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編

穿過灼熱、擁擠、狹窄、遍地垃圾的小巷，走進埃及官方通訊社總編辦公室，我突然找回多年前的一個早晨，排3個小時長隊踏入梵蒂岡大殿參觀的感覺：從地下到天上。絳紅色柔軟的地毯、一人抱不過來的深藍色地球儀、金色窗簾、金色花瓶、描金古埃及紙草畫……眼睛看不過來，脖子恨不得360度轉動。阿來·海達爾（Alaa Heidar）從海一樣寬廣的辦公桌後面微笑著站起來。我從門口疾走20多步，才握到他伸出的手。就在我以為觸到了總編辦公室的邊界時，側門突然開了，連接著一個同樣大小的會議室。紅茶從側門送進來，茶杯鑲著金邊。

3年前第一次見到阿來·海達爾，是穆巴拉克下台後的第二或者第三天，我的線人也是這家通訊社的記者——他們有時接些私活，告訴我，他的單位裡正在「鬧革命」，要求總編走人。穆巴拉克垮掉後，餘波震盪，重要部門裡穆氏親信面臨清算。走去通訊社的路上，我們看到好幾個地方人頭攢動，彷彿在圍攻什麼。那名記者說是國有銀行、國有保險公司的職員在聲討行長和總裁。

我們來到官方通訊社，也就是中東社門外，卻看不出什麼，外人不能進去。當時我為電視台工作，必須「找個人出鏡說話」。那名記者建議拉個正在抗議的同事出來接受採訪。資深編輯阿來·海達爾很快走出來，對著鏡頭厲聲控訴：「我在巴黎分社當記者的時候，那傢伙（總編）還是個窮光蛋，5年裡他就成了百萬富翁，在開羅最貴的地段買房子！」

「為什麼到現在才抗議他呢？」我問。

「因為穆巴拉克當政時期，我們不敢講話，總編是穆巴拉克任命的，沒人敢反對他！」海達爾說起話來沒有官腔，很適合在電視新聞中播出。那名「親穆」總編不久後便下台了。

3年後重返埃及，我找不到阿來·海達爾的聯繫方式，便直接打去中東社總機。接電話的一聽，馬上說：「轉總編室！」我說：「是編輯阿來·海達爾。」「海達爾先生是總編！」

我在埃及回訪的對象，革命後日子大多不如意，海達爾卻在那動盪的3年裡，直升國家通訊社第一把交椅。電話裡他竟還記得3年前的採訪，笑聲愉快，言談熱情。已經過了下班時間，他留在辦公室等我。門衛知道總編有人來訪，直通總編室的一部專用電梯早早開門迎候。到樓上，又有專人接待，滿面笑容地引我走進辦公室。

海達爾像3年前一樣，沒什麼官腔，但也不掩飾一點點的失望：我沒有像上次一樣帶電視台攝影隊來。好在跟我一起去的朋友恰好是位平面攝影師，不斷給他拍照，才營造了一點氣氛。我察覺海達爾外貌上有些變化，卻一時說不上來是什麼。

過去3年，中東社總編輯換了好幾茬。穆巴拉克下台之後，大約一年多由軍方「監國」，臨時掌管國家，中東社跑國防部的記者急調至總編。2012年選舉之後，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總統穆爾西上台，又換上親穆斯林兄弟會的總編。「那時，每天頭條都得跟宗教沾邊。」海達爾說起來義憤難平。

中東社總編阿來·海達爾。

說到自己，他是第一個競爭上崗的總編。過去官方通訊社總編都是「上邊」直接任命，穆斯林兄弟會遭到清洗之後的一段權力過渡時期，催生了競爭程序：有意者投交簡歷，送全國最高新聞委員會抉擇。2014年1月1日，海達爾以30年工齡，歷任非洲、巴黎分社記者的經歷勝出。中東社官方網站這樣介紹他：「現任董事會主席、總編輯阿來·海達爾，是久負經驗的記者之一，曾經在中東社不同部門任職。」

「眼下塞西上台，你不擔心他再換上自己的人嗎？」我們見面前一天，「倒穆巴拉克」之後的第二次總統選舉剛剛結束。結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原國防部長塞西勝出。

海達爾笑了：「我就是塞西的人呀！」

他說，塞西在投票前20天，兩次約見埃及各大媒體總編。「是討論新聞報道嗎？」我問。「不，沒有談太多新聞，只是詢問關於經濟民生的建議。」海達爾向塞西提了些關於蘇伊士運河自由貿易區的建議。那可是新總統上任前後最熱門的話題：耗資82億美元，拓寬埃及蘇伊士運河航道，興建沿岸貿易中心。蘇伊士運河是地球上連接歐洲與亞洲最短的水上航線。1956年，埃及前總統納賽爾宣佈運河國有，引發了與法國、英國、以色列之間的戰爭，這條運河也成為埃及民族主義的象徵。

我問起海達爾對塞西本人的印象，但率直如他，也清楚應該在什麼時候閉嘴。追問之下，他盡量不帶任何表情、眼睛不看著我說：「沒什麼特別的。」

聊了一會兒，我借用總編辦公室角落裡的洗手間時，發現梳妝鏡前有一堆美發產品，梳子上粘了幾縷頭髮，才突然意識到，3年前海達爾輕微禿頂，現在頭髮更加茂盛，而且加重了原有的金紅色。

「現在經常上電視，」提到頭髮，海達爾有些不好意思，摸了摸腦袋，「總要講究些形象。」2011年以來，埃及冒出了許多私營電視台，時事辯論節目最為熱門。我們走進來的時候，海達爾正在看一檔體育節目。體育評論也照搬政論模式，3個人坐在長桌背後，你一言我一語地搶著說話。「吵起來就能增加收視率」，總編看透了這種把戲。

中東社官方網站上對1950年成立以來的歷史介紹，循兩條線索，一是如何一步步國有化，二是新聞報道工具的變化——從打字機到電腦、衛星。其中還特別提到，受2011年事件的影響，中東社新增了手機業務，直接發送新聞短訊到用戶手中，「鼓勵公民記者，新聞來源不僅限於官方，也與各種網絡新聞、數字媒體合作」。

報道形式雖然更加活潑，但卻很難說2011年之後埃及的輿論環境也變得寬鬆了。官方報紙《金字塔報》（Al-Ahram）主任編輯賈馬爾·扎耶丹告訴我，穆巴拉克執政時期，從制度設置上看，並不存在一個公開的「審查機構」，只是由專業人士組成的「全國新聞最高委員會」挑選國營新聞機構最高負責人。但「詭異之處在於，『全國新聞最高委員會』隸屬上議院，當時上議院絕大部分成員來自執政的民族民主黨。通過這個環節的設置，執政黨控制所有官方媒體」。

2011年革命之後公佈的埃及新憲法，取消了上議院對「全國新聞最高委員會」的控制。理論上說，這個動作打破了對新聞機構的控制，擁有最多從業人員的「官方媒體」的枷鎖被打破了。

但是權勢面前，自我審查來了。埃及軍方打壓穆斯林兄弟會的同時，也在向整個社會展示力量。塞西在電視上呼籲「團結在反恐旗幟下」，第二天國營、私有媒體紛紛發表聲明支持軍方，穆斯林兄弟會資助的媒體全線關張。少數記者編輯聯署反對干涉新聞自由，但那聲音很快淹沒在了對塞西的肉麻吹捧中。

他巍然屹立，華服翩翩，他神采奕奕熱情萬丈，氣勢如虹意志如鐵——一個前所未有的英雄，他是人民選擇的領袖……

這是當時一份主流報紙對塞西的描寫。

埃及記者阿馬德·艾哈邁德·艾扎克選舉前在一個電視直播節目中批評塞西，卻幾次被主持人打斷，之後也沒人再邀請他。沒人告訴你批評塞西犯了什麼罪，會面臨什麼樣的懲罰，但是誰又都知道那意味著什麼。「穆巴拉克時代，至少還可以談論民主，現在，這個詞本身變得敏感。」阿馬德說起來的時候，眼睛裡流露著耿直和淒涼。他寫了一本書，叫《「一·二五」革命中的人權與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in 「1·25」 Revolution）。

3年來局勢反覆，埃及官媒尺度也隨之搖擺。2011年1月末《金字塔報》頭條還是《與穆巴拉克在一起》《穆巴拉克必須留任》，不久風向有變，改了套紅標題——《人民在街頭》。現在官方媒體能解放到哪一步，我問海達爾：「能講批評塞西的話嗎？」

他兩手一攤：「我是官方新聞機構，你說我能批評官方嗎？」中東社的資金絕大部分仰賴政府撥款。不論是宗教組織，還是軍人政客，都沒有打算讓穆巴拉克的官辦媒體市場化。中東社對2011年倒穆運動的定義，已經發生了微妙變化，不再強調「人民力量」，而稱之為「1月25日地緣政治革命」。

「埃及人對民主的理解出了問題。」海達爾說，正是「人民力量」的氾濫造成了過去3年的亂局。但是他忽然又兜回了對塞西的評價：「塞西非常緊張自己能不能做好，前兩個總統都在監獄裡，幹不好的下場很明確。」

如果說總編海達爾是革命浪潮中的幸運兒，那麼記者馬哈茂德·福裡可算是不折不扣的倒霉蛋了。他是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在埃及當地的僱員。一天他外出採訪，來到穆斯林兄弟會正靜坐示威的廣場。一旁按兵不動的安全部隊，忽然決定抓人。槍聲一響，廣場上亂作一團，還沒來得及開口問任何問題的福裡便被士兵從背後扭住胳膊，扔上了囚車。

福裡記得牢房大概10平方米，關了34個人。囚犯們相互認識後，才知道其中只有兩個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睡覺時，一堆胳膊大腿，都分不清哪個是自己的。「我還不是最冤枉的。」福裡說，牢房裡有一個埃及人，在迪拜經商、生活了18年，聽聞祖國改天換地，高高興興回來報效。結果踏上故土的第一天，從開羅機場回家的路上，他拖著兩隻行李箱在拉姆西斯地鐵站轉車，剛好穆斯林兄弟會的人躲避軍方追捕鑽進地鐵，他連人帶行李箱一起被送進監獄。

「我想，那天軍方是想多抓些人，造大聲勢，嚇唬大家，所以不管我怎麼申辯都沒有用。」福裡說。僱主竭力保他，努力了3個月才換他出獄。我們在新華社辦公室見面時，福裡離開監獄已經快半年，但是官司還沒正式開始審理。他出獄的時候，迪拜歸國的那位還在牢房裡。

福裡的一個中國女同事說，經歷過抓捕之後，他像變了一個人似的，「過去他拚命工作，現在常常勸周圍同事放鬆」。幾天後，我又在新華社辦公樓撞見福裡，他剛打完乒乓球出來，滿頭細汗。女同事說，當時監獄裡的人冤屈、無望，有人企圖自殺，福裡還勸他們好好活著。

新華社的中國記者也曾經在採訪現場挨打。根據國際記者無國界協會的統計，從推翻穆斯林兄弟會到新一輪總統選舉，大概一年時間裡，有195名本地或外國記者在埃及遇襲或受傷，68人遭羈押，6人死亡。

出獄之後，福裡並沒有停止去現場，工作照常進行。總統選舉結束那天，他告訴我，自己在不同時間段去了15個站點，查看投票是否踴躍。第一手觀察令他有信心開玩笑說：「這確實是史上『透明度最高』的選舉，如果官方公佈的投票率是真的，那麼我只能說那些投票者都是透明的。我沒有看見他們。」

中東社總編海達爾證實，國家通訊社記者境遇好些，示威抗議現場沒什麼人遭遇不測。從他的辦公室門口向下張望，編輯台上是一排排簇新的電腦。過了下班時間，只剩下兩三個人忙碌著。

兩個月之後，我讀到新聞，中東社宣佈在蘇伊士運河邊開設辦公室，報道拓寬工程的「所有進展」。海達爾在國營電視台《早安，埃及》節目中，向觀眾指出塞西的「新蘇伊士計劃」意義非凡：「總統的工程，令以色列試圖在死海與紅海間連接水路的計劃失去經濟價值，也杜絕了在西奈半島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可能。穆爾西曾經考慮蘇伊士計劃，但他背後是猶太復國主義的錢……」

總編辦公室見面的最後，我問海達爾，兩年任期屆滿後，這個職位還會不會通過競爭上崗。「不好說。」不過，他對自己繼續當選有信心，「我現在每個月都分一半工資給記者編輯們……」我以為自己聽錯了，一再確認：「你把自己的錢分給下屬？」

「是的，我每月工資2萬埃鎊（相當於17000多元人民幣），分出一半，給職員們發獎金。」「是設立什麼獎項嗎？」「我不管他們怎麼分，總之給大家花。」

「我不缺錢。」海達爾在寬大的椅子上微微旋轉，「我爸爸早就是個成功的生意人。記者編輯們喜歡我。」3年來埃及革命歷程血淚交織，在中東社總編的故事裡，卻沒有一絲陰霾：「壞人」走了，短暫混亂過後，討人歡喜又識實務的好人來了，皆大歡喜。

離開總編的「聖殿」，我們走路幾分鐘，回到停車場。朦朧的路燈光下，我忽然看見收費處外牆上，噴著女記者梅耶達·阿什拉芙（Mayada Ashraf）的頭像。22歲的她曾為一家私營報紙工作，但在2014年3月28日採訪反塞西遊行時，被子彈直接命中頭部。開羅很多地方能看到這個戴頭巾的女記者被抽像化了的標記，那是新聞人的悲哀與憤怒。寫《「一·二五」革命中的人權與人權組織》的記者阿馬德告訴我，軍方指責參加遊行的穆斯林兄弟會殺害了梅耶達，但她的同事親眼所見，是軍人開的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