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
人和人之間的犯罪，受害一方不應懷恨在心卻不發一語。他有義務告知犯行者，詢問：「你為何如此對我？為何如此傷害我？」因此《聖經》說：「總要指摘你的鄰舍。」若犯行者悔悟並祈求寬恕，就應當饒過他，饒恕之後也不應冷酷。
——猶太神學家邁蒙尼德（Maimonides）
一開始我以為自己降落在簡·奧斯汀的小說中，或許因為前一站是盧旺達，所以這種感受更強烈。背景是雲霧繚繞的群山，前方排列著18世紀風格的房屋，廣闊草坪上還有山雞漫步。我入住斯蒂伯格酒店，房間像是以前的皇家驛站，有嘎嘎響的紅木地板以及四柱大床。連呼吸的空氣也特別濃重，斜陽照耀下，環繞著開普敦的一座座平頂山彷彿雄偉堡壘。
這趟旅程的資金來源亦屬旅遊專欄。康斯坦提亞區（Constantia）是開普敦市郊，以釀酒聞名，而且很巧地與波爾斯穆爾監獄比鄰。那是全非洲最大的監獄，裡面男女老幼合計約7500人，1982～1988年間，曼德拉也囚禁於此。
換句話說，不進監獄的時候，我處在頗為奢華的環境。或許諷刺，卻是個極有效率的體驗模式，我不斷切換於社會的兩極，不僅是財富差距的黑白對比，也是一般大眾和金字塔頂層呈現的扭曲平衡。南非之旅使我擺盪於種族、社會、經濟三面向的光譜兩端，我預期將面對許多醜惡真相。
兩極化來自殖民歷史和種族隔離。幾百年的不平等造就難以橫越的貧窮和犯罪之海，從數據來看就非常嚇人。南非男性死於暴力的比例極高，2012年官方接獲大約1.6萬個案例，是全球平均的8倍，即便換成女性仍舊是全球平均的6倍。超過四成南非男性曾對伴侶行使暴力，超過四分之一的男性有強姦前科，犯案當時未滿20歲的比例高於四分之三。同樣是2012年，警方處理了約6.4萬件強姦案，就連總統雅各布·祖瑪（Jacob Zuma）也一度被控犯下強姦罪行，而他已經有四位妻子、至少20個兒女。據信與世界各大都會區相比，開普敦也是持刀殺人最盛行的地方。
不過一如盧旺達之旅，我的立足點是前瞻，希望深入研究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這個理念。社會面對犯罪可以有別的模式，不必局限於毀壞秩序就施以刑罰的僵硬規則，或許能夠視為一種對人造成損害後進行療愈重建的過程。如果說盧旺達讓我看到何謂大規模寬恕與和解，我來到南非以一周時間觀察修復式正義行之有效的波爾斯穆爾監獄，深深領悟到療愈力量也存在於個人對個人的層級——無須族群吶喊口號，個人口中的那句「對不起」就彌足珍貴。我希望在這裡能夠更近距離觀察人性，找到存在於盧旺達人民心底那個奇妙宏偉、名為寬恕的力量。
為了要他們放下暴力，那個地方充滿暴力
原本早上計劃步行到監獄，因為從酒店前面出去幾碼就到了。那片土地原本屬於富裕的阿非利卡（Afrikaner）農民，後來賣給開普敦地方政府改建為二次大戰軍營，慢慢演變成今日所見的監獄。不過酒店接待人員堅持要我搭乘一輛有他們標誌的奔馳車過去。
「我猜我是你第一個送到波爾斯穆爾監獄去的客人。」我問酒店安排的司機威爾伯特，他始終不敢放下對待賓客的禮節。
「對，女士，您是第一位。」他回答起來態度沉穩。眼前招牌上寫著：「歡迎來到新生之地，波爾斯穆爾監獄。」車子停在大門邊，一名獄警滿不在乎地朝我瞥了瞥，揮手示意可以進去。因為提早到達，預定要會晤的人都還沒來。
「女士，您確定自己留下來沒關係嗎？」威爾伯特神情有點擔憂。波爾斯穆爾監獄裡面的重度暴力犯比例很高，主因是囚犯集結成所謂數字幫：代號26的群體掌控賭博、走私之類有收入的工作，代號28則管理幫派成員的性伴侶並負責武力鎮壓，代號27維持組織秩序和清算行動。我聽說波爾斯穆爾監獄內每天都有人被刺殺，數據也顯示2011年監獄內至少有47件自殺和他殺案件。獄內的攻擊事件或強姦案導致相關單位積欠數十億該給獄友或前獄友的賠償金，政府至今仍未提出杜絕獄內性侵事件的政策。據聞傳染艾滋病被幫派用作懲戒手段，而肺結核感染風險高達九成，南非還有32%的監獄沒有配置醫護人員。
我向威爾伯特表示沒問題，一個人坐在大門警衛庭旁邊的塑料長凳上等候，同時觀察環境。這所監獄原始收容目標僅4500人，現在人數已經接近兩倍，外觀如同軍事要塞，除了刮刀刺網還有堡壘模樣的建築。獄方改裝一間餐館讓獄友經營，頗為出名，好奇的人可以來品嚐藍帶雞排或者炸牛排。監獄後面山巒層疊，景色優美卻也更加震撼，彷彿此處是從伊甸園裡丟出的廢棄物。
另一位美國籍志願者抵達，他來自加州，手上拿了一本《聖經》。「上帝召我前來。」他的語氣簡單得好像熬夜加班就會有黑眼圈那樣自然。我們兩個沿鐵絲網走了十分鐘，前面就是中段B棟，本周工作的據點，入口在一條柵欄走道的盡頭。志願者進入不必通過金屬探測器，沒有衣著規範，看來他們也不打算收走我的移動電話。裡面空間類似體育館，空氣裡飄著霉味和淡淡腐臭，我鼻子有點過敏。裡面掛著旗幟，上面寫著：「修復式正義：朝社會和解、社會復歸邁進」。
接著我所見景象與美國監獄相似得令人沮喪：制服衣領上面是一張張黑色或褐色面孔。南非監獄人口中，白人不到一成。囚犯制服是橘色，印有「矯治」（CORRECTIONS）圖樣。不少人的制服經過修改，剪裁成時髦的背心或夾克，還加上拉鏈、扣子，甚至有人自己縫上耐克的商標。獄友大半有刺青，不少人缺門牙，這是數字幫喜歡的造型風格。看見我們，囚犯上前用力握手。這場景我同樣熟悉，囚犯與志願者努力打好關係，看似樂觀美好的友誼，實則建立在各自不同的想像上，雙方都期望從中獲益。他們和管理人員之間也有說有笑、互相調侃，我懷疑只是為了粉飾瀰漫內心深處的焦慮。
七張桌子鋪上花紋桌布，上頭分別以英語、阿非利卡語以及非洲南部班圖人（Bantu）的語言題字，每桌都取了名：「承擔」「誠實」「責任」「悔悟」「革新」「寬恕」「清廉」。
有個非常瘦、看來六十出頭、留著雜亂灰鬍的囚犯客氣地與我寒暄。他說自己幾十年前因為爭取自由人權而在羅本島（Robben Island）服刑，種族隔離結束以後回到家鄉覺得改變不大，就業率依舊低落，反倒毒品更氾濫。走投無路的他成了真正的罪犯，又被判了15年。
喬納森·克萊頓牧師走上講台，其餘人就座。我的位置在房間後側的非獄友專區。
「很抱歉遲到了。」牧師問候大家，聲音洪亮：「昨天有一起逃獄事件，所以今天警備比較嚴格。」「不過，」他伸手撥撥後梳的花白油頭，「總之，終於進來了。非常高興能和大家見面。」
他穿著鮮藍色的襯衫，繫了象牙白領帶，配上剪裁帥氣寬鬆的褲子，整個人顯得十分利落。美國人可能會說他看來帶有印度血統，但在開普敦這裡化約為「有色人種」，偏偏這個詞對來自美國的我極不順耳。有色人種囊括所有非黑非白的膚色，混血兒以及所有來自印度、馬來西亞、馬達加斯加或其他地方的人都算。
「在這裡，我們總共有三種語言。」喬納森繼續說，「我會說英語和阿非利卡語。」「然後彼得，」他指向一個留著聖誕老公公鬍子的人，坐在寫著「承擔」二字那一桌，左右都是黑人，「他會為大家翻譯成班圖語，所以人人都能聽懂，而且都是聽母語，好嗎？還有一些小原則，比方說大家都是自願過來的，對不對？」
場子安靜了一下。
「我們絕不強迫參與修復式正義的活動哦。」
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他進入正題。
「雖然活動是根據基督教理念設計的，不過我們歡迎各宗教的信徒參加。穆斯林可以，沒有宗教信仰也沒關係。各位在這裡的發言，原則上不會公開，有什麼想法隨時提出，好嗎？絕對不會傳出去。但例外是，如果你坦承殺人，分享的故事裡面有犯罪細節，像是屍體藏在哪裡，那麼我們必須找出來，因為這麼做你們和受害者才能得到療愈，對他們、他們的家屬而言，那是很難過的經歷。瞭解嗎？」喬納森以阿非利卡語再說明一遍後，才進入下一個主題。
「過程會帶來很大的內心煎熬。各位是否有心理準備？有沒有人覺得自己會無法承受？現在提出，我們不過問原因，就送你們回去。請大家記住，這是自願、自由的選擇，絕不強迫。」他看看場內，沒有什麼回應。
「修復式正義活動周，最後一個規則。」他聲音越來越響亮：「大家別把自己看成罪犯、囚犯或者加害人。你們是人，是上帝疼愛的孩子。現在你們不是獄友，而是矯治部咨商服務的當事人。」
活動正式開始。
「那麼，修復式正義活動周起跑了！」喬納森的語氣像是要放馬出柵。他們開始唱歌。
因為你，失明的人會看見，
因為你，啞巴會開口唱歌，
因為你，死人復活；
因為你，萬民頌讚；
因為你，黑暗遁逃，而我全心呼喊：
我自由，是的，我自由。
喬納森再度站上講台，發下今天的講義。上面寫道：「發掘你的自我：審視傷害、痛苦、憤怒對你的影響。我是誰？我為什麼在這裡？是誰傷害了我？誰要為我受到的傷害痛苦負責？」
「有沒有人願意分享自己的家庭故事？」喬納森問。
「已經沒和家人聯絡了。」一個人這麼回應，很多人附和點頭。
「為什麼不聯絡呢？」
「他們不願意聽我講話。」有一個人說。
「我沒有家人。」還有人這麼回答。
「我覺得慚愧。」
「明天開始，我們會打電話到各位家裡。」喬納森說，「有人願意授權我們這樣做嗎？明天就可以聽到你家人的感受。有沒有人願意？願意的人請站起來，告訴大家你的名字。」
傑羅姆從椅子上跳起來，他穿著棕色靴子，動作像是嘻哈舞者一樣靈活。他看上去應該才二十出頭，制服是連身褲造型，前襟打開到腰間，露出白色內衣。在貼著「誠實」兩字那一桌，格什溫也站起來，後腦上的刺青是哥特風字體的「艾爾·卡彭」（Al Capone）。最後是二十幾歲的亞希亞，屬於「責任」那一桌，他站在椅子上，拉拉白色的南非風襯衫，頭上掛著一副雷朋墨鏡。
「你們很勇敢。明天就可以聽見家人的聲音。謝謝你們，請坐。」喬納森微微鞠躬。
「接著請大家告訴我，」他繼續問，「希望這周活動有什麼成果？」
很多人回答。「療愈。」「改變。」「做一個更好的人。」「負起責任。」「和受害者和解。」「重回社會。」
「我想做孩子的父親。」說出這句話的是一個瘦小年邁、氣質沉穩的老先生，臉上滿佈皺紋與刺青，眼角沾著一滴淚。
「再來說說你們害怕什麼。」喬納森大聲問。
一樣回應熱烈。「孩子不認得我。」「孩子和我一樣坐牢。」
喬納森從牧師搖身一變成為教授，逐步解釋修復式正義的原則，借助PPT幻燈片，引述運動發起人，也就是現居明尼蘇達州的霍華德·澤爾（Howard Zehr）教授的理念。核心概念在於：犯罪是不尊重他人、不負責任的行為，但我們需要的並非更多刑罰，而是修補損壞的關係。喬納森又發下講義，上面是一首短詩，道盡了司法制度以監禁為主軸有多麼不符邏輯。
為了要他們負責，
我們奪走一切職責。
為了要他們正向積極，
我們污蔑輕視、棄如敝屣。
為了要他們放下暴力，
那個地方充滿暴力。
為了要他們不再逞強，
那個地方勝者為王。
是階級不平等引發了犯罪與入獄
傳統的司法主要追究違犯什麼法條和犯行者的身份，據此施以懲罰。但修復式正義不同，擁戴此理念的美國組織，如得克薩斯州的「生命橋樑」（Bridges to Life）組織和紐約州的「普遍正義」（Common Justice）組織，提出了不同的問題：誰受了傷？他們需要什麼？如何協助？有些修復式正義團體在小區教堂運作，2007年賓州大學研究發現，這種模式比起傳統監獄更有效地降低了再犯率。修復式正義機制包含「小圈子」的概念，也就是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對面，就罪行展開對話，參與者很高比例是基督徒。這樣的機制最重要目的是給予受害者力量，而傳統司法系統十分忽視這點。許多研究顯示，即便審判是公開儀式，受害者得到的療愈卻有限，甚至會增加他們生命的苦痛。
喬納森問我能否幫個忙，去「誠實」那桌協助格什溫填寫自我評估量表。有很多人和他一樣不識字。
我坐到格什溫旁邊，先握手問候。他打量著我，我則注意到他兩眼間有個星形刺青。
「你是否有過以下經驗——」我大聲念出問卷內容，「憤怒？」
「有。」他回答。
幫派生活？有。童年遭人施暴？有。毒癮？有。憂鬱？有。多少歲？二十六。認識自己生父嗎？
「不認識。十幾歲的時候見過一次而已，他喝醉了，我媽要趕他走，他動手打人，場面弄得血淋淋的，後來我還幫我媽擦乾淨。」我全寫下來。
「和生父見面時是什麼情況？」
「我，」格什溫遲疑了一下，「我想殺了他。其實我差一點就動手了。」我繼續把他的回答寫在問卷上。
「上一次和家人講話是什麼時候？」
「三年前。」他面無表情，繼續解釋自己過去只是個普通小鬼，身上三個彈孔可以作證；現在呢？格什溫仍舊只是監獄數字幫的普通成員。故事不特別，看得出來他自己也這麼認為。
填好表格以後，還得等其他人寫完，我們大眼瞪小眼。後來午餐時間，醃臘腸和白麵包發下來，我使出一貫的破冰伎倆。
「你聽不聽嘻哈？」果然換來一個微笑。
「聽啊，美國嘻哈也聽。」格什溫拉起上衣，秀出一個常見刺青，是發行專輯《流氓生涯》（Thug Life）那時候的圖派克·夏庫爾（Tupac Shakur）。我說自己還沒機會與圖派克見面，但曾經跟著「史努比狗狗」巡迴。聽到這兒他臉就亮了，粉絲的反應總是像小朋友。
「那你有沒有見過李爾·韋恩（Lil Wayne）？」他滿口臘腸湊過來問我。
羅恩牧師開口打斷我們的對話。他是這桌的輔導員，總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樣。「下午我得離開，」他忽然說，還直接收拾眼鏡和午餐，「不如你接手吧。」
我突如其來接下新任務，在本周活動期間為「誠實」小組提供協助。小組內有格什溫、易卜拉欣、安東尼三人，加上心情好就會出現的羅恩牧師和他的助手丹尼斯。丹尼斯老是像塊石頭不出聲，我也不知道他原本的功能是什麼。三個獄友都是黑道，正好屬於開普敦不同世代。格什溫是數字幫28那群。易卜拉欣三十幾歲，有雙深邃綠眸，臉型狹窄，蓄著短胡，屬於27那組。安東尼年過五十，曾經是開普敦大幫派裡美國幫的人，後來皈依基督洗心革面。
輔導人員僅有兩名非白人，這樣的比例反映出一種我很熟悉卻讓人沮喪的「白人救星挽救黑人靈魂」的文化潛規則，不過這星期我得忍住。
「我有四個小孩，」安東尼念出自己的問卷內容，「幾年前親手為其中一個下葬。然後有個女兒也在波爾斯穆爾監獄，她是因為身上帶著男友的毒品被逮到。我之前在這裡看見她才得知她也進來了。」接著是一顆震撼彈：「我強暴過繼女。那時用了藥，腦袋不清楚，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沒發現眼前是誰。」
那天後來的時間，整個會場充滿類似的苦痛回憶。「我還是嬰兒時，母親酗酒用藥一直神智不清。」「我中彈過七次。」「我看著黑道殺死父親。」「我爸死於艾滋。」貧窮、犯罪、槍戰、藥癮和暴虐，是他們生命歷程的共同點，舞台搬到紐約布魯克林或芝加哥南區也一樣，差別大概只是這裡的情節更誇張。美國監獄的故事大同小異，但南非版本更勝一籌：更多暴力，更多毒品，更多虐待，更多傷口。「我殺死自己的繼父。他虐待我和我媽太多次了，我不得已只好拿刀捅他。」這是彼得·約翰（Peter John）的故事，大家叫他PJ，雖然現在是輔導員，但以前也蹲過牢。
喬納森試著讓參與者意識到自己也是暴力循環的受害者。這一點很重要，世上很多人忘記所謂加害者多半自身也是受害者。好比說，2015年波士頓社會復歸研究訪問了出獄者，發現他們極高比例有童年心理創傷，超過四成目睹過他殺案件，半數遭受父母的肉體虐待。不過我仍有些懷疑，比方說有人哭著表示從事鑽石走私並非為賺錢，而是渴望父愛。真的嗎？
「今天先到此為止，」喬納森總結說，「相信大家已經明白，自己同樣受了傷，不單單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而且傷口很深。」
當天活動告一段落，我和格什溫、安東尼、易卜拉欣告別，離開監獄，穿過刮刀式刺網，酒店派來的車已經在外頭等著。上車之後我深深慚愧。
這是工作，我這麼告訴自己。車子不是我的，而是職務所需。但我處在優勢地位才能有這份工作，這事實不因為今天穿過比較多鐵絲網或鐵閘門就改變。甚至該說，我越想否認，就越顯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我重複告誡著自己。
天色漸暗，街道路樹、康斯坦提亞區殖民風味的豪宅賞心悅目。晚餐很豪華，但我左顧右盼，除了服務生以外全是白人面孔。種族隔離政策結束了，有些現象依舊不變，很難想像那個年代是怎樣一番光景。白天的體驗侵蝕美麗的夜晚，眼前彷彿浮現格什溫瞪著鵝肝醬皺眉頭的表情。我身處的奢華社會塑造出他們，階級不平等引發犯罪和入獄。從荷蘭殖民時代就是如此，那時監獄用來囚禁違反「證件法」的人，所有人必須出示證明所屬種族的護照。19世紀晚期，英國殖民擴張，將囚犯轉為勞動力，於是自1916至1986年種族隔離結束，共計1700萬名黑人或有色人口被關進監獄，除了接受肉體酷刑，也被迫為大企業如德比爾斯（De Beers）挖掘鑽石和黃金。波爾斯穆爾監獄的誕生並非基於司法需求，而是資本主義。二戰以後，本地農莊需要勞工，於是順理成章設置監獄。
其實監獄歷史不外如是。幾百年來，監獄和資本主義就像是孿生兄弟，一邊說需要更多幹活的人，另一邊就予以回應。做法則是扭曲法條，逼「別人」犯法，最後統統關起來做奴工。以美國而言，囚犯本來為北方的聯邦軍生產貨物，解放黑奴以後卻依舊是南方主要的勞動力；針對黑人，法律規定遊蕩和失業都是犯罪，所以到了1870年，南方黑人入獄比例已是白人3倍。至於歐洲，幾世紀以來的趨勢是，失業率高峰期的監禁人口也最高，因為就業市場飽和之後，合乎邏輯的做法是吸收多餘勞力為政府服務。調出過去的監獄數據來看，不難察覺重點放在如何極盡所能騰出空間多塞一些人，設計與販奴船沒兩樣。奴隸、監獄、資本主義與種族問題，自古以來即混合成劇毒。監獄之所以存在是為了壓搾各地原住民或以前為奴的人，一切只是滿足白人經濟體系的利益。
波爾斯穆爾監獄的工作坊主軸，是面對自身選擇，並加以改變。但回顧歷史，再看看開普敦現狀依舊極端，我不禁覺得所謂選擇是個諷刺的概念。在監獄和奴工、種族和社會隔離的脈絡下，個人選擇是否真實存在？強調自己對自己負責，鼓勵開口道歉，是否模糊了真相是社會制度故意要某些族群失敗，以便提高其他階級的成就？資本主義的根基是個人，社會因素不應摻雜在內；美國夢也一樣，重點是「我」而不是「我們」。「自己穿鞋向前走。」（Pull yourself up by the bootstraps.）大家信了這句話，卻沒想過是否有些人一開始就沒領到鞋。許多人呼籲給囚犯新生機會，為何對他們原本的人生視而不見？只看例外當然簡單，總有人能跨越種族、階級的重重困境出人頭地，錦上添花總是光鮮亮麗，為困在陋規的人雪中送炭，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腦海閃過「替罪羊」這個詞。閱讀與監獄有關的文獻時，一篇經濟學家格倫·勞裡（Glenn Loury）的文章令我深深著迷。「我們的社會，大家一起塑造的社會，先容許都市貧民區這類激發犯罪行為的環境存在，接著卻又施以刑罰。這就好比活人獻祭。」替罪羊最原始的形象浮現：人類以為可以將社會整體的罪惡塞進一頭羊的身體裡，將羊推下懸崖就能得到赦免。16世紀哲學家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在其著作《烏托邦》裡面也提到：「如果你任由別人無法得到良好教育，從孩提時代就學壞，卻又因為他從小習得的言行而施懲，結論不就是你在自己創造壞人卻又處罰他們？」
「請幫我結賬。」我對服務生說。他鞠躬行禮。
「對不起」的力量
「和解是從真相到正義的旅程。」隔天早上，開普敦新聞一篇報道出現了這個標題。報上很多篇幅描述在曼德拉之後，國家沉淪了多少，不過奧爾加·馬辛韋恩（Olga Macingwane）還是登上版面。她榮獲正義與和解機構（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頒發的獎項，身為1996年種族攻擊爆炸案的受害人，馬辛韋恩女士公開表示願意原諒害自己殘廢的白人兇手。
片刻後我又進入監獄。今天我注意到這裡采光良好，因為種族隔離時期波爾斯穆爾監獄將白人也關在這裡，因此窗戶比起黑人或有色人種的牢房來得多。基於同樣理由，走廊分成兩條，不同種族不能混雜。換言之，殖民時代就存在的非洲監獄，從建築結構就能凸顯種族優勢的問題。
到了體育館裡，安東尼親切與我握手，咧著缺了門牙的嘴笑，易卜拉欣和格什溫朝我點點頭，其他輔導員靜靜坐著讀《聖經》。
「目標：理解犯罪導致的危機、傷害、痛苦，」喬納森發下來的講義上這麼寫，「獄友要深入瞭解自己的錯誤決定帶來什麼後果，而其他人因為這個決定面對什麼危機。」「我自由。」我隨著獄友們輕聲哼唱。喬納森開始今日活動，他非常有經驗，很快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25年40天又35分鐘之前，我也和各位一樣，住在波爾斯穆爾監獄裡面，」他說，「今天我開誠佈公告訴各位，我也曾經是囚犯，被關了三年。我偷竊，我撒謊，我犯錯。可是現在，站在各位面前的是個改頭換面的人。你們可能很難想像，剛進監獄的時候，我完全不會英文，只會說阿非利卡語。進了監獄以後，我下定決心要改變，於是慢慢學習。過程和你們一樣，首先要對自己誠實，承認自己的錯誤，懂嗎？唯有這麼做，你們才能得到自由。」
他又發下一些紙張。
「每次都有人坦承尚未偵破的罪案。每次都有。」喬納森趁著囚犯寫下自白書時悄悄告訴我：「有一回連獄警都認罪了，說他偷偷經營一個走私集團。」他環視全場，眼神銳利如鷹。
「七年前我開辦這個活動。我一個人，沒有輔導員，場子裡有五六十個囚犯。」他繼續說，「那時候的手冊才14頁，現在增加到85頁。我稱呼囚犯『先生』，頭幾年管理人員還覺得奇怪，不懂為什麼要將他們當成普通人看待。還有你看到的白桌巾，獄方也一樣不瞭解。我告訴他們，只不過是要讓囚犯坐在乾淨的桌子旁，像個正常人一樣，好好吃一餐。」他握拳朝桌面敲了一下，接著說明計劃的大概流程。六天的工作坊結束以後，每週還要與參與者聯絡一次，後面幾個月設法找到受害者，安排雙方對話。
囚犯們不停動筆，喬納森也打開話匣子，簡單介紹工作坊的歷史沿革與他成立的「監獄希望牧師團隊」（Hope Prison Ministries），目前共在九所監獄舉辦活動。1994年，曼德拉選上總統，為種族隔離政策正式畫下句點。1999年，喬納森成為監獄特遣牧師，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也在南非起了巨大影響力。「透過種族對話、認罪及和解，一個不可思議的過程開始了，國家逐漸得到療愈。」於是喬納森投入修復式正義，特地到美國佛蒙特州的相關機構取得證照，回來以後積極聯絡監獄主管機關，提議為波爾斯穆爾引入修復式正義：將最麻煩的囚犯交給我，我來和他們溝通，若有志願者就請他們一起參與。
他提案的時間很恰當。種族隔離廢除後，南非監獄體系進行大幅改革，波爾斯穆爾在1991年取消種族分區。不久之後，監獄法修正案通過，監獄部改制為矯治部，廢止所有單人監禁和體罰，矯治部宣誓尊重獄友基本人權。1997年，已有高知名度的典獄長約翰尼·詹森（Johnny Jansen）接管波爾斯穆爾，監獄首次敞開大門接受許多非政府組織入內，在人性化管理上快步前進。目前受害者與加害者雙方對話的活動依舊是矯治部網站的重點宣傳，內容充斥修復式正義的專門詞彙。
根據喬納森的說法，後來南非政府大量召開假釋公聽會，鼓勵囚犯主動聯繫受害者。他進一步解釋：事實上，不參與對話的囚犯，得到假釋的機會少之又少。由於波爾斯穆爾預算不足，始終只有喬納森提供修復式正義相關服務，所以他的地位更加吃重。官方立場希望囚犯盡量得到假釋，原因並非慈悲為懷，而是監獄系統人滿為患。
以波爾斯穆爾來看，大約每300個囚犯只有一個社工輔導，於是管理單位只好大量轉介個案給喬納森。但他並非來者不拒，而且無法保證成果，尤其未必願意開立提高假釋成功率的推薦函。即使如此，喬納森還是覺得自己常常化身賞金獵人，穿梭於大街小巷，逢人就問：你有沒有看過外號叫「北方人」的這位先生？你認不認識兩年前這兒一位死者的母親？七個月之前在外頭遭強暴的女孩去哪兒了？他努力搜尋，希望說服被害人出席假釋公聽會，與加害人對話，參與能證明囚犯真心悔改的活動，如此一來他才相信犯人適合回歸社會，不必昧著良心為假釋案背書。
問題是如何判斷囚犯真心懺悔？開口道歉，這是修復式正義概念中的「bete noire」（字面意義為「黑色野獸」，引申為「棘手的人事物」）。其中存在模糊地帶，也就是哲學家約翰·德拉賓斯基（John Drabinski）所謂的「執拗自戀」（obstinate narcissism）：我們匆匆穿越另一人的傷痛，只因為「我們（宣稱）從自己造成的傷害中學習成長了，於是積極地，姑且說是想要『展現』全新的自我」。喬納森的任務就本質而言幾近不可能——他必須扮演上帝，窺探囚犯內心，判斷他們的悔改是不是假象。
「很多人跟我說：『我想告訴對方，我很抱歉，我做錯了，真的很對不起。』可是我會回答：『這跟你沒有關係！重點是被害人的需求，不是你的需求。』
「有一次假釋委員會要我調解案子，是關於某人殺死黑道大哥的兒子。委員會表示『要盡快！越快越好！』可是我回答：『緩一緩！這種事情太敏感，處理不好很危險，我需要半年時間。』後來我和幫派成員聊過，也在那一帶調查，最後親自找上黑道大哥瞭解——這些都是必要程序。最後呢，雙方終於坐下來握手，那個犯人也取得假釋，之後並沒有尋仇事件。」喬納森用力搖頭：「辦起來很麻煩。」
他回到講台，收回自白書。
「大家有什麼感覺？寫下自白是不是很像在餐桌上訴說往事？」
「感覺說出以前沒辦法說的話。」傑羅姆叫道。他的口吻很像是渴求老師讚賞的學生。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人可以跟我聊一聊自己到底是什麼感受。」亞希亞說，雷朋眼鏡仍舊掛在白衣服上：「現在回想起來，我的人生也不只是一團屎。」
喬納森問：「所以你們知道自己的人生沒有那麼慘，是嗎？」
格什溫起身：「我想坦白。我曾對家人發誓絕對不再被關，可是他們讓我很難過。我受不了，才故意做壞事，所以又進了監獄。」
傑羅姆也開口：「我也要坦白。我還偷過東西，因為要養女朋友。」
「養女朋友？」喬納森追問。
「唔，一部分用在她身上，一部分拿去玩了。」傑羅姆老實招認。
「還有沒有？」喬納森似乎看透他心思。
「呃，毒品吧。」安非他命在這裡太常見了，與各種犯罪密不可分。
「你現在和當初那個女朋友還在一起嗎？」
傑羅姆搖頭。
「大家注意一下。」喬納森隔空指著傑羅姆，傑羅姆神情很尷尬。「這就是我們先前說過的認知謬誤。還記得嗎？他將責任歸咎於別人，可是真正該怪的是誰？是自己。你偷東西是因為要買毒品。那不是為了別人，是為了你自己。」
接下來是昨天預告過的電話時間。
「傑羅姆，你還希望我打這通電話嗎？」喬納森問，「確定不是一時衝動，而是真的準備好了？」
傑羅姆點頭，表情明顯不自在。喬納森還是拿出了黑莓手機。
「哈羅！請問是瑪莉亞嗎？」
「是我媽！」傑羅姆大叫，身子搖來搖去，右腿一直抖動。
喬納森改用阿非利卡語說了幾句話。「好，好。」他點點頭，又說了幾句話以後掛斷。
喬納森轉頭說：「她說『我最近睡得很好』，還有『他在的時候我反而失眠，一直擔心自己的安全。那孩子老是闖禍，愛跟人鬥。我想星期六應該不會過去了。他自己明白原因』。傑羅姆，你媽媽還說：『我愛你，可是不想和你一起生活。』她希望你留在監獄裡，因為你出獄了她反而惶恐，害怕全家人跟著喪命。」
母親的話語冷冷劃過全場。傑羅姆將臉埋進手掌。
「有什麼感覺？」喬納森問。
傑羅姆沒講話，臉還是埋在手掌裡。他沒有抬起頭，只是輕聲說：「我想放棄。回去以前那種生活，繼續幹壞事算了。」
喬納森伸手搭在他肩膀上。
「你並不孤單。」他說，「我們會陪著你，我們相信你可以改變。」改變，需要有面對被害人的勇氣。修復式正義活動時常運用替身的概念，以一位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來代表所有受到犯行影響的人。這一天波爾斯穆爾的代言人是羅賓·克勞福德，他身材矮小、頭髮斑白，看起來是個好爺爺，說起話來聲音縹緲。
「『我們要傳染艾滋給你，他媽的死白人』，他們這麼對我吼，」羅賓的語氣無力，「他們把我的褲子扯到腳踝，強姦我。我尖叫，身上每個有洞的地方都在流血。後來我住進創傷病房四周，腳踝上有個大洞，是他們拿混凝土塊鑿出來的。原本對準的是腦袋。我一直無法入睡，太恐懼了，身體抖個不停，連排尿或排便都辦不到，也不敢照鏡子。朋友來探視以後，說我那張臉看起來像是生肝臟。」
眾人屏息。
「有人想響應嗎？」喬納森問。羅賓看來依舊淒涼，穿著橘色制服的囚犯們都無言以對。
「我對自己國家發生這種事情感到噁心。」一個輔導員開口。
「假如這位是你們的被害人，你們會說什麼呢？」喬納森又問。大家一動也不動。「沒人有勇氣說句話嗎？」
「對不起。」傑羅姆的聲音有點模糊。
「這樣不夠！」喬納森中氣十足。
終於此起彼落有了響應：「你很勇敢。」「願上帝保佑你。」「很抱歉，請原諒我，我很想改變自己的人生。」
接著大家得寫下一封信給羅賓，內容是對他，還有對於自己加害的人想要說什麼。我到了「誠實」那一桌，將格什溫口述內容化為文字。
「親愛的羅賓，」格什溫準備好以後滔滔不絕，「希望你還願意通過自己的痛楚給予我們力量。謝謝你願意分享那段經歷。我非常遺憾。」寫好以後，信折起來，等待活動下一個階段。
格什溫瞥了我一眼，開口聊起天。起初說到監獄生活，他和多數獄友一樣住在30多人共享的牢房，裡面當然很擁擠。每天下午四點獄警離開，牢房就無法無天，但直到早上六點都得待在裡面。接著又說起在外面的生活，他以前在街上持刀殺人，到底殺過多少人已經記不清楚。再來談到監獄裡的數字幫：「一開始這個幫派還不錯，主要是想對抗種族隔離。」根據外傳的說法，數字幫的起源是兩個祖魯人，一個叫做「波」（Po），一個叫做「農戈洛薩」（Nongoloza），他們聚眾洗劫殖民政府據點，將財富分給貧民；種族隔離時代，他們則在監獄內為囚犯權利奮鬥，要求每個人都能有床，有基本伙食，並且開放囚犯戴表，否則無法妥善管理時間。
格什溫說自己進監獄的次數數不清，他知道外頭有人要取自己性命，為此乾脆拒絕上次假釋機會，免得立刻回到以前的生活模式。
午餐來了，格什溫要易卜拉欣幫他拿一份穆斯林餐。「半年前開始信教，」他解釋，「有些人覺得我是玩假的。怎麼說來著？就演戲，裝的。反正我自己知道就好。」他指指自己胸口。
格什溫一邊啃著火腿三明治，一邊說自己打算下個月申請假釋。他一度沉迷毒品，徹底受到藥物控制。放下三明治以後，他直視我的眼睛，我看見眉心那個星形刺青下面的疤痕，好像化不開的皺紋。「貝茲，我想要毒品的時候，真的什麼都幹得出來。要我直接朝克萊頓牧師臉上開槍也沒問題。」我相信。但這到底算是自白，還是炫耀？
「如果我們打電話給你母親，你覺得會如何？」
「她的反應會比傑羅姆的媽媽還糟吧。我剛才也這麼告訴他，換做我媽肯定會狠狠數落我。」
「但是你有什麼感覺？」
他聳聳肩：「習慣了。」
「真的嗎？」
他點點頭，一臉漠然。
「有時候，」我說，「我們以為自己習慣了，但其實不斷受到影響，只是自己沒意識到。」
他聳聳肩，一直抖腳。
羅賓開始念出收到的信。念了四封以後，他抬起頭。
「我真的感動得不知道要說什麼好。」他輕聲告訴大家。之後繼續念完，當天稍晚羅賓表示自己也想參與活動，擔任輔導員。霎時我喘不過氣，腦袋閃過在盧旺達的所見所聞。這是許多人認為不可能達成的寬恕與和解。
而我很清楚，數據顯示這完全有可能，心理學研究也證明了「對不起」的力量有多強大。我們應當重新思考被害人的實際需求。修復式正義的文獻探討被害人的四種需求：答案必須真實，必須賦予他們力量（empowerment），通過反覆訴說受害故事達成自信重建，借由負起責任或以牙還牙來實踐補償。為了達成這些目的，最好的做法不是審判和刑罰，而是雙方對話。審判或刑罰裡，受害者被邊緣化，淪為不相關的旁觀者。智利的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1991年做過一份調查，主題是皮諾切特（Pinochet）獨裁時期的人權損害，結果幾乎沒有受害人想報復，他們渴望的是真相和正義，藉以悼念死去的親友，並期望不會再有下次悲劇。受難者參與雙邊對話之後，心中恐懼一次比一次減輕，後來對司法系統表達了高滿意度。
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描述寬恕是「唯一一種出乎預料、開創新局的響應方式，因為寬恕不受制於激發它的行動」。寬恕是奇跡，這個奇跡使生命更好。社會心理學、發展心理學以及臨床心理學從20世紀90年代就試圖瞭解這個奇跡的運轉機制，後來將其定義為受害者不再消極逃避加害者或試圖報復，改以更具建設性、有利社會的心理動力為行為準則，並製作出「寬恕量表」（Forgiveness Inventory）、「寬恕他人量表」（Forgiveness of Others scale）來測量慈悲心與報復心。其中一項研究發現自認受害的心態會導致消極，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則是效率低下和容易放棄。1998年兩位心理學家對童年性侵受害人進行調查，結論是寬恕程度高的人後來婚姻較為美滿，並據此推論寬恕這種態度可以在不同的生活層面起作用。2008年發表於《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的研究則指出，復仇並不會為受害者帶來認知閉合（closure），也就是對於外界信息或事件得到可以理解的詮釋，反而因為焦點集中在犯行者而導致情緒不穩並表現出侵略性。
另一項研究要求參與者回想自己受害的特定情境，然後進行四種不同想像：聚焦傷痛、心懷怨恨、強調加害者也有人性品質，或者專注於寬恕。而受試者專注於寬恕時，效果反應在生理上，無論收縮壓還是舒張壓的上升幅度都較低，回想事件經過時脈搏也較慢。2002年，在一組分三次進行的研究中，受試者想像自己遭到搶劫，而事件隔天轉折分成四種，分別為獲得對方道歉、獲得對方補償、獲得對方道歉並補償，以及什麼都沒有獲得。結論顯示，得到誠心道歉者感受較少的復仇心態、憤怒和恐懼，寬恕的想法強烈，而若同時得到道歉和補償，效果更是接近兩倍。
總結來說，報復對自己造成更多傷害。1999年一項實驗引導男性大學生認為自己無意間損壞實驗室器材，之後實驗員們分別表達寬恕、仇恨，或者兩者都有，或者兩者都沒有四種態度，並要求大學生協助將一些對像送到校園其他地方。得到寬恕的受試者最願意配合要求，遭到仇視的大學生則最不願意協助。寬恕本身帶有饋贈性質，犯行者感受到的不對等非常明確，於是他們也會積極彌補，使雙方關係得以對等。也就是說懲罰罪犯就是增加仇恨，導致他們有更多傷人的行為和犯罪率更高，而寬恕卻對社會秩序與和諧具有正面效益。
接著要打電話給格什溫的母親。她有空說話也願意說話，並激動地說了一串阿非利卡語。掛上電話以後，喬納森與我們分享。
「那邊還有人在找你，」他語氣沉重，「你兩個妹妹每天提心吊膽，怕你跟黑道的牽連會給她們惹禍上身。不過你妹妹還是叫你大哥。我想這代表她們還是很敬愛你吧？而且她們很想念你。」
格什溫臉色一白，腿抖得更厲害。喬納森繼續說下去。
「你表哥被子彈打過10次，你另一個朋友被子彈打過11次，所以你母親的意思是，她希望你回家，卻又覺得你好像不應該回家。她說你妹妹需要人照顧，但是你回去的話她們未必安全。」
「我努力過，」格什溫脫口而出，十分焦急，「我試著聯絡，可是她會找借口不見我，不和我說話。」
「多久？」喬納森問，「你嘗試了多久時間？」
「上次見面到現在三年。」
「明天我會帶你母親和妹妹來。我派車去接她們，讓你們在這裡面對面。」喬納森走過去，伸手搭著他的肩膀：「你的內心正在哭泣，為你母親難過。我明天就帶她過來。」
格什溫看起來幾近崩潰，情緒翻湧。那神情像是拿著工具，卻不懂得該怎麼做。
「貝茲，我從來沒有像這樣子和人說話的機會。」他不斷喘息，好像鬆了一口氣。
「現在是什麼感覺？」我問。
「很棒。」他精神一振：「這樣子我媽媽就不能躲起來了，她得見我，不能逃避。明天終於可以見到她了。」
每天都是新的機會，可以彌補過去的錯誤
那天離開波爾斯穆爾以後，我沉浸在回憶中。2005年，我二十出頭，深陷一段感情中。對方剛從加勒比海地區來到美國一年多，人很好，其實也有很多缺點。他叫喬恩，我們交往原本很開心，直到某一天我接到他太太打來的電話，還談到他兒子。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妻小，所以受到很大打擊。後來我走出情傷，其實只要跳脫全世界都對不起我、都針對我的情緒，每個人都能從傷痛中痊癒。喬恩和我分分合合好幾年，他總是將問題歸因於乍聽合理卻又叫人生厭的借口，像是種族問題、學歷不高、經濟不景氣、綠卡很難拿之類。有好幾年時間，我心底真正渴望的很簡單，就只是喬恩的一句對不起。兩人感情隨他時好時壞，而我一再容忍，消磨到最後當然不了了之。
為什麼我會在波爾斯穆爾監獄這兒想到過去的心碎？或許不該將自己的小情小愛和囚犯的人生相提並論，但格什溫使我想起喬恩，他們兩人都是社會制度壓迫下的產物，也都不得不慢慢肩負起責任；可惜的是他們振作得了一時，硬撐不了一世，最後結局通常令人氣餒。社會賦予他們的生活模式有瑕疵，兩人已經融入制度、擁抱缺陷。我很幸運沒有成為重案受害者，也無權比較生命經驗，但我知道情感上的傷痛是怎麼回事。
每個人都有過同樣的體會，都見過活生生的罪人——說不定他們還犯下重罪或者損害你的權益，然後努力想改變。不只是改變，甚至想從頭來過，那種自我改造無論多優秀的心理治療也難以比擬。所以可以稱，他們是現代的聖奧古斯丁、馬爾科姆·艾克斯，或者抹大拉的瑪利亞——不難理解為什麼宗教或傳奇故事裡面會有那麼多例子是罪人變聖人，有缺陷的靈魂經過最崇高的奉獻後脫胎換骨。因此，無論一個人在現實和心理上與監獄距離多麼遙遠，都能明白要與自己的錯誤對抗、得到寬恕與寬恕他人是什麼感受。換言之，監獄不如大家以為的那麼陌生，所有人理論上都能想像和理解囚犯的生命是什麼滋味。
《信實主》這首聖歌在每天早上的歌單上，我壓抑著自己的偏見，一方面覺得宗教在監獄裡面容易導致囚犯自我滿足而變得消極，卻也明白信仰可以帶來正面力量。美國人很懂這道理，所以2003年佛羅里達州帶頭推行，將以宗教為基礎的運作模型套用在一所矯治機構，並成為現有的四所宗教性人格矯治所的領頭羊。四所機構加起來大約3300人每天進行宗教儀式，包括禱告、讀經、生命導師的指引，以及接受如親職教育、憤怒管理之類人格發展課程。管理人員和志願者認為獄友們的態度和行為大有改善，而獄友也描述在這種機構內壓力較小，對於自我成長的幫助比傳統監獄來得大。
我收起質疑，看看今日活動目標。「灌輸正直、尊重、信任、清廉的核心價值」。羅恩牧師戴著墨鏡出現，丹尼斯也在。
格什溫和亞希亞一樣穿著白色襯衫出現。我過去坐下，他鄭重其事與我握手。安東尼露出招牌的無牙笑容，易卜拉欣一樣淡淡點頭示意。
問到對自己加害過的對象有什麼想法，格什溫若無其事說：「唉，羅恩牧師，我覺得很糟糕。」我是不是聽見一絲嘲諷？
「我不想談這個。」易卜拉欣回答。
牧師伸手捧著易卜拉欣的臉，歎道：「孩子，你很快就會恢復。」
他又將手輕輕放在格什溫心窩：「孩子，你也一樣。」
「你們兩個是穆斯林？」他問。兩人點頭。「你們的內心其實是真正的基督徒。」牧師又輕捧兩人臉頰：「我看得出來，是基督徒，你們靈魂深處敬愛耶穌基督。」他把手放在臉上，又把手放在胸前。
「我們一起為格什溫祈禱。」丹尼斯低頭閉眼。我忍住不耐煩照著做，大家為格什溫那迷失但並非基督徒的靈魂安靜片刻。
接著我們抬起頭。「格什溫，你準備好放棄數字幫的身份，不再混黑道了嗎？」
「還沒有，羅恩牧師。」
「還是打算隨身帶槍？」
「牧師，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不過我並不打算開槍，回去以後會盡力做個好人。」
牧師很快將注意力轉移到易卜拉欣：「你願意放棄數字幫了嗎？」
易卜拉欣看起來有點不好意思，綠色眼珠裡有股淘氣，但始終沒有講話。羅恩牧師嘀咕說了幾句耶穌基督會拯救誰，然後繼續：「易卜拉欣，你離開這裡以後，會不會屈服於同儕壓力？」
「不會。」
「格什溫，你回去以後，要住在哪裡？」
「老家那邊，有朋友，不過也有仇家。也好，他們看到我的改變，會明白怎樣過日子才對。」
「好主意！」
糟透了。我快要按捺不住。
休息時間，其他人衝進廁所，只有我和格什溫留在原位。我單刀直入地問他剛才是不是在演戲，是不是故意說牧師想聽的話。他用力搖頭否認。我們對於他要回老家的計劃起了爭辯。我告訴他美國監獄裡的學生回家以後對舊環境避之唯恐不及，因為怕自己陷入同樣處境；其中不少人協助即將誤入歧途的年輕人，分享付出慘痛代價後的過來人智慧，但同時很清楚一定要確定自己先得救，才有餘力幫助他人。可是格什溫堅持說自己可以抵抗誘惑，能夠引導別人走上正途。
我們雙方僵持不下，後來他問我願不願意留到下午，他要與母親見面，喬納森請人接送她，此刻正在路上。於是下午我和喬納森到入口處迎接格什溫的母親和妹妹。其實他母親年紀只比我大幾歲，見面時生硬地打招呼，然後看似不情願地在接待室坐下。妹妹19歲，穿著牛仔褲、紅上衣，綁了頭帶，突如其來一陣啜泣。我趕緊坐到她身邊。
「其實我不想來。」妹妹漲紅的臉上掛著兩行淚水，媽媽則一臉茫然盯著牆壁。我拿了面紙給女孩，問她是不是還在上學。沒有。有工作嗎？她還是搖頭。
「我就……你知道的，到處晃……」她擤著鼻子說。
喬納森回來帶大家去志願者辦公室。女志願者很客氣，蹦出一連串阿非利卡語，身上制服是軍裝風格，還套著戰鬥靴，看來跟獄警沒兩樣。今天早上她才聽說有這次和解面談，但表示會盡力協助。
格什溫進來時，大家一動不動，看著他走到媽媽和妹妹中間的位置坐下。三年沒見了，但他面無表情，直視前方。
「擁抱吧！」社工吩咐，格什溫聽話地和母親擁抱，但是動作僵硬。與妹妹擁抱之後，女孩再度啜泣。哥哥跟著情緒激動，所以沒放手。母親還是盯著牆壁，妹妹的眼淚在囚服上留下一大塊水漬。格什溫握著妹妹的手，妹妹手裡握著面紙。志願者開始引導對話，喬納森在旁邊間斷地為我翻譯。
這是一場情緒的乒乓球賽。原來有天晚上，母親在非法酒館裡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家，丈夫在一起，然後，她差一點拿刀捅死了自己兒子。兒子10歲就開始為非作歹，將母親買給他上學要穿的新衣服當掉換毒品。母親自己也有酒癮和毒癮，她15歲就生小孩，讓她懷孕的男人連婚禮那天都是醉醺醺出場的。
「可是他都26歲了！」母親指著他，越說越大聲：「還有個8歲的女兒。女兒有危險，我們也有危險！」辦公室裡怒氣衝天，格什溫露出我從未見過的神情，陰沉、混亂、痛苦、迷惘。
「你帶男人回家，讓他們毒打我的時候，你出面阻止過嗎！」格什溫將妹妹的手握得更緊：「你也沒有保護過她！」
我突然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繼續留在這裡，所以示意喬納森我要出去，讓專業人員和他們自家人私下解決。我對格什溫擠出笑容表示支持，然後竄出大門。
我在波爾斯穆爾監獄的每時每刻都沉浸在囚犯的故事和哀痛中。後來安東尼說了自己與妻子的過去：「雖然結了婚，但我寧願去玩橄欖球也懶得出席婚禮或其他聚會。」他不斷搖頭，慢慢說出更大的過錯：我忙著外遇，忙著賺錢。我強暴了繼女。
與母親見面後，格什溫的情緒平靜了，也吐露心聲。「我覺得，怎麼說呢？很矛盾。我知道我母親也是受害者，還有我想見見妹妹，她很在乎我，但是我傷害到了她。我知道自己的行為、自己犯的罪會起漣漪。」我聽了一驚，這是修復式正義用於說明的詞彙，看樣子活動內容已經滲入他們心中。
「可是，貝茲，我還是很生氣。而且我不懂，為什麼不准我做那些事情？後來我終於想通了，原來終究是我自己的問題——我想要一個爸爸，我很嫉妒那些幸福美滿的家庭。因為我有什麼？什麼都沒有。只有毒品。」
這幾天活動結束以後，下午我也會到咖啡店坐坐，有機會就問喬納森的心路歷程，為何他把生命貢獻給了修復式正義的領域。
他在開普敦郊外的酒鄉地區帕阿爾鎮（Paarl）長大，祖父的農地在種族隔離時代被強制徵收，喬納森小時候只有在教會裡見得到白人。教會規矩嚴謹，但始終不願承認種族隔離政策違背道德良知。大人教他要尊敬白人。「那時假如有個白人對我微笑，我會以為是上帝通過他來賜福。」他自己大笑起來。
喬納森在母親肚子裡的時候，鄰居也懷孕了——生父居然是同一個。之後爸爸又與管家有染，最後拋下妻子和七個小孩遠走高飛。他才十年級就得去工廠賺錢養母親，而且喬納森發現，自己和父親其實一個樣兒。
「我喜歡女人，愛逗她們，和她們膩在一塊兒。為了這個目的，我需要錢。」所以喬納森使盡手段，比如盜刷信用卡、當扒手，或搶劫。
「後來當然就被抓了。我媽到警局的時候說：『孩子，我會為你禱告。』有個表哥也來了，還帶了《聖經》，我差點兒往他臉上吐口水。那時候我沒辦法接受宗教信仰。」喬納森被判六年徒刑，送進波爾斯穆爾監獄的最高戒護牢房，因為有色人種區只剩那邊有床位。服刑期間，他學會了英文。
由於表現良好，1990年就假釋出獄，當天有位女士在大門口等待，是那段時間喬納森唯一有聯絡的對象。兩人從小認識，她叫做珍妮。「珍妮說，那天有兩件事要做。」他笑得很開心，感覺是美好回憶：「第一是因為我母親每天早上都為我禱告，所以她要我也照做。第二，她要帶我去見我父親。我聽了以後說，『珍妮，你瘋了嗎！』那時候我對我爸恨之入骨，因為他根本沒回家看過我。我是真的恨他，但結果我被珍妮說服，去了我爸家。才剛進去，一個五歲大的小男孩跑過來，摟著我脖子叫大哥。31歲的我抱著他，牽著我爸的手。雖然我不知道，但其實那就是我對修復式正義的第一次體驗。」
「大家見見我太太！」有一天我走進監獄後，聽到喬納森這麼嚷嚷。珍妮擦了粉紅色唇膏，穿著時髦的黑白套裝，烏黑秀髮紮成利落的馬尾。珍妮的正式頭銜是克萊頓牧師，她的職業和丈夫一樣，而且就在隔壁女子監獄開同樣的工作坊。喬納森將兩人交往過程交代得鉅細靡遺，他還年少輕狂、風流倜儻的時候就認識珍妮。「我在我女友家遇見她，一直對她拋媚眼，但是她不為所動。幸好我們還是變成朋友。」
兩人保持聯繫，即使喬納森入獄了關係也沒有斷過。1989年1月1日，他被關了將近一年，珍妮忽然親自探視，讓人感到驚訝。他們還是繼續寫著很長的信，喬納森將珍妮每次的探視都牢牢記在心底。母親過世後，他每封信開頭都變成「我親愛的珍妮」，可是其實喬納森始終懷疑自己只是一廂情願，以為珍妮不會答應，畢竟她將心力都奉獻在教會了。之後喬納森只能一直暗示，出獄以後希望也保持這種關係。他找到了工作，為烘焙坊開卡車，每天工時很長，但兩人仍天天見面。漸漸地，喬納森的手放在珍妮腿上，她也沒有抗拒。不過，喬納森約她晚餐，在點心裡面藏好戒指的時候，還是沒勇氣開口求婚。直到1991年的某天，珍妮望著他說了句：「答案是『我願意』，但是你還記得該問什麼嗎？」
場內，囚犯們目不轉睛看著珍妮。她播放幻燈片，主題是克萊頓家族。艾米·喬伊18歲、卡拉·克洛艾15歲。「我沒有要女兒跟著信上帝，但她們自己也覺得這樣生活比較好。」屏幕上是女孩參加高中舞會的畫面，打扮得好像紅色天鵝絨蛋糕；然後換成上教堂的正式穿著，一家人堆滿笑臉氣質優雅。傑羅姆和格什溫張大眼睛看著自己未曾有過的完美家庭，事實上在場的囚犯全部與其無緣。
「兩個小丫頭，」珍妮笑道，「完全不覺得自己爸爸進過監獄是羞於啟齒的事情。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囚犯們看得很著迷，幾乎大喊著問。
「因為人的今天比過去重要。各位朋友，這就是我想要說的。每天都是新的機會，可以彌補過去的錯誤。」
每樁罪行都必須通過雙方主動對話才能確認意義
矯治的最後一天終於來臨，這是期盼已久的時刻，穿著囚服的男人們用一周時間尋找靈魂，最後難關則是面對因自己所作所為受害最深的家人。
安東尼與我寒暄，表示自己假釋案再次被駁回。我告訴他美國那邊給了同樣消息，監獄直升班上最出色、最有前途的學生，從18歲就待在監牢，已經過了23年，結果那些基於政治因素遴選出來的委員竟認為這還不夠，要他繼續留在裡面。「受害者希望你付出更多時間悔改。」委員會這麼對我學生說。還好我不在場，否則一定破口大罵：「乾脆割他的肉，稱斤稱兩拿去也罷？究竟司法制度出了什麼毛病，要持續深化仇恨到這個地步？」
「其實對我這種人來說，」安東尼指著窗外鐵絲網和山丘，聳聳肩說，「外頭也沒什麼好奢望的，說不定真的比較適合留在監獄裡，反正我都這把歲數了，可能就老死在這兒。」
安東尼的家人今天沒有來，其他很多人的親屬都到了現場，妻子、父母，甚至奶奶、長大成人的兒女，魚貫而入坐在中間長凳上。儘管是大團圓，一開始每個人互相握手打量，氣氛依舊尷尬，沒有人來個大擁抱。傑羅姆還因為幾天前那通電話焦躁不安，一直東張西望，搓著生了淺淺鬍鬚的下巴，他的母親究竟會不會露臉？
「歡迎！」喬納森聲音洪亮，「你們彼此的關係破裂了，今天就是修補的機會。主角是你們，由你們上台說話，告訴他們自己有什麼感受，比方說『很難過』『很生氣』，又或者你們也許有疑問，『為什麼』 『刑期到底多久』等等。這是你們得到答案的機會，不管想知道什麼都可以，為的不是互相埋怨，而是重建關係。來吧。」
親屬們反應踴躍。亞希亞的姐姐首先呼應，在她面前，幫派弟弟雙手擱在腰後一副侷促模樣。整個星期下來，亞希亞總說自己與家人決裂，所有人都討厭他。他也發表過感觸，認為親屬關係造成他內心充滿怨懟。
「其實我不認識你，因為我們根本沒有一起長大。以前我也覺得自己根本不想認識你，因為你是個罪犯。」姐姐打量著他，「可是今天我想跟你說，其實還是有人愛你。」
這位黑幫大哥忽然啜泣起來，臉埋進手裡哭得不能自已。「你是我弟弟，我們可以想辦法重建這個關係，試試看吧。」說到這兒姊弟倆都落淚，經過喬納森鼓勵，他們好好地擁抱了。
有個白人囚犯已經五年沒見到母親。得知母親幾周前成了寡婦，也不禁啜泣。「兒子，看著我的眼睛，」母親說，「我會無條件地愛你。」孩子淚眼汪汪鑽進媽媽懷中。
看著這些故事一幕幕在眼前上演，我幾乎沒法呼吸。與格什溫母子坐下來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感覺。英語裡「道歉」（apology）這個詞的語源是希臘文「apologos」，原意就是「故事」。整個星期我一直在聽故事，他們的童年、犯下的罪、如何與家人斷絕關係。可是加害與受害雙方團圓以後，故事忽然進入全新階段，連親人也成為主角。班圖語、阿非利卡語、英語……囚犯們一個接著一個面對家人的真心話。
「告訴我真相。」
「教不好孩子，我覺得自己很沒用。」
「怎麼有人會偷自己老婆的錢？」
「憎恨是種講述故事的激烈情緒。」哲學家查爾斯·格裡斯伍德（Charles Griswold）在著作中這麼說過。修復式正義就是放大敘事過程，使其更廣更深，涵蓋犯錯那方不再逃避的清楚解釋。建立修復式正義的兩大功臣巴布·特福斯與霍華·澤爾提出見解：每樁罪行都必須通過雙方主動對話才能確認意義，而司法僅在「被害者和加害者合作」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
灑落現場的淚水彷彿都泛紅。字字血淚，不斷迴盪，一聲比一聲響亮。「對不起。」
看似冷酷的幫派分子一個個卸下心防在母親懷中號啕大哭，父親也終於對自己不瞭解的孩子表達以往說不出口的愛。一張張帶著刺青的面孔漲紅淚濕，時間在滿滿的歉意中流逝，家屬們卻還有好多想說想問。有些性質敏感的對話，例如妻子面對強暴自己的丈夫，就由輔導員帶到其他地方私下進行。留在現場的我，體驗前所未見的心靈淨化。
「老爸，之後買一輛腳踏車給我吧。我們像以前那樣一起出去玩？」
喬納森喊了暫停。「今天我們在這裡待一整天，」他說，「我很樂意一輩子看著大家好好團圓，但是我希望每個人能和家人相處一小時，好好彼此陪伴。別再聊天氣了！這段時間對你們很重要，請繼續加油。」
傑羅姆的母親終究沒有來。事後喬納森私下告訴我，車子已經到她家門口，但是她醉得亂七八糟沒法上車。傑羅姆癱在桌上，失落不已。我坐在格什溫旁邊，他開始聊天。
「貝茲，我想清楚了，還是不要假釋。」他嚼著肉餅說，「我還沒準備好，現在回去會有很糟糕的下場，我得先學會控制脾氣，多和家人溝通。太早回去會出亂子。」
我問他有沒有聽過馬爾科姆·艾克斯。
「是饒舌歌手嗎？」
我大概告訴了他馬爾科姆·艾克斯的生平，解釋一個人怎麼在美國監獄裡面讀書學習，從為非作歹變成社會運動領導者。
「貝茲，我向你保證，」他回答，「我會開始唸書，去上識字班。我一定會……貝茲，我真的好難過，對不起家人，對不起自己的人生。」
所有的道歉都是承諾，是語言，也是行為，其真實意義存在於未來。猶太哲人邁蒙尼德給真正的悔改下了定義：「當罪人再次面對同樣的誘惑卻不再犯錯，可以抗拒，就是真的懂了。」我相信格什溫是真心歉疚，會好好履行諾言。我也相信這周從每個囚犯口中聽到的道歉。然而，寬恕也不能躁進，一步一步慢慢來。他們能否說到做到，以後見分曉。
活動收尾有個戲劇性的高潮。原來在第一天，喬納森就請獄警幫忙買了三條巧克力，分別交給格什溫、亞希亞、傑羅姆三個人。巧克力在監獄可是很難得的，所以在七天以後，他們是否還得出來？會不會自己吃掉，或者偷偷賣給其他獄友？格什溫一臉得意站上椅子，亮出巧克力給大家看，用阿非利卡語沉穩地告訴大家：「以前我沒辦法讓別人信任，但是現在已經知道那種個性會傷害很多人。我手上的東西不只是一條巧克力，它對我而言格外有意義。」之後說了英語：「我終於可以感受自己，看清楚自己，然後相信自己。」全場熱烈拍手叫好，他們三個站在椅子上揮舞巧克力棒的樣子好像榮獲最佳球員獎。
那位曾經被關在波爾斯穆爾監獄的輔導員PJ，為大家做了一段阿非利卡語的饒舌演出，接著又冷靜地分享了自己以前犯下虐待和謀殺案、被關以後在宗教中得到救贖的心路歷程。喬納森上前擁抱，轉身對所有參與的親屬致辭。
「請各位認真看看他，」牧師高聲呼籲，「然後再看看你們的孩子。他是個好人。他是你的孩子。」
下午威爾伯特又開車來監獄接我。
「女士，您明天就不會再過來了，對吧？」他問。
「嗯，活動今天結束了。」
「希望您不介意我這麼說，不過其實我每天載您過來還挺開心的。」
「謝謝你，威爾伯特。」
「每天看著女士您平安抵達，平安回去，我很欣慰。」他遲疑一陣，輕咳之後解釋：「事實上我也只差這麼一點就要進監獄了。幸好法官說他願意給我一次機會，所以我盡力做好。這份工作我才做第二個月，但不會再犯法了，要改頭換面。」
兩個世界在此刻交會。
工作坊結束之後我沒馬上走，在開普敦多待了一星期。看過監獄，看過白人都會區康斯坦提亞，卻沒有走得更遠，於是決定到比起波爾斯穆爾還惡名昭彰的羅本島監獄看看，曼德拉在那裡關了18年之久。旅遊無法掩蓋那地方的歷史地位。搭上觀光巴士，我還是哼著在波爾斯穆爾聽見的歌，旋律繚繞心頭。「我自由。主，我自由。」
最後一天我又回到康斯坦提亞區，來到一扇辦公室的玻璃門前面輕輕敲了兩下。招牌很小，上面寫著「非洲監獄牧師：專門服務被遺忘的非洲獄友」。
「好，走吧！」喬納森衝出來，他想帶我看看波爾斯穆爾監獄的全貌，不要局限在工作坊的地點，所以就開了五分鐘的車過去繞一整圈。裡面的景況依然令人沮喪，雖然修復式正義極具潛力，監獄本身卻無法提供救贖。將近1/3的囚犯等待審判，南非再犯率又高達80%。我們經過一個被獄友戲稱為「阿富汗」的區塊，喬納森解釋說那裡鬥毆滋事特別頻繁。又穿過一條雙排走廊後，他告訴我：「之前我就在這裡樓下待了九個月。」
行經中段B棟，喬納森請獄警找安東尼和易卜拉欣出來，他們微笑道謝，我也祝兩人平安順心。格什溫呢？
「跟我來。」獄警說。我們緩步穿過氣氛蒼涼的走廊，腳步聲不斷迴響，擁擠的牢獄裡許多眼珠子望過來。下午一點鐘，格什溫躺在上鋪午睡，44個室友之中的某人過去戳醒他。
格什溫睜開眼睛之後立刻跳下來，扣好扣子跑到鐵柵前面與我握手。「我會記住我說過的話，不會忘記的。也不會忘記你，貝茲。」
回美國途中我就收到喬納森的電子郵件：星期四出現了令人欣喜、極具意義的後續發展。我們花了兩小時的時間重新整理週六的活動心得，亞希亞站起來說：「我跟監獄裡面數字幫走得太近了。經過上週六，我開始低調，結果受到很多壓力。我很想出獄，可是——」大家都以為他要找借口，沒想到亞希亞說，「要是我真的能出去，還需要你們多幫忙，支持我走下去。」哈，所有人都呆了。
隔著飛機窗戶，我回憶安東尼、易卜拉欣、亞希亞、傑羅姆、格什溫的模樣，他們活在一潭死水的南非監獄系統中的某處，從波爾斯穆爾監獄換到可以待更久的地方，可能調動不止一次。隨著每次轉移，歲月如梭，他們那幾周的修復式正義成果和情感進步會逐漸消散。被盧旺達和南非鼓舞之後，我問自己，同時也是靜默祈禱：倘若修復式正義並不只是司法系統的輔助工具，而是司法系統的核心，這世界會變成什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