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處都是領袖像。白鬍子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和花白鬍子的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看多了，我竟不記得德黑蘭街頭還有商業廣告。繁華路口，有一幅描繪的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場景，尺寸驚人，幾乎把相鄰的兩棟樓都包了進來：驚濤駭浪的漫天怒潮之中，萬眾堅毅前行，將領袖像捧在胸口。文字說明：「眾志成城，劈開大海！」聽說有伊朗人從畫中看到了自己，但革命那年他還沒出生。想來畫師真是費了功夫，拿活人相片比照畫的。又或許說明，不管生於哪年，今天的伊朗人仍然活在1979年。
當時，伊朗巴列維國王的現代化改革已經推行了15年[1]。改革初衷，字面上看都是好的：窮人有地、國家富強、實行民主。但是王室腐敗、監督不力、措施過激，良好意願潰敗，民怨沸騰。極具煽動力的布道者和國王最堅定的反對者霍梅尼，在那年2月以革命領袖身份回國，巴列維出逃，伊朗變幻了政教合一、伊斯蘭共和國的旗幟。
今日德黑蘭街頭，1979年主題的延續是兩伊戰爭。1980—1988年，伊朗和鄰國伊拉克打了8年仗，手段慘烈無度，犧牲60餘萬人，最後以各自宣稱勝利結束。近30年過去，首都仍隨處可見死難者像——這裡稱他們為「烈士」，意思是「為真主赴死的人」——電線桿上，房子外牆上，塗料畫的，馬賽克拼的。畫像多為成年男子，也有嬰孩，眼睛像無底黑洞，逼視行人。
「兩伊戰爭對伊朗，相當於中國的朝鮮戰爭。」一名常駐當地的中國記者分析說，都是新生政權第一次遭遇對外戰爭，必傾性命一搏。霍梅尼曾經流亡伊拉克宗教聖地納吉夫。迫於伊朗國王壓力，伊拉克總統薩達姆逐他出境。雖轉投巴黎，如魚得水，但革命成功後，霍梅尼沒有忘記薩達姆落井下石，而薩達姆更惦記著在鄰國政權更迭時乘虛而入。
德黑蘭街頭，那場戰爭的繪畫生動細膩：伊朗士兵頭盔上鮮血殷殷，繳獲的伊拉克坦克排開如海灘上的死魚。去年還有伊朗戰士遺骸從邊境運回來，提醒人們伊斯蘭政權是血與肉鑄成的，生死存亡的鬥爭並沒有遠去。
一
我打算在貫通德黑蘭南北的ValiAsr大街上搭巴士，縱覽全城。捎我去車站的侯賽因在一家外資機構工作，收入中高。我問他車票多少錢。「這可難倒我了，」侯賽因驕傲地說，「我到哪兒都開車坐車，真的不知道。」
ValiAsr大道筆直如書脊。車行其上，德黑蘭就成了一本攤開的書。這條大街最早由巴列維的父親、老國王禮薩提議興建，設想它能成為中東的香榭麗捨，直追古羅馬的凱旋大道。ValiAsr起初以王室姓氏命名為「巴列維大道」，1979年廢除王室之後，改名「摩薩台」，紀念被美國中情局密謀推翻的前總理。但沒過一年，「革命教父」霍梅尼抹去了所有國王時代的痕跡，改定現在的名字ValiAsr——第十二伊瑪目的一種稱呼。伊斯蘭教什葉派相信，先知的第十二順位繼承人，暫時隱藏了起來，將在未來某個時刻重臨人間。
本該是帝國耀武揚威的大道，卻從未迎接過真正的凱旋，而是成了伊朗所有政治運動的中心：集會、遊行、慶賀、葬禮，吶喊聲、歡呼聲、哀號聲、槍聲……都曾令這條大街沸騰。「革命」在波斯語中的原意為「傾覆、顛倒」。巴列維國王的現代化改革，稱為「白色革命」，要把國家原有的生產關係翻個個兒。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又來了一場倒轉。也有人說，伊朗的近代歷史就是幾十年必有一場大變。這種劃分雖然算不上細膩可靠，卻也可知「倒轉」並不鮮見。
平日裡，ValiAsr是條普通巴士路線，但也像閒置的舞台，隨時等待革命隊伍再次浩蕩。它的名字又像在期待救世主降臨，要掙脫革命的怪圈。
巴士車廂被一條細細的欄杆分成男女區。上來一男一女，手搭在分離欄杆上，含情脈脈聊了一路。車站上下，女士頭巾色彩斑斕，流行額前多露一縷，染成金黃或棕紅，撩撥風紀警察的底線。或是馬尾扎到頭頂，拿發卡墊高，頭巾鬆鬆掛在馬尾上，前邊的頭髮空門大開。
初到德黑蘭幾天，一個風紀警察都沒看見。可能因為齋月氣氛緩和，也可能因為新任總統魯哈尼比較開明。當地朋友提醒，這只是暫時怪象——譬如某地暖冬，並不代表那裡從來不下雪。但至少可以看到，伊朗人對溫暖信號的捕捉極其敏銳。
德黑蘭雖不比開羅繁華豐饒，不比伊斯坦布爾開闊洋氣，但千萬人的都城，也是高樓林立、車水馬龍。都市病症也很明顯，擁堵、廢氣、噪聲，整座城市灰濛濛的，巴士窗外偶爾掠過公園綠地。巴哈廣場（Baha Square）可能是個大站，很多人下車，很多人上車。橫向街道的名字，往北多見人名：受迫害的教士、反國王的異見者。從這裡往南，宗教色彩則越發濃重：「聖城耶路撒冷」、「大馬士革」、「伊斯蘭革命大街」（原名「國王大街」）……彩色頭巾越來越少，直到我身邊和站台上幾乎全成了黑色。
巴列維國王的父親禮薩廢除了面紗。這位騎兵出身的將軍不以伊斯蘭教為生活準則，相信伊朗的出路在於全面西化。20世紀初，東方文明國度或主動或被動，認可現代化道路的面貌就是西方化。告別面紗，就是告別過去與落後。
20世紀70年代，在反對巴列維國王的抗議中，許多城市婦女主動包上頭巾——不是因為贊同伊斯蘭生活方式，而是表達對王權的不滿和對宗教女性的同情。但是她們沒有料到，推翻王權之後，戴不戴面紗不再是一個選項——底層宗教熱情釋放出來，鋪天蓋地呼應霍梅尼政教合一的設想。
突然，有人敲我的膝蓋。對面一個陷在黑色裡的伊朗大媽衝我比畫：你的領口鬆了。我微笑感謝她的善意：風紀警察不在，群眾高度自律。
一個多小時後，我在「伊斯蘭共和國大街站」下了車。不知在哪裡付車費，塞給司機，好像才幾毛錢。由北到南的巴士線，也是德黑蘭由富及貧的漸變線。城南伊斯蘭共和國大街比起城北起始站，樓房更密集，商店櫥窗更小，滿是花裡胡哨的廉價小商品，貼滿打折的紅字。黑袍婦女推著嬰兒車進進出出。警車更多了。
牆上標語：「我們永遠繼續伊瑪目霍梅尼領導的革命」、「獨立、自由、伊斯蘭共和國」、「真主保佑領袖永遠健康」……領袖像、烈士像、標語口號，把視覺和心靈圍在革命的主題公園裡，留在對政權的持續記憶中。
可是，我沒有看到2009年「綠色革命」的痕跡。那一年總統選舉，決戰在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和銳意改革的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 Khameneh）之間展開。當局宣佈，內賈德贏得超過60%選票，穆薩維得票只有他的一半多，但這個結果遭到廣泛質疑，8個月裡，400萬人先後走上ValiAsr大街，高聲質問：「我的選票呢？」他們與警方、革命衛隊發生衝突，數十人死亡，約4000人被捕。那是1979年以來，伊朗伊斯蘭政權遭遇的最嚴重挑戰。
可是，我什麼痕跡都沒看到。35年前的革命栩栩如生，5年前的，卻不見了。
二
我在伊朗的時候，趕上巴西世界盃半決賽。伊朗人酷愛足球，但是政府有令，不得聚眾圍觀。2009年事件以來，「人多」是個敏感詞，足球也變得政治起來。2010年南非世界盃，伊朗國家隊球員手腕上纏著綠絲帶上場，表達對穆薩維的支持。但既然政府有令，大部分伊朗人就在家關起門看電視。基於伊朗人對「暖冬」的靈敏，我相信必有人「聚眾圍觀」圖個熱鬧。果然，朋友介紹的當地青年晚上來電：「找到了。」
米夏在咖啡館門前等我。瘦長臉，圓眼鏡，一抹憂鬱，符合關於文藝青年的普世想像。他正在學習電影導演。
米夏轉了好幾個地方，才確認這家小電影院兼咖啡廳「有戲」。我們在臨街小桌前坐下，先點些吃食。咖啡廳菜譜推介意大利菜，米夏曾經在意大利留學，念著菜譜提醒我別期望過高。沒關係，我的心思在看人。環顧四周，景象與街頭的莊重肅穆迥然不同：四五張長桌，幾個散放的小圓桌，火車車廂式座位上，男男女女緊挨著坐，少數勾肩搭背，情侶互喂意粉。女孩們的頭巾，顯然比街上又退後幾厘米。
窗外就是ValiAsr。我來的路上看到不遠處摩托車騎警密集，但置身這間咖啡館，彷彿外面的世界有個後門，精靈們都躲進來了。
投影屏幕光影離合，借來打量咖啡館裡的人。斜對面桌一個女孩，黑頭巾歪到一邊，露出髮髻上的一朵白花。德黑蘭女性愛用絢爛的顏色井噴式表達，黑白配卻是少見的優雅。她背對屏幕，跟3個男生坐在一起，笑聲響亮，手裡一支細細的煙。「我朋友圈裡也有這樣男孩氣的女孩，久了忘記性別，不過，漂亮女孩總是知道自己漂亮。」米夏也在打量那個女孩。
這一場四分之一決賽由荷蘭對陣哥斯達黎加。伊朗世界盃轉播盡顯本地特色。中途插入巴西風景，很可能是切換了袒胸露背的外國女球迷。中場休息不播廣告，阿訇[2]誦經接管屏幕。頭上戴花的女孩招呼我和米夏坐過去。她叫達拉，24歲，從美國回來休暑假。咖啡館是坐在她身邊的那個光頭開的。「她從前講英國腔調的英語，現在改了美國口音。」光頭說起達拉一臉仰慕。「是波特蘭口音。」達拉吐了個煙圈。
她從小跟父親講英文，正是這個習慣招惹了麻煩。「綠色革命」期間，她幾次跟著朋友上街。最後一次是參加一個學生的葬禮。「在我前面，就這麼遠。」達拉比畫說大概有50米，一個男人「彭」地腦袋開花，「like pink mist」（像是團粉紅色的霧）。她和朋友躲進路邊餐廳，父親剛好打來電話，達拉驚魂未定，顫抖著答了一句「I am fine，I will be home in no time」（我沒事，馬上回家），結果被旁邊便衣聽見，懷疑她是外國間諜，抓進監獄關了7天，直到他們發現她「誰也不是」。出獄後，達拉跟一個在美國的伊朗人結了婚，不久便定居到了俄勒岡州的波特蘭，一座200萬人口的城市。
光頭向我介紹，咖啡館裡都是熟客。身後那桌，一個男生頂著非洲「爆炸頭」，茂盛得旁若無人。另一個留長髮扎小辮，過時藝術家范兒。第三桌都是德黑蘭大學學生，學藝術、哲學、社會學、工商管理的……女生面對面坐在中間，男生圍攏在兩旁。咖啡館裡的人無一例外都參加了2009年抗議。
綠色革命展區在這裡，活的，我心想。艾哈邁迪·內賈德擔任總統的8年，於眼前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是漫長的災難。經歷了前總統哈塔米時代的開放，社會氣氛突然收緊，更嚴厲的國際制裁損害了日常購買力，更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其實，內賈德並非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最初中意的對象，但他與革命衛隊[3]、巴斯基（伊朗民兵、便衣組織）[4]關係密切。內賈德在擔任地方官員和德黑蘭市長期間，曾把大批建設工程項目承包給革命衛隊，當哈梅內伊內定的候選人圖譜發生變化時，一束光照亮了艾哈邁迪·內賈德。
從1979年到2005年，伊朗總統全是披著黑袍的教士。內賈德卻愛穿廉價夾克衫，經常跑到首都以外的偏遠貧苦地區，用大老粗的語言宣講。執政頭幾年，幸運地趕上油價上漲，「國家的石油收入應該放到窮人的餐桌上」，而這些「窮人」就包括革命衛隊和巴斯基家庭。他以分發現金的方式改善了部分貧困人口的生活，但整體經濟欠缺章法，通脹、失業困擾著更多人。
艾哈邁迪·內賈德借助打擊社會自由風氣，擴大了革命衛隊和巴斯基的權力，著裝要求更嚴，言論受到空前壓制。愛國主義也被用來挑釁反對者。他積極尋回兩伊戰爭遺骸，特別安置在青年男女偷偷約會的公園和大學校園，多次引發抗議。德黑蘭人說，別人「種樹」，內賈德「種烈士」。
2009年選舉來臨，氣氛明顯有利於改革派代表穆薩維。但是計票過程出現了各種怪象：空白選票、突然禁止逐省統計、一場大面積停電。當街頭騷動起來後，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表態支持內賈德。
達拉被便衣當作「外國間諜」抓進去後，單獨羈押。囚室很窄，四周都是高牆，只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個小鐵窗透進來一點空氣。室內總是亮著燈，令她難以入睡。走廊裡通宵傳來淒厲的哭號，伴隨鞭子抽打的聲音。「那很可能是放錄音，來製造恐怖氣氛……我寧可相信是那樣的。」
走出囚室，她的眼睛必須被蒙上，雙手也要綁在身後。獄卒們咆哮、辱罵著，還有人狠狠踢她的腿肚子，因為達拉穿了一雙美國軍靴。「那陣子伊朗黑市時興美軍軍靴，從伊拉克和阿富汗陣亡的美軍身上扒下來的，伊拉克的比較多。」她招惹革命衛隊的另外一大嫌疑是，包裡有很多香煙，不像好姑娘。其實，那時候達拉還不會抽煙，她和另一個同去抗議的女孩，聽說「抽煙可以中和催淚彈煙霧」。
幾天後，審訊者改變策略，以「可疑的親切」姿態盤問：「我們知道你不是伊斯蘭革命的敵人，究竟誰派你來的？」在她即將崩潰的時候，審訊者給她點上一支輕萬寶路——那是一個星期以來最好的待遇，後來竟戒不掉了。
達拉說起這些事，近乎平靜。有時她瞪大眼睛，表現出「怎麼可以這樣」的憤怒，但大部分時候，更像是講述一件時隔久遠、細節在記憶中固定下來的事情。達拉記憶中綠色革命的終結，是人們「用光了力氣」。第二年2月，一場密集警力保護之下，盛大的35週年國慶，蕩平了抗議的余勇。
「死亡、監禁、抓捕、毆打，所有這些耗盡了我們的能量。」達拉說。即便是2011年阿拉伯抗議風潮驟起，伊朗也沒有重演綠色革命。桌上其他人紛紛點頭。人心疲累，現在學生們在一起不大談論政治。瘦黑寡言的薩滿是德黑蘭大學的學生，他明天要在這個小電影院，為他的觀念攝影展揭幕。宣傳單上印著幾幅照片：防毒面具、斷裂的身體、沼澤中的手臂，逼人的隔離與困惑。我問這些照片的含義，他反問：「有沒有注意到街上女孩子戴頭巾的方式？」伊朗官方發佈的標準方式是蓋住頭髮、脖子和胸部，但姑娘們的日常抗爭，就在兩三厘米的頭髮上。警察不管，就往後退，管了就往前拉。「還有，她們會把上衣弄得特別緊。」這下我想起來，曾經在城北商店試一件當地女式襯衣，深藍色，長袖、及膝，樣子很保守，穿上身照鏡子卻差點笑出聲：細細的腰帶高高繫在胸下。
「In Iran，we don』t say it，but show it.」（「在伊朗，我們不說，只秀出來。」）薩滿得意地笑了。
政治抗爭平息，他們只為生活中的一點點自由辯護。「爆炸頭」不止一次被警察攔下，以致發明了標準回答。警察問：「幹什麼的？」答：「話劇演員。」「演什麼？」「一棵樹。」有次一個年輕警察跟他聊天，說不喜歡這份工作，月收入不到100美元，還覺得爆炸頭蠻好看。
扎小辮的舞台劇導演，為這過時的藝術家髮型蹲過幾天監獄。最近他排了一齣劇，按達拉的說法，「分明是舞蹈」，但不能叫「舞蹈」，因為伊斯蘭政府嚴禁跳舞。「小辮」改了名字叫「韻律活動」，希望掩人耳目通過審查。當他們議論政府管制的愚蠢時，臉上會露出興奮之色，你可以感受到他們的苦悶和無奈，但也夾雜一絲遊戲的快樂。
我問光頭為什麼敢聚眾看球，他指指角落裡一個背對大伙、逆著光吃比薩餅的老頭：「他負責跟警察搞關係。」咖啡館惹過很多次麻煩，關門，抓人，久了卻打通了警民關係，繳點保護費，互守默契。光頭說，今年世界盃期間，新任總統允許公共場所經營時間從午夜零點延長到凌晨4點。「4點，球賽剛好結束。」他迅速領會政策。
看球，本來也不是目的。咖啡廳裡的人玩手機，玩填字遊戲，聊天取樂，為的是享受凌晨不回家的自由。當比賽越來越精彩，他們才放下手機，停了遊戲，「哎呀——」「哦——」，驚歎聲像只氣球，在人們頭頂掂來掂去，此起彼伏。
最後，荷蘭點球淘汰哥斯達黎加。米夏和「爆炸頭」高舉雙臂唱起歌來，光頭提醒他們小聲點。本不相識的人們互相擁抱道別。到門口，女孩們各自整理頭巾。街上的車，比我來的時候更多了。
三
達拉和米夏是德黑蘭藝術學院的校友，但不同級。達拉念的是「大型紀念碑」專業，如果不出國，可能要為伊斯蘭政權設計「豐碑」。到了美國以後，她被波特蘭的西北太平洋藝術學校錄取，研讀藝術批評與研究，還兼職為初到美國的伊朗難民做翻譯。
美國人介紹達拉時愛說：「這個姑娘為了信仰勇敢鬥爭，終於抵達美利堅。」可是達拉並不認同自己是什麼「英雄」，只是「出現在錯誤的地點」（被便衣聽到電話）。以美國公民身份出入德黑蘭並非難事，她說，好多伊朗毛拉（泛指「宗教學者」）、政客、富商的孩子都持有美國護照，國籍不會成為不能入境的理由，只要你「不惹事」。
自2011年離開後，她曾兩次回國，這裡有她愛的父母、弟弟和朋友們。這次她回來住兩個月，我們見了好幾次面。其中一次，應我的要求，去Golestan商場轉轉。那裡離達拉父母家很近，有她少年時的回憶，也是伊朗經濟發展地標。商場的波斯文名字，中文譯作「玫瑰園」，一度是德黑蘭乃至伊朗全國最出名的消費場所。
玫瑰園正式竣工還是在兩伊戰爭之後，但「商場」概念的引入者，卻是末代國王巴列維。他希望借此打擊巴扎商人與伊斯蘭教士的勢力。「巴扎」指的是中世紀以來中亞、北非的集市，不僅僅是貿易場所，更是當地商人、手工製造者和銀行（或借貸者）的一張關係網。在伊朗，巴扎控制著國內三分之二的批發銷售，也把持著本地毯子和堅果的出口。巴扎商人自然不喜歡外國商品進來競爭。國際封鎖傷害了伊朗產品外銷，但實際效果又保護了巴扎商人在國內的壟斷。
幾個世紀以來，巴扎商人捐錢給教士，教士們負責將伊斯蘭教義解釋得有利於他們的生意和生活模式。很多清真寺就建在巴扎裡面。「金錢與教義」結盟，在1891年發起「煙草抗議」，抵制吸食英國商人專營的水煙，在1905年參與立憲革命，削弱國王特權。而在1979年反對國王的革命中，這種聯盟的效果更是決定性的。
生活在瑞典的伊朗學者沙赫拉姆·霍斯拉維，大約10年前曾考察過玫瑰園商場，他指出這個商場與巴紮在任何層面上都是對立的：商場裡賣的是外國時尚，沒有禮拜場所，有的是西式咖啡館、翻版洋快餐廳和網吧，消費者也是「西化的中產家庭」。玫瑰園經營者傾向於伊斯蘭政府中的改革派，2001年改革派總統哈塔米連任時，整個商場還打折慶賀。總之，商場賣的是跟傳統割裂的生活方式，賺的是不經巴扎商人之手的錢。
我和米夏到得比達拉早，便四下轉了轉。商場是一個4層的土黃色建築，內裡裝飾、牆磚還有幾分巴扎的影子。中庭有一個小噴泉，水柱指向霍梅尼與哈梅內伊的標準掛像。米夏一進門就撞見熟人，那個女孩的彩色頭巾下是齊耳短髮，還大膽染成了白色。中庭也有不少黑紗遮蓋全身的女性和她們的丈夫，在圍觀索尼手機和電視機的演示。看起來，這裡與霍斯拉維10年前所見，發生了一點變化：伊朗整體經濟在發展，所謂「西化」和「傳統」生活方式不再是井水不犯河水，在這家商場裡，變成了統一在伊斯蘭領袖監管之下的「莫非王土」。
連排的名表店門口，商業世界更加和諧：喬治·克魯尼為歐米茄做的廣告海報，尺寸跟領袖像差不多。美國影星和伊朗神學領袖，在消費主義屋簷下奇妙共處。
2012年，新一輪制裁出台，歐洲和美國企業全面停止了與伊朗的生意，玫瑰園裡看到的任何西方舶來品都來路可疑。名表店門面很小，我撇下米夏自己走了進去。一名蒙黑紗的婦女面前攤開一排金錶，左挑右選。店主熱情招呼。我問：「這些表是從瑞士來的嗎？」「當然。」他手指關節輕叩玻璃，指點著琳琅滿目的貨品。
我的好奇戰勝了理智：「不是有制裁嗎？手錶怎麼來的呢？」老闆笑意凍結，直視著我。我知道該走了。
推門出來，達拉正站在噴泉前等我們。她穿著湖藍色的長袍，配同色耳環。聽說了表店經歷，她瞪大眼睛：「你去問店主？他當然不會告訴你都是走私來的。」
玫瑰園商場裡，喬治·克魯尼的廣告海報，尺寸跟領袖像差不多。美國影星和伊朗神學領袖，在消費主義屋簷下奇妙共處。
走私在今天伊朗經濟的比重難以計算。後來我漸漸發現，iPhone手機在德黑蘭很普遍，街上還有蘋果專賣店，彷彿整個從美國加州鑽地道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店員穿的也是藍色T恤，胸前懸掛白色卡片。但誰都知道，蘋果和伊朗尚未「建交」。倒賣外國產品的走私生意，經手者很可能是掌握特權的革命衛隊，也可能跟巴扎商人有關。錢，令政治界限模糊，利益圖譜變得複雜。
走私生意滿足了封鎖之下的伊朗人對外來物質的極度渴望。從某種程度上說，一些人製造了封閉，再從封閉中牟利。他們要證明自己比國際制裁更聰明。玫瑰園滿眼熟悉的國際品牌，從日常用品到奢侈品。一家皮具店櫥窗，醒目擺著路易威登最新款大紅色皮包。我鼓動達拉問價，小販眼露金光：「兩百美元，最好付美金。」顯然這個價格不可能是真貨。
在這裡，原裝品牌、仿冒貨混雜呈現。事實上，在德黑蘭，錢幾乎能夠買到一切，禁止的不禁止的，合法的違法的。來伊朗前，我問一個剛剛生了孩子的當地朋友，是否需要從香港買嬰兒用品。誰知她家對面就有兩家歐洲名牌嬰兒用品店。那位酷愛中國的朋友，只請我捎了瓶醬油。
兩伊戰事消停後，伊朗經濟開始復甦並不斷增長。在內賈德執政期間，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也是到了2012年西方猛下制裁後，才第一次出現負增長。過去20年，領袖畫像沒變，伊朗人的物質生活與時俱進。
米夏記得，真正把伊朗人和世界拉近的是衛星電視。幾乎每個家庭都花不多的錢（100美元左右），「違法」裝了衛星電視。法不責眾，當局似乎放棄了追查。有一次，社區警察不知怎麼知道了米夏的父親會釀私酒，暗示要來嘗嘗。父親心領神會，把他領到家中。「警察直奔酒罈去了，旁邊就是衛星天線，他視而不見。」伊朗人對外部世界的信息並不陌生，但這更激起了他們真實地去觸摸世界的慾望。
「你想不到他們會托我從美國帶什麼。」達拉每次回國，朋友們點名要的是「真的星巴克紙杯、原裝可口可樂」。玫瑰園商場有店舖賣仿製的星巴克馬克杯，被當作高檔工藝品擺在黑絲絨軟墊上展出。而伊朗的可口可樂，來自1979年美國人落跑時留下的配方和工廠。「見過世面」的米夏講了一個更好笑的故事：他在意大利的時候，接待過父親的同事和他的兒子。這對伊朗父子每天都點名要吃麥當勞。「我勸他們意大利菜好吃，但他們只想吃麥當勞。」一次去鄉村，沒有麥當勞，不得不吃了一回當地餐。伊朗父子承認非常美味，可是第二天回到城裡，他們又要求吃麥當勞。米夏很生氣，當真實世界攤開在眼前，伊朗老鄉竟執著尋找臆想中的那一個。他們對那個世界的想像相當狹隘，縮小到美國，縮小到美國流行文化，縮小到芝士漢堡。
我們跟著達拉轉到玫瑰園二樓，身後傳來一陣上海話。我喜出望外，上去用鄉音跟3個中國人搭訕，他們竟有些警惕，點頭哈哈，邊說話邊後退。後來聽說，這一區附近有一些中國國有企業。歐美公司撤出伊朗後，市場自有人填補空白。目前伊朗石油出口的主要買家是：中國、印度、土耳其、韓國和日本。
國企的中國人喜歡在伊朗買手錶，水貨價格有時比歐洲原產地還便宜。美國制裁伊朗銀行對外交易，地下錢莊應運而生。伊朗巴扎還撞上了中國小商品衝擊：市場裡花花綠綠的緊身褲襪，林林總總的小家電，攤主會用中文告訴你：「義烏。」制裁下的伊朗人，還在臆想美國，而一回頭，中國已近在咫尺。
達拉父母住在商場附近一個富裕社區，名字叫「小西方」，是巴列維國王時代建的，有意仿造了美式住宅風格。1979年，伊斯蘭政府將其改名為「小聖地耶路撒冷」，但民間叫法怎麼也拗不過來，還是「小西方」。達拉的父親是材料工程師，早先為一家英國公司工作，發明過一項專利技術。1979年革命後，伊斯蘭政權要求他提供這項技術，他起先拒絕了，還因此坐了幾年牢。達拉的母親生於優渥家庭，從小跟著外婆去柏林度週末。改朝換代之際，舊時代精英很快在政治上被邊緣化，能保全生活已是幸運。
少年時，玫瑰園是達拉的樂園，「因為容易逃跑」。風紀警察追過來的時候，鑽進某個店舖衣架背後，或者飛跑上四通八達的樓梯。當時，社會上所有地方都成功實現了男女隔離，唯獨在西式商場裡，很難控制異性接觸。達拉還記得這一區少男少女開著家裡的汽車出來，搖下車窗相互扔寫著電話號碼的紙條，或是去商場網吧，說好時間一起上聊天室。
現在，商場二樓正對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畫像的地方，貼著「免費無線上網」。幾乎所有人都能嫻熟地使用捷克產的翻牆軟件，越過政府在互聯網上設置的障礙，連最高領袖本人都在「被屏蔽」的海外社交媒體上開了賬號。技術的發展似乎站在了反抗者這一邊，但當局並不打算放棄。如果沒有特殊軟件，直接在伊朗互聯網上搜索西方歌曲、電影或敏感政治，都會被立即鏈接到「伊斯蘭政府網站」的主頁。有時你覺得伊朗人與外面的世界就隔了一層紙，但那層紙是鐵打的。
達拉認出一個穿制服的保安，指著他對我說：「這是個好人！」「哈，我認得你。」保安穆罕默德說起話來左搖右晃。他常替孩子們望風，見到風紀警察進來，就提醒他們「小心」。現在，警察仍然搞突擊檢查，或敦促保安「自查」。
我們離開玫瑰園的時候，迎面來了一群樣貌惹眼的孩子。十四五歲，女生頭巾的顏色用刺目的螢光橙，男生頭髮上似乎打翻了整瓶發膠。擦身而過時，達拉有些嫌惡地說，一看就是來自「小西方」高速公路另一頭的一個新社區，大半是革命衛隊的新富家庭。內賈德當政後給予革命衛隊很多好處，客觀上製造了新的富人和中產階層。
但這些「革命的下一代」，面貌也變了。
走出玫瑰園，天色漸暗。商場外的氣氛變得更加認不出來。側門空地停著一輛嶄新的瑪莎拉蒂。兩人樂隊在拐角演奏西方歌曲——平克·弗洛伊德的《願你在此》（Wish you were here）。這首歌的年紀比伊斯蘭革命還大4歲。幾米開外，兩個女孩的笑聲一浪一浪傳來。她們化著濃妝，倚在電線桿上，手伸到長袍底下，脫去平底鞋，換上尖細的高跟，不知要去哪裡。她們飄過時，空氣中留下了濃得化不開的香水味道。
四
僅僅從德黑蘭街頭宣傳畫看，這個國家自1979年以來只有兩個領導人：霍梅尼和哈梅內伊。事實上，他們的頭銜是最高領袖，集宗教與政治權威於一身，而負責國家日常運作的，是選舉產生並獲得領袖認可的總統。哈梅內伊自己曾經在1980—1989年間擔任總統。霍梅尼去世後，他接任了「最高領袖」。
霍梅尼的學生和長期追隨者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成了哈梅內伊的第一任總統，被稱為「伊朗鄧小平」。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鄧小平」是「市場經濟啟動者」的代名詞。兩伊戰後百廢待興，拉夫桑賈尼推出兩個「五年計劃」，對超過1000家國營企業實行私有化。伊朗出現了股票市場、自由貿易區，農業國家開始向工業化轉變。
但是，經濟轉型也出現了許多問題，企業私有化只進行了一年，就因醜聞頻發而暫停，政府介入後，以「革命貢獻」分配股權，結果引起一陣混亂。熱錢湧入房地產後，德黑蘭房價飛漲。拉夫桑賈尼執政後期，又遭到美國克林頓政府經濟制裁，改革成果有限。
拉夫桑賈尼奉行的是市場經濟，但政治上不做任何開放的打算。1981年，伊朗法律規定可以組建政黨，但是在拉夫桑賈尼與哈梅內伊這對組合執政時期，沒有一個政黨註冊獲得批准。相反，言論大膽的報紙被紛紛關停。1993年油價急跌，石油工人暴動，拉夫桑賈尼毫不猶豫地以武力鎮壓。哈梅內伊還支持保守派人士掌握情報、文化、宗教、官方媒體等重要政府位置。
拉夫桑賈尼以革命元老的威信和個人的實幹主義風格推行經濟改革，難免會遇到意識形態的瓶頸，當私有化觸動保守派人士利益時，他們就拿伊斯蘭教義來批評改革，但改革也鼓舞了另一部分人。中產階層正是在那個時候裝上了衛星電視，社會風氣也逐漸開放。記者頂著言論禁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減少保守派對社會的干預。他們本來會成為拉夫桑賈尼對抗保守派的幫手。
1997年，拉夫桑賈尼任期結束時，伊朗似乎走到十字路口：繼續經濟開放，同時鬆開意識形態管制，還是要回收隨經濟改善而漸漸流失的政治權威？
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從沒說過改革的步子是不是太急，但當1997年總統選舉決戰在兩個候選人中展開時，他公開支持保守派納泰格·努裡（Ali Akbar Nategh-Nouri），努裡傾向回歸巴扎商人與宗教的結盟。在哈梅內伊的支持下，努裡獲得了最多的電視宣傳時間，一早便開始以獲勝者的姿態演說。
另一名衝入決賽的候選人哈塔米，曾經是霍梅尼「欽點」的清真寺伊瑪目，同時也是西方哲學學者，擔任過記者、報紙編輯，撰文批評伊朗處於10世紀以來的保守，讚揚西方的進步。哈塔米在競選中，大膽釋放政治改革夢想，經常提到「公民社會」和「自由」。他走遍全國與民眾見面，青年和婦女都成為哈塔米最忠實的支持者。投票結果是，哈塔米意外大勝，比努裡得票多出近5倍。最高領袖接受了選舉結果。這時，幾乎所有人都以為伊朗將要進入政治經濟齊頭改革的時代。
米夏最後一次見到哈塔米，是在德黑蘭藝術學院講演時。台下學生噓聲四起，溫文爾雅的總統面色難堪。米夏記得他說：「你們不要這樣對待我，在我卸任之後，下一個總統只會更糟。」
哈塔米1997年上任之初，氣像一新。他緩和報禁，熱烈討論婦女權益、法治與寬容。哈塔米時代，街上的頭巾有了顏色，款式越戴越松。電影人重新開始活躍。米夏記得當時有部電影，男主人公扇了女主人公一個耳光，電影院裡有人輕聲喊起來：「啊，他們碰到了！」那很可能是伊朗電影史上第一次出現兩性接觸。
哈塔米還積極改善對外關係。他是1979年革命以後第一個收到歐洲各國邀請的伊朗領導人。他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呼籲「文明對話」，兩國隨後還互相派遣摔跤隊進行交流。美國結束了對伊朗經濟的制裁，除了關乎巴扎利益的毯子和堅果，伊朗產品也可以出口到西方。
然而，巴扎商人不願放棄經濟特權，保守教士仍然把持高位。哈塔米歡迎外資，但外國公司到伊朗投資困難重重，因為最高法院不肯放鬆對憲法的解釋。與此同時，哈塔米的支持者受到更猛烈的攻擊。報紙被關，記者入獄，異見作家被殺。在相關案件審理中，哈塔米向保守勢力低頭。一家改革派報紙被封，觸發學生抗議。警察殺死一名學生，打傷無數。哈塔米起初還譴責警察暴行，但當示威擴大，要求「媒體自由和實行民主」時，哈塔米又改口宣佈遊行非法了。
哈塔米鼓勵人民追求自由，但支持他的人卻認為遭到了他的背叛。哈塔米開啟了政治改革，但最後卻在過於強大的保守勢力面前敗下陣來。等到2005年他任期結束的時候，改革派支持者早已心灰意冷，紛紛拒絕投票。投票率的低迷，加上選舉委員會的刻意篩選，混合著保守和民粹主張的艾哈邁迪·內賈德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
如果說那家看世界盃的咖啡館是「後門」，達拉帶我去的公園簡直就是個「黑洞」——不僅因為天光已暗，而是公園一角，達拉的朋友們面貌奇異。頭髮染成綠的、紅的、紫的，佩耳釘鼻環，還有張開嘴露出的舌釘，胳膊上刺青連片。這個角落，是少年時他們被警察追出商場逃逸的目的地，現在也是他們碰頭的老地方。離開這裡，他們會披好頭巾，穿上外套，盡量扮回「正經」樣子。
達拉也發現朋友們的扮相越來越誇張。「可能是社會氣氛越來越偏激。」她說最近兩次回國，感覺人與人之間越來越不友善，「經濟變差，你必須踩著其他人，才能給自己找條路」。
兩個玩滑板的男生迎向達拉左擁右抱，他們是10多年的朋友了。其中一個叫范爾西的男生告訴我，德黑蘭第一個玩滑板的人是自己用木頭鋸出了一塊板，但「現在有了好幾家進口滑板店」。沒什麼好奇怪的，想想那家蘋果商店。滑板有了，范爾西他們卻找不到合適的地方訓練。「德黑蘭不是沒有滑板設施，但都叫革命衛隊的人佔了，他們自己玩，不給我們這樣的人用。」他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聯絡方式，還工整地附上他理解的滑板運動精神：「愛與和平，尊重全世界。」
這些年輕人都來自中上收入階層，甚至是保守派家庭。比達拉小幾歲的霍爾芭，父親是牙醫兼宗教學者，兄弟姐妹都是「正經人」。但她的黑袍更像是一件女巫的斗篷，頭髮全部染成綠色，大半露在外面，嘴角一顆小圓釘。幾年前，她想在德黑蘭組建一支女子朋克樂隊，但是湊不齊人。後來她打算去德國學動漫，學了德語，拿下簽證，什麼都辦妥了，但最後父親卻切斷了她的經費。在伊朗，得不到父親或者兄長的批准，女性不得單獨出國。飛出去的夢想被一刀剪斷，霍爾芭跌落到水泥地上，變成了一棵渾身帶刺的仙人掌。為這身打扮，她無數次被風紀警察攔下。在媽媽勸說下，她曾試著穿戴得規矩些，結果渾身不舒服，「那就不是我了」。霍爾芭和男友站在一起讓我拍照。男友手臂上爬滿刺青，黑T恤衫上印著白色骷髏。他們望向鏡頭，眼睛裡有種奇怪的確定感。伊斯蘭革命發生時，這些人的父母還是中學生，而等到他們降生後，睜開眼睛打量周圍時，革命與戰爭都已結束，自己在主題公園與外面的世界之間。
霍爾芭和男友站在一起讓我拍照。男友手臂上爬滿刺青，黑T恤衫上印著白色骷髏。他們望向鏡頭，眼睛裡有種奇怪的確定感。
跟達拉和她的朋友們在一起，我盡量忍住不要問「下面做什麼」、「確切幾點鐘見」。他們時間概念很淡，不做計劃，有時站著閒聊一兩個小時，等我問了，他們如夢方醒：「啊，我們還在等人。」德黑蘭沒有都市生活的緊張感。
這天最後一個到的，是達拉在玫瑰園扔紙條結識的朋友「外星人」。他本來的名字是什葉派救世主「馬赫迪」，但他更樂意自稱異類。「外星人」的主要時間都用到了滑旱冰上。跟大家打過招呼之後，他鑽進汽車換衣服。我以為要換成輕便運動裝，沒想到他走出來的時候，彷彿是趕去參加婚禮的新郎——白襯衫、小硬領、黑色領結、西褲筆挺。
蹬上旱冰鞋，耳機裡播放著《婚禮進行曲》——沒別的，他說僅僅是好玩。他喜歡飛快從女孩們身邊掠過，引起陣陣驚呼和歡笑。他隨時拐進窄巷子，警察也追不上。「外星人」打算出國，可又不清楚出去幹什麼，英語也不過關，所以只得暫時靠父母度日。他帶我們到一條小街，見證他如何在車流中快速穿行。出發前，趁著夜色，他對附近一個監控攝像頭伸出中指。
天完全黑了，街道成了真正的樂園。「外星人」踩著旱冰鞋御風而行，汽車頭燈在他身後打出金色的輪廓。這一代人早就學會了在革命主題公園裡，玩自己的遊戲。
站在朋友們中間，達拉的外表是最正常的。沒有染髮，沒有文身，在德黑蘭穿著規矩的長袍。可能因為她身在美國，不需要過分表現自己。我問她，留在伊朗會怎樣？她笑了：「如果我是個同性戀，就來伊朗住。因為這是最大的禁忌，也就會有最大的快感！」
「嘿，聽著，我們要搞派對！」達拉轉頭對大夥兒喊。她上一次回來的時候，參加了一場（關起門來搞的）比基尼派對。德黑蘭沒有海灘，但派對著裝之火辣，她在美國從未見過。德黑蘭的派對比波特蘭酷多了。
米夏臨時充當我的翻譯。當達拉和她的朋友們用英語跟我交談時，他就在旁邊看著，並不介入。米夏衣著簡單乾淨，仔細看，才發現每天都在用心搭配。在意大利的時候，他住在時尚之都米蘭。米夏坦誠相告，回伊朗來，是因為他在國外過得並不好。從德黑蘭到米蘭，他換過3個專業：採礦工程、工業設計、傳媒設計，每個都沒能念完。在石油公司做工程師的父親，威脅要切斷經濟來源，所以他必須返回伊朗。姐姐原先做一份翻譯工作，因為照顧孩子，介紹米夏頂替。雖然未必是興趣所在，27歲的他總算有了穩定收入。電影是他新的嘗試，也是最後的堅持。他迄今為止唯一的作品，是在一個免費視頻網站上，發表了一段7分28秒的旅行短片，題目是「Fly there，stay」（《飛去那裡，住下來》）。他的老師這樣評價：「裡面缺少hero（主角）。」
我以為米夏跟達拉都在國外生活過，是相似的人。但是米夏糾正我：達拉離開了伊朗，是個「局外人」，而他接受了必須在這裡住下來的現實。
達拉鬥爭經驗不足，米夏更像是在抗議洗禮中長大。在德黑蘭藝術大學唸書時，他崇拜一個高大壯實的學長——差不多有兩米高。米夏說起來的時候，還要向上仰望。學長是政治活躍分子。一天午餐，學長突然來到食堂，說不要吃今天的肉，那是國王時代就存在冰箱裡的。肉怎麼可能保存30年？學長拿出從食堂偷來的一條牛後腿，一看印章，真是巴列維時代的。不管怎麼說，大家發現那天午餐的味道確實古怪。學長號召絕食，敲盤子繞著校園遊行。堅持三天，校方道歉承諾改善伙食。那一次，米夏看到了反抗的力量。
後來，米夏領導過一次抗議——一場無預謀的即興反應。他和一個女生坐在校園裡聊天，風紀女警衝過來，氣勢洶洶地責問女生的頭巾為什麼用花色。女生悻悻從書包裡掏出一條灰的——通常都會準備一條黑色或灰色的頭巾，以備這樣的時刻。米夏搶過灰頭巾，包在自己頭上。周圍路過的男生哈哈大笑，紛紛向女生們討了備用頭巾戴上。面對幾十個戴頭巾的男人，中年女警張口結舌，不知如何收拾——她從未遇到這樣的狀況，更沒有權力指揮男性，只得掉頭離開。
2009年選舉結果一出，米夏站到ValiAsr大街上，以靜默抗議。「喊口號不是我的風格。」他說。學校附近人潮洶湧，卻不見大個子學長，「至少，我不記得見過他，但那時，我也不需要再跟著誰出來」。
在我們的相處中，米夏對現實的不滿顯而易見。有一天見面時，他剛剛從上司辦公室出來，滿臉羞怒。上司好意提醒，在同事面前說話要小心，擔心會有人向情報部門打小報告。辦公樓走廊燈管散發綠光，米夏指著燈管對我生氣：「為什麼連燈光都是伊斯蘭的？」（伊斯蘭教推崇綠色。）
我問他2009年的抗議會不會再來一次。他說「不知道」，至少新任總統魯哈尼帶來了善意和希望。不過，米夏沒有忘記在哈塔米時代，人們的希望是怎樣落空的。他最怕反抗與鎮壓的輪迴，希望與失望的重複。
六
收到費耶茲回復，約我在霍馬酒店（Homa Hotel）吃早午餐，頗感意外：齋月裡，一個來自保守派家庭的女孩公然邀我破戒。見了面後，費耶茲澄清：「我的親戚是巴扎商人，不等於我是保守派！」她的父親是影視製作人，母親家庭與巴扎相關。
霍馬是德黑蘭最有名的酒店，眼下卻因為生意不景氣，一片頹唐和沉悶。偌大一個餐廳裡，自助餐餐桌在中間縮成一圈，仿若孤島。大概只有四五個客人。侍者的制服誇張得像典禮上的軍裝，他們舉手投足保持著高傲，講起話來拿腔拿調。肉尚能吃，蝦似乎登陸很久了，我嘗了一口，悄悄將它埋在餐巾裡。
我想瞭解巴扎商人的想法，朋友推薦了費耶茲。我問有沒有可能見見她的商人舅舅們，費耶茲果斷拒絕：「他們不會跟你說話的，你是外國人，外國女人。」有一種觀點認為，2009年綠色革命失敗，是因為沒能獲得巴扎商人的支持，他們與掌權教士的聯盟牢不可破。費耶茲同意這個看法，但是在艾哈邁迪·內賈德連任總統之後，情況起了一些變化。
伊朗政府在核問題上表態強硬，2012年國際制裁陡然嚴厲。伊朗貨幣突然貶值70%，沒有什麼生意能夠倖免。巴扎商人罷市，抗議內賈德政策失調。怨氣甚至指向了允許內賈德連任的最高領袖。但也有流言說，是最高領袖默許他們遷怒總統。
2013年總統選舉，巴扎商人有沒有轉變態度？「我認識好多巴扎商人投票給魯哈尼，也有不少投給其他候選人的，也有人根本沒去投票。」費耶茲說，「過去『巴扎商人』也許有一個整體意見，現在不見得有了，至少最近這次選舉我看不出有什麼統一的意向。」
「那你親戚投了哪個？」
「最保守的那個——」費耶茲似乎替他們不好意思，低頭說得很輕，還撲哧笑了。「最保守那個」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賈利利。他曾經是革命衛隊成員，負責跟西方的核武談判。他還有一些教學經驗，授課名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外交政策」。2013年投票結果，賈利利在3名主要候選人中得票最低，予人溫和開明印象的魯哈尼當選。
說起來自巴扎商人家庭的表姐表妹，費耶茲搖頭：「她們想法跟我不太一樣。」忽然她又想起了什麼：「但是，我最近參加表妹的婚禮，沒想到聽到了禁歌！」那是伊朗「孩子」樂隊的《蘇珊·卡農》，把一個女孩子從頭髮歌頌到腳趾。官方禁止傳播這首歌，但是衛星電視、網絡上都能找到。「居然她們也愛聽。」她又撲哧笑了。
德黑蘭當代藝術館正舉辦一場罕見的展覽：國王時代西方藝術收藏。
末代王后法拉赫豪擲石油收入，購買了大批西方美術珍品。伊斯蘭革命後，「西方藝術」被關進地庫閒置，幾十年來只展出過一兩次。藝術館入口擺上一張木桌售票，對面擺了張一模一樣的木桌，背後坐著一名戴頭巾的婦女，頭上掛著牌子「革命委員會」。
展品包羅萬象：梵高、畢加索、莫奈、米羅……這樣的展出，有人解讀是伊朗向西方示好，或者緩和國內社會氣氛。在一幅達利的畫作面前，米夏認為允許誇張的生殖器描繪掛在牆上，僅僅是因為「革命委員會」沒看明白。在美國藝術家羅伯特·勞申貝格高度抽像的作品前，一個年輕人指指點點，自信地向朋友們解釋。他在大學念天文專業一年級，對作品中密若星空的線條很感興趣。我們簡單聊了幾句，年輕人說新任教育部長很開明，這讓他感到樂觀。他笑起來露出滿嘴牙套。
一條小走廊上，掛滿安迪·沃霍爾的瑪麗蓮·夢露。披黑頭巾的女子站在夢露前，一名男子正用手機給她拍照。
「你喜歡她？」我問。
女子說：「不是我要拍，是我老公叫我站過來的。」
「你知道這是誰嗎？」
丈夫答：「瑪麗蓮·夢露。」
「你看過她的電影？」
「當然，她的形象很性感。」
「為什麼叫你妻子跟她合影呢？」
「我覺得金髮很美。」
意識到這是測試伊朗人世界知識的好機會後，我指著走廊另一側安迪·沃霍爾的作品問：「那你知道這是誰嗎？」
「一個獨裁者。」
我的心幾乎提到嗓子眼：「你知道世界上還有其他獨裁者嗎？」
瑪麗蓮·夢露與戴頭巾的伊朗女觀眾。
他眼神淡定，毫無異樣地又報出兩個外國人名。
「你們經常來美術館嗎？」或許轉換話題比較安全。
「當然，像我們這樣的知識分子喜歡文化。只是這樣的展覽不多。」黑紗女子拽拽老公的胳膊，兩人耳語著離開了。
等他們走遠，米夏鄙夷地說：「知識分子？誰還會自稱『知識分子』？」由於言論受制，「知識分子」在伊朗早就淪為了貶義詞，有時還會用來專指官方喉舌。「還有，看他穿的蝙蝠俠T恤，哪個知識分子穿蝙蝠俠？」
我不在意知識分子穿不穿蝙蝠俠，但關鍵在於，這位「蝙蝠俠」並不認為本國政治體制歸於「獨裁」類。其實不少西方學者也認同這一點。伊朗民眾廣泛參與選舉，一定程度上疏導了社會情緒。更妙的是，最高領袖在不同候選人中左右逢源，兩隻手主導政策鬆緊：在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的改革接力之後，由艾哈邁迪·內賈德改道而行，社會轉回保守。
但是，這種「頂層設計」在2009年遭到了抵制。所謂的「左右逢源」，在那時更像是「逆潮流而動」。伊朗政府雖然足夠強硬，撲滅了抗議，但到了2013年選舉時，還是稍稍做了讓步，允許中間派掌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10月做過統計，比較拉夫桑賈尼、哈塔米、艾哈邁迪·內賈德執政頭7年（3人都連任兩屆總統）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兩個指數的最高位，都出現在政治較開明的哈塔米時代。艾哈邁迪·內賈德時代經濟增長最慢。
然而，最高領袖很清楚，若任由經濟與政治同時開放，統治者的權威終將失效。實際上，伊朗的「頂層」並不是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一個人說了算——霍梅尼式的絕對權威早已不在，代表各種利益的教士、商人、軍人、專業人士都左右著最高領袖的判斷。有時，他們並不固定在一個陣營，立場、主張、利益都在變。
快離開美術館時，我發現地下一層有日本藝術家原口典之1977年的作品：鋼材打造的水池裡，灌滿石油。當我探頭張望，不由渾身一震：藝術館大廳中央，高懸的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畫像，倒映在平滑如鏡的石油上。
這是一個巧合。作品在伊斯蘭革命前就完成了。但這投影，無意間賦予作品新的象徵：石油成就了伊斯蘭政權。就算國內政策不符合客觀規律，只要能把天賜的能源賣出去，伊朗政權就能兩手不空：把現金分發到貧困選民手中，買回軍隊和核實驗室的裝備，或是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武裝組織。石油，能為這個政權換來時間和空間。
石油是最強大的武器，卻也是最脆弱的缺點。它可以滿足伊朗的地區雄心，但禁運、價格波動、新能源的出現，也會令它陷入被動與孤立。面對外部世界，伊朗高度依賴，卻又深深疑懼。
七
賽義德·雷拉茲在2009年抗議中被捕，判刑9年。他是名經濟學家，常給國際媒體寫文章、接受採訪。伊朗政治光譜的劃分，自1979年以來變化得讓人眼花繚亂，比如帶頭衝擊美國大使館劫持人質的學生，10多年後疾呼民主、人權、改善對外關係。而霍梅尼的孫子公開反對伊斯蘭共和國，還跑去美國跟巴列維王室的後裔會面。48歲的雷拉茲則一直待在「改革派核心圈子」裡。他在不同的改革派媒體當過記者、總編，做過前總統哈塔米的顧問，2009年時，還是穆薩維的競選幕僚。美國《時代週刊》形容他「總是第一個知道消息」。綠色革命期間，他遭逮捕的罪名除了「非法集會」，還有「窩藏機密信息」、「裡通外國」。
我到他位於城北的公寓見面。半年前他出獄了——2010年德黑蘭上訴法庭准他減刑至3年。雷拉茲個子不高，神采奕奕，唇上一抹短髭像毛筆字裡濃重的「一」。一見面，他就透露了最新消息：新任總統魯哈尼邀請他去吃開齋飯。
「這是要跟改革派和解嗎？你會跟他談什麼呢？」我問。綠色革命領導者穆薩維還在軟禁之中。
雷拉茲決定擺擺架子：「我還沒答應去呢。」然後又笑笑，「再說，去了也肯定是很多人一起。」他對魯哈尼上任以來的經濟表現感到滿意：前10個月，通貨膨脹下降了三分之二。
雷拉茲從未停止過對艾哈邁迪·內賈德的批評：「石油收入拿去餵人民，這種一味討好貧窮人口的民粹主義手段，破壞了投資和生產。」他認為伊朗「最多只有兩三年時間」與西方周旋了，因為「必須要有正常的外資進來，不能再等了」。
雷拉茲的妻子在客廳裡準備了酸奶、葡萄乾待客。我們說話的時候，戴藍色頭巾的她，待在開放式廚房裡忙活，也不過來說話。雷拉茲被帶走的那天早上，便衣闖進家裡，妻子還平靜地給他們上了茶。
抓走頭兩個月，家人完全不知道雷拉茲的下落。當時，他18歲的兒子對媒體說，覺得父親「不值」，生活應該比政治更美好，他打算出國。我來的時候，雷拉茲的兩個孩子都不在家。
監獄經歷令他疲累，但並沒有打擊他的樂觀和堅定。雷拉茲說，他經常跟獄卒聊天，鼓勵他們不要恐懼權威。有些獄卒愛聽他講話，待他不錯。
在他記憶中，綠色革命的結束，不僅僅因為政府的鐵腕鎮壓，還因為「抗議者和政府都懼怕國家動盪，上下一起停了」。
也許我流露出了些許驚訝，他接著說：「伊朗人和中國人一樣害怕國家動盪。」雷拉茲曾經是一家國有企業廠長，很早就到廣州考察過，對中國這些年的情況很熟悉。他仰慕中國經濟成就，10年前就預言中國應該在國際關係中領頭。
雷拉茲不滿前任總統，同時，又是伊朗利益堅定的捍衛者。他寫文章批評國際制裁傷害了伊朗中產和低收入者，而不是少數權貴。在英國《衛報》的專欄文章中，他呼籲「20國集團」（G20）邀請伊朗參加，擴容為G21。「20國集團」指在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俱樂部。可見，在伊朗，無論哪一派政治家，都把伊朗的國際地位看得很高。
「是這樣。」他直言，「說到底，安全比自由更重要。看看我們的鄰居，我們不想伊朗變成敘利亞、伊拉克或者阿富汗。2009年，改革派只是反對艾哈邁迪·內賈德，從沒說過要推翻政權。」
他承認現在的管治手段很有問題，「什麼都管，權威就越來越弱」。談話間，我不時拉高滑下來的頭巾，雷拉茲終於忍不住了，伸出胳膊阻止我：「拜託，別管它了！」
我問他出獄後有沒有見過哈梅內伊，提前獲釋恐怕得有最高指示吧。「我可沒說想見他，」雷拉茲眼鏡背後閃過調皮的表情，「他也未必想見我。」
八
最後一次見到米夏，是在玫瑰園小廣場。我們坐在那裡等待開齋，討論去吃商場裡的意大利餐館，還是隔壁蒙古排檔。廣場石頭台階上，錯落著坐滿了人。挨著廣場是一家叫「Boof」的本地快餐連鎖店，漆成麥當勞一樣的紅色，賣的也是漢堡包、薯條和可樂。
我向米夏說起我的困惑。上一次鬥爭的疲憊、對穩定的共識、物質生活的改善，還有新任總統吹拂的希望，糅合一處，像一大團松脂包裹了「綠色革命」這只尋覓方向的甲蟲。它漸漸停止了掙扎，變成一塊琥珀，裝飾了人們的記憶。與此同時，你又看到社會不可阻擋地發生著變化，技術、觀念、人心、權力關係，什麼都在變。這個國家將近一半的人口在25歲以下，主題公園裡的遊戲會一直玩下去嗎？掙扎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與繁榮穩定的國家之間，究竟怎樣是最好的平衡？
那群「惹眼的孩子」又出現了。他們佔據廣場一角，喝水、抽煙，大聲說笑，男女手牽手。
正說著，那群「惹眼的孩子」又出現了。他們佔據廣場一角，喝水、抽煙，大聲說笑，男女手牽手。米夏竟不反感那些孩子，反而羨慕他們，異性間從小便沒有隔膜。「我這麼大的時候，社會上男女完全隔離，到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跟女孩打交道。可你看他們，誰也不怕……」
突然，一個手持對講機的保安出現，大聲呵斥，揮舞拳頭，趕鴨子一樣轟他們走開。那群孩子竟瞬間沒了聲音，不作反抗，三三兩兩悻悻離去。米夏怒了：「他們犯了什麼錯？我真想去揍那個保安！」他沒有。他只是衝著我喊。
孩子們離開後，我才發現，他們剛才坐的地方，頭頂正對著一盞碩大的監控探頭。
我曾電郵米夏，告訴他我在寫他的故事，希望核實幾個細節。過了好幾個月，才收到回復。原來，他辭去了翻譯工作，專心學習電影，很長時間沒上網。「我是一個不斷放棄的人，不過我挺開心的……關於綠色革命，哦，也許我沒有告訴你，我是在什麼時候停止的。當最高領袖在電視上呼籲停止遊行，我就再沒有上過街。不是我聽他的話，當時我是個桀驁的小孩，而是，在這裡長大，你就明白，他們真的有能力叫你停……」
他接著寫道：「幸好遊行沒有變成真正的『革命』，如果我們推翻了政權，相信餘生將不得安寧。還記得那個麥當勞的故事嗎，我其實跟那對父子一樣狹隘。人們看到我不停換事情做，其實正因為我害怕新鮮事物。不知道這樣解釋你能明白嗎？……」
那一大團松脂裡，也許還有一種成分：與生俱來的恐懼。在主題公園裡長大，他們自然看懂了底線在哪裡，看懂了順從的必要。
離開伊朗前，我參加了一次派對——不在「海灘」，而在臭水溝邊。沒有誰組織，達拉的朋友都知道我們在Blenz咖啡館門口見，但是這些人到齊大概用了3個小時，只好取消晚餐，但也沒有人不高興。兩個「海歸」女孩，從瑞典回德黑蘭休假。穿梭兩個世界之間，她們體驗其中的樂趣。
「明天去德黑蘭北部山上露營吧，那裡沒有警察。」
「可是會有狼或者熊。」她們笑作一團。
我在德黑蘭沒喝到過這麼像樣的拿鐵。可是達拉說，這家咖啡店「所有一切都是非法的」。Blenz是加拿大一個連鎖品牌，有點像星巴克，但是在海外沒有分店。一個在加拿大的伊朗人，拿到當地分店特許經營權，偷偷搬了一套到德黑蘭。所以，這裡從店內裝飾到紙杯，全是走私的。而伊朗人從來沒有「coffee to go」的概念，那是給忙碌都市人設計的。Blenz的咖啡要拿到店外面喝，反而成了時髦，賣得比普通咖啡更貴。Blenz還推銷另一種時髦飲品：中國產「人參蜂王漿」，英文介紹寫的是「皇家人參」（Royal Ginseng）。我上一次看到這種紅紙包裝、插吸管喝的小瓶子，大概是10多年前的事了。
咖啡店門口有條水渠，窄窄流過，盡頭是個垃圾桶，臭氣徐來。沒有人在意，兩邊坐了30多個人，好幾個派對在這裡舉行。一個保安負責張望。
達拉指給我看，街對面比玫瑰園高出許多的一座新建商場。Tandis（意思是「美麗的雕塑」）全身玻璃幕牆，霓虹燈招牌，在夜空裡淒迷閃耀。「玫瑰園過時了，Tandis的東西更貴，去的人更時尚。」
想到很快要回美國，她竟有些傷感。「你知道嗎，在美國的時候，有時我會想戴頭巾，畢竟我是這樣長大的。」美國人很友好，但這個伊朗女孩敏感察覺，無微不至的關懷中，包藏著居高臨下的優越感。「美國人聽說你是中東來的，以為你還騎著駱駝，他們會問『那裡有乾淨的水嗎？』……」我問她，伊朗會不會有一天改變，變得她願意回來生活？她堅定搖搖頭：「這個政權的本質是自私的、教條的，這不會改變。」
道別時，大家擁抱。達拉轉身離開，我忽然想起來：「嘿！我還從來沒問過你們對核問題的看法！」臭水溝派對的人面面相覷。
「這個我們很少談，就像我們從來不會討論要去清真寺一樣。」瑞典回來的女孩說。達拉想了想說：「我只能禱告他們別造核武器。誰說有了核武就安全了？2003年美國打伊拉克的時候，伊朗三面都是美軍，我們也沒覺得危險，現在，以色列成天嚷嚷著要炸我們……」
「伊朗還是不應該有核武器？」
「誰都不該有，美國和伊朗，難道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