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枷鎖落地。我撿了起來，想捧在手中最後一次看清楚，腦袋思索著前一分鐘這玩意兒不是還在腳上嗎？
「上帝賜福，上帝賜福！」犯人們聲嘶力竭的喊叫中有股喜悅。
是的，上帝賜福！自由，新生，死而復活……光輝燦爛的一刻！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記》
大樓頂端有個像橢圓形飛船一樣的物體，或者應該說是個巨大的衝浪板，還橫跨三座閃耀的摩天大樓，上頭長出的樹木直指天際。
「那到底是什麼玩意兒？」我脫口而出，但其實沒人可以問。眼前是新加坡的濱海灣金沙酒店（Marina Bay Sands），世上最貴的建築物。
剛抵達這國家，都市天際線令我驚奇。除了衝浪板似的建築，還有像是巨型蓮花的白色高塔、浮在水面的魔術方塊及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標誌，另一幢高樓像是巨型雛菊和機場塔台的融合——路人說那是有名的濱海灣花園（Gardens by the Bay）。在我看來，新加坡有點像迪士尼樂園。
不過是有死刑的迪士尼樂園，有個記者確實這麼形容過新加坡，因為這國家以嚴刑峻法聞名於世。機場裡面可以領到免費糖果，但其實是拐彎告知旅客一項毫無道理的規定：嚼食口香糖在本地屬違法。我看了看入境卡，上面直接以粗體字印著「警告：在新加坡走私毒品者可判處死刑」。
抵達的第二天我去唐人街走走，路邊販賣的小飾品上面很多都寫著「Singapore Is a Fine Country」[1]。在新加坡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開罰單，例如在Facebook上面說錯話，或是帶氣味濃臭的榴蓮上地鐵。此外，有30種罪名可能遭處鞭刑，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塗鴉。1994年，到新加坡觀光的美國年輕人邁克·菲（Michael Fay）因為損壞他人財物和竊盜而被處以鞭刑，這種激烈刑罰手段登上國際版面。我剛到這裡的頭幾天，看到報上一些案件是青少年拿噴漆亂畫、無故使用滅火器、非法闖入私人土地、竊盜和損壞財物。他們受到什麼處罰呢？罰金，坐牢最多3年，還有鞭笞3到8下。另一個成年人被控搶劫、濫用藥物且不接受藥物檢驗，處罰則是10年刑期以及鞭笞12下。
服刑是等待時間流動
高度刑罰是我選擇新加坡作為倒數第二站的原因之一，另一個理由則是我在泰國的時候曾上網研究監獄、公關及公主三者的關係，正好看見一段YouTube上面的廣告。廣告裡面是一個神色躊躇的年輕人穿西裝打領帶要開始一天生活，畫面很普通，可是背景一直有個聽起來刺耳的摩擦聲。主角搭乘擁擠的交通工具進公司、在會議桌上表現得戰戰兢兢、下班以後在超市推著購物車一臉茫然。而事實上，他每次轉彎就被腳上的鐵鏈和鐵球給絆住。接著一行字出來了：「幫助犯人，給他們正常人生」，接著出現「SCORE」（Singapore Corporation of Rehabilitative Enterprises，新加坡康復企業管理局）字樣。我不禁暗忖，這誰呀？廣告效果很棒，一直停在我腦海裡，公關手法極其成功。
經過調查，我發現新加坡康復企業管理局是政府針對監獄作為犯罪對策的一個調整做法：之所以需要調整，是因為他們發現監獄只是「暫時」的犯罪對策。多數囚犯最終得離開監獄，社會要如何面對他們？這個過程叫做社會復歸。自從2008年小布什總統通過第二次機會法案（Second Chance Act），社會復歸就成為全美的政策方向，包括針對犯人回家以後的生活提供支持。各州為此設立了社會復歸機關或召開委員會，以紐約州來說，州長安德魯·庫默（Andrew Cuomo）在2014年成立「社區復歸與再融入委員會」（Council on Community Re-Entryand Reintegration），各地也有基金會贊助相關研究，大學設置專門的研究單位。我負責的「監獄直升班」是全美第一個明確以社會復歸為根本目的的教育計劃，同樣名列在約翰·傑伊學院的囚犯社會復歸所（Prisoner Reentry Institute）底下。
「社會復歸」，聽起來很單純的四個字，彷彿一個人只是離家些許時日，回來時一切無縫接軌。事實上當然沒這麼容易，要回到原本的生活是個重大轉變，想要重啟人生需要巨大努力，也因此是個鋪天蓋地的危機。
想像一下，假如你已經被關在另一個世界裡面5年、10年，甚至25年，所有規則都不同了。所謂服刑就是等待時間流動，但是時間在自己身上留下痕跡，外頭的社會卻從不停佇。於是到了你重獲自由的日子，你到底該去哪裡呢？要住在哪裡？如何適應這個突如其來的新世界，包括新的制度、新的科技？怎麼找工作？怎麼規劃人生方向？將你關起來的政府，在你為過錯付出代價以後，一定會好好輔導你嗎？不，你和絕大多數離開監獄的人一樣，都不符合社會福利的弱勢資格，所以不能領糧票，不能申請社會住宅，而你可能也和美國八成的囚犯一樣已經沒有健康保險；別指望公家健保，就算入獄之前你申請過，在入獄瞬間就已失去資格，而且政府不會主動為你重新申辦。另外，老闆大都不願僱用出獄者，有人調查了四個大都會地區的就業市場，發現四成僱主公開聲稱自己不會聘僱有犯罪前科者。就算你運氣好找到工作，恐怕薪水也比沒前科的同事低了40%。想要反抗這種社會制度以及各種打壓你的政策嗎？那麼你只有四個州可選，因為在別的地區你已經失去投票權；還有大約585萬美國人與你作伴，佔全國人口的7.2%，這是「重罪犯剝奪投票權」法規帶來的影響。被剝奪投票權的人口中，有超過200萬都是非裔，因此法學學者米歇爾·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在其2012年的暢銷書《新吉姆·克勞》（The New Jim Crow）[2]中描述21世紀的新種族隔離時代：新的種族、階級制度誕生於名為社會復歸的懲罰中，「社會低階將永遠被主流社會排拒於法律和習俗外」，而她認為這個新制度是為了「囤放被視為可拋棄的人口」，言下之意也就是黑人或者拉丁裔，而這種體制自然只會加深社會不平等，不平等則造成更多犯罪。荒謬就在於「新吉姆·克勞」系統一開始明明就是為了締造更安全的社會，可是卻有那麼多人在系統中進進出出，始終沒得到能讓他們獲得不回監獄的經濟、社會或政治資源。透過數據看結果，美國的再犯率一直在60%徘徊。
相對地，新加坡的再犯率約為25%。每年有9000人出獄，政府針對這股人口回流做了許多規劃，我想看看一個嚴刑峻法的國家會以什麼方式解決這個問題，畢竟在旅程即將結束的時刻，關注焦點也應該慢慢朝著出獄移動。
與當地官員會面的第一個早上，我心裡生出疑問，而且揮之不去。我來這裡是為什麼？就透明度而言，新加坡政府的名聲不怎麼好，不僅控制了媒體，對於司法系統也極度保護。不過最簡單的答案，大概就是因為去年在一場刑事正義的研討會上我認識了某人，而這個某人又介紹了另外一個某人，總而言之，身為約翰·傑伊學院的教授確實能多打開幾扇門。但我還是懷疑新加坡政府是否願意放行一個看起來就會問東問西的外人？到了SCORE，也就是新加坡康復企業管理局的辦公室以後，我的問題得到解答。
裡面有個頗為壯觀的圖書室，還有一個自助式的健康中心，牆上貼了一張放大的2011年《海峽時報》報道，提到新加坡獄政署想要進行重大改革。標題寫著「十年革新」，內文則說以前監獄是軍營改建，往後要「因應個別需求打造」；而以往獄警不准與囚犯對話，因為「避免受到人犯操縱或賄賂」，但以後獄警都是經濟、法律、科學或藝術方面的專業人才，而且與囚犯談話成為工作標準，因為獄警一定要「瞭解囚犯需求」。
自從1996年，新加坡獄政署興起了新的流行語，也就是「康復」。他們忽然改弦易轍，指出監獄不應只是懲罰手段，並據此修正章程規範，促生新的監獄建設、新的用語詞彙，有很多縮寫不斷出現，像是MAS（Mandatory Aftercare Scheme，獄後強制輔導）、CBS（Community Based Sentences，社區主題量刑）等等。新策略確實發揮功效，再犯率從2000年的40%掉到了2010年的23.6%。我之所以大大方方在這兒，也就是因為政府迫不及待想要展現政績。
知道來龍去脈以後我更加好奇，除了因為他們在短時間內成效卓著，也因為這樣的轉變看來並非出於經濟需求。包括美國在內，許多國家都因為經費不足才開始研究如何改造監獄環境，簡單來說就是沒錢改善硬件，也沒錢繼續蓋監獄了。反觀新加坡有蓬勃的就業市場，政府效率高且資產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據說其主權財富基金超過5000億美元，理論上不至於被監獄拖垮財政，而之前數十年也都以嚴懲為政策主張。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改變？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巨大的試管計劃，而核心就是關於報復、改革及正義的理念。
黎明之前，黑暗最深
隔天我到了新加坡樟宜區，這裡除了樟宜機場以外還有新加坡的14所監獄之一，由1936年英國海峽殖民地政府所設置，現在收容了12000名囚犯、配有2500位工作人員。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曾在此處設有平民拘留所，至於我要待上一整天的實拉讓軍營（Seralang Barracks）則監禁過最高5萬名的英國和澳大利亞士兵。不過除了二戰兵營和一堵坍塌舊牆，其餘建築物都是近期才重建。
此處重生後成為實拉讓公園小區監督中心（Seralang Park Community Supervision Center），刑期屆滿的囚犯可以來這裡工作適應，出獄者也會過來和看護人會談。我穿過刮刀刺網，所見景象以綠色鐵皮為主。
新加坡過半數囚犯都知道這裡，但多數是刑期結束以後才來，報到地點像是一般學校的活動中心，數百名出獄者在電子化櫃檯前登記以後就可以找位置坐下，之後看護人會過來瞭解他們出獄以後的生活狀況，無論現在從事清潔工、電信銷售，還是廚師。由於職業訓練以及持續與人力資源部門合作，本地出獄者就業率高達99%，主要進入飲食、零售或觀光產業，而且根據政府統計，經過「安置」的出獄者，獲釋之後留在工作崗位的概率高達59%。美國情況則大為不同，近半數出獄者獲釋後第一年完全沒有得到僱用，調查顯示資方不羞於展現自己對有犯罪記錄者採取歧視態度，換作性別、年紀或種族這些項目時，他們就會稍作保留。
宿舍設計給最多120名男子入住，大部分是刑期最後幾個月，也有少數人從頭到尾留在這裡。裡面是灰色調，只看到金屬置物櫃、孩童尺寸的小床鋪著卡通圖案的被子，或許比起牢房那邊的稻草墊好一些。牆壁上空無一物卻寫了「積極樂觀」，囚犯不必穿制服，會被安排出去工作，還能請假回家或參與小區計劃。
「沒有太多問題，囚犯很守規矩，」一位獄警告訴我，「他們很珍惜機會，不會搗亂。」但如果搗亂了，大頭照就會被公佈在牆上。我看看記錄，有「生病未及時通知僱主」「為延後門禁而謊報理由」「捏造簽到記錄欺瞞僱用單位」等等。
這位獄警以前是工程師。「蓋房子的。但是現在呢，來重建這些人。」他帶我離開的時候這麼說。
監外工作制度我在澳大利亞萬杜也看過，其實是個萬無一失的做法。明尼蘇達州的一份研究顯示，監外就職會降低囚犯再度犯罪的概率，而且大幅提高出獄之後的就業率、就業持續時間以及所得，並間接為州政府省下125萬元。然而，因為美國社會太趨向避險，所以監外工作制度極其罕見，有許多人光是聽到囚犯離開監獄就緊張得受不了。
參觀了實拉讓公園以後，我到當地有名的小販中心[3]用晚餐。這裡的商家都受政府督導，標榜是最安全的街頭飲食攤位，提供馬來西亞、中國和印度料理，也展現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有人說新加坡人光是透過飲食就達成族群融合。
回到旅館，我收到了一封簡訊。「貝茲！」語音留言聽起來欣喜若狂：「是我，喬納森！我回家了，有空打電話過來。」喬納森是我的學生，今年23歲，被關了6年終於出獄。我也同樣興奮，立刻回撥。
「請問喬納森在嗎？我是他的教授。」
停頓了一會兒，彼端傳來啜泣。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聽見這樣一句話。」接電話的是喬納森的妹妹，我說了自己以他哥哥為榮，誇獎他的才華。後來話筒到了喬納森手中。
「我等不及要去學校了，貝茲。」喬納森叫道，那張笑臉在我腦海清晰可見。
掛上電話之後我努力忍住淚水。每次看到有人離開監獄回家，情緒都是這麼強烈。聽到學生出獄回家，對我而言是亦喜亦憂。每個獲釋的囚犯都被孩子似的樂觀淹沒，就像剛剛我在喬納森的聲音裡聽見的那樣。另一個學生理查德在出獄前一周對班上所有人發表感言，他覺得自己成了小說中那位煉金術士，「因為我也可以轉變」。靠著這份樂觀積極，他們可以挺得過出獄以後還要持續不知多少小時的惱人程序：身份登記、會晤假釋官、參加憤怒控制，以及其他很多課程，還得到許多我想不起來的單位報到。只有樂觀積極才能夠讓他們願意耐著性子安安靜靜學習和使用放逐期間問世的新科技。「嗨，貝茲，」一次學生出獄隔天就傳短信給我，「我就是練習打打字而已。」還有學生問過我「為什麼餐具都變得這麼重啊？」那是13年以來他第一次拿到金屬製的叉子。
但無論如何，樂觀積極總有消耗殆盡的時候。蜜月期過了，自由褪下光鮮亮麗的表象，他們還是得面對新吉姆·克勞的殘酷人生。工作機會很少，以前熟悉的生活圈反倒造成重重阻礙，多年分離以後家庭關係也瓦解，接著創傷發作。一個人可能17歲就進監獄，時間停在那一刻，即便生理年齡來到38，在人際關係、溝通技巧等各種方面都未必有進步。監獄裡的經歷、落空的期望一再造成傷痛，而社會沒有提供相關支持與協助。監獄足以使某些人精神失常，否認自己犯過罪，這是人性機制，不壓抑某些極端情緒難以生存。但出獄的人反覆面對自己以前的過錯，在回歸人群的道路上接受一次又一次重擊。
我見過許多學生蜜月期以後進入迷失期，有時半夜驚醒，擔心會不會出事了，非要確認他們沒被捉回監獄才放心。可是大半時候我也只能等他們自己振作，希望某一天重新相遇，他們已將破碎的希望撿回，縫縫補補拼拼貼貼，勉強做出新的人生。
「這邊A區，那邊B區。C區、D區還沒有蓋，因為囚犯沒那麼多，不需要。」代表SCORE接待我的費玲以前擔任過獄警，她帶著我走進樟宜監獄較現代的區域，在新大樓入口處要做指紋掃瞄，然後我拿到一本新加坡獄政署發行的雜誌，叫做《圓形監獄》（Panopticon）。
「A區在2009年建造完畢，B區則是2011年落成。上頭的人呢，」費玲笑道，「似乎沒什麼命名的創意。」
監獄鐵網外面工廠林立，同樣都是橘色和藍色、盒子形狀的建築物，加上整齊草坪。機場就在附近，這裡的建築物不能高過四層樓，換言之監獄有不少空間得延伸到地下，但也因此衍生出通風問題。
我們沿路前進，兩旁的路樹看起來像是乾枯的手指。費玲解釋說：A區多數為死刑犯或長期犯，但今天要去的B區則是候審者或毒品犯，這類的罪犯占總囚犯數的六至七成。
「貴賓室往這兒走。」獄警領我們進去，牆壁上夕陽與火鶴組合為一幅幅圖畫。
「是訪客室。」費玲糾正。
不過我看了也覺得像是貴賓室，裡面有大紅色沙發、吧檯、手足球和桌上曲棍球桌。房間中央有B區的模型，原來牢房還分為單人、四人、八人。費玲解釋沒有兩人房是因為不希望出了問題沒有第三人在場。
「想認識誰，你就要成為那個模樣。」「有志者事竟成。」「從什麼地方出發無關緊要。重點是你要往哪兒去。」還有亨利·福特、孔子、亞伯拉罕·林肯、戴爾·卡內基等人的勵志金句，從休息室到目的地路上到處可見。
這裡的環境還挺像一般住家，有金屬欄杆、狹窄走廊，不過安靜得好像廢棄地。牆壁上有色彩鮮艷的魚群與海星插畫，另外一邊則是在心形剪紙上面寫了更多格言，有一面壁畫是新加坡的紫蘭花——總之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監獄，包括氣味在內，因為什麼味道也聞不到。
後來我們搭了電梯，出去以後終於傳來交談聲，一扇電動門和後面的藍色閘門開啟，裡面的氣氛如同監獄和幼兒園的融合。
「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謝謝你們！」
36名囚犯齊聲歡迎，音量大得令人一震。他們穿著藍色T恤，立正站好，所屬的矯治小組是樟宜監獄釋前中心一個為期10個月的計劃。
「這是一個整合型犯罪控制計劃，我們為即將出獄的囚犯提供治療型環境。」今天為我導覽的獄方人員是個堆滿微笑、十分熱情的先生。他說眼前是亞洲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同類型機構，取經於加拿大、英國以及澳大利亞，參考對像包括我親自去過的波羅尼亞釋前過渡中心。「必須從這裡就開始，不能等到他們走出去的那一天。」輔導主任簡單扼要地說出了整個計劃的中心思想。
343名男囚在這裡分為10組。計劃已經實施兩年，之前530人裡頭只有30人再回到監獄。
「每次有人回監獄我們就會收到報告，感覺像是心上被插了一刀。」主任生動但誠摯地說：「數字是最明確的基準，我得設法降低再犯率。」
計劃分為三個階段，逐步增加犯人自主承擔的責任。每個階段都有一個顏色代號，比方說回復階段的居住區代號是藍色，雙層結構，有共享的走廊和活動空間，十幾個滿身刺青的男子圍在幾張金屬野餐桌旁邊。牢房門口一雙雙黑布鞋擺放整齊，還有一個箱子專門回收意見表，表格說明以新加坡通用的四種文字呈現：英語、漢語、泰米爾語，以及馬來語。走廊盡頭有一部電話——新加坡其他監獄裡面沒有電話，但這裡例外，因為釋前計劃的重心之一是強化他們和家人的聯繫。
每個小組的成員都經過刻意篩選，包括不同年齡和種族。「他們必須學習包容彼此不同的習慣和性格。」主任如此解釋。實際上，這個制度像小區，有自治委員會，通過選舉決定領導人和生活公約，受過訓練的輔導人員擔任個案協調，進行監督並適時導入修復式活動。有人違規時，最重要的並非處罰，而是開會瞭解原因，一起協商補償方案。
「以前我在最高度安全級別監獄工作，根本不能和獄友講話，開課更是天方夜譚。」主任說。
牆壁上的名言警句綿延不絕。「我行，我行，我一定行。」
「就算囚犯中的模範生也很可能無法適應外界。」主任繼續說：「他們很快就要回到社會環境，這計劃就是協助他們回去以後的生活。首先必須放下在監獄或者更早之前養成的態度和習慣。」
他指著一幅以紅色和藍色為基調的畫作：「這幅畫叫做《衝破過往》，以海上的漩渦為象徵，犯人就像一條船，在驚濤駭浪中必須穩住自己，這與修復區的意義相呼應。」
穿過修復區以後，對面是新生區。「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生命中沒有不重要的日子。」
「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謝謝你們！」這邊的囚犯穿著綠色制服。
「這一區的標誌，」主任指著另一幅圖畫，「樹木、雙手，代表下一個階段的成長。」
新生階段最主要的目的是主動棄絕幫派活動。黑道在新加坡華人圈的淵源頗深，圍繞以海洛因為主的毒品交易。根據獄方統計，有四成囚犯依舊與幫派分子往來，兩成則呈半退休狀態。主任特別期待反幫派同儕團體能發揮作用，活動中囚犯圍成一圈，分享當初涉入販毒、黑幫的心路歷程。
「監獄就是一堆P[4]，」他這麼說，「而這個計劃比較特別，被大家叫做『P的由來』。犯人一開始都不喜歡，他們排斥談論人生，感覺比坐牢或鞭刑還不自在。要一個個大男人坐下來說出內心感受，居然搞得他們滿身大汗，還跟我們討精神科的藥物吃。不過計劃執行完畢以後有機會離開幫派的人，很多都選擇不回去了。」
裡面有個小市場，我看了一下顏色代碼規定，貨幣則通過行為良好來取得，修復區的人只能購買基礎商品，有米洛猴、奧利奧餅乾、寄給家人的卡片，上面有綠色標籤。新生區的人因為距離出獄更近一步，所以能買的東西多了牙刷和老花眼鏡。最後是重啟區，他們已經很靠近外面世界，所以能買瑜伽墊好適應往後的軟床。
這一區的自治組長是印度裔，名字叫做尼扎姆，他雙手扣在背後站得挺挺的。「你可以和他聊聊。」主任介紹過後說。但我有些猶豫，因為之前SCORE給的行程規劃特別註明不得與囚犯交談，是尼扎姆自己開了口，表示他已經坐牢7年，斷斷續續進出11次，再過5個月就可以回家。
「女士，我很感謝這個計劃。我以前是混黑道的，不過這次出去就不一樣了，因為在這裡的經驗，我變得比較瞭解自己，回家以後會記住學到的責任感。」他一直低著頭。
尼扎姆穿著重啟區的黃色制服，屬於他們的標誌是夕陽下的山崖。所有人圍在一部筆記本電腦旁，為了幾天以後的畢業典禮做準備。
「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謝謝你們！」又是齊聲洪亮的問候。
一個戴著眼鏡的囚犯展示製作好的投影片，說他們為典禮預備兩首歌。「一首是華語歌，一首是邦·喬維（Bon Jovi）的《活在祈禱中》（Living on a Prayer）。」
「當目標看來遙不可及，別改變目標，改變你的步伐。」
後來主任提起，原來貼在牆壁上的這些句子必須先經過委員會審核，其中很多也翻譯成漢語和馬來語，他們還舉辦格言大賽。
「漢語組的冠軍就是這條。」他翻譯了我們頭頂上那一句。「愛是照亮家門的燈火。」
廣場其實是個大體育館，兼具小區中心的功能。附設的圖書館藏書豐富，很多英語和漢語小說，及佛教、印度教經典。一些人坐在裡面談天，模樣看來自在，柵欄上面貼著「責任」兩字，是這裡的五大核心價值之一。一些獄友正在玩五人足球，在別的監獄這運動會被禁止，因為會有身體接觸。但在此地為了鼓勵復歸社會所以開放，反正出去一樣可以玩。另一頭有一排人正等待剪髮，這是生活公約一部分，規定全部貼在牆上；修復區的成員是固定髮型，重啟區的人只要遵守短而乾淨的大原則即可。
走到這兒，我的參訪結束了。費玲帶我穿過長長走廊到達出口。
黎明之前，黑暗最深。
恐懼是最有力的社會控制工具
那周後來我還在思考自己所見所聞，就順便去做了一趟雲端漫步。新加坡確實提供了觀光客走在天空的機會，濱海灣花園有個區域叫做「雲霧林」，景色之壯觀前所未見。我一邊閃躲正在自拍的韓國遊客，一邊暗忖：能夠人工製造生態圈的國家，有能力打造零缺點的刑事司法系統好像也不足為奇。
事實上，新加坡在這方面的需求不高，犯罪率近期又降低4.3%，為30年來的新低。晚上我走在昏暗但迷人的唐人街，感受到良好治安多麼可貴，想起7年前第一次為研討會短暫到訪就留下深刻印象。那次我在購物中心裡面付了20元鈔票，可是店員以為是1元，所以沒找錢。我提出以後，她問了聯絡電話，表示當天收款機結算後會通知我。哼，是嗎？我內心那個憤世嫉俗的紐約人不怎麼相信。
晚上11點1分，我的電話真的響了。
「女士，找到您的19元了。」聽到話筒傳來這句話，我當下呆掉，很難想像居住在大家如此守法的國家是什麼感受。而這次我有機會和當地人聊天，他們的反應是新加坡像「有空調的國家」，大家被寵壞了，生活裡只有第一世界的問題[5]。費玲也說新加坡人只要週末去馬來西亞買個東西，回來就會覺得家鄉真好。「不去外面看看，不知道治安和經濟得來不易。」
也因此新加坡政府透過許多渠道宣揚國家成就是個奇跡。「一個海島城邦如果平凡無奇就難以生存。」李光耀在1959年經選舉就任新加坡自治政府的總理，我在當地書店買了一本他的著作《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花了一個下午在海灘邊仔細讀完。「我們必須更團結、更有韌性，也更具適應力，事情做得比鄰國更好但是更便宜，這樣才能跟別人有所差異。」
當年局勢對李光耀很不利，接連受到英國與馬來西亞統治，剛獨立的新加坡沒有內需市場，人民教育水平低下，幾乎完全倚靠英國補助存活。島國夾在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兩個相對大上許多的國家間，必須應付隨之而起的種族融合問題——大約75%為華人、14%為馬來人、還有7%印度人。1964年曾因種族問題起了暴動，但在李光耀領導下國內風氣逐漸和平，人均GDP在1959年為400美元，到了2012年飛躍至52052美元。
李光耀的做法是規劃基礎建設，設立經濟發展銀行和產業園區吸引歐美投資，提高公務人員薪資，力求減少貪腐；融合資本主義的競爭精神與社會主義的團結合作。擁有居住權的人會自認是社會的一份子，因此新加坡政府提供公營住宅，價格合理，等候時間很少超過半年，還通過住居分配增進族群融合。李光耀不屑的不只是外國援助，還有社會福利機構，他選擇以小區中心和便民服務為主軸，並且美化機場和市容，營造投資人眼中良好的第一印象，興起綠化運動，政府設置團隊專門整理花園、種植樹木，後來除了禁絕香煙廣告，還禁止口香糖，甚至推動人民戒除「第三世界惡習」，例如隨地吐痰。
閱讀李光耀的書，我發現自己幾乎忘記了新加坡和旅程起點盧旺達的一個關聯點：保羅·卡加梅總統公開表示種族屠殺後的盧旺達將傚法殖民時代結束以後的新加坡，許多制度參考了李光耀的施政。所以卡加梅也以投資環境和防弊為重心，建立支持高科技的基礎建設等等。無論新加坡公民還是盧旺達公民，都享有健康保險和受教育通道，國家追求效率和產能，兩個國家也都在所處地理區域成為例外。
但我知道作為例外是得付出代價的，社會經濟穩定的「綠洲」需要成本，比方說無論規模大小，總是會有限制社會自由的政策，盧旺達禁用塑料袋，新加坡禁嚼口香糖，政府插手媒體並控管言論自由。「就算成為『保姆國家』[6]，」李光耀在書中響應批判，「我仍引以為傲。」
後來我看到一個本地網站諷刺新加坡政府的保姆心態，列出許多新加坡特色，第42條形容國家效率：「只要看不到巴士、火車或通關需要等多久的告示就會生氣。」其他幾條卻道出人民付出的代價，像第10條：「失去批判高位者的能力，即便他們真的錯了。」第55條：「必須同意政府設定的個人生活習慣和形態，並因此決定你能分配到的住宅和付出的價格。」以及第27條：「任何事情只要是『為了成為21世紀有競爭力的國家』就合理無誤。」
最後這一條力量特別強大：為了成為一個美好的例外，公民必須忍受揮之不去的焦慮，他們擔心自己一不小心就會淪入鄰國處境。因為戰戰兢兢，所以很多事情變得不必討論：你們願意遇上大屠殺嗎？喜歡種族暴動？想要像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或者剛果那樣政治經濟動盪不安？不要的話，就相信政府，別過問太多，免得好日子一夕翻盤。
晚上我在旅館外面的沙嗲攤思考李光耀締造的偉大社會體制，而且透過紐約的朋友認識了本地兩位思想先進的法律系學生，他們正倡議廢除死刑，之後還要倡議廢除鞭刑。
「一個比一個難，」達米安說，「新加坡人對嚴刑峻法、特別是肉刑太過習以為常，覺得好像小孩子不乖就要管教那樣，很少人仔細思考刑罰背後的真正意義。我們計劃先釋出照片。你有沒有看過鞭刑？知不知道現場是真的會有肉末飛濺出來？」他露出噁心的表情搖搖頭。
「而政府呢，會指著美國那邊說，你們看看，有人衝進學校掃射，有人做了其他可怕的事情。你們要的難道是那種生活？美國就是民主過了頭，假如大家不想遇上那些慘劇，不希望犯罪率一直提高，就乖乖閉嘴，知足常樂。」
恐懼是最有力的社會控制工具。在盧旺達和新加坡如是，在澳大利亞以至於美國也一樣——於是催生出大規模監禁。
然而，我還是必須說這樣的安全、舒適和生活形態得來不易。例如在新加坡可從來不必像是在烏干達那樣，每趟出租車都要花很大力氣討價還價，在這裡出租車計費表全部死鎖且受到管制。雖然聽起來是很小的事情，實際上卻大大影響生活質量。達米安聽了點點頭，也明白新加坡人確實面對兩難。後來好一陣子我們只是默默用餐。
「我很驚訝他們居然會讓你和囚犯對話。」要道別之前達米安才開口。
我回答：「事實上也不算是講到話，畢竟監獄之旅到目前階段，與囚犯互動最少的就是盧旺達和新加坡。想來並不奇怪，囚犯在最要求完美社會的國家中被化約為毒瘤，妨礙原本順暢的政治機器運作，因此必須隔離、處罰、矯正，並且保持緘默。」
由於這次沒機會和囚犯相處，我有一整個下午都花在電視的假犯人身上。那是電視廣告，和我之前看見上班族被鐵鏈和鐵球絆住的那部影片一樣，由名為「黃絲帶計劃」（Yellow Ribbon Project）的團體製作，他們的團體已經有10年歷史，宗旨是通過公關宣傳幫助出獄者也提供超過200萬美元的獎助金，還有與3800多個僱主合作的人才庫，小區夥伴更超過一千位。為增進主流大眾對出獄人士的接納，黃絲帶計劃發佈廣告影片，設置廣告牌，定期舉辦活動，最密集的時間是在9月，他們定為「黃絲帶月」。多年來黃絲帶計劃透過音樂和電影欣賞、時尚展演、出版詩集或音樂專輯、監獄藝術創作展覽還有手機應用程序與社會互動，已經發出數百萬枚黃絲帶飾品給民眾別在領口，象徵對出獄人士的精神支持。
「我們倒也不是刻意要跟上絲帶風潮，像是粉紅絲帶、紅絲帶之類的。」黃絲帶的營銷主任阿仁這麼說。其實計劃名稱是大概十年前由新加坡矯治事業部的首席執行官所構思，他因為去了一趟卡拉OK而得到靈感。那時候托尼·奧蘭多（Tony Orlando）演唱的老歌正好從喇叭裡傳出來。
「現在我好比坐牢，鑰匙在愛人手中，只要一條黃絲帶，我就能重獲自由。
「我寫信回家，請她給老橡樹繫上黃絲帶；已經過了三年，不知你是否仍在等待？」
歌詞其實是描述打完仗回故鄉的老兵，不過兩者的相似度如此顯著：退役老兵和獲釋囚犯都是創傷的存活者，重返平民生活的道路需要協助。
「每年9月我們都有新一波的宣傳。」阿仁說。
「為什麼不是全年推動？」我問。
「經費不允許，我們不是可口可樂公司啊。但廣告停播的時候，我們會放一些報道到媒體上。」我聽了暗忖媒體受政府管控偶爾也有好處。
他播了幾段廣告影片，大部分角色是出獄者，從他們身上都是刺青就可以判斷。作為犯罪歷史的證據，刺青在囚犯和幫派份子中極其常見，卻也因此成為新加坡老百姓眼中的一大污點。阿仁又播放另外三段廣告，內容從不同立場觀察一名出獄者的生活，角度有心高氣傲的獄警、熱忱服務的志願者，以及一位滿意的僱主。再次看到影片裡面的鐵鏈與鐵球，我的思緒陷入演員那雙充滿哀愁的眼睛；我應該已經注視過那種目光不知道幾十回了，全球各地監獄都是這種氣氛。「他已經坐過牢，為什麼審判還沒結束？」黃絲帶計劃的文宣印著大大標題，背景照片是一個人剛從監獄走出來。「只需要一點點機會，他可以不用回去。」這句話上面是個垂頭喪氣還在等待工作面試的男子。
「美國也該有這種企劃。」我興奮地脫口而出，告訴阿仁一些相關例子。黃絲帶宣傳使我聯想到反煙團體「真相」（Truth）的快閃活動和針對年輕族群的時髦廣告，還有「禁止查問運動」（Ban the Box）主張僱主在面試前不可調查求職者是否有前科記錄。禁止查問運動十分成功，已經促成超過50個縣市推動禁止查問法，一些大型連鎖如沃爾瑪和塔吉特也跟進，求職申請表上面不再詢問相關信息。
「不過呢，在美國那裡，」我不由自主進入教授模式，對阿仁滔滔不絕，「思想先進的人不會使用『有前科』『坐過牢』『罪犯』之類的詞彙來指稱別人。以一個人最惡劣的那次行為來定義他們，太具攻擊性。」他聽了一臉茫然。
「語言的力量很大，可以改變大家的認知。」我解釋：「在我自己的學術研究裡面，最多就使用『獄友』這個詞。主觀上我仍舊不喜歡，但至少只是根據監獄這個地點來形容，而不是給人格貼上標記。」
「那你要怎麼稱呼有前科的人呢？」阿仁問。
「就說『曾入獄』（formerly incarcerated）啊。」
阿仁大笑：「曾入獄？在新加坡這樣說大家會聽不懂，他們會以為你說的是『住城堡』（formerly in castle）。」
他播放下一段廣告時還笑個不停。
法律歸法律，但是你覺得公不公平？
「買傢俱嗎？」早上出租車司機這麼說：「很多不錯的傢俱。」
「不是，是中途之家，」我重複一次，「援手中途之家。」[7]
「沒錯啊，那裡賣傢俱，」他點點頭重複一次，「犯人做傢俱。」
我倒不清楚這一點，只知道自己今天想去參觀新加坡20所中途之家的其中之一，最初是基督教會機構，1987年轉型為專門收容毒癮者，後來開放所有宗教信仰以及各類受過監禁的人，隸屬於新加坡小區、青年、運動部管轄的社會福利單位，因此具備公法人地位，換言之可以營利，結合慈善和資本主義。目前裡面收容100人，有些人處於刑期最後6個月，有些人才剛出獄，也有根本沒進過監獄的。
「那邊的人還幫忙搬家。」司機繼續說：「上次我搬家就找他們。一開始看到他們身上都是刺青，」司機捏捏自己前臂，「一大片一大片的刺青，我嚇死囉。可是他們做得很好，而且我想想覺得這些人有工作才是好事，進過監獄出來還可以好好工作。」從市中心到目的地才15分鐘左右，在新加坡我沒有遇過大塞車。
「對外開放；我們身上有刺青，請見諒。」在看起來像一般公寓的三層樓房前面掛著這麼一塊塑料招牌，另一句是「全面五折（部分三折）」。空氣裡有桃花心木的香味，大停車場後面有一些穿著深紅褐色T恤的男人，他們正拿著塑料膜包裝華麗的大木箱、古董鐘，以及漂流木雕刻出的長凳。屋裡擺滿晶瑩剔透的花瓶和璀璨貝殼為座罩的蛋形燈泡飾品。這裡的負責人以前是工程師，他解釋說商品一部分出口到印度尼西亞，一部分內銷，每年運營成本大概400萬新加坡元，一半由政府提供，另一半是販賣家居家飾和搬運服務的利潤。
「之前我染上海洛因毒癮，」經理理查德帶我走上階梯進去參觀時淡淡說道：「進入中途之家接受戒斷治療，但一直戒不掉，進了監獄，然後轉過來這邊，就留下來工作。」
「最後怎麼戒掉的？」我問。
理查德轉身：「你知道是什麼讓我不再碰毒品嗎？很簡單，就是耶穌基督。」
我在心裡翻了個白眼，那算什麼康復方案。
房間整齊乾淨，和實拉讓公園之類的監外工作中心差不多。只有老舊電風扇對抗悶熱潮濕的氣候，八張小床鋪了米老鼠圖案的寢具，地毯上是加菲貓，最裡面的床鋪搭著一條有黃絲帶計劃標誌的毛巾。幼兒化的裝潢風格使我想起釋前中心，各種細節傳遞出宛如家長面對孩童、將重返社會視為入學的意象。雖然立意良善，但免不了造成屈辱和自卑——幫助囚犯面對幫派或藥物問題的同時，卻又時時刻刻通過牆上口號督促他們努力不懈。
「不錯。」我咕噥著。的確，環境衛生，安全無虞，已經比紐約那邊大半學生的釋前居住空間要來得好。2013年約翰·傑伊學院有位同事做了研究，發現所謂「七成五之家」的市場越來越大。「七成五之家」是私人為營利出租，未受法規管轄，但其實根本只是有床的小屋。調查顯示這類機構大都違反住宅法規，有過度擁擠、無故驅逐和假借醫療補助名義收費的非法情況發生。
「房間是還可以。」理查德聳聳肩。他說住在這裡的人必須工作，也要參加生活技能課程、毒品戒斷及共同晚餐，不強迫信教但是極力推薦。許多人和理查德一樣時間久了直接留在這裡工作，所以有八成員工都是囚犯出身。
他指著窗戶上的錫制百葉窗：「因為附近住戶抱怨，我們只好裝上這東西。不少人習慣打赤膊在窗戶邊乘涼，身上刺青被一覽無餘，結果有人去跟相關單位申訴說這一區被流氓佔據。後來我們規定5點以後所有人外出一定要穿上衣。」
外頭公路上車輛喧囂蓋過其他聲音。
「周圍是怎樣的小區？」我問。
「嗯，就一般人吧。我們說是中心地帶。也有有錢人，不過和濱海灣或你們那邊的比佛利山不是同一個等級。在這裡我們可以保持低調。」
「美國那邊會說『NIMBY』，就是『別在我家後院』 （Not in my backyard）。大家口口聲聲需要監獄、中途之家或遊民收容所，但又沒有人希望這些設施在自己住的地方出現。」
「的確很麻煩，」負責人開口就先歎氣，「找不到願意贊助的單位。如果是老人或孤兒反而簡單。」他手往地面一比，「罪犯、有前科的人是最底層，亞洲文化並不主張幫助釋囚康復。『天助自助者』，大家會這樣告訴我們，『自立自強』。」我想到美國也有同樣令人膽寒的保守派，他們完全不認為社會應當提供援助，覺得「拉自己一把」這種天真信念足以解決所有問題。
參觀之後我們進入一間有空調的會議室，四個穿紅褐色制服的男子進來面談，負責人提議讓我們獨處聊天。「我們不在，他們比較能打開話匣子吧。」然而，新加坡矯治事業部派遣的隨行人員有其顧慮，還是堅持留下。
這四人都有毒品前科，一開始眼神充滿不安。聊了以後我得知金興已經出獄三周，但臉上表情和電視廣告裡的上班族一樣焦慮落寞，而重獲自由已經超過兩個月的孫恭態度也沒有比較開朗。他們兩人還顯得戰戰兢兢，回話時都只有一兩個字，顯然希望這種官方安排的會談能盡快結束。
另外兩人是住久了以後留下來的，比較能敞開心胸說話。阿山坐了6年牢，在中途之家工作2年；加裡前後進出監獄6次，但已經19年沒再回去，前排門牙不見，頭頂上也只剩下幾根灰白頭髮。我提出一個在紐約也常問學生的問題：他們夢想中的工作是什麼？
「夢想中的工作？」孫恭複述一遍，像是我無法理解一樣：「我都這把年紀了還有什麼夢想不夢想，能不再碰毒品就夠啦。」
「如果是自己當老闆的話，做什麼都好。」金興回答得簡單。阿山也點頭道：「沒想過這件事。夢想中的工作？我也覺得就是自己當老闆吧……不知道。」他小聲說。
加裡呢？ 「警察，或者去參選。」他忽然笑了起來：「不過這輩子別想了，有前科的人沒辦法當候選人。」
「你的政治主張是？」我追問。
加裡盯著我。「新加坡最大的問題不是犯罪，」他回答，「是毒品。你們那邊有毒癮的人可以勒戒，我們只有中途之家和監獄兩個選擇。」隨我來的公務員顯得侷促不安。
「我不是罪犯，」加裡繼續說：「我傷害的人只是自己，結果還是被隔絕。但是監獄無法解決問題。」
「沒有外力幫助嗎？」我問。
「沒有，我們回家也沒有公司願意收，只剩下一些勞動工作，廚房之類的。」
「你覺得這個狀況公平嗎？」我轉頭問阿山。
「唔，法律就是這麼規定的。我用了海洛因，那是違法的。」阿山雙手相扣。
「法律歸法律，但是你覺得公不公平？」
「法律就是法律。現在身份不一樣，要是再進監獄就會被關7年到13年，所以我得小心。」
政府代表湊近我。「你何不問問他們為什麼接觸幫派和毒品呢？」他態度有點強硬。
「交了壞朋友。」阿山回答：「年紀很輕就受到其他人煽動加入幫派。」金興和孫恭點頭附和，也提到同儕壓力和交友圈問題，但是聽起來好像排練過的家庭訪問。
最後加裡按捺不住。「我為什麼碰毒品？」他脫口而出，語氣急躁：「因為毒品很好啊！你有用過嗎？感覺飄飄欲仙。」
我等著看政府派來的人如何制止，不過加裡還是大剌剌說出內心話：「我覺得乾脆用藥合法化就好啦！有何不可呢？反正在新加坡就是一場鬧劇，就算進了監獄也沒有勒戒治療。會處罰，但是不幫你。『拒絕毒品就是了』，裡頭的人只會這樣告訴你。真好笑。美國就不用說了，連泰國和馬來西亞也有勒戒中心啊，為什麼這裡只有中途之家？誰也沒幫到我，是我自己下定決心改變才終於擺脫毒癮，但是太遲了，人生已經面目全非。」
他的怒吼是一股清流。新加坡的毒品法令比泰國還嚴苛，歷史追溯到19世紀時殖民政府極力設法杜絕華人移民的「偏差行為」，也就是鴉片生意。時至今日，吸食毒品依舊初犯就會被處一年以上徒刑，攜帶極小份量，如30克大麻，即構成走私販毒，一間房子裡面若藏有毒品，則全部持有鑰匙的人都視為罪犯。只是待在吸毒者附近，警察就可以加以拘捕，警方認為「有嫌疑」的情況下無需搜索票就可以針對個人或房屋進行搜查並當場要求驗尿。2012年才剛修法，僅負責運毒、願意配合警方，及判定為精神問題的人不再處以死刑。
不過從加裡的話語中能看到本地法律事實上有多麼不公平。假如連治療機構都不存在，為什麼可以隨意處罰？雖說就算在美國，毒品勒戒療程有時沒成效又價格高昂，但至少有個機會：數據看來，配合藥物輔助的行為治療有其作用，做法是協助成癮者認識到處罰毒癮的原因、毒癮發作時的緊急處理、提供誘因或獎勵使成癮者不要越陷越深等等。在新加坡幾乎沒有戒毒這種事情，因為會直接被關進監獄，就算先尋求醫師協助，法律也規定醫師必須主動通報中央毒品管制局，之後毒癮者還是被鎖定監控，數年內隨時可能被要求檢驗。在這種前提下，毒癮者怎麼願意尋求專業治療？情緒激動的加裡和另外三人離開，我留在會議室內收拾筆記時，阿山偷偷摸摸回來，東張西望以後輕聲說：「你知道嗎，B區的狀況其實比舊監獄糟糕很多。」他告訴我：「沒空調就算了，連電燈都很少。我們為什麼皮膚都很白，是因為根本不能到室外，連續5年，甚至10年。」
我問他有沒有遭到鞭打。「很多次啦。」
「監獄和鞭刑，哪一個造成的陰影比較大？」我追問，而阿山也沒有猶豫。
「監獄。監獄比鞭刑嚴重，因為是沒完沒了，加上後半輩子會進入黑名單，大家看我們眼光都不同。我快結婚了，要開始新生活，所以特別小心，不過無論如何都躲不過異樣眼光。」他搖搖頭，其實問題是別人的異樣眼光。
他的每一句話都讓我想起自己的學生或者進過監獄的朋友。即便出獄好幾年，有心人士還是能在網絡上的「獄友查詢系統」找到他們的名字，如果罪名和性有關，處境會更慘，那種污名幾乎徹底毀掉一個人的人生。我一個學生邁克是性侵犯，明明達成假釋條件了，還是留在監獄裡面長達一年，因為到處都有限制性侵前科者的規定，所以在外面找不到能居住的地區，就連一些條件惡劣的中途之家都不收容有性侵前科的人。邁克的際遇突顯出污名化問題有多嚴重：社會大眾並不認同目前的刑罰，否則應該相信罪犯經過矯治後會有所改變，怎麼在人家出獄之後還要嚴密監管不放過？
理查德帶我出去，花生醬香氣蓋過了木頭傢俱的味道，對面自助餐廳已經開始供應午餐。
「這是幫助人的地方。」我離開時他說：「還要努力。」
懲罰的目的不是毀掉他們的人生
優秀的中途之家確實可以提供很多幫助，幾乎是全方位、密集且個人化的整體服務，包括心理咨詢、家庭計劃，以及職業訓練，也有好的勞動環境和安全住居，管理人員能給予支持和相關輔導。很可惜在美國這種機構少之又少，因此2013年的研究發現，住在中途之家的出獄者居然再犯率更高。2014年《紐約客》雜誌一篇辛辣報道揭露了釋後機構內惡劣的勞動環境、性虐待與藥物氾濫的問題，範圍遍及全國。由於以營利為目的，這些機構不以降低再犯率為出發點，反而常見運營者為了佣金回扣強迫推銷勒戒療程，因此妨礙出獄者的教育與就業。我就有個學生出獄以後進入中途之家，結果因為毒癮治療反而丟掉好幾個工作機會。他不參加就不能繼續住，但事實上這學生根本沒有毒癮。
回到飯店以後我找出這篇報道，讀了一次又一次，開始研究這股私營機構蓬勃發展的風潮，注意到已經有人稱其為「社會復歸產業復合體」（Prisoner Reentry Industrial Complex）。其中利潤龐大；數十萬人因為未能繳納停車費用這一類微罪而被判緩刑並進入這些私營機構，形成數百萬元的商機。大型銀行集團如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也從矯治系統獲利：它們提供矯治系統使用的預付簽賬卡，也被稱作出獄卡，囚犯在監獄內勞動所得的積蓄轉到這張卡上面，可是由於相關法規鬆散，導致這類型卡片的手續費、維護費十分誇張。而在新加坡，有援手中途之家，也有其他社會復歸機構，總數相當多，但就像負責人所說：他們還要努力。
最終還是加裡那番心聲在我腦海迴盪不已。他道出我在泰國就生出的疑惑。兩個國家都對毒品採取雷厲風行的手段，可是將原本不需要關起來的人關起來、對需要治療的人施以懲罰，意義究竟是什麼？就算建立極其出色的社會復歸計劃，結果裡面都是無需離開社會的人，這樣做到底有什麼好處？我察覺新加坡的刑罰政策處在精神分裂狀態，一方面要嚴懲，另一方面又心軟；彷彿通過法律製造罪犯，目的不是毀掉他們的人生（這種復仇思想已經過時），而是為了自以為是地使他們康復，並因此再度成就新加坡引以為傲的效率：看看我們多有效、多人道地實行社會復歸。
癥結點就在於想進行社會復歸，必須先有罪犯。今天我見到了其中四位，縱使他們內心深處覺得自己是代罪羔羊。
我將黃絲帶繫在白色衣領上。周圍有大約50人也這麼做，大家在一塵不染的監獄大廳四處走動交際，等著享用早午餐。
沒錯，就是早午餐。今天的活動叫做鐵柵之後的盛宴，黃絲帶計劃每年固定會舉辦幾次的募款餐會，也是我這趟新加坡之旅最後一個正式行程。
「巴士到了！」這是個訊號。眾人魚貫而出，上車以後穿過A區抵達光鮮亮麗的樟宜茶室；這裡有獨立出入口，所以幾乎沒看見刮刀鐵絲網就進來了。七個穿淺灰色牛津衫、頭髮剃得極短的囚犯在入口處奏樂迎接大家，裡面座位鋪著紅桌巾，牆壁掛著囚犯創作的藝術品，可供競標。有一幅畫叫做《那時生命緩緩》，畫的是新加坡尚未開發的年代，河上漂著幾艘小漁船的寧靜風景。後來建設新加坡的一大勢力代表與我同桌，他是濱海灣金沙度假村的資深副總裁。
見賓客都就座，音樂更加喧嘩，三個穿著亮紫色背心的歌手提著麥克風進門就朝台上走。
「在老橡樹繫上黃絲帶。」他們邊彈指邊演唱，臉上笑容可掬，席間賓客個個搖頭應和。或許旁人以為都這時候了，我該習慣監獄裡面出現這種突兀的光景，但事實上，我永遠不可能習慣。後來大家又排隊去參觀A區，能進真正的監獄我反而鬆一口氣。儘管監獄參訪感覺也幾乎像是作秀。
「別叫我們獄警，」堆滿笑臉的嚮導調整了名牌旁邊的黃絲帶，並且解釋現在刑罰界的新名詞：「我們是人生引路人。」
獄警帶我們走進模範牢房，裡面根本沒有人，每件東西都附上標籤：牙刷、制服，以及隔開淋浴間和就寢區的「遮醜牆」。當然，一定會有新加坡監獄最馳名的稻草墊。
「到底為什麼不給他們床呢？不是有點狠心嗎？」有人這麼問。
「畢竟還是刑罰的一部分，」嚮導回應，「雖然是康復，但同時也是刑罰。我們不提供床墊給受刑罰的人，讓他們睡在稻草上。」
這裡的操場是個巨大的水泥洞穴，中間搭著排球網，沒有自然光。我纏著獄警詢問裡面的作息安排，他後來終於願意回答：刑期的前十分之一稱為「震撼期」，每天待在牢房裡面23小時「好好反省」。過了那個階段，囚犯才可以參與牢房外面的活動。
有些什麼活動？每天可以出去幾小時？一天要待在牢房裡面這麼久，即便有室友陪伴，仍舊只是換了名字的禁閉。獄警說，有咨詢、職業訓練等等，然後就不想理我了。我追問細節，他只說有三成囚犯進行勞動工作，接著匆匆帶隊向前。
才三成？那其他人就整天悶在陰暗潮濕的牢房裡？
「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謝謝你們！」我們戴上口罩發網進入新加坡矯治事業部的烘焙坊，又是一樣洪亮的問好聲。有個配備耳掛式麥克風的囚犯出來為我們做介紹：這裡製作的食品符合伊斯蘭規範，也有歐式的麵包糕點，一邊是生產線，一邊是偵測異物或瑕疵的紫外線燈。
烘焙坊裡面非常熱，加上爐子一直飄出誘人香氣，他們到底怎麼忍受得了？畢竟他們和我們不一樣，辛苦做出來的點心自己沒有機會吃。巧克力鬆餅、閃電泡芙、法國麵包——這裡製作的點心還供應給新加坡航空。
「烘焙坊有許多企業客戶。另外，這所監獄也是東南亞最大的洗衣廠。」獄警大聲解釋：「醫院有九成使用我們的服務，每年營業收入有4000萬元。」他說囚犯會得到補貼，而且職業訓練是無價的。
回到茶室繼續享用餐飲，廳門很戲劇化地打開，音樂流出，歌手們有模有樣地走進來，不過換上了條紋圍裙和主廚帽，後面跟著一列獄警，還有穿西裝打蝴蝶領結的一群囚犯。他們送上第一道菜，是奶油松露蘿蔔，接著是韭蔥湯，再來是摻入魚肉很可口的蛋奶酥。這些餐點是由當地知名大廚萊恩·洪監督製作，用餐過後他出來一鞠躬，並盛讚監獄裡面的學徒。
與我同桌的人十分驚艷，情緒高亢。餐點確實都很美味，黃絲帶計劃的成果很豐碩，囚犯們都得到了謀生技能。
「企業終於不必找外勞了。」右側傳來這樣一句話，我豎起耳朵。
於是我得知2013年新加坡發生第一次勞工暴動事件，主角是大約100萬名技術水準較低的外國勞工。他們從事新加坡當地人不願意做的勞務，但這不重要，外國人湧入是不對的，要由本地勞工接手！
我內心苦笑。原來偉大的新加坡政府想方設法協助囚犯就業，背後還是經濟和政治因素，現實目的遠大於道德層面。經濟發達了，有許多低階工作需要人力填補，加上排外的歷史淵源，於是大家腦筋動到自己人身上，儘管是前科犯也無所謂。
隨之而起的社會運動也很方便轉化為勞動力。其實新加坡立國以來一直都以囚犯為建設主力。1825年到1867年間，15000名已決犯從印度、緬甸、斯里蘭卡運送到這裡，通常都進入了公共工程團隊，伐林填沼，砌牆鋪路，新加坡大部分有歷史的建築物都出自犯人的手，甚至連流浪狗、花園和墓園也都由他們照顧。雖然有歹毒鞭刑，新加坡囚犯的勞動狀況還是比印度要好——工資只有自由人的三分之二，而且刑期結束後通常不離開，殖民地運作容易維繫。
縱使我身處現代的新加坡監獄，本質沒有多大改變。
「《和平》由第二桌的先生購得。」主任宣佈。已經進入今天最後一個活動，也就是囚犯畫作的無聲競標。
「《純真甜美》由第一桌的女士購得。」囚犯組成的樂團又開始演奏《在老橡樹繫上黃絲帶》。
眾所周知，全球各國都通過監獄來製造和管理勞動人口。史學家主張美國20世紀70年代監獄數量大爆發，正好呼應市場上低階低技能人力需求的劇減。社會忽然出現大量失業者時，解決的辦法就是監獄，只要將他們排除在就業市場外就沒事了。
然而，新加坡政府確實正在推動社會復歸與再融入，那麼動機是否還重要？美國還沒有像黃絲帶計劃一樣針對大規模監禁帶來足夠影響的公關力量，也欠缺如與我同桌這位副總裁一樣願意就監獄問題貢獻心力的企業高層，更遑論要社會大眾走進監獄瞭解狀況、樂意僱用有前科的人。如果美國也有SCORE，我的學生出獄以後會更容易找到工作。
可是加裡說的話還在我心裡迴響。沒有公司願意收，就剩下一些勞動工作，廚房之類的。
這周前幾天我見過另外一位囚犯傑登，他們兩人的說法正好互相呼應。丹那美拉（Tanah Merah）原本是高安全級別監獄，2011年改制為監獄學校。參觀那裡以後我看到一樣的新加坡：先進、高效率，但以居高臨下的態度管理囚犯。壁畫是海星和燈塔，「象徵監獄學校帶給囚犯光明的未來，每個人可以決定自己的人生方向。」獄警照本宣科念給我聽。這裡的囚犯生活包括集合點名、早操、口琴課、晚操，教師是從一般學校體系物色，兩年一聘。我還參觀了多媒體中心，大電視屏幕上爬過一個機器人，囚犯戴著無線麥克風，以類似TED、排練已臻純熟的風格介紹內部活動，同時製作一些節目，像是從囚犯觀點製作給獄友的新聞。
很令人感動，即便丹那美拉只有182位學生，至少這是可以學習、創作、規劃人生與追逐夢想的地方。不過後來我遇見傑登，他被派來接受訪問，穿著紅色T恤、匡威球鞋，看起來年紀應該25歲左右，已經出獄兩年，但和中途之家的人一樣渾身不安，需要旁人催促才願意多開口。傑登擰著雙手解釋：「他從初中進入幫派，因為煙、強力膠、冰毒所以被當成罪犯。」
「在美國，我們會說這些都是青少年問題。」我打斷告訴他，但心裡清楚傑登的行徑確實符合青少年入獄標準，也因此現在得經歷復歸社會的歷程，並且增添更多苦痛。
輔導員說傑登研習建築工程，會去體育館運動，他的努力值得我們驕傲。我點點頭。只是下樓要出去的路上，我和傑登又聊了一會兒，氣氛比較輕鬆了，他問起我在美國的班級。
「其實我很想當作家。」傑登忽然說。
「真的嗎？那為什麼不回去讀書？」我問：「試試看發表作品？」
他真的大笑起來：「制服都穿不下了啦。」
這句話是一體兩面，在新加坡這裡只要輟學了就不能重返公立體系，只剩下私立學校可去，但能負擔的人少之又少。正因如此，更顯出丹那美拉的獨特——它是難得的教育通道，學習目的不再限於就業，而是生涯，而且對囚犯和出獄者開放。回想起來，中途之家的人對於「夢想中的工作」毫無憧憬是理所當然。
與傑登聊過，然後參觀了A區，我更深刻感受到社會不平等。制度將出獄者逼入特定勞動市場，像是烘焙、洗衣、零售，沒有給予他們與一般公民相同的機會。同樣問題在美國也能看見，如我設立的監獄教育課程數量極少，低技術勞動的職業訓練卻蓬勃發展，加上公立大學可以基於多年前的微罪或青少年時期的前科記錄讓申請者吃閉門羹。
種種現象傳遞出明確訊息：你們適合用手，不適合用腦。我曾經對學生何塞提議念博士班，他聽見以後臉上的神情我一輩子忘不掉。傑登也是同樣的表情，那種反應訴說囚犯以及出獄者大半輩子活在怎樣的觀感下。夢想、學位、對生命的渴求，你們這種人不配。
「社會復歸計劃就像為癌症病患準備急診室。」在社會運動方面給予諸多啟發的「美國公正領導」（Just Leadership USA）組織成員格倫·馬丁（Glenn Martin）曾這樣告訴我。新加坡再度展現出一種為傷口止血的權宜之計，可惜縱使設計完善、值得學習，依舊只是創可貼程度，所以旅途要繼續。
[1]一語雙關，可解釋為「新加坡是個好國家」，也可解釋為「新加坡是個罰金國家」。——譯者注 [2]《蹦跳的吉姆·克勞》是黑人喜劇作家托馬斯·賴斯（Thomas D.Rice）在1828年創作的劇目，其中吉姆·克勞這個角色成為美國黑人的代名詞（貶義），所以針對黑人的法案也被戲稱為「吉姆·克勞法」。——譯者注 [3]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設置的戶外、開放式飲食集中地，以東南亞的熟食飲品為主。——譯者注 [4]監獄（prison）、囚犯（prisoner）、計劃（program）。——譯者注 [5]first-world problem，字面上為第一世界先進國家的問題，通常意指無病呻吟、實際上無關痛癢的小事。——譯者注 [6]nannystate為英國保守黨議員創造的詞彙，形容國家針對人民推行過多保護政策。——譯者注 [7]相對於「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為旅途一半，「七成五之家」（three-quarters house）指的是距離回歸社會只剩下最後一段路。——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