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
價值觀的真正革新促使我們質疑過去，乃至今日的許多政策是否公平正義。我們必須扮演所謂的好撒馬利亞人，而且這只是開始。總有一天我們得清除路上所有障礙，每個人在人生旅途上無須擔心遭到毆打或掠奪。同情心不是給乞丐硬幣，而是扭轉創造乞丐的體制。
——馬丁·路德·金
「你是否曾被起訴定罪？」在澳大利亞悉尼機場的時髦電子入境櫃檯前，屏幕閃過這個問題。這就是我得到的歡迎。而我回想一下，才不過兩天時間，澳大利亞政府已經三度問我同樣的問題。之前兩次是還沒上飛機，辦理電子簽證的流程就預先調查。
《綠野仙蹤》的奧茲國[1]反覆問別人是不是罪犯，一方面合情合理，另一方面非常諷刺。事實上，澳大利亞是建立在刑罰上的國家，時間追溯到兩個世紀之前，這裡所有人大概都有前科。在監獄風行以前，歐洲各國喜歡以流放作為懲罰手段，殖民國家前前後後送出了約25萬所謂「罪犯」（convict）到異鄉，包括新加坡、法屬圭亞那、直布羅陀、百慕大、毛里求斯等等。美國獨立以後，澳大利亞也加入了流放地的名單，因為英國沒辦法再將不要的子民丟到北美。1788年到1868年間，共計16.6萬人，男女老幼皆有，從英國來到澳大利亞；1830年，這些外來者和其子嗣已經占殖民地人口的九成。
這已不只是懲罰。1833年廢止奴隸交易，殖民地犯人就成為歐洲各國的勞動力，協助他們進行基礎建設、振興經濟。即便之後不再輸送囚犯，他們的經濟價值並未因此衰減。以美國內戰後為例，國家重建依靠著罪犯的勞動力，從鐵路到耕地都靠他們辛勞付出，阿拉巴馬州直到1928年才停止出租囚犯給聯邦政府。
這是監獄這門生意的起源。法律、商業和政府利益的結合已經存在於人類社會數百年。
在萬杜，我看見人性
我利用寒假期間前往澳大利亞蹚渾水：資本主義和「罪犯」在現代混合成為一門價值高達270億美元的民營產業。故事回溯到1985年，肯塔基州馬里昂縣開設了第一間民營監獄，管理模型隨著利潤數字向外擴展，時至今日，美國最大的民營監獄公司「美國矯治公司」（Corrections Corporationof America），資產總額達17億美元。類似產業在10多個國家出現，如英國、法國、新西蘭、加勒比海諸國，以及南非。
產業觸角也伸到澳大利亞。即便澳大利亞與美國在地理上如此遙遠，就刑罰政策來看卻是好兄弟。20世紀70年代起，澳大利亞援用美國社會對犯罪採取強硬態度的語言，據此制定懲罰手段，即使當地命案和搶劫案件明明很低：2011年命案率為10萬人中1人、搶劫率為10萬人中4人，而且過去20年裡持續下探，可是監獄人口平均每年增長9%。目前澳大利亞民營監獄人口在全球比例最高，全國3.3萬名囚犯，有19%囚禁在民營機構中。澳大利亞還有完全民營的移民收容系統，運營者為英國信佳（Serco）集團，該企業在澳大利亞西部有兩所監獄，管理8000人。
「信佳？是什麼，操作系統嗎？還是《黑客帝國》裡的母體[2]？」我對布萊恩打趣道。
布萊恩是我在泰國認識的犯罪學者，他提到自己通過澳大利亞珀斯市科廷大學進入監獄幫忙，聊著聊著我開始抨擊民營監獄這個產業。
當然我和布萊恩意氣相投。事實上，任何改革派都會視民營監獄為毒瘤，畢竟就本質來看，這種機構的存在是吸取納稅人的錢，並掌控著活生生的人命。更何況為了獲利，運營方式自然包括政治上的遊說和獻金，花費數百萬美元只為了讓刑罰政策更緊縮。以美國矯治公司為例，1999年到2009年間就花費1800萬美元遊說聯邦政府，與它保持密切關係的還有全美議會交流理事會（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這個組織持續推動更嚴格的移民法規和刑責，並向48個州提議，表示只要州政府保證監獄床位使用率在90%以上，他們就願意收購州立監獄。
「這些我都知道。」布萊恩回答，「當時我還出面抗議，到市政廳前面站了好幾天，反對監獄民營化。不過後來我發現背後的問題比我以為的更複雜。」
「真的？」我還很懷疑。
「你自己過來看看比較快。」他回答，於是幾個月以後，我飛到了澳大利亞。
「看來和鳳凰城很像啊。」飛機上坐我隔壁的美國同胞低頭看著珀斯市說出這句話。
週六下午，外頭攝氏44.4度的炎夏天氣，不見任何人影。西澳大利亞首府宛如鬼城，我進飯店確認房間以後就上了免費的市區公交車，先經過純淨的河濱公園，再開上純淨的地下道，最後來到純淨的海岸。喔，原來大家都在這兒。斯卡布羅海灘上人潮洶湧，膚色黝黑的金髮美女送上免費檸檬水，更多金髮美女在大浪上跳躍，像是想和雲朵擊掌慶祝。
坐在這座乾淨美麗的都市，被衝浪者和沙灘客包圍，很難想像附近有座監獄。澳大利亞監獄人口在過去10年已經倍增，西澳大利亞的人均囚犯比例更是全國最高，其中近半數並非暴力犯罪；一如美國、巴西、南非，監獄裡面絕大多數都是窮苦弱勢。原住民佔全澳大利亞人口僅2%，卻佔監獄人口的27.5%。西澳大利亞監獄原住民比例尤其高，比起美國監獄裡的黑白比例還要誇張——澳大利亞原住民入獄率將近是平均的20倍，每24人就有一人坐牢，原住民年輕人也比澳大利亞其他所有族群更可能遭到拘留，概率高達50倍。
「歡迎來到奧茲！」布萊恩給我一個擁抱。隔天早上他來飯店接我，久別重逢自然開心，就算之後大半時間要一起在監獄中度過也無妨。先前泰國之旅我和他建立了深厚友誼，一方面志趣相投，有共同使命，另一方面他的豁達樂觀非常振奮人心。雖然我也保持積極正向，但能遇上理當不存在的同類，還是個經歷過生命低谷的人，我內心得到了特別強大的激勵。我喜歡與這種人交往，時時提醒自己希望不滅。
我們前往萬杜社會再融入機構（Wandoo Reintegration Facility），那裡戒備層級最低，收容18到24歲的男性。布萊恩解釋那裡過去是少年看護所，他參與幕後轉型團隊，將其改造為現在的樣貌。機構鎖定特定年齡層，在法律上已成年，但心智其實仍暴露於危險之中，容易受害和受到衝擊。而這機構在2012年交給信佳集團管理。
「你應該看看轉型前的情況，實在很慘。」布萊恩說，「連味道都很……不真實。那不是人住的地方，只有腐爛的垃圾才該擺進去。」
抵達時我嗅到的氣味是午餐。沒有安全檢查，我們直接走進用餐區，只不過我因為時差有點恍惚。
「忘記帶證件嗎？沒關係，先拿些東西吃吧。」櫃檯後面的女子一臉微笑。
霎時我以為自己是不是進了電視廣告：背景是綠色山丘和清涼微風，像是位於馬裡布市的矯治中心，名字叫做「航道」（Passages）、還是「希望」（Promises）[3]？接著，一陣噁心感襲來，每次聞到這種取餐區的氣味，我就不自主地激發出糟糕的記憶。但這一回，身體的感受緩緩消散後，其實餐點的味道似乎還不錯。
「囚犯在哪裡？」我問。
「你是說這裡的住戶？」她往旁邊一比。就是周圍走來走去的這些人，沒有誰套上制服，所以我根本分不出工作人員和囚犯。
「大部分在上班，要晚一點才會過來。」
「我不懂。」我坦承。
「很多轉到這裡來的孩子們一開始也不懂，」她笑道，「以為會是傳統的懲罰機構，大家習慣以前的監獄制度了，所以很被動、壓抑。但在這裡，他們是主導者。」這位女士並非所謂矯治官員，在萬杜不使用這種詞彙。她只是服務人員，背景甚至與犯罪或司法無關，而是心理咨詢，就職後，信佳集團還贊助她攻讀博士。
「來杯茶？」她說著便端給我一杯。我輕輕喝了一口。
「溫迪！」住戶喊著我面前這位精神奕奕的蘇格蘭裔監督官——在這裡她的職稱叫做「約聘輔導員」。溫迪帶我們離開用餐區，進入會議室，壁紙上有色彩明亮的原住民藝術插畫，整個建築物通風良好。
「萬杜的主要任務，」溫迪送上檸檬戚風蛋糕後解說道：「是協助住戶預備好獲釋之後的生活，所以要培養生活技能，提供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大男孩在這裡最多待3年就得離開，之後我們持續進行密集的個案管理追蹤，加強社會再融入。出去以後，他們也要參加藥物和酒精戒斷團體，畢竟他們的前科大半和藥物或貧窮都脫不了干係。此外，這裡會定期舉辦藝術或音樂的工作坊。其實他們自己可以說得比較清楚。是吧，小伙子們？」溫迪朝同桌的三個年輕人揮揮手。
三個人點點頭，面帶微笑，神情自若，身上衣服像是足球隊的，還是南非跳羚的顏色。
「我平常挺忙的。」19歲的詹姆斯說。他的頭髮呈薑黃色，綠色上衣沾了一點的顏料：「要跑計算機室、心肺訓練室和圖書館，時間不夠用。那是沒上班的時候，不然每天下午三點半之前，我在食物銀行那邊做事，也是我們回到社會之前的準備之一。」
溫迪稍微打斷，指出萬杜這裡採取修復式正義的原則，而她個人稱之為「關係模型」。
「這邊和學校挺像的。」接著說話的麥克穿著黃色T恤，他隸屬於囚犯自治的相關部門：「如果起了什麼爭議，我們就開會解決，和一般地方政府差不多。各種基本運作也是我們自己處理。他們不會命令我們做什麼，都是先徵詢大家的意見。」
「我記得我偶爾可以發號施令啊，」一個輔導人員在旁邊聽了大笑，「但是都挺人性化的吧？」
「我也一樣到食物銀行上班，」麥克繼續說，「這裡的住戶每天都必須外出做社區服務，下班才回來。4個月之後我就可以回家，不過要定期回來演講、探訪，不是走了就算。教授，你們那裡的監獄也這樣做嗎？」
我拿「監獄直升班」項目的例子回答。他們對於學習經驗交流、監獄學生和一般學生的互動特別感興趣。
「在食物銀行上班的時候，顧客把我們當作一般人看待。那種感覺很好，覺得自己真的很正常。」麥克說。
他們三個不明白我開的課程為什麼取那樣的名字。那其實是個文字遊戲，「監獄直升班」一開始是個諷刺的說法，暗喻美國有些學校的情況實在很糟，幾乎成為罪犯養成中心，學生直升刑事司法系統。「在學校裡面裝設金屬探測器？」三人複述我說的話，臉上露出非常驚訝的神情，「學校直升監獄？」
「我常常出去衝浪，只要下班有空就去。」另一個人這麼說，而他精壯的身材也的確像是個衝浪客，而且金髮綠眼，手臂滿是刺青。
準備離開萬杜時，他們和我道再見，出去路上有個小插曲。幾個住戶和督導員圍在小草丘上伸手指著什麼東西。
「有蛇！」
「別緊張，」溫迪說，「會有人去捉。」
看來野生的蛇是這裡最危險的因子。
終於有一次，我走出監獄時忍不住喜極而泣。在萬杜，我看見人性。
要注意的，是社會犯了什麼錯
可惜一想到紐約的那群學生，我的情緒又蒙上陰影。我很痛心地想像著，假如他們能在萬杜這樣的機構裡待一待，或者美國也有這樣的地方該有多好。美國有兩個州會將16、17歲的少年與成年犯人關在一起，紐約州便是其一。他們進入監獄多半只因為年少輕狂的小過錯，或者來自不健全的家庭環境，結果失去人生中很寶貴的一段歲月，在脆弱的年紀便住進成人監獄，造成的心理創傷需要更多時間才可能平復。
「其實萬杜這樣的地方根本不應該存在。」上車以後布萊恩卻這麼告訴我：「那些年輕人從一開始就可以留在外頭不用每天回去。像我服刑時得到了外出工作的機會，就不用每天回去點名，也不會違反什麼規定。其他獄友也一樣。」
很有趣，我希望自己的學生能有萬杜，布萊恩卻盼望萬杜消失。改革果然也是個相對的概念。
「這些年輕人之所以不能回歸社會、回到家庭，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整個社會都過度趨向避險。」布萊恩繼續說：「實際上，永遠不會有零風險的社會，每天晚上都會發生犯罪事件，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改變這個事實。風險是生命的一部分，受到恐懼控制的話便無法過生活，而監獄就是恐懼的產物。」
他說的當然沒錯。我不禁提起自己早上看到的報紙內容。
「基本上有四個主題，每一個都和恐懼有關。鯊魚、森林大火、酒吧鬥毆、犯人逃獄。最後這一項我勉強可以理解。」信佳集團最近的媒體形象不大好，因為發生一連串囚犯在運送過程中逃脫的事件。「但其他的呢？珀斯已經是我看過最乾淨、安全又漂亮的地方了，為什麼大家還是過得緊張兮兮的？」
「歡迎來到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媒體世界。」布萊恩悶哼一聲。
啊，我忽然明白過來。我差點忘記福克斯電視和《紐約郵報》背後的媒體大亨是誰了。他最擅長聳動標題、炒作歇斯底里的氛圍，而他的媒體帝國其實就從澳大利亞起家。在我看來，美國的大規模監禁風潮也與這個媒體帝國脫不了干係。自20世紀80年代裡根總統將罪犯形容為「人類社會的掠食者」，「本質最為殘暴危險」以後，各地新聞就充斥犯罪報道，以恐懼吸引受眾，就算犯罪率明明下降也是如此。1993年到1996年，美國的他殺案件降低20%，可是ABC、NBC、CBS三個媒體上關於命案的報道反而提高721%。大眾焦慮恐慌，將罪犯想像得更加可怕，也將受害人塑造得更加無助。這種群體意識自然而然反映在更多的嚴刑峻法上。
回到酒店以後，我滿腦子都在恐懼、改革、萬杜上面打轉，而且沉溺於自責中。
民營監獄並不邪惡。
原本應該如此，數據也指向這種結論。在奧茲這裡，所有移民收容中心都是民營的，信佳集團從這些外包契約得到的收益已經累積到18億美元。美國也一樣，移民及海關執法局每年業務預算高達19億，充滿開設大型收容中心的商機。進入收容中心的人很快轉換為勞動力，近乎奴隸的勞動力。2013年美國全境內至少有6萬名移民在聯邦政府名下的收容中心工作，數字超越美國國內所有資方單位，而他們每小時工資只有13美分，甚至可以用糖果點心代替，每年節省至少4000萬美元的人事成本。
我打開計算機找到信佳集團的網站，他們自稱提供「國際服務」，企業目標也下得響亮：將服務帶進生活。信佳在全球有超過10萬名員工，資本額100億美元，業務領域涵蓋安全防護、醫療、交通，已經和30多個國家有合作關係。我點到企業精神那一欄，看到了不少場面話，諸如為客戶締造真正的改變是他們的責任和機會。再看年度報告，裡面就是一般企業都有的官腔及活動照片。這些宣傳圖文讓一般人很容易忽略信佳集團涉足監獄事業。
我多找了些資料，感到更加困惑。信佳集團在監禁設施投入的營運成本看起來比政府主導的監獄還要節省，而且合約裡面設有針對再犯率的條款。成本效益這部分我不太驚訝，民營化賣點即在此，可是美國的民營監獄形象不佳，時常由於通過減少教育訓練、降低服務水平、削減員工福利來省錢而遭到控訴。可是我在萬杜的親身體驗並非如此。信佳集團位於倫敦的智庫團隊也提出許多誘人的理念，認為人性化對待囚犯可以降低運營費用，民營監獄又比公營監獄更好，因為通過合約來規範衛生和教育的服務標準，企業如果不能達成就要付違約金。信佳認為民營監獄有更健全、注重效率管理加上彈性的實務手段，最終能降低成本。
所以必須要民營企業才能以人性化經營監獄？我自己都覺得矛盾了，但這說法幾天以後我自然脫口而出。布萊恩帶我去波羅尼亞釋前過渡中心（Boronia Pre Release Center），這裡收容82位五年內可出獄的女囚。與美國趨勢相同，女性在澳大利亞的入獄率節節攀升，主要都是因為毒品和財產犯罪。
一開始我們先到布萊恩位於科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的辦公室，他順便帶我參觀了原住民研究中心，介紹原住民藝術，我這才明白原來那些精緻的點、勾、環被稱作「言」（yarn）[4]，是一種記號，可以組合為複雜的故事內容。後來我們散步在覆滿落葉的校園，看到學生們在自助餐廳享用蔬菜色拉或有機食材三明治，我們走到一間小磚屋前，門牌上寫著——等等，我不是在學校嗎，可是這裡是監獄？外面沒有刮刀鐵絲網或金屬探測器啊！裡面的人也沒有穿制服，看不出身份，周圍也找不到擴音器吼著叫人立刻去領信之類。大學和監獄融為一體，很難分辨界限。
穿著鮮紅色套裝的女人親吻兒子，然後送他上出租車。她到底是囚犯，還是學生？戶外有個擺滿鮮花盆栽的平台，工作人員和訪客都可以在這裡享用水果和點心，前面草坪修剪整齊，周圍的路燈設計得十分漂亮。這兒有花園、教育和健康中心、計算機室，參觀途中到處可見一本色彩繽紛、叫做《葡萄籐》的刊物。
「用意在於盡可能模擬外界，」布萊恩解釋，「培養自主性和責任感，避免消極被動。」而且和萬杜一樣，波羅尼亞的女囚早上有工作，下午上課。
「工作本身要有意義。」大嗓門的輔導主任這麼說：「目的並不是從事勞動，所以我們會篩選僱主，願意支持我們的才行。一開口就問『這個人能做什麼？』，恐怕就不適合。」
女囚放假回家探親只有兩個規定：不可以上網，不可以懷孕。這裡的房間經過安排，每隔幾周囚犯的孩子們可以過來同住一晚，而且成熟的親子活動項目，保證親子時間充實有意義，不會只是窩在電視機前面。
走進這裡的超市，我隨手拿起大廠牌的乳液，並注意到牆壁上掛著大大的食物金字塔圖解，架上商品也都以顏色標示。綠色代表營養價值高，紅色代表對身體不太好且價格較高。囚犯手中有預付卡，她們想買什麼都可以，但如果沒有根據圖解上的原理來配置飲食，很快錢就用沒了。
「一次買三罐植物性奶油？」輔導主任說：「買啊，反正不是我的錢！」
之後一位職稱是「膳食督導」的男性輔導員操著法國口音說自己監督女囚的菜單，也開設烹飪課，因為她們有不少人需要照顧一家大小，卻習慣靠麥當勞打發三餐。
「波羅尼亞的最大宗旨，就是敲開這些女性已經僵固的心態。她們要為自己著想才行。」輔導主任下了結語：「一般監獄要人排隊領東西吃，衣服丟出去就有人會洗，結果呢？最後什麼也不會。在這裡，你自己不會煮就不要吃。起初很多人為此感到震驚，但其實這是重要的過程。」
她描繪的是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rization）的最好狀態。話說回來，如果一開始就不進行制度化會怎麼樣？如果某人的整個矯治過程都是這樣的，而不是在最後階段才去制度化，即會怎麼樣呢？這樣的模型可不可以複製到超高度安全級別監獄裡面？
「當然。」主任回答：「只是規模和管理能力的問題。安全級別是個假議題，我也待過高安全級別的監獄15年。」
「沒有因此失去信心？」
「沒有。我看到的是社會犯了什麼錯，哪個策略行不通。波羅尼亞或許不能代表全澳大利亞的監獄，但朝著正確方向的一小步，就是通往目標的一大步，對吧？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來，滴水總能穿石。」
都是壞人，都應該關起來！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從不為誰停駐。完美的珀斯，完美的另一天，美好的陽光掃過晴朗無雲的天空。某一天晚上，我想方設法要拍下月亮的照片，因為一定沒有人相信它可以離得這麼近。這個都市在過去10年間經濟發展不朝「又大又亮」靠攏，而是越來越環保。住在這樣一個簡單基因改造過的「優質城市」裡面，對人會有什麼影響？我距離一開始的監獄之旅越來越遠：從波爾斯穆爾的小鎮到烏干達的烏茲衝鋒鎗，再到了陽光美好過頭而令人暈頭轉向的奧茲國。
這是另一天傍晚我對新認識的朋友克雷格提起的話題。他是當地原住民新聞網的記者，還兼職演出喜劇。我們通過Facebook上間接的人際關係搭上線，很快就成了好拍檔，因為克雷格和我一樣想要揭開覆蓋著珀斯的面紗，他一針見血戳破了澳大利亞的種族歧視。
「珀斯的燦爛陽光照不到底下問題所在。」克雷格說。
保持著帝國風格的弗裡曼特爾監獄（Fremantle Prison）充分顯現了這一點。一天下午我過去參觀，監獄本身是1850年代由囚犯勞工所建造，參考的是英國的本頓維爾監獄（Pentonville Prison），而本頓維爾監獄又參考美國的矯治機構——總之，在殖民地時代弗裡曼特爾是本地最大的監獄，直至1991年才關閉並改為博物館。
入口處就貼著「苦窯導覽」的廣告，我沒理會就走進去了，光是監獄壁畫、塗鴉就夠我欣賞好幾個小時。大半都是原住民藝術，因為那時候監獄裡面住的都是原住民。澳大利亞的原住民入獄比例比起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的黑人還要高出5倍，而我也得知原來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是模仿澳大利亞1905年的原住民法案，法案內容限制原住民住居、性行為，還有宵禁和其他許多規定。1841年的羅特尼斯島（Rottnest Island）規劃為專門囚禁原住民男性的監獄，結果到了1952年，島上囚犯佔全國囚犯總人數四成。所以是一模一樣的故事，弱勢族群淪落到貧民窟以後還要被打上烙印，然後就是大規模監禁。藉由監禁創造勞動力，牢房塞滿以後，社會制度還是不肯鬆手。我內心那股憤怒又被點燃。
紀念品商店裡掛著一個牌子寫道：「大小犯人都喜歡」。賣的東西是圍裙、馬克杯、酒架之類，上面有個「囚鳥」的商標。一個店員走過來，「要不要買個犯人磁鐵啊，很可愛哦，」她這麼說。
比起在泰國所見到的監獄紀念品商店，弗裡曼特爾帶給我的衝擊大得多，因為在這裡他們兜售的是殖民時代的酷刑歷史。其實一到澳大利亞我就意識到這個現象，有個週末我在悉尼觀光，遊客手冊上竟也有一個專欄是「罪犯和文化」，跟著上面的指示會走到市區的紀念碑和博物館，見識這個國家如何奠基於囚犯重獲新生的概念上。我沒有特地在海德公園軍營博物館點一份「犯人早餐」，或者像手冊推薦的一樣，「在禁閉室內享用畢生難忘的晚餐滋味」，但博物館裡面的展出我倒是好好看過了。海德公園軍營以前專門收容運送過來的人犯，據說在1822年之前這個「犯人和袋鼠的國度」十分寧靜和平，結果一個英國來的商人知道以後，嚷嚷說這樣的日子太安穩了。他指控當時派駐於此的麥誇裡總督（Governor Macquarie），罪名現在看來也很眼熟：放縱罪犯。商人開始要求加強刑罰，於是取消了緩刑、假釋，給囚犯上銬、逼他們做苦工，法律越嚴苛越好。
逛一趟館內展覽就可以理解當時囚犯的生活。「踏車」[5]已經算是很過分的刑具，而那年代只要態度傲慢一點就會被處以鞭刑。
孩童在博物館裡嘻嘻哈哈玩弄交互式展示，試穿囚服，他們似乎覺得路牌上的小老鼠很可愛。狹窄的房間是以前囚犯們睡覺的地方，吊床營造出奴隸船的氣氛，三個小女孩坐上去開心地蕩鞦韆。這裡是個囚犯主題的迪士尼樂園，完全沒有集中營的悲傷苦痛。
被送到這裡的人是罪犯，並不是什麼可悲的受害者。而我親耳聽見身邊遊客也這麼對孩子解釋，他們看著鞭子和鐵鏈說：「因為這些犯人都很壞，所以是活該。」時至今日，我們不也這麼說嗎？都是壞人，都應該關起來。
問題是，這些所謂的「壞人」究竟是怎樣的人？奧茲國歷史上這一群惡名昭彰的罪犯，其實很可能只是沒錢買東西吃而偷了一條麵包。18世紀時這樣的小罪就有可能處以流放之刑——英文裡面「流放」（banishment）和「消失」（vanishment）發音如此接近恐怕其來有自。以送到澳大利亞的罪犯而言，其中有83%平均年紀才26歲，罪名都是侵犯財物，而且絕大多數識字，有專長，完全符合勞動市場的需求，根本不像一般人以為的罪犯。只不過當他們被冠上罪犯的頭銜，忽然間社會大眾就覺得可以忽視、接受這些人受苦並淪為奴隸了。這種心態直至現代一樣成立，只要被貼上「囚犯」「前科」「坐牢」這些標誌，就代表無可救藥，過得多慘都不值得同情。而且罪名也不再重要，從吸大麻到屠殺都叫做犯罪。事實上罪行的定義也常常模糊不清，例如「性犯罪」可能是最嚴重的強姦，也可能是在酒吧裡面以不夠合乎禮儀的方式觸碰女性身體，而「暴力犯罪」可以是恫嚇，也可以是殺人。
罪犯、違法者等等詞彙都是方便的標籤，貼上去以後那個人就被困在最惡劣的形象裡，永遠出不來；也就因為污名化力量太大，對於犯罪和刑罰的語言使用必須非常謹慎。澳大利亞在近十年才開始為早期移民平反，以前在族譜裡面找到犯人是恥辱，現在卻成了榮耀，而且有11個與已決犯相關的場所被列入本地世界遺產。但這不是理所當然嗎？據統計，澳大利亞每10人就有1人是罪犯的後代子孫，國家靠曾經住在監獄裡的人建立。如今大家發現無法改變歷史，就將歷史變成商品。
奧茲國和美國在這個趨勢上像是分隔世界兩端的孿生兄弟。千禧年才剛開始，已經有560萬美國人坐過牢，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在年滿23歲前就遭到過逮捕，超過一億的美國公民有前科記錄，一些大都會區的年輕非裔公民前科比例高達80%。這種數字不就是當年流放地的翻版嗎？國家熟練地製造大量標籤，最後每個人都要與它沾上關係。
第三趟也是在澳大利亞的最後一趟行程，監獄的名字很有趣，叫做「金合歡」[6]（Acacia），感覺應該是作家尋找靈感的度假勝地，但事實上是信佳集團營運的機構之一。金合歡監獄很快就要成為澳大利亞第一，目前裡面有1387名囚犯，就算以美國標準來說也算多。雖然是最後一個參觀目的，但布萊恩得開車載我風塵僕僕穿越天鵝谷（Swan Valley），而一般觀光客來這裡多半是為了品酒。回想起來，無論泰國、烏干達，還是巴西，通往煉獄的道路總是景色秀麗。路旁也有些警告標語：慎防森林火災！西澳大利亞採用顏色分級標示火災風險，我想起「9·11」事件以後，美國也有了類似制度，只不過對象是恐怖份子。幾乎所有新聞頻道都會看見從橘色到紅色的「威脅等級」，觀眾內心的焦慮一刻也放不下。
車子轉彎駛近瓦盧農場（Warloo Farm），羊群遊蕩在金色田園上，接著忽然看見刮刀鐵絲網，以及鐵皮屋頂、混凝土磚組合而成的建築物。與先前兩所信佳集團經營的先進機構相比，金合歡看起來十足是傳統監獄，甚至令我想起了故鄉的奧蒂斯維爾。在訪客中心，我看見以鐵釘鎖在地面的桌子，旁邊有電話亭，穿著綠色制服的囚犯拿掃帚正在掃地。監獄裡面設有柵欄包圍的體育館，牢房建材是混凝土和鐵皮。這裡的分區名稱很有趣，有「布朗克斯」「布魯克林」以及「皇后」。在布朗克斯區，我看到幾十個身上有刺青的男子，有的抽煙，有的做伏地挺身。之後我們進入附設工廠，裡面是完整的生產線，幾百人每天領9美元薪資，工作內容是組裝床架、壁爐、汽車零件等等。還有養雞場和溫室，穿上消毒鞋子以後我忍著肥料氣味進去，看到一列列菠菜和芝麻菜。金合歡監獄裡面所有勞動都要詳細記錄，轉換為貨幣價值，而且注重組織效率和技能訓練，囚犯可以在過程中得到專業證照，之後直接進入相關企業就職。我不停轉著腦袋評量眼前所見，不得不承認生產力很高，而且有薪資又有職業訓練，比起虛擲光陰絕對來得好。可是金合歡監獄就是一個囚禁工人的地方，它的存在證明了監禁和商業之間的關係。
在我腰帶上有一個「緊急按鈕」。進入時一位德裔警衛為我做安檢，然後將腰帶給我，他說只要覺得有狀況就按，會立刻有人過來協助。這倒是新鮮。這裡一些看起來先進的小細節也挺不錯，比方說隨處可見的原住民藝術，有許多蛇、蜥蜴和月亮的圖案，都是由囚犯或學生志願者所設計。當然，砍了樹木來蓋樓，再將外頭的街道以樹為名是有點諷刺，但那份心意也值得讚許了。監獄的生活機能和一般宿舍差不多，每區都有廚房和公共空間給幾頭「小崽子」（此處對囚犯的暱稱）合用——比較明顯透露監獄氣息的是臥室房門都加裝鐵柵，每天入夜後上鎖。進入的主單元（self-cave units）的道路採用電子鎖設計，甚至設計了指紋登入的系統，能彼此通訊、查看賬戶明細和安排行事歷。
一棵錯節盤根的老樹底下是留給原住民囚犯的「言圈」（yarning circle），對他們而言就好比是議會廳一樣的集會場所。其他的巧思和活動包括家庭日、綠化環境的園藝造景、生態牆、自然光療法、修復式正義周、慈善健行等等。外頭停著起重機，因為還要增建教育中心和表演空間，之後會有更多文藝項目。
「我希望能安排搖滾歌劇，還有表演工作坊或圓形劇場。」金合歡監獄的教育主任布蘭特非常有幹勁，這次參觀就由他和執勤的心理師陪同；心理師是女性，前臂有時髦刺青，她和布蘭特穿著剪裁利落的信佳集團制服，條紋紐扣衫加上一個粉紅絲帶別針，兩個人看來都才30歲出頭。
午餐時間，桌面光滑乾淨，有蔬菜卷和信佳集團自己的飲品。
「創新是就職時的工作描述之一。」布蘭特遞了一盤無籽西瓜過來：「來信佳工作之前，我在公立醫院上班，那裡繁文縟節太多，我沒什麼貢獻。到這裡以後，我才終於覺得自己真的在做事。現在有很多政府單位或文藝團體來談合作。我每天都很興奮，有好多計劃要進行。」
下午我就親眼見識了他口中的好多計劃。在教室大樓裡面來了16位教育部門的人員，通過他們我瞭解到這裡提供多少課程，從商業會計證照到開礦，還有大學程度的遠距離教學課程，甚至配置了原住民文化教室，裡面主要以口耳傳授，而不是傳統的紙筆教學。
我所見到的教育部門人員多半和布蘭特一樣年輕有活力，年紀比起在其他地方的監獄所見到的都來得小。上台和他們說話時，我先介紹了自己負責的「監獄直升班」，他們發問時切入點非常精準，例如囚犯獲釋之後大學入學率有多少？我回答大約三分之一。學院方面是否擔心招收被視為犯人的學生將影響學校聲譽？對原住民學生有沒有提供特殊場地？我說，紐約那邊的原住民學生比例很低，與你們的原住民一樣過度監禁，有冤屈的社群的是非裔和拉丁裔。他們聽了張大眼睛猛點頭，感覺得出對這個領域充滿熱情；後來請了四位「金合歡」的囚犯參與討論，氣氛更加熱烈了。囚犯表示他們對於監獄未來走向期望很高，四人教育背景非常類似，或者因為無聊，或者因為經濟因素，他們很早便輟學，也很後悔當初的決定。
「在這裡也沒什麼用，」其中一人說，「如果有學校就不用一直浪費時間。」
「我原本很想進修社會學或心理學，結果居然不合法。」另一人開口。布蘭特和布萊恩向我解釋，原來在澳大利亞有犯罪記錄的人就不能接觸特定的學術。
「這邏輯太奇怪了吧？」我脫口而出，「尤其心理學？親身走過一遭的人，不是最適合協助受到刑事司法系統影響的人嗎？」我跟他們說起我認識在監獄機構任教的同業，很多曾進過監獄，現在卻拿到了碩士甚至博士學位，接著又說到馬丁，他是「監獄直升班」裡面拿到法學院預科資格的學生，進法學院看來不是問題，但因為22歲就留下重案記錄，所以大概無法取得律師資格。其實有過切身體驗的人去擔任辯護律師，對於司法體系應該最有幫助才對呀？
「我們也好想去上你的課。」囚犯們唉聲歎氣。
「我也很希望可以在這邊上課。」我回答。
「那就上啊？」布蘭特說。
還挺簡單的。我獲得許可，預計隔周回到金合歡監獄開一天的自傳寫作工作坊，也是深入瞭解這裡並為囚犯們作些貢獻的最佳機會。
出去的時候，布萊恩和我將附有緊急按鈕的腰帶交回去。我不免心想，若說「有狀況」，其實一整天下來倒也不少，但那跟我個人的人身安全可沒有關係。
「貝茲，你也看見了，情勢很微妙。」布萊恩回想起我們最早的話題：「我絕對是世界上最厭惡監獄民營化的人之一，但眼前的現實是民營才有人監督，公立反而沒有。你也看到他們提供的東西有多少。我自己坐牢的時候什麼課程計劃都碰過，每一個我都去，因為全部加起來也沒多少啊。在民營監獄裡面，至少有人要負責想出新點子。」
進了監獄，失去愛？
為下周課程做準備時，朋友克雷格好心替我搜集一些澳大利亞民營監獄的資料，結果很多內幕使我對民營化議題越來越搖擺不定，尤其如果將拘留所也考慮進來就更為難了。由於澳大利亞有非常嚴格的強制拘留法令，所以拘留所始終人滿為患。拘留所全部民營，主要有兩家企業，其一自然是信佳，合約收益已經超過7.56億美元；而另外一間是傑富仕（G4S），他們主力在英國和丹麥，名字總讓我以為是導彈工廠。
傑富仕有因為業務過失險些讓人致命以及濫用單人禁閉的記錄。2007年，該企業僱用的司機無視運輸車後方遭拘留者的哭喊，因車廂內部過度悶熱導致囚犯嚴重脫水，其中一人為求生存不得已喝下自己的尿液，後來傑富仕因不人道處置必須賠償50萬美元，但受害5人中有3人已被遣返。至於信佳也有問題需要處理，員工透過工會針對待遇和工作環境問題提出訴訟，同時近年來他們名下的收容所有多起暴動、火警、自殺抗議，全國累計起來損失已有數百萬元，被拘留者自殘的案例也比之前高出12倍，政府派員調查後發現問題在於擁擠、員工訓練不足或錯誤、危機處理計劃不完善、拘留人數超過限度時未及時增加員工。其中一所拘留所出現收容安置的問題，另一個內陸拘留所則在2002年因多次暴動和飢餓而起的罷工而關閉。西澳大利亞地方之前負責監獄監督業務的官員坦承：「這些全球企業在特定領域上的權力比政府還要大。」
美國類似事件一樣多。得克薩斯州里夫斯縣拘留所（Reeves County Detention Center）由民間企業GEO集團經營，2009年和2010年因為數名受拘留人在禁閉中死亡而引發暴動。然而，換個角度，虐待監禁人口是全球各地皆有的問題，換作公家營運也無法避免。舉例來說，西澳大利亞這裡之前唯一一家非民營的青少年拘留所也在一次大規模暴動後，將超過百名有心智問題的年輕人轉送到成人監獄，每天關在牢房長達19個小時。克雷格提到澳大利亞的「北領地」（Northern Territory）有一所公營監獄內完全只有原住民，環境惡劣，幾乎毫無監督管理。於是我想問題並不在於公營或民營，而在於做法與責任。
我準備好自傳寫作課程的講義，傳給布蘭特的時候心裡有點擔憂。馬爾科姆·艾克斯是主管機關會同意的內容嗎？教材來得及通過審核嗎？奧蒂斯維爾那邊有時候要花上幾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時間來確認我的東西能不能在課堂上使用。
後來我到天鵝河畔慢跑一圈，公園裡很多人騎單車，有個雕像的地方還取名為和平林。沒想到回去就收到布蘭特的電子郵件，他說講義不只得到批准，還已經打印完畢，就等著我發下去。
「美國女孩怎麼會有個德國人的姓氏，加上一個巴伐利亞的名字？」「金合歡」監獄前門那個德裔警衛盯著我的證件，深藍眼珠目光銳利。
「先生，這其實是匈牙利的姓氏。至於名字則是希伯來文，引自《聖經》。」
「希伯來？」他一陣自言自語後對我說：「不可能啊，教授，這是德文名字。『Drei』是『三』的意思，加上『singer』就是『三個歌者』，每年一月六日主顯節唱歌的三個歌手。所以你這姓氏，『卓辛格』（Dreisinger），就是上主顯現的意思。」
「不過我曾祖父——」
他把附有緊急按鈕的腰帶塞給我就揮手要我進去。
進了教師休息室，有幾個打扮時髦的老師拿出餅乾分享，我們聊起在監獄教書的心得。其中一人開的是高中課程，內容是要囚犯們設計理想世界。布蘭特過來帶我進教室，我將座位重新調整為大圓圈；教室牆壁上沒有掛著那些將人當作小孩看的精神口號，只貼了畢業照和相關新聞剪報。「教育可以讓你多活好幾年」，其中一張標題這麼說。我桌上擺著一瓶信佳出品的飲用水。
學生們慢慢走進來。
「這邊是商業管理課嗎？」一個人探頭進來問。我回答是隔壁。
上星期遇見的四名囚犯都來了，最後這班上除了一個斯里蘭卡人以外都是白人。布蘭特向我解釋：他挑選適合進入大學程度班級的人，而原住民囚犯原本就處於嚴重教育弱勢。我不為此感到驚訝。
於是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和馬爾科姆·艾克斯進入都是澳大利亞白人囚犯的教室。
與烏干達那班學生一樣，他們沒聽過奴隸自述這種文類。不過差別在於經過大聲朗讀，這一班的學生明顯受到感動。
「種族隔離現在還是存在啊。」弗裡曼特爾來的薩姆開口發表意見，他手臂很粗壯，滿是刺青：「澳大利亞還是地球上種族主義最盛行的國家。」
「有比美國嚴重嗎？」同學質疑：「美國才是種族問題最多的地方吧，從奴隸制度到後來的各種現象。」
「你看看我們是不是活在白人為主的社會，」薩姆反駁：「澳大利亞的種族主義之所以難以動搖，是因為大家甚至無法察覺。對於原住民來說，那是年復一年的心理煎熬。」
我時常希望自己是野獸。什麼野獸都好。因為野獸不需要思考！弗雷德裡克寫下的學習讀書的心路歷程，又在班上激起一波波漣漪。
「我們也懂這種感受，」安德烈歎息。他圓圓胖胖的，平頭黑髮，聊開以後他提起自己是音樂家，母親也是知名芭蕾舞者。
「你們願意放棄思考嗎？」我問：「無知真的是福嗎？」
「怎麼會？」薩姆質疑：「知識就是力量。」
「可是透過知識理解到自己受壓迫卻又無力改變，那種日子太痛苦了。」安德烈用力指著講義上的內容：「就像作者說的，經過教育的人沒辦法繼續為奴。」
有個穿信佳制服的男人拿著攝影機悄悄拍下幾張照片以後溜走。安德烈繼續說：「換作是我的話，也寧願當野獸，而不是被關在牢房裡面還會思考的人類。」
「可是這個馬爾科姆·艾克斯就有不同的意見，」他的同學拿起講義念誦。
我在監獄裡發現，閱讀可以改變我的人生。回想起來，我認為閱讀能力喚醒了沉睡的渴望，心靈希望獲得生命……不久以前，有一位英國作家從倫敦打電話給我，他問了一些問題，其中之一是，「你現在的歸屬是？」我說：「是書。」只要能空下來超過15分鐘以上，你就會看到我在讀書，對黑人有所幫助的書。
「比起弗雷德裡克，他的態度更強硬。」一個50多歲、戴著圓眼鏡的學生說：「像是逼著大家面對。例如最後一句，主詞忽然變成『你』，就是對讀者的挑戰。」
「也是因為他們兩個人的時代相距了一百年，但是世界沒有太大改變。奴隸制度其實依舊存在，只是放在監獄裡。」薩姆說：「而且鐵柵越來越高，當然受不了。現在不是好聲好氣求人家給自由，而是大叫『把屬於我們的還回來』。」
「所以不是那個什麼……你們那邊怎麼說的？」另一個學生開口：「好像是『湯姆叔叔』[7]是不是？」
實在可謂奇跡，這個班級有自我教育的能力，事前安排絕對無法達到這種效果。學生們對於細節的注意、對種族議題的敏感度很高，他們沉浸教材不停筆記。下午立刻上了第二堂課，其實原本預定的計劃並非如此，但是他們非常積極，於是布蘭特從善如流協助安排。課堂上我們分析了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作品，故事是一名中產階級的青少年跌跌撞撞，最後進了尼日利亞的監獄。即便故事中的非洲國家他們甚至沒聽說過，但很快就從故事裡面找出種族、階級及性別的影響，並且轉化為道德標準或實用主義的討論，也能與自己在監獄內學到的或還沒學到的結合。教室裡面迴盪著自我質問：當社會腐敗嚴重，個人過得安穩就好嗎？人類是不是真的能擺脫所謂偽善呢？為了多數犧牲少數這種想法究竟對不對？
「金合歡監獄裡面不也一樣嗎？我們是被所謂大眾福祉犧牲掉的一群。拿我們殺雞儆猴，做替罪羔羊。」薩姆說。
後來薩姆讀了他的自傳：「我今年28歲，但其實兩年前才出生。」兩年前，他進了監獄，失去家人的愛。「人生很有趣，有時候一瞬間決定一切。即使明明裝滿良善，明明還完整，只要一時不察，犯下一次過錯，就連最親近的人也覺得你是自甘墮落，自取滅亡，所以該進監獄。」
薩姆提起自己幸福的童年，那時哥哥姐姐還爭執誰比較愛弟弟。時光一去不返。他繼續念道：「我坐在牢房裡，想像家人現在正在做什麼。沒辦法，我想像到的就是他們聚在一起，說著誰最討厭我，誰有先見之明，誰受到的打擊最大、內心最受傷。諷刺的是，假如他們願意和我保持聯絡，繼續當我的本大哥、我的麗貝卡和蓋布姐姐，一定會發現我仍舊是當初的小弟，仍舊對哥哥姐姐充滿愛和期待，而且非常想念家人。現在我成為更好的朋友和更好的人，可以給予更多。要是我留在原本的生活沒有進監獄，反而學不到這麼多。」
其他人的作品和薩姆一樣，不只文字流暢，內容也充滿洞見。安德烈述說兒時在英國成長的經驗，他還有17年刑期，入獄之前已經是個有名氣的音響工程師，可惜誤入歧途沾上海洛因。「大眾並不知道要變成我們這樣的人有多容易。」他這麼寫道。
另一個學生的自傳提起因為情緒激動失手殺害摯友；還有一個人思念著在奧茲國金礦裡工作的父親。「他是澳大利亞歷史上隨處可見的典型礦工和鐵道工人，」學生大聲朗道，「骨架大，身子骨像鐵打的，黑色頭髮總是抹上發油向後梳，平常沒事就喝啤酒。」
念到這兒他沒辦法繼續，因為止不住啜泣。「好難啊，」他一邊說一邊舉起滿佈刺青的手掌抹去臉上淚痕，「我很想念他。真的很想念他。」
大家都沉默了。
上周我問了那四個囚犯是否喜歡寫作，只有一個人給予肯定答案。今天下課以後，他們過來問我可不可以回來繼續開課，也打算找時間將自傳完成。
「我們很渴望有這機會。」安德烈說。
聽到這句話，我想起在烏干達的經驗，雖然都是監獄裡的班級，可是學生的膚色極端反差，應該說盧濟拉監獄和金合歡監獄本身就如同黑白一樣對比分明。然而，學生對於寫作的接納程度一樣熱烈，因為他們都透過文字挖掘出埋藏內心的傷痛，於是也一樣飢渴地希望能夠在紙上進行更深地探索與表達，因為只有這一時半刻他們可以呼吸到自由空氣。
布蘭特陪著我走出監獄，外頭空氣像烤箱一樣。這是少數我走出監獄以後內心比較平穩的經驗，由於金合歡監獄已經有足夠的基礎設施，相信我作的這點貢獻效果也能延續較久。布蘭特更積極，他已經開始構思如何聘請更多大學教師，以今天這兩堂課當作所謂大師課程[8]。
「這個應該送回圖書館吧。」他撿起掉在地上的一本《孫子兵法》，繼續描繪對未來的規劃：「預計一年之內就可以改造這裡的高等教育系統，我會向你報告進度的。」
他說到做到。我回美國以後就收到電子郵件，布蘭特已經開始物色下一位講者，還為我教過的那個大學程度班級取名為「監獄人才信託」（Prison Brain Trust）。
和萬杜或波羅尼亞那種原本就帶有療愈作用與採取修復式正義的環境設計不同，金合歡監獄證明了，只要一個環節就可以在傳統監獄引起變革，而那個環節是人。讀著布蘭特寫來的信，我想起遠在巴西的瑪拉，她也致力改善單人監禁體制。在泰國時，一位獄警曾表示那裡每千名囚犯才一名獄警，而且之前5個月就有兩個同事遭犯人持利物刺傷。奧蒂斯維爾裡面有一些管理人員快要退休了，數日子的方式和牢籠裡面的人沒兩樣。「還要蹲5年。」他們這樣說。「獄警和囚犯一樣受困。」這句話出自著名的斯坦福1971年監獄實驗的參與者，實驗中受試者分別扮演囚犯和管理者：「差別只是他們可以自由走動。但事實上，他們背後也有一扇打不開又過不去的門，換句話說，在這裡所有人都是一體的，環境是大家一起創造的。」
後來幾個月，布蘭特持續通知我金合歡監獄起了什麼變化，像是舞台活動、系列講座、電影節等等。就算只是在傷口貼上繃帶，卻如同波羅尼亞的輔導主任所言，滴水總有一天會穿石。
回到紐約的我繼續深思資本主義和罪犯之間的關係。監獄改革這一領域出現的新流行語是「社會效益債券」（social impact bond），也就是政府針對特定人群設定一個清楚可量化的改革目標，然後委託外部組織著手進行——這個外部組織確實想要獲利，但同時也希望對社會有所貢獻，而只要它可以達成目標，政府就願意給錢。由於是債券，所以投資者提供該組織需要的人事和服務成本，之後請第三方評估目標是否達成；計劃成功時，政府付錢給該組織，組織再支付投資者利息，但若計劃失敗就沒有公基金資助。
「社會效益債券」計劃在我熟悉的紐約登上新聞頭條，實行地點是世界上最大的罪犯居住地賴克斯島（Riker's Island）。根據報道，紐約市政府決定與非營利也無黨派的研究組織合作，目標是四年以內將犯人的再犯率降低至少10%；每年離開賴克斯島的人數約有3000，大部分是年輕男性。為了達成目標，計劃會尋求兩個非營利服務單位的配合，還有高盛（Goldman Sachs）以貸款形式投資960萬美元。改革理念和務實做法兼顧，令人非常期待。
此外，我在約翰·傑伊學院也遇見一位女士正在努力籌備「人生重設基金會」（Reset Foundation），組織目標是在加州和紐約推廣類似澳大利亞萬杜監獄那樣的環境，服務對像為遭起訴的年輕人，採用模型類似公辦教育內的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9]。他們會將既有經費用在成立學校而非監獄，最終追求的成果是提高學生學業表現、終身所得並降低再犯率。
種種案例給我的啟示是，即便同為資本主義也不代表意義相同。民營監獄很方便大家怪罪、醜化，而且事實上目前看來民營監獄確實有很多地方值得檢討。不過這不代表民營監獄一無是處，或許世界上還是能有兼顧良心的民營監獄，以矯治為目的，策略合乎道德也先進。我們可以設想看看，假如以《社會效益債券》形式尋求私人企業承攬業務，一方面阻絕它們干預政策，另一方面針對再犯率和犯人出獄後的生活水平設下高門檻，這麼一來企業的評估就不會繼續著重在床位使用率和如何節省經費了。這與最近出現的B型企業[10]風潮相互呼應，即使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也可以兼顧社會責任。目前美國已經有超過一千家B型企業，例如銷售時髦眼鏡的瓦比·帕克（Warby Parker）就參與了捐贈免費眼鏡到世界各地的活動。《紐約客》雜誌的專欄作家詹姆斯·索羅維基（James Surowiecki）指出，B型企業是一個面面俱到的方案，首先由於社會使命感讓企業可免於承受過多的投資壓力，也因此能吸引到熱血員工和忠實消費者。他說這種創業理念「提醒世人一件事：企業趨向結構精簡和手段卑劣、以利潤機器自居的現象，絕非資本主義或者人性之必然」。
最後我決定繼續深入這團混亂尋找答案，也找到了一個在監獄和營利兩方面數字都很高的國家，那是新加坡。
[1]由於「Australian」口語會稱作「Aussie」，發音和《綠野仙蹤》的「奧茲國」接近，加上以農牧礦為主和單純質樸特性也類似故事中的奧茲國人民，因此澳大利亞獲得奧茲國別稱。——譯者注 [2]電影《黑客帝國》裡控制全人類的計算機系統就叫「母體」（Matrix）。——譯者注 [3]此處指位於加州馬裡布市的兩間毒癮勒戒所，走高價時尚路線。——譯者注 [4]在澳大利亞英語中「yarn」也代表了談話和故事。——譯者注 [5]原文「treadmill」，現在也指「跑步機」。——譯者注 [6]金合歡為澳大利亞國花，國徽底部有其圖案。——譯者注 [7]形容逆來順受的黑人。——譯者注 [8]大師課程（masterclass）通常用於文藝領域，意指聘請該方面專家對學生進行單獨指導的特殊課堂模式。——譯者注 [9]政府提供經費但交由私人營運的學校，需要達成雙方協議的教育目標，但因此不受一般教育法規限制，因此稱之為特許學校。——譯者注 [10]由BLab創立的認證機制，認證標準為企業是否對社會和環境負起責任並且公開透明。——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