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後腳步急促。來不及回頭，後腰被人重重推了一把。一個黑影，邁開兩條長腿，飛身彈開。朋友追過去用波斯語呵斥，黑衣少年竟在街角停下來，扮個鬼臉，一閃就不見了。
我和朋友都穿著長袍，自然跑不過他。一輛汽車戛然停在我們面前，中年男人探出頭，問要不要幫忙。少年已不見蹤影。這樣的事情在德黑蘭每天都會發生，朋友和車裡的男子齊聲罵了幾句不良少年，也就作罷。「因為你是外國人。」朋友說，雖然本地女子也會遭黑手，但外國人是過客，更容易被欺負。
「伊朗35%的男子性壓抑。」賈維爾這樣向我解釋這件事。他堅稱是官方統計數字，但又找不到出處。反正，這情況很普遍就是了。
找賈維爾聊天，起初是為了瞭解德黑蘭地下音樂。很快我發現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地下」。他的四人樂隊，常在一個展覽館門前演出。那裡有一片草地，參差幾棵樹，天氣好的晚上，路人聚攏來聽歌，還可能留下一點錢。樂隊有一桿銀笛，兩把吉他，有時玩爵士，有時由賈維爾唱些歐美流行歌曲。他自己也寫歌，還在練習吉他。
他們在這裡演出已經3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之初，禁止音樂創作和表演。宗教音樂的演奏者要躲在布簾後面，不讓觀眾看見樂器。30多年來，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儘管法律表述沒有鬆動，在德黑蘭見到街頭樂隊、海外唱片的概率還是很高。一些異常生猛的波斯樂隊跑到歐洲或者迪拜出唱片，再走私回伊朗。風向時緊時松，賈維爾他們跟地區警察混熟了，警察就不專門找碴兒。用他的話講，伊朗街頭音樂表演是「非法而公開」。但今年他們惹怒了附近一個新住戶。這位高等法院法官衝下樓威脅：「太吵了！信不信我把你們關起來！」樂隊答應小點聲。「法官也不能直接抓走我們，還是得交給警察。」賈維爾說起來滿不在乎。
第一次見賈維爾和他的樂隊時，剛聊了一會兒，一個當地攝影師急匆匆趕來，拉我去看一個「地下樂隊」排練，說是只此一次機會。賈維爾和我們同去。汽車七拐八繞，40多分鐘後仍不知身在何處。就在我開始緊張時，攝影師指著一扇居民樓鐵門：「到了。」按門鈴響，裡面的人警告：最多兩個人進去，停留不超過10分鐘。
賈維爾留在外邊。我和攝影師轉上三樓，厚厚的門板背後，整個房間隔音良好，還有一間調音室。其中一位老家在阿富汗，用傳統樂器演奏。問他們唱的內容，「魚樂隊」主唱說，只是鄉村生活。大概是我問了兩遍歌詞內容，主唱有些敏感：「你是想問政治嗎？我們不唱政治。」
他們急著要走，不是有什麼風險，而是要趕去看世界盃球賽。走出來的時候，賈維爾倚在車上吃冰激凌，帶點嘲諷地問我：「怎麼樣？」他說給其他搞音樂的朋友打了電話，瞭解到這支樂隊的背景：「他們是有錢人，不愁吃喝，現在玩音樂的都管自己叫『地下』，時髦罷了。」
賈維爾寫下他的歌詞：
如果我們沒錢／打倒美國
如果我們吸毒成風／打倒美國
如果梨樹結不出蘋果／打倒美國
「不管伊朗發生什麼，政府都會遷怒於外來勢力。」他還寫過一首《狼與狗》，諷刺伊朗總統選舉候選人都差不多，「他們只是俄羅斯的馬前卒」。正當我驚訝於他犀利的政治批判，賈維爾又轉入伊朗式陰謀論：「世界不過是由100來人統治著，我們說什麼做什麼都微不足道。」
我們在樂隊經常演奏的草地上坐著，吉他盒攤開在旁邊。賈維爾嫌自己彈得不夠好，不像樂隊另一個成員阿拉達旺，玩吉他14年，技藝純熟。「他自己就是把樂器，而我的武器是想像力。」賈維爾非常享受和樂隊在一起。
同一片草地，幾年前，他曾捅下大婁子：一個巴斯基跟弟弟發生口角，向他噴胡椒水。賈維爾過去打成一團。巴斯基落跑後，賈維爾情緒失控，沿著公園高聲叫罵霍梅尼和哈梅內伊。警察聞訊抓人，關到深夜，直到爸爸過來領人。他還記得警察說：「趕緊回家吧，別出來鬧了。」賈維爾很感激，警察也有好人。
「為什麼要罵精神領袖呢？」
回憶那天的突然崩潰，他說是因為多年和父母弟弟擠在狹小的房間，逼仄難忍。「那年我21歲，從來沒交過女朋友。」
「如果沒有女朋友／打倒精神領袖。」我替他續了一句歌詞。
賈維爾笑了：「這真得怪他們。」他在我的筆記本上畫了一個「馬斯洛需求層次金字塔」，頂層是「自我實現」，最底層是「呼吸、食物、性、住房、健康」。他在「性」上畫了個叉：「我們的政權非常聰明，管住人最基本的需求，於是我們滿腦子就剩下這些，其他什麼都不想了。」
伊朗禁止公開戀愛。儘管女人戴面紗、男女授受不親等伊斯蘭習俗，在1979年革命之前就在伊朗社會存在，但是革命之後才寫進法律，出動風紀警察監管。性禁忌還常常與政治聯繫在一起。異見者不管做了什麼，對他們的譴責首先跟性醜聞扯上關係，並迫使他們向公眾懺悔。「我們的傳統文化還是比較保守，一提『性醜聞』，大家馬上覺得這是個壞人。」賈維爾說。
性有時比政治還危險。賈維爾有一本喬治·奧威爾《1984》——這本書刻畫了一個處處受到監管的虛擬社會，在伊朗翻譯並出版的波斯文版，刪去了幾處溫斯頓與朱麗葉溫存的性描寫，其他都保留了下來。
「我的生活全在上面，可是竟然在伊朗出版了。」賈維爾覺得不可思議，而且發行日期是在1979年革命之後。
跟巴斯基打架之後沒多久，賈維爾有了第一個女朋友。他們「找來一本書」才知道該如何親近，經常更換約會地點，出門走在一起要非常小心，說不好什麼時候警察上來檢查身份證。非正常交往令賈維爾焦慮，「女朋友像毒品一樣，越交往越空虛」。他的女友換了好幾茬，最後認定一個人清淨。「在這裡什麼都是不自然的，笑話也不能亂講。愛情，不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東西，它更像是一種需求，因為得不到，我們只想要它。」
他說自己追求的快樂其實很簡單，就像上星期樂隊表演的西班牙語歌——他們不懂西班牙語，只是從網上下載不知誰的歌來模仿。晴朗的夜晚，樹下人越來越多，最後聚集了兩三百。賈維爾從手機裡翻出錄音，放給我聽：樂隊重複一句歌詞「哈比落羅羅羅、鳥哪兒多多」，所有人跟著唱，錄音裡傳來年輕女子銀鈴般的笑聲，水波一樣蕩漾開來。沒人知道唱的是什麼，只是不知所謂，只是純粹的快樂。「那是我最美好的夜晚。」他嘴角帶著笑意。那晚，法官沒有出現。
二
有天我經過車站廣場，3個中年人在街邊演奏。唱的是波斯語，舒緩曲折。主唱有時放下吉他，盯著過往的人放聲，肩膀微微震動。對面石護欄上，坐著一個年輕人，全神貫注地聽著，手裡攥住一疊廣告傳單。
樂聲暫停。他轉過頭來，滿面光彩，對我說：「我喜歡街頭樂隊，他們把人內心的情感釋放出來。」
21歲的賽義德，翻譯剛才那首歌的結尾，反覆唱的是「我感到很假，就像你說你愛我」。「可是我的愛情並不空洞。」他的眼睛亮起來。他想跟陌生人聊聊愛情。
「你知道，這裡不能公開談戀愛。」他沒有猶豫，甚至沒有問我想不想聽。有天他跟女朋友約在商場碰面——賽義德平時在伊朗北部唸書，放假才回德黑蘭，倆人3個月沒見了，賽義德激動得抱起她親吻。「你猜怎麼樣？周圍竟然響起了掌聲！商場裡的人為我們鼓掌！不過我趕緊拉著她逃走，這會惹麻煩的。」
賈維爾帶著吉他，經過領袖像前。
3個中年人在街邊演奏。唱的是波斯語，舒緩曲折。主唱有時放下吉他，盯著過往的人放聲，肩膀微微震動。
說到戀愛的懲罰，他的一個朋友帶女友回家，遭鄰居舉報。在伊朗，比警察更危險的是鄰居，所以很多人家白天都拉著窗簾。警察衝進來抓走兩人，驗身發現女孩不是處女，各判150鞭。結果，女孩在家庭壓力下，上法庭指證男孩蓄意侵犯她。男孩受了鞭撻，遍體鱗傷，3個月下不了床。
「那戀情當然無法繼續，他只記得他喜歡的人滿嘴謊言。」賽義德和女友薩巴見面非常小心。他對她一見鍾情，那時女孩才16歲。3年來，他們密會的地點，在一個咖啡館頂樓廢棄的天台上，只有一次被人撞見訓斥，兩人迅速逃脫。他們情感的障礙在於，女友家庭不能接受。「我只是個窮小子，她家很富有。」
為什麼願意告訴我這些呢？「你是外國人。」他相信我會把這些故事帶走，像一個裝了秘密的漂流瓶。他也不介意我寫他們的故事，只要不用真名，相愛的人有宣之於世的衝動。這真是難得的信任。在伊朗，我感受到當地人熱情待客的傳統，但同時，他們的擔驚受怕又是那麼強烈。有時他們向你敞開心扉，又慌忙合攏，那是高壓底下形成的自我保護。我建議賽義德下次帶女朋友一起來，他說薩巴一定很高興跟我交談。
三
「打倒美國」的宣傳畫並不容易找。走了很久，再打了一趟車，才找到朋友推薦的這一幅，它已經成了德黑蘭人民反美意志的標準像：居民樓水泥外牆上，刷出星條旗，「條」的尾端掛上炮彈，「星」變成骷髏。「條」的間距，尺子量過一樣齊整，配上橫向標語「打倒美國」。馬路斜對面，是更大的一幅，奧巴馬穿著閃亮蹩腳的西服，跟一個穿中世紀頭盔鎧甲、臨時演員模樣的人靠在一起。寓意解釋起來很曲折，跟什葉派宗教故事有關，諷刺美國總統言而無信。而「反美宣傳畫」大展，就是美國大使館門前了。1979年11月，伊朗人衝擊美國大使館，抗議卡特政府允許流亡的巴列維國王去美國治病。2012年奧斯卡獲獎影片《逃離德黑蘭》講的就是這段故事，不過電影細節與真實情況多有出入。現在，美國大使館還封存著，圍牆上國徽模糊，有斧鑿痕跡。原本插美國國旗的地方，換上一面黑色方布，畫著星條旗包裹的老鷹在燃燒，下面「USA」3個字母冒起白煙。左上角和最底端各有一行英文字「偽善終將消亡」、「終結獨裁」。德黑蘭的反美宣傳總是做得那麼細緻。使館外圍，每一片水泥牆都是一幅16×9的美術作品：自由女神的臉變成骷髏、伊朗國旗覆蓋倒下的士兵、霍梅尼在鮮花叢中。顏色鮮艷，可能定期塗抹。每一幅都不像是憤怒的野火噴發，而是精心修飾的成果。閒置30多年的美國使館，看上去像個來自1979年的紀念品。
除了特意尋找的這幾個地點，我還在一家西餅店老闆的T恤衫上看到前後兩面印著「9·11」事件飛機撞大樓的畫面。問他為什麼穿這個圖案，老闆伸出大拇指朝下，「打倒美國」。但實際上，伊朗政府在「9·11」事件之後是支持北約的。這家是全城最出名的西式曲奇店，賣得很貴。
當地朋友說反美標語不只我看到的這些，還有直白樸實些的，比如「我們把美國踩在腳下」等，但終究沒有我想像中滿街「反美話語的海洋」。10多年前伊朗學者搞過一次民意調查，74%受訪者願意跟美國談判，64%支持跟美國復交。結果，組織調查的人被關起來了。
伊朗的「性禁忌」常跟「西方文化滲透」聯繫在一起。霍梅尼說：「公共場合男女混雜，是外國人的陰謀，用來瓦解穆斯林青年的意志。」「外國」很多時候單指美國。
街邊居民樓屋簷下，凹進去的門洞裡，站著一個小伙子，兩隻手抱在胸前，眼神空空望向前方。我和女伴走過的時候，掃了我們一眼。擦肩而過，在我回頭的瞬間，他的右手從左臂下抽出，手裡光碟一閃，又迅速塞回。我拉住女伴轉回去，小伙瞬時笑容滿面，一把光碟塞進我們手裡，「稍等——」他跑進看不見的角落，回來時多了一麻袋光碟。這時，旁邊兩個蹲在地上的路人甲乙，也好像被吹了一口氣似的，忽然活了，不知從哪裡變出自己的光碟麻袋。
最新最熱門的好萊塢片，應有盡有。我幫朋友選了幾張，自己留下一張《華爾街之狼》，封面上萊昂納多高高舉起紅酒杯，波斯文寫著：「高清、配字幕。」
小伙子阿富辛，19歲，平均每天能賣出50張碟，賺十幾美元。他抱怨盜版影碟業競爭激烈：「你看這扇門裡頭就有3個。」伊朗人對電影的口味跟其他人沒什麼兩樣，女生喜歡言情片，男生愛看動作片。正說著，兩個戴頭巾的女生走進屋簷下，左挑右選。
盜版業服務周到，甚至可以「點播」，小眾電影價格會高一些。阿富辛說，這幾年賣得最好的，是《慾望都市》，成套成套賣瘋了。挑光碟的女生不願跟陌生人講話，聽到這裡卻「哧哧」笑起來。伊朗政府禁播的《斯巴達300勇士》（醜化波斯歷史）、《逃離德黑蘭》（醜化伊朗人民），一時間需求大增。「因為禁了，很多人想看看怎麼回事。」
近來阿富辛自己中意的片子是2013年好萊塢言情片《安全避風港》。塑料封套背後，一對男女在碧海藍天下擁吻。「我喜歡美國，年輕人可以自由戀愛，但伊朗沒有『safe heaven』。」阿富辛有些得意地提到，自己有「好幾個女朋友，不過最近都斷了」，他一心賺錢準備報考人類學。
四
賈維爾始終沒找到「35%性壓抑」數據的出處。倒是伊朗議會在2014年夏，發佈一份82頁的正式調查報告，承認80%伊朗未婚女性有男友，中學生談戀愛都十分普遍。受訪的14200名學生中，17%承認同性取向。本地媒體對這份報告不做討論，我是在《經濟學人》雜誌網站上讀到的。
賈維爾中學時在伊朗全國數學比賽中拿第一。家裡需要他掙錢，所以他沒念大學，先後從事的工作有：旅行社職員、貨車司機，服完兵役後，現在是一名正骨按摩師。
草地演出收入微薄。解囊最多的不是年輕人，而是上了年紀的父輩、祖輩。「他們經歷過國王時代的開放，未必欣賞爵士樂，但是會懷舊。」賈維爾說年輕人反而麻木了，也沒什麼閒錢。
「打倒美國」的宣傳畫並不容易找。走了很久，再打了一趟車，才找到朋友推薦的這一幅，它已經成為德黑蘭人民反美意志的標準像。
他抱怨做機械工的父親成天在電視前消磨時間，供養弟弟上大學的擔子就落在自己身上。最近幾年家裡經濟條件稍有改善，租了個稍大些的房子。可是他看不到這麼工作下去能有什麼前途。「你看看我國的總統們議員們，到現在還是伊斯蘭革命第一代元老。」賈維爾今年28歲，正是伊朗全國男子平均年齡。
跟賈維爾交談很愉快，但有時也會被他的「伊朗式陰謀論」刺到，比如他忽然問：「你不是為伊朗政府工作的吧？」伊朗人普遍對外國人既熱情又猜忌。「一切由外國勢力操縱」甚至貫穿伊朗人對近代史的認知。整個19世紀，伊朗在英國和俄羅斯之間任由擺佈，20世紀「外國勢力」的主角換成了美國，就連獲得華盛頓支持的巴列維國王，都常常覺得陰謀無處不在。「美國被秘密勢力控制了。」他跟大臣們說。賈維爾寫歌諷刺伊朗政府什麼都怪罪美國，可是他自己也難以擺脫這種思維。還好，他熱情的一面多一些，猜忌多疑只在不如意的時候冒出來。
五
再見賽義德的時候，薩巴沒來，跟來一個不相干的男親戚。賽義德還是想保護女友。男親戚作陪，避免單獨跟外國女人交談的嫌疑。本來要坐下來說話，但交通擁堵我們都遲到了，當時我正要跟賈維爾去找其他採訪對象，於是邊走邊聊。賽義德和賈維爾站在一起，外貌上完全是兩種人。賈維爾留著長卷髮，穿T恤牛仔，懷抱吉他，浪漫憤青。賽義德髮型規矩，方格襯衣，西褲筆挺，腳踏實地。我知道賽義德不想別人聽他的故事，就同他走在前頭，男親戚和賈維爾跟在後面。
賽義德沒出過國，英語卻極好，都是從盜版好萊塢電影學來的。「我要怎麼跟你說呢，我要怎麼跟你說呢，我們的故事太曲折了……」走了一段，我們決定搭地鐵。4個人一起上了普通車廂。可能因為是工作日下午，人不多，只有我一個女人，乘客的眼光掃過來掃過去。德黑蘭每趟地鐵都有女士專用車廂，外界誤解是「必須跟男人隔開」，實際上女人可以選擇坐在普通車廂，或者女士車廂。
地鐵隧道又深又廣，戰時也可作防空洞。末代國王時期做了規劃，承包給一家法國公司，可還沒動工，革命就爆發了，於是被迫擱置下來，直到伊斯蘭共和國也長出現代交通的煩惱，國王時代的地鐵圖紙才被翻出來，請中國長春和上海的公司來參與建設。
德黑蘭地鐵電子味道少，金屬碰撞聲重。光當光當的車廂裡，賽義德壓低聲音，急促地講述他的愛情故事。薩巴的姐姐知道他們的戀情，但不支持，她自己嫁給了國家排球隊隊員。伊朗男排近幾年在國際比賽中表現出色，也被政府用作愛國主義新燃料。姐姐的婚姻是舊富新貴結合，「而我只是個窮小子」，賽義德不斷重複這一句。3年了，女友的父母不可能一直蒙在鼓裡。女孩報名參加一個培訓課程，其實只是為了溜出來約會。兩人在商場閒逛，被薩巴母親撞見，悄悄尾隨。雖然她沒有當場揭穿，但回家後卻要求女兒斷絕來往。「其實我也去過她家，趁父母不在的時候，他們一定知道我的存在。但是，一個窮小子，對他們來說，這是不可能逾越的。」
列車到站開門。一個男人背著鼓鼓囊囊的袋子上車，四下張望，忽然掏出一個玻璃瓶，舉到我面前，堆滿了笑：「黑海魚乾，兩美元一罐，只要兩美元！」我謝過，搖搖頭。他歎口氣，苦著臉：「祝你今天愉快！」轉向其他人。整個車廂無動於衷，他在車門關上前離開。
「他的英語不錯！我有點驚訝。」賽義德說。確實，那人講得很流利，沒什麼口音。「他們很少有外國顧客，大部分伊朗人不會講外語。伊朗有許多有天分的人，但他們的天分沒什麼用，只能用來吆喝魚乾。」
賽義德在巴博爾省科技大學學習機械工程。「我會很努力，但是還有一年才畢業，畢業找個工作，也不可能馬上達到薩巴家人的要求。」賽義德的父親原先是施工隊隊長，心臟接受手術之後，喪失了勞動能力。他勸兒子放棄戀情，兒子不答應。這對小情侶違反習俗，在沒有父母同意的情況下，私下訂婚了。賽義德給我看手機照片，求婚時他用紅白玫瑰花瓣，從廢棄的天台一路鋪到咖啡館門口。女孩從此便一直戴著戒指，不過，全家人都假裝看不見。
賽義德要回去工作了。我們走出車廂，在月台上又聊了幾句。他意猶未盡：「德黑蘭是座不忠的城市。因為公開戀愛不允許，人們有機會『就幹點什麼』，這裡充滿了謊言。我在外地的學校有很多機會，身邊朋友都那麼做，可是我愛薩巴，非常忠誠。你知道，忠誠的戀愛，在這裡非常痛苦……」
他假期推銷的傳單，是一所技術學校的廣告。每天工作9小時，一小時賺一個美元。我重新上車，地鐵光當光當在深邃的地下前行，車廂空蕩蕩的。我分明感到，隨著賽義德的離開，空氣裡有些東西也被抽走了，剩下一團渾濁。賈維爾從車廂另一頭踱回來。過了一會兒，我問他怎麼看待「忠貞」。「也許每個人看法不同，在德黑蘭，我不相信任何人。愛情是低智商的表現。」
馬斯洛需求層次倒數第三層：「愛與歸屬感。」
「如果伊朗人不相信愛情／打倒美國。」
我腦海中蹦出這一句。
六
傳說馬蘭迪博士是美國公民，家裡還有少年時加入棒球隊的照片。現年48歲的他，是德黑蘭大學北美研究所成員、國際關係系主任，經常用美式英語在國際媒體上為伊朗政府辯護。
上午11點，馬蘭迪辦公室門外已是一片忙碌，很多人等著見他。樓下門衛看見我，眼神一變，轉向我的男性陪同說：「叫她把頭巾戴整齊！」他甚至不願跟女人說話。
我和馬蘭迪的談話從伊朗與六國核談判開始。他認為西方對伊朗製造核武器的指控拿不出證據，「如果有人襲擊伊朗，我敢保證，伊朗人只會恨襲擊者恨美國人，而不是伊朗政府」。
我慢慢把話題引向他的個人經歷。國籍，似乎不是讓馬蘭迪最舒服的問題。「您持什麼護照呢？」「這麼說吧，反正我很久沒更新美國社會保險了，我要是走進美國使館，他們不會歡迎我的。」
他肯定自己沒參加過棒球隊，美式足球隊倒有可能，「那時候男孩只有兩種運動可以玩」。他出生在美國弗吉尼亞州首府裡士滿，「學校裡每天早晨對著星條旗唱歌」。他哼了幾句，停下：「聽著，別試圖找出什麼心理問題——不是因為我在美國受了什麼氣，才回伊朗說反對美國的話。」過了一會兒，他提到，20世紀70年代，父親在美國散發反對巴列維國王的傳單時，被抓了。1977年巴列維應卡特總統邀請訪美，美國警察向抗議者釋放催淚彈驅散。當時他11歲。「我很小就知道美國的言論自由是謊言。」馬蘭迪最近在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網站上發表3篇「駁斥主流意見」的文章，結果編輯被降職了，「這世界充滿了不公正」。還有一次，他應邀去美國的學校講演，在海關被請到一邊單獨檢查，這更令他憤怒。
我問他怎麼看，實際上德黑蘭到處都可以買到美國光碟，年輕人喜歡美國文化。「不，你看到的只是個別情況，你說的不是主流。」他又說，「我們並不是『反美主義』，而是反對一種文化霸權。」
馬蘭迪與人印象隨和，我便問起關於面紗的強制。「美國人過去也穿很多衣服。」這個問題難不倒他，他強調著裝要求是伊朗的傳統文化。
臨走，我習慣性伸出手，馬蘭迪用眼神制止了我。合影照片上，我們都是雙手下垂。走出大樓，陪同告訴我：「你和他說話的時候，有段時間頭巾完全掉下來了，我很擔心馬蘭迪的反應，但他什麼都沒說，也沒有異樣的表情。」
馬蘭迪博士後來發給我一些鏈接，有他寫的文章，也有其他人的新作，多次提到「伊朗模式」。2011年以來，中東一些國家持續動盪，伊朗的情況相對穩定。伊朗政權於是有信心讓自己的管治模式成為效仿對象。
我請教一位長期生活在德黑蘭的外國學者，如何理解「伊朗模式」。她在郵件中這樣回答我：「伊朗強調的『有限民主制』，讓自由有生存的空間，同時讓宗教領袖的權威統治具有合法性。」這位女性學者不希望公開她的名字，「但是，你接近這個體制的時間越長，就越能感受到其中的壓抑和前途渺茫……結果更多年輕人失去了信仰」。
七
伊朗議會2014年夏天發佈的報告，對「自由戀愛氾濫」給出解決方案：申請臨時婚姻——什葉派教義允許的一種變通，時間可以短則數小時，長則幾十年。我拿這份報道給賈維爾看，他不屑一顧：「人們每天都在做，不需要教士批准，沒人會去申請什麼『臨時婚姻』，教士們只是想主導社會上的變化而已。」
夏天快結束時，警察終於衝擊了樂隊演奏，收走所有樂器。相熟的警察奪走賈維爾的吉他時留下一句：「你惹了什麼人吧？」賈維爾心情很糟。他在臉書上留言：「我腦子裡一片空洞，冒出些危險的主意。」「統治世界的那些人決定讓世界崩潰了……不只伊朗，全世界……」
我在電話裡勸他不要「冒什麼危險的主意」，比如又去草坪上罵人。他終於笑笑，轉而說要介紹新朋友給我：「跑酷，聽過嗎？」
跑酷（Parkour），一種源於法國的運動，在城市裡攀牆走壁，有點像傳說中的輕功，強調突破身體與意念的極限。這在伊朗遭到禁止，更何況是女生跑酷。賈維爾住在城南，認識這樣一群女孩，「她們現在被政府招募當消防員了」。
和蕭貝爾說好在廣場轉盤見面，賈維爾有事沒來。到了時間，電話響，叫我轉身看街對面有人招手。那女孩的螢光綠跑鞋很是扎眼，她使勁揮手卻不過來：「你站的旁邊就是警車。」
跑酷隊伍有男有女，十幾個人走到附近一個兒童樂園。他們飛身越過石牆，才想起要把我拽上去。抽起地上軟墊，疊成半人高，攀爬跳躍練習開來。他們大概每隔兩星期在戶外訓練一次，平時各人在健身房練。女孩居多，其中蕭貝爾年紀最大，21歲，其他的都是十七八。蕭貝爾也是領頭的，做些示範動作。她個子不高，彈跳輕盈。一會兒爬上五六米的石牆，凌空後翻。
空中翻身的時候，她一隻手捂在棒球帽上，帽子下面是頭巾。訓練跑酷已經「非法而公開」，她們不想再為頭巾招惹路人報警。
不一會兒，又來了兩撥女孩，各自帶著男教練。不同跑酷群組間認識，卻不見得親密，各練各的。她們都是從一部電影《13區》中師承了跑酷創始人法國人大衛·貝爾。現年42歲的大衛，從小在房頂上跑跳，長大後糅合體操、田徑和武術技能，開創了這項運動。大概他不會想到，影像把跑酷傳播到了世界的這個角落。這些伊朗年輕人跟著電影自學。他們沒有多少運動底子，只是在消耗體力和衝動。
一個穿黑袍的母親，帶著兩個孩子來兒童樂園。玩了一會兒鞦韆，發現下面軟墊都抽走了，眼前人體橫飛，也就推著童車走開了。
男生的先天優勢更明顯。他們在女孩的掌聲中，沿著矮牆頂箭步流星——剎那間，我懷疑拍我後腰的那個黑影練過跑酷。還有人爬上電線桿縱身而下。跑酷與街舞相通，休息時間他們把手機放在地上，音樂開到最響。男孩裡領頭的那個，是蕭貝爾的男朋友。「爸爸知道肯定會打死我。」她說。聽賈維爾說過，這些孩子的家庭大多保守，對她們的限制很多。「為什麼喜歡跑酷？」「它讓我渾身上下快樂起來，比其他運動更刺激。」她說玩跑酷的女孩居多，因為男孩的運動選擇更多。
蕭貝爾這時告訴我為什麼不去警車邊見面——不是因為她扎眼的鞋子，而是跑酷女孩好幾次去那個廣場，就在警察眼前，交通高峰時間，跳躍汽車頂。「那是最大的快感。」警察在後面追，她一路飛過車流。有人從汽車裡鑽出來，停在路邊張大嘴看。也有人鼓掌加油。「我必須專心跑，不能盯著看人們的反應。」有一次她從車頂摔下來，被警察按住了，「那些警察認得出我們，所以不能去那裡見面。」
她們約定，不在警察追趕的情況下爬建築物。4年跑酷中，有人摔下來過，死了。
我問她們一般什麼時候會去挑釁警察。我的意思是「白天還是黃昏」，戴面紗的女孩子齊聲答：「悶了的時候！」笑聲震天。18歲的阿蒂法姍姍來遲。她從頭到腳都是粉紅，假睫毛好幾寸長。一來就跟大家擁抱，還拉我進去團抱：剛剛訓練完的女孩們，身體滾燙，心臟劇烈跳動著。
跑酷是禁止的，但蕭貝爾們當上了政府消防隊義工，教兒童防火知識。她給我看手機照片，一群女義工穿著黃色制服黑色橫條，有點像蜜蜂。「男消防隊員救女人不方便，所以需要女義工。」
天快黑了，蕭貝爾唱著歌送我上出租車。走到公園外，她忽然說：「告訴你一個秘密，嗯，你是外國人，沒關係——我也許會改信基督教。我相信基督教更寬容，我們這個，太壓抑了。」說完，她把我塞進汽車，關門，揮手。
我什麼也來不及說。當禁錮變得有彈性，權威也在權衡，但是在謊言與現實之間，年輕人選擇轉身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