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開羅正午。他從裡到外，黑色正裝。
我幾乎認不出瓦利德了。3年前那個昂揚振奮的青年，沉下來，像一塊黑色的石頭。他從記者協會門前台階走下來，快到眼前我才確認是他。「你好嗎？」我伸出手。
「不怎麼好啊——」他摘下墨鏡，我一聲驚呼：一條刀疤貫穿左臉。
像幾乎所有革命一樣，3年前的解放廣場，屬於全體埃及人，但歸根結底是青年的，他們是發起者、組織者。最具規模的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一開始並沒有參加——運動最初的召集人都是世俗派，跟穆斯林兄弟會沒有溝通，但是穆斯林兄弟會的青年組織卻一早投入，繼而喚醒沉睡的本部。而當穆斯林兄弟會本部決意起義，憑借他們無人可及的動員能力，廣場抗爭迅速變為燎原之火。
穆巴拉克倒台後的一天，我去採訪「青年聯盟」領導人之一穆罕默德·阿巴斯。這個聯盟在廣場上誕生，15個來自不同派別的年輕人，聚集在一頂綠色帳篷下，摒棄派別成見，攜手抗爭。阿巴斯是穆斯林兄弟會青年組織負責人。
我剛在阿巴斯的辦公室坐下，瓦利德走進來，跟房間裡所有男人握手、貼面。他一隻胳膊吊在胸前，打著繃帶。
「這傢伙是共產黨。」阿巴斯從桌子背後站起來，拍拍瓦利德的背，親密環抱。2011年1月25日，兩人在抗議人群中結識，之前從未謀面。「他是我在廣場上撿來的好朋友。」阿巴斯這樣介紹。
瓦利德也是「青年聯盟」成員，來自「革命社會黨」，一個信奉托洛茨基的共產主義流派。我一陣驚喜，像是逮到了「活文物」——共產黨人在埃及人數稀少，行動秘密。阿巴斯說他第一次見到瓦利德的反應也是：「埃及共產黨人長這樣啊……」
阿巴斯26歲，身材高大挺直，笑容燦爛舒展，那是穆巴拉克倒台後，埃及人臉上常見的神情。革命前，阿巴斯在一家印刷廠工作。叔叔和堂兄弟都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他自己也認為那是最好的反對派，「廉潔、關心窮人」。他加入其中已經9年，在學校裡念的是商科，卻在媒體宣傳方面展現天分，常常通過網絡、電台組織活動。
瓦利德30歲，比阿巴斯矮一頭，體態敦實，臉上掛著些風霜。從艾因·夏姆斯大學法律系畢業後，他成為一名民事訴訟律師。穆巴拉克統治的最後幾年，他接了不少人權官司，也差不多在那個時候，同幾名律師一起加入了「革命社會黨」。嚴格來說，那個組織並不成「黨」，成員五六千，主要是工人、記者和律師，沒有明確黨首。瓦利德說自己是靠閱讀馬列著作才成為共產黨人的：「人要追求公平，才可以生活，不是嗎？」
粗略分下這兩個年輕人的政治光譜，瓦利德算「極左」，阿巴斯是「極右」，抗議爆發前，他們的整個人生，都在穆巴拉克統治的30年裡。他們的組織都處於地下狀態，穆斯林兄弟會算「半地下」，曾經贏得議會近五分之一席位，但是抓捕、打壓還是經常發生。2011年前各種反對派形同傳說，未曾聚合。只是在聲援巴勒斯坦人的大型運動中，偶有謀面。
埃及鬆散的共產黨組織，與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穆斯林兄弟會互有敵意。但是在反對舊制度的廣場上，兩個年輕人攜手互稱兄弟。我本來是想瞭解穆斯林兄弟會青年組織，因為偶遇瓦利德，話題一下子轉向他倆的跨界友誼。
2011年1月25日前，阿巴斯留意到網上一個世俗青年組織「四月六日青年運動」號召在「警察日」遊行，抗議暴力執法，網頁上超過100萬人點贊。對潮流的敏感，促使他決心響應，還制定策略，要求青年會的人分兩路，到開羅不同的貧困城區動員，夾擊並切斷警察封鎖線。那天早晨，阿巴斯帶著幾百人行動，號召沿途民眾跟隨，等兩區示威隊伍突破封鎖會合時，聚集人數超過1.5萬人。這個結果大大出乎意料，阿巴斯激動地跪地禱告。
但他忽然不知下一步該怎麼辦，正與同伴討論，身邊冒出一個人，他左看右看，興奮大叫：「嘿！夥計們，我們正在鬧革命，這是一場革命！」
革命社會黨也號召出來抗議，但是籌劃並不嚴密，瓦利德一個人上街，遇到了穆斯林兄弟會青年大軍。當他說出「革命」時，一下子點醒了阿巴斯，行動目標超越了對警察的抗議。
當天夜裡，他們與其他抗議隊伍在解放廣場會師，穆斯林兄弟會青年和共產黨人一起迎向警察的催淚瓦斯和高壓水槍。接下來的18天裡，瓦利德和阿巴斯吃住一處，每天都會發現新的共同點：兩個組織都倡導社會公平，組織的基礎都是中下階層人群。當然，直接把他們黏合在一起的，是對穆巴拉克統治的不滿。兩個人的外表裝束沒有明顯差異，年齡相近，都是足球迷。雖然瓦利德並不像阿巴斯那樣虔誠禱告，但他們把宗教暫時放到了一邊。
抗議持續。警察換下橡皮子彈、真槍實彈，不斷有人死去。離他們不遠處，一個年輕人被打死。瓦利德難以忘記那個年輕人的母親的眼淚。她對送葬的人群說：「你們都是我的兒子。」在內政部門前，葬禮遊行隊伍又遭槍擊，瓦利德肩頭被子彈射中。阿巴斯和穆斯林兄弟會的人抬著他，飛奔去臨時救護站。包紮、休息之後，瓦利德回到廣場。他說，從此把穆斯林兄弟會的人視為生死之交。
「青年聯盟」帳篷下面，除了這兩個意識形態不同的年輕人，阿巴斯還結識了基督教女青年領袖薩莉·摩爾，他們每天都通電話相互問好。阿巴斯說起那情形，激動地連說好幾個「難以想像」——同共產黨人和異教女性站在一起。穆巴拉克時代，社會團體因為受到打壓而各自封閉，兄弟會的人很少結交外人，也難免互持偏見。「但是，見了面才發現，跟我們持不同政治立場、宗教信仰的人，也可能是值得尊敬的好人。」阿巴斯的電話本上，多了自由派、左派、基督教團體等活躍分子的聯繫方式。
他並不是唯一有此收穫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當時社交媒體上有則短文流傳廣泛：
我弟弟剛從解放廣場回來，和穆斯林穆斯林兄弟會的人聊天。其中一個告訴他，自己後悔過去對世俗青年的偏見，特別是女性。他說，當穆斯林兄弟會的人在抗議中受傷，開羅美國大學的女生們，那些穿牛仔褲不戴頭巾的女生，衝過來幫他們包紮，送來水和果汁。這時候，他覺得埃及人團結起來了，有關宗教、生活方式的討論不再是最重要的，他希望這種團結能保持下去……
抗議期間，穆斯林兄弟會始終沒有亮出伊斯蘭旗幟，這叫阿巴斯驚奇：「穆斯林兄弟會歷史上從未有過。」當時廣場上只有埃及國旗，所有派別都不打自己的旗號。阿巴斯談到這個變化時，眼神變得深邃，彷彿看見了什麼新的東西，但又一時難以把握。
整整18天的血淚相搏，穆巴拉克突然垮台。廣場上的人歡呼震天，應和著煙花直上夜空。「像夢一樣。」瓦利德和阿巴斯都只能用這個詞來形容歷史在眼前的轟然轉折。而當我見到他倆的時候，兩人似乎還不願從那場夢裡醒來。瓦利德每天都來找阿巴斯，否則好像缺了什麼。
我望著眼前的這兩個年輕人，想到他們身上，伏著這個國家乃至整個中東從20世紀初探求出路的歷史線索。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發源於阿拉伯半島，很快從東羅馬帝國手中奪取北非。絕大部分埃及人皈依了真主，人口結構也發生改變。一小部分不願改變信仰的「土著」，延續到今天被稱為「科普特人」（Copts），也就是埃及基督徒。此後帝國盛衰邊界起落，但伊斯蘭信仰在北非西亞一直穩定延續。
1000多年以後，共產主義在歐洲興起，在當地的阿拉伯人把這種新的信仰帶回來，第一站就是埃及、土耳其和巴勒斯坦，但沒有獲得廣泛認同。接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東造成了從未有過的變局，維繫伊斯蘭信仰和傳統的奧斯曼帝國戰敗了。
雖然此前蒙古人也打敗過穆斯林，但他們走得也快，甚至還被伊斯蘭教同化了。「一戰」後，英國統治埃及、巴勒斯坦等地，猶太人回歸。幾乎與此同時，中東發現石油，先是法國、英國，稍後是美國，都投入了利益爭奪。外族人、異教徒主導了中東，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忽然陷入政治、社會和精神信仰的危機。
什麼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王權、共產主義和伊斯蘭教都試圖給出答案。1928年，埃及人哈桑·班納成立了第一個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政治組織穆斯林兄弟會，開辦學校傳播思想，建立醫院提供社會服務，這些都是為了組織起來反抗外強統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接下來的冷戰期間，強大、富裕起來的蘇聯再次向中東輸出共產主義。這時中東恰好有了一定規模的工人無產階級，「均貧富」思想在知識精英中也廣受歡迎，他們把共產主義看作中東現代化的捷徑。
共產主義與政治伊斯蘭團體彼此競爭。有時候，中東共產黨團體並不公開宣揚無神論，反而認為共產主義最符合伊斯蘭教對平等社會的追求。但伊斯蘭團體對共產主義並無好感，認為如果「外來信仰」與本土宗教追求一致，那沒有什麼存在的必要。
20世紀40年代開始，中東陷入持續戰爭，蘇聯在以色列建國中扮演暗中相助的角色，後來因國際局勢變化，改向阿拉伯人輸送槍炮。埃及曾經是蘇聯最大外援對象。雖然當時的埃及總統納賽爾既不想投靠共產主義，也不倒向伊斯蘭教，而是宣稱「民族主義永恆」，但埃及對蘇聯的高度依賴，使得納賽爾實行的其實是一種包含社會主義因素的民族主義。敘利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也被同樣的政治潮流裹挾。
納賽爾的民族主義在對以色列戰爭中宣告失敗。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在中東本來就不強大的共產主義，也落入低潮。「主義的浪花」此消彼長，每一次嘗試都帶來苦澀的結果。而在本土文化、社會秩序中扎根最深的宗教，重新在民間獲得廣泛認同。「伊斯蘭就是答案」，成了一句空泛卻鮮明的口號。
納賽爾推翻封建王權統治，曾經聯合穆斯林兄弟會力量，但後來視蓬勃的宗教組織為隱患，宗教勢力也不惜暴力顛覆世俗統治。納賽爾幾次清剿穆斯林兄弟會，先後迫使數十萬人流亡，其中很多人在沙特落腳，從事教育、工程等，積累最初資本。薩達特、穆巴拉克執政時期，社會矛盾緩和，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控制時緊時松，穆巴拉克甚至希望借穆斯林兄弟會對抗「基地」等更加激進的勢力。穆斯林兄弟會流亡者陸續回國，用他們在海外累積的資本從商，一度控制了埃及企業的十強。與此同時，埃及共產主義團體逐漸凋零。
2011年，人們又要為國家尋一條出路了。但這一次不是反抗帝國霸權，而是決定一個現代社會要不要摒棄威權統治。瓦利德和阿巴斯在廣場相遇，也許是100年來不同意識形態在中東為數不多的攜手。穆巴拉克統治像一堵牆，隔開了社會上各式各樣的反對聲音。在牆的盡頭，兩個年輕人終於相見。
可是將來呢？他們畢竟來自兩個不同的陣營，會再次成仇嗎？歷史上各派同仇敵愾之後，權力鬥爭隨之而來，比如1979年伊朗教士們在趕走國王之後，對共產黨人的清洗。
「至少我們已經找到了共同語言，那就是對話。」瓦利德回答了我的疑慮，「哪怕回到各自陣營，對話會繼續下去，從抗議那天起，我們就看到不同派別都在為埃及共同的利益鬥爭。」他停下想了想，緩緩地鄭重道來：「最重要的是，未來埃及不再只有一個聲音說話。」
採訪結束後，阿巴斯留在辦公室，瓦利德帶我去他們曾經戰鬥的地方。坦克還在街上，警察重新上崗。忽然瓦利德像是認出了熟人，逕直走向一個警察，上去握手：「嘿，可能是你或者你的同事開槍打傷了我。」警察臉一黑，忙說：「肯定不是我，我沒開過槍。我當時不在這裡。」
瓦利德滿不在乎，呵呵笑了幾聲，轉過來對我說：「是他我也不會怎麼樣。」我們一路走，街上很多年輕人，有的清理街道，有的更新標語，最常見的是「我愛埃及」，用各種語言寫成，包括中文。聖潔的氣氛籠罩埃及，寬容與希望瀰漫在每個人心間。這於我也是從未有過的體驗。
打著繃帶的瓦利德，像一個艱難獲勝的將軍重返戰場，追撫戰友的傷逝。
3年前，瓦利德留在我腦海中的形象，背景是一面畫著沖天拳頭、寫著「自由」的牆。這一次，背景牆上卻是烈士的面孔。
瓦利德、阿巴斯、街上的青年，就連警察都在這純潔期裡感動落淚。
前一天，我在解放廣場看到一群穿制服的警察衝進來——不是抓人，而是懺悔。領頭的那個被民眾舉過頭頂，淚水漣漣：「我們這些人什麼都沒干……」站到地上，他又低聲說：「埃及人是一家，你們就像是我的父親。」很多只手拍在他肩頭。也有人叫罵著，要衝進來揍他，被眾人抱住腰，拖到一邊。
一個圍觀者對我說：「現在軍隊、警察、民眾一條心。」為了幫助我理解，他的左右手掌緊緊相疊。我不敢相信：「那鎮壓呢？」「過去了。」那人一揮手。
純潔的氣氛淹沒了一切。阿巴斯還提到過一件叫他驚奇的事情：「你知道，超過5個埃及男青年站在一起，看到女性走過就可能起哄。那些天，廣場上幾百萬人，卻一起騷擾都沒有發生。」他眼角一熱：「革命改變了埃及人。」
這也正是我的體驗。雖然埃及是一個世俗化程度很高的社會，但教規對日常生活的約束還是明顯可見。保守家庭的男孩子在成長期間，正常接觸女性的機會很少，去街上揩油有時就成了他們探索異性的途徑。10年前，這是我和其他留學埃及的女生經常抱怨的話題。但是，2011年2月穿梭廣場的10來天，我沒有遇到過任何不愉快。「埃及人變了。」我也驚歎。
打著繃帶的瓦利德，像一個艱難獲勝的將軍重返戰場，追撫戰友的傷逝。內政部前的街道，滿地碎玻璃，四處可見拳頭大小的彈坑。街對面是一堵矮牆，塗鴉畫著沖天緊握的拳頭，底下紅字寫著「自由」。
瓦利德帶我轉到附近一座清真寺。醫科大學的學生老師在這裡成立過臨時救護站。供人換鞋的走廊上，曾經躺著許多傷者。瓦利德被阿巴斯他們送過來以後，醫生為他取出肩膀裡的子彈，縫合傷口。他問過醫療點的人，那些天統計到大概80名死者。
清真寺旁邊一排都是店舖，示威期間都關了門，店主們給傷員送來飲食和水。「當時顧不得什麼生意了，就是支持革命。」一間雜貨店開著，店主說道。附近小孩子都聚攏過來看我們說話，有的還偷偷摸了下瓦利德的繃帶。
最後我們返回內政部旁邊一家連鎖咖啡館，門窗全碎了。店員一邊招呼客人，一邊忙著掃出玻璃屑。喝著咖啡，瓦利德越發興奮，還是單身的他舉著受傷的胳膊說，將來要給兒孫講這段故事，何等光榮：「我媽媽說，想推翻穆巴拉克的人都在做夢。現在，我們做到了！」
離開咖啡館的時候，我一直在後悔，為什麼沒來得及拍下他講這句話時的滿臉光輝。
那曾經是我工作的模式：去一個地方，抓到別人的故事，然後離開，或者是在屏幕上用三五分鐘，告訴人們某個地方發生了什麼。有時重要的不是內容本身，而是記者在某個時間、某個空間的存在。離開之後，那些影像播出之後，似乎就封存在某個時空裡。
除了給採訪對像寄影碟，在社交媒體上讀他們的消息，我跟3年前的埃及革命者聯繫並不多。而當我離開了電視台的日常工作，可以自由選擇時間和空間時，命運的線輕輕一扯，又把我們串在一起。
2014年6月重返開羅的第一天，我打電話給瓦利德。他的聲音是歡迎的，行動卻有些躲閃。約了好幾次，他都在最後時刻爽約。終於見面的那天，他全身黑色，因為下午要參加弟弟的葬禮。他弟弟幾天前出了車禍。
見面地點在記者協會門口。3年前，我曾在這裡旁觀第一次反對派大會。台上台下打得不可開交，早就為後來的分裂埋下了伏筆。但當時人們還是樂意相信寬容的力量，包括瓦利德和阿巴斯，他們預料青年一代會拽著黨派裡的老人向前走。
記協裡面有個大會堂，是各派集會地點。瓦利德常來這裡，還登記為會員。他想找個地方坐下來說話，門衛卻不讓進。他對我說「抱歉」，轉去旁邊一棟樓。沒有牌子，不知道是哪裡，隨他進了一間很大的辦公室。辦公桌上有塊銘牌，匆匆一瞥，我只看清「艾哈邁德」。桌前長凳坐著十幾個人，好像在等誰。
瓦利德拉我到角落坐下，避開百葉窗，他的臉隱在牆背後。「我在電視上批評了所有人。」他解釋臉上的刀疤。2012年總統選舉前，他在一個政論節目中批評沙菲克是穆巴拉克舊臣，穆爾西的承諾難以兌現，某某候選人又跟軍政府有關，結果回家路上，幾個人上來猛拳亂刀。「不知道哪一派干的，因為我把他們全罵了。」當時警察就在500米開外，但沒有過來干預。
推翻穆巴拉克之後，瓦利德繼續接人權官司，得罪的都是掌權者。最近一次是24名學生到塞西將軍住所門前抗議被抓，瓦利德為他們辯護。警察在他的事務所門口設立崗哨，不准人靠近。瓦利德挪了個地方，仍有便衣騷擾客戶。漸漸地，沒人找他打民事官司了。
3年前，軍方「順應民意」趕走了穆巴拉克，但這股民間力量也讓他們害怕。穆斯林兄弟會被鎮壓了，「四月六日青年運動」遭禁了，「革命社會」仍然非法。
廣場上的「青年聯盟」解散了。軍方成功分化了社會上的力量。穆斯林兄弟會執政前，被認為跟軍方達成了秘密協議，保障他們在埃及經濟中大概三分之一的利益。包括「革命社會」在內的世俗派，咬牙跺腳，宣稱宗教組織出賣革命。而穆斯林兄弟會掌權之後，強推伊斯蘭教法，只提拔自己的人，導致世俗派與他們徹底決裂。雖然他們之前發現彼此許多共同之處，但在誰有權規劃埃及的未來上，分歧難以彌合。
更不用說基督教堂被人縱火、社區遭到報復這類事了。黨派老人或極端者的行為，不可能不影響曾經聚集在一頂帳篷下的青年。曾經與阿巴斯結成好友的基督教女性對媒體說，她再不願見到「青年聯盟」裡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我不可能不想狠狠揍他們的臉」。
純潔的氣氛飛快消散。在我離開後不久，廣場上侵襲女性的報道不斷傳來，美國CBS電視台節目《60分鐘》的女記者遭到圍攻。很多埃及人相信，那是一場有計劃針對外國人的襲擊。我拿著那名流淚警察的照片，在開羅各處崗亭詢問，沒人知道他的下落。解放廣場的一名值班警察說：「這一帶的警察早就全換過了。」
無論如何，瓦利德和阿巴斯仍然是好友。2011年2月之後，他們重回廣場反對軍方，甚至在穆爾西執政期間並肩抗議穆斯林兄弟會的政策，直到阿巴斯流亡去了卡塔爾。見到瓦利德之前，我已經獲得這個消息。
「說說你3年來的生活。」我有些擔心辦公桌前等候的人會聽見我們的對話，於是壓低了聲音。
瓦利德點上一支煙，臉埋進煙霧裡。「官司接得少了，收入很成問題，賣了公寓，賣了汽車，還接到恐嚇，最後妻子跟我離婚了，帶走了兒子……」
哦，3年前，在廣場上，他不但收穫了和阿巴斯的友誼，還種下了愛情。那年我們見面時，他還不好意思提起。朋友們因為瓦利德的勇氣和堅定，給他起了個綽號「元帥」。那女孩也這麼叫他，跟著他一起抗議。
瓦利德給我看手機上兒子尤素夫的照片。兩歲了，踮著腳翻一本小人書，側面很像爸爸。還有更早一些的，瓦利德和妻子抱著襁褓中的孩子參加集會，背後標語寫著「推翻軍統」。妻子兩條眉毛又彎又長，嘴唇寬闊，看起來是個非常有主見的人。「我們曾經相愛，我一點都不怨她。」埃及是阿拉伯國家中第一個允許女性提出離婚的。瓦利德還常探望兒子，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能為父親的經歷感到「光榮」。
「你媽媽怎麼樣？」我想起那位看著兒子美夢成真的母親。
「今年1月過世了。肝功能退化，醫生建議到英國治療，但是我已經沒有收入……」瓦利德講遇襲講離婚，都還平靜，嘴角掛著自嘲的笑，但一說到母親，眼圈紅了。
他自幼失怙，母親做製衣女工，拉扯大兩兄弟。「媽媽去世，我生活中最後一面牆倒了。」他說自己生活中的四面牆是：工作、妻子、母親和朋友。工作沒了，婚姻散了，母親亡故。
「朋友呢？」
他停了一會兒，掰著手指，數到13個朋友被打死，22個在監獄裡。他帶著歉意說：「不好意思，太多了。」
我不敢再問了。牆倒了，牆倒了。瓦利德最後一次見到阿巴斯時，勸他能夠離開埃及是好事，「但我不走，我的孩子在這裡」。
他抽第二支煙，問我要不要喝點什麼。越過我的頭頂，瓦利德向我身後坐著的一個大個子喊：「麻煩幫我們要一杯咖啡、一杯紅茶。」大個子穿著紫黑豎條襯衣，緩緩從椅子裡站起來，過了一會兒，從街上招進來一個賣茶水的。
「塞西現在剛坐上位子，等坐穩了，遲早會拔掉喉嚨裡的刺。」瓦利德在煙霧裡瞇起眼睛，「我知道自己就兩條路：坐監獄，或者被暗殺。要麼我閉嘴。可我不想閉嘴。」
三年動盪，人心疲累。我問瓦利德，難道不應該給塞西一點時間，實現穩定，再圖改革？他重重地搖了搖頭：「過去3年，軍方搞出了亂子，讓老百姓恐懼，然後站出來說『我給你們穩定』。這完全是個騙局。」
「就算是騙局，到了這一步，百姓難道不要經濟復甦嗎？」
「如果塞西真的能夠做到，我向他致敬。」他做了個敬禮的動作，「但問題是，他不可能改變權貴資本的結構，到最後財富還是集中在少數上層手中。」
我竟忘記了，「托洛茨基派」講的是「不斷革命」，沒有終點的革命。3年來，他們反軍方、反穆斯林兄弟會、反黨禁、反新憲法、反穆巴拉克審訊拖延……可是，廣場革命就是最好的辦法嗎？在新的抗爭中，瓦利德頭部受傷，他驕傲地給我看頭部纏著繃帶、鮮血殷殷的照片：「我付出了我的血。」
可是，我有些擔心，瓦利德困在原地了。
他承認，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自己受到監控，無法自由地跟其他人接觸，探討由下至上的新變革。他的同事試圖去到農村或者其他城市，但一有行動即遭逮捕。
「他們派了4個人跟蹤我，打報告。」
「所以我們見面他們知道？」
「這裡就有。」
「你認識嗎？」
「你身後那個。」
剛才幫叫茶水的大個子！「你居然跟他說話？」「他也要活啊，有時候我並不隱瞞跟誰見面說了什麼，這樣他好有點東西匯報。」這時候我才明白，瓦利德為什麼在阿拉伯語和英語之間切換，因為跟蹤者不懂英語。他一開始並不想跟我在這個辦公室見面，因為他常來這裡工作，一早測試過誰是監視者。
「那至少為了你自己的安全，能不能妥協？」
「我不能，軍人手上沾了我朋友的血。」
「為什麼不現在就抓你進去？」
「因為某種程度上，我還有保護人。」這位「保護人」後來走進來時，我才知道這是他的辦公室。那個人臉上有一大塊粉紅胎記，進來跟每一個人握手。瓦利德右手放到左心，向他致意，小聲對我說：「這是我的主人。」那人是出名的大律師，支持者眾多，如果他或者受他保護的人有什麼閃失，恐怕會引起騷亂。
我忽然想起一個俗氣的問題，卻又不得不替許多人問：「你現在經濟都成問題，怎麼搞革命呢？歐美人不幫助你們嗎？」
「首先，他們不給。」瓦利德不是什麼一呼百應的領袖，「其次，在埃及，如果你收了西方的錢，你所做的一切都會變得不正義。」他這樣理解。
我們離開那間辦公室時，穿紫黑條紋襯衣的大個子目送著。我回頭看他，他扭頭望向別處。呼喚禮拜的聲音穿透開羅慵懶的正午。白花花的陽光底下，瓦利德黑色的葬禮正裝閃著光。
我們在記協門口話別。他背後灰白色牆上，畫著4個大大的頭像：梅耶達·阿什拉芙、侯賽因·阿布·戴耶夫、艾哈邁德·馬哈茂德、納塔米爾·阿布杜·拉烏夫，都是過去3年死於新聞現場的記者。2011年以來，已經有11名記者被殺，其中幾起至今說不清兇手是誰。
3年前，瓦利德留在我腦海中的形象，背景是一面畫著沖天拳頭、寫著「自由」的牆。這一次，背景牆上卻是烈士的面孔。
他走出來埋葬了一個舊政權，也送走了自己最好的生活。「我希望他們不要秘密處死我，必須在大街上。如果能站立著死，我就贏了。」他向我道別時說。
不論世事如何變遷，開羅街頭依舊喧囂吵鬧，塵土飛揚。在開羅機場，我經歷了熟悉的無序、低效和混亂，終於飛往卡塔爾首都多哈。航班上，我不斷想起瓦利德不惜性命為國家尋一條正途，但歷史的路，卻是往復兜轉。
中東現代史元年是1798年，法國將軍拿破侖帶著400艘戰艦、5.4萬人入侵埃及。奧斯曼帝國無力保護屬地，埃及部落面對堅船利炮不經一戰，但是拿破侖的統治卻陷入無邊的游擊抵抗中。尼羅河邊，英國艦隊虎視已久，在拿破侖佔領一年多後，就趕跑了法國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拿破侖回到法國後，以稱帝的方式正式終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中產階級起義。法國大革命的結局，便是迎來了軍人統治，埃及革命者瓦利德，也許不應對本國現狀感到驚訝。
拿破侖入侵埃及也許是一場短暫的鬧劇，但是隨他一同來到中東的是法蘭西科技與藝術學院的頂級專家：工程、地理、機械、化學、物理、植物學等等都因此傳播到埃及，播下現代化的種子。穆斯林兄弟會青年阿巴斯原是印刷廠工人，阿拉伯語印刷機就是拿破侖最先在埃及嘗試的，儘管他印出來的第一份公告錯誤百出，鬧出了不少笑話。
歷史像一張網。誰都躲不開自己的所來徑，但因和果可以驚人相悖。
降落卡塔爾，機場安安靜靜，只聽見一片窸窣的電子聲。新航站樓入境處，一色白袍男工作人員。他們的袍子白得耀眼，頭巾尖角折得挺括。「看鏡頭。」他用英語說。腳下忽然升起一部相機，我毫無防備，一切都是最先進的。
「你應該多待幾天。」接我的朋友替我惋惜，「卡塔爾雖然很小，卻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卡塔爾人均收入在2013年排名全球第一，還贏得了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球賽場地陸續開工。
街上一個走路的人都沒有，也沒有公共汽車。「人都在私家車裡。」這位朋友買了最大排量的越野車，在這裡不用在乎節能——天然氣和石油是國家財富的來源。卡塔爾實行的是君主制，沒有受到「阿拉伯之春」波及，局勢穩定。
一個從未謀面的阿拉伯語學妹，一起來接我。多年前，她在北京的一個國際會議上為卡塔爾公主做翻譯，結下緣分，後來受邀到卡塔爾伊斯蘭藝術館工作，還被送到倫敦學習相關專業。卡塔爾工資高，住房由政府免費提供，學妹很高興，搭上能源王國的快車，一切發生得仿如神話。「但是這裡的人有種不安全感，財富來得太快，他們擔心一夜之間也會失去。」
朋友送我去跟阿巴斯約好的餐廳。那是一家五星級酒店的餐廳，侍者膚色較深，可能來自巴基斯坦或者印度，都說英語。我心裡略有不安，阿巴斯選擇這個餐廳會不會有些奢侈？
他出現了，笑容溫暖，像3年前第一次見面那樣，大大方方跟女性握手——這個細節一早說明了穆斯林兄弟會青年跟傳統派的不同。「約你在這裡，一定要你嘗一下這道土耳其甜品。」阿巴斯熟門熟路，常來吃飯。
離開埃及之前，他就被穆斯林兄弟會開除了。2012年，部分穆斯林青年成員成立了新黨派「埃及潮流」，他們原來叫「伊斯蘭潮流」，一字之差說明不再以意識形態結黨。阿巴斯是創始人之一，現在已經招募到1700多人，其中只有106個曾經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埃及潮流」不排斥女性成員——講到這裡，他的神情更加愉悅，其中一個現在成了他的未婚妻。
他跟穆斯林兄弟會決裂在組黨之前。穆巴拉克下台後的第一次選舉前，反對派曾經在開羅費萊蒙酒店召開3天會議。阿巴斯說，穆爾西答應做一些妥協，但離開會場後全部食言。「我一早認識穆爾西，這人很固執，不是做政治家的料。」阿巴斯在外旅行時，收到電話通知他「不再屬於穆斯林兄弟會」。
變卦似乎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常態。3年前，我採訪穆斯林兄弟會負責人之一阿卜杜·邁阿古德（Abdu Maargud）。當時他肯定地說，穆斯林兄弟會只參加議會選舉，不會派代表競選埃及總統。「我們無意掌權，任何獲得大部分民眾支持的人，我們都會接受他當總統。」
「包括女性，或是基督徒嗎？」
「任何人。」
這也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公開表態。但是很快他們就變了主意，「我們要議會，也要總統」。這也許是地下組織基因裡的靈活性，但也遭詬病被認為「無原則」，難以信任。
2013年下半年，軍方秋後算賬，阿巴斯的身份既是前穆斯林斯林兄弟弟會成員，又是活躍的青年革命者，處境越發艱難。這時，卡塔爾向他伸出雙手：半島電視台邀他到演播室評論埃及局勢。軍方向穆斯林兄弟會示威者開槍的時候，他坐在主播台上點評。只是節目播出之後，他再也回不了埃及了。
拒絕入境似乎沒有給他造成多大困擾。「這裡的環境當然好多了。」餐廳裡音樂裊裊，落地窗外噴泉傾瀉。一星期前，阿巴斯通過網絡視頻向未婚妻求婚，他的母親同時帶上聘禮去女方家裡。那女孩很快就能來卡塔爾跟他團聚。
阿巴斯仍然與不同派別保持聯繫。我給他看那名女基督徒批評穆斯林兄弟會的話，他說那是針對聯盟中的另一個人。「薩莉·摩爾還是我好朋友，我們還有聯繫。」他承認「青年聯盟」解散是個錯誤，本來他們可以擰成一股力量，「又或許，那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吧。」現在，他更注重跟各派領袖保持個人友誼，「那是唯一超越政治的」。
阿巴斯身上有種腳踏實地的天然親和力。在卡塔爾，他靈敏的草根政治嗅覺，很快與理論結合，成為「阿拉伯中心政治研究員」。能源王國還計劃送他去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
「一個人在這裡會孤單嗎？」我想起卡塔爾講的阿拉伯語跟埃及方言差別很大，不知道阿巴斯會不會起鄉愁。
「我的朋友都到卡塔爾來了。」他狡黠一笑，「我在這裡的朋友比埃及多。」我恍然大悟，2013年埃及軍事政變前後，卡塔爾收留了眾多穆斯林兄弟會成員。
阿巴斯正在想辦法把瓦利德也接過來，「他需要休息，我們都累了」。我說，在開羅見到瓦利德，他不願意離開。「他是那麼說。」阿巴斯抽起蘋果皮味道的水煙，「我喜歡他這個人正直勇敢，但是私下裡，我感覺他還是害怕的，每天提心吊膽。他跟我表達過想出來。我一定要幫他，但是很難。」難度顯而易見，阿巴斯是有影響力的政治新星，瓦利德只是一個倔強的律師兼共產黨人。
我眼前出現了更大的圖景：沙特阿拉伯給塞西政府10倍於美國的援助，拉攏埃及。卡塔爾與沙特是對頭，接收與埃及現政權勢不兩立的穆斯林兄弟會青年。這兩個國家都坐在從天而降的巨大能源財富上，隱隱的不安敦促著它們尋求長久的政治影響力。上一次，阿巴斯和瓦利德相逢在國家內部融合的舞台上，眼下，他們又出現在地區角力的棋盤上。這盤棋上所謂的「外來勢力」，主角不再是西方，而是同為阿拉伯族裔的鄰居們。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概有邊界有競爭，「外部勢力」就不會消亡吧。
幾個月後，瓦利德出現在卡塔爾，同樣再不能回去。他和阿巴斯一起看球賽，給我發來團聚照片。但是他不告訴我是怎麼出的埃及，只承認被自己的黨開除了。他原本放不下兒子，但是對他的逮捕令已經下達。
接下來，阿巴斯在土耳其舉辦了婚禮。看到照片，我才發現新婚妻子也是知名的活動家。阿巴斯將滿30歲，越來越多出現在英文媒體上。瓦利德過得不是特別開心，但至少暫時獲得了安全和自由，不能去到的，只有他們為之尋找出路的祖國。
那天在五星餐廳，吃完木盤子盛來的精緻土耳其甜點，我問阿巴斯對埃及還有沒有牽掛？他望向窗外：「我懷念開羅的街道。那些聲音和人，那是我的街道。」水煙霧中，他臉上露出難得的淒婉，「當然還有解放廣場，我們曾開玩笑說，解放廣場上可以獨立建國——那是一個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