑選公開親美的外交家吉田茂當外相。但是，由於陸軍的激烈抗議，他只好作罷。這件事還只是一系列妥協行動的開端。在新首相接受陸軍提出的關於將來任何陸相人選都必須由陸軍「三長官」批准的要求時，他的妥協達到了高潮。這種做法似乎無關緊要，實質上卻又走了老路，意味著國家各項政策要聽憑陸軍主宰。如果軍方不贊成某內閣，陸相可以辭職， 「三長官」拒絕批准其他任何人出任陸相，這樣便可倒閣。只有當某一內閣適合軍方的口味時，陸軍才會選派陸相人選。所以，這意味著自動放棄文官對國事的最後控制權。
陸軍首腦雖然逐漸擴大左右政治的權力，但這卻不是他們的首要目的。他們首先要致力於防止發生另一次「二·二六」事件。他們認識到，不管紀律多麼嚴，都管不住那些充滿理想、熱衷於消滅貧困和腐敗現象的青年軍官。解決的辦法在於剷除產生不滿的根源。要這樣做，就必須改變被叛軍所認為的自由經濟的罪惡。就在那個時候，滿洲的定居者要求將他們給滿洲帶來迅速物質發展的計劃經濟應用於國內。但是，這樣全面的經濟改革應該由誰米執行呢?資本家忙於保護自己的利益， 而他們的僕人——政治家——不但不適合做這一工作，而且早已喪失了公眾的信任。又鑒於陸軍公開插手政治必然使自身遭到腐蝕，那麼只有一個辦法：「推動改革」又不過多地介入。
為了預防公眾的對立，陸軍首腦把荒木、真崎和十幾個同情皇道派的將領列入有職無權者的名單，把許多少壯軍官調到無關緊要的崗位上任職【一九六六年， 荒木大將在去世前幾個星期與作者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們 (皇道派)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統制派)是實用主義者，我們也曾想有時訴諸武力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按照明治天皇的五項原則行事，使國家走上正軌。所以，僅僅把中國打垮是不對的。」然後，他苦笑著說：「但是，講理想的人卻失敗了，現實主義者到頭來總是達到了目的。」——作者注】。
在叛亂期間宣佈的戒嚴令月復一月地繼續執行，報紙受到嚴格控制，不同政見沉默了。叛亂分子受到匆忙的秘密審判。十三名軍官，四名文官，包括北一輝在內，被處死刑。七月十二日，他們被綁在刑柱上，蒙住眼睛，前額畫了靶標。曾經協助刺殺渡邊大將的高橋少尉唱了一首歌後說：「真的，我希望特權階層能深刻反省自己的行為，今後要更慎重。」另一位激憤的軍官高喊：「啊，日本國民，切不可信賴皇軍！」另一位高呼： 「國民信賴陸軍！千萬別讓俄國人打敗我們！」在槍響前，幾乎所有犯人都三呼天皇陛下萬歲。
皇道派的軍官雖然遭到清洗，東京還是有一批人數不多但影響很大的人獻身於他們的主要原則——結束擴張。他們中的為首者就是那個曾策劃奪取滿洲的石原莞爾。此時，他在參謀本部任職，曾為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後果而膽戰心驚。他夢想建立一個由五種民族組成的民主滿洲，人人都和睦相處，而且成為反對俄國侵略的堡壘。但是，這個理想主義的目標卻變成陸軍首腦的決心，要把滿洲作為奪取華北的基地。
叛亂分子被處決後不久，石原在東京的寶亭飯店秘密會見了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十一名重要軍官。這些人也同樣擔心向中國擴張，於是在一起商討對策。
石原首先提出一個問題：歷來最危險的敵人是俄國，為什麼要冒同中國打仗的風險?接著又說，對重工業薄弱的日本來說，同時打兩場戰爭等於是自殺。應該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直到能與蘇聯的國力並駕齊驅。為了使日本在重工業方面能自給自足，日本應該避免與俄國和中國發生任何衝突，同時，實施一系列五年計劃，開發滿洲的資源，到一九五二年日本工業發展到最高峰時，才能發動全面的對俄戰爭並且打勝。只有這樣才能拯救日本，而不能實行統制派所主張的向中國也許還要向東南亞擴張的政策。那樣就必然會導致與英美開戰。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那麼唯一能得到好處的將是日本的真正敵人俄國。石原補充說，日本最大的危險不在東京，因為那裡的上層人物是講道理和聽勸告的，最大的危險是在滿洲。
在滿洲，關東軍裡一些有影響的激進人物，已經在組織對華北進行未經批准的搔擾，中心人物是土肥原賢二少將。他與石原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樣聰明浮誇，同樣善於玩弄陰謀詭計。西方的新聞界人士早已稱他為「滿洲的勞倫斯」。上一年，他曾只身前往華北，誘騙軍閥以及北部五省的官員脫離中國，建立在日本皇軍保護下的自治政府。首相岡田知道此事後，曾傳話制止土肥原的這種蠻幹。但土肥原——像過去石原一樣——不理睬東京，繼續陰謀策劃，成功地建立了各種各樣自治政府。在「跟著太陽旗前進」的口號下，善於利用時機的日本商人，像洪水般湧入華北，激怒了中國的商人，並在全中國激起了反日情緒。土肥原宣稱，他建立傀儡政權，只不過要作為中國和滿洲之間的緩衝地帶。然而，幾星期後，他又以保護日本商人以防盜匪為借口，調去五千名日軍。
石原指責這次調兵是大規模進攻中國的開端，土肥原的所謂緩衝地帶是一枝「毒花」，應在導致與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全面開戰前把它剷除。俄國和中共正在為此目的而策劃，等中日雙方打得筋疲力竭，就進行干涉並建立起一個赤色中國。
石原最後說，阻止土肥原的最好辦法就是回到他們的辦公室去，建議他們的上司，把日軍調離華北的糾紛地點。這種糾紛地點之一就是北京西南約十五英里的蘆溝橋。
自從一九00年一支由歐美日組成的國際遠征軍鎮壓了殘酷排外的義和團之亂以後，日本軍隊就一直駐紮在北京地區。次年，挨了懲罰的中國人簽署了所謂義和團事變議定書，允許某些列強佔領北京附近的要塞地點，「以維持京都與海上之間的交通暢通」。
義和團被粉碎後，中國更成了西方帝國主義的掠奪對象，但是，其資源遭到不斷掠奪，終於激起她的人民群起反抗。拿破侖早已發出警告，中國是一個沉睡的巨人：「讓他睡吧！一旦醒來，他就會動搖世界。」
在中國的第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孫逸仙博士的進攻下，腐朽的滿清帝國於一九一一年瓦解，終於喚醒了這個沉睡的巨人。然而，這個新生的共和國卻立刻被貪得無厭的地方軍閥所困住。雖然孫博士的國民黨繼續得到舉國一致的支持，但中國已被割據成一塊一塊。經過十多年令人喪氣的流血衝突後，孫博士終於向一個樂於幫助的國家——蘇聯求助。不久，廣州便有大批共產黨人，他們對一切事情，從群眾宣傳到軍事戰略都提出建議。國民黨軍隊背後那個出謀獻策的人物自稱名叫加侖，事實上卻是蘇聯的一位將軍，名叫布呂赫爾。首席顧問是一位曾在芝加哥一家商業學院任教的經歷豐富多彩的人物，他是克里姆林宮高級政治鼓動家鮑羅廷。在他們的幫助下，民國的力量漸漸增強，其軍隊在年輕有為的蔣介石將軍指揮下擊敗了軍閥，向北推進，攻下了上海和南京。然而，勝利卻帶來了更大的問題，即國民黨內部共產黨勢力日益增大。一九二七年，蔣成了孫的繼承人。他得出結論認為，如果繼續靠俄國的幫助必將導致建立赤色中國；他宣佈共產黨為非法。從那天起到日本「二·二六」事件時止，全中國一直在打一種三重性的戰爭。今天，國民黨與軍閥混戰，明天，兩者聯合起來打漸漸強大的共產黨軍隊，後天，共產黨又與軍閥一齊打蔣介石。
這種持續不斷的動亂，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無情衝擊，使日本軍部的上層人物深為擔憂。北面，他們受到斯大林的距東京還不到七百英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轟炸機群的威脅，西面又受到在一位名叫毛澤東的堅毅的農民領導下日益壯大的軍隊的威脅。
對軍國主義者說來，除了鞏固夾在兩種威脅之間作為對付共產主義的防波堤的滿洲外，別無他法，統制派人物更進一步認為，光佔領滿洲是不夠的，還應奪取華北。整個華北地區，都處於無政府狀態，日本的巨大利益需要保護，關於無政府的說法多少是有點正確的。據國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調查報告說，「當地確實盜匪橫行」，但共產主義已成為「一股有組織有效率的政治力量，在大片大片地區行使唯一的行政權力」。還有跡象表明，中國共產黨人與蘇聯人是結盟的。 「如果中國的共產主義就是俄國式的共產主義，那末，耍認真對待中國共產主義與俄國共產主義攜起手來的可能性。」
由於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害怕在共產主義的恐怖下生活，無怪乎統制派把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看作是日本的主要危險。中國共產黨人與美國和歐洲的共產黨人不同，並不單純是某個政黨的成員，而是國民政府的實際敵手。他們有自己的法律和活動範圍。中國的許多地區已建立蘇維埃，連上海也成了共產主義宣傳的發源地。
這時，毛澤東宣稱，唯有他的紅軍在抗擊日本，而蔣介石只是「剿共」。他對西方記者說：「在此，我以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名義莊嚴宣佈，如果蔣介石的軍隊或任何其它軍隊停止對紅軍作戰，那麼，中國蘇維埃政府將立即命令紅軍停止對他們的軍事行動……」如果蔣介石果真抗日，那麼，很明顯，中國蘇維埃政府將在抗日戰場上向他伸出友誼之手。」
這個來源於莫斯科的建立統一戰線的號召，並沒有打動蔣介石，但他的一位最重要的野戰軍司令官張學良卻不是這樣斬釘截鐵的態度。因此，毛決定做張學良的工作。張學良被人稱為「少帥」，因為他父親是老帥張作霖，後者的被刺殺導致日本佔領滿洲。雖然少帥所指揮的東北軍被國民黨命令去消滅華北的共黨軍隊，但他對蔣介石的路線卻有嚴重的保留。他認為，正在同他作戰的也是愛國者，也許雙方應該團結起來，一致抗日。
一九三六年秋，毛澤東派了他手下最能辦交涉的周恩來去同少帥談判停火。
周在西安會見了張學良。他承認蔣介石是抗日的合乎邏輯的領袖，答應紅軍將領願意受他的領導。作為交換，張必須向他保證，紅軍與國軍要受到同等待遇。此外，釋放國民黨獄中的共產黨人，在打敗日本後，允許共產黨合法活動。
他們簽署了一個文件，列出上述條件，然後互相握手，結束這場討價還價，周說：「少帥，現在一切問題都已解決。從現在起，我聽從你的指揮了。」
張學良冷冷地回答說，他們兩人都得等一等，聽蔣介石的指揮。
「如果閣下仍然懷疑我黨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心，」周說，「我將欣然願竟留在西安與閣下在一起，作為人質。」
張說，這倒不必，他自己也與別人一樣，決心抗日——畢竟，他自己也有一筆私人老賬要跟日本人算。雖然如此，他是個軍人，必須說服他的上級蔣委員長接受他們剛才簽訂的停戰協定。
但在張還未見蔣之前，蔣的另一位野戰軍司令官、前土匪頭子楊虎城將軍說服了少帥，只有劫持蔣委員長，才能使他與共黨合作。那時，蔣業已啟程前往西安，帶著關於少帥正在受到左傾分子影響的證據同張對質，並要警告張，「除非及時採取措施，否則局勢可能導致叛亂。」
雖然張學良同意劫持，但蔣介石的到來卻動搖了張的決心。張繼續搖擺不定，直到十二月十二日晨楊將軍自己幹起來。他逮捕了蔣介石總統和解除該地區所有忠於蔣的部隊的武裝。蔣在逃跑時跌了一交，受重傷。但他與少帥相見時反倒比少帥鎮定。蔣說：「為你自身和為國民計，你唯一的出路是翻然悔悟，送我回南京。你千萬別上共產黨的圈套。現在悔悟還不算晚。」
深感內疚的張學良經過兩天才驚魂稍定，他向他的上司呈交了擬議的八點協定，內容大致與他和周恩來簽訂的協定相同。張保證，蔣委員長簽署這八條，就立刻護送他回南京。
「只要本人仍被押，就無可商討，」蔣說。他問別人敢不敢槍斃他，說完就去讀《聖經》。
張懊喪地向赤色分子求助。周恩來抵達後，稱讚張有勇氣，責備他不該如此魯莽地劫持，然後便進門去見囚犯。他們兩人彼此非常瞭解。在黃埔軍校時，周曾在蔣的手下任職。周在黃埔時，經蔣的同意，建立了政治委員制度，蔣介石當時所沒有料到的是，被挑選為政治委員的人，大多是共產黨，等到他認識到這點時，已為時過晚。
以後，蔣介石出過八萬美元懸賞周恩來的腦袋。此時，見到周，蔣面如土色，十分恐懼，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周卻滿面笑容。他誓言，如果蔣介石同共產黨攜手，共產黨決不會利用這一局勢。共產黨所要求的只是結束內戰，聯合抗日。
起初，蔣仍抱著敵意，後來，他漸漸聽出興趣，但仍拒絕明確表態。按共產黨的說法，周恩來不到一個星期就說服了蔣介石按周的條件領導抗日。不管怎樣，蔣介石在聖誕節那天乘飛機回了南京。出人意外的是，少帥竟然與蔣通行，到了南京之後，兩人便演出了一場典型東方式挽回面子的戲。這齣戲就活像是中國戲中的雙簧。先是張謙卑地承認自己「乖戾無禮」，行為不檢，實屬非法。「自知羞愧，故親送先生返京，以接受應得之懲處。只要對國家有利，決不逃避，罪該萬死。」接著蔣介石說：「鑒於才德不足，對部屬管教不嚴，致有今日空前叛逆之舉。」張被處徒刑十年，但不到二十四小時獲赦免。
與此同時，蔣介石公開宣稱，儘管西安方面有種種說法，但他獲釋「並未接受任何條件」。毫無疑問，這種說法顯然是要撫慰那些比他更為強烈地反對與共黨有任何往來的南京人士，因為僅過了幾周他便和毛澤東討價還價了。談判進行得很順利，以致在一九三七年初，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他們願意放棄武裝反叛國民政府的政策，願意把紅軍完全交給蔣去指揮。這些條款被非正式地接受。如同在鮑羅廷的蜜月時代那樣，國共兩黨又聯合起來了。
這給中國帶來了它十多年中第一次表面上的平靜。周恩來在一次與記者談話中宣告：「和平已經實現，我們現在不打仗了。我們有機會參與抗日的實際準備工作。關於民主，這個目標還剛剛開始實現……應該把抗戰準備工作與民主看作是人力車上的兩個車輪。這就是說，首先要考慮抗日戰爭的準備，然後再考慮民主運動——後者可以推動前者。」
幾個月後，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國共兩黨簽署協定，雙方著手準備把日本趕出北京和華北其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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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軍方對政府的影響不斷增加已成了棘手問題。廣田首相在維持法律和秩序的名義下，明顯地對將領們俯首貼耳，引起國會中自由主義議員對將領們的譴責。一位憤慨的議員對陸相說，他應該切腹。他這番話博得一片喝彩和掌聲，以致陸相忿忿辭職。當然隨著他的辭職，廣田內閣也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倒台。
西園寺公毫不遲疑地向天皇推薦另一位大將宇垣一成繼承廣田。這一選擇幾乎激怒了陸軍所有的人，因為宇垣是穩健派，曾削減過四個陸軍師團。因此， 「三長官」說，他們無力物色在宇垣內閣當陸相的人選。宇垣不得不向天皇奏明他無法組閣並在向報界發表的聲明中發洩他的怒氣：「我看到的是，在陸軍中處於權威地位的人只有少數幾個組成了一個集團(即統制派)，把他們的觀點強加在當局頭上，宣傳他們的行動好像代表了廣大陸軍的意志。陸軍是天皇的陸軍。他們近日來的行動是否代表天皇的
陸軍的普遍意志，是不太明確的。由陸軍『三長官』挑選陸相過於拘泥，缺乏誠意……我認為日本正處在法西斯主義和議會政治的十字路口。陸軍已成了一個政治組織。陸軍目前的這種狀況部分要由我負責。由於目前這種狀況，我為天皇陛下感到遺憾。此外，我長期熱愛的陸軍會變成今天的如此這般，我深感遺憾……」
結果，一位名叫林銑十郎的大將被選為首相。林是同情統制派的。但是，他遭到國會的激烈反對，使他的政府僅僅維持了四個月，以致得了個外號叫「吃飽就走內閣」。林的繼承人是文官近衛文磨公爵，他是曾統治日本好幾個世紀的籐原家族的後代。他是西園寺的門徒，長期以來，他不顧這位最後元老的要求，拒絕參政。在「二·二六」事件後的艱難的歲月裡，老公爵西園寺得出結論，只有近衛才能領導新政府，並正式向天皇推薦。近衛謝絕說，他寧願當他的貴族院議長，同時身體也不好。這使西園寺「非常難堪」。
但考慮到目前危機的嚴重性，近衛還是聽從勸告，接受了迄今為止都是老年人擔任的這個職務。近衛四十六歲，讓他領導國家是深得人心的選擇，因為國民對政客已沒有什麼信心，同時也擔心軍人統治繼續下去。對軍方說來，大多數人也都信任近衛，因為他沒有政治野心。財閥想靠他帶來穩定，知識分子則希望他制止法西斯主義。一般民眾則覺得他年輕英俊，而且因為不願當首相而對他有好感。凡是沒有這種野心的人一定是誠摯的人。
近衛於六月就任首相時許諾說，「我們必須以憲法容許範圍內的發展改革與進步為準繩。但國家要求全民族的改革，作為既非法西斯主義又非社會主義的政府，必須傾聽這種呼聲。偉大的（明治）維新使我們取得了今天的光榮與成功。現在該是年輕一代挑起擔子把我國推向一個新時代。」
這個新時代比他預期的來得早，但卻根本不是他設想的新時代。七月七日晚上在古老的石橋——盧溝橋——開創了這個新時代。那天，駐紮在這個成為歷史里程碑的地方附近的日軍一個連，在離中國駐軍約一英里處進行夜間演習。正當結束演習的軍號吹響時，從中國防線方面射來了槍彈。日軍開槍還擊，但不到幾分鐘，這場小衝突便結束。日方的人員損失是一人失蹤。連長把情況報告營長，營長則用電話報告在北京附近的團部。接著向盧溝橋派出第二個連，有一名參謀軍官同行，開始同中國人安排停火。正當雙方剛剛一致同意這次事件是不幸的誤會，又第二次發生向兩連日軍開槍。
第一次的開槍可能是無意的。第二次開槍卻值得懷疑，特別是在該地區的日中兩國軍隊關係相處得很好。兩軍的良好關係是通過華北地區中國軍隊總司令宋哲元和日軍在華北的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少將之間的密切友誼建立起來的。問題是，第二次射擊如果不是中國軍隊開的槍，那末，是誰開的槍?是不是土肥原一夥試圖加劇局勢為武裝侵略中國製造借口?還是共產黨希望蔣介石與日本打一場也許導致在中國實現共產的全面戰爭?
不管第二次是誰開的槍，日本進行了反擊。直到第二天上午，談判人員才一致同意雙方和平撤退。日本人在撤退時卻招來射擊，他們立刻還擊，戰鬥又打晌。
儘管那時情況似乎應該是很明白的，即有第三方試圖使衝突繼續下去。但雙方都指責對方破壞停火，談判告吹。消息傳到東京後，陸軍參謀總長髮了一個例行公事的電報，命令就地和平解決爭端。當天晚些時候，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的代表一致同意採取「不擴張」和「就地解決」的政策。這個政策得到近衛首相和他的內閣批准。然而在陸軍參謀本部的一次特別會議上，擴張主義者竭力要求增派軍隊到中國去教訓蔣介石，否則，蔣可能利用這一事件為借口收回滿洲，危及日本控制的朝鮮，最終使日本受俄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他們答應採取短期結束的軍事行動，迅速與蔣締結協定，再把全部日軍撤回華北，把華北純粹當作對付俄國的緩衝地帶。
最堅決反對的是此時已升將官的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他力爭了幾個小時，但最終也只好承認，駐紮在華北的軍紀凌亂的中國軍隊必然會屠殺該地區的日本商人和定居者。這將在日本激起公憤並帶來他所最害怕發生的事情——無休無止的報復戰。
那就是為什麼這位曾經說過「只要我活著就別想有一兵進入中國」這番豪語的人，同意向中國派遣援軍的原因。這批援軍從關東軍抽調兩個旅團，從朝鮮抽調一個師團，從本土抽調三個師團組成。不久前還保證過維護國際道義的近衛公爵在七月十一日同意了向另一國大量出兵。但是，據他的私人秘書牛場友彥說，「鑒於陸相保證這只是一次制止局部戰鬥的軍隊調動」，近衛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在盧溝橋，經過幾小時的爭吵後，談判人員剛談成了又一次停火。但是正當雙方撤退時，突然傳來一陣機槍般的響聲（後來證明是放鞭炮）。於是，戰鬥又起。這一次，兩位友好的將領宋哲元和橋本群親自出面，當天簽署了明確的局部協定。宋對整個事件表示歉意。他保證要懲處肇事軍官，嚴格控制他部隊內的赤色分子，並從盧溝橋地區撤出軍隊。橋本代表他的病危的司令官表示同意不再向華北增兵。
蔣介石無視這項停火協定，命令宋哲元向出事地區集結更多的軍隊。宋沒有這樣做。他履行了停火協定，開始撤軍。看來，這場危機可以告一段落了，但不幸的是，當時通信聯絡極差，東京方面不知道問題正在獲得解決，而於七月十七日斷然要求中國停止向華北派兵，承認土肥原幫助扶持起來的傀儡政府。這大大觸怒了蔣介石，他在南京挑戰性的宣告：「吾人如再失去寸土，如再喪失主權，吾等將對中華民族犯下不可饒恕之罪……中國主權不容犧牲，即使不惜一戰，戰事一起，誓不回首。」
日本駐南京武官喜多誠一將軍對他的老朋友、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中國國防部長何應欽說，如果中國軍隊不立即從華北撤走，「局勢可能無法控制」。何並不反對與日本人有某種程度的合作，但他說：「如爆發戰爭，中日兩國都將戰敗，唯有俄共與中共會得到好處。你現在不信的話，十年後看。」他請喜多誠一把這一警告轉告日本政府，並明確說，中國人將「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
日本公眾對於中國軍隊大量開赴華北的誇張報導本來已經感到關切，他們對蔣的宣言表示憤怒。《日日新聞》發表社論稱，中國的答覆使日本除「破釜沉舟」外，別無他法。
只是到了那個時候，橋本的被耽誤了很久的報告才抵達東京。報告說，蘆溝橋地區一切平靜，不必向華北派援兵。調兵命令取消了，連陸軍統帥部內的擴張主義者也鬆了一口氣，覺得危機總算過去。他們以為，蔣介石會同意宋哲元所簽署的條款，中國又和平了。
宋哲元繼續下令拆除北京市內街道上的工事，放寬戒嚴令。南方開來的客運列車終於可以開抵這個古老的首都。但蔣介石仍然沒有表示願意和解，雙方談判代表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將近三星期來一直劍拔弩張的中日軍隊開始認真打起來了。事情發生在七月二十五日晚，地點是離北京約五十英里的廊坊車站。不到一個鐘頭，小衝突已發展為大規模戰鬥。日軍向廊坊派了大批援軍，拂曉時，十七架日機轟炸中國兵營。幾小時後，日軍佔領了廊坊。
宋與橋本之間的友誼此時已無濟於事。橋本的司令官已死去，新任司令官香月清中將已到達。他是一個典型的軍人，認為自己被派到中國是為了「嚴懲暴虐的中國人」。他電告東京，他為了實現和平解決已盡了一切努力，請求批准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保護日本人的生命財產。陸軍首腦同意他的請求，並命令向上海和青島各派一個師團。
近衛首相由於軍方保證「在三個月內解決」中國問題，只好又一次勉強同意，免得內閣倒台。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七日，他在國會宣佈，政府要在東亞建立「新秩序」。在愛國的日本人看來，這樣做是正當和公平的。日本人的生命財產是應該保護的，共產主義也應加以遏制，現在該是表示堅定而不是軟弱的時候。誰也沒有意識到，這就是對中國全面宣戰。陸軍首腦的確深信，他們可以在秋天以前迫使蔣介石談判。
盧溝橋事件與當年滿洲事變毫無相似之處。一九三一年關東軍故意在瀋陽挑起事件，一九三七年，華北駐屯軍既沒有在盧溝橋尋釁，也沒有組織對抗；一九三一年，陸軍參謀本部批准佔領滿洲，一九三七年，他們都盡力阻止在華北採取行動；一九三一年，若椒禮次郎因沒有執行能使統制派滿意的外交解決辦法，導致了他的政府的倒台，一九三七年內閣沒有變動。
香月中將得到了東京的批准後，發佈公告稱，他將「對傷害大日本帝國威信的中國軍隊發起懲罰性討伐。」七月二十八日凌晨，用飛機散發了這份公告。轟炸機炸了三個城市，地面部隊炮擊了其它地方，進攻北京地區除北京城以外其餘地方的中國軍隊。
實際上，破釜沉舟的斷然措施已採取了。在中國問題上的咬文嚼字已演變成撈不到任何可靠戰略利益的軍事行動，日本因此朝著與美國開戰的方向邁出巨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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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粉碎中國人，他們就會求和，」杉山陸相曾預言。隨著日軍攻下一個又一個城市，日本全國掀起了愛國狂熱。然而，整個西方世界幾乎都譴責日本的侵略， 連德國也批評日本 (因為德國為自己在中國的利益擔心)。中國向國聯發出呼籲，正當全世界都在期待國聯的報告時，從世界另一隅傳來了勇敢的進攻號。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了強有力的演說，譴責所有侵略者，以推理的口氣把日本人與納粹和法西斯黨徒相提並論。他說：「當一種傳染病開始流行時，為了保護社會全體成員的健康，大家都同意而且參加把病人隔離。」他解釋說，戰爭，不管是先宣而戰還是不宣而戰，都是傳染病。「我們正在採取能夠把捲入戰爭的危險性減少到最小程度的措施，但是， 在一個信心和安全已經瓦解的混亂世界上，我們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保障。」羅斯福演說的含義是明確無誤的，因為第二天在國聯譴責日本後，美國雖然不是國聯的成員，但它馬上表示支持。
在國內，羅斯福的行動受到普遍讚揚，然而國務卿赫爾卻對這種「隔離」的說法不那麼高興，他覺得這種做法「使我們的旨在激起和加強國際合作的輿論的經常性宣傳教育至少推後了半年」。約瑟夫·格魯大使也覺得這是一個可悲的錯誤。美國在中國沒有什麼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與日本開戰的危險，而且對一個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國家來一次「道義上的雷擊」也是徒然的，這樣會使兩國關係惡化，破壞他(格魯)一直在建立的友好關係。當他瞭解使館人員也感到震驚和不滿時，兩天後，他告誡他們，不要在使館外面發表意見。當晚，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我感到我苦心建造起來的城堡，在我耳邊響起了倒塌的響聲。我們大家都在它的大廳裡徘徊，一個個垂頭喪氣，看不到笑容。下午，我同愛麗絲·艾爾西去看了電影……然後，我埋頭苦讀小說《飄》——這正是我所感覺到的。」
當然，日本的反應是迅速和激烈的。「的確，日本在擴張，」松岡洋右反駁說。這位外交官以言語鋒利和機智使不少人為之傾倒。「有哪個國家，在它的擴張時代，沒有使它的鄰國惱怒?且問問美國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當年的美國是何等令人惱怒吧!」日本的擴張如同美國的擴張，就像孩子要長大一樣，是很自然的。 「只有一件事能阻止孩子長大——死亡。」他宣告日本正在為兩個目標而鬥爭：不讓亞洲象非洲一樣完全陷於白人的統治；把中國從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在她眼中沒有收藏的寶物——只有犧牲再犧牲。對這點，誰也沒有她理解得深刻。但是，她自己的生命賴此生存，她的鄰國也是如此。今日日本之最大問題乃是：她是否能忍受苦難?」【有些過去的日本領導人，包括鈴木貞一將軍、荒木貞夫將軍和佐籐賢二將軍，一九六六—六七年與作者談話時認為，這種說法以及其它有關日本越來越捲入中國的類似說法，與英國不斷使越南戰爭升級一模一樣。他們都認為，雖然日本和美國都遭到世界各國的指責，兩國打的都是一場犧牲戰——兩國都是用錯誤的方法去消滅共產主義。——作者注】
幾星期以後的十一月十六日，此時任外相的廣田弘毅正式指責美國在發起反日陣線。他告訴格魯，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併不能阻止在中國的戰爭，只會鼓勵中國人延長敵視日本的時日。廣田說，一直到此時，日本還覺得美國是唯一公正的國家，會幫助實現和平，如同西奧多·羅斯福在日俄戰爭時做的那樣。
三天以後，日本佔領蘇州，打通了通往南京和上海的道路。十二月十二日，即南京陷落的前夕，日本海軍航空兵炸沉在長江裡的明顯可以看出掛著美國國旗的炮艦「帕內伊號」，使日本與美國和英國的關係幾乎破裂。在此之前一星期，由橋本欽五部大佐（櫻花會創始人）指揮的炮兵團轟擊了英國炮艦「瓢蟲號」並俘獲該艦。
這些事件，重新燃起了羅斯福總統的對侵略者實行「隔離」的希望。他召見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羅納德·林賽爵士，建議兩國聯合對日本進行海上封鎖，切斷日本的原料來源。林賽抗議說，這樣的「隔離」政策會導致戰爭。他在給倫敦的電報中說，他「感到驚愕後所提出的批評沒有給總統留下什麼印象」。第二天，十二月十七日，羅斯福向內閣概述了他的「隔離」計劃。他的決心在他收到海軍從上海發來的一份報告後，更加堅定了。該報告說，對「帕內伊號」的攻擊是肆無忌憚的。更重要的是，海軍情報部門截收到並破譯了一份給日本聯合艦隊的密電，表明這次攻擊是由日本航空母艦「加賀號」上的一名軍官事先策劃的。
在東京，近衛政府和英美一樣對「帕內伊號」和「瓢蟲號」事件感到苦惱。外相廣田給格魯大使發了照會，表示遺憾，並提出賠償「帕內伊號」的全部損失。 廣田以卑下的口氣表示說：「我的處境很困難。事態發展出乎意外。」日本海軍司令部解除「加賀號」艦長的職務以示不贊成轟炸「帕內伊號」。「我們這樣做是為了讓陸軍倣傚我們，解除橋本的職務，」海軍次官山本五十六中將說。山本中將曾在美國呆過相當長時間，瞭解美國的潛力，所以他絲毫不想與美國艦隊開戰。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那天，華盛頓正式接受了日本的道歉（格魯說，日本的道歉在那天抵達是一種「高明的」安排），這次事件總算完結。儘管日本陸軍拒絕按山本的建議解除橋本職務，英國還是寬容地接受了日本就攻擊「瓢蟲號」作出的道歉。橋本連責備都沒有受到。他仍被准許率部進擊南京。
到十二月間日軍進入南京市時，所有抵抗都停止了。 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在離開日本時曾說過：「本人此次赴前線並非去同敵人打仗，而是帶著安慰兄弟的心情前去的。」入南京後，他便下令日軍「發揚日本的榮譽和光輝，加深中國人民的信賴」，「盡可能地保護和施恩於中國官民。」
然而，日軍進城後，燒殺擄掠、姦淫婦女無所不為。據目擊者稱，日軍追殺男女老幼就如同「追捕兔子一樣，只要看見還會動的人，他們就開槍射擊。」甚至與日本友好的德國人在一篇官方報告中，也譴責日本軍隊是「獸性的機器」。
直到松井大將得意洋洋地進城後，他才知道「違反軍紀和道德敗壞的行為」。他下令嚴格遵守以前下達的命令，「保證不再犯任何有損榮譽的行為」。他宣佈： 「現在太陽旗在南京上空飄揚。皇道在揚子江南閃耀著光輝。復興的曙光即將來臨。在此我衷心希望四萬萬中國人重新考慮。」松井回上海，不料一個星期後又聽到紛紛傳說「不法行為仍有發生」。他在寫給南京日軍指揮官的信中說： 「必須嚴懲一切犯有不法行為者。」
但是，日軍的暴行又延續了一個月。三分之一的城市淹沒在火海中，兩萬多服兵役年齡的男青年，被押至城外，用刺刀或機搶全部殺光。許多婦女、少女被姦污、殺戮和肢解。無數年紀稍大的居民遭到搶劫和槍殺。一個月後，至少有二十萬可能有三十萬平民被屠殺。
為什麼要對一個被日本人認為是自己的文化發祥地的國家 (他們的羅馬和希臘)施以如此滅絕人寰的野蠻暴行?任何一國軍隊的軍人在外國的國土上失去控制後做出他們在國內決不敢犯的野蠻行為，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也無法說明日軍暴行的規模和嚴重程度。這些暴行只能是在某些比較激進軍官的唆使下幹出來的。這些軍官認定必須教訓中國人。
在國內，關於南京暴行的情況，近衛首相知道得比德國人還少。然而，他心下明白，儘管征服了大片地區，但這並不意味著勝利在即，而是越來越深地陷入泥潭。近衛是個獨特的人——出身雖是貴族，內心卻是社會主義的。他的外表雖說不是軟弱，卻顯得寬厚、靦腆和無力。在那些最瞭解他的人看來，他為人極其高雅，興趣廣泛，看問題客觀，能以同情的態度傾聽各種不同政治信仰的人的意見。事實上，他傾聽時表現出的同情使每個人都以為近衛同意自己的意見。為了作出某項決定，他常常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因為他首先要瞭解問題的各個方面。不過，一旦作出決定，幾乎再也沒有辦法使他改變。他的私人秘書牛場友彥回憶道：「他簡直是不可動搖的。」近衛崇拜的人物寥寥無幾，其中之一是鮑爾弗勳爵【鮑爾弗勳爵曾任英國保守黨領袖，一九o二——一九o五年任英國首相，出席過一九二o年舉行的國聯(第一次會議，一九二一年出席在華盛頓舉行的海軍裁軍會議。——譯注】。鮑爾弗勳爵曾被人們認為不具備當首相的條件，但當上首相後，他卻表現出很有決斷，很有效率，毫無疑問，近衛是想做日本的鮑爾弗。
近衛公爵是近衛篤磨公爵之長男，是近衛家族二百五十年來第一個由正妻所生的後嗣。他的曾祖父高興得為此寫了不少詩。他出生後八天，母親死於產褥熱，但一直到他成人後，他還以為他父親的第二個妻子（他母親的妹妹）是他的生母。 「在我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后，」他後來說，「我開始感到人生不過是謊言的編織物而已。」
他年輕時就得了肺結核病。有兩年工夫，他除了瞪眼看天花板和胡思亂想外，什麼事也不幹。從這時起，他就對失敗者抱有同情感。他鄙視金錢，鄙視百萬富翁和政客，他寫了許多激進的文章。待他成熟後，他還保留了某些社會主義的思想，就是此時，他也還反對特權階級。他給外人的印象好像他是個民主派，對所有人都以禮相待。「叫化子也是賓客，」他有一次對牛場這樣說，但他的靈魂深處卻隱藏著貴族的思想。牛場最近回憶說，「他的貴族思想遠比你能想像的根深蒂固。」
有關他的一切事幾乎都好像是矛盾的，然而卻又是有道理的。他不喜歡美國人，卻把大兒子文隆送到美國勞倫斯維爾和普林斯頓去上學。他喜歡日本和服，穿起來十分挑剔講究，但穿起西裝來也很自在。他與夫人是自由戀愛結婚的，但對他的情人（一名藝妓）卻含情脈脈。他一生中，只有兩次犯了傳統的家規：第一次，他廢除了讓第二、第三或第四個「老婆」在正屋內居住的規定， (「只要一個情婦是可以原諒的，難道你不同意嗎?」)，第二次，不再寫家族日誌(「如果事實對我不利，我怎麼能把它寫下來呢?」)
他有五個孩子，但他真正申斥孩子只有一次，那是寫了一封嚴厲的信給在普林斯頓上學的孩子文隆，責備他飲酒和荒廢學業。文隆回信說，他只不過是倣傚美國生活方式，這件事也就此作罷。
近衛十三歲那年，父親去世。他父親對他愛護過分，以致近衛小時候腰上總拴根繩子，怕他跌倒。近衛非常喜歡自己幾個孩子，包括情婦生的幼女。他跟孩子們一起吃飯，一起唱歌，一起玩耍取樂。他更像一位美國父親而不像一位日本父親。
作為上流社會的產物，一隻腳還停留在過去，一隻腳已踏進未來的近衛公爵，個人的魅力和文雅，幾乎不為人所察，除非是有眼力的人。他深深感到對國家的義務，而他的懷疑一切又使他不相信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在內。他好像令人難以捉模，就連他的家人也難得透過外表看到他的真人。牛場同他可以說是夠親近的，但他所看到的近衛，除了是一個溺愛孩子的父親，一個戀妻戀妾的丈夫，一個有修養的文藝愛好者，一個體諒人的僱主外，還是一個冷酷得出奇的人物。他文質彬彬，自我克制，又世故老練，以致「有時候很難於弄清他究竟怎樣」。
有一次，牛場問他，他所佩服的歷史人物是誰。「沒有，」他回答說。「連（日俄戰爭中的英雄人物）乃木大將或東鄉元帥也不佩服嗎?」 「當然不!」
他對天皇懷有深厚的個人感情，非常親近。在天皇陛下面前，其他人都欠身端坐，近衛則可以懶散地坐著。他這樣做並不是對天皇不敬，而是覺得自己與裕仁很親近。要是有人進宮謁見，他會說：「啊!請代向天皇問候。」他並不是說著玩，而是那麼自然。他總覺得，他也是出身於同樣高貴的家族。
日子一個月一個月過去，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也越來越渺茫。近衛公爵只好竭力從另一方向尋求出路——談判實現和平。近衛首相想叫英國出面調停，但陸軍卻勸他請德國斡旋，因為德國同交戰雙方都比較友好。希特勒曾向蔣介石提供武器和軍事顧問，日本則在一年前也與德國簽訂了「反共產協定」，雖說這項協定的約束是無力的，日本提出的條件是合情合理的，以致在非常親華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蔣介石轉呈這些條件時，蔣介石好像有意接受似的，
但是破壞日本安定的兩大毒害，即「下克上」與機會主義，又出現了。首先從中國傳來消息說又取得一次大捷，陸相杉山因此提高了和談的要價；其次，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出乎意外地不顧近衛和參謀本部的明確命令，在北京建立起傀儡政權。雖然參謀本部在石原敦促下仍然主張與蔣介石談判，但陶德曼的努力白費了。在中國大使在華盛頓與羅斯福總統會談後，中國堅持說日本的條件範圍太籠統。 日本人認為這是中國有意迴避，而本來就缺乏靈活性的日本人也就失去了耐心。近衛斷定蔣介石並不真想談判，決定採取走捷徑的辦法，即直接與那些「理想跟日本相同」的中國人打交道。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他宣佈「帝國政府將停止與中國國民政府交涉，而將期待新政權的建立與成長，求得合作」。
這個聲明遭到知識分子和一些自由主義國會議員的猛烈抨擊。石原也警告近衛說，這種政策必將帶來無窮的後患。這些抨擊迫使近衛首相重新考慮其立場。他開始認識到，他的倉促聲明可能使日本採取毫無靈活性的或戰或死的政策——用全面戰爭解決是他最不願意採取的辦法。由於左右為難，疑團滿腹，他考慮自己是否應該辭職。但朝廷官員卻勸他幹下去，否則，中國人會滿有理由地認為他因為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而辭職，這樣就會比以往更難以取得他們所希望的解決辦法。
最後，近衛終於看清，陸軍自己在中國問題上也沒有既定政策，只是隨著形勢而漂浮，但是，他無法得到關於統帥部情況的可靠情報，他只好眼看著中國形勢的逐漸惡化。
陸軍以國防為借口提出制訂一項國家總動員法，其目的在於排除國會對戰爭措施的最後一點控制權，並把國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引向高效率的戰時經濟。陸軍發言人頗有說服力，而且也不是沒有理由地提出，日本是個人口過多的小國， 幾乎沒有自然資源，周圍又受敵人——俄國、中國、美國和英國——的包圍，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動員全國力量。國會於一九三八年三月通過了這個法案——事實上，國會是投票贊成自己向陸軍投降。英國駐日大使羅伯特·克雷吉評論道： 「喪失給日本陸軍的自由，永遠喪失了。」
還借用了過去兩個口號讓國民在思想上為征戰東亞作好準備。這兩個口號一個是「國體」，另一個是「皇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皇道」卻與不久前被粉碎了的集團相聯繫上了。「皇道」本來的意義此時卻被歪曲為通過日本控制東亞去建立世界和平與秩序。
不管是「國體」還是「皇道」，二者都強調天皇與國民的父子關係以及天皇的神威。這兩個口號正在喚起千百萬熱衷於聖戰的人去把亞洲從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下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