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
為了教化囚犯，便將囚犯置於完全獨處的空間。然而，絕對的孤寂若無外力介入，則超越人類所能忍受，不留情面也不留餘地摧毀了罪犯的人性。那不是教化，那是殺害。
——托克維爾
那人獨居不好。
—— 《創世記》2：18
「卡斯卡韋爾」（Cascavel）是葡萄牙語，意思是「響尾蛇」。
「卡斯卡韋爾」也是位於巴西巴拉那州，鄰近阿根廷邊界的小城市的名字。從聖保羅轉搭兩趟短程飛機，再從這裡的小機場搭一個多小時的車，終於抵達了目的地，一個更小的市鎮。它叫做「卡坦杜瓦斯」（Catanduvas），周圍景色秀麗。晨空中懸掛著半輪殘月，豐饒綠意穿插形狀古怪的松樹，看來像一道道彩虹顛倒串在火柴棒上——達利的作品躍然眼前。
其實我的休假用完了，不過因為監獄直升班多開了一門基礎英語，所以又換到幾天空檔。眼前所見如此熟悉又如此令人不悅，幾乎每一趟監獄旅程都免不了：卡坦杜瓦斯監獄（Penitenciaria Federal de Catanduvas）是巴西第一所聯邦層級的超高度安全級別監獄，外形像是從美國監獄切了一塊運過來。這次行程的目的是瞭解巴西邁開戲劇性步伐走向大規模監禁的背後，那些所謂窮凶極惡的囚犯們究竟住在什麼樣的環境裡。
巴西目前有55萬監獄人口，是美洲成長最快的地區，在過去20年裡膨脹近乎4倍。超高度安全級別監獄在過去25年席捲全球，但在巴西還算是新鮮玩意兒，我對其中單人禁閉的措施特別有感觸。美國約有8萬人過著與世隔絕的獨居生活，但若將監牢、移民滯留中心、少年感化院和軍營這些地方也納入統計，則總數在10萬左右。如果家長將兒女軟禁在家中不與外界接觸，就叫做虐待兒童，可是成千上萬的美國青少年明明活在同樣條件下卻無人聞問。諷刺的現實在我腦海盤旋不去。
陪同我的安德烈是位律師，專長白領犯罪，他在巴西的監獄做志願者服務。「怪了，」他解開安全帶時說，「上回過來時是兩個男人拿著大槍迎接我啊。」眼前所見只有金屬和鐵絲網，整個建築彷彿被徹底抽除人性。圍欄上的紅色招牌以葡萄牙語標注了「注意」「警告」之類的句子，安德烈下車以後朝對講機大聲叫了幾句。
「早安（Bondia）！」
今晨我在聖保羅第一次和安德烈本人見面。技術上來說，幾個月以前我讀到當地監獄試行輔導計劃以後，就和安德烈搭上線。在「閱讀矯治」計劃下，囚犯可以申請閱讀經過審查的文、哲、科學類書籍，每篇摘要心得可以減刑4天，每年減刑額度為48天。電子郵件往來後，安德烈替我規劃了參訪行程，並答應擔任翻譯。這次停留時間不夠久，無法為囚犯做些什麼，但幸運的是得到兩個整天可以在監獄裡和囚犯相處，地點不只是教室，還有牢房，過程中能瞭解他們對於讀書計劃以及監獄是何感受。
週末我在聖保羅度過，好好感受這城市的三大特色：華麗的街頭藝術、動人的桑巴旋律，還有無所不在的軍警——他們因殺人聞名。根據巴西公共安全論壇（Brazilian Forum on Public Safety）的資料，2009年至2014年，全國死於警察武力的人數是11197人；可供對比的數據是美國在之前30年裡警察殺死了11090人。裡約市公共安全署長還曾經將警方執法時誤殺無辜路人的案件，比喻為做煎蛋卷必須先將蛋殼打破。
那雙眼睛，是通向哀痛靈魂的窗
在卡坦杜瓦斯監獄外面等了許久以後，終於來了一輛廂型車，上面標誌寫著「DEPEN」，原本我還以為是不是最後少了一個「D」，但當然不是。「DEPEN」是巴西國家獄政部的縮寫，廂型車護送一輛黑色福特休旅車出來，車上面載著獄方官員正要去用午餐，暗色玻璃車窗降下，對方邀請我們同行。
我們跟在福特後面，慢慢開到外觀破爛老舊的商店街，但這兒已經算是熱鬧城區。外面太陽很大，店裡是美國西部風情的自助餐，我們端著燉肉過去和地主們同桌，典獄長穿著黑色西裝，綠色眸子眼光犀利，但隔著鏡片顯露笑意。教育主任瑪拉將金棕色頭髮往旁邊一撥，朝我伸出指甲修剪整齊的手。
「巴拉那州有超過60人受雇於監獄工作。」典獄長神情挺得意地說起歷史，安德烈在一旁為我翻譯。
超高度安全級別監獄是針對幫派分子而生，也是拉丁美洲人監獄生涯中黑暗的一頁。首先是2012年，墨西哥暴力犯罪集團洛斯澤塔斯（Los Zetas）在阿波達卡市（Apodaca）的監獄內殘殺了44人；接著委內瑞拉的監獄受到黑幫控制，獄警能夠負責的只有看守設施邊界、數人頭，以及護送至法庭。到了巴西，時間追溯到1991年聖保羅卡蘭迪魯州立監獄（Carandiru Prison），該機構惡名昭彰，後來已經關閉。那年巴西鎮暴部隊殺害111名囚犯，其中包含尚未經過審判僅是拘留的被告，而且手段大半是以機槍從牢房門口近距離射殺。即便沒死在槍口的人也被扒光衣物，然後遭到受過訓練、瞄準生殖器襲擊的警犬攻擊；還有一些人被利刃刺死，或被強迫目睹處決經過、扛屍體和刷洗血液，因為警察害怕染上艾滋。然而，慘案導致復仇心態，於是出現名為「首都第一司令部」（Primeiro Comandoda Capital，簡稱為PCC）的犯罪組織。許多人將PCC比作南非數字幫，而巴西全國上下的監獄很快便落入PCC控制，引發數十起監獄暴動事件，奪走數百條人命。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2014年，就在卡坦杜瓦斯監獄內，騷動持續長達30小時，數十名戴著面具的囚犯攻佔監獄屋頂，揚起PCC大旗。他們抓了其他囚犯，將俘虜雙手捆在背後，之後輪番毒打或吊在屋簷下。
卡坦杜瓦斯超高度安全級別監獄成立於2006年，是巴西政府對於幫派暴力的直接響應。小鎮居民都收到矯治部發行的手冊，內容指出這是巴西聯邦政府第一所專門收容高度暴力犯的監獄，目標是遏制黑道幫派活動。監獄內有四分之一的囚犯是各地落網的PCC領導人物，他們離開一般州立監獄體系以後暫時住進這間超高度安全級別監獄，裡面有208個單人房，建築本身就花費1800萬美元，是巴西對監禁制度史無前例的大手筆投資，但預計還會有四所類似機構陸續完工。超高級監獄內每位囚犯每年消耗預算12萬美元，而州立監獄體系的囚犯平均則是每年36美元，因為一般囚犯多半要自己負擔伙食和衣物費用。
午餐以後我們重返監獄，瑪拉帶我們通過繁瑣安檢。這裡設置了兩組精密金屬探測器、電子指紋辨識系統、X光輸送帶、各種手持儀器，還有人工搜身。監視攝影系統可以從各個角度看到我們的行動，影像同步傳送到首都巴西利亞市。
身穿海軍藍制服的幹員巡邏各處，其中一人負責護送瑪拉、安德烈和我。他身上一大串鑰匙叮叮噹噹作響，我側面得知原本所有門戶設計為電子鎖，但某次系統中毒以後大家動彈不得，於是只好回歸傳統。通過刮刀式刺網，廣場上礫石滿佈，有綠色制服的人挑著水桶或垃圾袋走動，男女都有。起先我以為他們是犯人，沒想到只是清潔工。更深入一些，濃濃的消毒水氣味鑽進鼻孔。
裡面一片死寂。
囚犯在哪裡？
「你們學校教法律嗎？我有法律學位呢。」導遊頗自豪，他們是聯邦政府的幹員，所以薪水福利比一般州立監獄員工好，多數具備大專學歷，除了維護監獄安全也要搜集情報，主要目標自然是幫派活動。超高級監獄裡，每個犯人由兩名幹員管理，但在州立監獄體系中，每350個囚犯才由一個人負責。
「穿上，」瑪拉遞給我一件類似實驗室用的白袍，她自己已經套上了。感覺好奇怪，我們是科學家還是醫師？不過考慮這裡的環境背景幾乎毫無生氣，似乎也很合適。
沿著走廊前進，一扇門兩旁掛著塑料袋，很明顯是裝垃圾的，裡面塞滿看來快壞掉的麵包。過了那道門是一個讓人聯想到肉品冷凍庫的環境，難道是停屍間？不對，這裡的小房間是監獄中的監獄，隔離中的隔離——紀律管理特區（Regime Disciplinar Diferenciado，簡稱RDD），這種極端隔離手段用在極端紀律問題上。許多巴西公民認為RDD與憲法所謂不得施以不人道處置的精神有衝突，因為被關進這裡完完全全無法和其餘囚犯有任何形式的接觸。可是每個移送到卡坦杜瓦斯監獄的犯人，最初20天都必須在裡面度過。
幹員打開房門，裡面是空的，乍看就像真人大小的過家家的屋子，只不過是一個噩夢版本。牢房一塵不染，和停車格差不多大，有方形書桌、圓形椅子和長方形的床，但其實只是螢光燈管底下的幾個混凝土塊罷了。高處有教堂那樣的窗戶投下柔和陽光，光點在黃色牆壁上舞動，周圍籠罩著橘色陰影。頂上是四塊正方形的天空，就這麼多了。牢房另一頭連接「日照區」，內設有淋浴間，但淋浴間內還開了監視窗口方便掌握囚犯狀況。牢房裡面唯一有人活過的證據，是金屬門背後刻著數日子的線條。
另一側兩道緊閉的門後住著活生生的人，但是我看不見也聽不到。我能肯定有人，因為門上掛著文件，而且註明入房日期。兩人都一樣，已經在極端隔離中度過兩星期。
「你有很多想法？」幹員看著我的筆記本說：「美國人自己有很多超高級監獄啊，當初我們這裡一堆人過去取經，現在你們又一堆人過來參觀，好好笑。」的確，單人監禁和超高度安全級別監獄都是美國的發明，早在1787年基督教貴格會就在費城胡桃街監獄實驗過單人牢房，1829年成立的東州教養所前身是修道院，內部全是單人房，囚犯必須如古時僧人戴上兜帽，隨身物品只有《聖經》。直到19世紀末期，紐約州奧本監獄實行白天苦工加上集體行動的管理模式逐漸盛行，20世紀30年代，舊金山惡魔島監獄D區、聖昆丁、福爾森、阿提卡這類收容數千人的超大型多層結構監獄出現，囚犯被迫接受每日照表操課的待遇，在這些設施中極端隔離手段如單人房重新復甦。
1983年單人監禁正式回歸。伊利諾伊州馬里昂市（Marion）一所監獄帶頭採用每日隔離23小時的制度，之後隨著美國監獄人口暴增，輿論主張以暴制暴，其他州也跟進了。今日的加州，囚犯單獨監禁的平均值為6.8年；回到1989年，州政府設立了鵜鶘灣監獄（Pelican Bay State Prison），也就是第一所超高度安全級別監獄，主要特點就是獨囚制度，沒有任何活動或交誼設施，加上不接受外界檢驗或申訴的強硬管理體系。1994年，科羅拉多州建設了有落基山惡魔島之稱的佛羅倫薩監獄（ADX Florence），最高紀錄是一名聯邦囚犯因為「不得與人類接觸」的命令遭到禁閉32年。1999年，美國在34個州里共有57所超高級監獄，而鵜鶘灣監獄內有227個囚犯已經獨處超過10年。
拉丁美洲於1830年到1940年間建設現代化監獄，有些仿照東州監獄、有些傚法奧本監獄。歷經上百年，官員們考察了美國以及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哥倫比亞、愛爾蘭、丹麥、南非，以及俄羅斯，觀摩了無數超高度安全級別設施以後，推出了我們眼前的卡坦杜瓦斯監獄。
我們前往幹員口中代號為查理的區塊，途中我終於聽到活人發出的聲音：雙層密閉門後面傳出朦朧呼喊，迴盪在迷宮似的走道上。
囚犯被困在迷宮中心——說是迷宮並不為過，因為它的門廊和鏡子故意被設計得令人分不清方向。「雖然在同一個房間待了10年，」托克維爾描述美國被禁閉的犯人，「卻直到出去那一刻才真正確認牢房在整棟樓的什麼位置。」
我被帶到牢房前面，小小窗戶拉開一線。我試著窺看。
一雙眼睛湊上來。我後來得知他叫卡洛斯。
他在狹小乾淨的牢房裡面立正站好，彷彿排隊一樣。
「你好！」安德烈開口。
那雙眼睛……是通向哀痛靈魂的窗。
這次對話，或者說「訪談」，是最詭異、最恐怖的經驗。我面對著保險櫃那樣的門，只透過一個小孔講話，安德烈在我耳邊翻譯，速度很快，周圍還有很多人聽著我們的交談內容。
卡洛斯，41歲，來自裡約聲名狼藉的「法裴拉」（favela，巴西葡語中的貧民區）。20世紀80年代起，都市中貧窮階級人口越來越龐大，他們找到空地就將之佔據形成聚落。這種區域和牙買加金斯敦的戰區或南非的情況本質相同，缺乏基礎社會建設且受到幫派控制。卡洛斯因為殺人、非法持槍、偽造文書、劫持人質已經坐了16年牢，兩年八個月前從州立監獄轉到卡坦杜瓦斯。
「可是瑪拉，」我轉頭，「囚犯禁閉不是有360天的上限嗎？之後應該就要轉回州立監獄才對？」典獄長明明才說過。
「多數案例確實如此，」她回答，「但不一定。看狀況，規則會有所變動。」
卡洛斯的天藍色襯衫上面印有聯邦矯治監獄獄友字樣。他說自己刑期高達98年，但實際上巴西沒有人服刑超過30年。
「還好不是美國。」他脫口而出。
卡洛斯從牆壁上取下三張照片驕傲地展示，照片裡面是他的五個小孩，從5歲到23歲，還有一個孫子已經7歲大。如同其他囚犯，自從來到卡坦杜瓦斯以後，他就沒有面對面探視。他家人負擔不了飛來這裡的機票，連搭公交車都是很大開銷——而如果搭公交車去裡約市的在線探視中心，可以透過類似Skype的視頻電話系統與監獄囚犯進行視訊對話。之前有次機會是卡洛斯為整幢監獄刷油漆，典獄長自掏腰包代墊他家人前往探視中心的車費（其實不過20美元），但卡洛斯的家人至今只去過三回。
「沒有家人，要我如何改過自新？」他問：「有時我會做噩夢，夢到自己被家人遺棄，驚醒以後非常恐慌害怕。我知道我做錯了，也從自己、從別人的經驗裡學到教訓，但是我沒有機會證明啊。我的感想就是，應該要給人第二次機會，至少看看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改變了。」卡洛斯用力嚥下口水。
「每天待在這牢房裡22小時，是地獄。老實說，我每天都活在地獄裡，好像要窒息了，或者說根本已經死了。還能說什麼呢，這不就是活埋嗎！」
其實他想說的應該還有很多，不過我們轉換話題聊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瑪拉說卡洛斯參與了閱讀矯治項目，計劃是2009年開始的，起因是一個行事作風爭議很多的聯邦法官對監獄官員說：「反正沒有錢開什麼矯治計劃，不如就讓囚犯讀書啊！」這一點在美國也早有先例，我們那兒美其名曰通過文學再造生命，最早是馬薩諸塞州採用了「讀書療法」，以閱讀課程為新的緩刑形式。該計劃網站的說法是好故事可以激發讀者對人物的同情心，並擴展到他人，甚至自己身上，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時，囚犯不必直接面對自己的罪行也能處理情緒掙扎。
卡洛斯從書架上拿起《罪與罰》。他開始報告閱讀心得。
「犯罪會對家庭造成影響，所以要三思而後行。故事最重要的意義就在這一點，他偷了東西，殺了人，最後受不了良心煎熬，做了壞事怎麼能沒有罪惡感。」
「那卡洛斯，你覺得良心不安嗎？」我問。
「每天都會。我覺得自己的生命是個錯誤。你懂這種感受嗎？身為活生生的錯誤，而且生命中除了錯誤，什麼也沒有。但是就算活在地獄裡，我還是保持希望。雖然42歲了，至少不是人生終點。我還是希望有機會可以進大學，有興趣的科目是神學和心理學。我也試著寫書，取名叫做《深谷行者》。你我關照內心就會發現那個行者，每個人都要抓緊繩子向上攀爬，千萬不要注視底下的深淵。」
走廊上出現兩名男子和一輛金屬推車，車上的小碟子裝了幾顆藥。這裡有八成的囚犯需要吃藥。
「我是來這裡才開始吃藥……」卡洛斯說：「不吃藥睡不著，太焦慮，太憂鬱了，要一個人度過這麼長的時間實在沒辦法，我好害怕。」
幹員關上門口的小窗。來不及說再見，卡洛斯便從我面前消失。時間到了。
我們跟在另一輛金屬推車後面來到圖書館，但其實比較像是塞滿書的更衣間。書籍凌亂，特別是標著閱讀矯治認可的書更是到處堆，作者有若澤·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克拉麗斯·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和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此外也有《聖經》、字典、福音歌本與很多流行雜誌。
「好多西德尼·謝爾頓（Sidney Sheldon）的書。」瑪拉口吻有點不滿。和奧蒂斯維爾的圖書館一樣，這裡也有一小櫃的歷史書籍、一些拉丁美洲研究，但奇幻和科幻的藏書特別豐富。
「囚犯想看書，所以向政府提出請求。結果呢，」她翻開光亮的頁面，「來了這些愚蠢的雜誌。」
走出大門，空氣一下子清新起來，地平線一片翠綠。安德烈和我先順便送瑪拉回到她在卡斯卡韋爾的公寓。前面也有道閘門，與她的工作地點一樣，這屋子像是美國來的複製品。
「感謝美國，這房子就像是專門為我們準備似的。」安德烈脫口說出我的心聲。
旅館倒是有1952年的邁阿密風格，或者說整個城鎮搬到另一個時空也同樣合適。大體上就是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路上女性的髮型都比較誇張；點心是小起司麵包球；路邊小酒館還播放著搖滾樂。安德烈和我找了一間酒吧坐下來，點了炸魚排和當地的木薯粉料理後聊起感觸，他擰著雙手表示自己國家如此熱愛監禁實在令人悲哀。電視播放世界盃足球賽，四周酒客有說有笑，但安德烈說那些造價高昂的體育場在曲終人散後也會變成監獄。他壓著太陽穴歎道：「連我家裡，我哥、我爸，每個人都覺得把犯人關起來，把鑰匙丟掉，最省事。可是這怎麼算得上解決問題？」
我相信愛，相信救贖，但這裡沒有
隔天早上到達監獄，鐵絲網彼端出現許許多多女性外形的螢光色塊。進入監獄有服裝規定，除了黃色和粉紅色外一律禁止，目的是讓遠在首都巴西利亞的「老大哥」們能輕鬆從監視影像分辨出誰是囚犯，誰是工作人員，誰又是訪客，結果造就這幅充滿戲劇張力的畫面。她們都來自很遙遠的地方，有一些還得到PCC援助，因為她們的丈夫是幫派裡有頭有臉的大人物。不少人凌晨就睡在大門外，為的只是排隊順位可以前面一點。無論如何，她們都要忍受漫長等待以及繁瑣的安檢搜身，身上每個凹洞都要查，換來只是幾小時和愛人相伴。最荒誕的大概就是她們居然還不得不打扮成這幅繽紛的模樣。
穿過那群婦女並接受安檢之後，我們領到一小杯的巴西咖啡，監獄裡面沿路都看得見塑料杯到處亂丟。幹員必須輪班值夜，所以這一小杯、一小杯又黑又甜的液體，就像潤滑油般，維持著機器順利運轉。
下雨了。走在幽暗的混凝土長廊間，寒意漸漸滲進骨子。過了一個轉角，看見鐵柵後面有比較大的空間，陽光穿透頭頂的刮刀刺網，裂成一絲絲。這裡就是先前瞥見的日照區，囚犯必須分批進入，每次上限13名，在日照區禁止三人以上的對話。
一顆足球擊上牆壁，接著好幾個人影迅速穿梭，一邊踢球一邊吆喝。他們大口呼吸，扯下上衣，光著腳丫，燦爛地微笑，興奮地跳躍。這就是生命。
接著傳來一聲：「停！」
鴉雀無聲。
球緩緩停下。囚犯們不能動，必須靠牆低頭排好，笑容當然不見了。「1號！」幹員大喊。
要做的事情已經熟得不能再熟。犯人低頭走向幹員，轉身，跪下，伸出雙手到鐵柵外上銬；然後，換個方向，走到另一名幹員那裡，再轉身，門開了，門又關了。他的肉體又遭到活埋，必須再支撐22小時。
「2號！」幹員再次喊叫。
這儀式反覆操作直到日照區只剩下洩了氣的球。幹員們還戴上塑料手套四處檢查，看看有沒有遺留物。
過了幾分鐘，門又打開。下一批13個囚犯成一路縱隊低頭沉默走進日照區，面朝牆壁後一個一個暫時除去手銬。
「Liberal！」幹員指示。意思是「自由活動」。
囚犯滿臉笑容，彼此擁抱，頭終於抬起來了，不只互相聊天，也會和警衛交談。靠近鐵柵處準備了電動剃刀，需要理發就直接過去用，所以地面上散著一撮撮髮絲，而半空中則是足球飛來飛去。感覺就好像是看著他們死了以後又重生。
我看見卡洛斯，容貌比起只能注視眼睛的時候還要更像個大男孩。他身上T恤印著監獄的字樣，但我一個恍惚看成地獄。
「來吧，帶你看看牢房內部。」幹員說。
「可以就這樣進去看？」我覺得那是私人領域，好像不該如此隨便。
「當然可以，監獄是公有的，不是他們的。」幹員語氣還挺得意的，他逕自帶我們進入C區的房間。
混凝土造出的書架上擱著一本尼古拉斯·斯帕克斯（Nicholas Sparks）的《分手信》，旁邊是淋浴間，每天固定時間自動灑水。床上有四張褪色相片，裡頭都是小孩。書桌上一支筆芯從塑料殼內抽出，這名囚犯的創作走的是板畫風格，畫面中有大麥町、祈禱的雙手和籠中鳥。高處小窗戶透進微弱的粉紅光線，隱約聽得見金屬門開啟後有人朝彼此高呼的聲音。監獄在英文裡又被稱為「悔罪所」（penitentiary），而這是我第一次切身體會到所謂的「悔罪」是什麼感受。這個地方籠罩著一股詭異的陰鬱，就像古時候的修道院，但前方可能是教堂，也可能是集中營。
幹員提到牢房裡面沒有鏡子。曾經有媒體來此拍攝，在牢門的小窗外面留下攝影機一整夜，回來時發現囚犯一直盯著鏡頭，看自己的倒影入了迷。
「牢房乾淨，整齊，有效率。」幹員的口吻彷彿將這兒當成自己的心血結晶。「和州立監獄不同等級，很安全衛生。」
的確，卡坦杜瓦斯和其他巴西州立監獄有如天壤之別，我也是基於這個理由才能夠過來參觀。巴西政府斥巨資建造監獄，自然想向世界證明其物有所值。2014年流出一部影片，講的是巴西的囚犯居然斬首另外三個獄友，於是聯合國人權組織開始對當地過度擁擠、暴力頻傳且超過八成囚犯無法負擔律師的監獄表達高度關切，並表示「事態嚴重」。巴西還有很多州無法分開安置男女囚犯，女性監獄內的男性管理人員要求性服務也時有所聞。青少年和成人也會關在一起，而且牢房裡面不一定有盥洗設備。2009年，有16466人的監禁違反規定，例如許多人遭到羈押的時間比最後判處的刑期還要久，最誇張的案例是有位男性花了11年時間才等到開庭。此外，從2009年到2011年間，聖埃斯皮裡圖州（Espirito Santo）已有多方指控獄內虐待的問題，但政府竟然封鎖監獄進出，連原本依法具有督導權的單位也被排拒在外。
另一條走廊上又有幾輛金屬推車出現，推車的幹員們都戴著寬邊墨鏡。這是另一種儀式：飲料倒滿塑料杯，從小窗送進去，囚犯們迫不及待接過，然後小窗再度關上。
後來我們與穿著粉紅色衣服的婦女擦身而過，她們雙頰浮腫，泛著淚光。我還聽見嬰兒的哭聲。
「好可憐，」瑪拉揉揉眼睛說，「來探視犯人的，一直大叫爸爸！」
剩下的時間我去了卡坦杜瓦斯裡面兩個「樂園」：資格符合的人犯每天可以離開牢房幾小時去上課或工作。工作機會不多，可以說罕見，主要是拿廢棄的雜誌紙張編織籃子，或以紙張加上棒冰棍製作成小孩玩具，成品則在當地手工藝品市集販賣。我們進工作室時，十幾個男人圍著幾張小桌子正在工作，他們拿了兩種產品樣本給我看。瑪拉說我手上那個是紙雕小鴨，還有用火柴棒做出來的摩西、耶穌和施洗者約翰。
「和他們聊聊吧。」瑪拉鼓勵我，然後向囚犯們介紹了女教授。
我再次吞下內心的不安和作嘔感，試著不把自己當作人類動物園的遊客，轉身望進鐵欄杆裡面。
奧古斯都的黑框眼鏡下掩藏了一雙疲憊的眼睛。他說希望有一天能進大學攻讀生物，並且提到根據巴西的刑罰規定，犯人工作五天就可以減免一天刑期，但也只有約四分之一的囚犯可以得到工作機會。
「工作可以鎮定情緒，」他說，「其實只要不在牢房裡都好。能離開牢房不要一個人關著，我什麼都願意。悶在裡面實在太久了。我相信愛，相信救贖，但這裡沒有愛。」
隔壁兩人神情同樣淒苦，瑪拉告訴我他們是一對父子。我注視著那位父親，彷彿又看見南非的安東尼——安東尼的女兒在波爾斯穆爾監獄的另一邊，兒子也向同一個藥頭買毒品。我也想起一個紐約的學生，即便出獄回家應該欣喜，他卻仍以淚洗面，因為他18歲大的兒子還在牢裡。眼見一對父子都住進超級監獄，我心痛得紅了眼眶。世界各地有許多父親因為貧窮和牢獄與子女分別，但父子在監獄裡並肩坐著又是另一番光景，轉頭就看見兒子淪入同樣處境的挫折，實在太難想像。
我噙著淚與他們閒聊，問起他們最近讀什麼書。奧古斯都說起《安娜·卡列尼娜》和書裡傳達的真愛情緒時頗為激動，但沒過多久就變成他們訪問我。美國的再犯率有多高？這個監獄和你教書的那裡一樣嗎？美國是不是也該採用閱讀矯治？美國真的還有死刑？真的嗎，死刑？無期徒刑呢？這個監獄是學美國的嗎？超高度安全是美國傳來的？我們蹲在這裡這麼久都是美國人想出來的制度？我有點頭昏腦漲，後來迷迷糊糊地跟著瑪拉走出去，然後不由自主問起：「那個21歲搶銀行的犯人，真的罪無可赦嗎？」
「那算什麼呢，」她回答，「上個月有個19歲的犯人進來。我心想，這孩子瘦巴巴的，能犯什麼大錯？結果居然是因為他朝檢察官臉上吐口水，就被送到這兒來。」
就算是美國也一樣，囚犯遭到單人禁閉的理由千奇百怪。紐約有84%的單人監禁原因並非暴力行為，而是例如使用淋浴間過久、不遵守命令、不配合送回餐盤、持有太多郵票，甚至眼神挑釁，也就是獄警不爽囚犯的眼神。2013年，南卡羅來納有個男囚被處以37年半的單人監禁，只因為他上網在Facebook上張貼動態。
我們又走過日照區。足球落地，囚犯們匆匆回到鐵柵前面，看見我興奮地問了不少問題，笑容幾乎扭曲他們的臉。
「美國的監獄可以上網嗎？」
「你能在牢房一個人待22個小時嗎？」
「幫我們和奧巴馬總統問好！」
他們活力旺盛，這攻勢令我心裡又是悲傷又是恐慌，忍不住打了幾個哆嗦。人性在瀕臨崩潰瘋狂的邊緣還如此燦爛，這美景我前所未見。
「這裡的囚犯沒有工作，沒有學業，沒有得到任何輔導，就只是每天在牢房裡面消磨22個鐘頭。」瑪拉告訴我：「有些人已經待了好幾年，真的很令人難過。」
他們尚未被徹底遺忘
卡坦杜瓦斯監獄與一般州立監獄不同，裡面沒有幫派暴力，甚至沒有人滿為患的問題——半數牢房還空著。但囚犯承受著另一種苦痛，是心理上的屠殺。「極高比例的囚犯即便只是短期禁閉也會精神恍惚，幾乎無法喚醒，還有一部分人變得極度暴力衝動，一部分人會自殺。即便沒出現明顯精神問題的人，行為紀律也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個案的心智程度無法回歸至有益社會的程度。」這是1890年美國最高法院對長期禁閉進行調查後得到的結論。
過了一個世紀，波士頓的精神醫師斯圖爾特·格拉希恩（Stuart Grassian）訪問單人監禁的囚犯，研究發現三分之一出現嚴重精神疾病及幻覺，稱之為單人監禁症候群，症狀包括社會退縮、恐慌、非理性憤怒、無法控制衝動、被害妄想、急性或慢性憂鬱、注意力或記憶力問題、認知扭曲。自殘行為十分常見，遭禁閉的人有很多出現咬血管、切手指或睪丸的案例，自殺率也達一般的五倍之高。加州數據顯示，自殺人數七成發生在禁閉牢房，如果遭到禁閉者是青少年，則自殺率為19倍。2009年《紐約客》雜誌刊載阿圖爾·加萬德（Atul Gawande）的文章，他描述單人牢房這個「地獄深淵」時文字栩栩如生：「犯人不停和自己講話，無法克制踱步，不過6英尺距離，就這麼來來回回好幾小時。再過不久，他恐慌發作，大叫求救，後來出現幻覺，以為牆壁的顏色一直變換。之後什麼聲音都能惹怒他，例如整點時警衛開門查看、隔壁房間獄友的動作等等。大概過了一年，他聽到電視機裡有人對自己說話，於是只好將電視收到床底下，不怎麼拿出來看了。」1995年也有一位法官指出，加州惡魔島監獄的環境「人類近乎無法忍受」。
卡坦杜瓦斯這種單人牢房如同截肢手術般殘忍，以為截去問題就達到威懾與懲罰，保障其餘人平安。但我們怎能忘記所謂「問題」依舊是人類，他們最後仍然要回歸社會，與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無論對於囚犯或對於我們自己而言，逼瘋一個人究竟有什麼好處？更進一步來說，強迫人陷入瘋狂，是否合乎道德倫理？
甚至不用考慮這麼多，根本問題就是單獨監禁沒有效！ 2006年研究發現，經過3個月禁閉的囚犯，暴力犯罪的再犯率反而提高；2003年針對亞利桑那、伊利諾伊和明尼蘇達三個州的超高度安全級別監獄的調查也發現，囚犯的暴力行為沒有明顯變化。所以有些國家，例如英國，已經決定放棄又貴又沒有成效還不人道的手段，結果是整個英國的單獨監禁人口少於美國單一個緬因州的監禁人口。英國採取的做法是將最容易滋事的犯人放置在密切督導中心（Close Supervision Centre），這種小規模但環境穩定的空間最多容納10人，囚犯接受心理治療、教育輔導，表現良好才可以得到運動、打電話、接受探訪或使用廚具的權利，設計理念是提高對囚犯的控制而不是放任。由於經過控制囚犯彼此羞辱或衝突的機會大為降低，專家認為那才是監獄內部暴力事件的根源。
一個警衛看守著一間小教室，裡頭10個穿著藍色汗衫與拖鞋的學生坐在書桌前，和教師的講桌之間竟也有鐵柵分隔。我真無法想像面對鐵柵教書是什麼感受，這和是不是超高度安全級別監獄已經無關。瑪拉指著教師那側，混凝土地板上有條紅線，距離鐵柵很近。
「之前有一次，囚犯查字典要找單詞，」她解釋，「他說找不到，於是老師靠過去想幫忙。這時候呢，警衛急急忙忙衝過來，槍口對準他們大吼，『退後！你想對老師下手嗎？』那個囚犯手發抖，氣紅了臉。總之，你還是別跨過紅線。」
今天這堂課學生程度參差不齊，有小學五年級也有高中水平，上課的老師一頭金色卷髮，穿著實驗室那種白袍，胸口繡了卡通人物。她向學生介紹我，我則稍微介紹美國的「監獄直升班」項目，說明教育的重要性。
然後好像鳴槍起跑，賽馬奔馳，他們全都激動起來。
「沒人給我們上課，我們當然會回到街頭混啊！」前排一個皮膚黝黑的人叫道。
「我51歲了，沒什麼指望，但他們不一樣。」說話的人指著身旁膚色較淺的年輕人。「我這輩子沒機會受教育，住的那個貧民區根本沒學校。我生下來什麼也沒有，連出生證明也沒辦。」
我本來是想訪問他們對於閱讀矯治計劃的想法，然而進來兩天後，我已經可以得出結論。計劃本身立意良善，而且可能是維繫囚犯理智的最後一條浮木——問題是，想想這環境就知道一切荒謬可笑。文學在這麼極端的單人囚禁以及整個超高度安全級別監獄體系中有何意義？換取幾天的減刑？原本刑期就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有人真心在乎嗎？
當天早上和下午，那位老師離開以後，我被安排進入教室。「你去給他們上課吧！」於是我聽見了他們頗為震撼的人生故事。
法比奧，40歲，母親生他的時候才11歲，而且是遭人強暴。酗酒的父親差點將他打成泥，所以法比奧6歲就逃家，在幾十個孤兒院間遊走，7歲開始犯罪，18歲入獄，26歲才隔著監獄鐵柵再次見到母親。
羅伯托，38歲，家裡還有14個兄弟，為了養家混幫派販毒，所以在州立監獄進進出出，反而因此鑽研出更高深的犯罪技巧，但也不幸染上毒癮。後來一次搶劫商家行動被發現，不慎開槍射殺了聯邦警察，已經在禁閉室內待了5年。
學生們一個個低著頭，氣氛就好像有顆定時炸彈。
「Mi familia」（葡萄牙語的「家人」）這個字出來以後，點燃了大家心中那把火。一個人關在牢房裡面實在難受，不過真正的深淵在於與妻小父母相隔數千數萬里不能相見。
囚犯們滔滔不絕，但安德烈已經體力不支，翻譯跟不上以後索性暫停。不過我一直點頭，而且也真的明白他們說些什麼，就和我在美國、牙買加，尤其是在波爾斯穆爾那裡聽到的都一樣。無論是貧民區、戰區、南非街頭或者這兒的法斐拉，都是類似情境。他們的人生不外乎兩個力量在拉扯。
首先是種族。
罪犯、貧民區，乃至於這整座監獄，其實就是種族不平等的結果。當年非洲奴隸被帶到巴西的人數是美國的10倍以上，而且苦難在這裡維持到19世紀才結束——1888年才廢除奴隸制度的巴西，在所有美洲國家中敬陪末座。即便廢除黑奴，社會仍透過警察權、刑罰權壓搾他們成為奴工，幾十萬名可憐黑人被逮捕，名義是行為不檢，包括遊蕩、鬧事、酗酒，甚至是跳卡波耶拉（一種傳承自非洲的舞蹈，由於帶有武術成分所以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解禁）。被捕的黑人淪為勞工，或者被迫加入軍隊，即便1988年巴西成立新聯邦憲法，還是沒有吸收黑奴後裔進入國家經濟或政治生活的政策。隔離充斥於社會各個層面，無論教育、就業、土地分配和居住，以及公共服務，於是到了2009年，黑人或混血兒僅17%真正進入教育系統，超過八成上學不滿8年，近2/3非白人學生無法讀完高中，能上大學的僅6.6%。巴西全國生活水平在貧窮線以下的公民超過七成為黑人或混血，工資比白人少了不只一半，預估壽命也短6年，主管職位有97%、經理職位83%都被白人佔據。如果巴西的白人和非白人分裂成兩個國家，白人巴西能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排到全球第44名，但非白人巴西卻是第105名。
由此觀之，巴西非白人族群犯下殺人案比例將近白人族群的2倍，在某些地區甚至超過3倍，其實一點也不意外。非白人明明是全國人口1/2，卻佔了監獄囚犯的三分之二、入獄概率是白人的2倍，也一樣並不奇怪。幾百年下來累積的社會制度一直在荼毒他們。
「你之後會不再犯罪嗎？」瑪拉問一個囚犯，囚犯眼睛下面已經滿是皺紋。
「要是回去還是沒工作，你要我怎麼辦呢？」他看起來好像想要衝上前：「就算回去了，誰要給我工作？誰願意幫我？」
他轉向我，眼睛一亮：「美國的情況怎麼樣？政府會幫忙嗎？會不會給工作？記得，有機會的話幫我報名，看看我這輩子到底有沒有可能正常上班。」
我一直看著紅線，但還是將筆記本遞到鐵柵對面。
佩德羅·亨裡克·普羅科皮奧，他寫下自己的姓名，筆跡很秀氣。「要記住哦。」他將本子還回來。
除了種族，另一個力量是階級。美國已經注意到犯罪問題實際上就是貧窮和不平等的問題。所得分配不均達到1928年以來新高，排名前五分之一的家庭人口掌握了全國88.9%的財富。同樣問題在巴西更極端，所得不均程度比起美國還高出25%。癥結追溯到1870年到1890之間，當時巴西經濟成長率近乎世界最高；到了20世紀50年代，看似要超越美國，於是2000萬人移入大城市，可說是史上最大一次遷徙。然而，也就因為經濟成長急速趨緩，數百萬人陷入貧窮，1980年到1990年，最低工資下降46%，人均所得也滑落7.6%，同時期最富有的前五分之一人口的財富卻成長65%，窮困的那一半公民收入反而下降12%。GDP用於醫療預算僅3%，教育不到5%，但退休撫恤佔了12%——這筆支出只有巴西社會頂端五分之一的人享受得到，活在地下經濟體系的人口高達全國人口的40%，完全得不到保障。此外，居住權也是一大危機，三分之一家庭沒有足夠空間，全國統計起來還短少580萬戶居住單位。
貧窮如此普遍，社會服務如此缺乏，巴西政府卻寧願砸重金建造我身處的這所監獄。
為什麼？我問他們，師生立場互換。
他們給我的總結是一句巴西俗諺：「做給英國人看。」
囚犯們表示，事實上，政府需要黑幫存在，因為貧民區和監獄需要人管理。波爾斯穆爾監獄的數字幫便是在同樣背景下誕生。不過巴西政客們卻又得定時作秀，表現自己努力打擊犯罪，不然選舉會失利。卡坦杜瓦斯監獄以及它四個兄弟是這國家一場大手筆的秀，儘管單獨監禁根本是虐囚，儘管監獄根本沒有解決犯罪、暴力、社會不公的問題，甚至對於幫派規模毫無影響，聯邦政府還是設法將所有囚犯抹黑成危險人物，他們莫名成了黑道大哥，回到家鄉臭名遠播。儘管同樣策略在美國根本失敗了也無關緊要，戴維·斯卡貝克（David Skarbek）2014年的新書《黑社會的社會秩序》（The Social Order of the Underworld）就解釋了這件事，他研究加州監獄內部的幫派以後，發現性質與巴西PCC類似，「最後提供了暴虐卻有效的管理手段」。加州一開始也將同幫派的囚犯分散到相隔很遠的不同監獄，以為這樣可以削弱聯繫，沒料到反而使勢力擴展到其他州，觸手伸入聯邦系統內。
但事實已經沒人在意。卡坦杜瓦斯監獄就是政治舞台上的精彩一幕，關在這裡的條條人命演出得非常漂亮。
「媒體把我講得禽獸不如，」法比奧說，「我才不是那樣。真正禽獸不如的是創造出這種恐怖地方的人！」
眼前的鐵欄杆模糊，我的頭越來越痛，但還是盡量想些話出來勉勵他們。我說自己有個很要好的朋友，叫做柯克，他在美國的監獄裡面認真讀書，拿到大學文憑，後來還進入常春籐盟校，成為社工領域的博士，還有我在紐約的「監獄直升班」項目的學生出獄以後都一定能入學。巴西囚犯們聽完，眼神閃爍不已。
「讓我們和你的學生分享一些想法吧，」他們說，「算是地球兩端的囚犯相互交流一下。」
他們的分享充滿希望，由人間煉獄全力竄出。
只有教育能釋放我們。真正的牢籠在腦袋裡，通過學習才能將它們拆掉。資本主義會毀滅我們，生命不在於擁有多少，而在於成為怎樣的人。好好學習。不要放棄。
「我代表巴西祝福你，」等我收東西要離開的時候，奧古斯都靠過來說，「謝謝你還記得我們這些人。」
謝謝你還記得我們這些人，就還活著的人而言，這句話實在奇怪。但他們算是活著嗎？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單獨監禁是「抽乾一個人的生命養分，削減他的靈魂使其萎靡衰弱，然後高高捧起如乾枯木乃伊，他們把已經失去心智的人，讚揚為改過自新的模範」。對他們來說，能被人看見，出現在筆下，已經是難得的重生，代表他們尚未被徹底遺忘。
過完這一天，我們隨瑪拉回到辦公室，獄方人員圍著一部計算機，個個露出笑容。他們轉身讓出畫面給我看看，是谷歌翻譯的一句話：「他們動（moved）了。」動了？去哪裡？別的監獄？
「不是啦，」瑪拉解釋，「是說你親自過來，講了學生的故事，囚犯都很感動。」
我也很感動，但這份感動無法帶來慰藉。
安德烈和我驅車前往機場，一路上兩人都沒有講話。他感到氣憤，國家竟將錢用得如此荒謬。他以前就在卡坦杜瓦斯或州立監獄體系做志願者，連他的未婚妻也一起幫忙，為女子監獄的囚犯提供法律咨詢。他們已經知道巴西監獄制度的黑暗，但親眼見證還是太過震撼。至於我，沉默是因為不時啜泣，臉頰失去血色，情緒也暫時失去氣力。
回到美國，過了幾周，我對奧蒂斯維爾監獄的學生們提起巴西的囚犯，請他們寫信過去，內容挺活潑有趣的。
「希望你身體安好，無論當初犯下什麼錯都已經吸取教訓。」理查德的信上這麼說：「我稱你為兄弟，因為即使我們身處異地，你我仍舊是人，靈性永遠相連。我也相信教育會是成功關鍵。對了，該介紹一下，我個性簡單好相處，喜歡學習新知。」
羅貝多的回信寫了不少：「我們肉體遭受囚禁，但無論國家機器怎麼壓迫，也不可能關住我們的心，我們一定要保住心靈自由。我已經23歲了，打從16歲就住在監獄；一開始不知道教育多重要，所以走了很多冤枉路。後來我無意間翻開書，才發現自己原來能夠那麼『自由』。雖然每天關在牢房裡面23小時，不過一看書就會忘記時間。說這些，其實是因為聽說你可以上學，希望你看了這封信以後更有動力走下去。」
他的回復令人動容，而且充滿希望，只可惜這是我第一次進出監獄以後，心裡感到徹底的絕望。首先，看似黑暗中的燭光，也就是他們的閱讀矯治計劃，相應於整個局勢太過微不足道，甚至令人懷疑計劃本身是否也只是政治舞台上的另一齣戲。再者，雖說美國許多州政府已經開始思考單獨監禁制度的優缺點，於是2014年有10個州著手改善相關環境，縮限獨囚規模，避開青少年和精神已有狀況的犯人，或將單獨囚禁的囚犯重新送回一般囚犯之中。但卡坦杜瓦斯可是完全不一樣的局面，美國撒下的種子又一次在異地結出迥然不同的果。超高度安全級別監獄和單獨監禁制度不僅是全球的現實，更是一個不斷成長的現實。這是一個世人陷溺其中，至今仍不願清醒的美國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