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查站

一，二，三，四，五，六……

每次數到20左右，我就忘記了。在巴格達，數一數每天經過多少個檢查站、多少次被盤查，雄心很容易被疲憊和厭倦取代。

數不清的檢查站和臨時增加的關卡，把交通變成一場噩夢。汽油又是那麼便宜，一升約合人民幣兩元。日本車，韓國車，中國的奇瑞、長城、吉利，還有阿拉伯人最愛的燒油大戶美國越野車，常常蜿蜒成串，在地面升騰的蒸汽中喘息。

巴格達交通遭遇的最大詛咒，是綠區（Green Zone）的設立。在市中心稍稍偏南的位置，橫向撕裂出一片7平方公里的禁行區。裡面集中了伊拉克政府機構、西方代表處，以及跟伊拉克政府沾親帶故的有錢人。車輛進出綠區需要特別牌照，人員也要申請許可證，否則一概莫入——這大概相當於在北京封閉了二環。2009年採訪總統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的時候，我住在綠區。5年後重臨，裡面的外國人已撤走，日漸蕭條，大路朝天，汽車可以任意加速。在外面憋壞了的司機，一有機會開進綠區，就報復性撒野，把車開到飄起來。雖然武裝人員有時拿火箭筒守候在防爆牆背後，但比起外面，綠區終究安全得多。

問題是，美國沒有能力把巴格達全城變成綠區，更不用說整個伊拉克了。

於是，伊拉克人默默修建自己的綠區。一些什葉派、遜尼派混居的區域，各自用防爆牆圈起來，防止汽車炸彈衝擊。我們的司機穆拉德常常邊開車邊嚷嚷：「怎麼這裡又圍起來了？前兩天還沒有！」

為了安全，源自恐懼，在伊拉克，每個人都為自己修一座監獄。社區防爆牆也是隔離牆，限制與人交往。民選總理馬利基（Nouri Maliki）很少離開綠區到首都其他地方活動。2014年2月，我在巴格達的時候，當地正舉辦「阿拉伯文化首都」活動，邀請幾十個國家的文化人士到場。巴格達大學文學專業畢業的馬利基，一手促成了這項活動在伊拉克的舉辦，還答應了要來閉幕式。可最終，他只給綠區外的閉幕會場送來了「總理關懷」的大橫幅。

有錢人大多移民了，離開了伊拉克這個大監獄。留下來的，不管平民還是高官，都在坐牢，不知道刑期多少年。

街頭，比商業廣告更多的，是反恐宣傳畫。畫上有全副武裝的伊拉克士兵單人像，也有士兵站中間，各族各派群眾分列兩廂。最多見的，是全國人民緊密團結在總理馬利基周圍。馬利基的長臉看上去有些疲累。捍衛什麼，就是什麼快不行了。

什葉派殺遜尼派，什葉派殺什葉派，遜尼派殺什葉派，基地組織殺西方外國人，外國基地殺伊拉克人，已經說不清楚每一次爆炸都是為了什麼。有一陣，醫生律師是主要目標。過一陣，聚在一起踢足球的小孩又成了目標。為什麼？去問誰？據「伊拉克點屍網站」（Iraq Body Count）統計，包括2003年陣亡的士兵在內，開戰10年來，伊拉克因暴力失去了18萬6千條人命。

沒有安全保障，伊拉克特色的民主選舉是這樣的：不搞拉票，沒有大範圍公開講演，候選人在軍警保護之下，能夠活到投票日已經大吉大利。2013年省級議會選舉前，20個候選人橫死。

安全缺失，一切無從談起。在我所來處，在中國，人們談論伊拉克往往一歎一笑，感歎暴力猖獗，命如草芥，然後又嘲笑這一切源於美國人一聲炮響，給伊拉克送來了民主。約翰·鄧恩（John Dunn）在《民主的歷程》（Democracy:The Unfinished Journe）序言中提到：「俯瞰民主2500年的歷史，非常之有戲劇性，它時而使人鼓舞，時而讓人寒心。」那麼，在戰後伊拉克，民主乾脆被描繪成殺人犯。

為什麼「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擋不住那些爆炸？在巴格達一星期，每天都要穿行密密麻麻的檢查站，可我越來越懷疑它們的有效性。

檢查站水泥防護牆下，通常站著四五個人，穿著不同制服。美軍迷彩給了軍警，一身黑衣戴夜視儀的是反恐警察，藍色制服是內政部派來的。武器大多是老式蘇制或中國製造，綠區才多見美式裝備。檢查沒有標準程序，有時揮揮手就讓過了，有時停下來查護照，有時問你去哪裡，有時只查司機駕照。關鍵是，他們並不在乎答案。

一天，中國公司職員小張開車接送我們。他講非常地道的伊拉克阿拉伯語。

「去哪兒？」檢查站一個軍人問。

「中國大使館。」

對方帶著笑容揮揮手放行。

「不是去你們公司嗎？」車再次發動，我問小張。

「他才不管我去哪兒、這條路對不對呢。這裡所有中國人被攔下來，都說是去使館。」

接下來一個檢查站，被問到為哪家公司工作，小張也是隨口報了一個。警察不懷好意地笑笑，探頭進來。我想，這下大概起疑心了。警察問：「你聽什麼CD呢？」

小張向新來的中國人傳授經驗：「別搭話，越說越多，伊拉克軍警就愛找人聊天。」檢查站的工作緊張苦悶，常常看到軍警們在水泥牆縫隙裡插上塑料花，或者在執勤時抽煙。

有些崗哨地上裝了一盞燈和攝像頭，可以拍到車盤底下有沒有炸彈。但是，連接攝像頭的監視器前，卻常常沒有人值守。一次，手檢人員接過我的背包，拉開第一層是空的，第二層鼓鼓囊囊還沒打開，他竟說：「可以了，走吧。」

可能因為對象是外國人，伊拉克守衛才特別放鬆。但就算是專門針對外國人的檢查，也並非那麼嚴密。我們的行李中有大量攝影器材，事先請伊拉克駐北京使館開具通關證明。證明總共3頁紙，巴格達機場4個檢查人員，一人拿一頁，最後一個腦袋湊過來與人合看，翻來倒去足足研究了10多分鐘，最後跟我們握手放行。

我冷汗都快下來了。因為證明上攝影師的護照號碼完全錯誤，沒有一個數字或字母是對的。當時在北京已經發現證明有誤，但因為趕飛機，沒來得及改，所以我準備好了在機場好好爭辯一番。

長期專制統治下的人們，不那麼偏愛思考，不善獨立處理問題，做事最穩妥的辦法是「走程序」和「請示長官」。看完器材清單後，機場抵達出口的一個檢查人員說，攝影機要拉到專門查貨物的地方再做安檢。拖著行李走出大廳，他突然回過身問我：「你有車嗎？」

「沒有。我剛飛到巴格達，怎麼會有？」

「那我們怎麼過去呢？」

「多遠？」

「不遠。」

「走過去？」

「走過去又太遠。」

「機場沒有車嗎？你是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嗎？」

「也不是。」

開出租的湊上來問要不要車。檢查員在原地想了想，決定返回找領導。回大廳要穿過四五道安檢。我們如此往返了兩次，又押著我去銀行兌換伊拉克第納爾[1]，預付出租車費。大概我滿臉烏雲傷害了他的善意，一番折騰之後，檢查員強調：「這不是我的錯，這是機場的錯。」這下我不生氣了，只感到熟悉親切。

新華社駐巴格達首席記者梁有昶告訴我，他曾經問一個熟悉的軍警「發現車上有炸藥怎麼處理」，對方回答：「趕緊讓他通過啊！」這些軍警大多來自巴格達郊區農村或外省，每月800美元工資，不算低，卻也沒有高過他們對自己性命的估價。關鍵是他們的家庭大多不在巴格達，他們也分什葉、遜尼。每個人都可能自我安慰：也許是去炸另一邊的呢，我何苦當炮灰。

巴格達綠區內，仍保留著根據薩達姆手臂放大的持劍雕塑。

社區防爆牆，也是隔離牆，限制與人交往。為了安全，源自恐懼，在伊拉克每個人都在為自己修一座監獄。

跟許多阿拉伯國家相似，伊拉克人首先忠誠於信仰派別和部落宗族，「國家」的概念仍在發展中。美國推翻薩達姆之後，「國家」更成了支離破碎的虛名——儘管馬利基政府在官方典禮上首先奏響的是國歌，然後才是宗教祝禱。

當然，正如發展中國家遇到的所有問題一樣，伊拉克的安全黑洞最終可以歸咎於「外來勢力作亂」。幾年前，英國媒體經科學家試驗後揭露，一家英國公司賣給伊拉克的ADE–651型炸彈探測器，根本查不出爆炸物，其中的芯片只有超市防盜功能。伊拉克政府可是花了8500萬美元引進的設備，如獲至寶地分發到各檢查站。《紐約時報》跟進調查，找人開車載兩支AK–47步槍和一些炸藥，結果順利通過9個檢查站。另一個機構再做試驗，車載火箭和導彈通過23個配備ADE–651探測器的檢查站，沒有受到阻攔。調查報告指出，ADE–651探測器「未能阻止伊拉克境內炸彈襲擊，應該為平民喪生負責」。

1920年，英國人取得對伊拉克的委任統治，預見到統治成本太高，只要了10年委任期（美軍或許早該料到自己的駐紮期限）。英國人臨走前劃定伊拉克、科威特邊境，以各自的椰棗林終點為界。結果當天夜裡，伊拉克、科威特兩邊都開始瘋狂補種椰棗樹。邊界爭議，正是薩達姆後來入侵科威特的理據。

2013年，製造伊拉克人一切苦難的英國黑心商人被判入獄10年，伊拉克安全部門官員則因涉嫌收受75%的回扣遭逮捕，卻沒了下文。

更無法解釋的是，直到現在，ADE–651仍然在巴格達檢查站廣泛使用。每天回到曼蘇爾酒店，保安都一本正經舉起這種手持探測器，繞汽車一周，然後信心滿滿地為我們打開鐵門。問他知不知道這玩意兒不管用，他說記得新聞報道過，還曾經有個住酒店的英國人指著探測器上的「Made in UK」告訴他是假貨，但保安自己說不好這是真是假，也沒有人通知不能用，那就這樣吧。另一個保安悄悄爆料：伊拉克內政部曾經下文「必須繼續使用」。

我也只能依賴他們的檢查。每次看著保安用探測器莊重繞車一周，鐵門吱吱嘎嘎打開，我不知道應該放聲大笑還是使勁痛哭。十幾米外，就是原安全部大樓，多次被炸，焦黑一團，好像蔡國強在那裡做了永久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