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旺達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和那殺人犯做朋友，就別與我們有牽連。
——受害人對修女海倫·培貞所言，出自《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
看看仇恨招致何等苦難，上天竟以愛情斷除喜樂。
——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
布魯塞爾航空1027號班機在夜色中緩緩降落盧旺達首都基加利國際機場，入境隊伍短，美國籍旅客無須簽證，出去後立刻看見我的行李箱安穩地躺在那裡。佩戴高爾夫山丘飯店識別證的男子一下子就找到我，把行李塞進車子以後，車子駛上幾乎沒有車輛來往的道路，朝市區前進。
飯店如其名位於山丘。涅盧提拉瑪（Nyarutirama）區內有七座丘陵，基加利市屬高級地段。飯店的住房外觀頗具郊區公寓風味，以黃褐色系為主調，但不知是否為了彌補過分單調的景觀，許多地方都加上了非洲特有色彩，例如走廊上的長頸鹿和部落傳統壁畫，房間鑰匙綁在非洲大陸形狀的皮革上。我要在這裡度過六周。
有些人可能以為我之所以挑選盧旺達作為監獄之旅的第一站，是因為非洲國家的獄政特別糟：27個國家平均之後，超過收容量達141%，全非洲大陸超過三分之一的監獄人口（至少100萬人）尚未受審，換言之，某些國家牢獄內的人可能九成根本無罪。非洲各國政府不夠重視司法，賄賂、吸毒、賣淫、強姦十分氾濫。1996年，各國代表團曾在烏干達集會，起草非洲監獄報告書，內容指出監獄對於遏制犯罪幾無功效，其後又發表針對監獄環境的「坎帕拉宣言」，明言非洲監獄「不人道」、「管理人員行徑惡劣」，結論指出，過度依賴監獄「對司法無正面意義，未保護公眾，稀少的公共資源沒有好好利用」。
但我來到這裡不是要繼續感傷，而是希望找到能透進曙光的裂縫。正因為非洲各國司法系統問題嚴重，所以存在積極改革的空間。危機就是轉機。
而我選擇盧旺達，其實是因為其他國家聽見盧旺達三個字，腦袋裡就聯想到：種族屠殺。
被害者的國度
1994年盧旺達發生百日大屠殺，胡圖族殺害約100萬名圖西族，手段多為利刃或鈍器，這小小東非國家因此在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盧旺達最近因和平和政治、社會及經濟繁榮收穫聲譽，但人們想起盧旺達，腦子裡還是大屠殺。其實事件過後20年，盧旺達已是非洲新生的模範，在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領導下，商業競爭力為全非第三，改革幅度連續六年在世界銀行經商環境報告中名列全球第二。2001年起，GDP每年增長都達7個百分點，識字率飛躍提升，國民衛生每人每年負擔低於100美元。
盧旺達之所以成績斐然，部分原因就在於大規模種族和解。文獻指出，該國在屠殺事件後設立了「蓋卡卡法庭」（gacaca）[1]，屬傳統聚落的司法制度，由小區居民集結並整理加害與受害者名單，但最終目的並非施以懲罰，而是裁決如何補償。我也聽說盧旺達的司法途徑大概是回歸了文化根源，鼓勵的不是懲罰，而是寬恕與補償。屠殺事件促使這個國家思考其社會支柱，審視監獄系統，甚至司法本質。
這裡有幾十萬、幾百萬彼此存在弒親之仇的受害者與加害者，但他們比鄰而居，在某種程度上達到相互體諒。以盧旺達為旅程的起點深具意義，因為關於犯罪的對話不應從犯下罪惡行徑的人開始，雖然我們總是這樣談論刑事司法：是誰犯案？如何懲治？卻忘記將心力放在受害者身上。無論如何關切加害者，都不該淹沒我們對於受害者的重視。因此，踏入監獄這個犯罪者的領域前，我必須先浸淫於被害者的國度，踏上其中巔峰，也因此首選盧旺達。
決定以後，第一步是調查盧旺達有哪些非政府組織與我目的一致，能夠帶我進入監獄。可以尋求的合作對像很多，因為和平、和解及重建是該國當前的精神指標，許多非營利活動以此為主要訴求。瀏覽過諸多使命宣言後，我鎖定其中一個組織，他們的服務對像設定為大學學齡的屠殺倖存者，年紀在25歲以下，很多是孤兒。通過網絡與該組織創辦人聯繫後，我很快得知這些倖存者也想探訪監獄，因為獄內八成囚犯的罪名與屠殺事件相關。年輕人原本就想發起探視活動，不過遲遲沒有實現，眼前有人支持，自然大大歡迎。
前來基加利，我的動機是與年輕倖存者合作，一同進入都是屠殺者的監獄一探究竟。探訪行程為何，能有什麼作為，甚至如何克服語言障礙等等問題，在旅程之初毫無頭緒，但我還是來了，因為首次讀到這個非政府組織的名字，我就深感震撼：「噩夢到此為止，盧旺達」（Never Again Rwanda，NAR）。
若說有一句話像咒語般貫穿我的童年，貫穿經歷大屠殺的猶太人社群，就是這同樣一句話：噩夢到此為止。我的族譜上近乎所有先人都在二戰屠殺中喪生，或許這是個適合的切入點。
為仇恨埋下和平的種子
「在卡西盧大樓，美國大使館前面那條路上，一個路口右轉。」
為我說明地址的詹姆斯是當地人，身材矮壯，英文說得和盧旺達語一樣好，因此成為基加利最多人僱用的出租車司機。
出門之前，旅館經理塞了一把傘至我手中，奇怪的是外頭明明晴空萬里。「相信我。」她這麼說。
詹姆斯播放著牙買加歌手「良知」（Konshens）的專輯，他在牙買加的舞廳很紅，歌詞走粗鄙路線。
「盧旺達人喜歡情歌喜歡得過頭了，」詹姆斯笑道，「太多愛來愛去，打開電台我就受不了。」
很快我們就找到了目的地。對面有間掛著紅色燈管招牌的美容院，但其實就是一個混凝土箱以蕾絲布做門面，旁邊牆壁上用噴漆噴了些圖案。我找到NAR組織的招牌，穿過光亮鐵柵門走進去。辦公室裡空空的，四面是褪色的米黃壁紙，只有一兩張木桌子和幾台過時的計算機，不見任何人影，「良知」的歌聲從美容院那頭傳來。直到走進後面房間，我才找到執行總監艾瑞克·馬荷羅，他穿著乾淨的白襯衫，還繫上領帶，窩在座位上。見我進來，他靦腆地握了手並開口歡迎。
「要不要見一下計劃負責人？」艾瑞克帶我回到前面辦公室，阿爾伯特·杜庫祖穆瑞米已經站在那裡。他的外號叫桑托斯，身高一米八，25歲，體型瘦長，動作顯得慵懶，與那雙銳利的眼睛不相襯。
我們找了張空桌子坐下後，立刻切入正題，不過討論很吃力，桑托斯英文程度有限，我法文也不靈光，勉強能溝通。盧旺達在1994年以後才將英文課程納入基本教育，因此屠殺後的世代英文能力參差不齊。有趣的是，盧旺達本身為非洲大陸上少數語言統一的國家，胡圖族和圖西族使用同種語言，不像鄰國肯尼亞數十民族語言各異。
桑托斯和我聊到盧旺達監獄的源流。當年德國殖民者引進監禁制度，1916年比利時接管後拘留所數量大增，形態則有所不同，當地稱為單人囚室：非正式但用於拘留的小屋，裡頭有客廳、客房，甚至廚房，頗具隱私。1962年，盧旺達獨立，胡圖族政權以流氓或遊民的罪名大量逮捕圖西族後，將之關進囚室。
換言之，大屠殺事件以後，盧旺達沒有足夠的基礎建設能安置超量的殺人犯，全得將他們塞進有限的空間裡。到了1995年，囚犯人數超出容納量5倍，擁擠的環境帶來可怕的結果，數千人感染肺結核與痢疾，犯人真的必須一個疊一個，堆起好幾層，他們又渴又餓只能活活等死。1994年的最後六周，基加利中央監獄死了166人。1995年，平均每天死亡7人。盧旺達中部大城吉塔拉馬（Gitarama）監獄也在八個月之內死亡900人。犯人多到必須睡廁所，還出現所謂「殭屍」（komeza，原意為「持續」）族群，意指找不到睡覺的地方，入夜後只能走來走去的囚犯。
危機重大，卡加梅總統展現驚人氣魄。「讓犯人出去。」他直接這麼下令。1998年，首先釋放年邁的囚犯。2003年，一口氣釋放了2.4萬人，包括重症者、參與政府推動認罪計劃者、屠殺事件時未滿14歲者。2005年，第二撥釋放2.2萬人。釋放以後，人犯不拘禁在監獄，仍舊要面對控訴，法律依據為1996年針對屠殺行為進行分級認定的立法。
面對慘況，司法正義如何實現？聯合國安理會設置了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找出要為事件背負最多責任的嫌疑犯加以起訴，程序直到2014年才告一段落，75名被告中65名有罪。盧旺達的法院系統也起訴逾萬人，儘管2007年廢除死刑，但之前已處決22人。
其餘多數人則進入了盧旺達的偉大實驗，也就是回歸當地傳統的司法模式。「蓋卡卡」原意為「草」，也就是在大草坪上進行審判和公聽，過程完全公開，由社區選出的法官進行審查。聽桑托斯描述時我還是難以想像：2006～2012年間，1.2萬個「蓋卡卡法庭」審判超過120萬個案件，除了做出判決，更可以對悔意充分、想復歸社會的人提供減刑。
殖民時代之前，「蓋卡卡」裁決的多半就是補償方案，補償形式可以是物質，也可以是肉體懲罰或死亡。屠殺事件之後，「蓋卡卡」的裁判主要是將犯人納入2005年成立的40個巡迴式「公共服務營」（Travaux d'Interets Generaux camps，TIG）。大約有5.3萬人被送入TIG成為公共服務人員（tigiste），他們以勞動服務作為彌補，造橋鋪路、興建校舍、蓋房給無家可歸的人，其中當然也包括屠殺的倖存者。公共服務人員每週工作三天，有些必須從家中往返，也必須讀書識字，接受建築技能訓練、公民教育、認字學習盧旺達歷史，並瞭解政府政策。TIG為盧旺達政府節省了數百萬美元，又減少監獄人口達53%，囚犯人數減少到5.8萬人左右，相較之前已經很低，然而人均受刑人數在全球依舊排名第七。盧旺達矯治署繼續努力，並大膽提出將監獄由14座減少到9座。
通過與桑托斯深入對談，我瞭解到這麼多背景信息。他還表示NAR組織中的年輕人一年前曾經拜訪公共服務營，可惜沒有成為固定行程，希望他和我合作的監獄探訪計劃這次能夠持續下去。我打量著他那副堅定神情，脫口而出：「桑托斯，你為什麼想做這些事情？」
「我想，」他輕聲以法語回應，不過很快又改成英語：「你們怎麼說的？為盧旺達埋下和平種子。」
若非親眼見證那誠懇至極的態度，我一定會以為是在演戲。
那天回飯店前，我請詹姆斯帶我到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堅強些，」他笑著送我下車，「別哭哦。」這麼說的同時他似乎笑了起來。
他們的罪行，我們的恥辱
我確實哭得好慘。「盧旺達是個湖光山色、綠意盎然，又充滿孩童笑靨的國度。市集裡除了熙來攘往的客人，還有鼓手與舞者表演，工匠們手藝精湛。」導覽的開場介紹完以後，就進入1994年慘絕人寰大悲劇的細節。雖然不像斯蒂芬·斯皮爾伯格的電影那樣揪心，但同樣精準到位。大屠殺之前已有許多小規模的迫害事件，1959年一連串針對圖西族的攻擊，迫使數千人遷居鄰國布隆迪、剛果、烏干達；35年後婦孺也成為目標，母親們遭到強暴，還被強迫殺害親生骨肉，或惡意傳染艾滋病毒，也有鐵鏈捆綁和活埋等等。走進兒童室，裡面紀念「本該成就未來」的孩子，然而死因令人腸胃翻騰，例如「在母親懷中被刀砍死」。
走出博物館，飯店經理預言成真，艷陽高照的天氣轉為傾盆大雨。路旁牌子寫著「請勿踩踏墳墓」，我看了又一陣啜泣。有個十幾歲男孩面帶笑容，正在為墳墓上鋪蓋的藍色帆布清除積水。
「哈囉！你結婚了嗎？」他竟然這麼大聲問。我不知所措，搖了搖頭。「從哪裡來的呢？」他繼續笑著問，心不在焉地繼續清理墳墓。
「紐約。」我囁嚅回答。
「美國人啊！那你應該蠻有錢的。」男孩這麼叫道，掀開帆布一角：「你是來看墳墓的吧！」
我耗盡全力忍著沒嘔吐。底下是個坑洞，裡面塞滿顱骨，幾乎要滿出來了。數萬顆骷髏頭像棒球一樣堆在裡面，一個個人頭，一條條生命。
茫然離開以後，我心緒混亂。剛才的少年是胡圖族人，還是圖西族人？如果我要對我見到的每個人都猜測其種族，這公平嗎？桑托斯忍受的是什麼處境？
我究竟該如何面對那些應該為此負責的人？
也許該讓他們被關在監獄裡發霉腐爛才對。
我晃進紀念品店，買了兩本書。一本是英文、盧旺達文和斯瓦希里文三語對照的語言學習書，另一本是《我們倖存於盧旺達大屠殺：28位見證者》。
「你穿黑色！」為我包裝書本的男店員微笑道，「好奇怪，女人不是都喜歡粉紅色。」
走出大門，詹姆斯看見我買的書，叫道：「選得好！」接著他說了自己的故事。他也在1994年失去雙親，然後逃到南非，進入肯尼亞醫學院，到銀行上班，但覺得上班族生活無趣，於是回到盧旺達做出租車司機。我一下子反應不過來，沒想到看上去這麼樂天的人也是大屠殺受難者，我暗忖哪裡還需要手上這本書，史料俯拾即是。
週末我交到一些朋友，通過紐約的人脈認識艾迪，他是演員也是社會運動人士，穿著剪裁合身的黑色牛仔褲、皮夾克，戴了墨鏡，來到高爾夫山丘飯店。「歡迎，」他立刻伸手，「你應該認得我吧？」
「認得你？」
「電影啊！」艾迪擺了姿勢，雙臂交叉，一臉剽悍，之後忽然爆笑。
啊，沒錯，他在我朋友拍攝的電影《所有盧旺達人》（Kinyarwanda，肯亞旺達，盧旺達的舊名）中飾演獄卒。那是第一部就大屠殺所拍攝的紀錄片。
我們開車繞進市區，周邊風景有三個主色調：橙紅大地，翠綠山巒，奶油色房屋。下過小雨，空氣清新，路面還很粗糙，沒有多少汽車，只有計程摩托車來回穿梭，險象環生。
艾迪有些事情要辦，我就一路跟著，拜訪了一個促進和平的社運組織，一個標誌上寫著「和平、善行、愛國」的年輕人社團和一所學校。他搬了些捐贈書籍進入校園。
「貝茲，你有沒有領薪水？」回程時他問起。艾迪有個令人摸不著頭腦的習慣，就是思緒變換太快，前一分鐘嘻嘻哈哈，突然間就神情凝重態度嚴肅。我回答有。
「我沒有，每天就是奉獻與捐獻。我本職是作家，但是也挺愛演戲的，除了我老婆，我就最愛這兩件事。」艾迪寫了一本書，是詩集，書名叫做《他們的罪行是我的恥辱》（Their Sin Is My Shame）。艾迪是胡圖族。
「很多人為屠殺倖存者寫書。」他解釋，「不過遲遲沒人為犯罪者發聲，為沒有殺人但因此染上污點的人發聲。我們活在恥辱中。」
這番話很深刻，我想起自己在約翰·傑伊學院上課時也會給學生看一部名為《判決之後》（Beyond Conviction）的紀錄片，劇情講述三個犯罪受害者選擇與犯人對話。其中一位女子遭到吸食迷幻藥的兄長強暴，兩人會晤過程令人糾結。她逐步揭開心上瘡疤，哥哥也慚愧得忍不住啜泣，根本無法直視妹妹。最後，在妹妹請求下，他終於抬起頭。妹妹過去給他一個擁抱。我視線被淚水模糊，畫面上那難以想像的大和解太過震撼。妹妹說她已經原諒哥哥，只有寬恕能夠治癒傷口，幫她好好活下去，而她希望哥哥能學著原諒自己。
我向學生提出一個殘忍但沒有真正答案的問題：如果必須選擇，你希望是這案子裡的哪一邊，被害者還是加害者？大家直覺表示，當然是加害者，誰願意被害？我追問，大家真的確定嗎？願意一輩子背著那個十字架，永遠記得自己犯下令人作嘔的罪？
承認自己的罪，以餘生來背負，這非常沉重，也是自然存在的正義，不假人手的監獄。被害人經歷夢魘，但在夢魘中仍能肯定自己的良善；相較之下，有自覺的犯人要終生面對恥辱。
我來盧旺達的時候也帶上了一本《判決之後》，以及許多關於被害者、加害者彼此交流的書籍，原本以為參訪監獄時能派上用場，卻決定下車以後全部送給艾迪。
給他們重生的機會
「你願意談談大屠殺嗎？」
今天與監獄參訪團體會晤，問題清單上，第一條就列著這個問題。其他包括：「為什麼參與？」「對於刑罰有何見解？」我很緊張，當然緊張，因為自己是個白人。儘管以前的工作接觸過監獄或年輕族群，但畢竟局限在美國。這裡是盧旺達，一個經歷種族屠殺歷史的國家。
我抵達NAR組織辦公室時，學生們尚未露面，櫃檯有位秘書叫格蕾絲，20歲，每週值班三天。我想和她聊聊天，但顯然YouTube比較有吸引力，還好我說出關鍵詞。
「你是作家啊。我也好想當作家。」
很快就敲定了由她為我寫幾篇短文，一方面她要練習英語寫作，另一方面我請她談談自己的世代。
「這個世代？」她反問，幾秒鐘後反應過來，「喔，你是說大屠殺對不對？」格蕾絲的語氣像是沒當成一回事：「我父母也死了。」
即使語氣如此平淡，那句話仍可謂擲地有聲。後來我從團體裡15個青年口中都得到同樣回答，父母雙亡這幾個字不斷翻攪我的思緒。
開始自我介紹。有位NAR人員協助翻譯，但聽起來五個字變一個字，總覺得自己是不是錯過大半內容。我交代了自己在約翰·傑伊學院和「監獄直升班」項目的工作歷程，也提到每個月帶一批大學生進入監獄裡面，與受刑人共處一室上課。這種學習交流活動對雙方都造成很大衝擊，受刑人開始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普通」學生，而普通學生則訝異於受刑人與自己比想像的更相似。盧旺達青年聽完後豎起耳朵，我們也想見見受刑人，他們說，乾脆申請一個Facebook賬戶好了。
我接著詢問學生，進入監獄以後打算做什麼。他們望著我，忽然沉默了。桑托斯跳出來，表示他不打算討論大屠殺，所有人對這話題已感到疲憊。他們不想停留在罪行上，而是希望釋出善意，達到和平與諒解。這個意見在學生間發酵，可是當我進一步詢問：那麼到底打算做些什麼？他們還是沉默。
我說，寫下來吧。什麼語言都沒關係。
這招見效。大家馬上動筆列出建議：足球、唱歌、跳舞、辯論會、電影欣賞、短劇表演。我們下一次開會時投票表決，挑選每月一次的參訪行程適合安排什麼活動。之後也為這個計劃取名：「噩夢到此為止，盧旺達」的監獄訪問計劃（Never Again Rwanda's Prison Visiting Project），英文縮寫NAR's PVP。青年團體與和平組織最喜歡很酷的代號。
星期天，桑托斯剛從教堂走出來，服裝相當體面，而我只有牛仔褲和球鞋。與學生團體見面前，我們兩個坐下來討論如何遴選參與活動的囚犯。我寫下「回歸」（reentry）一詞，在監獄裡面常常有人提，意思是服刑結束，準備回家。桑托斯用力點頭。
「對，貝茲，我們應該挑那些要回家的人。」他看著我，眼神有點羞赧：「我可以問一件事嗎？ 『貝茲』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
我解釋說這只是外號，是小時候姐姐們取的，其實我的本名是出自《聖經》的「芭絲謝芭」（Bathsheba）[2]。
「是個女王！」他叫道。
我開玩笑說那女王的風頭總是被大衛王搶走。大家記得大衛，卻不記得大衛的妻子、所羅門王的母親。「這個名字在希伯來文裡面有『七的女兒』或者『好運的女兒』的含義。」我又說。
桑托斯聽了很高興，拿了我的筆記本，用大寫慢慢拼出一個詞：「UMUNYAMAHIRWE」。
「這是你的盧旺達文名字，」他說，「好運的女兒。」
後來學生慢慢到了，也是進教堂的裝扮。裡頭英文說得最好、個性最大方的尤金湊近，他說他母親在距離基加利市兩小時車程的沙隆村一間孤兒院工作。瓊與娜塔莉兩個人坐在角落有說有笑，娜塔莉和其他許多成員目前都就讀於基加利大學，主修商管和經濟。
開會了，學生又開始怯場，桑托斯和尤金的翻譯也顯得零零落落。我們還卡在探訪行程要搭配什麼餘興節目之中，不久後我完全置身事外；進入民主程序，每個人竭力表達自己的想法，桑托斯只能偶爾抽空告知我共識是什麼。訪視有一部分是座談，以小組形式討論時事，他們挺喜歡我的建議，也就是縮小小組規模，確保囚犯和自由人充分混合。這是我在美國實行的技巧。
氣氛活絡起來，學生開始為小組討論設定主題，桑托斯提議「如何維持本國和平」，去年參觀過公共服務營的領隊馬修聽了卻瞇起眼睛。馬修之前沒空來開會，這天第一次出席，直至此刻發言不多，卻忽然吐出一串英文，而且衝著我來：「哪有辦法和這些罪犯、這些種族屠殺劊子手探討如何維持國家和平？」
彷彿有只大象迎面撞來！
「罪犯」。「種族屠殺劊子手」。這些字眼至今都掩埋在漂亮的場面話底下。「和平」。「寬恕」。
所幸桑托斯出聲，接著他們繼續討論，也起草一份企劃書。事後，桑托斯告訴我他如何一席話鎮住衝突。
「我跟他說：『我們之所以要去監獄探視，是因為我們希望放下恩怨，給他們重生的機會。』他們總有一天會出獄，難道我們希望這些人依舊憤怒、充滿仇恨？他們與我們生活在同樣的村子裡。就像你之前說的，那是回歸。」
我不禁自問：像桑托斯這樣的人，只是我想像的幻覺嗎？
走過那一段，也活下來見證一切
之後幾天，我越來越習慣基加利的生活。「世界迎接基加利」，高爾夫山丘飯店出去的路上有塊海尼根廣告招牌，廣告牌上寫著這句標語。沒錯，世界各地都有人來這裡，大半是志願者，在飯店和市區店家都能遇見。有個醫生也是紐約來的，此行目的是要訓練盧旺達人使用超音波儀器。荷蘭來的新朋友想推動當地女性微型貸款。另一位加拿大籍索馬裡醫師看中房地產的增值潛力。
下午我多半待在NAR，晚上則和朋友出門。早上習慣在飯店房間陽台和電腦約會，享用氣味醇烈的盧旺達咖啡並閱讀當地報紙。每天都有至少一則屠殺事件的相關報道，例如某人提出反屠殺理念的法律修正案，又或者追蹤瓊·文肯迪案的後續發展。瓊·文肯迪（Jean Uwinkindi）原是牧師，卻奪走數千人性命。在盧旺達，1994年彷彿只是昨日。
除了NAR組織，我也試著融入當地文化，主動與音樂工作者接觸，或者與每個遇見的人聊聊音樂，否則沒有材料能為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做專題。果不其然，音樂是另一條倡議和平與和解的管道，20多歲的年輕人創作的歌曲正向積極，不涉及政治、種族屠殺或者類似的沉重議題。
「愛。我們歌唱的是愛。」外貌和言語一樣沉靜溫和的非洲節奏（Afrobeat）音樂人卡米基說，「我走過那一段，也活下來見證一切，但是該把它放進歌曲裡面嗎？那樣做只會讓自己發瘋，何況有誰希望動不動就被挑起那段記憶？」
連饒舌歌手也一樣。雖說饒舌音樂言人所不敢言，歌手們仍舊表示不希望音樂和政治掛鉤。沒有任何地方比盧旺達更明白沉默的力量，在這裡提及種族議題，說錯一句話就是莫大罪過，因為不久以前對其他種族的批判導致了那不可說的慘劇。
「言論自由有可能走火入魔。」卡米基又說，「屠殺事件發生前，大家愛說什麼就說什麼，結果大約100萬人遭到殺害。回顧過去，顯然有些話不該掛在嘴邊。」
的確，時至今日仍有知名音樂人士因為創作反圖西族的歌詞而遭到起訴，盧旺達堅持以法律捍衛反種族屠殺的理念。屠殺事件過後，盧旺達成立國家團結與和解委員會（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其下設置國家團結教育營（ingando），獲釋的囚犯在接受「蓋卡卡法庭」審判前得先在那裡度過幾個月，深入理解盧旺達政府宣揚的和平、團結、和解及反報復的理念。直到現在政府依然鼓勵各行各業的百姓，無論學生、政治人物、教會領袖、娼妓、退役軍警或屠殺事件的加害者以及「蓋卡卡法庭」的仲裁員，大家都可以抽空去團結教育營待上幾天，甚至幾個月。
有人認為這是洗腦，是政治操弄。我也試著化身懷疑論者，從美國人對言論自由的觀點來分析，仔細剖析每個人說的話，想找出思想鉗制的蛛絲馬跡。然而，我發現在屠殺這脈絡下，「洗腦」未必負面，教育和灌輸的分界本就模糊。就盧旺達歷史而言，對照眼前的和諧寧靜，如果他們借此塑造出和平的國家氛圍，對言論自由的少許限制和審查是否罪不可恕？
我們的計劃有了重大進展。NAR的艾瑞克和桑托斯明天要帶著我起草的提案說明前往矯治署。
「不過你別跟著比較好，」艾瑞克說，「承辦人員看見你可能會緊張吧。」他遲疑一下，心裡在想這個美國教授是誰，到底要幹嗎之類的。
我點點頭，表示無妨，就留在這裡等好消息。
後來在波本咖啡廳，也就是盧旺達的星巴克，我和艾迪的死黨伊斯梅爾聊了起來。他和艾迪一樣從事藝術工作，目前正在製作一部叫做《離異》（The Divorce）的影片，內容述說他和他父母那一輩的隔閡。與艾迪不同，伊斯梅爾同時是伊斯蘭教徒和屠殺倖存者。
「我挺喜歡你們的計劃。」他點點頭，長睫毛底下眼神柔和：「假如是我去監獄，也不想看見一群憤怒苦悶的人。他們遲早要回家，帶著憤怒苦悶回到社會不是好事。」
伊斯梅爾解釋說，他之所以想製作那部影片，也是因為他認為自己這一代不能像老一輩那樣執著於大屠殺。他說了些童年故事，我的腦海裡也滿是回憶。十一歲那年的「災難日」（Yom Ha Shoah），也就是猶太屠殺紀念日的前夕，隔天是希伯來學校的大日子，所有人必須穿上一身黑，普通課程全部暫停，每節課都換成與屠殺事件有關的座談或影片。整點時，各種活動中斷，聆聽校長通過廣播念出一串名字，是死去的學生親屬，以及他們死前所屬的集中營。我們家在整理名單時，父母為了誰在哪裡被殺還起了爭執。
「不對，不對，雷切爾·蘇拉是在奧斯維辛，不是布痕瓦爾德。」
「我要留在家裡。」我大聲說。
父親轉身瞪我。
「我沒有黑色衣服。」我繼續說。
「你沒衣服？」他咆哮，「你知不知道同胞們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結果你在意的是自己沒有黑色衣服？」
我很清楚，太清楚了。600萬個鬼魂盤踞我家。奧斯維辛集中營是我噩夢裡反覆出現的場景，因為我小時候母親一直播放《辛德勒的名單》原聲帶。我祖父也彷彿無所不在，他在大屠殺中失去整個家族，於是訓誡我們千萬千萬別踏上匈牙利，因為匈牙利人比納粹還要狠。那個國家的土地裡全是你們的血，他這麼說。我數得出祖父笑過幾次、抱過我幾次，卻數不清他幾度在安息日餐桌上操著意第緒語和父親大吵，或講過幾次一模一樣的故事，也就是匈牙利的納粹同路人將曾祖父拖出猶太學校，在街上活活打死。祖父的表妹是家族中唯一從集中營生還的人，後來住在我父親那裡。她的故事我也聽過太多遍：雙胞胎兄弟沒逃過一劫，她靠腦袋靈光加上運氣好保住一命。長大以後我去歐洲，要進德國還得說謊瞞騙父母。列車穿越邊境時有股罪惡感哽住喉嚨，那種感受我一輩子不會忘記。
對大屠殺，我只覺得疲倦。
「疲倦」不足以形容。應該是「精疲力竭」，「陰魂不散」，「遭到奴役」。理智崩壞的氛圍充斥在家族間。我將童年記憶說給伊斯梅爾聽。從他眼神裡，我發現或許他比我自己還清楚那是什麼感受。
「好多次我寧願自己成為受難者，乾脆別活下來。」他老實說，「我知道能活著就很幸運了，但並不希望一輩子以這個身份活下去。我是歷史事件的倖存者，卻不是人生的倖存者。為什麼不讓我好好享受生命，自己決定自己的人生。」伊斯梅爾的聲音緩慢且顫抖：「親人沒辦法替換。我當然無法找人取代爸爸媽媽，不可能。但事實就是我已經失去父母，所以誰來代替他們照顧我？是國家。那麼，讓我好好活在這個國家，讓我享受還存在的一切。我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也不想總是躲在房間裡哭哭啼啼。我想好好活。」
刑罰是回頭看，而寬恕是向前看
第二天，我繫好iPod出去晨跑，外頭風景如畫。這片橙黃大地如此豐饒，路旁女性兜售陶器與藝品，搭配色彩鮮艷的獅威啤酒（Skol）廣告。但伊斯梅爾那番話縈繞我心頭。
他和我祖父兩個人都是經歷苦難活下來的。我跑著跑著淚流滿面，第一次清楚意識到自己多麼同情祖父，為他，為我們失去的一切感到悲痛。伊斯梅爾和我祖父同為生還者，卻有截然不同的靈魂。
「人對待人是如此不公。」鮑勃·馬利的歌聲在耳邊響起。
我腦袋裡又閃過另一段童年記憶，是普珥節（Purim），慶祝古時猶太人逃過亞哈隨魯王（King Ahasuerus）大臣哈曼意圖種族屠殺的陰謀。那時家裡堆滿禮物籃，裡面滿是食物、紅酒、葡萄汁。父親在客廳讀舊約聖經《以斯帖記》給大家聽，按照猶太傳統，每次念到哈曼的名字，我們就要製造噪音蓋過去。念到哈曼惡計被揭發，與十個兒子一同被吊死的橋段，父親得一口氣念完，以強調猶太人復仇得勝的光彩。
時至今日，我想問的是：復仇是光彩的事？別人傷害你，於是你傷害回去，這種光彩難道不是偽善、冤冤相報嗎？時常有人以「威懾」來詮釋司法制度行使暴力，問題是已經將230萬人扔進監獄，犯罪問題卻遲遲未有改善。司法上的功利觀點，以犯行者的人生滿足我們的目的（也就是安全），看在犯罪學者戴德麗·格拉什（Deirdre Golash）眼中，完全違反道德倫理。「可以要求犯行者彌補受害者，」她在著作中說，「但不能聲稱為避免犯人再度加害，於是反過來先加害他們。」
為了解決懲罰概念造成的困境，我研究格拉什的思想好一陣子。關掉iPod，往路旁一坐，我從腦袋裡的數據庫提取出許許多多與刑罰爭議有關的文字。說是爭議，正如社會學家戴維·布寧（David Boonin）的精準描述：「國家機關對某人做出的處置手段原本不符合道德標準，但為何因為此人違反所謂公正合理的法律，就會使得國家機關採取的手段變得符合道德標準？」監獄在多數人眼中是報復。然而，若矯治合理，報復是否也合理？另一位思想家塞內加（Seneca）出來發聲。「『報復』是抽離人性的詞，糟糕的是多數人視其為正道。報復的本質與犯罪無異，只是先後順序不同。」他這麼解釋，「以暴制暴就是犯罪，但比較容易找到借口。」
最後一個登場的是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他形容刑罰是「社會定義為合法的集體暴力」，而犯罪則是「被定義為非法的個人暴力」。「刑罰不具預防或抑制的功能，反倒會激發未來的暴力。」
總結而言，刑罰永無止境，只會一再反覆。刑罰起源於無力感，目的是角色對調後再現痛苦情境。在刑罰過程中，我們迎接罪惡，並賦予它控制心靈的龐大權力。刑罰是回頭看著過去，而寬恕是向前看，消弭暴力循環，幫助我們不再受制於加害者造成的影響。因此有一句諺語說：爭端止於寬容。
我起身，轉頭，朝山丘跑回去。
伊斯梅爾和我祖父。一個人渾身散發出放下之後的自由和平靜，另一個執著要全世界陪他一起傷痛。許多研究提及寬恕對人有益，心存仇怨則健康受損，現在我親眼證實了。
後來幾天還是沒等到NAR組織取得參觀監獄的許可，同時我焦急地觀望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在一家叫「洗車場」的餐廳裡，我和朋友諾琳加入了大選守夜派對。來到盧旺達的第二夜我就與她結識，那天諾琳和一群來協助本地航空公司發展的外籍人士到這兒小聚。才24歲，又是基加利本地人的她，踩著高跟鞋、穿著無袖背心裙在夜色中露面，那模樣讓人以為自己看見海市蜃樓。
今晚諾琳喝多以後，說起自己的故事：父母信仰基督新教五旬宗，禁止她閱讀《聖經》以外的任何書籍，家中也不能有世俗音樂。諾琳一家是圖西族人，1994年之前的小規模屠殺事件中就逃往烏干達，還改名換姓假扮胡圖族。多年過後，他們與將近50萬受迫害的同胞回歸，卻發現親族幾乎滅絕。
諾琳說起自己的青少年時期，口吻好像在描述刑期：她常常鎖在房間裡大哭，盼望自己有個正常的人生。好不容易她獲得加拿大一所大學獎學金，興高采烈地過去了，又訝異得知自己是方圓幾里內唯一的黑人。她覺得遭到排擠，孤單寂寞，罹患嚴重憂鬱症，沉溺酒精與藥物，最後只好回國，可是依舊不肯與雙親同居，選擇在國內大學完成學業。
聽諾琳敞開心胸，我卻暗自沉思所謂「受害者」三個字是不是太過簡略，足以誤導思考。想到受害者，我們以為罪行是單一的，但事實上，一樁罪的影響會向外擴散，波及周邊每個人，乃至於家庭和小區，傷痛在整個網絡中流竄。
「有一段時間，我想殺光所有胡圖人。」諾琳自白道，也表示自己還是常常覺得憤怒，即便沒有明確原因。有幾次，晚上喝得太醉，被人踩到腳就會破口大罵對方是「他媽的死胡圖人」，然後被店家找人給架出去。療愈之路還很漫長。
願大地永遠和平
隔天醒來，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CNN報道美國總統仍是奧巴馬，但艾瑞克轉述：「盧旺達矯治署說不行，這計劃不可能核准。」程序使我們精疲力竭，我們的做法使矯治署官員覺得自己被輕視了。我們不應該吩咐他們應該怎麼做。這裡他們說了算。我們應該求他們，而非吩咐他們。我聽了很沮喪，行前艾瑞克還擔保沒問題，當然大家都知道這種事情說不準。
「讓我和瑪麗談談看？」我拜託道。瑪麗是矯治署署長。艾瑞克表示他試著安排雙方下午會面。
關上筆記本電腦，我拿了錢包去拜訪一位「上帝的瓊」（Jean de Dieu），他領導的組織是「平安：和平教育」（Shalom：Educating for Peace）——從人名到組織名，都在暴露希伯來文化背景。我一開始就擔心遇上阻礙，所以持續追蹤本地從事監獄改造服務的單位。瓊與我在盧旺達隨處可見的自助餐廳共進早餐，他笑起來露出大大的齒縫，一邊笑一邊介紹自己的背景。與許多人相同，瓊目前靠這市場為生，至少是有此打算。他在南非取得博士學位，論文研究的是司法、和平與反貪腐行動之間的關聯，於是成立組織針對這些領域給年輕一代提供課程。後來我得知瓊是「混血兒」，母親是圖西族，父親是胡圖族。他妻子同樣是兩族通婚的孩子，在1994年失去母親，與兄弟們躲在地下室好幾周才倖免於難。
「要不要參觀和平村？」瓊問。我說好，但壓根兒不知道和平村是什麼地方。
瓊開著1981年的豐田汽車載我上路，車子外觀和聲音不像能熬過山路，而魯林多省（Rulindo）距離基加利還有兩小時車程。路上接了魯林多的代表塔西斯先生以後，車子走走停停，最後拋錨。兩人連聲說無所謂，車子停路邊改搭公交車就好。我聽了背脊一涼，但他們異口同聲表示一定來得及讓我回矯治署去見瑪麗。
我們上了一輛貼滿切·格瓦拉圖像的小巴，我差點兒被擠得坐上乘客大腿。路上風景美得令人驚歎，道路往山林高處綿延進入一片碧綠。巴士開進森林空地，周圍松木嶙峋，鼓聲流瀉相迎。
約莫300人聚集於此，他們坐在地上，身著寬大T恤，披著鮮艷布幔。前面幾張椅子上坐了三個男人，一身鬆垮西裝，頭上卻戴著牛仔帽。看來村民們早已等著客人，一看見我們就唱歌鼓掌。我也跟著拍手，然後勉強聽得出一個字，「amahoro」，「和平」的意思。瓊湊到我耳邊翻譯：「和平，團結，和解。埋葬種族屠殺思想，將它燒燬。」
「這是村民集會，」他繼續耳語，「他們正在計劃官方和解周的活動，時間在這個月底，塔西斯過來督導。」我點點頭。
「他，」瓊指著正在發言的年長村民，「正在說明村子的計劃，包括種樹、準備食物，還有慶典。」
輪到塔西斯發言，他強調良好治理的價值，講了很久還沒講完。瓊偷偷翻了個白眼：「這些政治人物啊。」
忽然有十幾個村民起立，其他人拍手喝彩，之後他們又坐下。
「那些人剛剛正式獲得饒恕。」珍解釋：「他們已經做完補償，所以得到原諒，永遠受到村子歡迎。」
我聽了一愣。19年前這個村子像是屠宰場，胡圖族與圖西族兩方廝殺。如今通過認罪與補償，加上眾人齊心推廣和平理念，竟然就能和諧共存。
「接下來換你哦。」珍提醒。連我也要？ 「是傳統，有外籍人士來村子的話，都得講講話。」
對這種活生生的奇跡，要說什麼好？先說句murakoze吧，這是感謝的說法。
「這位是瓊恩嗎？」有個村民大聲問。不是，瓊代答。
瓊恩是另一個白人，上個月來過。
我在心裡懷念祖父，真希望他的魂魄可以來這塊聖地看看。接著我告訴村民們，從比較遙遠的關係來看，我也勉強算是所謂的受難者、倖存者，而來到盧旺達之後，我有許多感悟，因此我對於自己的先人們有了前所未見的同理心。我從小到大的感受都沒有此刻這樣深刻。寬容、和平、溫暖，這才是愛。與我家客廳那種無止境的悲苦哀痛不同。那裡傳承的傷疤永不能癒合，沒有罪人可以像我方纔所見，起立接受大家鼓掌。對以前的我來說，那太過奢求。
真希望我自己的國家如這小村子般懂得寬恕之道。美國酷愛刑罰，仇恨心態化作數百萬座牢房。監禁成為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托克維爾及古斯塔夫·博蒙（Gustave Beaumont）1831年到訪美國以後，對於監獄人口數大感驚歎，直說監禁已然是美國的國家儀式，被視為「治療社會敗壞的特效藥」。哲學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說：「寬恕萬能的社會將會冷酷無情。」然而刑罰萬能的社會則野蠻殘忍。美國文化灌輸我們的並非寬恕，而是將報復當作正義。
我感慨自己家鄉的社會支柱與此地不同。支柱在這裡實實切切：集會結束後，瓊和我一起擺姿勢，站在村裡的和平紀念柱前面拍照。它豎立在集會場中央，上面寫著「Amahoro N'aganze Kw'isi Hose」，意思就是「願大地永遠和平」。
傻子才能笑看牢獄
回去的路上塵土漫天。我和塔西斯、瓊在公車站附近的自助餐廳用餐，趕回矯治署之前塔西斯在我的筆記本上留下一段話：「Umugabo mbwa aseka umbohe」。
「盧旺達的古諺，」他解釋，「意思是『傻子才能笑看牢獄』。你這段旅途會很辛苦。」
時間有些緊迫，我回到NAR組織與桑托斯會合後，搭乘小巴再度出發。遲到了，所以我們快步登上階梯衝進混凝土大樓。「正義，矯治，知識，生產」是矯治署門口的題詞，我覺得聽起來極度先進、追求效率，換句話說就是非常具有當代盧旺達風格。例如BBC曾經報道過，盧旺達有「糞便發電監獄」這類基於創新思維的設計，有些監獄75%的電力依靠人類排泄物。
「沒有身份證件不能進去。」門口一位嚴厲冷漠的女士攔下我。
「拜託通融一下好嗎，我們得進去開會。」我哀求道。桑托斯淡淡說了一串盧旺達語，我擠出甜美笑容盡量壓低姿態。
那女人終於妥協。又爬了一段樓梯，進入辦公室等候。房間裡面有一幅大型的卡加梅總統肖像畫。
我解釋之前通信時就提過的計劃動機，可是署長瑪麗聽完後表示：「這裡不是這麼做事的。」接著她語氣強硬，「這個計劃我無法核准。」
桑托斯身子前傾想要講話，我出面打斷。
「沒錯，您說得對。」我附和。桑托斯看著我，神情不解。「你們有你們的程序，有所逾越是我們的錯，很抱歉。」然後我取出約翰·傑伊學院的名片，放在雙方中間那張咖啡桌上。
「不過若您有機會到紐約，還是希望您能抽空來我們大學看看，向教職同仁說明貴矯治署驚人的成績，畢竟您已經是這領域的權威。」
瑪麗拿起名片仔細看了看。「約翰·傑伊，」她喃喃自語後望向我，「是一所很有名的學校，對吧？」
「是美國在刑事司法領域的頂尖，因此很希望您也能到紐約參訪。」
「約翰·傑伊……」瑪麗又自言自語。
其實之前我就說過好幾次我的背景，連請求函上也註明了，但顯然直到此刻，名片拿在手裡，她才真正注意到。瑪麗遲疑一會兒，接著奇跡出現。
「讓這位教授進去吧。」她對助理說，「無關加害或被害，也不是單一個人的創傷，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我們的目標也是凝聚社會整體的力量。」瑪麗忽然這麼說，桑托斯聽得瞠目結舌。
「你們的計劃也著重在社群重建，十分有意義。好，我們會讓教授和學生進去，時間定在星期五。」
「不好意思，有沒有可能安排在明天？」我懇求說，「因為非常不巧，我星期五就得搭機返國。」
「可以，沒問題。」瑪麗帶著助理出去，進入另一個房間。桑托斯盯著我，神情夾雜著迷惑和敬仰。
「真是太棒了，貝茲。我覺得很……很感動。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你怎麼做到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雖說很開心事情有所進展，卻不免覺得可悲。關於監獄，關於生死，這些決定可以如此任意。在美國，我也親眼目睹過無數次，假釋通過與否決定了學生未來，但是為何通過或不通過，並沒有清楚合理的說明。除了學術地位，我在盧旺達沒有任何管道或理由能促成這計劃；在紐約的學生西奧也一樣，服刑22年期間表現良好，已經確認獲釋之後會有工作，還能以體保身份進入大學，加上他是三個小孩殷切期盼的父親，除此之外，確實沒有任何理由了。但他的假釋案沒有通過，再犯記錄明確的斯蒂芬卻能出獄。「罪行性質考慮」，假釋審查委員的決議書上只有冷冰冰的這樣一句話。
回來時，瑪麗手上拿著主管機關的正式授權書：
根據NAR組織於2012年11月5日送達盧旺達矯治署之請願書，於此許可貴單位11人團隊參訪卡薩博（Gasabo）監獄，以期協助全國監獄獄友復歸社會。貴單位之代表團可於一般會客時間進入卡薩博監獄。
將他們視為人，人與人才能和睦共處
隔天到了NAR組織辦公室，行程已經規劃完畢，桑托斯打印分發。學生們開心談笑，幫忙將一箱箱飲用水搬到車上。
「就是今天。」他向我打招呼，身上穿著白色POLO衫，背面印了NAR組織的標語：「充實青年成為活躍公民。」
40分鐘後，我們抵達目的地。卡薩博監獄的外觀是方正磚造建築，圍了刮刀式刺網，有一座類似角樓的哨塔，居高臨下看著基加利郊區的小巷，整體有種中古歐洲風味，與紐約上州的監獄相仿。我想這並非巧合，非洲監獄本就源於西方殖民，16世紀時沿岸地區的碉堡軍營中設有拘留所，提供奴隸交易時的禁錮，以及帝國侵略部隊的規訓懲戒之用，並且維持到18世紀80年代。
20世紀早期，非洲大陸建置監獄時依舊模仿殖民時代的設計，重心放在控制，還有階級的塑造強化，所以有許多隔離空間極富戲劇氛圍，一具具黑色軀體被關在裡面遭到踐踏羞辱。監獄外觀無聲中道盡千言萬語，西式高樓整齊排列，用意是教化裡頭的野蠻土著，因此他們必須被塞進擁擠的牢房。我眼前這座監獄是典型西方霸權的象徵，即便殖民時代的主子們離去了，卻留下傷口持續發炎潰爛。
穿過正門的路途輕鬆自在，而且獄方准許我們使用攝影機和移動電話，不過要先在辦公室等候進一步通知。學生們依舊活潑談天，情緒平和。牆壁上有一幅裱框的卡加梅肖像、標示監獄所在位置的地圖、說明管理層級的表格，以及黑板上列了好幾串數字。艾瑞克和桑托斯與官員交談，我聽見幾個英文單詞：「到此為止」「種族屠殺」，以及「重建和平」。
一位監獄管理員前來接待，是個很有朝氣的女性，進來以後堆滿笑臉說：「貝茲教授，非常歡迎。」與我握手以後她指著黑板，解釋數字4528是當天獄內的囚犯人數。
接著她帶我們走出辦公室進入監獄，繞到一棟像工廠或者說車庫的樓房。路上遇見一群群囚犯看似在散步，但都沒有正眼瞧我們。囚犯身上的制服顏色鮮亮，已判刑者是橘色，等候審判者是棉花糖一樣的粉紅色。氣氛平淡，不像美國監獄彷彿時常從暗處透出鬼祟的視線。
有大約100名囚犯安靜坐在木頭長凳上，有些看起來才20出頭，也有一些過了中年。我們在他們正對面就座，艾瑞克拿起麥克風開始介紹，一直重複「murakozes」（感謝）這個詞。
接著是唱歌和鼓掌。一個卷髮、英俊、穿著卡其色制服的帥氣獄警出面，他先自我介紹叫做羅爾夫，表示今天擔任翻譯，會一直在我耳邊低語。
「我們為愛而來。」桑托斯說完引來一陣拍手：「今天我們想與大家談談時事，關於性別這個議題。兩性平權究竟是什麼意思？」
之後討論頗為熱烈。學生們輪番上陣，但看得出來都在桑托斯指揮之下，而且他表現相當好。我很驚訝原本沉靜的他可以變得這樣健談活潑，是個十足的領導者和老師。
「國家可不可以交給女性領導呢？」桑托斯問。
「不行！」有個囚犯大叫，「之前這監獄就是給女人管，換成男人做主以後好多了。」
「女人太情緒化了，怎麼治國！」另一個囚犯嚷嚷。
有很多異議。
「胡說八道，男人和女人都會情緒化，」我左邊一個囚犯也加入討論。會場氣氛熱絡，每個人看起來都很自在，能在場見證是種榮幸。學生帶領囚犯分小組進行更深入的對話。
「你的槍呢？」我問一旁的獄警。
「我們不帶槍。」羅爾夫這麼回答。監獄裡幾乎從未出過暴力事件，秩序倚賴囚犯自治團體維持，他們選出主任與分區管理的小組長。羅爾夫笑說，其中一區被大家戲稱是「得克薩斯區」，因為那邊的囚犯比較有錢。負責維護安全的小組長的正式職稱是監察員，有了他們以後，獄警連進入監獄的次數都降低很多。選舉定期舉行，小組長通常是種族屠殺事件的犯人，教育程度並不低。事實上，種族屠殺罪犯整體的教育水平較高。
老實說，看著這群囚犯的時候，我仍舊下意識回想到那天看到的頭骨。有100萬這樣的人。接著我腦海閃過：屍體、強姦、砍刀。他們殺了人，這些人是兇手。可是眼前所見的事實是，彼此同為人類，而且面對著逃過自己迫害的倖存者也能表現得如此和善合群；倖存者也大方得不可思議。怎麼可能？我的腦袋和心靈都困惑了。
「美國的監獄比較嚴苛？」羅爾夫問。我點點頭。「聽說那邊不給囚犯用網絡？怎麼會這樣？」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但確實如此。他聽了很驚訝，接著告訴我在盧旺達這邊，存在一種監獄經濟，囚犯從事諸如洗衣之類的勞務或生產商品，大半接得到外界提供的工作，可以留下收入的一成自用。
「囚犯可以出去工作？」輪到我大吃一驚。
「當然啊，」羅爾夫那表情就像在說你這傻白人，「我們還和他們一起打球，彼此之間沒什麼分別。」「最大的區隔，」他指著自己上半身，「就是衣服不一樣而已。」
「可是，」我忍不住了，「應該也有獄警是屠殺倖存者？要他們和囚犯平起平坐，不會很煎熬？」
他又瞪著我。「不會啊，」羅爾夫語氣肯定，「不就是你們所謂的……寬恕？」我可真是個傻白人。
我哪有這麼無知？潛藏心中的那個憤世嫉俗的紐約人浮現，我開始尋找盧旺達這套和平假象的瑕疵，認定底下藏著貪婪與自我中心。我找了又找。寬恕？即便尚未看到盧旺達全貌，也許他們的社會依舊分裂，「蓋卡卡法庭」有問題待解，政府過度干預言論，每個人都被思想改造了才總將寬恕掛在嘴邊——但事實上，我目前所見的成果太過驚人，就算只是表面功夫，仍難以否定其價值。行為心理學告訴我們：說了無數次「寬恕」，我們真的就能將寬恕融入生活，一直提倡刑罰反而會陷入混亂深淵。
小組討論結束，各自發表心得，又是輪番演講、握手，雙方都笑得開心。意猶未盡，但時間很快到了。
「我們還有很多要向你們學習的地方。」告別時羅爾夫和我多聊了幾句，他覺得美國的高科技安保措施以及官方監禁程序都很棒：「希望你在這裡也有收穫。」他可真是太妄自菲薄了。
志願者團隊走出監獄，旁邊一群群穿著制服的囚犯沒有大驚小怪。一個女學生衝過來挽起我的手臂，看起來樂壞了。她說這次體驗很好，十分期待下次機會，也希望能與囚犯有更多相處時間，她覺得他們聰明、有趣，提出很多創意想法。
「這一趟真的……嗯，好棒。」回程車上，另一個學生也笑得開心：「看得出來他們同樣很雀躍，小組討論的時候非常有想法，腦筋都很好，我也跟著興奮起來。其實我們可以從人犯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回到辦公室，桑托斯也有所感慨：「我們要更努力創造美好的世界。這也是重建和平的過程，確保監獄裡的囚犯就像外界公民一樣是人類，這樣等到他們回家，人與人才能和睦共處。」
桑托斯是真實的人，這裡的學生都是真實的人。他們是種族屠殺的倖存者，剛剛進監獄探訪的是屠殺事件的兇手——說不定殺死學生父母的仇人也在裡頭。但他們回來以後樂昏頭，驚覺「他們」就是「我們」，犯下獸行不代表淪為禽獸。如羅爾夫所言，雙方區隔不過是身上的制服。
我怎麼說得出這種話？看過大坑裡面的頭骨，我怎能認同手段殘暴的殺人兇手？可悲的是，單就20世紀來看，地球上有超過5000萬人死於所謂「文明」的政府手下，其中包括納粹德國、土耳其對亞美尼亞的種族屠殺等等。這些例子說明了良善的老百姓很容易搖身一變成為劊子手。到了阿布格萊布監獄的年代，赤裸戰俘被迫疊羅漢，只因為美軍想要站在人體積木前面拍照留念；又或者逼他們套上狗鏈，甚至互相口交，士兵在一旁鼓噪歡呼。
真相是——惡存在於人性，普通人和施暴者的區隔並非惡的有無。恰好相反，我們應該提醒自己：若是機遇不同，雙方立場可能就會對調。
我和學生告別時心裡滿是踏實，知道監獄訪問計劃交到他們手中一定能夠長長久久。畢竟已有基礎架構和官方許可，甚至找到贊助單位。後來，桑托斯告知計劃擴大到全國各地監獄，時間因此拉長，活動內容加入電影、運動和藝文，相信成果會更加豐碩。
我在基加利國際機場內的波本咖啡廳等候班機時，取出德斯蒙德·圖圖（Desmond Tutu）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圖圖說：「寬恕並非無視已經發生的過去，而是毫無迴避認真面對，最後拔除記憶上的刺，防止毒性擴散全身。寬恕代表理解犯行者，發揮同理心，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感受究竟是什麼樣的外力、壓力迫使他們採取那種行動。」
我見證盧旺達實現圖圖的理想，實踐自己一路上接觸到的學者、思想家所提出的見解。我親眼看見何謂同理心，何謂補償，還有將和解這個概念發揮到淋漓盡致。於是我也可以引用那句流行語告訴大家：不必聽信我，但應該聽信他們。
雖說最後我在盧旺達只去過監獄一天，實際上我時時刻刻看著當地人對牢獄的體悟。這個國家自身正在服刑，受害者是尚未回歸自由的人，由外界公民對他們做出補償。盧旺達也是個巨大的法庭，進行著巨大的司法實驗，它完全轉變了我們對於監獄的概念。世人大半還相信懲罰隨罪行而來，我卻在這裡看見截然不同的循環，以治癒、彌補及人性中最崇高的寬容為根基。實驗之中，我目睹最悲慘的浩劫生出了嶄新理念，相信縱使沒有監獄，受害者與倖存者的苦痛仍能以超乎想像的方式得到平復。
盧旺達為這趟監獄之旅提供了堅實的起點。若要重新審視司法制度，必須長時間與倖存者、受害者相處——他們才是思考犯罪問題時的優先。所以接下來我要進入加害者的世界，也就是位於南非的波爾斯穆爾監獄（Pollsmoor Prison）。
[1]「gacaca」一詞源於金亞盧旺達語（Kinyarwanda），意為「草地上的司法正義」，也就是由部落成員充當裁判者，是一種傳統式小區審判體系。——編者注 [2]《聖經》中譯本譯為「拔示巴」或「巴特捨巴」。——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