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
悲傷是必然，但人造的地獄不然。
——尼爾斯·克裡斯蒂（Nils Christie）
愛是未完成的關係。因為未完成，所以沒有界線，沒有人知道自己會被愛帶向何處。在這些面向上，愛是無邊無盡的。但若經過考驗，釐清、確認了界線，那麼就得到完成、定型，也因而失去無限。
——托馬斯·馬蒂森（Thomas Mathiesen）
早上7點鐘，我被起床鈴叫醒，爬下床走到窗戶邊掀開簾子，一片黑暗。這時間到底是清晨還是夜晚？ 11月的挪威很難分辨兩者，陽光少得每分每秒都像是處在幽冥中。濃重的雲層像是絨毛毯遮掩所有顏色，時不時揭開一角露出些許金光彷彿挑逗。生命在此簡化為三個調性：冰藍、瓦灰，還有血液幹了那樣的紅。
收拾好隨身物品，我啟程去搭電車。跟以前一樣，沒有人檢查我是否買了票，這裡的公共運輸系統採用信任制。外頭街燈有點暗，雖然奧斯陸是歐洲發展最快的首都，但並未大張旗鼓炫耀自身存在，幽靜得令人心曠神怡，美麗又謙和。等車時我進車站書店看看，有一整櫃犯罪小說，這個文類在當地很受歡迎。說來諷刺，憂鬱暗淡的自然環境彷彿為了犯罪打造，但犯罪並非現實生活的一部分；挪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
也因此我來到這裡。倘若地球上真有烏托邦，挪威大概是人類認知中最接近的地方。這個國家生產石油，社會福利極佳，幾乎全國人民都享受最高水平的教育、醫療和育嬰服務，文化長期重視平等、安全以及社群主義。歷史上挪威並非以農奴和采邑制為主，經濟一直奠基在小村莊與民主的地方自治，200多年前已經完全廢除貴族階級，社會也不存在明顯的階層。由於氣候和地理因素，移民較少，性質單一的人口更增進凝聚力。導演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決定拍攝紀錄片《健保真要命》（Sicko）時，想要找出與美國相反的地方，也就是並非資本主義掛帥、並非人人自私自利地代表國家，一個社會體制和階級平等的迪士尼童話般的夢幻國度，而他看上的正是挪威。
導演拍攝的一大重心是我今天要拜訪的巴斯托伊監獄（Bastoy Prison）。監獄系統很能體現出挪威的先進，採用「常態原則」（Principle of Normality），其意義是剝奪自由權本身即為懲罰，囚犯的生活條件不應低於維持社會安全之必需。
犯罪學者約翰·普拉特（John Pratt）以「刑罰特例」描述北歐國家的低囚禁比例和監獄人道環境。本地監獄規模都不大，一般而言收容人數不超過50人，也有一隻手數得完的例子。監獄設施遍佈全國，所以囚犯可以留在與家人或所處小區接近的位置，設施內部也盡可能塑造得和外界一模一樣。此外，原本小區依舊照顧囚犯囚禁期間的醫療、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項目，這被稱為挪威式導入模型（Norwegian Import Model），宗旨是將囚犯涵蓋在一般公民所屬的社會福利單位下，形成所謂無縫服刑——入獄前、出獄後歸屬同一地方政府。刑期大都很短，平均只有8個月，美國則是3年；多數犯人不會服完刑期，通常1/3過後可以請假回家，刑期的一半時間在外面度過。
挪威如此人道的監獄系統，最令人著迷的地方就是看來成果非凡。當地犯罪率極低、再犯率也僅為20%。還有什麼地方更適合作為我旅途的終點站？我明白自己，還有許多人都像教徒似的對挪威體制寄予厚望，但它究竟有多棒依舊是個問號。挪威是否真的能夠完整、清晰地指引我走向追尋的目標，也就是正義？
將他們當做人來對待，他們就會像個人
「監獄？」下了車我走到渡口，上了小船以後朝兩個船夫詢問，想要確認是否會到達巴斯托伊島。
「對。」其中一人回答，然後搓了搓手取暖。他打量我一陣，藍色眼珠散發出一股傲氣。「那是男人去的地方，」說完他改口大笑，「逗你的，這船沒錯。」
我望向桅桿頂端，竟然有一隻完整的死天鵝卡在上頭。
「好幾年前看到的時候就被包裹在冰塊裡面。」另外一個船夫告訴我。他戴著黑色滑雪帽，容貌有點憔悴，但算是和藹。
「很嚇人。」我回答。
「真的嗎？我們把它當作吉祥物呢。你怕罪犯嗎？」他忽然這麼問，我還來不及回答，他就自己說了下去：「我們都是罪犯喔。」我望進他眼底，察覺一絲笑意。這是個玩笑嗎？
「我們真的是罪犯。你怕嗎？」
「為什麼要怕？」我聳聳肩，仍舊不確定是不是尋我開心而已。
「我叫威戈，」他和我握手。原來威戈真的是罪犯，曾經被判處21年徒刑，這是挪威最高的刑期了，但他明年就可以出獄。
另一人叫做加托，由於犯罪意圖而被判處一年半徒刑，不過他本人堅稱無辜。加托和威戈帶我走進船艙，牆上貼著每日行程。
「我們從早上6點值班到中午，」加托解釋，「之後回監獄裡面休息，做點運動，進房間放鬆。你要不要見船長？他不是囚犯，船上工作人員只有他不是。」
上了樓，身材健壯的船長也與我握手寒暄。
「你來訪問囚犯？」他笑了，我漸漸體會為何每個人都拿罪犯很可怕這個刻板印象開玩笑。顯然在這兒他們不值得害怕，大家都知道這一點。
隨著船隻前進，我遠眺巴斯托伊，松木成林，從灰茫海面朝灰茫天空伸展。船上有幾個座位，加托坐在我隔壁，打開電視機轉到歷史頻道。
「你有沒有用Facebook？」他問我。
「你們可以用Facebook？可以上網？」我反問。
「在那邊的話不行，」他指著松林，「出來就可以。」我將自己的名字寫在紙上遞給他，抵達挪威以後第一次有藍色天光灑在我頭上。
「有些人說巴斯托伊只是個夏令營。」我要下船時威戈走過來，講話的神情彷彿想要責備我：「或許你也會那麼想，不過那是錯的。相信我，那裡真的是監獄。我們的人生被暫停了，好像凍結起來。」
我指著天鵝：「和你們的吉祥物一樣嗎，就算小島很漂亮，還是結成冰。」
威戈用力點點頭。
「回大陸去！」他朝加托高呼，準備下一個航程。是現代卡戎[1]嗎？我想像小船載著新靈魂進入幽冥世界。
然而，眼前所見並不幽冥晦暗。威戈說得沒錯，乍看之下真的會以為是夏令營。當然這季節過來看到的是冬日的風貌：斑駁落葉翩然落在騎單車的人身上，沒錯，他們都是囚犯，還有一輛馬車從旁邊緩緩駛過，地平線上是一棟一棟的姜餅屋，沉穩黃壁、綠色邊框和紅色屋頂，周圍出現綿羊和乳牛，沒有圍籬或鐵網。巴斯托伊是開放式監獄，這個概念在20世紀30年代的芬蘭萌芽，已經遍及北歐各國。開放式監獄的囚犯可在服刑期間每日通勤上班，保住原本工作。目前挪威有三成監獄是開放式的，而巴斯托伊原本是男童教養院，1984年才改制監獄並成為典範。
一位笑容可掬的獄警開著黃色小巴載我到小屋。我進去要登記自己攜帶的移動電話，這是到目前為止第一次隱約透露出「監獄」的氛圍。督察名字叫湯姆（不是典獄長，不是輔導員，而是督察），他長得很像凱文·科斯納，招待我一杯咖啡，然後雙雙在辦公室坐下。辦公室有花朵圖案的布簾、蘆薈盆栽，漂著淡淡清香，夾雜壁爐烤火後的餘味，我依稀記得以前在新英格蘭度假的旅館也有過類似的時光。
「沒用。會那麼做是因為懶惰。」湯姆回答得一針見血，毫不客氣批判了傳統監獄制度，他之前在舊體系有22年的工作經驗。窗戶邊有只蒼蠅嗡嗡飛舞，他繼續說下去。
「一開始我對新式監獄也有懷疑，但很快就放心了。應該盡量做開放式監獄才對，最好全部改過來。我們盡可能收人，可是空間不夠。」
挪威的囚犯在出獄前3年就可以申請轉調到類似巴斯托伊的開放式監獄，島上有115名人犯、73位管理人員，後補順位排到30號。
「外頭有種誤解。『啊，這是控管鬆散的監獄，其實住進去的還算是好人，就只是個夏令營。』這不是事實，我們的囚犯也……抱歉我借用法語的比喻，他們也曾摔進大便，藥物、暴力一樣不缺。更重要的是，有些人在其他監獄一直惹麻煩，到了我們這邊什麼問題也沒有。我們開玩笑說，你們居然覺得這種乖寶寶很棘手？道理很簡單，把他們當渣看，他們就會變成人渣，將他們當做人來對待，他們就會像個人。」
湯姆打開窗戶放走蒼蠅：「我們去散散步。」
穿越森林，路旁有馬兒吃草，還有養鳥的區塊、溫室，以及囚犯做午餐的烤肉區。他們共享小木屋般的宿舍，烤火的香味四溢，我想起南非羅本島；儘管都是小島監獄，巴斯托伊並不黑暗陰沉，反而十分人道。
「不當作監獄經營，而是看成一個島。」湯姆解釋這裡是自然保育區，1/4糧食為本地自產，多數車輛為電動車，所有物資都回收利用。
「農業是核心價值之一。我們追求人道同時也保護生態，動物具備社會功能，它們可以教導我們何謂同理心。所有生命都為這片土地效力。」
「你自己住在島上嗎？」我問。
「我每天搭船通勤，也很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起開車去奧斯陸舒服多了。」他搖頭：「一開始我到這裡也是什麼都不懂，我在都市長大的。來了這裡以後才覺得人生得到療愈，是這種生活模式的影響。對囚犯他們也有同樣效果。」
湯姆又帶我到木屋教堂看看，裡面有個銅質大燭台。「挪威不推廣特定宗教，所以這裡比較類似文藝空間，教士也不像傳統神職，反而接近咨詢人員。」再來是商品齊全的超級市場，找得到頂級純巧克力和蘆薈汁，一旁紅色電話亭免費使用，但湯姆說他認為直接開放手機和網絡更實際。
「有什麼好怕？難道打電話、上網就可以殺人嗎？」他說。
我問起污名化和社會復歸方面的情況。
「在挪威只要出獄就是出獄了，」他回答，「沒有太大的名聲問題。我現在鄰居就有一個坐過18年牢的老先生，沒什麼人在意啊，而且算是常見吧，我自己不少朋友也進過監獄。挪威人蠻包容的。」湯姆停頓一下才補充：「奇怪的是，歷史上的挪威人不是這樣子。」
這句話算是輕描淡寫，古時候維京人可是出海打家劫舍的民族。之後某一天，我去參觀了奧斯陸議會廳，外牆上仍留有華麗木雕訴說上古英雄傳奇，內容充斥血腥暴力、妒恨復仇。然而，正因這樣的過去，如今挪威和盧旺達一樣翻轉為強調和平寬恕的社會就更令人欣喜。
午餐時間，湯姆再度提出令我驚艷的先進思維。他說挪威的「保守派」放在其他國家或許都算是自由前衛，本地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原本對於矯治政策的大方向都有共識，然而由於近年移民湧入導致仇外情緒升高，保守政治勢力漸漸想要動搖原本的進步主義策略和對犯罪寬容的立場。例如實際上是保守派的「進步黨」（Progress Party）反對外來移民，企圖消滅依靠福利補助的生活模式——這在當地稱作「naving」，而NAV就是挪威勞動福利部的縮寫。近年來本地報紙的報道指出，八成挪威人希望刑罰加重，2010年的民調也顯示多數人覺得現行罰則太輕。
「和你們那邊的媒體也有關係。」湯姆露出泛黃的牙齒咬著全麥吐司：「美國的電視節目一直宣揚監獄警戒應該要很高，還要『嚴懲犯罪』之類的，這裡的觀眾也受影響。幸好風氣漸漸轉向，過去幾年有關你們那邊的新聞不少，本地人早就看透了。尤其是美國選舉，那些造勢演說引用一大堆《聖經》句子，你們真的是政教分離的國家嗎？還有像莎拉·佩林（Sarah Palin）[2]那種人？大家哭笑不得。那是我們想要傚法的國家？」
我歎口氣。成也媒體，敗也媒體，還有基於恐懼的文化。我向他提起自己在澳大利亞的體驗，以及默多克的媒體帝國。
「沒錯。」湯姆附和，「隨便問問就會發現，明明數據說了不必擔心，但有些呆子會鑽牛角尖，認定社會上到處都是罪犯。」
我又提起德國一項研究發現開放囚犯回家，逃獄的比例才1%。
「對呀，」湯姆點點頭，「的確有放出去又犯罪的例子，但其實少之又少，沒道理要整個司法制度圍繞在那一兩個例外上。我常常和別人解釋：每年都要放人出去，他們會變成鄰居，那你希望這些人像是定時炸彈嗎？你想要跟這種人住在一起？啊，對了，」他放下吐司，「你有沒有看過那部講阿提卡典獄長的電影？」
原來有一部芬蘭紀錄片才剛發行，主題是阿提卡監獄的前主管去了哈爾登（Halden）監獄參觀，我之後也會過去看看。影片基調可說是以那位典獄長為笑柄，因為挪威官員認為是矯治的事情，在美國人眼中竟全是危機和風險。
「就連管理人員陪囚犯玩牌、閒話家常、用名字稱呼彼此的時候，他臉上都是極其不屑的表情。『太危險了』，他嘮叨個不停。但是有什麼數據可以證實他口中的危險？不和犯人分享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要怎樣將他們導回正途？這裡每個人都認識我家孩子，還知道我的住址和一大堆個人資料。我應該嚇破膽嗎？」
我感覺彷彿被湯姆督察看穿了。
參觀結束以後，我正在等那輛黃色小巴到碼頭，再搭船回奧斯陸，有個門牙斷了的男子走近。
「你是美國人？」他問：「你應該覺得這個地方莫名其妙吧？」
沒等我回應，他自顧自說了下去：「可是把人當大便看，他們就真的會變成大便。美國人怎麼就是搞不懂？好笑的是美國卻又生出了托尼·羅賓斯（Tony Robbins）這麼聰明的人。」他說的是心理學界大師，出版許多書籍影片，像是《釋放內在力量》（Unleash the Power Within）。之後，男人似乎有點緊張地笑了笑。
「你在這兒做什麼？」我問。對方身上那件藍色大衣印著「工程」兩個字，所以我直覺認為是要維修器材。
「我？就坐著。等會兒去看醫生，可能得調到別的開放式監獄去，因為我好像對馬毛過敏。」
唔，是囚犯，我還真沒想到。
可是這種意料之外令人感慨，原本就該如此，他和我都是人。還有與威戈、加托的互動也一樣，正常又自然，與多年來每次拜訪監獄的經驗形成強烈對比。在這裡，「我們」和「他們」之間完全沒有界線。回程船上，這位過敏男子說他以前從事石油相關產業，在世界各地旅行，而現在即使能夠請假回家，一年一年下來仍有漸行漸遠的感覺。
「可是我還是充滿希望。在監獄裡面，囚犯可以仰望天空，也可以執著在地面的青苔。我決定抬頭看。」
我也一樣。剎時太陽戲劇性地從陰霾後面探頭，燦爛光輝遍照大地，恍如萬物重生。
人類全體一致，我們應當大過於我
哈爾登鎮位於挪威東南與瑞典交界處。14世紀就建造的要塞氣勢雄偉，角樓俯瞰鋪有卵石的街道。此地空氣冰涼，我拍了堡壘的照片以後走到出租車停靠點，開著暖氣的轎車送我進入山區。目的地同樣是座要塞，不過封閉式監獄總是比較現代，外觀特色是20英尺高的混凝土牆——但是沒有刮刀刺網，只有圍牆。牆面原本就不算特別陰森恐怖，加上外側松林以及風吹雨打後磨圓的牆頂，若說看起來略帶親切感也不為過。我聽說過這堵牆，也知道這裡有個外號叫做「宜家」（IKEA）監獄，源於內部具時尚感的裝潢，據說是模仿那間瑞典傢俱商的風格。監獄於2012年正式運作，目前收容259名囚犯與幾乎一樣多的管理人員，造價為2.52億美元，被譽為「世界上最舒適的監獄」——這句話通常是嘲弄挪威居然讓罪犯居住在五星級酒店的環境裡。
不過如果政府負擔得起，為何不營造最好的矯治環境給最需要的人？監獄的目的不是矯治嗎？我看過哈爾登的照片和文字介紹，但能親眼得見依舊興奮。
為我導覽的是拉塞·安德雷森（Lasse Endresen），他個子小但性情活潑，擔任監獄的業務與小區關係監察員。他很驕傲地介紹了哈爾登監獄的制度，但看我沒驚喜也沒錯愕似乎很失望。這裡沒有制服，沒有鐵柵，囚犯共享的居住環境十分優異，有不銹鋼的櫃子、環形沙發、精緻咖啡桌，為了最佳采光設計了長型窗戶。操場一樣時髦，請當地藝術家多爾克·朗德格倫（Dolk Lundgren）創作出塗鴉壁畫。體育館內不只整齊乾淨，還設置了攀巖訓練場。合唱團裡面每個人都親切，正在練習伍迪·格思裡（Woody Guthrie）的《和平》。牆壁上以編織工藝呈現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和W·H·奧登（W.H.Auden）的詩。醫療團隊也很完善，人員積極，藥癮應對方案齊全。圖書館館藏豐富，我進去時讀書會正熱烈討論某本挪威語小說。
裝潢同樣美觀，而且注重隱私的訪客室內備有大量保險套和潤滑液，這令我刮目相看、大吃一驚。
「像你們那裡的大型會客室其實不妥。」拉塞露出鄙視神情：「我在比利時看過，沒有隱私，吵鬧又擁擠的環境，家人怎麼培養感情？」
這番話十分正確，監獄會客室有多麼嘈雜和不自在我自己體驗過很多次。拉塞指著角落的玩具：「我們也盡量為孩童設想。」他推開另一扇房門，說：「歡迎回家！」裡面壁畫是紐約的天際線輪廓。
我腦海閃過某一次進入紐約的監獄會客室，連擁抱告別都要申請許可，之後兩人決定拍照留念就好。每個監獄會客室都有攝影區，負責攝影的囚犯拿著古董般的拍立得拍下照片，一張收取2美元，主角是你和遭囚禁的親友，背景與其說是監獄，其實更像大學生舞會的場地，每週輪替不同主題，其中一幅因為看起來像以前奴隸主的院子，被我戲稱是「假山水」，還有另一幅市區景觀就叫做「都會夜色」。
「都會夜色」和我眼前哈爾登監獄的會客室壁畫極為神似，可是我覺得眼前這景像極不合理，並非因為紐約和挪威距離遙遠，而是這裡人道氣味太濃厚。如果我們出於無奈，非得分離囚犯以及最有機會「矯治」他們的人，也就是愛他們的人，那麼至少是不是該給雙方足夠的親密時光？明尼蘇達州研究顯示這種安排對大家都有好處，以2003年到2007年出獄者為調查對象，發現親友探訪能大大降低再犯率。
而熱情的教育監察員也進一步告知，哈爾登監獄對於人際關係的推動還延伸到管理人員和囚犯之間。
「關係，是我們這套體系的基礎。」拉塞強調：「我做教育訓練的時候會要求大家態度要堅定務實，的確不是每個人都有我們能幫助的問題，或者願意接受我們的幫助，不過我們自己一定要敞開心胸，願意和囚犯互動。看新進人員遇上囚犯會不會緊張兮兮想蓋住名牌，就能夠判斷他們是否適合。」
要進入這所監獄工作，首先得經過兩年的特殊培訓，課程包括犯罪學、法律、福利、應用倫理學，以及社工。前一天我去學院參觀，對紮實的訓練與人性的體現深感震撼。如何與囚犯建立關係，如何與他們溝通，如何看見犯罪行為底下更深層的問題，這些就是拉塞口中監獄管理訓練的目標，而且管理人員在受訓階段就支付薪酬，社會地位也不低，接近護理師與教師，收入和福利都很好。事實上，這在挪威是頗受矚目的職業，現階段開出150到175個職缺，應徵者卻有1300人。我更進一步得知，挪威也為其他國家訓練監獄人員，包括波蘭、俄羅斯、索馬裡。後來我遇見這裡的督察，他說自己剛出差從納米比亞回來。這個趨勢令我欣慰，在心裡默默說了句：還好找上的是你們，如果所有國家都採用美國的不完善制度，那可就糟糕了。
「我認識一個在美國監獄工作過的護理師，」拉塞說，「她告訴我監獄裡面關了1400人。我問她說：『你怎麼有辦法照顧那麼多囚犯？』結果她聳聳肩回答：『我的職責只是不讓他們死掉。』」
他盯著我問：「美國人為什麼那麼害怕？挪威也漸漸有這種趨勢，越來越多風險評估研究。可是其實挪威歷史上監獄暴動的記錄只有那麼一次，我們到底要評估什麼東西？為什麼要花大錢購買鎮暴裝備？」
「之前高層曾經打算建一個冰上曲棍球場，希望囚犯在冬季也能夠運動。我說了句覺得危險。他們就回答：『沒錯，說不定會拿冰刀互砍。』我說：『互砍？什麼時候有過這種事？我說危險是指那個運動本身容易受傷！』」
看看時間，我告知他們雖然我很希望能一整天留在這裡聽他們闡述進步的制度，但很遺憾必須趕搭火車回去。
「別急，別急，」拉塞攔著我，「還有很多可以看，之後我載你過去，晚一點還有別班車。」這是第一次有監獄不讓我出去，通常都是不給我進入。
太陽快掉到松林後頭。拉塞塞給我一張監獄去年製作的音樂劇DVD，劇名是《自由》。他繼續帶我在哈爾登四處走動，感覺像是要我將每個角落都看得清清楚楚：廚藝學校、「罪犯唱片公司」的豪華錄音室、很厲害的風景攝影班將作品製成的精美月曆。在紀念品商店我讀到了他們出版的食譜，印刷工坊裡面有大屏幕麥金托什計算機。
「覺得如何？」拉塞用手肘輕輕撞了我：「有什麼感想？」感想，其實就是疲憊。有形和無形兩方面都疲憊。在監獄看著囚犯們的處境令人疲憊，感受監獄這種空間的恐怖也令人疲憊。我沒有說出這番心裡話，只是問了熱情的東道主：為什麼挪威要花錢造出這樣一座超高級監獄，尤其考慮到國內明明還有許多監獄追不上這樣的水平？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是個嘗試吧。」
我想這個嘗試很成功。哈爾登監獄傳遞給全世界的訊息，也是拉塞試圖傳遞給我的訊息：看看我們如何對待囚犯，你們做不到的話該引以為恥。創造人間煉獄來威懾民眾犯罪這項策略顯而易見已經失敗，於是挪威政府決定踏上相反道路，通過哈爾登監獄宣誓以矯治代替懲治並宣揚司法制度質量與文明程度成正比的理念。挪威人可以引以為榮。
「不過我們也未必維持得下去。」拉塞說。「你看，」他指著麥金托什計算機，「金屬都生銹了，五年以後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生銹沒有影響啊。」我這樣回答。銹痕恰好像征了物質表象。然而哈爾登，或者說挪威整個監獄體系，真正的創新之處卻在於表象底下的人道精神。一如監察員所說，重點在於關係。
拉塞開車送我到車站，途中提起：「順便去另一邊看看吧。我之前在那邊工作了26年才轉過來。」他指著一個小村莊裡的監獄，那裡關了25人。
「那裡和我住的村子很像，」拉塞解釋，「小小的、很安靜，連房子都長得一樣。」
在轉彎處，一輛車差點兒撞上我們。「這年頭好多人飆車，」拉塞嗤之以鼻，開到車站前面停下來，「就是自私，只顧自己好。」
他的一句話懸在我心上。返回奧斯陸的兩小時半車程，我望向窗外，迷失在景致和思緒間。挪威的美與我熟悉的熱帶風情截然不同，沒有孔雀那樣的絢爛奪目，而是冬季裡輕飄飄的樂園，安寧且靜謐。世界沉浸於黑與白，我赫然意識到自己並不懷念繽紛色彩。或許應該說，這世界原本就不需要那樣多顏色，相同並不一定令人窒息，有時候能夠溫柔地撫慰人心。
挪威的本質也許就存在於這片均勻平等的美麗中。我學會了挪威詞彙「likhet」，意義既是「平等」，也是「相同」，可謂一體兩面。這國家的司法制度圍繞「likhet」來發展：所有人平等，所有人也相同，即使你沒犯罪而另一個人犯了。
另一個內涵豐富的詞彙是「Jantelloven」。我初次聽見是在奧斯陸時髦的酒店大廳，當時我正和一位婦人聊了起來。
她讚美酒店採用大膽獨特、華麗張揚的路線，由於這個國家大部分人習慣了平均平等的風格，所以一般而言會避免出風頭。接著她就說出「Jantelloven」，意思是對於獨特性、對於個體的成就採取輕蔑態度。挪威人不鼓勵大家自認特異或優越。
「這是很棒的概念啊！」我這麼叫道，可是對方瞪大眼睛。
「好在哪兒？這種思想會妨礙成長。」
翌日我就去參觀了監獄人員訓練學院，與研究部門的主任貝莉特·約翰森（Berit Johnsen）聊起這件事。她說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和經驗，我聽得非常著迷，後來她還送我一本她的著作，《運動、男性氣概和監獄內的權力關係》（Sport，Masculinities and Power Relationsin Prison），我稍微翻了翻頗為驚訝，內容引用了很多福柯的理論，還有深入的性別、倫理和政治分析評論。這樣一本大作竟出自矯治官員？我在學院裡面遇見的每個人都和她一樣聰慧，於是話題也從證據和數據慢慢進入哲學層次。
「我懂那位女士的意思。」貝莉特說：「『Jantelloven』有時候會被詮釋為『不得逾越』。」
「可是，」我情緒有點激動，「也正好反映出美國的個人主義過了頭。資本主義下，大家太自私自利，不為他人著想。」
「從好的角度來看會得到這樣的觀察。」她附和：「在我們這裡，窮人和有錢人確實都只能去一樣的醫院看病，教育經費也可以從公營銀行貸款，所以每個人都能上學。另外有一個叫做『dugnad』的制度，就類似義工、服務小區的傳統。文化上我們就注重勞動，勞動工作是得到社會福利的方式，不工作的人會被孤立在社會外。所以我們這兒很少有女性找到有錢老公就不做事，每個人都覺得要有工作才歸屬於社會。」不過後來貝莉特提到挪威也面臨令人憂心的文化變遷。
「新世代的年輕人開始想要出名，想要引領風騷，問題是不可能每個人都爬上去。否則清潔工作誰要做？學校老師誰去當？但現在挪威人想要坐辦公室，以為這樣代表自己很傑出。我們該給孩子的教育是告訴他們平凡人就很棒，每個人都是大我的一部分。」
適量的「Jantelloven」可以幫助挪威，也可以幫助全世界。大規模監禁現象不兼容於「Jantelloven」的概念，只有資本主義造就氾濫的個人主義才會擁戴監獄，因為每個人都將自己置於鄰人之上，置於社會整體之上。如果一個人重視小區、社會多過於自我，便不會嚴刑苛待他人，出乎本能就意識到他即我、我即他，所有人實為一體。若我有所成就，也要歸功於他，若他有何過失，也應究責於我。人類全體一致，我們應當大過於我。
過去的污點不該成為一生烙印
留在奧斯陸的最後一天，天空飄起雪了。我不在意天氣濕冷，雪舞漫天也實在迷人，老舊房舍、陰暗街道因此面目一新。奧斯陸大學的研習室內坐了多位學者，挪威在批判犯罪學領域有非常深厚的傳統，而且與喜歡科學數據的美國學界不同，他們更加重視哲學面的探討。巨擘之一是尼爾斯·克裡斯蒂教授，收到我寫信聯絡以後他傳來邀約，希望我可以對教職同仁發表一些感想。能有這個機會我十分雀躍，克裡斯蒂教授是我在司法正義研究上的導師，我會前往盧旺達和南非都是因為讀過他闡揚修復式正義的著作。教授也通過文藝作品的哲思和韻味引領讀者深思社會公平的問題，同樣給我很大啟發。
「貝茲，說說看，」他遞給我醃鮭魚和雞蛋三明治之後為我引導話題，「來參觀以後有什麼想法？或者在其他國家有什麼見聞？」
我敘述了自己的監獄之旅，由廣至深，一開始是針對如何定義報復、寬恕，以及矯治的大方向，後來進入實務層面的監獄經濟問題，例如澳大利亞或新加坡的例子。結論是所有國家都呼應了曼德拉的想法，而他那句話也成為我旅程的濫觴：監獄是社會所創造，也如同鏡子一樣反映出社會的狀態。
低頭看著稿子，我感觸很多，想說的很多。兩年的全球旅程，親身體驗可以從三個面向來切入。
首先，我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克裡斯蒂教授在《對痛苦的限制》（Limits to Pain）一書中所提及：「施加的痛苦越少越好。」他感性指出人生已有太多哀痛，地獄般的環境實在不必要。
第二，是我們應當將焦點集中在社會體制而非個人行為。監獄制度從建立起初就是政治經濟的工具，背後主導者是貪求金錢與權力的少數人，這一點我在不同國家看到了同樣真相。南非、巴西、澳大利亞，尤其是美國，人的生命選擇受到社會力量、種族階級、歷史上的不公不義，甚至生理現實控制。因此我們必須發揚英國哲學家喬納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提出的「理智雙向觀」（intellectual binocularity），也就是人類在認知自己主動的行為時，必須意識到自己兼具被動接受的角色，優劣成敗有太多影響因素，絕非自己一人所決定。若理解了這點，面對人我的好與壞就能更加謙虛和仁慈，衍生出的就不是壓迫，而是再造了。
第三，舉證責任不應歸於我方，而是對方。不是反對監禁制度的人必須提出如何抑制犯罪，而是支持監禁制度的人才應該面對問題，因為就邏輯來看，要是一個系統的失敗率高達六成（這是指美國出獄者的再犯率，但全球多數國家的數據也沒有比較好看），正常人應該會選擇砍掉重來才對。所以對話主題不該是監禁以外有什麼替代方案，監禁根本只能視為最後手段，所有辦法都無效時才執行。美國學者邁克爾·唐裡（Michael Tonry）曾經將監獄比喻為吃藥，看似治好一個症狀，卻又因為副作用引起別的問題。還有指標性的學者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也提出「廢除式民主」（abolition democracy），她認為如同當年解放黑奴不只是終結奴隸制度，也要建立新的體制取代，若要廢除監獄，過程不只是拆，還要重建。「廢除監獄，」她在著作中說，「前提是大眾認清現行社會秩序存在錯綜難解的瑕疵，必須進行劇烈的變革。」而過程包括「制度、思想、策略的重整，只有創造新制度、新思想和新策略，才能夠根除監獄」。
根據我在這些國家的體會，所謂「重整」或許可以分為三個大項，也就是獄前、獄中、獄後。獄前這部分最關鍵，刑罰無論如何不可能成為社會福利的替代方案，每個政府需要付出更多心力改善引發犯罪的環境根源，如此一來監獄自然派不上用場。比方說降低失業率和社會不平等，數據已經顯示人民所得嚴重不均的國家，命案比例相比於收入均等的國家超過四倍。挪威的國情與福利制度都是很好的參考，但同時美國其實也有新風潮，一半的州都已經施行，名為「司法再投資」（Justice Reinvestment），內容是將美國原本想用於監獄的540億元挪到小區資源與基礎建設上，彌補大規模監禁造成的破壞。
回歸本質，其實和醫療保健一樣，預防勝於治療，強化小區功能和更能解決問題的政策才是正途，如牙買加、巴西、南非，以至於美國，採取壓迫手段是不會生效的。尤其毒癮者和精神問題者，必須有截然不同的思考才能攪動死水。廢止強制刑期制度，終結「一體適用」的刑罰理念，不只是美國、新加坡或者泰國，即便在挪威，我也遇見因吸食海洛因而被判處16年徒刑的年輕人。美國許多州已經展開行動，放寬最低刑期，對毒品犯罪實行更全面的司法裁量。
2011年，包括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內的許多世界領袖出席全球毒品政策委員會（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s），他們公開宣佈「全球對毒品宣戰已告失敗」，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過度強調刑罰卻不重視預防和治療，還建議各國修改法律，以規範取代禁制。我們應當追隨歐洲腳步，尤其從德國與荷蘭借鑒。我的旅程沒有包括這兩地反而是因為他們的成功舉世皆知，政策著重降低毒品可能造成的傷害，深耕於醫療、預防、治療，以及規範。至於精神疾病，重點自然也該放在醫療院所而不是監獄。以荷蘭為例，法律規定被告應接受各領域專家咨詢，包括精神科醫師、心理學家、社工、行為治療師、律師，以及法官。
其他犯罪行為則根本無需區隔「暴力」或「非暴力」，畢竟針對犯行加以處罰這件事本身就充滿道德爭議，目標應以修復為主。盧旺達和南非很具參考價值，再看看歐洲數據，僅少部分判決確定的罪犯真正進入監獄服刑（德國為6%，荷蘭為10%）。他們以罰金、調解、社區服務取代，還有類似緩刑的延遲刑期制度。荷蘭法律規定若法院要執行拘禁必須特別提出理由，否則平時應以「交易」或「勞罰」兩種懲處形式為主。所謂交易就是犯罪者繳納罰金給國庫，達成一定的經濟水平或者參與職業訓練；而勞罰與盧旺達TIG公共服務營類似，犯罪者以為小區服務來贖罪。挪威也是採取相同態度，逐漸對刑期4個月以下的犯人採用電子監控而非坐牢。
即使經過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一定還是有人無法活在自由社會，因為他們對別人造成威脅；也有人必定得離開社會一段時間、接受矯治，然後回來做彌補。針對後面這個群體，我們無需使用現行的監獄，可以另外成立一種機構，姑且稱之為干預體系吧。干預體系可以學習古時候最初期的監獄，是一個治癒心靈的過渡階段，一方面讓受害者沉澱情緒、計算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讓加害者自由受限之後可以好好面對自己的所作所為。
干預體系的目標是促使加害者面對自我以及自己做出的不良決定，過程可以納入我在烏干達、牙買加、泰國、挪威、美國、澳大利亞、巴西、南非等地看見的療愈性活動，包括戲劇和音樂、閱讀與寫作，還有修復式正義集會——簡而言之，目標是真正的矯治和修復。克裡斯蒂教授在其著作《適量的犯罪》（A Suitable Amount of Crime）中指出，「修復」（restoration）的字源來自古北歐語（Old Norse），意義是重新建造房屋的地基。
北歐人念念不忘的格言也很重要：「如何待人，人就會如何。」家人探視、犯人請假返家不但應當予以容許，還該多多鼓勵，進入機構內的人享有充分自治也擔負充分責任。干預機構必須接受系統性且統一標準的審查評分，保持公開透明，因為一旦脫離大眾視野，機構就不再屬於社會。與教育相同，規模以及工作人員數量是最重要的指標，機構應當小，盡量尋找最傑出的人來塑造最健康的環境，就像我在澳大利亞和挪威本地所見。
「只有像他（曼德拉）一樣的人，才能做到釋放的不只是囚犯，還包括獄卒。」這是奧巴馬總統在曼德拉葬禮上的致詞。一如奴隸制度剝奪奴隸和奴隸主雙方的人性尊嚴，歹毒的監獄制度囚禁的不只是人犯，也禁錮了維繫制度的人員。
干預體系不會將人留住太久。我們應當學習挪威，盡可能縮短刑期。2014年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數據顯示重刑沒有發揮嚇阻犯罪的作用；2012年澳大利亞研究也得到同樣結論。矯治過程的效果反而相對快速，犯罪者也因此更快進入彌補階段。
犯罪者獲釋後不該因為坐過牢而一輩子受折磨，否則等於否決了人性。比較挪威和美國，我們不應當在網絡設置任何人都可以查詢的前科記錄數據庫，過去的污點不該成為一生烙印。犯罪記錄僅限於司法單位調閱，不該對外開放。還可以學習新加坡，努力提高離開干預體系以後的就業率。紐約州已經對配合政策的企業開出抵稅獎勵，而且額度不必局限在州政府目前規定的2400美元。美國部分州政府禁止僱主在文書資料或面試初期詢問求職者的前科記錄，這項政策應該全面實施。最重要的是通過廣告、營銷、公共論述，以及其他各種手段扭轉文化趨勢，大眾不應對危險過分恐慌，必須寬恕和凝聚小區共識。那樣的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曾為囚犯的俄國小說家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為何寫下：「要是一切都那麼簡單就好了！要是真的在某個地方有一群壞人，所有惡毒罪孽都是他們幹的，那麼只要將這群人隔絕起來全部消滅就好了。但是善與惡的界線存在於所有人類的心中，有誰願意毀掉自己心智的一部分嗎？」
一開始我想講這麼多。
不過最後我沒有真的在研討室內高談闊論。親眼見到精神導師以後我退卻了，只平淡陳述了在挪威的見聞，覺得多麼特別又與期望相符。
克裡斯蒂教授淺淺一笑，彷彿隔空溫柔地拍拍我的頭。「之前我受邀去巴斯托伊監獄，同時對管理人員和囚犯發表演講，」他開口緩緩說道，「那是個美麗的夏日，島上風景漂亮極了。山、海、動物，巴斯托伊看起來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避暑勝地。演講結束以後，我朝著囚犯拋出一個問題。我說：『假如刑期結束，各位可以繼續住在巴斯托伊而且不收取房租，誰願意留下來？』經過一陣遲疑，他們面面相覷，神情緊張看了看管理人員。最後終於有人大喊：『才不要！』」
「日後只要我開始以為挪威的監獄很人道，那句叫喊就會在我腦海重現，『才不要！』事實上，即便是挪威，囚犯依舊承受痛苦和污名，而且因為這裡表象比較令人安心，所以反而更難揭穿真相。因為好名聲，結果更難推動人權。我們這兒並不是完美無缺。」
我點點頭，其實原本我就有這樣的認知，而且腦袋裡冒出一些線索。相較其他國家，這裡幾乎沒有種族議題，同為北歐民族的囚犯與具投票權的自由公民沒有外貌分別，因此大眾對囚犯產生認同感比較簡單。
此外，我注意到真正留在監獄內的依舊是窮人和毒癮者，本地再犯率很低有一個原因是如酒駕或意圖犯罪這種微罪也可以判處徒刑，但那種罪名原本再犯概率就很低。然而，監獄裡面其實有三成外來民族，多半是東歐人，這個族群的再犯數據可就不小，尤其他們被遣返出境後常常立刻再偷渡回來。
參觀哈爾登監獄時，拉塞也曾面露歉意帶我進入陰森的禁閉室。牆壁上散佈抓痕，與我在巴西看到的同樣令人毛骨悚然。我得知禁閉一天會換算成刑期的一天半，不過挪威沒有限制禁閉時間上限。另外，其實從歷史角度觀察，這個國家並非沒有黑暗面，儘管不像歐洲其他國家有過殖民期，政府也曾經公開致歉，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挪威主動將境內超過三分之一的猶太人運送到集中營受死。
後來我心裡感覺比較踏實了，就和克裡斯蒂教授提起在哈爾登訪問過陶藝班，遇見幾個囚犯，裡頭有一位好像不到19歲，右眼底下有三個刺青小點。
「這裡很棒啊，」他的笑聲有些許得意，「第一天進來的時候我真的大笑了。這是監獄，哈！」
隔壁的男子雕塑著陶土面具，造型模仿蒙克（Edward Munch）的經典畫作《吶喊》，我之前才在挪威國家美術館看到真跡。他聽見這對話，忽然抬起頭。
「真的？」男子悶哼：「我當初笑不出來，現在還是笑不出來。」撂下這句話，他又繼續捏陶。
和克裡斯蒂教授分享這個故事以後，我又提到紐約班上學生對於奧蒂斯維爾的第一印象。那裡有翠綠山麓，到了秋天一片紅褐色也很美。
「很漂亮的地方。」他們起初也發出讚歎聲。
可是誠如水手威戈所言，監獄就是監獄，無論景色多美、平板電視多大都不能填補囚犯的寂寞隔閡，以及坐牢導致的人生停滯。我懷疑眼下有刺青的少年雖然臉上掛著笑容，內心深處卻不斷哭泣。我感覺得到他的逞強，或者說甘願沉溺表象：總有人說「哈爾登監獄像是五星級酒店」，他聽了許多次，於是說服自己相信。縱使他真的笑了，不也一樣悲哀嗎？假如監獄比外界還好，那麼社會到底給了大眾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你說得很對。」克裡斯蒂教授點頭。
我問教授對於新納粹主義者安德斯·佈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有何看法。2011年他犯下「挪威爆炸和槍擊事件」，在奧斯陸公家機關大樓安裝炸彈炸死8人，不久後又到於特島工黨夏令營地開槍掃射奪走69人性命，可謂挪威司法制度面對過的最大考驗。
「他的確需要『痛苦配送』 （pain delivery）服務。」克裡斯蒂喜歡以這名詞取代監獄，《對痛苦的限制》書中解釋因為它「聽起來很像牛奶配送」，彷彿因此天然無害了。「『痛苦配送』到了這個時代，演變為追求穩定、效率、衛生的業務，」他寫道，「簡直和配送流程一樣。」
教授進一步回答他對挪威政府最後的做法深感驕傲。審判在修復式正義概念下進行，包括倖存者和死者家屬在內所有受害人都可以直接在法庭發言，而且每一位都個別得到法律協助，於是總共出動174名律師。最後由5位代表組成的陪審團無異議通過處以21年徒刑。在挪威，除非是戰爭罪或種族屠殺，否則無論如何最高就只有21年刑期，換算起來每條人命不到100天。佈雷維克待的監獄與哈爾登環境類似，可以通過函授課程上大學，生活條件與一般人無異，因為目標是矯治。當然，前提是他可以改變，大家都明白世界上有些人無法矯治成功。不過，民調顯示挪威社會對於這個判決異常欣慰。
「最值得稱許的一點是，」克裡斯蒂說，「沒有出現歇斯底里的反應，也沒有醞釀出仇恨恐懼。」雖然佈雷維克的罪行違反了愛、接納、多元這些價值，大眾卻完整地把這些品質表現出來了。群眾運動興起，以玫瑰花象徵寬恕精神，許多人將花束放在各地紀念碑前致哀，政府也暫時免除關稅，讓所有民眾都能負擔購花費用。
和盧旺達相同，一場悲劇轉化為社會凝聚共識的機會，沒有被報復和仇恨撕裂。可是「9·11」事件以後的美國並非如此，公共論述關心的是如何以牙還牙以及自我中心的愛國沙文主義，人民心靈受恐懼統治，政府也以宣戰作為響應，冤冤相報永無寧日。安吉拉·戴維斯指出這種政策其實是對整個社會做情緒凌虐，並將之稱為道德想像上的犯罪，因為人民被強迫切斷連結他人苦痛的能力，等同於「抹煞公民的道德和情感」。她還質疑為何「在全世界都認同我們哀傷苦痛的時刻，我們自己卻急著認定國家欠缺向心力」？
針對犯罪，我也想提出同樣的疑問。如果當初能把握機會，將我們、他們這兩個概念從對立（us-versus-them）轉化為協同（us-and-them）會是怎樣的光景？如果不加深隔閡，而是更深切體會到所有人緊密相連，每個個人的行為都能夠影響到許多人，那該有多好？或許就是所謂的世界大同。
午後又降雪了，雪花在街燈下舞動。時間晚了，其他教授紛紛離去，克裡斯蒂留下來繼續與我分享想法。
「我們的職責就是締造出人民最為睿智的社會，以及一般人都可以好好打理生活的體制。」他反對幼兒園，因為幼兒園將照顧發展之初的孩童轉化為營利事業，不再是所有公民的共同責任。克裡斯蒂反而認同小型村鎮和少數民族區（ghetto），居民可以照顧、教育、保護彼此，而且各種改革只要全體集會就能推動，不需透過繁瑣的議會和選舉。他主張報紙和各種主流媒體都應該由教授等級的學者撰寫，而且行文風格要直白易懂。關於毒品，他覺得真正危險來自於「大家覺得毒品太危險，所以連相關的教育都不該提供」。克裡斯蒂也描述挪威的山中大會（Meeting in the Mountains），活動時受監禁的人、監獄管理人員，以及學者齊聚一堂，在度假地滑雪、對話，推動監獄內外的進步改革。
過程中我不斷讚歎這位86歲老先生的擇善固執，他至今仍能以孩童的純真目光觀察世界，不停質疑既存體制、結構，以及大部分人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也因此成為司法上的真英雄。我忽然意識到原來司法的對立面並非犯罪或不公不義，而是故步自封。正是因為社會故步自封，我才選擇踏上監獄之旅。於是我頓時明白為何以前每當對監獄似乎感覺自在些了，內心深處就湧出一股憂懼，原來並不只是害怕自己的理智陷入惰性，而是擔心我失去追尋司法正義的熱情。
接著我想起出獄進入約翰·傑伊學院就讀的學生。我的課堂內容通常圍繞兩個主題，也就是種族和司法，好幾周時間大家一起質疑社會普遍接受的意識形態，學生多半舉手發問：「那答案到底是什麼？」我只能告訴他們：「答案就是問題本身。」這不是故弄玄虛，而是現實生活裡的種族和犯罪議題太過龐大，無法以美麗的詞藻帶過。人性本就複雜矛盾，要處理人性問題的系統必然得有對應的內涵。我們能做的是持續提出疑問，挑戰成見和各種僵化信念。過去兩年我看見同樣醜陋的結構擴展到全球各地，烏干達、巴西、澳大利亞，因此我們不得不警覺了。為何文明會停滯至此？人類怎可如此怠惰？我深信人類具有想像、革新與創造的力量，監獄是一個失敗的想像，一個真正的悲劇。
「我並不認為這裡的制度夠好，一定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培訓學院的貝莉特·約翰森也這麼說過，這句話撥動我心弦，原來看似烏托邦的國度也還有努力空間。這條路通往我的追尋——司法的目標是精益求精。愛是行為，司法是動詞，正義則是旅程。不應停滯，不可自滿，絕對不能鬆懈。司法正義作為運動，必須動起來。
英勇將是普遍的人性，而不限於特定少數
旅程結束回家了，我自己也出現釋後矛盾症狀，感受到隔閡、孤單。然而，通過在監獄裡面接觸到的生命，我又獲得無比深厚的連結。進入過集中營還僥倖生還的維克多·弗蘭克（Victor Frankl）在《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書中解釋這樣的心理狀態：「一個人越能忘記自我，越是將心力用在貢獻或愛，人性就會越豐富，也越能實現自我。所謂自我實現不是達成某個具體的目標，一個人越是汲汲營營於自我實現，就越不可能自我實現，實現自我是在超越自我時連帶發生的效應。」
在自己家鄉的監獄世界裡，我與「直升班」的兩個學生失去聯繫。釋放以後他們說要參觀學校，結果人不見了，原本還提過要註冊。查詢網絡上獄友名單也沒看見他們的名字。還好，至少沒有再回去坐牢。
接著我與世界各地的監獄通信。喬納森從南非捎來消息，新一波的修復式正義工作坊已經展開，格斯溫表現良好，一直記得和我的談話，不過人還在牢裡，也需要支持扶助。
桑托斯寫信告知盧旺達那邊的監獄參觀計劃很順利。他說起自己和其他青年朋友的學習心得，我讀了心裡一揪：「永不放棄。努力使上一代明白唯有和解能夠為國家帶來恆久和平。彼此信賴。即使種族屠殺摧毀了人際關係，但要保持信心，我們可以修補裂痕。通過覺察他人達到寬恕，並營造寬恕的文化。年輕世代不必極端，思想應有彈性。我們無須成為殘酷歷史的奴隸。培養訴說真相的習慣，擁抱愛。」
巴西的瑪拉與安德烈、澳大利亞的布蘭特、泰國的娜帕蓬也都和我保持通信，他們都在各地不斷進步。挪威的監獄讀書會寄給我一大袋的信和詩，希望與奧蒂斯維爾的班級分享。最戲劇性的是烏干達，我離開那兒已經過了一年多，非洲監獄計劃將一封信的掃瞄圖文件傳送過來，是之前教過的學生威爾遜所寫：「寫作班的同學們很想念你，非常感謝你在創意寫作方面的指導。大家都維持寫作習慣，也許有一天你能讀到作者是威爾遜的書……我的刑期快要結束了，請代我向那邊監獄和大學班上的同學問好，轉告有人愛著他們，為他們禱告。我誠摯希望那裡的獄友們都能成為好公民。」
信件署名是「波瑪區長巴法齊·威爾遜，監獄創意寫作班班長」。
過了沒幾天，凌晨4點23分，我的電話忽然響了，顯示來電者不明。
「貝茲！」竟是威爾遜。我沒問他如何能從監獄打電話過來，但勉勵了他：「只剩半年就可以出獄了。」
幾個月以後，就是我從巴西回美國那一次，又是早得離譜的一通電話。「貝茲！」威爾遜叫了起來，然後哭著說：「我好高興，貝茲。3年2個月，我終於出來了。」
而且他找到新家。當初不明白為什麼我對監獄很執著的年輕朋友阿爾替威爾遜先墊了一個月房租。等我從挪威回國，接到阿爾的電話，他表示正在籌備社會復歸計劃，在囚犯和外界工作機會之間搭起橋樑。我聽了眼睛一酸冒出淚，果然改變會在人與人、心與心之間渲染——並非源自於我，一個外地人，而是發自大家內心。
來自各地的消息解釋了為什麼我總能樂觀以對。旅途使我見識到世界上真的有地獄，那些體驗留下不可磨滅的內心轉變：現在的我是個更好的教師，能夠將地圖上司法問題的點串連成線，憤怒和悲哀都更深刻了，因為我見證了人類文化最黑暗的一面。
但同時，在各國的各個監獄，我看見人性最燦爛的光輝。縱使制度殘缺不全，仍有許多人忍耐，跨越重重難關，許多有能力的人也試圖扭轉現狀。黑暗越深沉，英雄們就越閃亮。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認為，雖然漢娜·阿倫特提出平庸之惡，世人卻應該追求平庸之勇，如此一來「英勇將是普遍的人性，而不局限於特定少數」。
基於平庸之勇的概念，每當有人問我：面對大規模監禁、大規模司法不公這類看似難以撼動的社會議題，除了捐款給相關組織以及參加造勢活動之外，究竟還能做些什麼？我的回答十分簡單：保持覺知，瞭解問題，試圖找出解決方案，將信息傳遞給所有願意傾聽的人。親人朋友、公交車司機、街角邂逅的路人都無所謂。只要有心，人人都能成為教育家。在別人心中播種，也許就能萌芽成長，開花結果。阿爾是最好的例子，當時只是一起觀光，一起欣賞雷鬼音樂，結果無心插柳柳卻成蔭。雖然現實環境的改變仰賴於政策改革，但是不要忘記政策改革又仰賴於大眾心態的轉變，這是所有人共同肩負的責任。
我在挪威停留的時間並不長，可是這短短時日中，我仍然看見世界正向發展的點點滴滴。紐約有三所大學同意未來入學申請書上不再詢問前科記錄，美國自由公民聯盟收到成立以來最大一筆補助金，並用於降低監禁率。美國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Eric Holder）數月之後任期屆滿，日前政府宣佈奧巴馬總統計劃動用行政赦免權，數萬名聯邦監獄內的毒品犯可以受益，此外也對大規模監禁問題做出多項表態，呼籲尋求替代方案；同時前總統克林頓與一群官員談話時也指出，「國內的重罪案件有極高比例其實只是少數人行為」，然而政府「好比拿出霰彈槍亂槍打鳥，要大家坐牢坐很久」。2014年美國選舉時估計有585萬人因為重罪記錄失去投票權，後來加州通過47號提案，將例如入店行竊和持有毒品這種非暴力卻列為重罪的行為改為輕罪，因此1萬人將提早出獄。
種種跡象令我更有信心，監獄改革必定能夠持續，畢竟如今連右翼也稱基於成本考慮而加入反監獄行列。威廉·本尼特（William John Bennett）、傑布·布什（Jeb Bush）以及紐特·金裡奇（Newt Gingrich）都參與正確打擊犯罪（Right on Crime）[3]這個保守派全國性運動，期盼司法制度能節省費用，實行高本益比的手法降低再犯率，並更加照顧受害者。2007年，共和黨主導的得克薩斯州提出2012年之前必須在監獄增加1.7萬個床位，預算高達20億，但後來議會決定將錢用在以小區為主的替代方案，如緩刑、調解庭、戒毒療程，成果是犯罪率降低25%，根本不需要多餘床位。
依照趨勢看來，我們可以期待監獄時代慢慢走向尾聲。它們步入歷史以後，會與頸首枷、斷頭台作伴，這些刑罰手段的殘酷實驗的退場時機不遠了。
然而，事實上在制度面修修補補，東一點改變，西一點革新，恐怕無法達到馬丁·路德·金遭暗殺前一年慷慨激昂演說中所提及的「價值觀的真正革新」。人類歷史見證了種族主義者和階級主義者緊抓著社會結構不肯接受轉變，吉姆·克勞這個形象重生於大規模監禁，差別只是「有色人種」換成「重罪犯」。經濟考慮沒辦法和道德思想相提並論，即便做法正確，但若出發點錯了，仍無法建立永續變革和崇高正義。
此外，眼光不能僅放在美國。雖然美國正試圖除去自己的心魔，也別忘記美國文化養出了巨獸，觸手牢牢攫住地球上許多地區，從大西洋到太平洋、操著不同語言卻是本質相同的監獄。我們出口了一個不理性的系統，監獄史本身在瘋狂和憂鬱之間擺盪，前進、後退，再前進、又再後退。制度整體呈現出此種趨勢，就像秋天開學了，每一個學生入學時，就有另一人即將被逮捕。跨出一步的同時又縮回一步。
所以關鍵在於不斷邁步前行。司法正義本就無盡繁複，必須無窮盡提高自我標準，所以需要更多投入、更多社會運動，經過更多努力和更多失敗，換來更多成功。完成使命、探求意義的航程，動力來自我從不離身的救生衣，它可保心靈永不陷溺。它名叫，希望。
[1]Charon，希臘神話中的冥河船夫。——譯者注 [2]共和黨政治人物，曾任阿拉斯加州州長，共和黨史上第一位獲提名搭檔參選副總統的女性，言行引來許多爭議，特別是有人披露她知識貧乏，以為非洲是國家而非大陸，從阿拉斯加可以看得見俄羅斯等等。——譯者注 [3]此名稱一語雙關，Right是「正確」、「精準」也是「右」翼之意。——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