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博朋克將致力於打造匿名系統。
——埃裡克·休斯
《賽博朋克宣言》（1993年）
位於倫敦北部的一家廢棄的比薩快遞公司可非同一般，尤其當你發現這裡其實是個策劃革命的窩點時，感觸就更深了。我們一行70多人聚在這裡取經，探討比特幣將會如何改變世界。這個會議的分享人很多，但大多數人是慕阿米爾·塔基——一位年輕有為的程序員的大名而來的。分享會的聽眾之多，許多晚到的人都沒地坐了，只能蹲在地上，面露難色，努力想跟上演講人的思路。人們前前後後遞送著罐裝啤酒，空氣中瀰漫著香煙的薄霧，對我這種老實呆坐著又不抽煙的人士來說，整個分享會因此罩上了一層叛逆的詭異氛圍。這時，有位鬍子拉碴、梳著黑色小馬尾辮的男人走到前排，示意大家安靜。阿米爾雖然年紀不過20來歲，卻已經是公認的天才程序員了，2014年，他還登上過「福布斯30位30歲以下精英企業家」榜單。在科技領域，無數高薪工作向阿米爾拋出了橄欖枝，然而他卻選擇在他稱之為「科技產業基地」的西班牙一家叫Calafou的舊工廠定居。如今，阿米爾正專心於研發比特幣軟件，這樣的工作狀態已持續了四年之久。毋庸置疑，他已是目前世界上最瞭解這一新興貨幣的專家。阿米爾現在在台上分享的，就是他最新的比特幣項目——他稱之為「暗黑錢包」。
阿米爾以及眾多如他一般的有識之士們熱衷於比特幣的原因，在於它是數字貨幣的一種，具有難以想像的發展潛力。看上去，比特幣不過是一串數字，本身並沒有什麼價值，也不與真實貨幣掛鉤。它的價值來自人們對數字貨幣的信任，並且貨幣能夠在使用中流通起來。人人都能在電腦上下載一個比特幣錢包，然後在貨幣交易所用真實貨幣兌換成相應的比特幣，之後就可以使用比特幣購買或售賣商品和服務了，操作流程像收發郵件一般簡單。交易全程十分安全、快速且不受任何限制，沒有所謂的中央機構來管控貨幣的價值與供應，也不存在中介的分成。甚至人們不需要用真實姓名開戶，沒有人掌控著比特幣的價值走向，換句話說：人人都是比特幣的主宰者。
比特幣於2009年問世，最初，只有在某個特定名單上的程序員們才能收到相關郵件，隨後比特幣迅速發展，成為網絡毒品市場「絲路」的專屬交易貨幣。之後不斷有人用真實貨幣來兌換比特幣，直接後果是從2009年到2013年的四年間，比特幣的兌換比率從不到0.001美元飆升至100美元。同年10月，一位美聯儲的發言人表示，將來比特幣有可能成為「流通貨幣」；接下來的一個月，比特幣的價值突破每枚1000美元。如今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價值上百萬的比特幣交易，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你甚至可以完全靠比特幣生活。
異軍突起的比特幣，刺激了投資界及交易所的市場繁榮，甚至連自動取款機前也有絡繹不絕的人流。業界許多玩比特幣的人們也敲開了政府和監管部門的大門，針對如何在傳統貨幣體系下合理利用數字貨幣的問題相互磋商。比特幣基金會於2012年成立，是負責比特幣事務的半官方機構，目的是將比特幣的核心產品及操作流程化，保證系統能安全高效地運作。儘管所謂的「官方機構」是不存在的，然而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比特幣基金會已是眾多比特幣機構中最有「領導風範」的一家了。2013年，比特幣基金會的年會主題為「支付的未來」，這個主題也揭露出許多玩家的心聲：比特幣將會成為未來支付系統的一環。然而，並不是所有玩家都報以如此樂觀的態度。
阿米爾以他遇到的技術難題為開篇，來隆重介紹「暗黑錢包」的誕生過程，情到深處不免激動起來：「比特幣才不是什麼革命性支付方式，它是個妥妥的政治工具。」
「那跟政府合作不好嗎？」底下有位聽眾問道，「政府應該會推廣比特幣吧？」
「不可能！」阿米爾回答，「政府就是一群臭流氓，流氓才不會聽你的話！現在，主動權在我們手裡，而且我們絕對不會鬆手！」
與阿米爾持有相同觀點的人們認為，比特幣只是為爭取匿名制及實現網絡自由而打響的第一炮。阿米爾堅信，只有消除網絡審查與監管，人們得以自由地暢所欲言，「為所欲為」，成為任何一個自己想成為的人——這種自由甚至可以引導政治革命。
阿米爾的理念，是典型的賽博朋克主張。
電郵名單
1992年的一天，應退休商人蒂姆·梅、數學家埃裡克·休斯以及計算機科學家約翰·吉爾摩（alt.*的創始人）的盛情邀請，精挑細選的20位程序員及工程師齊聚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來到休斯的家中做客。拿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物理學學位後，梅在1974年加入了英特爾公司，在這裡他也做出了突破性的業績——參與重設英特爾計算機的內存芯片。梅在34歲時選擇退休，一心投入了書本的海洋裡，涉獵範圍甚廣：計算機、編程、物理學、數學，且對政治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吉爾摩是大名鼎鼎的太陽計算機系統公司的第五位員工，可以說是開朝元老了，但是為了追求政治理想，跟梅一樣，年紀輕輕就退休了。休斯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數學高材生，跟隨大衛·喬姆在荷蘭工作多年，可能是當時最為著名的密碼破譯高手。梅、休斯和吉爾摩這個三人小組是天生的合作夥伴：三人都極為推崇自由主義，且都屬於較早接觸計算機技術的一撥人，對技術如何影響政治及社會有莫大的興趣。然而，儘管有許多西海岸的自由主義者看到了數字時代的苗頭，為自由解放的未來而興奮不已，三人小組卻對此並不樂觀，他們料想，計算機網絡極有可能預示著國家監控即將大行其道。他們認為當今政界的重大議題，要麼是針對政府——「是否會利用互聯網及網絡監管手段，來限制和窺探個人自由及隱私」，要麼就是針對有自主行動權的個人——「是否會通過計算機系統生成具有顛覆性效果的工具，來破壞甚至摧毀這個國家」。
首次的聚會上，來的都是一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梅對這個叛逆的年輕團隊規劃了美好的願景，他認為，如果政府無法監視人，就無法控制人。梅說，幸運的是，多虧現代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個人自由能夠在人為制定的法律之外得到一個更為可靠的保障：附在無法刪除的軟件裡的那些牢不可破的數學和物理學規則。1993年他寫道：「政治從未賦予人們長久的自由，且永遠不會。」但是，計算機系統可以做到這一點。梅提出，目前的需求是開發出可以幫助人們避開政府監視的新興軟件。建立這個組織的目的就是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之後，組織每月都會在吉爾摩的新公司「Cygnus Solutions」的辦公室裡舉行例會。在1992年的一次早期會議中，一位名叫祖德·米爾霍的成員為這次行動命名為「賽博朋克」行動，他曾以聖·祖德為筆名長期為Mondo 2000雜誌供稿。祖德的靈感來源於以威廉·吉布森等科幻小說作家為首，曾引起風潮的小說分類「賽博朋克」。此名一出，讓組織名聲大噪。「實話說，這就是一個營銷手段，」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梅通過電話跟我說，「匿名者組織不也總是戴著蓋伊·福克斯面具嗎，跟這個有點像。」
組織開始慢慢發展起來，為方便聯繫舊金山灣區以外對此事感興趣的政黨組織，埃裡克·休斯決定建立一個電子郵件名單。該名單存放在吉爾摩個人網站toad.com的服務器上。在休斯還未正式介紹之前，第一封郵件就已通過名單發送出去了，內容是數學家查克·哈米爾1987年發表的一篇名為《從石弓到密碼學：技術如何摧毀國家》的講話。這篇文章為下面的結論建立了良好的基調：「與其投入時間、金錢和精力，來勸服國家廢除大規模監聽及各種形式的審查制度，」哈米爾寫道，「倒不如教給每一位對此感興趣的自由主義者學會使用密碼學自行廢除這些制度，自謀出路。短時間內，名單上的成員迅速擴大至上百名，幾乎每天都有人通過電子郵件發表意見：交流想法，探討發展計劃，提議及測試密碼等。名列郵件名單的人們可不簡單，他們的想法超前，並在技術層面幾乎更新並發展了每款防政府監控軟件，至今仍被大眾所採用，甚至還有人參與了軟件開發的全程。蒂姆·梅提議除此之外，還需進一步開發安全的加密貨幣，為人們提供匿名瀏覽網絡的工具，繼而建立一個不受約束的地下市場，他稱之為「暗網」（BlackNet），在這裡人們可以任意交易而不被追蹤，是一套原始的匿名舉報系統。
確實，賽博朋克是一群麻煩製造者：他們飽受爭議，行為極端，不屈不撓；但同時，又很注重實際。他們也會幹點兒正事，有人會通過電子郵件發佈自己寫的代碼，其他人會進行測試反饋和更新。當休斯在名單內部測試「匿名轉發器」（發郵件時可不受定位追蹤）時，有位叫哈爾·芬尼的牛人發現了其中的技術漏洞，修改之後，發佈了更新後的版本。《福布斯》雜誌記者安迪·格林伯格在敘述擔任檢舉者的經歷中寫道，在這些賽博朋克群體中，創造力是第一位的，比什麼理論框架重要多了。休斯之後將這種理念改寫成朋克群體的一句代表性口號：身為賽博朋克，就是要撰寫代碼。
總之，他們就是想做加密性的編碼。編碼是一項可以實現向部分人開放權限的技術，使用者可以針對發佈內容的受眾不同，將其設為私密或公開狀態。自羅馬帝國時代開始，直到20世紀70年代，運行的都是「單鑰」（single key）密碼體制，就是使用同一密碼既可保密信息又可解鎖信息。現代計算機技術使得編碼功能更為強大，但是實際上原理並未發生變化：如果你想與某人進行私密對話，仍然需要解鎖的密碼，這裡就出現了一開始遇到的那個問題。惠特菲爾德·迪費和馬丁·赫爾曼，兩位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家在1976年發明了「公鑰加密系統」，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方案。每位使用者都有一個專屬的加密系統，裡面含有兩把「密鑰」，其組成雖有不同，但都來源於同一個共享的原始號碼，它們在數學領域其實是有意義的。如果要從數學層面來分析，過程就很複雜了，但是理念很容易理解：「公鑰」的權限是公開的，其他人也可以利用它將想傳遞的信息通過加密，編成一堆無意義的亂碼，而這堆亂碼能且只能被你手裡的「專用密鑰」來解讀。公鑰加密系統的問世，改變了編碼的應用前景。雙方無須交易密碼，甚至可以在毫不認識的情況下，相互發送加密信息。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這類強加密系統都一直為政府專用。此外，美國政府曾於1976年將強加密系統歸為「軍需品」一類，且多次對加密系統進行無證非法出口。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湧入網絡空間，美國政府愈發關心起網民們究竟上網做些什麼。1990年，FBI發起了一項名為Sundevil計劃的打擊黑客犯罪行動，然而雷聲大雨點小；緊接著，1991年初，美國參議院的部分議員提議，要求電子通信服務商向政府提交民眾的私人信息數據（其中最核心的條款是由當時的司法委員會主席、議員喬·拜登提出的S.266條款）。更糟糕的是，1993年美國政府推出了加密芯片「剪刀芯片」計劃：將網絡加密系統列為工業標準——也就意味著美國安全局將掌控互聯網中的所有密鑰。
許多互聯網的深度用戶都把這一舉動視為美國政府進行網絡監控的一次嘗試，是在國家監控之外的又一「壯舉」。一位反核活動家及電腦工程師菲爾·齊默爾曼表示，數字技術並非解放人性的天使，而是吞噬民眾隱私的蛀蟲，他對此表示十分擔憂。幾年來，齊默爾曼夢想著能為大眾建立一套基於公鑰的加密系統，這樣政治活動人士就可以無懼政府的監控，得以自由地交流對話。然而，迫於自由職業的不穩定及撫養兩個孩子的重擔壓身，他根本抽不開身去做這些事情。得知拜登推行S.266條款的消息，齊默爾曼下定決心要完成這個任務，雖然過程十分曲折，某段時間他差點兒要變賣掉自己的房子來維持生計。1991年，由齊默爾曼開發的加密工具順利完工，他第一時間就全部放到了網上（平台自然是熱門的Usenet的小組），提供免費下載。這個系統被他稱為「完美隱私」（Pretty Good Privacy），簡稱PGP。幾周之內，PGP的全網下載及分享量高達數千人次。在之後的採訪中，齊默爾曼表示：「在PGP誕生之前，如果不通過電話、聯邦快遞和傳真的方式，要想實現長距離的兩人之間通話且數據不被攔截，是根本不可能的。」直到如今，PGP都是使用最為廣泛的郵件加密工具。
自不必說，美國政府對此極為不滿。他們認為，使用PGP等強加密系統的人數增多，會大大增加安全部門的工作量及監控難度。與此同時，英國政府也十分不安，觀望著事態如何發展。戴維·奧曼德先生，當時任職於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信總局，他清晰地記得當時發生的情景，他說道：「PGP一類的強加密工具應用極廣，發展速度也很驚人，這件事情我們當時都非常苦惱。」英國政府甚至考慮過要效仿法國，通過立法來管控加密系統的應用。他們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想法，因為一旦齊默爾曼在網上發佈了源代碼，要想從開放的公共領域把這些代碼的痕跡完全抹掉幾乎是不可能的。另外，人們越來越無法忽視這樣的事實：互聯網目前的發展勢頭十分迅猛，而加密技術對於網絡的健康發展，尤其是對電子商貿的意義極為重大。更安全的網絡環境，才能得到更多人的信賴。而美國政府採取了相反的策略，他們對曾在網上發佈PGP源代碼的齊默爾曼以「出口軍火」的名義介入調查。美國海關總署立即對此展開刑事偵查，企圖以違反《武器出口管製法》的罪名起訴齊默爾曼。
這場介於加密系統的爭鬥，一方是想要捍衛強加密系統所有權的民眾，一方是對此不以為然的政府官方，被後來人稱為「加密戰爭」。而對於三人小組梅、吉爾摩和休斯而言，確保大眾的密碼使用權不過是他們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賽博朋克們堅信，他們的努力最終將掀起一場波及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全方位變革。由他們而起的「電郵名單」風波，已甩不掉政治極端主義的頭銜了。1994年，梅通過名單發表了一篇名為《賽博法典》（或稱《密碼法典》）的宣言，為賽博朋克發聲，傳遞他們對於世界的看法和觀點。《賽博法典》中提到：「我們之中有很多人明確表示對民主不抱期望，因此，我們期待通過加密工具撕開所謂『民主政府』的假面。」總的來說，賽博朋克是一群堅定的自由主義分子，他們認為，民主政府的直接投票干涉了諸多關乎個人自由的決策。賽博朋克們酷愛《1984》，宗教科幻小說《衝擊波騎士》（The Shockwave Rider）《真實姓名》（True Names）以及戴維·肖姆發表過的一篇文章《無識別的安全性：讓「老大哥」臣服的交易系統》，然而這之中影響最深遠的一本是《阿特拉斯聳聳肩》。在安·蘭德的巨著中，描繪了一群生活在反烏托邦式美國社會的高生產力公民，因拒絕繳納稅款而消失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寶地——高爾特峽谷，在這裡人們可以不必追求偉大卓越的人生，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梅渴望建立一個與高爾特峽穀類似的虛擬社區，社區的經濟活動不受國家掌控，而是依靠內部成員之間的協商一一安排。
電郵名單隨即成為世界各地的數百名天才程序員和黑客青睞的小家園，很多人會通過這個平台學習密碼學的知識，之後便以各自的方式走上實現「同一個夢想」的道路。其中有一位叫「普羅夫」的程序員，在1993年底左右加入了郵件名單。剛加入不久，普羅夫就陷入了賽博朋克們極為擅長的攻擊謾罵當中：辱罵新人；對他人在技術方面的不足進行無情的抨擊；攻擊之餘，一群人還策劃著如何讓政府垮台。電子前線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簡稱「EFF」）是一個公民自由組織，致力於保障互聯網言論自由及個人隱私，吉爾摩是該組織的合夥人之一。EFF主席埃絲特·戴森曾通過名單表示：如果我們有嚴密的法律制度保障個人隱私不受侵犯，放鬆對匿名制的限制也未嘗不可。普羅夫回擊道：「顯然，EFF組織成員的信念裡都充滿了妥協，屈服於政治現狀，且普遍缺乏基本的道德品質。」普羅夫甚至懷疑戴森是中央情報局派來的間諜。對此，戴森回應：「本人在此鄭重聲明，我絕對不是中央情報局的一顆棋子，也沒有受到它的指使；當然，我也沒有理由請大家相信我。」（起初，儘管雙方針尖對麥芒，但兩人之後也成為了好友。）
「普羅夫」的真實身份是澳大利亞的一位年輕天才工程師，真名叫朱利安·阿桑奇。阿桑奇本身是自由主義者，然而，他對梅十分露骨的精英主義卻不以為然。《賽博法典》裡，梅語帶不屑地提到了「毫無生產力」的公民、「貧民窟後代」以及最受人詬病的「95％無知群眾」。通過郵件名單最後發佈的幾篇文章中，阿桑奇（像是回擊似的）回復：「95％的烏合之眾從來都不是我的目標，也不該是你們的。我只關心在正常人群裡面，兩邊極端的那2.5％而已。」當我向梅問及他是否認為阿桑奇是「真正」的賽博朋克時，他回答說：「當然了，我把他視為我們中的一員。他不僅有能力，會制定計劃，而且他的做法都是有成果的。」
梅對政府的厭惡感主要來自思想的啟蒙，是廢寢忘食飽讀詩書的結果。而阿桑奇的厭惡情緒則更飽含個人情感。1991年，阿桑奇曾以化名門達克斯的身份黑入澳大利亞電信公司北電網絡（Nortel）的系統，因此被警方逮捕。儘管避免了牢獄之災，但刑事訴訟的威脅一直煩擾了他兩年之久。最終於1994年，阿桑奇承認25項指控罪名，也承認了黑客行為。在之後的回憶中，他寫道，這段經歷使他「看透了資本主義『口嫌體正直』的虛偽假面」。
與此同時，阿桑奇發現加密系統既可作為「武器」，也可用來「防禦」。他認為通過加密系統實現的匿名性質可以使檢舉人毫無顧忌地揭露國家機密。對阿桑奇而言，密碼是撬開政府大門、「看穿其虛偽假面」的利器，可以迫使政府更加公開透明，肩負起責任。當然，如果能順勢扳倒政府，那就再好不過了。阿桑奇的這些靈感都來自名單上另一位賽博朋克的啟發，其名叫約翰·揚。揚在1996年創辦了網站cryptome.org，並以此為據點發佈各類洩密文件，尤其是政府機密文件。阿桑奇在2006年與揚取得聯繫，上來便自報家門：「你認識我，我當時在賽博朋克用的是另一個名字。」之後阿桑奇說明了來意，他計劃成立一個全新的組織，名叫維基解密，並且堅信這個組織可以改變世界：新科技和加密技術不僅減少了機密文件洩露的技術難度，也使得這類活動的大規模推廣成了可能。我們的初衷是，在人類政治的天空中捧出一顆冉冉新星。
近十年的時間，賽博朋克電郵名單一直佔據著密碼世界的中心。成百上千人通過它來學習並發佈編碼，躲避有關部門偵查，探討極端政治事件，等等。然而電郵名單最終還是被吉爾摩從主機toad.com撤下，於2001年停止了運營。下架原因至今不明，據吉爾摩的說法，電郵名單已開始「走下坡路」。儘管被迫解散，電郵名單卻留下了輝煌的成就：匿名轉發器遍佈網絡；用戶不受追蹤即可瀏覽網絡的匿名瀏覽器方興未艾；檢舉網站Cryptome儼然成為情報機構的眼中釘肉中刺；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政府已放棄對菲爾·齊默爾曼的調查，而PGP的使用者已遍佈世界的各個角落。
百密也有一疏，賽博朋克的藍圖中有一項是建立匿名的數字支付系統，儘管他們做過種種嘗試，然而成果甚微。在吉爾摩關閉原有的電郵名單後不久，其他網絡站點如雨後春筍般取而代之，其中有幾家網站專門致力於提升加密系統的性能。最為矚目的，還屬佩裡·梅茨格創立的密碼郵件名單，許多原來的「賽博朋克」們也紛紛跟隨至此。同時，它也吸引了一批翹首企足的網絡新人，他們對如何避開政府監管及保護個人網絡隱私的話題傾訴欲十足。2008年初，密碼郵件名單中一位頗具神秘色彩的成員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發佈了一條震驚世人的消息。
前往Calafou
與阿米爾的訪談結束一個多月後，我繼續上路，沿著滿是砂石的山丘下行，穿過水泥橋墩，走入一座巨大的19世紀風格的紡織廠建築群。「Calafou：後資本主義時代生態工業部落」一行黑色和綠色相間的大字赫然印在外面的牆上。我來時已是下午了，有位蓄鬍子的長髮男子正在門口閒逛，我走近他想打聽一下阿米爾在哪兒。「他在『黑客空間』呢，」緊接著又說，「要不就是在睡覺。」話音一落，我便悠閒地走了進去。
Calafou是一處探索合作社居住模式的實驗社區，目前由住在這裡的約30位永久居民具體運作並管理，同時也與合夥人「卡塔蘭整合合作社」（Catalan Integral Cooperative，以下簡稱「CIC」）合作經營。CIC的想法是挖掘資本主義體系之外的全新生活方式，一種可持續且符合道德倫理的公社生活模式，一切都立足於經濟和政治自治的原則。
Calafou的所有設施都很龐大。首先，社區的地基就有約200英畝，具體數字我不是很確定，因為這裡的建築物太多了，擠得滿滿當當；此外，還有約30棟公寓，每棟公寓有4個小房間；之前的工廠佔地面積超過了10000平方米，其中包括一個共享的餐飲區，還有一座老舊廢棄的教堂，為過去居住在這裡的工人提供精神上的安慰。這個地方似乎是長久處於一種創造性破壞的狀態中，到處堆滿了摩托車零部件、半組裝好的自行車、一排排石膏板、喝光的啤酒罐，旁邊還有一個拖拉機輪胎、一摞堆砌的磚塊，還有兩台3D打印機。一直往這些建築群的深處走，穿過一個寬敞的露天走廊，再沿著混凝土台階往上走幾層，最終，我找到了「黑客空間」的藏身之處。「黑客空間」的面積跟一個網球場差不多大，配備的都是老式計算機，周邊擺著一箱箱的調製解調器、數據線、電纜以及電話（後來我得知這裡的每台電腦都是回收來的或者是二手電腦）。遠處的牆根排著一些破破爛爛的沙發，屋子中間的大桌子則擺了更多的電腦、食物和固定電話。牆上的噴繪圖是20世紀70年代臭名遠揚的電話黑客Captain Crunch和英國天才程序員艾倫·圖靈的巨幅圖像，讓人無法質疑該組織的忠誠信念。
我去的時候有人正在編寫代碼，兩個年輕人坐在角落；一個穿著衛衣、看上去年紀稍大些的男子坐在三台電腦前，邊抽煙邊寫，十分專心；這一定是巴勃羅沒錯，阿米爾的首席合夥人。巴勃羅負責「暗黑錢包」的前端代碼，也就是人們能在電腦前看到的那些。此時我走進來，沒有人抬頭，也無人關心來者何人。我向巴勃羅介紹了自己的身份，並詢問他是否有空一起聊聊。他說現在沒有時間，因為手頭有一個程序問題亟待解決，也許一會兒可以。於是我坐在沙發上等著他。絕大部分程序員及網絡黑客的工作模式就是如此。阿米爾在倫敦時曾告訴過我，編寫前沿的代碼是一項十分具有創造性的工作，一旦進入狀態，就絕不能隨意喊停。顯然，巴勃羅此時正處於「狀態」之中。後來有人告訴我，他有時會連續工作48小時，然後再睡一天恢復體力，之後巴勃羅透露那次是他使用「隱匿地址」（不會被追蹤）首次完成第一筆成功的比特幣交易。
最終，他停下敲代碼的雙手，熟練地點上一支煙，向沙發區的我走來。我們開始談論起身處的這家工廠，巴勃羅是Calafou的全職居民，他告訴我在CIC的日子很舒適，居民目前正在協商買下整個工廠的樓房，每人只需支付25000歐元即可購買一套公寓。現在所有的住戶都是租客，一個房間加上工作區域的租金，每月也只要100多歐元。廚房系統是公用的，分攤下來，每人的花銷很少，在這可以自由發展自己的項目。巴勃羅說，「暗黑錢包」不過是Calafou眾多項目中的一個分支。就在我來之前不久，這裡還曾舉辦過3D打印的活動。隔壁的房間在進行一項科學實驗，正在培育一串可儲存能量的阿米巴變形蟲，他們的長線計劃是發明有機計算機。住在這裡的其他居民們，有人在研究堆肥廁所，有人忙於製造太陽能板，有人在售賣窯爐，還有人在致力於搭建開放源代碼的電子通信設施。目前所有的公寓都處於滿房狀態，再加上這裡經常舉辦公共活動，更是有許多人慕名前來。
巴勃羅告訴我，Calafou不僅僅是一個居住空間，也是一種哲學。Calafou概念的誕生及創立得益於一位名叫昂裡克·迪朗的人。「他真的很棒。」巴勃羅激動地說。事實的確如此。迪朗被稱為「銀行的羅賓漢」，2008年末，他對外發放20萬份免費報紙，闡述自己如何花費兩年時間從39家銀行「騙」走50萬歐元。起初，為確保良好的信用等級，迪朗會按時歸還借款，之後他越借越多，並不再向銀行還貸，轉而把錢用於扶持各種社會運動（其中包括Calafou），以及報紙的出版事宜。2009年，迪朗開始推廣CIC，因為CIC完美地實踐了他所創辦的第二份報紙中闡述的理念：沒有資本主義的生活，我們可以做到！2009年，迪朗遭到六家銀行起訴並被逮捕，兩個月後保釋出獄。2011，他又被國家公訴人要求判處八年有期徒刑，不得已走上了亡命之徒的道路。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阿米爾慵懶地走進一間屋子，同行的還有前來拜訪的兩個朋友，都來自反資本主義抗議活動「佔領倫敦」。他並沒注意到我，而且似乎也沒有留意巴勃羅的存在。「阿米爾，」巴勃羅朝他喊道，「我已經從隱匿地址完成第一筆的比特幣交易了！」阿米爾認真地盯著巴勃羅的屏幕看了一會兒，眼珠飛快地轉動著，緩緩地點了點頭，心情似乎異常平靜，只留下一個字：「酷」。
阿米爾出生於倫敦，父親是伊朗人，母親是蘇格蘭人，成長於肯特郡附近的城鎮。在學校時，他自學電腦編程，曾經因切斷學校的監控攝像網絡而陷入麻煩；阿米爾尤其擅長數學，因此升入大學後也繼續學習，選修完又停修了三次。之後他成了一名「占屋者」，在這個過程中結識了巴勃羅，兩人花費了五年時間研發出開放源代碼的電腦遊戲，而就在遊戲上線前幾天，這個項目竟然「夭折」了。「政治和人群是最大的絆腳石，」阿米爾說道，「突然間我發覺自己一沒錢二沒學歷，白白浪費了這五年時間。」儘管阿米爾與巴勃羅相處良好，然而在大團隊中工作的經歷並沒有教會他什麼，他表示：「一生之中最糟糕的事，就是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阿米爾花費大量的時間泡在網上，同時作為一名職業撲克選手賺錢餬口。在兩年的時間裡，他每天都參加數百場牌局，且有時多場同時進行。儘管沒有掙到大錢，但填飽肚子是足夠了。此外，阿米爾還在這裡開始了政治啟蒙之路。2011年4月的「黑色星期五」，美國三家最大的線上撲克公司的創始人在一次刑事偵查中均被起訴，之後FBI便關閉了這些網站。（2012年美國政府撤銷了針對PokerStars及Full Tilt Poker的全部民事訴訟。）數以千計的撲克玩家（包括阿米爾的一些撲克網友）都在這一過程中散了點兒財。於是，阿米爾開始試著搭建自己的P2P（點對點）撲克網站，來取代線上抽成的撲克公司。然而他找不到一家合適且安全性高的支付系統。就在2011年，他發現了比特幣，便開始進行一切與比特幣相關的計劃，甚至創辦並運營了英國第一家比特幣交易所「Britcoin」，在這裡，人們可以不用通過美元，直接用英鎊就能換到比特幣。在對比特幣進行深入研究之後，阿米爾發現比特幣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安全和匿名。當然，比特幣是一項偉大的發明，然而只需再增加一些附加功能，就能產生更具顛覆性的效果。「暗黑錢包」的構想便由此而來。於是，阿米爾拉上巴勃羅和另外一位小夥伴科迪·威爾遜，三人一同搬到了Calafou。科迪是一位無政府主義編碼者，史上第一支3D打印槍就是他發明的。三人還通過眾籌網站Indiegogo一個月內募集到了50000美元的啟動資金。
儘管阿米爾的專業技能和經驗沒得挑，但對於日漸壯大的比特幣社群來說，他的理念和動機卻把他推向了邊緣的境地。「暗黑錢包」將槍口對準企圖以資本主義模式掌控比特幣及市場的團體組織。從它的簡介上可以看到這樣一段文字：「許多優秀的比特幣開發者與執法機構聯繫密切，他們積極地奔走於政府機關，尋求立法部門的批准，我們認為這並不是站在玩家個人利益的立場上，而是為自詡『比特幣基金會』的富商企業謀取商業利益。」在2014年《新聞週刊》的一次採訪中，比特幣基金會的負責人加文·安德烈森提到，他將比特幣視為一種「更完善、效率更高、不易受政府擺佈的貨幣，而不是被無政府主義者用來推翻政權的黑市工具」。有些玩家擔憂阿米爾的極端政治思想會把比特幣變成「玩票」性質，在一個人氣頗高的比特幣論壇上，一個帖子這樣評價：「他媽的這傢伙才是最大受益者……我們社群該考慮考慮把他們踢出去了！」我向比特幣基金會的首席工程師邁克·赫恩發去郵件，他表示，雖然自己並不在意通過管控銀行來控制人民的政府權力是否有所削弱，但是他認為：「比特幣基本上只是一種技術工具，如果事實證明，銀行體系之外的貨幣並不能孕育出無政府主義制度，那麼這些人（例如阿米爾）會很失望。」
阿米爾對這些言論根本不放在心上。在他眼裡，比特幣就是用來推翻政府的工具。他告訴我「基金會那些人試圖控制比特幣」，他和科迪都表示希望「暗黑錢包」能讓人們更安全地購買毒品，任何與政府妥協的協商都違背了比特幣的目標。他擔心比特幣附帶的自由主義特質會被削弱。阿米爾承認，為使比特幣作為一種支付系統能更有效安全地運作，比特幣基金會引入了審查機制及大力度的中央管控機制；然而，他提到這種方式同時也會弱化開源技術的優勢，即人與人之間直接交易的模式。
中本聰
雖然蒂姆·梅和其他賽博朋克沒有研發出數字加密貨幣系統，但是卻預見到它們能夠帶來的巨大效力。這個偉大的構想歸功於一位叫戴維·肖姆的編碼者。儘管他從未參加過任何會議，然而他對匿名支付系統的研究啟發了包括梅在內的許多同行。加密貨幣系統的基本原理是，每一單位的貨幣代表一串獨一無二的數字串，用戶之間可以通過網絡相互傳送貨幣進行交易。但問題在於數字串極易複製，且無法避免多次交易的情況，這樣一來貨幣就變得毫無價值。肖姆為這個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他創建了一個集中分類賬簿，記下每個人的交易記錄，以此來驗證每一單位的貨幣不會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為此，他還在1990年創辦了自己的公司「DigiCash」來實現這個構想。然而僅僅依靠一個中央系統來管控全網的交易賬戶，聽起來有些不太靠譜，因此DigiCash並沒有引起什麼反響。
中本聰通過加密郵件名單提出了一種全新形態的數字加密貨幣，即創建分佈式而非集中的驗證系統來解決這個問題。他稱這種貨幣為比特幣。一位經驗老道的賽博朋克哈爾·芬尼回憶道：「起初，他的舉動引發了很多爭議。」見慣了業界浪潮來來去去的芬尼一開始也不以為意，後來他注意到中本聰的方案有其與眾不同之處，其中提出了一個他從未見過的叫作「區塊鏈」的概念。
這個概念是指，一定數量的比特幣存儲在某個比特幣的地址，打開地址的密鑰是一串獨一無二的字母和數字組合，可以放在網站、桌面、移動電話甚至一張紙上。每當有人用比特幣支付進行交易時，就會有一筆交易記錄儲存在區塊鏈中。交易記錄集中放置在區塊中，每個區塊可以存儲10分鐘長的交易內容，區塊按時間順序排列，後面的區塊都帶有前一個區塊的數字簽名，確保順序不會弄亂，且新的區塊只能鏈接在前一個區塊的末端。區塊鏈交易記錄（即每次交易都會產生的記錄）由安裝比特幣軟件的用戶共同維護。為確保系統正常運行，區塊鏈經常需要每個使用軟件的用戶的電腦端進行驗證。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在任何時間節點，系統都會準確記錄用戶錢包中的比特幣數目，因此這些貨幣無法二次複製，也無法重複消費。比特幣的發明，首次使貨幣所有權的轉讓成了可能，無須複製，且全程不需經過任何中央掌控的賬目系統審核，這真是天才之舉。
就在中本聰和芬尼完成史上第一筆交易（同時也解決了一些技術問題）之後，中本聰將其變成一個開源項目，邀請各位同行加入，完善其程序代碼。因此越來越多的用戶加入到電郵名單中來，並開始相互傳送比特幣。其中很多人抱著看熱鬧的心態，期待著系統某天崩盤，然而這種情況從未發生過。
比特幣如此受自由主義者的喜愛，究其原因，是它將貨幣供應的控制權從中央手中奪回。中本聰對全球銀行體系極度不信任，而且他將自己創造的加密貨幣視為破壞這一體系的重要工具。他痛恨銀行家和政府把控著貨幣供應的鑰匙，卻利用職位之便塞滿自己腰包的不齒行徑。他在《創世塊》（genesis block，比特幣區塊鏈上的第一個區塊，也就是中本聰與芬尼完成第一筆交易的區塊）中寫下格格不入的一行字：「《泰晤士報》2009年1月3日，財政部陷入銀行尋求二次緊急援助的困境。」
為避免政府和中央銀行的介入，中本聰為比特幣的供應總數設定了上限：2100萬。儘管比特幣能夠使用現實世界的真實貨幣進行買賣，但比特幣不會通過任何中央機構鑄造發行。用戶只能借助計算機的運算，每次在區塊鏈驗證交易後，賺取數量微薄的新的比特幣（這個過程俗稱「挖礦」）。隨著越來越多的比特幣產出（目前已「挖」出的比特幣數量為1300萬），要想開採餘下的比特幣，則需要更為強大的計算機運算能力。比特幣的單位可以分割到小數點後八位，不可分割的最小單位是「中本聰」。據預測，最後一枚比特幣將在2140年開採完畢，但這並不是終點，中本聰把比特幣設計成一套P2P、加密的匿名系統。這就意味著很難將比特幣交易與現實世界中的個人身份聯繫起來，因此繳納稅費及追蹤用戶會變得十分困難。雖然區塊鏈會記錄下每個人的交易明細，但並不會記錄用戶的真實身份。
比特幣的這些特性，都在中本聰的計劃之內。多數時間，他只在加密郵件名單的平台，探討貨幣系統的技術難題，但是他對自己的理念十分明確。在中本聰的早期發言記錄中，曾對芬尼說：「比特幣對自由主義者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只需簡單說明一下即可。」在一個回復中，有人對他說：「密碼學無法提供解決政治問題的答案。」中本聰這樣回復：「沒錯，但是我們可以在軍備競賽中贏得重要勝利，還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佔據新的自由領地。」
中本聰在名單的最後一次發言記錄定格在2010年。之後，正如一名真正的賽博朋克一樣，他突然消失在網絡的大潮中。阿米爾的預見是對的，比特幣的核心是一場政治運動。但同時，它也是一個開源項目，對眾多像是比特幣基金會的人來說，比特幣的未來不過是一套支付機制；但對阿米爾來說，它的存在違背了賽博朋克的初心。於是，他萌生了創立「暗黑錢包」的想法。
暗黑錢包
阿米爾愜意地坐在「黑客空間」，跟我聊起了他的最新計劃。總而言之服務一個目標：使比特幣更加匿名化，更值得信賴。因此，「暗黑錢包」會增加很多新的特性，如果使用方法得當，將會對「體制」產生很大的衝擊。其中一個核心創新點是「多方簽名」（multi-signature），只有系統三方中的兩方同時簽字，比特幣交易才能順利驗證；第二個是「去信任混合」（trustless mixing），這項特性使得比特幣交易過程更加難以追蹤。此功能建立在CoinJoin項目的基礎之上，CoinJoin將同時進行的所有比特幣交易打亂，混在一起，然後變更其原本的交易路徑和終點。最終每位用戶會收到正確的交易數目，然而關於發送方、收件方以及傳送內容的信息，無人知曉。第三個創新點是「隱匿地址」。「暗黑錢包」會生成假的比特幣地址作為接收方，這一舉動，進一步增加了將錢包與現實中的個人身份相連接的操作難度。儘管這些功能特性並不能使比特幣交易過程完全匿名化，但確實是一個重大的進步。阿米爾預計，將會有大批用戶利用暗黑錢包提供的全新功能，來提高系統的安全性。
作為一名電腦程序員，阿米爾對每個細節的要求十分嚴格。然而當我與他談起政治時，他總是怒氣沖沖，無法清晰地闡述思路連貫的觀點。每每他談起比特幣及比特幣的前景，對話經常會急速走向一場論戰：國家強行監控，政府腐敗無能，企業貪婪黑心，以及社會壓迫、環境破壞等話題。然後他提出，有一個簡單而有力的方案，能解決所有問題：去中心化。他強調，技術是每個人手中的武器，「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反對強權，為了人類精神。」阿米爾意識到，他的角色是為他人打造作為武器的技術工具，確保個人自由不受侵犯。（阿米爾的確致力於分享技術，而不是利用他發明的技術謀取利益，這種精神實為難得。）
阿米爾與蒂姆·梅都堅信，數學才是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而不是人為制定的法律：「比特幣是一種建立在數學基礎上的貨幣，而且是最純粹的數學。它所形成的市場也是最真實的，點對點，過程中不存在貪污以及想要掌權的第三方。」從這個意義來看，他把「暗黑錢包」視為一種反抗工具，用來對抗這個世界中無能且又被過度賦權的政府：「一群匪徒操縱著虛偽的民主。」比特幣體系將現實世界中隨體制而生的「摩擦衝突」和「無能低效」一掃而光，之後阿米爾也提到，比特幣的潛能遠遠超過貨幣本身。就廣義上的概念來說，有不少比特幣社群的用戶跟他持有相同的觀點。
在我看來，這些想法或許有些烏托邦：過度依賴數學及物理知識來解決社會問題，而對於解決問題的具體實施方案則欠缺考量。阿米爾卻表示不同的看法：「我在社群裡待了很久，觀察現在很多人面臨的難題，然後我會揀選手頭可以利用的技術工具，思考解決方案。這個過程並不烏托邦，而且需要不斷調和才能得出答案。」我接著問：「政府再不濟，不是也履行了很多服務職能嗎？公共醫療、基礎教育，為底層人民提供幫助，這些你怎麼看？」
阿米爾開始岔開話題，問道：「你想玩遊戲嗎？」然後開始加載一個名叫《鏡之邊緣》的網絡遊戲，遊戲設定在一個未來社會的獨裁國家，以近乎瘋狂的監管及了無生氣的過度消費主義維持統治，溫馴的大眾為求和平而放棄了自由，除了一批反叛分子。他們要依靠「送信人」通風報信，與地下反抗組織保持聯繫。作為「送信人」的玩家，遊戲的任務就是各種飛簷走壁，走街串巷來躲避警察的追蹤，順利把信送到地下組織。阿米爾說：「我喜歡玩遊戲，小孩就是通過遊戲來瞭解政治的。」在玩遊戲的時候，他整個臉都要貼到屏幕上了，頭歪歪地一斜，每次他的角色躲來躲去時，他也要從椅子上蹦下來。對此他笑笑說：「這是訓練。」就在他匍匐著迂迴前行之時，接上了我們在遊戲開始時聊到的話題：「實話說，人民會因此飽受折磨。雖然聽起來很難過，但沒辦法，這就是生活。」
賽博朋克走向主流
比特幣為阿米爾等賽博朋克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出路，正如當年蒂姆·梅的想法一樣，它可以實現在網絡中人與人之間進行自由溝通和交易，不受任何監管和追蹤。「貨幣只是第一步，」阿米爾對我說，「區塊鏈真正的厲害之處在於，它可以幫助建立一個去中心化的網絡，也就是不受監管的網絡，這比比特幣的意義更為重大，我們將改變整個互聯網。」
「這是什麼意思？」我問。
「這麼說吧，此時此刻，掌握你的臉書賬號數據的人並不是你，而是馬克·扎克伯格的服務器，臉書管理員可以利用這些數據做任何事，因為他們是服務器的所有人，只有他們擁有你的數據。這並不是真正的自由，這是集權式的數據管理模式。而由區塊鏈搭建的社交媒體平台則完全不同。你發佈的消息只是公共區塊鏈記錄中的一部分，平台的任何用戶都有自己的記錄備份，任何網絡行為都可以匿名進行，審查幾乎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沒人能隨意關閉平台，因為它的所有權並不屬於任何人。」
目前已有許多人在做這樣的嘗試。其中有一家社交媒體平台叫作Twister。米格爾·弗雷塔斯是其主要開發人員之一。起因是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表示2011年倫敦暴亂事件之後，政府曾考慮讓Twitter退出英國市場。借由這個契機，米格爾連續工作數月——無薪工作，就像齊默爾曼當年開發PGP一樣——將區塊鏈模型轉換為社交媒體平台，於是Twister誕生了。他表示：「我嘗試找過幾家P2P的微型博客平台，但沒有一家合適的，如果以臉書為首的社交平台掌控著所有話語權，僅憑網絡本身是不能促進信息流通的。」
目前市場湧現了許多定位為大眾市場而非小眾人群的新一代社交平台，這些平台不僅為用戶自由言論及個人隱私提供保障，而且界面十分友好，性價比也高，Twister只不過是眾多平台中的一家。Jitsi是一款免費、安全、開放源碼的語音、視頻會議和即時通信應用，難以相信它的前身竟是斯特拉斯堡大學的一個學生作業。Jabber，另一款即時通信服務應用，採用業界標準SSL（Secure Sockets Layer，安全套接層）加密，運營團隊均為志願者，並且內部所有信息已存放在一家實體的安全數據中心。菲爾·齊默爾曼目前正在參與一個叫作「黑暗郵件」（Darkmail）的項目，提供自動端對端的加密郵件服務。
現如今有成百上千位跟阿米爾和米格爾一樣的人，正在研發各種精密技術來躲避審查制度，保障網絡安全。這些人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私人時間，有時還需要借助群眾的力量，發動眾籌來支持他們的工作。斯馬裡·麥卡錫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個坦坦蕩蕩的電腦極客（geek）：不僅是電腦達人，同時也是極端組織冰島海盜黨的創始成員。他還曾在維基解密創立之初跟朱利安·阿桑奇一起共事過。嚴格說來，斯馬裡算不得典型的賽博朋克——他的想法與安·蘭德的理念格格不入——然而他堅信，網絡隱私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並且對國家的網絡監管表示十分擔憂。此外，他也認為加密是政治課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斯馬裡希望用戶使用PGP加密所有的郵件，即便發送對象是親近的家人和朋友。他解釋道，這麼做是為了向確實需要加密服務隱藏秘密的人提供足夠的「掩蔽流量」。如果人人都用PGP，那加密技術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群體中的差異便不復存在。斯馬裡曾查看過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幾項計劃，以及美國政府的總體安全預算，據他估計，目前美國政府每天花費在監控全球每一位網絡用戶的成本是13美分，他希望能通過默認的加密服務（就像他發明的這種），讓這筆費用提高至一萬美元。斯馬裡並不希望政府解除對大眾的監控——他承認監控有時是必要之舉——而是要合理地控制監控力度和範圍。隨著監控成本的膨脹，他預估美國政府只能擔負三萬人左右的監控費用。「如果我們不信任政府會在必要且合理的範圍內進行監控，其實也不能相信政府會這麼做，那只能通過經濟手段來發聲了。」斯馬裡表示，加密系統十分冷門的原因在於，人們認為啟動這些程序複雜又費時。相比之下，谷歌郵箱就很顯得便捷、簡易上手。於是，斯馬裡和其他兩位同事在2013年8月通過Indiegogo網站眾籌到16萬美金，自行開發了簡單好用的郵件加密系統Mailpile。斯馬裡說：「Mailpile的功能完備，使用方法也很簡單。」說完便打開筆記本電腦給我預覽了一下界面，看上去確實不錯。
2013年，愛德華·斯諾登披露的文件，揭露了美國國家安全局聯合英國政府通信總部及其他機構，在進行其他機密行動之餘，還通過海底光纜搜集周邊情報，在私人公司服務器安裝後門程序竊取數據，試圖降低其加密標準。通常情況下這些行為都是越過法律進行的，更沒有經過認真的公眾辯論。出於對政府監控的恐慌，民眾開始自發行動起來維護個人網絡安全，斯馬裡等人開發的軟件便在此時派上了用場。
賽博朋克的聲音並沒有淡出公眾視線：越來越多的用戶開始使用加密技術，對於Mailpile、PGP、Jitsi等提供加密技術的服務需求會不斷增長。就在斯諾登事件後的一個月內，PGP的日均活躍率翻了三倍。上世紀90年代中期，賽博朋克一直高呼要警惕「國家監管」的威脅，事實證明他們的預言又將成真。而時至今日，沒想到因為一條推文，賽博朋克漸漸走向主流的視野中。
什麼都比不上加密派對！
2012年，澳大利亞國會通過了《網絡犯罪法修正案》（Cybercrime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修正案賦予政府更多權力以「合法」的形式監控網絡通信，此舉招致了眾多公民自由團體的反對呼聲。法案通過不久，有位推特網友跑到隱私維權人士阿捨·沃爾夫賬號的時間線上留言：「什麼都比不上加密派對！」幾分鐘後，沃爾夫回復：「我要在墨爾本辦個大型派對！自帶設備、啤酒和音樂，我們一起定個時間地點吧，還有誰想加入？」她事後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說：「我發完那條推文就去喝了一杯茶，回來查看消息的時候，發現柏林、堪培拉、卡斯卡迪亞都已經訂好日期了。第二天早上，又有六七個國家的網友表示他們也要舉辦派對。」
對阿米爾等人來說，使用科技已成為生存本能。然而大部分人都還不知道如何用匿名瀏覽器Tor上網、如何使用比特幣支付以及如何用PGP發送加密消息。舉辦加密派對的目的，就是向聽眾普及如何使用加密技術，保護個人隱私。每場派對的參與人在20人左右，由志願服務的網絡專家為參與者講解基本的網絡安全知識，活動全程免費，地點通常會選擇在某個人的家裡，或是大學的教室，甚至會在酒吧舉行。沃爾夫的推文引起了一場全球性的草根運動。自2012年起，據本人統計，在全世界範圍內，至少舉辦過350場公開性的加密派對，且活動橫跨各大洲，每場的參與人數在5至500人不等。坊間甚至還流傳著一本免費的加密派對手冊，來自世界各地維權人士在24小時內以眾包（crowdsourced）的方式編纂完成，時至今日，手冊上的內容還在不斷更新。
就在斯諾登事件過去不久，一部分隱私維權人士在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加密派對。我有幸與200人共同參與其中，全都是來學習如何在匿名狀態下使用網絡的。派對的講座課程每期為一個小時內，我們學到了如何使用瀏覽器Tor匿名瀏覽網絡；如何支付比特幣，如何使用PGP。派對參加者都是些很有意思的人，比如一些上了年紀的女性十分熱衷於通過PGP相互發送信息。很快我們便開始互傳信件，只需輕輕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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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亂碼瞬間變成：
你好！
在派對上還遇到了一些人，其中有一名記者，十分憂心來自海外危險地帶的消息源；還有一些學生，因找到了情緒發洩口而雀躍不已。一位來自德國的女性告訴我，自己曾經歷過前東德國家安全局的年代，而且她確信，我們正渾渾噩噩地進入奧威爾式的反烏托邦。「你相信警察嗎？」她盯著我問。我回答她大部分時候吧。「你不該信他們！」她突然激動起來。我問她有沒有聽說過蒂姆·梅以及賽博朋克，她搖搖頭。事實上，也沒有多少人聽過。但那又如何？長期的調查顯示，每位公民都對隱私權十分重視，十個英國人裡有九個表示他們期望對自己的網絡個人信息擁有更多控制權。社會需要在個人自由與國家公權之間謀求一個動態的平衡，大多數人都會同意這樣一種觀點，即便是在民主國家，監控有時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監控權必須有所限制，且不可濫用、誤用。因此我們制定法律，來規範政府的權力範圍。然而現代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強大的運算技術層出不窮，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公共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這一切讓大眾（不僅是賽博朋克族群）意識到，自己的隱私權正在遭受侵犯。
負面影響
菲爾·齊默爾曼以及斯馬裡等人致力於加密技術的研究和開發，他們堅信自己的努力可以使公民自由權得以保障，免受國家監控，尤其是在專制政權的壓迫下。毋庸置疑的是，加密技術確實可以做到這一點。但實際情況卻並不這麼理想化，因為使用類似工具的人不僅僅是自由鬥士及民主革命者們；恐怖分子、極端分子、有組織的犯罪團伙以及兒童色情傳播者，這些從不使用主流媒體通道的群體，反而是新技術的第一批核心用戶，當然他們有理由保持隱蔽秘密行動。兒童色情產業的製作者和傳播者（觀眾反而不是）都是加密技術的專家。如果沒有比特幣，線上毒品市場「絲路」可能永遠不會出現。
戴維·奧曼德，政府通信總部的前負責人，目前的身份是倫敦國王學院的客座教授，雖然已離開前東家，但是戴維與英國情報機構聯繫仍然十分密切。他表示：「為了保障公眾安全，情報機構監視可疑的對象是十分必要的。網絡為躲避監控提供了更多樣化的技術選擇，一般情況下確實是這樣，恐怖分子和犯罪團伙會運用他們可接觸到的最新技術，且實時跟進通信安全的最新進展，整個過程像是一場軍備競賽。」儘管未經證實，有傳言說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就是使用PGP技術進行通信的。「這個我不太瞭解，」奧曼德回答，但他確信，恐怖分子對斯諾登事件很感興趣。「可以確定他們很關注事情的動態發展，俄羅斯政府和中國政府也是如此。」
我問他是否擔心加密派對捲土重來，或者Tor、Mailpile以及暗黑錢包的廣泛應用是不是會讓使用者的安全係數降低。「我對此確實擔憂，但你無法阻止情報機器的運作。」奧曼德認為情報機構總會找到解決方案（或者說不得不找到解決方案），這樣做可能導致的後果是，一種比斯諾登所揭露的監控方式更具侵犯性的監管工具將橫空出世。他提到冷戰期間，因為蘇聯的加密技術太過強大，英國政府通信總部多次攻擊無果後，便轉換思路繼而僱傭更多蘇聯情報員，來解決技術難題。如果政府將個人列為安全調查的重點打擊對象，卻因匿名瀏覽查不到任何網絡記錄時，放心，他們會用盡各種原始的方法將你制服（比如在你床頭裝上竊聽器）。奧曼德估計，將來會有更多情報人員採取侵入式策略，「這將進一步挑戰人們的道德底線。」
對賽博朋克來說，將加密技術送到犯罪分子手裡，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考慮到這種技術為人們帶來的自由，付出點代價還是值得的。齊默爾曼在多種場合被問及，9·11恐怖分子可能使用了他設計的加密軟件，對此他有什麼看法。「PGP作為一種工具，是為保障全人類的自由權益而誕生的，跟這比起來，恐怖分子的事根本不算什麼……總的來說，強加密系統對民主社會的貢獻利大於弊。」不論是齊默爾曼還是蒂姆·梅，都沒有義務擔負保障大眾信息安全的責任，他們也沒有借此之便查看頂級機密的安全文件。奧曼德才是真正看過文件的人，但是他並沒有以此責備齊默爾曼：「這不是一個他能拎得清的道德問題，當然他發明PGP是沒錯的，如果沒有這項技術，我們不會感受到網絡帶來的這些好處。然而只有當權的民主政府才能判定，新技術是否會給公眾帶來威脅；且如果需要採取措施把風險降低在可控範圍之內，政府又該如何行動。」
進入峽谷
在早些時候，加密技術只是自由主義者的一個夢想——是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賽博朋克是一群典型的安·蘭德式的自由主義分子，對個人自由十分敏感。如今，隱私權及網絡匿名的議題已跨越政壇，成為所有人關心的話題。梅消極地說：「政治層面來說，賽博朋克無處不在。」大部分的賽博朋克一直都在尋覓躲避政府偵查的有效方式，他們對自由市場並不買賬，也不像蒂姆·梅一樣信奉安·蘭德的理念。斯馬裡是個很有想法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方面，他跟梅的想法一致，支持廢除政府，然而同時他也相信，在沒有巨大利益誘惑的前提下，人們會傾向於聯合起來、建立一個更加繁榮的社會，而不是選擇隱世。此外，與梅不同的是，斯馬裡等人十分關心社會貧富問題、少數族群權益及其他改革議題。不過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對政府及中央權力極其不信任，尤其是國家安全機關。加密技術對於他們，是依托於數學之上，來平衡民主與大眾的有效方式。昂裡克·迪朗，自稱反資本主義，他對比特幣的看法與蒂姆·梅如出一轍，他通過郵件向我表示：「（比特幣）它是一枚關鍵棋子，有助於實現整體合作的最終目的。」一個沒有國家和政府的世界。加密貨幣可以讓我們「擺脫對歐元的依賴，削弱政府對人們的控制」。
雖然各方持有極為不同的世界觀，但他們始終堅信，維護匿名制及隱私權對於建立一個健康、高效、自由的社會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對賽博朋克而言，不論是無政府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匿名制關心的是，大眾是否有權可以自由轉換多重身份。而加密技術在支持這項權利的同時，也拓展了個人自由的範圍。從長期來看，這有利於人們追求更富有生產力且獨立的生活狀態，也為人們提供了不同生活方式的選擇餘地。阿米爾認為：「這是為人類自由拓展新的空間，通過匿名制人們可以做更多有價值的事情，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網，比起以法庭、官僚機構和警察為基礎的網絡要好得多。」阿米爾的想法很多，他計劃下一年研製出可批量生產的工業機器，用於建造永續農業及廢物處理系統，「我們要打造自己的工業經濟」。他相信在未來可以建造一個成本為1000歐元的房子，以五倍的價格賣出，然後將賣房子的錢再用來投資在其他地方，成立一個類似Calafou的社區。他說：「如果我們被迫參與這場愚蠢的經濟遊戲，我們能做的，就是狠狠地擊敗他們，恢復這個世界本來的樣子。」目前在埃格姆附近的一片森林中，已有一家這樣的社區，距離倫敦約40分鐘車程。阿米爾將這個40戶人家的社區形容為「自治聯邦」。
如果人人都使用比特幣，政府的稅收功能便會大大削弱，這樣一來，用於醫療教育及社保的各項財政支出便會受影響。這些都是民主社會中大眾的基本需求。社會的運作機制並不像計算機代碼一樣，出了錯，修修補補即可；它們也不會遵循既定的數學規則運行。假設匿名制的交流方式成為常態，那這個模式不可避免地將會被犯罪分子所利用。一些高呼數字匿名制的進步團體和個人只看到了這件事積極的一面，然而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這些做法也將現行的政治議程推向源於加利福尼亞州的政治主張：強硬派的激進自由主義。
蒂姆·梅對於背後的勢力不以為意，他認為這場爭端終會結束，事情已成定局：除了早已面世的PGP以及匿名瀏覽器，現在匿名貨幣也粉墨登場。「放心，兄弟，」他興奮地說，「這些就足夠把『老大哥』趕跑了！」梅預計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人人熟知的政府將會分崩離析，取而代之的將會是一個數字「峽谷」，他稱之為「網絡之地」。在那裡沒有政府的統治，公民可以自由地成立利益共同體，一對一直接交流。梅對短期內引發社會底層的騷動不抱幻想，儘管從長期來看它會產生積極作用。1994年他曾寫下：「加密無政府主義的未來掌握在抓住機遇的人手中，在握有資本的人手中。」現在的他仍然沒有丟掉激進的本質：「我們將見證烏合之眾的毀滅。」他半開玩笑地說道，「地球上大約有四五百萬人的命運是悲慘的，加密技術只能保護這個世界1％的人的安全。」他認為，短期內人們的生活會很煎熬。只有丟掉輔助雙腿的枴杖——條例、法律、社會福利——人類才能發揮潛能並獲得成長。
我懷著對阿米爾等人的崇敬之情離開了Calafou，但對他們終將走向何方仍持保留態度。阿米爾跟梅在很多方面的看法都不相同，他相信Calafou這類的社區會給每個人提供生活方式的更多選擇，不僅僅是前沿的5％，甚至1％的人才可以享受到這種待遇，這也是它會成為笑到最後的終極選擇的原因。然而，他跟梅都認為，加密技術會實現這一願景，卻沒有仔細考慮過該如何實施，且會產生怎樣的後果。一道無情的絕對性數學公式將會創造出一個Calafou型的世界：小型部落，自給自足，自治管理，由眾人擁有及管控。
在Calafou，有一個叫作「民眾集會」的制度，住在這裡的居民會聚在一起商討項目，共同解決問題、分攤責任義務等。這有點像古希臘時的集會模式：小社群內部的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到集體決策的過程中來。「黑客空間的人都不參與這個，」阿米爾說，「我們不相信這種花裡胡哨的東西，我們只想要個人自由，如果你有想法，抓緊去做就是了！」就在我要離開Calafou，穿過水泥橋墩到外面的世界時，阿米爾對我說：「這世界有很多人遇事只會自怨自艾，我們是真正做出行動、解決問題的人。身為賽博朋克，就是要寫代碼。」說完他便走進了他一手創建的「峽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