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址寫的是30室，三樓卻是從31室開始，二樓到29室為止。返回一樓問門衛，原來要坐電梯到夾層。我很難想像這棟大樓的結構，樓上樓下跑了幾次，終於找到寫著「30」的門。
開門的正是艾哈邁德，滿面笑容，圓圓的眼睛充滿善意，也多了些倦意。他從會議中抽身，引我們去辦公室。走廊牆上掛著公司的名字：「法塔赫勒巴巴工程公司。」路過幾間辦公室，一眼望去沒什麼裝飾，十來個職員坐在各自辦公桌前，桌上堆滿了文件夾和紙張。
3年前第一次見到艾哈邁德，是在穆巴拉克下台後反對派第一次大會的現場。會議目的是選舉產生一個20人委員會，在權力過渡期間負責向軍方提交民間各種訴求。不同派別代表輪流上台講話，有人情緒激動，好像又回到了解放廣場抗議時期。有的講話獲得歡呼，有的激起咒罵，有人急於爭辯，有人吵得面紅耳赤。
我走出來透透氣，見到一個高個子站在門邊，垂下來的右手包著紗布，便問他是不是抗議期間受了傷。他說他叫艾哈邁德·法塔赫勒巴巴，一個多星期前在廣場上，警察施放催淚彈、對空鳴槍，他跟朋友們一起跑，跌在一大塊碎玻璃上，刺傷了手。
「這點傷不算什麼。」他自豪地揚起那隻手，引用另一個艾哈邁德——埃及詩人艾哈邁德·邵基（Ahmed Shawqi）的句子：「通往自由的門是紅色的。」
艾哈邁德畢業於開羅美國大學工程系，經營家族企業。他定義這次革命的主力是「中產階級」：「這不是為了麵包的革命，而是為了自由。」
我問他，經濟實力能不能保障埃及中產階級多一點自由？他搖頭：「過去30年，穆巴拉克統治下，自由和人權都非常有限，國家在政治經濟方面積累的矛盾，最後變成腐敗和不公正。」作為企業主，他在工作中常常感受到這些矛盾，「即便你有自己的生意，如果不認得高官，項目就做不起來，如果你需要任何手續，任何官方文件，就得行賄，來換取本來正當的權益」。最讓他煩心的竟是交通狀況。「5年前，我從家裡到公司開車半小時，現在卻要一個多小時，這說明政府根本不在乎我們的生活……」
一個經濟狀況良好的人，為何捨得以性命相搏？「某些時刻，你不得不克服自身恐懼，去做對你、對國家好的事情。」艾哈邁德還鼓勵臉書上1500多個朋友出來抗議。
說到未來，他雙眸殷切：「政治工作是宏大的，不僅僅關於選舉，或者謀求自己的利益，應該啟蒙民眾，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權益。我的角色只是一個『活躍分子』。」這次他以「平民」身份觀摩反對派大會，並不尋求什麼政治地位。
我們走回會議現場時，有人打起來了。一個人揪住另一名發言者的領子，兩個人從台上打到台下，兩邊的人加入進來勸架，看上去卻像是一團人相互撕扯。吵架的原因，據說是其中一個強調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要求在20人委員會中分配給他們更多名額，而另一個相當不滿……
現在，艾哈邁德的手傷早就好了。我問起3年前引用的詩句，他笑得風輕雲淡：「那門上染了太多的血，但是，門還沒有開。」他搖搖頭，像是否認什麼，「2011年革命的時候，大概死了1000人，接下來3年，幾千人付出了生命，我自己就有不少朋友犧牲了，還有老師，我能數出五六個，其中有跟我非常親密的」。
「貪污腐敗還跟原來一樣，甚至更糟。」他又笑了，像是在談論一樁別人的蠢事，「堵車也沒有好轉。」經濟不景氣，艾哈邁德的工程生意自然也受影響。「上次我說革命不是為了麵包，現在好多企業主，特別是小生意人，期待任何可以快速穩定局面的方案：『不要自由，給我麵包吧，我真的需要。』」
艾哈邁德的辦公室在納賽爾城。這是61年前埃及共和國建立之初的新城區。如今，新城早就住滿了人，水泥建築林立，但有的好多年還沒有封頂，鋼筋支稜著。綠蔭道上，鳳凰樹開花，火紅連片，仿若雲朵無聲燃燒。上午10點，地鋪商店陸續開張，夥計們各自潑水打掃門前的人行道，動作緩慢。
穆巴拉克下台之後的一年，艾哈邁德還經常去廣場，參加各種集會，當時人們要求軍方還權於民。但是，他漸漸意識到「街頭運動分化」，最初集中爆發的那股力量散了，反對派內鬥不斷，穆斯林兄弟會執政期間「犯下嚴重錯誤」。
「我學到的教訓是：你得先準備好。幾次遊行不能徹底改變社會。埃及文盲率高，大批人口在貧困線以下。這些都不是在街頭能夠解決的。」
艾哈邁德身邊很多人離開了埃及，他理解那是因為「高高的期望撞上了牆」，但是自己並不打算放棄。他的戰場不再是廣場，而是用經營公司賺來的錢，開辦夜間學校，教授宗教知識，第一年就有1000人參加；跟朋友一起辦視頻網站，自己出鏡主持短片，也製作MTV，還用動漫講解「什麼是政府」「什麼是憲法」等，這些正是他3年前發的願：「啟蒙民眾。」雖然網站上一些短片獲得幾十萬點擊，艾哈邁德也清楚這樣的努力仍然微小，只是自己「從來沒有停止」。
3年前，他無懼抗爭；3年後，他勇敢地把2011年革命稱為「一場失敗」：「我曾經有夢想和期待，現在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如果真要打開那扇門，恐怕它會非常非常紅。」但是他絕無悔意：「那是我人生經歷過的最純粹的事情，人們真誠地為了一個更好的未來而去抗爭，只可惜我們沒能成功。」他笑得甜蜜，眼睛似乎望見遙遠的地方：3年前，最初的廣場。
我們交談了將近一小時，艾哈邁德還要繼續開會，他的電話不斷在響。離開公司的時候，我又看了一眼走廊裡的鐵牌。那麼巧，艾哈邁德的家族姓氏「法塔赫勒巴巴」，在阿拉伯語裡正是「開門」的意思。
二
埃及出租車通常沒有空調，夏天窗戶大開。正午穿越整個城市，後座上熱風長驅直入，我覺得自己像一塊乾衣機裡的抹布。一小時後，新開羅[1]到了。連排單色別墅，棕櫚輕揚，彷彿沙漠蜃景。這裡的安保似乎比城裡更嚴格，汽車必須在欄杆前停下接受問訊。一個年輕人在門口等我，接我進去，也不多說話。
當天上午，吉妮打來電話，邀我參加在新開羅舉行的一場朋友聚會。吉妮是我唸書時約旦同學的閨密。同學建議我到了埃及盡快聯繫吉妮，因為她正要移民美國。
我們第一次見面，約在扎馬利克島上離她家不遠的一個餐廳。這座島被視為開羅的「富人區」，為尼羅河左右環抱，雖然有橋樑通向島外，但地理上和心理上，還是隱約與開羅其他地區的喧囂隔離。吉妮微胖，皮膚和頭髮的顏色都非常淺，樣子更接近歐洲人。吉妮並不知道自己祖上有任何非阿拉伯血統，現在已經結婚一年多，先生也是埃及人，兩人都有在美國生活的經歷，決心移民，因為「現在的埃及不適合養孩子」。
推翻穆巴拉克3年了，但在她看來，一切卻變得更糟：「我剛去內政部更新護照，2005年『通路子』花了50鎊，今年漲價成200鎊了！」
「如果不給錢呢？」
「不找關係他們就刁難你！」她穿過內政部辦公室的時候，看到那些漫不經心的職員，很難相信3年前他們也曾出來抗議。
我們見面的第二天就是總統選舉日，軍人出身的塞西（Abdel Fattah Saeed Hussein Khalilel-Sisi）看起來穩贏。吉妮不打算去投票，她指指周圍背靠尼羅河玩自拍的年輕人：「這些人都不會去，我們不要軍政府。」
吉妮從來不是廣場上的積極分子，只是經過的時候去看一看。所以她建議我見見她的朋友們，「曾經都是真正的革命者」，這次聚會也可能是她離開埃及前的最後一次。「不過，他們在派對上不會聊政治。」吉妮囑咐我，「大家都厭倦了，需要休息。」
可是電話裡吉妮沒告訴我新開羅私人別墅舉辦的是泳池派對。10多個青年男女穿著清涼，在水中嬉戲，有人半躺在草坪上，打開整箱整箱酒精飲料，或是高聲討論燒烤用哪種醬汁更好吃。如果這些人曾經是廣場上的抗爭者——面對此情此景，我很容易相信：埃及革命完蛋了。
這些人的年齡在二三十歲左右，有記者、商人、公益活動者、音樂人，大多出身中上層家庭。2011年穆巴拉克剛下台的時候，他們曾站出來反對軍政府不肯還權於民，穆斯林兄弟會執政時期，他們也曾經抗議宗教組織不務實事。但是2013年夏，軍隊廢黜民選的穆爾西（Mohamed Morsi）推出了自己的總統候選人，讓這些年輕人失望透頂：3年革命，權力只是在軍方和宗教組織間反覆易手，而滿腔熱血的世俗青年，被推到了一邊。
在一個禁止公開售酒的國家，派對上的啤酒、伏特加來自黑市，價格比在其他地方貴出好幾倍。別墅很新，還沒擺全傢俱，空蕩蕩靜候人潮。新城別墅區，是扎馬利克後代們向外拓展的又一個隔離島。不論是日常喧囂，還是革命大潮，在開羅你總能找到躲避這一切的小小天堂。
眼前這些年輕人享受的物質生活、關起門來開派對的自由，跟他們的歐美同齡人沒有任何差別，更叫我驚奇的是，他們相互之間說的是英語，偶爾夾雜一些埃及方言。吉妮跟所有人只講英語，我以為是為了我——我會講阿拉伯語，但對方言有些生疏。「噢，不是因為你。」吉妮澄清，他們平時就是這樣交流的。初次見到吉妮的時候，我們用阿拉伯語交談，但很快她就切到了美式英語。
別墅女主人是33歲的薩拉·諾瓦亞，一頭黑色卷髮，圍一條沙灘裙，正在查看各種烤肉的成熟度。她從父母那裡借錢買下了這棟別墅。我沒有任何泳池派對的裝備，就過去給薩拉打下手，可沒想到她一見到我，劈頭蓋臉就問起中國河北複製獅身人面像的事情，這在埃及官方和民間引起很大反響。「難以置信！他們究竟在幹什麼？」作為一個自豪的埃及人，薩拉的表情很受傷。我表達無奈之後，趕緊轉換話題，問她最近忙什麼。
薩拉的專業是環境學，兩年前從歐洲拿到一筆基金，幫助埃及農民把產品賣到扎馬利克島，繞開抽取大量利潤的中間商。這個叫作「Nawaya」的項目，還介紹歐洲專家到埃及，教農民種植附加值更高的有機產品。薩拉第一次下鄉充滿挑戰，農民們不明白這個城裡來的姑娘要幹什麼，「剛開始他們以為我是間諜」。等到產品賣出高價，農民們才歡喜起來。「Nawaya」的阿拉伯語意思是「種子」「意願」。
她打開手機上Nawaya項目的臉書網頁給我看。「105天的土雞，35天內會生蛋，30埃鎊一隻！」「素食者福音：阿拉伯椰棗汁，天然無蔗糖！」「Nawaya在德語媒體上發表文章，闡述家禽養殖新概念。」「為期兩天的Nawaya工作室，專家向農民講解土壤與種子的關係，如何合理使用化肥。」
每一條消息都以英文、阿拉伯文兩種語言發送，多數配有照片。其中一張，在扎馬利克市集的攤位上，一個黑頭巾黑長袍包裹下的農婦，站在3個穿T恤牛仔褲的女孩中間，背後小黑板上的產品介紹全是英文。
農婦的名字叫烏姆·阿卜杜拉，住在離首都開羅100多公里的法尤姆。她和3個孩子5年前被丈夫拋棄，生計艱難。一天，她聽說有個Nawaya組織在鄰村辦「椰棗節」，便立刻爬上自家椰棗樹，打下一籃子跑去加入，成了其中一員。現在，她根據Nawaya的培訓，養了幾百隻當地土雞。不過，跟傳統放養方式不同的是，這些雞吃有機飼料，喝淨化水，夜間還有煤氣暖燈保溫，市場價格自然也更高。扎馬利克島民或其他地方居民可以通過電子郵件訂購。
網頁上還有薩拉和烏姆·阿卜杜拉一起醃製雞腿的照片。美國福特基金會贊助的英語媒體專欄，報道了Nawaya的故事，標題是《埃及女企業家身上仍能感到革命精神》。
農民占埃及總就業人口的三分之一，但3年前反對穆巴拉克的大規模抗議示威，集中發生在城市，而城市中產與農民之間向來缺乏聯繫，所以當革命的後續發展令城市青年深感失望後，他們希望更多地瞭解自己的國家，其中一些人選擇的，就是最近又最陌生的農村。
薩拉一再提醒，Nawaya的規模還很小，至今總共培訓了20戶農民，再由他們向其他農民傳授種植經驗。Nawaya並不是唯一從城市走向農村的青年組織，具有類似專業背景的年輕人也在嘗試，其中幾個團隊還與Nawaya結成夥伴。一名常駐開羅的法國環境科學記者報道了這個趨勢，稱之為「可持續農業：埃及靜悄悄的革命」：
規模中等或小型的有機、可持續農業，革命之後在埃及紮下根。但是要把開羅遍是垃圾的房頂變成蔬菜花園，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埃及政府一般傾向大的農業公司，幫助他們出口農產品，很少理會小農業主……
穆巴拉克倒台之後，年輕人的力量並沒有消失，就像其中一個指出的：「革命給了我們很大鼓舞，最近幾年很多青年丟了鐵飯碗，剛好開始追求自己的夢想。」
我指指文章中反覆出現的「革命」，薩拉的表情有些苦澀：「革命過去了，但我們還在做事情。」吉妮連連點頭，說自己閒的時候，曾經開車幫薩拉到農村送種子，以前她從未下過鄉。Nawaya無疑是薩拉最愛談論的話題，她的眼睛越來越亮：「明天一早，有兩個我們項目的農民，在扎馬利克市場上擺攤，你可以過來看看。」
「不談政治」的禁忌，不過是一層薄薄的自我保護。一個穿白色比基尼的女孩在充氣鴨子上曬陽光浴，薩拉招呼她過來認識我：「這是你同行。」比基尼女孩在一家剛剛開辦10個月的新聞網站工作。過去一年多裡，埃及記者經歷了穆巴拉克時期都不能相比的嚴酷，我好奇她的工作會不會遇到很多限制。「至少，我們不做自我審查。」她說。不過，能做到這一點，只是因為網站太新了，影響力還不夠，尚未引起重視。比基尼女孩預估「忽視下的自由」可能長不了，但是他們能做的，也就是姑且繼續。
泳池裡的人陸續上岸，圍坐著開始吃肉。聊起來，我才發現，不願回憶革命，除了出於現實的挫敗感，還因為這群朋友中有人受傷，有人犧牲，這些是不敢輕易碰觸的傷口。他們中幾乎一半都打算離開埃及。「可我們會回來的！」吉妮說。薩拉則希望20年後，曾經為革命付出代價的人會佔據社會重要崗位，推動埃及真正的改變。「畢竟，革命是我們開始的！」她舉著一條雞腿說。在我告辭離開的時候，大家乾杯：「為了革命！」
我搭吉妮的車回城裡，一個正要移民瑞士的男孩坐在後座。說起派對上的人，吉妮忽然想起來：「帶你進來的那個男孩，是阿曼·努爾的兒子！」阿曼·努爾是穆巴拉克時代最知名的反對黨黨首。穆巴拉克在西方壓力下，允許努爾的「明天黨」註冊。努爾曾在選舉中挑戰穆巴拉克，但不久便遭囚禁。3年前，我在開羅採訪他時，穆巴拉克剛剛倒台，歐洲議會官員「第一時間」拜訪了他。但是，3年來努爾在埃及政治舞台上作為有限。過去這幾年，舊勢力此消彼長，新團體雨後春筍般出現，誰曾經受到西方重視，並不能保證什麼。
原來別墅門口見到的是他兒子，但後來一句話都沒講過，全無印象。他也沒有加入我們的討論。「努爾的兒子很低調，對外從來不提自己的家庭。」吉妮說，父母都是政治積極分子，也有意推動他從政，「可是他怕了。」
正說著，一個交警攔下我們的車，指示吉妮搖下玻璃窗，然後說了一通什麼。吉妮面露慌張，用英語問後座搭車的男孩：「他說什麼？」這時我才信了，她的方言真的不合格。警察查了駕照車證，問問去哪兒就放行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給薩拉，約她去市場看看。長長的鈴聲過後無人接聽。下午兩三點，才接到回復，她的聲音慵懶，歉意連連：昨天喝多了，市場也早就結束了。那兩個農民由Nawaya其他同事帶著，他們的買賣倒沒耽誤。
三
走進萬豪酒店咖啡廳，我一愣。唯一空著的，竟然是3年前同一張桌子，露天花園裡，正對草坪中間那張。
魯特菲幾乎同時走進來：「你來得真巧，下星期我就不在埃及了。」他住在附近，兩次見面，都約在扎馬利克島的這家酒店。魯特菲落座，卻神色不寧：全家搬去美國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只是運送寵物狗的手續還沒弄清楚。
魯特菲是朋友的朋友，3年來，我們常在社交媒體上見面，但我對他的認知總是因種種巧合加深。2011年2月，從香港飛往開羅的飛機上，我隨手拿起一張英國《金融時報》，有篇報道講到如火如荼的埃及革命，標題是《沉默的中產階級發出聲音》：
魯特菲·穆罕默德從來沒有投過票，也沒有參加過抗議，過去他的精力都放在地產生意上。
但是1月25日，當數萬人在開羅遊行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他感到必須上街，還叫上了兩個朋友：一個投資銀行家和一名市場經理。
37歲的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可以對埃及的未來產生影響。沉默的自由派中產階級，在這次史無前例的起義中發揮重要作用。
穆罕默德先生承認他曾經害怕：「我不是一個士兵。」但是他親眼見證抗議規模不斷擴大，令人鼓舞，「如果只有兩三百人參與，我會擔心人身和財產安全，但是他們無法逮捕4萬人，無法起訴4萬人，無法打擊4萬人」。
……
中產階級是埃及社會中的小部分，他們生活舒適，與貧困大眾幾乎隔離。但是生活在一個官僚、腐敗、低效甚至不安全的體制中，中產階級同樣感到失望，而這種失望，現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達出來。
穆罕默德先生在社交網絡上看到反穆巴拉克帖文，發現在他的階層之外，還有許多人像他一樣憤怒。「我不是因為個人的經濟狀況而抗議，」他說，「但是過去10年，特別是最近5年，埃及社會總體上變差了。」
他希望抗議能夠產生一種新的政治力量，產生值得信賴的領導，讓像他這樣的人，在政治上有參與感……
當時我還沒見過魯特菲，只聽朋友介紹他是地產商，他們在一次商務活動中會面，魯特菲為人熱情，頂著毒日頭帶他去看金字塔。報道中這位「魯特菲·穆罕默德先生」年紀和名字吻合，姓氏卻不對——更換了假名，是記者為了保護採訪對像常用的手法。我心裡劃過一個火花，但又覺得這樣的概率很小。
第一次見魯特菲前，他在電話裡表示歡迎我的到來，樂意一敘，但絕不接受電視採訪。在萬豪酒店的這張桌子上，我攤開《金融時報》，一絲得意浮上他的面孔：「那個人是我。」《金融時報》駐開羅記者通過社交網絡發現魯特菲，於是寫了他的故事。第一次與我見面時，穆巴拉克剛剛倒台，魯特菲還沉浸在興奮中。他在臉書上十分活躍，推特都積累了一萬多粉絲，他稱之為「手機抗議」。
不過，他笑著指出報道中有個錯誤：「坦白說，我屬於『upper-class』（上層階級），而不僅僅是中產，我是想說，富裕階層也是壞制度的受害者。」
3年後，我們點了一模一樣的飲料：兩杯咖啡。上一次他抽起水煙，這次沒有。不知為什麼，我們剛開始聊天，酒店客房陽台上就有人大喊大叫。魯特菲回頭看看：「要跳就早跳，別讓我們等太久。」又轉向我，「開玩笑的。」花園咖啡廳裡所有人抬起頭看，但沒人理會。喊叫幾分鐘後停止了。
自由來了，長出尊嚴。我眼前的這個中年人說，穆巴拉克下台前，他每天都去廣場，對那裡著了迷。「我不是扔石頭的那種。」他說自己去廣場，是為了看那裡的各種喜劇表演，有人模仿穆巴拉克，有人唱饒舌諷刺政治。「你知道埃及人最喜歡開玩笑，打破政治禁忌之後，突然找回了我們是誰。」中年人說到這裡，眼睛濕了。我猜他的體驗是，自己又成了生動活潑、有血有肉的人。
3年前，我寫的這個「中年人」就是魯特菲。3年後，他正好滿40歲。「我在埃及有生意，日子過得不錯，但是女兒現在11歲，有時上街就聽見槍聲，我得為她著想。」他們全家打算在臨近紐約的新澤西州重新安家。扎馬利克島相當於開羅的曼哈頓，新澤西則稍稍偏遠，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並不容易吧，我心想。
過去3年，魯特菲除了繼續「手機抗議」，還資助了5個小政黨。「我沒有加入任何政黨，只是幫不同黨派出謀劃策，我認為埃及政黨間的對話還不夠。」在第一次議會選舉前，其中4個政黨就解散了，只剩下一個「正義黨」，但在議會選舉中沒有得到任何議席，不久也跟其他黨派合併了。「我是政黨殺手。」魯特菲自嘲。他用生意人的角度解釋：「黨禁全開之後，埃及一下子冒出幾百個政黨，就像汽車工業剛來到某個國家，誰都想在其中插一腳，競爭到最後，就剩下幾個大公司。小政黨消失很正常。」
2014年總統選舉前後，埃及註冊政黨有85個。實際上，具體數目隨時可能改變，因為成立政黨的法律尚無定數。比如，穆巴拉克交出權力後，原來唯一的執政黨民族民主黨隨即解散[2]，300萬黨員（占總人口大約3%）原則上可以自組新黨，或以獨立身份參政。前執政黨黨員很快重組了12個新黨。但這些新黨或個人能不能參加議會或總統選舉，法律解釋反覆在變。政黨過多、條文不明，都反映了埃及的政治空氣仍然沒有穩定下來。
魯特菲的專業是經濟學，3年前他聯合革命夥伴們寫了一份如何整頓埃及警察隊伍的報告，「這個部門變成了一頭不受控制的龐然怪獸」。警察正是埃及社會矛盾焦點，2011年1月25日開始的遊行，最初口號正是反對警察暴力執法，在網吧打死一名叫哈立德·賽義德的年輕人。
2011年以來，魯特菲揣著這份周詳的報告，找過監國的軍政府，找過穆爾西政府，找過穆爾西之後的過渡政府，但每次都沒有回音。「這回我沒有去找塞西，因為這份計劃的起草人中，有一半都遭到他的通緝。」打擊穆斯林兄弟會的同時，軍方對革命期間活躍的世俗反對者也不放過。
政治抱負處處碰壁，魯特菲的朋友圈也起了變化。他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諷刺軍政府的內容，「上層人士」聚會不再歡迎他。「我也拉黑了很多人，我們不再有共同語言。」他歎了口氣，身體陷在椅子裡，「現在埃及的問題是，殺穆斯林兄弟會，世俗派轉過頭去不管；打壓世俗派，穆斯林兄弟會也不出頭。」
醒著的人總是痛苦的。我想起最近讀到他的一則推文：「小時候，我怕黑，而現在，看到電費單的時候，我怕光！」埃及人為追求光明付出的代價不菲，連魯特菲都「怕光」了。「沒想到，連你都要走。」我慨歎一聲。「可是我沒有放棄。」魯特菲抬起眼睛望著我：「除了地產，我還有1000多人的紡織廠在這裡，還在贊助非政府組織。我每年至少回埃及兩次。」後來我發現，他在美國也保留著埃及的移動電話號碼。
第二次見面之後沒多久，魯特菲搬去新澤西，5個月之後，又一條新聞在我心裡劃亮火花：
一批私人投資者成立的伊斯梅爾集團，在開羅市中心買下24棟樓。這一區有許多法國式老房子，但年久失修，伊斯梅爾打算修復。
初看上去，伊斯梅爾的目的符合政府意願：恢復市容市貌。但是伊斯梅爾的作用似乎更加複雜：他們以低價鼓勵藝術家使用這裡的空間，其中一個受邀進駐的是喜劇明星巴塞姆·尤素夫（Bassem Youssef）。這裡的藝術家網絡，與2011年活躍的革命者產生交集，比如2011年運動中的塗鴉藝術家，在這裡開辦了學校。
因為大舉收購，有些人被迫遷離這一區。伊斯梅爾首席執行官（CEO）魯特菲·穆裡說：「人們本來就被擠出去了，40%的樓房在他收購時已經空置。我們只是把它們變得更有商業價值，這是挽救這些老建築的唯一方式。」多數當地居民認為穆裡先生對這一區產生的影響是「積極的」……（英國《衛報》）
這次的新聞人物連姓氏都一樣。我打電話過去，魯特菲認得乾脆：「是我。不過我剛剛辭去CEO，現在只是伊斯梅爾的主席。」
不久，我們因為那個共同朋友的活動邀請，在瑞士蘇黎世又見面了。魯特菲張開雙臂搶先說：「這是第一次在埃及以外，在平靜的世界裡相見。」他看上去更精神些，新家安頓好了，寵物狗也落戶美國。唯一的煩惱是，女兒從打扮到脾氣都變得古怪起來，「不知道是因為搬家，還是正好趕上她的青春叛逆期。她染了白頭髮描了煙熏妝，彷彿一覺醒來，從11歲變成了41歲」。
晚餐安排在保齡球館，吃飯和比賽同時進行。魯特菲和他的埃及同事哈桑打起球來最為活躍，跟隊友們擊掌大笑，彷彿壓抑了的能量都要在這裡充分釋放。在場的好幾個瑞士人議論說，魯特菲光頭尖鼻子，活脫脫好萊塢大片裡的埃及法老。
我想起3年前，他曾為解放廣場上的喜劇表演著迷，社交媒體上發佈的內容處處幽默，「伊斯梅爾」也邀請了脫口秀明星巴塞姆·尤素夫進駐，似乎要把人心裡的火種從廣場傳遞出來。巴塞姆·尤素夫被稱為「埃及的喬恩·斯圖爾特」[3]（中文網絡上多譯作「囧叔」），2011年以來製作脫口秀針砭時弊，在阿拉伯世界大受歡迎，還被美國《時代週刊》選為「全球百大人物」。
說到伊斯梅爾，魯特菲收起保齡球場上的肆意，變得非常謹慎：「那篇報道說得不對，說我們保護革命者，其實我現在清楚地把生意和個人喜好分開。」具有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穆爾西執政時，巴塞姆·尤素夫嘲弄他去其他國家接受「名譽博士」，遭到拘捕（美國「囧叔」在節目中聲援巴塞姆）。魯特菲告訴我，塞西上台後，巴塞姆「完全停止了表演，還不得不離開伊斯梅爾的劇院」。伊斯梅爾的收購規模，引起官方注意，曾經接受嚴格審查，所以魯特菲強調這些生意「沒有任何政治意圖」。
2011年革命後，伊斯梅爾空間裡仍在繼續的，是每年三四月間，遍邀阿拉伯各國藝術家、音樂人舉辦「現代都市中心藝術節D-Caf」。這又是魯特菲的驕傲。「如果我一定要看『杯子滿的那一半』，我想3年前的革命，不管怎麼說，打開了人心，對任何人來說，想再關上就太晚了。人們開始討論，開始參與，任何人想徹底阻止這一切，都太晚了。」
宴會結束時，魯特菲說明天飛回美國，下飛機馬上參加紐約的大遊行，抗議警察打死黑人卻免遭起訴的事情，「我喜歡上遊行的氣氛。」我看了他一眼：「埃及人還真是上癮了！」「不過，遊行結束後，我就去參加一個葡萄酒品嚐會。」魯特菲摸著自己的光頭笑了，「紐約的抗爭是不同的。」
四
艾哈邁德·法塔赫勒巴巴傳來視頻網站鏈接。網站名叫「部落」，本意指阿拉伯社會原始形態，這裡的意思是，現代社會中，人們因志同道合，而非地理遠近，組成新的部落。其中一段9分鐘短片，艾哈邁德當主持人，介紹埃及最古老的清真寺愛資哈爾[4]：埃及人曾經在那裡反對拿破侖、反對英國、反對以色列，800多年前，它成為一所大學。視頻中，一個瘦勁清奇、戴白圓帽的人多次出現。
我忽然意識到，艾哈邁德臉書上的頭像正是這個人。一查，他是愛資哈爾著名伊瑪目阿馬德·伊法特（Emad Ifat），2011年年末，在要求軍方還權於民的抗議中，他被一顆子彈直穿心臟。伊瑪目阿馬德廣受尊敬，他的葬禮掀起社會怒潮，連基督教牧師都來參加，數萬人喊著「打倒軍方」上街遊行。
「伊瑪目阿馬德是我的老師。」艾哈邁德在郵件裡回復我。他本是美國大學學生，一天和朋友們到愛資哈爾遊玩，遇到伊瑪目阿馬德，伊瑪目歡迎他們隨時過來學習宗教知識。在埃及，像艾哈邁德這樣的「混合體」並不鮮見：成功的生意人、西方學習背景，又是虔誠的穆斯林。當他們無法解釋家國命運的挫折時，往往會回歸本民族扎根最深的文化——伊斯蘭教。不過，他們並不一定加入或者支持特定的宗教團體，只是希望從本土信仰中獲取對未來的解釋。雖然殊途，薩拉、魯特菲，其實也在尋找回歸自我的力量源泉。而這種源泉，對於薩拉是科技和土地，對於魯特菲，則是自由愉悅的心靈。
我一遍遍回看當天對艾哈邁德的採訪錄像，他表面上若無其事，然而舊朋成新鬼，心裡不可能沒有深深的悲哀。
網站上點擊率最高的一首MV中，艾哈邁德扮演的是一名清真寺伊瑪目，宣講的時候嘴巴上貼著膠布。下一個畫面，是畫家的筆失去顏色，寫字的手戴著鐐銬，課堂裡老師滿嘴謊言，學生轉過頭去……「心中的巨人醒來，即便在火中央，他依舊活著/我們不惜反抗，必須革命，我們內心的光明必須勝利……」
當唱到「只要心中有一個聲音，誰能夠滿足沉默」，艾哈邁德扮演的伊瑪目，一把撕去了嘴上的封條。畫筆有了顏色，寫字的手掙脫鎖鏈，課堂裡聽到真話。
3年來，革命的挑頭者中產階級以及整個社會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可是，回首往事，艾哈邁德拒絕悔恨，就像歌曲的標題《那時非如此不可》。
「所有的傷口都會癒合，我們的太陽必須放光……」那天採訪結束時，艾哈邁德給我看手上已經變淺的傷口，3年前他在廣場臨時救護站草草包紮，後來故意沒再去醫院縫合。「我想留著這個印記。」他又笑了。這次，他的笑容泛著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