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伊拉克，我很難啟齒詢問人們對民主的看法。跟其他任何地方一樣，撲面而來的首先是生活。伊拉克人習慣了在不安全和不方便中吃喝拉撒、婚喪嫁娶。一個星期四夜晚（星期五是阿拉伯人的休息日），我住的酒店裡舉行婚禮。台階上一陣鼓樂喧天之後，新娘挽起白色婚紗長長的拖尾，踩著細尖的高跟鞋，側身低頭，走過窄窄的安檢門，進入宴會廳。來賓們雖然得挨個接受搜身檢查，臉上依舊帶著喜慶。
但伊拉克人對民主並不陌生。當我提及它時，每個人都樂於發表看法。而且讓我稍稍意外的是，伊拉克人很少直接批評民主本身。
我到巴格達的兩天前，兩輛裝滿炸藥的汽車先後在卡拉達大街上的什葉派聚居區被引爆，目標是路邊超市門口的人潮。兩天以後，除了死傷者被移走外，現場沒什麼變化：到處都是一片焦黑，碎玻璃碴在地上鋪了一層，泊在附近的小汽車扭曲成一團。清理工作要靠住戶們自己慢慢完成，政府管不過來。鮮花和蠟燭，圍著死傷者相片，49張。7年前這裡發生過一次一模一樣的襲擊[2]。
12歲的穆塔茲住在二樓，被氣浪彈起，腦袋撞到了玻璃上。我見到他的時候，頭上還纏著紗布。聊了一陣之後，我惴惴不安地提到民主之禍，不知道這個小男孩有沒有聽過這個詞。沒想到，他看了我一眼：「跟民主有什麼關係，這是恐怖主義。」一個中年男子說起當時的情形，眼裡淚光閃動。上一次爆炸父母受傷，這次5歲的兒子手背上一大塊皮膚被灼傷。他把這一切歸咎於政府的漠視：「他們只在乎黨派爭鬥，根本不管我們死活。我們沒有民主，首先連人道都沒有。」議會選舉即將舉行，他毫無興趣。我想起「阿拉伯文化首都」閉幕式上，一名伊拉克官員致辭時說，「伊拉克人每天都在為民主付出血的代價」。而在這些爆炸受害者看來，分明是政府不作為，還讓民主躺槍。
「民主不是不好，是伊拉克人不懂得用它。」美聯社駐巴格達記者穆罕默德·卓裡（Mohamad Jori）說，「對我們來說這是新的，從來沒試過。」在伊拉克公開場合拍攝，必須有一張官方許可證，但申請程序複雜耗時。短期進入當地採訪的媒體，通常會雇一名已經獲得許可的外國媒體記者。穆罕默德就這樣連人帶證加入了我的隊伍。
「素質論」在這裡也有信徒。「東方國家都不適合搞民主。」伊拉克攝影師維薩姆在一次官方活動中遇見我。一見中國人，他主動聊起這個話題：「民主對於伊拉克人來說，就是見到紅燈偏要過馬路，民主了嘛，我愛怎樣就怎樣。」
也有人說，民選出來的伊拉克政府，就是問題本身。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存在對立，即便什葉派內部也是派系林立。伊拉克政治家們等不及選票分勝負，試圖在投票前從肉體上消滅對方，或者在對方選區製造恐慌。國際媒體多有報道，總理馬利基看似溫暾，但8年來屹立不倒，靠的是在正規軍之外組建的御林軍，不惜以暗殺、爆炸摧毀對手，法庭也是他打擊異己的工具。2010年議會選舉，馬利基黨派本來以兩席之差落後於另一個政黨——黨首是屬於什葉派但與遜尼派關係密切的阿拉維。但馬利基前往伊朗尋求支持，最後反敗為勝，連任總理。這個戲劇性的轉變令遜尼派穆斯林普遍失望。「基地」組織原本在伊拉克沉寂了一段時間，但從它裂變出來的「伊斯蘭國」組織突然壯大，與遜尼派民眾對馬利基統治的憎惡不無關係。
伊拉克的現實政治，發生在民主的斗篷下面。《經濟學人》雜誌曾經刊文指出，「新生民主必須抵擋『多數暴政』的誘惑，不能上了台就為所欲為」。但也許就像看見紅燈要過馬路一樣，掌權之後「為所欲為」的誘惑極難抵擋，尤其對於曾經受薩達姆壓制幾十年的什葉派。
美國前駐伊最高文職長官佈雷默（Lewis Paul Bremer）魯莽實施的「去復興黨」和解散伊拉克軍隊計劃，打斷了社會運轉的鏈條，從另一個方向推進了新上台什葉派的「為所欲為」。待到發現反美武裝中高層大多是失去工作的原復興黨人後，再推行幫助他們就業的政策，為時已晚。
民主在伊拉克，正如那些形同虛設的檢查站，不是沒有看得見的制度——選舉、議會、法庭，而是那些看不見的地方決定了它是否有效：執行者在想什麼，怎麼做，他們手裡的工具是不是真貨。
一些改變還是發生了。
薩拉丁是美聯社攝影師穆罕默德的朋友。幾年前，他租下一間辦公室，5個職員，辦起新聞網站。薩達姆時期，他在官方報紙工作，因言獲罪逃出伊拉克，戰後才重返故國。薩達姆時期，伊拉克電視上只有兩個官方頻道，現在光伊拉克本地電視台就有幾十個，家家戶戶隨便裝衛星鍋。「言論是很自由的，批評總理馬利基，太正常了。」薩拉丁接著做了個奇怪的表情，「但批評完了不保證你沒事。更可恨的是那些武裝分子，批評他們不會坐牢，但可能被幹掉」。當時，從「基地」分裂出來另立門戶的極端宗教組織，剛剛滲入伊拉克安巴爾省費盧傑，宣佈成立「伊斯蘭國」。薩拉丁寫文章斥責他們為「新薩達姆」，隨即有人在他家門前放上一顆子彈。暢所欲言的時代來了，「免於恐懼的自由」仍然缺席。
在巴格達期間，我們趕上過一次示威抗議。街頭小廣場上，幾輛坦克圍住20多名示威者，不讓其他人靠近。一名士兵告訴我，示威者要求處死監獄裡的「基地」組織成員。「伊斯蘭國」武裝在伊拉克西部突然冒起，與一年前的一次越獄有關。他們成功營救近500名囚犯，逃離號稱「全國最牢固」的阿布格萊卜監獄。這批人加入「伊斯蘭國」，壯大了它的實力。什葉派示威者要求殺死囚犯，但實際上，國際人權組織不斷批評伊拉克政府「隨意處死在押武裝成員」，其中絕大部分是遜尼派。
伊拉克軍警打算驅散抗議者，不是因為集會內容，而是因為事先沒有申請。伊拉克新憲法賦予公民「集會、抗議的自由」，但必須提前向內政部申請，以便佈置警力，維持秩序。我向薩拉丁求證這件事，他說審批程序不是特別複雜，如今，抗議議員、抗議政府，上街遊行喊口號，理論上並不困難，但有些行動注定不會被批准，比如2011年受到「阿拉伯之春」影響，伊拉克當地遜尼派抗議馬利基政府，還是遭到了軍警拘捕打壓。
「跟我說說，言論自由了有什麼好處？」
沒想到，這一問薩拉丁竟哀傷起來：「我們說什麼都行，但解決不了問題。」
「那沒有行嗎？」
「我想只會更糟。重要的是，今天每個伊拉克人看待自己不同了。」
一個在當地的中國商人曾經告訴我，明顯感覺到伊拉克的企業文化在變。過去，領導說一不二，現在內部會有不同意見。
「對你們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問。
「對能源等壟斷性行業來說，也許不是好消息，但對於其他商業活動，遊戲規則若變得更公平更透明，長遠來看當然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