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干達與牙買加
悲傷是必然，但人造的地獄不然。
——尼爾斯·克裡斯蒂（Nils Christie）
人類天性不是在沉默之中體現，而是表現在，語言、文字、行動與反思中。
——保羅·弗裡爾（Paolo Frere）
非洲行程結束，我回到紐約以後先去探視「監獄直升班」，我不在期間，一個叫作「雷」的學生出獄了。雖然先前我聽到語音留言「我回家了！」便立刻致電問候，但能面對面來個接風大擁抱，開心不在話下。直升班的學生都一樣，離開監獄後沒幾天就去學校報到；而雷的反應也和前輩們相同，站在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前面瞪大眼睛，情緒激動。儘管名義上他早已是學院的一分子，但畢竟之前上課地點是在監獄內，如今才回到外面展開新生活。雷設定的目標是六個月內開始到學校上課，截至目前進度平穩，他也以平常心應對繁文縟節，例如定期與假釋官會談、參加憤怒控制和職業訓練課程等等。
隱患在於，雷才27歲，而且依舊住在布魯克林區，當初就是在那裡耳濡目染才混幫派，涉入販毒。經過七年，布魯克林區比起當初看來是往上靠攏一些。「貝茲，以前我在雜貨店可沒看過什麼有機農產品呀。」他笑得燦爛。問題是時髦酒吧和手工奶酪店家底下，本質依舊是將雷推進監獄的貝德史督[1]地帶，而我也不確定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幫助他擺脫過去。唯一能做的是盡量鼓勵，要他專注未來，學歷是人生藍圖裡重要的一環。
「身為你的教授，」離開學院送他去搭地鐵的路上，我說，「我看得出來你有才華，那是你更高層次的一面。」我教他寫作，發揮創意，在紐約的監獄教室裡，我見證了語言藝術的魔力。從20世紀70年代起，由於監獄寫作計劃等活動有所成效，美國社會形成共識，相信語言和藝術的表達過程極具認知治療作用，尤其在監獄環境下功效卓著。後來許多組織如密歇根監獄藝術協會（Michigan's Arts in Prison）不只為獄友舉辦寫作團體，還有音樂、園藝、瑜伽、視覺與表演藝術各種項目，並且持續推動數十年，價值深獲學術認可。
但我想要更專注探討藝術究竟具備何種改造效果。如果是在監獄內，而不是在大學課堂上，又如何？我去過盧旺達和南非，重新思考司法的基礎是什麼，也觀察過報復和寬恕的過程，我也看見許多可能性，那是截然不同的改造方式。而才回到美國，我又滿懷期待想要瞭解另一個改造工具，也就是藝術，是否同樣能在刑罰的環境中提供療愈。為此，我又得回到非洲去——這次目的地是烏干達。
烏干達約有3.5萬名囚犯，其中半數尚未定讞，而監獄系統原始目標容量僅1.5萬人。2004年，烏干達監獄署進行評估，結果卻是一幅地獄景象：設計供23人使用的牢房住了265人，半數囚犯沒有乾淨水源。政府著手改革，可是2011年人權觀察組織認為改進幅度有限。根據報告，有41%的囚犯遭毆打，有時還是管理人員授意其他獄友動手；不願意粗重勞動的人，即便是老人、身障者或孕婦，都會遭到杖打、擲石、被銬在樹上，甚至焚燒；有人曾經被扒光衣服趕進水淹至腳踝的房間。烏干達監獄裡，艾滋病與肺結核比例近外界兩倍，但直到2011年，相關醫療仍局限在單一監獄，事實上223座監獄中只有63座有醫療人員常駐。
倒是有個開心的發現：非洲監獄計劃這個組織在倫敦與坎帕拉設有辦公室，為監獄系統提供教育、輔導及醫療服務，並開放志願者加入。他們對我提出的新方案有興趣，打算在烏干達開設創意寫作課程。
監獄是社會控制工具，和體罰互為表裡
抵達恩德培國際機場之後，我花了三小時車程才找到公寓。這裡要付押金，而內部陰暗髒亂，老舊不堪，外頭還圍著鐵絲網，有個一臉剽悍拿著烏茲衝鋒鎗的警衛鎮守。第一晚我真的太累，放下行李箱就呼呼大睡。隔天我到喜來登酒店要到了一個不太貴的價錢。酒店所在位置曾經是烏干達前獨裁者伊迪·阿明的宮殿，廣闊草地上發生過多次血腥處決。後來我還得找地方換錢。
「抱歉，小姐，這張20美元的鈔票我們沒辦法收，年份不好。」
「年份？」我問。
「是。」對方沒有多做解釋。
我還買了一張移動電話卡，儲值50美元，撥打以後系統卻說沒有餘額。
「小姐，你這個號碼是以前別家公司用過的。」
「怎麼可能，我才剛買的？所以那50美元就飛了？」
「對。」回答乾淨利落。
回到旅館，大門有炸彈檢查哨。2010年，坎帕拉發生一起殺死74人的自殺炸彈攻擊，與基地組織互通聲息的索馬裡民兵團自稱為幕後主使，後來烏干達在各要地設置崗哨檢查爆炸物。他們手上有槍、態度凶狠，後車廂與儀表板旁邊的櫃子都得打開，等警衛揮手我們才能通行。其實搜查過程令人不解這樣怎能預防爆炸案，但就製造持續的恐慌不安倒是成效卓著。
「明天8點45來接你。」出租車司機說。
「我11點到就好了，不是才半小時的路程？」
「會堵車。」他回答。
星期一，早晨晴朗，去辦公室的路上堵車，車子走走停停，熱得我滿身大汗。2月的坎帕拉陽光依舊熾烈，車窗外人群熙來攘往，有些穿著軍裝，路面很多坑洞，飛過天空的禿鸛像是無人機。我拿出手機要拍照，司機忽然關上車窗。
「會有賊，」他提醒，「他們裝成路人，一溜煙跑過來直接把你手機搶走。」
非洲監獄計劃的辦公室是山丘上一棟小屋，警衛在訪客簿上注記我們的名字，裡面有五個人，大家與我握手問候。牆上有幅烏干達地圖，以圖釘標示出223個監獄位置。我為寫作課編排了講義，內容包括：你覺得自己有沒有創意？喜不喜歡故事或詩歌？是否想通過寫作表達自我？涵蓋的文類很多，有自傳寫作、戲劇、小說和詩詞，作業則盡量通俗，而且選用非裔美籍文學的經典，以及肯尼亞、尼日利亞、烏干達當地的作品，是我週末特地去書店搜集來的。會面結束後等出租車來接我時，我的電話響了。
「小姐你好，我是戴維。」是出租車司機，「我有點事情沒辦法過去，但是我找了別人幫忙，名字也叫戴維。聽他說還在堵車，不過應該待會兒就到。」
所謂待會兒其實是一小時。回程堵車，又一小時。進了喜來登，穿過金屬探測器和一堆檢查，我心裡實在煩躁，直接繞到旁邊的「天堂燒烤店」，享受一筒水煙和一罐尼羅河特調啤酒。走在尼羅河大道上，有家酒吧播放著牙買加電子舞曲，路上的應召女郎長得漂亮，衣著華麗且熟門熟路，在每張桌子附近找客人。
翌日早晨我下樓到大廳時，也有應召女子同電梯。我出門前在旅館內的商店晃晃，看到一些書籍打折促銷，但內容不太搭調：《烏干達鳥類百科》《終結烏干達槍支暴力》《16種女人要你命：教你辨認和迴避》。
「很多人覺得進監獄就代表有錯，」出租車司機戴維如是說，他才剛閃過與一群當地的摩托出租車相撞的慘劇，「但我覺得不是這樣吧？又不是沒有冤獄。」
到了加油站，監獄計劃的成員瓊過來迎接。我尚未取得在盧濟拉監獄擔任志願者的文件，所以得由她帶進去，希望能一路過關斬將。我們從大路轉進小巷，小路兩旁是坍塌磚屋和生銹的鐵皮屋頂，一片狼藉。泥地上輪胎痕很深，泥水簡直成了小河。途中經過破破爛爛的屋子，衝出一群雞，外頭的招牌「好生活醫療中心」還沒有拆掉，油炸麵包樹果實和咖喱餃的香氣非常誘人。
瓊停車跟攤販買了一些印度薄餅。雖然年紀比我還小幾歲，她看上去卻幾乎像年長一輩，不知是不是身上那襲粉藍色套裝的緣故。朝監獄走去的路上，她提起自己在坎帕拉長大、取得大學學歷，以前是中學教師。
「現在呢，以監獄為家。」
我點點頭。「偶爾會有這種感觸？」
「不，我是真的住在裡面。」
原來瓊的丈夫是獄警，夫妻與兩個小孩就住在監獄土地上的一棟單房小屋。而所謂大門，事實上是鐵絲網開洞。瓊指著獄警宿舍給我看。之後我們沿著石頭路往裡面走去。囚犯穿著陽光黃制服，像是土地上的雛菊，他們正在翻土。
「典獄長要囚犯整理花園。」瓊解釋。
盧濟拉監獄以不同區塊區隔不同群體，例如定罪、候審、女性、死刑犯。監獄於1927年落成，是殖民時代主要的監禁場所。那時期這種監獄主要服膺於白人國家利益，囚犯是棉業免費的勞動力，商人為了不被關就花錢賄賂官員。烏干達也一樣，殖民政府熟練地製造出許多囚禁人民的理由。歷史上，非洲監獄就是一種社會控制工具，和體罰互為表裡。如烏干達這種英國殖民地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廢止體罰，那年代有六成囚犯被以逃漏稅或通姦罪名關起來。
靠近大門處，穿著黃色衣服和拖鞋的老囚犯拿著湊合的掃帚清掃。獄警揮手要我和瓊進去，他穿著軍裝、卡其襯衫和短襪，並戴著紅色貝雷帽。
「包包可以放這裡。」瓊指著充當入口哨塔的小屋。我將皮包掛在生銹牆鉤上，旁邊堆著用過的手寫識別證。
外面花園打理得很好，同樣黃色制服的人來回整頓青蔥灌木。這畫面不禁讓我想起課堂上介紹過的美國經典：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奴隸自述中的一幕：他描繪了他主人那伊甸園般的豐美花園，對於飢餓的奴隸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誘惑，由此導致了許多違規行為和可怕的鞭打。
負責的獄警先和我握手，然後出示徽章並放在桌上，打量我一陣以後低聲說了幾句話，意思大概是正式許可下來之前先提供工作證之類。再一次握手，大功告成。
又穿過幾道門和卵石小徑，就是監獄深處亂七八糟的宿舍區。太陽下黃色制服四處堆放，長褲披在灌木叢上，枯樹枝吊著上衣乍看像是開滿花。混凝土小屋的窗戶後面有眼睛在窺探著，瓊告訴我每天早上7點到下午4點，囚犯可以自由活動。後來我們跟著幾個男的走向像是箱子的水泥建築，那就是目的地。囚犯們脫了鞋，好像要進入聖殿似的。
「歡迎來到非洲監獄計劃設立的圖書館。」瓊說。
屋內中央有張木桌，周邊有三台舊計算機，10多人坐在長凳上，制服背面印著個人信息，例如「候審，23號房，債務問題，清潔工」。有些人靜靜地走來走去整理書籍，我瞥見有阿瑟·米勒的《熔爐》、星艦迷航記系列、《數學方法》和《希臘旅館導覽》。黑板上寫了一句話：「婚姻的缺點：造成貧窮。」今天是成人應用識字班的最後一堂課，被大家戲稱為「校長」的威爾遜正在作總結。之後他還和另外9人取得授權，開課傳授金融、社交、家庭計劃方面的知識給同為獄友的弟兄。從他耐心卻也威嚴的態度來看，教學經驗應該十分豐富，而且不難察覺其領袖地位。威爾遜與他的「教師教育班」成員們都會參與我的創意寫作課。
「對，湯姆，說得很對。」威爾遜講課生動活潑：「婚姻其實會帶來很大的經濟壓力，所以在找對象以及決定是否結婚之前要三思。」
瓊要大家注意，然後介紹我是美國來的教授，也是之後寫作課的講師。其中一個人目光銳利，舉手發問。
「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也誠心歡迎你。我自己很喜歡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說。不過，」他問，「教授，為什麼只能一星期？不能是完整的大學課程嗎？」
「他的意思是，」威爾遜出面解釋，「很多像你一樣的好心人來開課，但是來來去去，課程結束就離開。不知道你能不能設計可以延續的課程？」
「我是這麼希望的，」我回答道，「你們所有人經過訓練以後都能夠成為寫作老師，在我離開以後可以接棒講師的位置。」湯姆聽了若有所思點點頭，接著有個粗壯囚犯進來，他有雙紅色小眼，蓄著鬍子，肚子頗大。
「這位是主席。」威爾遜為我介紹。盧濟拉監獄採取犯人自治制度，所以課程也需要負責人背書授權。
「沒問題，可以開課，」他用力和我握手，「創意寫作？我也來旁聽。」
學生們還有一連串的問題，想知道證書門檻、給分標準之類。到了點名時間，大家魚貫而出，我通過金屬探測器回到喜來登酒店。
痛苦是療愈的過程
第一堂課早上，我還在旅館喝黑咖啡時，電話忽然響了。
「小姐，我今天不能過去，」司機戴維說，「有事情得去醫院，但是我請哈金代班。」
於是哈金載我過去，堆著笑臉跟我多要些小費。
平安抵達監獄圖書館之後，我等學生進來。獄警每天浪費很多時間點名，佔用了寶貴的上課時間，學生們也都一個一個慢慢到齊。哈桑曾經在建築公司上班，有商科學位。尼古拉斯是布干達（Buganda）族後裔，以前從軍。神情嚴肅的湯姆喜歡高爾夫球，有法學院預科證書，獄友們叫他大法官。資深的監獄福利官也來上課，她一副慵懶的樣子，令人懷疑也許她連自己的福利都不在乎，怎麼替別人爭取福利。穆罕默德身高2.1米，但年紀不到21歲。他說自己寫了些音樂，現場還演出一段雷鬼歌曲，副歌有一句是：「噢，女性受了多大的苦。」
「曾經有一個叫做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人說，『心靈因文字而生出翅膀。』」威爾遜大聲念出課程綱要，然後抬起頭：「這句名言背後的概念是，即使一個人遭到囚禁，他的文字依舊自由，就像心靈一樣，永遠不受拘束。」
「有沒有人讀過奴隸自述文學？」我問，但是他們一臉茫然。
「美國一開始建立在奴隸制度上，」我解釋，「奴隸們書寫自己的經驗，出版以後獲得很大的迴響。他們為什麼這麼做？」
「揭發社會不公！」穆罕默德叫道，伸手指向半空。
湯姆聲音洪亮念誦了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1845年出版的作品，也是美國最著名的奴隸自述經典。「我無法確認自己的年齡，從來沒有看過正式文件記錄。大部分奴隸都一樣，就像馬兒不知道自己幾歲。做主子的大半希望奴隸一無所知下去。」
「他連自己的生日也不知道。」威爾遜說。
「很悲哀吧。」我問。大家都點頭。
「值得注意的是，」湯姆說，「他不以自己已經確定的事情來展開故事，而是從確實不知道的部分開始。很特別。」
我們又念了另一段，作者道格拉斯目睹血淋淋的鞭刑。
「很殘酷。」威爾遜直接道出心聲，也說道格拉斯文筆很好，表現出壓抑、富有韻律的節奏起伏，並且援引《聖經》。學生們很認真，但氣氛不熱烈。我要求他們動筆，書寫自傳第一頁。遠方響起鼓聲，他們隨著節奏振筆疾書，我也趁機讀了他們的課前期望：「我希望充實知識。」「我希望保持想法新穎有創意。」「我期待在寫作中體驗團隊精神並激發、喚醒自己的創意。」
過了半小時，學生們開始分享成果。
其中一個人寫到索馬裡第一大城摩加迪沙發生戰亂，回家以後得知自己父母兒子都死於艾滋。
「生活不易。」這是他下的結語，但若要以這句話貫穿現場每個人的生活，還嫌力道薄弱。威爾遜給自傳下了標題叫做「從垃圾堆裡站起來」，並親自朗讀內容：「我還沒出生就不被看好，因為這是一夫多妻家庭，父親巴法基先生有另外7個太太。兄弟姊妹太多，大約60人，排名落到第37的我卻是母親唯一的一個。」
他五歲喪母，後來受到繼母們虐待「她們都相信巫術」。為了賺學費，他去鄰村替一個有錢人做工，沒想到才開始沒多久就被同事誣陷，要為公司損失負責。開庭之前他被關了一年半，結果被判處13個月徒刑並要賠償600美元。無論威爾遜有沒有責任，不難理解他的人生充斥貧困、虐待及傷痛。
這裡每個人都一樣。他們之所以對奴隸自述沒有多大反應，是因為內容不算新鮮事。有人換了一個又一個的家，卻始終遭受虐待；有人從小就得乞討食物，他們對抗貧窮，在外流浪，和病魔戰鬥——我的學生是這樣的一群人。就連非洲監獄計劃來的瓊，明明只是陪著大家一起練習，結果說出的故事也同樣淒涼。
「我以前的生命裡，唯一的體驗就是虐待、毆打和不幸。」她大聲朗讀，「也因此我一直情緒不穩定，只要想起過去受到的折磨就不由自主落淚。」
最後一個發表的是湯姆。他之前開口就提起狄更斯與哈代，可見受過正式教育，這一點在他流暢的文筆中也得到印證。湯姆就在恩德培市長大，環境並不差，入獄原因是白領犯罪，過去以為是朋友的人全部與他斷絕往來。
「我只能向前看，積極改善自身處境，心態正向。至於當初棄我於不顧的人也不必放在心上，因為我沒有多餘心力用在記仇這種小事上。我想成為更好的人，在這條路上我不會回頭。」
下課以後我依然深受感動，而且很意外學生都接納這次的隨堂活動，願意好好訴說自己的故事。同時我也心情沉重，為他們的過去和現在感到哀傷。面對作弄人的造化，只靠文字能起什麼轉變？
週末的時候，朋友的朋友，才20多歲的阿爾來找我，我們兩人都喜歡雷鬼音樂，而且沒想到雷鬼在這邊很受歡迎。烏干達人口有四分之三未滿30歲，大半是1986年選出新總統以後才出生的，因此音樂文化顯得特別年輕。在此之前，一開始有伊迪·阿明的暴政，後來又經歷幾次軍變政變，直到約韋裡·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上台以後，局勢才得以穩定並發展文化。烏干達音樂節還在自我追尋的道路上，過程中必然要大量參考外來刺激。阿爾帶我一晚上跑了好幾間相當厲害的夜店，我的感想是烏干達人可能比牙買加人還要牙買加。
或許因為我是外地人，帶著我也新鮮，於是阿爾自願兼任導遊，讓我看看這裡的日常生活。星期六早上他開著銀色奔馳過來，但擋風玻璃裂了，還少了一側後視鏡。
「上個月被一輛摩的撞的，」他解釋，「所以路上要避開警察，沒有後視鏡不能上路。你懂嗎？」他繼續說：「有沒有去貧民區看過？白人好像都喜歡看貧民區，在那裡做了不少善事。」
於是我們前往坎帕拉舊城區，位於以前高角羚棲息的山丘地帶。討價還價以後，我們買票進入盧布利（Luburi），也就是以前布干達王國[2]的宮殿，導覽涵蓋參觀阿明的拷問室及勞斯萊斯轎車。由於偷竊和搶劫在烏干達是家常便飯，我來這裡以後老是提高警覺，幸好阿爾為人親切，這天我終於能放鬆些。他問了很多美國的生活，尤其是開銷部分，順便告訴我烏干達的社會現況，批評當地的排外風氣，也解釋其實包括他自己在內，很多居民是盧旺達移民後裔，阿爾的家族在早期小規模種族迫害時代就逃出來。後來他一直想要說服我：烏干達人其實比盧旺達人好相處。
「盧旺達人就算表面上笑嘻嘻，到時候還是會動手殺人。在這裡至少死得明白啊，對不對？」
後來開車的時候，他突然在駕駛座上慌張大叫：「快點，給我一點現金！」
「啊？」我下意識掏了錢。
阿爾將汽車停在路邊，搖下車窗：「警官您好！」那笑容真是可掬。
「你好。婦女節過得還順心嗎？」
「好極了，警官先生！我待會兒還要為旁邊這位女士下廚呢！」阿爾伸手，對方也笑著握住了。
「一路順風。」警察對我說：「婦女節快樂！」
我們趕緊繼續前進，免得因為缺了一邊後視鏡還要繳罰款。剛才那一幕應該算是最友善的賄賂吧。
「我啊，很高興不是住在盧旺達。要是換成基加利，沒辦法像剛才那樣吧？活在什麼都要規規矩矩的地方也很煩。」
隔天早上看報紙時，一篇報道談論穆塞韋尼總統和政府弊案，另一篇是距離坎帕拉兩小時的郊區發生爆炸案，再來則是有個20歲、感染艾滋的女性和一歲大兒子住在盧濟拉監獄，已經長達三年，一直在等候重審。罪名是什麼？偷了一部移動電話。我去監獄之後將這件事情說給學生聽，他們沒什麼反應。
「有多少人是付不出罰金或者沒錢賄賂，所以才被關？」我問他們，並提起週末路上的遭遇。有九個人舉手。
貪腐滲入這個國家的骨子裡。2012年，「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發起「東非賄賂調查」（East African Bribery Report），結果烏干達的案件數名列第一，指數高達40.7%。同年有1270萬美元的捐款提供給烏干達總理辦公室，指定用於重建該國飽受20年戰亂蹂躪的北部以及最貧窮的卡拉莫賈地區——然而，那筆錢最後卻進入好幾個私人賬戶，導致歐盟暫停援助。
其實不僅烏干達如此，觀察全球各地的監禁制度，會發現金錢和司法兩者存有太多不堪的連結。即使在美國，大家也明白花多少錢請律師，贏面就有多大，更不用說保釋也要錢，所以有錢人鮮少接受認罪協商。但這不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賄賂？真相令人沮喪，可是各國司法真的有價，且異常昂貴。有個案子是密歇根青少年在禁止捕魚的季節捕魚，於是進監獄蹲了三天；還有伊拉克戰爭退役的老兵無家可歸又喝多了，闖入別人棄置的房子，下場是被關22天。這兩個案例中，監禁的用意甚至不在於懲罰，而是被告負擔不起日益飆升的刑法罰金。還有，逮捕令、法院指示的藥物和酒精檢測、DNA鑒定、陪審團費用，這一切不就是於法有據的勒索？
我們開始對威爾遜發表的自傳內容進行討論。
「牧師，」湯姆先開口。通常都是湯姆帶頭，因為他的文學底子較好，但態度總是嚴肅，我到現在還沒看過他的笑臉，「你字裡行間透露出訊息，認為一夫多妻制給你和家人帶來不好的影響。應該不是我會錯意吧？」
「沒錯。」
「那麼你如何將這個訊息展現給讀者呢？」通過這個問題，大家意識到寫作上的重點：意義是不用說的，必須具體展現。威爾遜深呼吸一口氣。
「經濟壓力，手足之間的紛爭，被繼母們排擠的痛苦。當然也會被她們打，而且是每天，有時候拿皮帶打，有時候拿木棍打。久而久之我就意志消沉。」他歎口氣。
「你還提到自己曾經為有錢人做事吧？那是什麼感覺？」湯姆幾乎成了我的助教，我樂見其成。
「我已經長大了，回想時盡量不哭。但說真的，那段日子很難熬，比在家還要辛苦，而且年復一年受委屈，最後只能跟上帝哭訴，懷疑自己是不是被祂遺棄了。」
威爾遜停下來搖搖頭：「寫自傳很難受，因為得回憶那些事情，一想到就不舒服。」
「那種痛苦是療愈的過程。」湯姆苦口婆心，威爾遜聳聳肩，手指在黃色軟帽上磨蹭。後來幾天，我進一步理解了威爾遜的痛苦，也看見他的傷口雖緩慢但確實逐漸癒合。一天早上，上課時間還沒到，他和我坐在長凳上，聊到了之後的生涯規劃。威爾遜打算出獄以後成立服務監獄的教會，協助出獄人員進入農場工作，之後他以布道般的口吻為我說明這裡囚犯的處境。
「空間太擠，我每天只能側睡，被子上滿是虱子和疥蟲。伙食不夠，沒有乾淨水源，很多人出賣肉體是為了喝口水。」
「這兒的環境連我媽那種人都會覺得不可思議。」穆罕默德在一旁聽見我們的對話跟著加入：「一開始我哭天喊地覺得自己明明沒犯罪為什麼會被關進來，不過久而久之也學會怎麼生存了。」
外頭有人大聲嚷嚷，一個學生讀《美國奴隸》（Slavery in America）讀到一半抬起頭：「我們還是去點名好了，免得他們拿棍子進來。」
聽到棍子我打了個寒顫，或許也是因為點名搞得人心惶惶，這天上課氣氛比較沉悶。我節錄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可是沒人有空預習，也因為還不懂練習重點，所以沒有人寫得出戲劇性對白。他們第三次點名回來，我索性開始隨堂活動。
「我很快樂。」我在黑板上寫下這句話，然後請學生接手，用句子展現自己的快樂，而不是只說出快樂兩個字。
羅德裡克舉手說：「我很高興終於等到開庭的日期。」
「但那是怎樣的一種快樂？」
「那乾脆說『我出獄了好開心』？」希拉吉指著空氣說。
「終於不用乞討食物，我好開心。」主席大聲道。
最後威爾遜也站起來說：「我開心得跳起來了。」
「對！」我叫道：「這樣就展現了畫面和情緒。」
他們紛紛點頭。
接著換一句：「我很驚訝。」
穆罕默德：「我爸打我媽，所以她離家出走，我很驚訝。」
哈桑：「我得當軍人，拿的槍很重，我好驚訝。」
從這些鮮明的傷痛記憶中提取情緒，對囚犯而言是很大的考驗。
又要點名了，學生們趕緊收拾。
「我們要回『病房』了。」威爾遜嘀咕說：「貝茲，你知道為什麼要用這個詞嗎？因為醫院這麼說。對那些人而言，我們有病，而他們正在施予治療。」
寫作可以使我們的心思離開監獄
我在坎帕拉找到一些樂趣。在外國人常去的地區能看見當地藝術蓬勃發展，傍晚開始酒吧有水煙，維多利亞湖畔的沙子很白。可惜每天依舊要面對被偷被搶、烏茲衝鋒鎗和炸彈檢查哨，再加上無論見過的還是沒見過的許多人，目光都帶有敵意，氛圍使我精神疲憊。進入盧濟拉監獄所見並無法提振士氣，學生都很優秀，但距離他們實現夢想遙遙無期。每天下車之後走去監獄的路上經過貧民區，景象叫人非常心痛，也助長我心裡那股憤世嫉俗的情緒讓我感到越來越陌生，彷彿我在盧旺達、在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假象。我自以為追尋的可能性真的存在嗎？尤其身在烏干達，反而聽到盧旺達的黑暗面，有人認為那裡軍警協助政治清算，鎖定批判政府人士加以監禁，甚至滅口。我聽了以後很傷心，懷疑自己那些美好期待是不是幻夢。
然而，進了監獄我就看見學生們在桌子前面埋頭動筆，忙得連打招呼的時間也沒有。儘管盧濟拉內部環境和制度缺失一再潑我冷水，只要一上課我就會稍稍舒坦。他們寫作的內容深刻又生動，某一天主題是短篇故事，威爾遜又虜獲眾人的心，他說到蛇和毛毛蟲參加宴會，最後卻被打一頓趕出來。
「後來蛇怪蝴蝶不該騙他，說他能夠得到大家的接納。」他念誦：「但他們都忘記了，蛇只是將舊的皮褪下來，本質沒有改變。」
「這就是所謂的寓言。」我說：「故事應該有個啟發。」
湯姆舉手，這次他臉上終於有了淺淺笑意。今早我進監獄大門時就遇見他，他說會稍微遲到，獄方管理人員找他談話。
「湯姆，一定有人告訴過你，你文筆真的很好。」我說。
「怎麼敢當。」他微微鞠躬，那時還沒有笑意：「不過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在這裡開設大學程度的班級。」
結果我只能支支吾吾，說我會看看能不能為他發表作品，暗忖以他的才華而言，自己能做的實在有限。
「如果我真的聽懂了，」湯姆朝著威爾遜說：「這個故事是要告訴我們，改變太膚淺的話就沒有意義。」
「還有，」威爾遜插話，「我們可以像蝴蝶一樣，經過蛻變、成長，改造自己，然後生出翅膀。這座監獄裡面有很多人正在努力。」
下一個自願發表的人是主席。他的故事是星期天和家人去維多利亞湖畔休憩，乘坐摩的「跟在豪華轎車組成的艦隊後面，吸著它們排放的廢氣，看車主們在湖畔享用大餐，好像一口一口吞下鈔票」。他筆下的漁船和水面波光好像有了生命，一隻隻髒腳放進湖裡的畫面活靈活現：「漂亮姑娘們來回逡巡，請客人點杯飲料、來盤烤魚，不知不覺中取走大家身上的現金」。
念到這裡他忽然停下來，將作業攤在桌上。「我只寫了這些，」主席說，「再回想下去很痛苦。」
「痛苦？」威爾遜問：「你才剛剛帶著我們一起去度假，讓我們都忘記痛苦啊。寫得很美！」
「我聽得都想吃魚了。」穆罕默德歎口氣。
「要搭配尼羅河特調。」哈桑跟著說。主席聽了大家的讚美似乎心情好了些，表示自己晚上會完成文章。
「就算只是暫時，寫作可以使我們的心思離開監獄。」威爾遜說：「有文字，就有翅膀。」
這周之後某一天，阿爾找朋友帶我去坎帕拉市高級地段科洛洛（Kololo）區金合歡大道用晚餐，三人一下子就熟悉了。阿爾心思敏銳也不厭其煩地一再解釋當地風俗，加上他真的很清楚什麼地方有上等雷鬼音樂，而且是少數不會讓我時時意識到自己白人身份的真正朋友，但對他而言，我也還是很新奇的存在：怎麼會有個女人跑來整天蹲在監獄裡呢？
「你真的在監獄裡面工作？」阿爾的朋友從副駕駛座轉頭問我。他解釋自己去加州念大學，所以講話帶著美國腔調，後來又說：「你應該見一下我爸。」
車子回轉，好像進入坎帕拉的平行宇宙，道路兩旁有樹木，路面上不再坑坑窪窪，房屋風格很美式。車子停在一道鐵門前，有兩名武裝警衛駐守，進門之後還要拉起圍欄才會看到戶外用餐區，已經有五六人坐在紅木椅子上。
阿爾向朋友的父親打招呼，對方穿著條紋襯衫，器宇不凡，身旁的女性頭髮盤得十分高雅。他打量了我一會兒。
「這美國人是？」
「我是紐約來的大學教授……」
「坐吧。」他吩咐完就拉出一張包著塑料膜的椅子，也立刻有人送來一盤雞肉和涼拌菜。
「吃吧！」他舉起戴著尾戒的手，取出嘴裡吃剩的骨頭放在餐盤上。
「今天正好慶祝他出獄。」夫人解釋。
原來我有幸和穆庫拉上尉同桌用餐，他曾經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內做研究，還擔任過衛生部長，不過涉嫌侵佔一筆8.4萬美元的疾病防治捐款被判處四年徒刑，入獄兩個半月以後上訴成功才獲釋。盤子收掉以後，他抬頭和我聊了起來。
「所以你在盧濟拉做志願者？」
我點點頭。
「那裡環境真是糟糕，一定要好好改善，得有人想點辦法。」他握拳往桌子一敲：「關在裡面的人其實都很聰明，可以學點技能，就算養雞也好！能做點有用的事情吧，不然就去社區服務啊。關在監獄做什麼，真是浪費。」
他開了一瓶可樂。我看著他，想起紐約市前警察局長伯納德·克裡克（Bernard Kerik）也曾因為逃漏稅問題入獄三年，後來他大聲疾呼監獄系統必須改革，不但寫書還上媒體，一直呼籲強制性的最低刑度設計會害慘犯人。
「以前從來沒看他那麼激動過。」餐後穆庫拉的兒子這麼告訴我，而我已經將名片交給前部長先生，還表示會請同事與他聯繫，研擬大規模改革計劃的合作可能。「入獄之前他大概從沒在意過裡面如何，結果現在成天想著這件事。」
我只懷疑衝擊感褪去以後，他是否還會繼續思考下去。
還好這也是我在盧濟拉的最後一天了，反正我根本沒申請到正式通行證，還與一個態度很差的警衛起了言語衝突，之後恐怕沒機會從側門偷溜進去了。好不容易好說歹說通過烏茲槍口，我走進圖書館，原本讀著《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的威爾遜抬起頭。
「貝茲教授，你有沒有宗教信仰？」他問。
「沒有喔。」
瓊吃了一驚跟著抬頭：「紐約那邊對沒信教的人不會排斥嗎？」
「我的信仰就是做善事、追求正義啊。」我知道這答案太過牽強，但也只能盡力避開這個有些敏感的話題。威爾遜識相地笑一笑，搭著我肩膀。
「就算沒有耶穌指引，貝茲你也一直都在行正道了。」就極度傳統保守的國家而言，他這番話已經展現出高度寬容，但也很符合我認識的威爾遜。
那天上課主題是論說文，我們討論婚姻法案，羅德裡克堅持那是可怕的立法概念。
「不就是貶低婚姻的價值嗎？ 《聖經》上可沒有說過同居這種事情，只有婚姻。」
「但是如果同居或相伴很多年，其實就和結婚沒有兩樣啊。」湯姆也不退讓：「所以英語有一句俗話說『看起來像鴨子的話就是鴨子』。」
「不對！」威爾遜叫道：「婚姻是神聖的，我們不應該隨意改動。」
「我很清楚這種文化僵化狀態，」湯姆跟著激動了，「但這個國家在蛻變，我們不應該墨守成規，必須掙脫舊思想。」
他說話平穩卻強硬，有點像是國會議事。
「我們不能以過時的習俗將女性視為禁臠。」湯姆繼續解釋：「烏干達需要改善家庭環境，但買新娘的文化風氣卻將女性看成了財產，我們不應該倒退回20世紀20年代。」
「問題就是如果連嫁妝都不用付，」威爾遜不同意，「對男人來說反而像是免費。要花錢至少還會珍惜一點！」
時間不多，本來計劃是以非裔美國人的詩詞作為課程收尾的，但我不得已中斷他們的辯論。
「詩，」威爾遜好像品嚐著這個字，「是思想融合了節拍韻律。」
尼古拉斯為全班朗誦馬婭·安傑盧的作品：
囚鳥鳴叫，唧唧啾啾，憂懼未知，仍舊渴求
聲音遍佈，遠方山丘，只因囚鳥，歌頌自由
威爾遜的臉幾乎貼在講義上，簡直就要陷進那些字句裡。
「在盧濟拉的我們就是囚鳥。」他感慨道。
剩下一小時，我們在字裡行間的沉思中度過。
威爾遜朗讀馬婭·安傑盧時那抑揚頓挫十分動聽，他那張蒼老又年輕的臉上笑意燦爛。
是我眼中的火，齒間的光，腰身的擺盪，腳步的飛揚。
我是個女人，出色的女人。
「這種力與美屬於堅強的女性。也許是人性。」威爾遜神情很快樂。
班上每個人都恍惚了，連我也一樣。這麼多年的教學經驗中，沉浸在文字的體驗未曾如此深刻。我猜想是因為這裡每個人都懷抱真切渴望，若我都想離開了，他們怎能待得住。這種強烈渴望可以敞開心靈，接受文學與藝術帶來的轉化力量，效果極其巨大、刻骨銘心。
我要他們作詩，學生們毫不猶豫地分享了自己的創作。穆罕默德的作品叫做《貧窮》，力道強勁：
快點！用力！這裡！
放下來！舉起來！都打開！搬出去！
貧窮，貧窮，貧窮！為何你還逗留？
吉米的詩結尾很精彩：
大家何時願意清醒，
別讓每個人都成為監獄的主人，
好好想想，逝去的時間永遠追不回。
最後是彼得：
噢，艾滋，艾滋，艾滋，多麼殘忍的疾病。
奪走我的父母與兄妹，為何放我一人
留在人間？
不知你能否理解，獨活很累。
艾滋，如果你聽見，
帶我離開這世界。
一片沉默。
沒有任何言語能夠充分響應這樣的文字。而另一方面我內心欣喜，因為學生們竟能在短時間之內掌握一種未曾接觸過的文學形式。
「上帝保佑你，」穆罕默德輕聲說。告別時間到了，空氣中充滿感傷。
「記得替我們問候紐約的獄友，」湯姆語氣很無奈。
「不能再多留一星期嗎？」威爾遜問：「你帶我們接觸到這種美妙，卻又要將它帶走。」
我聽了很難過、很慚愧，每次在監獄裡面開課都這樣。對我而言是重返自由，但是學生們要面對的依舊是牢房。今天的狀況更糟糕，難過不僅是因為我關心他們卻又得離開，還因為我這一走恐怕就不會再回來——我將他們留在這種地方，人間煉獄。而慚愧的是，威爾遜說得對，我在這裡埋下人性、創意和思想自由的種子，揭開囚犯的情感瘡疤，卻好像跳傘那樣安安全全回到原本生活。雖然我懷抱一絲希望，但也懷疑課程恐怕無法延續。他們超越了自己，可是才一周，維繫不下去的話有什麼意義？
「走吧。」湯姆語氣沉重，挽起威爾遜的手臂，隨著其他人離開圖書館，從學生變回囚犯。
我低頭望著桌面，屋內空空蕩蕩，剩下一張課程大綱，上面引述了雷·布拉德伯裡（Ray Bradbury）的句子：「只有沉迷於寫作，才不會被現實擊垮。」
一周以來，班上學生確實沉迷於寫作之中，但並非逃避現實，過程可以帶來情感上的成長。2013年的研究顯示，受試者如果閱讀文學作品，之後通過照片中演員眼神來判斷情緒會較為精準。研究者分析，原因是閱讀文學作品可以幫助人們優化處理複雜社會關係的技能與思考過程，對社會的正常運作有所幫助。1990年也有一項針對閱讀療法的研究，發現：獄友參加寫作課程以後，對挫折的容忍度提高了，更願意披露自己的痛苦、罪惡和悲傷感受；寫作過程、事後修改、自我和同儕的評論，也都有助於探索價值觀，增加自尊，培養同理心。
這星期我親眼看著他們做文評、辯論，彼此對話深具啟發性，同時囚犯開始挖掘從過去到現在的各種情緒，學會如何傾聽他人，理解他人，理解別人的矛盾掙扎——即便他們的故事一個比一個可怕殘酷。
「閱讀幫我學會控制脾氣。」在紐約的學生卡爾這麼提過：「開始看書，就得看完。有時我讀得心浮氣躁，不懂到底什麼意思，挫折感累積以後很生氣。不過為了讀到結尾，我必須有耐心，而耐心就是易怒的特效藥。」在加州，另一個寫作班的獄友學生則將自身體驗整理成一句話：「我學到的不只是寫作，還有自己可以治療自己。」
沒錯，即使人被關在監獄裡面，一旦開始接觸藝術、美感與思辨，囚犯也能夠找回最崇高的自我—— 「宛如新生」，這是另一個獄友學生科裡所言，他認為在課堂上才能連結到更高層次的自我，若回到永遠給他貼上犯人標籤的世界就不可能。科裡還說過，他覺得我從老師的角度，看得見他人性裡面尊貴的一面，其他人則辦不到。
巴西哲學家保羅·弗裡爾（Paolo Frere）在著作中提到：「人類天性不是在沉默之中體現，而是表現在語言、文字、行動與反思中。」他還認為對話是一種「創造的行為」，需要愛和信念，「對人類的信念，對創造與再造的信念……對自己可以更具人性的信念」。這就是在牢籠、在艱苦環境中也要閱讀、講話和寫作的理由：為了喚起人性。為了乘上言語的雙翼。為了回到語言。為了找回監獄想磨滅的身份。為了在肉體遭到禁錮時掌握心靈自由。為了不再只是「我」，而是在一個充滿文字的教室裡，強大的「我們」。
搭機返國之前，阿爾和我去了金賈市（Jinja）一趟，據說尼羅河起源於此。離開坎帕拉大塞車以後我們進入鄉村，周圍都是松樹林或菠蘿園，我們打船到河上小島，住在模仿樹屋的特色旅館。蘆薈環繞，水流潺潺，心靈在此沉澱，我開始思考這趟旅程的意義，衡量自己的收穫，以及點燃囚犯心中火苗後不得不離去的惆悵。假如發揮的作用如桶子裡一滴水那樣單薄，改變是不是就沒了價值？接著我想起進入盧濟拉監獄第一天就浮現的質疑：面對真正的絕望，文字算是什麼？沒錯，將藝術帶進監獄對於個體轉變有很大作用，可是之於社會結構，之於司法刑罰制度內巨大的碾壓，這種活動似乎只能稱為消遣吧？
禁止逃獄
為了脫離思想泥沼，離開烏干達幾周以後，我前往牙買加，這個加勒比海國家就監獄內的藝術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只不過領域不大一樣，是音樂。從英國到印度，世界上許多社會都認為音樂可以淨化囚犯心靈，而美國也有諸如奴隸歌謠、監獄藍調這類文化，甚至在安哥拉監獄（Angola Prison）出了一個民歌傳奇人物鉛肚（Lead Belly）[3]。
「已經是官方計劃之一，因為有歐洲國家出錢贊助。」牙買加當地社會運動和教育人士凱文·瓦倫（Kevin Wallen）解釋音樂矯治計劃的進展時如此表示。我約他在金斯敦郊外赫夏海灘（Hellshire Beach）[4]一起午餐，想要瞭解自己將要參觀的這個計劃的歷史脈絡。
1997年，凱文·瓦倫和哈佛教授查爾斯·內森（Charles Nesson）著手改善牙買加監獄環境，設置圖書館、計算機室、廣播站、錄音室等設施，於是誕生出賈·庫爾這位知名雷鬼樂者，可惜幾年前我沒能得到採訪許可見他一面。賈·庫爾在這裡錄製了幾首我最愛的情歌，而我終於能進去一窺究竟，瞭解是什麼樣的計劃造就了他。為我處理手續的意大利人卡拉十分積極，幾年前這個計劃由凱文交接給她。
翌日我搭出租車出發。新金斯敦像美國大都會一樣，摩天大樓和熱鬧商場處處林立，然而牙買加首都的市中心區年久失修，對旅客而言不大體面。金斯敦的新舊區之分不只是地理，也是社會階級。這段車程緩慢平穩，可是路旁風景清楚揭示貧富差距和幫派存在。黑幫暴力犯罪從20世紀70年代起肆虐金斯敦的「戰區」（garrison communities），也就是政治因素導致的少數民族區，結果是在過去十年間牙買加的命案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雖然島國人口才270萬，卻在2004年以後每年超過1000人被殺害，所有刑案中他殺佔了5%。但不意外的是，牙買加也有將近半數的囚犯罪名根本與暴力無關。根據2012年該國警方統計研究，「典型囚犯」多半在34歲以下，而且24歲以前就因違反槍械法而遭到逮捕，後來也多半持有槍支卻未依法繳交註冊費用。
「去GP，」我告訴出租車司機，GP指的是「綜合監獄」（General Penitentiary）。「知道吧？」
「你瘋了嗎？」他以當地腔回我話。
道路對面看起來像堡壘的建築物就是牙買加最大的監禁機構，目前裡面住了大約1700人，可是設計容量只有650人。血紅色磚塊加上混凝土，優雅的哨亭、20英尺高的圍牆，在政府網站上被稱作「精緻的牙買加喬治亞建築風格」。歷史追溯到1845年，也就是牙買加全面廢除奴隸制度的七年後，然而奴役不是唯一的刑罰手段。1865年牙買加通過肉刑法，當地人稱作鞭刑法，連竊盜都能判處最高50鞭；刑事奴隸法可謂美國囚犯租借制度的先驅，將之前淪為奴隸的囚犯再度以人頭計價交到僱主手中。1841到1861年間，擔任牙買加監獄總長的約翰·多特裡（John Daughtry）參考費城東區矯治所的方式整頓GP，到了1985年，犯罪矯治法又將「囚犯」正名為「獄友」，「獄卒」更名為「矯治人員」，連機構名稱都改為「塔街成人矯治中心」（Tower Street Adult Correctional Centre），只不過大家還是習慣叫它GP。
「我喜歡你的眼睛。」在停車場等卡拉時，一個滿口黃牙的年輕人過來搭訕。他來這裡接被關了17年的哥哥出獄，但沒人告知確實的出獄時間，所以他只好天一亮就過來等。他說囚犯每個月可以有兩次會面探視，不然親屬可以選星期三送食物和日用品進去。等他哥哥出來，今天第一站是去醫生那裡報到，徹底體檢之外還要喝什麼淨化茶。
「我現在住牙買加，之前在布魯克林。」年輕人拉了拉頭上的洋基隊帽子。
「奧蒂斯維爾？」我說出自己任教的紐約監獄。只是個猜測，但他那口吻就是暗示了。
年輕人點點頭：「六年。到處換。奧蒂斯維爾、艾爾米拉，瑞克斯島最糟糕。你該不會看過我吧？以前裡面打得很凶。但總之和這裡比起來，美國還是像度假啦。看過裡面嗎？」他往旁邊撇撇頭。
卡拉到了，她黑白夾雜的頭髮在腦後綁得像條繩子，非常公事公辦的感覺，見了我以後一揮手就快步朝門口走去。
「走吧，已經遲到了。」她說：「動作要快些。」
「幫我看看我哥幾點出來？」年輕人露出一口爛牙朝我背影叫道。
我的護照複印件被貼在混凝土牆上，就在服裝規定的條例底下。手機得放進大保險箱，裡面堆滿各式各樣的諾基亞手機。檢查我隨身物品的獄警拿出尺子，在很大一本訪客名簿上寫下名字。
穿過一直嗶嗶狂叫的金屬探測器，我們走進廣場，卡其色囚服一件件掛在曬衣繩上隨風擺盪。圍籬上掛著牌子，上面寫著：「感謝上帝賜予我們新的一天。」
「女王！小個兒！白妞！」
「我挺喜歡你呀！」
「和我說話！」
「女王大人！」
四面八方都有人朝我亂喊。
對我來說這倒是頭一遭。一般來說，闖進監獄的外人只會受到注目禮，偶爾可能有人揮揮手，但我們總介於存在與不存在之間，畢竟住在這裡的人自己也好像被活埋似的。可是在GP不一樣，囚犯確確實實注意到我，這現象叫人頗為不安，但我比以往更能直擊人間地獄的核心——因為沒法躲避，一切就在眼前。這裡的囚犯每天離開監禁、死而復生的時間只有四個半小時，而他們顯然抓緊機會享受生命，所以廣場很嘈雜，每個人忙著自己的事情，幾乎可說根本是座大型足球場，只是周圍環繞如同中世紀的小型牢房。
後來回到辦公室，我見到卡拉的助理喬治，他描述自己在牢房的三年體驗。
「至少可以說帶來很多啟示。」他這麼告訴我：「很小很小的空間要擠三到五個人，而且沒有馬桶，尿尿得找瓶子。大便就更麻煩了，一開始得昭告所有人，再來是去拿報紙。問題是，其實只有大流氓或混出名氣了人家才肯容忍你，不然就會說等出牢房的時間再去解決。久而久之，有些人忍不住拉在了褲子裡，也有人就生病了。
「地板只夠兩個人躺，其他人只好搭吊床。『很貴哦』，我一進去裡面，會裁縫的人就告訴我。要是負擔不了吊床費用，只好站著睡覺。補充一下，牙買加男人平常不會靠太近躺在一塊兒，社會風氣非常恐同。」
喬治說得還算委婉。1997年矯治部長有意提供保險套給囚犯使用，此話一出竟導致獄警罷工抗議，監獄內起了暴動，16人死亡，部長因此下台。後來成立特殊囚區，被視為同性戀的囚犯就轉移進去。由於牙買加人對同性戀極度恐懼排斥，所以監獄系統無法針對艾滋採取任何防治措施。
「一些囚犯只能每晚站著，直到家人有機會伸出援手。」喬治繼續說：「我確實目睹不少拿刀捅人的事情，有時候起因是小事，例如踩到別人腳趾之類。」
「小個兒！女王！」
足球飛過半空，幾個穿著卡其色囚服的人跑過來，卡拉開口問候。獄警一邊制止其他人喧囂，一邊帶我們走進牢房旁邊的混凝土小屋，門在我們背後關上。
屋內一片寂靜。
眼前環境很像盧濟拉的圖書館，不過在這裡是計算機室。
約有22人，每週五天、每天在這裡待上四小時，他們停下打字的手朝我露出微笑，有幾個看起來應該沒超過16歲。亮綠色牆壁上貼著海報，標語是「教育是未來之路」。
「來，有東西給你看。」卡拉打開旁邊小門。哇噢！是一間超大更衣室，不對，是廣播站，牙買加自由之聲。房間裡面貼滿明星海報，有格雷戈裡·艾薩克（Gregory Isaacs）、邁克爾·波頓（Michael Bolton）、夏奇（Shaggy）和肯尼·羅傑斯（Kenny Rogers），現在拿著麥克風的人是瑟拉諾（Serano），我認得這位音樂人，記錄牙買加監獄音樂活動的《救贖之歌》（Songs of Redemption）介紹過他。看著他，我想起威爾遜，同樣是大男孩的身體裡住著老人的靈魂：瑟拉諾個頭很矮，洋基隊帽子和蜜桃色頭巾底下竄出髒辮[5]，穿著耐克白色「空軍一號」運動鞋，手錶很大，感覺尺寸大了一倍。他的笑容也一樣是兩倍大，塞滿整個房間。
「你好啊！」
「我是粉絲哦。」我這麼說。是真的，看了紀錄片以後我十分欣賞他的歌聲，就像賈·庫爾一樣在每個音符裡勾勒出靈魂的傷痛。
「大家看看！」他對著麥克風說：「剛剛才提到《秘密》一書，『我和我』[6]立刻就做了示範呢？ 『我和我』希望能夠通過音樂和世界聯結，結果這位美麗小姐立刻出現了。大家要有信念！」
他開始播放紀錄片原聲帶，我們趁機聊聊天，不過我的注意力一直被雷鬼音樂吸引過去，心思暫時離開這個密閉空間。當年多特裡設計GP的時候，一定沒想過會變成這樣，他在1844年留下的文字記錄中對於牙買加第一座現代監獄的想像是：「除了槌子、斧頭、鋸子以外，沒有其他的聲音」。
接著卡拉又帶我到隔壁的「文化中心」，就在計算機室旁邊，也是混凝土建築。舞台上有壁畫，畫的是鮑勃·馬利和當代雷鬼女歌手伊芙莉卡女王（Queen Ifrica）。這裡裝置了巨大的音響，牆壁上吊著很多吉他，有個男人正在打邦戈鼓。參與音樂計劃的囚犯可以錄製歌曲發行，卡拉先前提到她很注意創作者有沒有收到版稅，可惜牙買加音樂產業制度錯綜複雜，誰能從中獲益始終撲朔迷離。看起來多數人賺到的錢只夠餬口。
一個獄警帶我走進舞台旁邊的錄音間，老舊混音機上擱著過期的音樂雜誌。「希望有機會擴建，」他開口說，「我自己也玩音樂，覺得這個矯治計劃很不錯，與獄友們合作起來也很愉快。」
我們出去的時候經過教育區。「差不多有一般高中的程度了。」獄警這麼形容。教室門上還如同殖民時代掛著一堆規定標語：「禁穿垮褲」「禁說粗話」「注重衛生」「褲頭及腰」之類。卡拉領著我回到自由社會之前，我最後看見的是：「禁止逃獄」[7]。
我們又覺得自己是人了
朋友在停車場等我，開車載我回到新金斯敦。「世界紛紛擾擾……」鮑勃·馬利的哼唱聲從汽車音響傳出，我哼著，得到了一個悲哀結論：監獄音樂計劃終究只是止痛藥。烏干達的圖書館、牙買加的錄音室都是同樣的意象，也就是截肢以後貼個創可貼。只有很少數囚犯能夠幸運參與。再說，與他們面對的巨大煎熬相比，計劃效果微乎其微。
不過再怎麼微弱的功效總是有意義，不是嗎？創可貼或許稱不上治療，但也能夠止血。關於監獄內的文字或音樂創作，研究始終認為能帶來正面轉變。1983年調查發現，加州囚犯若參與藝術類教育計劃，申請假釋的成功率會提高74%。南非的數據指出，青年出獄後參加音樂教育活動，前6個月再犯率僅9%，拉長到一年則降為零。紐約藝術矯治方案也有好成果，許多個案展現正面思考，憤怒程度下降，違法頻率也低了很多，客觀評估也認同他們性格變得可靠，社交能力成熟，願意為團體福祉犧牲個人需求。音樂教育家威廉·范·德·沃爾（Willem Van de Wall）以音樂幫助囚犯建立歸屬感和忠誠感為主題發表了許多文章，以色列音樂教授拉雅·希爾博（Laya Silber）也在女性囚犯合唱團員中觀察到，音樂幫助她們去傾聽，建立新的聯繫，接受批評。
回想起瑟拉諾那大得不可思議的笑容，我腦海中浮現他在文化中心舞台上表演的片段，精彩極了。然而，他後來在熱烈掌聲中走下舞台，將自己鎖在錄音間無法克制地啜泣。「太激動了，」他哭著說，「賈·庫爾早就認識到……音樂會創造靈魂和自我，我們又覺得自己是人了。」
藝術有宣洩情緒、淨化心靈的作用，同時也傳達了美感。可是監獄本身並不美，無論囚犯寫出如何美妙的文字或樂曲都改變不了這個事實。音樂會、寫作課結束之後，指導者如我回到了自由世界時，心裡想著那些聰明伶俐、心懷感激、活潑可愛的學生們時，他們卻仍要回到牢籠，面對各種黑暗。讓人活得像人，卻只有每週的幾小時，是不是太殘酷了？這問題涉及的層面太廣，成了討論監獄藝術活動的「第二十二條軍規」[8]。創可貼使人一時忘記化膿的傷口，更糟的是令人誤以為已經妥善處理傷口。若以烏干達和牙買加監獄內的慘況而言，或許不要粉飾太平，該流的血就流出來給大眾看見，反而才有機會找出病根，真正著手治療。畢竟問題累積太久，成千上萬的人就會像貨物一樣囤積在狹小空間裡，只因為他們沒錢賄賂體制。這災難絕非「矯治」二字能掩蓋，貧困與犯罪肇因於腐敗的司法系統和駭人的財富差距。
更何況不只是烏干達和牙買加，太多地方陷入同樣的困境。喬納森在南非努力的修復式正義，就很多面向來看依舊只是「創可貼」等級，不過他提供了一個機會，或許能夠將基於報復的司法轉變為以修復為導向，但文藝活動作為獨立的項目則沒有那麼大的意義。
離開牙買加時，我的心情和離開烏干達時一樣大受挫折。將藝術帶進監獄毫無疑問立意良善，可惜對於幾近餓死的體制來說，猶如麵包屑一般微不足道，還可能成為煙幕彈妨礙我們看清大局，忘記真正癥結是在司法系統，在建立安全和人道的收容環境上，而現在的監獄根本不合格。要改變局勢，不是拼拼湊湊、修修補補就能有所作為，必須勇於追求願景。我喜愛藝術，然而在通往願景的路上，藝術說不定是絆腳石，因為它恰如其分：美得叫人目眩神迷，一時半會忘卻了現實殘酷。
[1]「Bed Stuy」是紐約人對「Bedford-Stuyvesant」（貝德福大道和斯圖文森高地）這個區域的稱呼。——譯者注 [2]布干達是該地古王國，直到1894年才正式由英國殖民並改名為烏干達（以斯瓦希里語發音的布干達）。——譯者注 [3]本名為「Huddie William Ledbetter」，外號鉛肚的來源眾說紛紜，可能與姓氏發音、在監獄中展現過人體魄、南方黑人飲酒習慣等等有關。——譯者注 [4]據稱原名為「養生」（Healthshire），但因為發音模糊反而成為「地獄」（Hellshire）。——譯者注 [5]dreadlocks，原為長髮長期不清潔保養呈現的狀態，後來成為時尚髮型。由於「dread」原意為恐懼，在當地方言中有「畏懼上帝」的含義，所以髒辮在牙買加拉斯塔法裡運動中蔚為風尚。——譯者注 [6]原文為「I and I」。由於奴隸制度剝奪個人身份認同，拉斯塔法裡運動人士以這個詞彙加以重建，含義包括「我和上帝之中的我」、「肉體的我與靈性的我」並擴展到「所有人都是一體」（也就代替了「我們」）。——譯者注 [7]原文「None Shall Escape」。就標語意義而言是禁止逃獄，但就英文語意可以解釋為「任何人都無法逃離」。——譯者注 [8]即「Catch22」。原為小說名稱，後引申為「兩難」或「自相矛盾」之意。——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