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保羅是在英格蘭北部一座小城的工人俱樂部，當時是一個清冷的秋夜。他看上去很年輕，英俊的面龐，深色的短髮，身上的文身圖案一直盤旋到脖頸。他待人非常友好：禮節周到，認真傾聽，且不會冷場。簡而言之，在話題開始引向政治之前，保羅和我算是十分投緣。「想一想會有多少美好的事物消逝，傑米。」保羅解釋道，「如果由黑人或巴基斯坦佬或棕色人種來統治世界，你覺得這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你能想像嗎？如果全世界最後只剩下1000個白人，我希望他們之中能有人把這該死的地球燒焦，地球上的東西全都燒燬。」
保羅屬於一人政黨，是個不折不扣的宣傳機器。每天，他都在試圖喚起英國白種人的種族覺醒。此外，他也是人氣博主，經營一個以種族中心主義和「白人驕傲」（White Pride）為主題的博客，製作並發佈一些攻擊少數族裔的視頻。保羅打開筆記本電腦，向我展示他的最新成果：與左翼政治團體的激烈爭論；支持希臘極右翼政黨「金色黎明」的言論；與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的交流對話。緊接著他登錄了自己的臉書和推特主頁，來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萬個用戶關注著社交網絡中的保羅。社群內部可以分享相同的觀點，且有人欣賞保羅的主張，因此他在網絡中找到了歸屬。同時，他也招來了一群旗鼓相當的對手，不僅提出與保羅相反的觀點予以抨擊，且一心想把他趕出網絡。保羅生活在非敵即友、是非分明的單維度世界，而他停留在這個世界的時間也越來越長。網絡中的保羅是個活躍分子，是激進的「白人驕傲」身份擁護者；而現實中的保羅，則是獨居在一間小房子裡的30多歲單身待業男青年。
某次訪談結束之後，在回家的火車上，我給保羅發了一條短信表示感謝，保羅則一如既往地秒回：「別客氣，傑米：-）回程一路順風，和你聊天很開心！」但與以往的會面不同，不久之後，我們的聯繫不再那麼頻繁。平時那個暢所欲言的保羅變得十分沉默，他的社交網絡也停止了更新。我幻想著，也許是我們的交談對他產生了一些作用？又或者是，最終他還是被警察追蹤到真實身份了？還是，發生了比這更糟的情況呢？
一個全新的平台
網絡是散佈言論的絕佳去處，發現這一點的不止保羅一個人。網絡儼然成為世界範圍內各政治團體發展的重要平台。從利用臉書在美國開展競選活動的巴拉克·奧巴馬，到「佔領運動」中的快閃一族，再到收穫了大量網絡粉絲的意大利喜劇演員及政治名人畢普·格裡羅，這一系列事件都能說明，評判價值是非及事件影響力的戰場正逐漸轉移到網絡世界。在過去的十年間，保羅等數千名網友將以往的民族主義運動陣地，轉向了臉書、推特以及YouTube。他們是第一批懂得利用網絡的政治團體。極端組織遭到主流媒體平台的圍追堵截，無法在公眾面前宣揚主張，因而十分珍惜這個全新的平台帶來的機遇。例如，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組織「風暴」和「雅利安兄弟會」都曾在Usenet及電子公告欄系統BBS創建並經營過熱門的組織團體（事實上，「風暴」組織是以做網站起家的）。據亞歷克斯a排名（美國一家著名的統計網站流量排名公司）顯示，極右翼黨派英國國家黨的網站流量明顯優於工黨或保守黨。「鮮血與榮耀」（Blood and Honour）是樂壇極端新納粹分子的集中地，不僅在YouTube上有多個公開權限的主頁，還有不少隱蔽的在線論壇。「風暴」的網站（stormfront.org）上有個經久不衰的論壇，會員人數多達30萬人，且會員之間的發言量將近一千萬條。此外，推特尤為受到新納粹分子的歡迎，這些用戶常常使用帶有數字「14」至「88」的用戶名，「14」代表的是「14字箴言」——捍衛白人存續及白種兒童的未來；「88」代表的是字母表中的第八個字母「HH」（Heil Hitler，希特勒萬歲）。據倫敦國王學院的調查表明，偏愛推特的新納粹們不僅僅是為了宣揚政治理念，搞宣傳那一套，更是為了維持一致的自我認同感。在推特搜索欄隨便一查，便不難發現這樣的言論——「若要拯救白人必先毀滅羅斯柴爾德家族！14/88！勝利萬歲！」一些民族主義者會加入兒童聊天室或表面無害的雅虎群組，例如盎格魯-撒克遜歷史討論板在英國民族主義分子中就頗受歡迎，其中有數百名用戶會化名為英國國王「埃塞爾雷德」或者「哈羅德」的名字，一齊討論如何建立更純粹、更白種化的英國。2007年年初，法國極右翼民族主義黨派「國民陣線」，成為第一個在遊戲「第二人生」（Second Life）的虛擬世界中建立辦公室的歐洲政黨，這一舉動引發了諸多抗議浪潮。同年，該團體的虛擬角色在參觀遊戲中的清真寺時，故意坐在《可蘭經》上，並打出了反閃米特族的標語，之後又啟動黑客腳本，自動驅逐了該建築中的所有虛擬人物。據猶太人權組織「the Simon Wiesenthal Center」統計，截至2013年，全網約有2萬個運營中的「仇恨網站」（hate websites）、社交網絡群組及論壇，而且這個數字每年都在增長。網絡世界已然成為種族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避難所，在此極端政治分子得以發聲，宣傳政治理念並號召支持者們加入。
尼克·洛萊斯，反歧視團體「希望而非仇恨」的負責人，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就一直效力於反法西斯主義團體。尼克對我說：「網絡給予了每個普通人接近右翼分子的機會，這在十幾年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網絡也改變了以往民族主義者的人口特徵，尼克繼續解釋道，這些人已不再是過去那些穿長筒靴的光頭黨了。如今的民族主義者們趨於年輕化，時間充裕，且都是「科技通」，這便足以讓他們快捷且輕易地在網絡世界中找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好，比如像保羅這樣的極端分子。
在這群新興的網絡極端分子中，最臭名昭彰的非安德斯·貝林·佈雷維克莫屬了，而他也就是曾在2011年7月的挪威恐怖襲擊中殺害了77人的右翼極端分子。畢業之後，佈雷維克曾從事過客服工作，但由於自身有電腦編程方面的天賦，於是就開始了碼農事業。當時20歲出頭的佈雷維克，每天花費數小時閱讀網絡博客和文章，多是關於白種人即將滅絕及「文化馬克斯主義」對歐洲文化產生的威脅等等內容。之後的佈雷維克開始相信，伊斯蘭教勢力將會逐步取締歐洲，唯有暴力抵抗才能壓制伊斯蘭勢力的崛起。
在發動恐襲的前幾年，佈雷維克曾以安德魯·貝裡克的化名寫下長達1516頁的宣言，標題為《2083：歐洲獨立宣言》。其中部分內容為個人傳記，另一部分則是實戰指南，他堅信一場種族大戰即將打響。宣言的大段內容都是來自網頁的複製粘貼（之後佈雷維克在法庭承認，許多資料都是摘錄於維基百科），內容源可謂兼收並蓄，上至17世紀的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下至英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傑裡米·克拉克森，佈雷維克還大段引用傑裡米發表於《泰晤士報》主題為多元文化主義的文章。
對於如此量級的恐怖襲擊來說，這些行徑極為反常。挪威警察安全局表示佈雷維克沒有同夥，事件全程都是自己一手操辦的，像極了「獨狼」（lone wolf）的作風。「獨狼」這個稱謂的走紅，源於上世紀90年代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湯姆·梅茨格的「倡議」，他認為要想成功躲避偵查，新納粹的同胞們不要抱團，應單獨進行暴力行動。《「獨狼」恐怖主義——理解正在崛起的威脅》的作者傑弗裡·D.西蒙認為，「獨狼」是所有恐怖主義分子中「最具革新、最有創意而又十分危險」的一個群體：組織內部沒有三六九等的層級限制，也不受特定意識形態的束縛，然而他們也不必擔心組織是否會解散。更重要的是，無須與他人交流這點，讓人很難在人群中找到他們的身份。在西蒙看來，隨手可得的大量信息源催生了「獨狼」群體的興起。過去的十年間，「獨狼恐怖主義」的發展勢頭十分迅猛，2009年胡德堡槍擊事件(1) 就是其中之一，有人猜測，這起事件的起因是對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抗議。
佈雷維克就是典型的「獨狼」，而與其他「狼」不同的是，他並沒有斷絕與外界的交往。佈雷維克痛恨多元文化主義，他堅信社交媒體（尤其是臉書）會協助他所在的白人群體實施一系列抵制多元主義的行動。社交媒體為政治宣傳提供了新的機遇，此外，還可以借助平台拉攏世界各地的同好。佈雷維克希望能與同道中人散播他的宣言，並以此為方針繼承民族主義的大業，要是更有甚者能成為他的信徒，模仿他的言行舉止就更好了。於是，佈雷維克借由兩個臉書賬號，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極端分子虛擬社區，經過兩年的苦心經營，現有成員數千名，坐標橫跨歐洲大陸。在《2083》宣言中，他寫到為找到這些人，花費了無數心血，過程雖然枯燥，卻也是完成計劃必不可少的一步：
我現在在用臉書找各種各樣民族主義話題的群組，向裡面每一位成員發邀請加好友…啊啊啊啊啊啊啊我要瘋了（哭）…每天找三四個小時，找了整整兩個月，天吶，沒想到他媽的這麼無聊（微笑臉）。
佈雷維克不停地發送申請、加好友，然後收集郵箱地址。
2011年年初，他的列表裡已有數千個臉書好友，之後就開始在一些博客網站發帖，其中一個就是挪威著名的右翼網站document.no，他曾對裡面許多抨擊伊斯蘭教的文章回帖留言。據南方貧困法律中心透露，2008年10月佈雷維克以「year2183」為登錄名註冊了「風暴」（Stormfront）的賬號，截至2011年6月，他總計收集到8000個「高質量」的郵箱地址。佈雷維克坦承：「毋庸置疑，這是個極為枯燥的活兒；然而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麼方法能比這更簡易地直接接觸到全歐洲的民族主義分子。」
在佈雷維克的眼中，互聯網遍佈著機遇。他提到，如果想動搖大眾對某件事情的看法，維基百科是個很合適的平台——只需對詞條的內容進行微調即可。佈雷維克通過射擊遊戲《使命召喚》來鍛煉射擊技巧（他也喜歡玩《魔獸世界》），並且建議他的同夥們使用匿名瀏覽器Tor來躲避政府的追查。在宣言《2083》的結尾處，佈雷維克呼籲所有的愛國主義者要「創建一個優秀的網站、博客、主頁，要像臉書一樣上檔次……這樣才能好好地對組織進行包裝」。
而事情的轉機發生在2011年7月，一夜之間，向來振臂高呼的佈雷維克突然銷聲匿跡了。他的社交媒體也再沒更新過。7月22日早上，佈雷維克在YouTube現身，發佈了一個號召同志殉道的視頻；幾小時後，他又向臉書收集的1000多個郵箱發送了宣言《2083》；當日下午3點25分，他在奧斯陸市中心的政府大樓外用自製炸彈發動襲擊，導致8人死亡，之後又在烏托亞島開槍射殺69位當時正在參加夏令營的挪威工黨青年。
究竟有誰收到過《2083》，目前無人知曉。已知在英國收到郵件的人數為250人，其中部分人與佈雷維克的交集點在於，他們都關注了一個英國熱門臉書主頁：2010年初，佈雷維克曾用某個小號在該小組主頁點過贊。此外，他還在《2083》中對該主頁的運營表示十分讚賞。而這一切，也是保羅引戰之旅的開端。
保衛英國聯盟
架構鬆散的民族主義行動波及了整個歐洲，而保衛英國聯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以下簡稱「EDL」）的出現，則標誌著新的浪潮即將到來。該組織行蹤難以捉摸，但卻深切關心著國家大事，他們認為：不接地氣的自由派們推崇的大規模移民（尤其從穆斯林國家而來）正在破壞民眾的國家認同，精英主義者並不知曉，或者換句話說，並不在意這些移民對普通人來說意味著什麼。這種通常都是表面上的「反種族主義」，把「平等、民主、自由」當成口號來喊，同時也是英國傳統文化（有時是基督教文化）的價值要求。總之，他們堅信伊斯蘭民族的人們和英國人的價值觀念體系水火不相容。
自二戰以來，英國正規的政黨成員數量已從20世紀50年代的300多萬人降至2013年的不足50萬人。不同於傳統的政治黨派，EDL對成員的申請資質沒有任何限制：無須會費，不費精力，不耗時間。截至2012年，EDL已成為英國最具有標識性的街頭行動組織之一：支持者們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上百個示威活動，並以數以千計的人次加入臉書小組。對於一個民族主義團體來說，EDL的躥紅速度十分驚人且史無前例。1973年，當時英國上下都被移民分子的恐慌情緒包圍，極端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的成員達到其巔峰人數14000名；直到2009年，這個數字才被英國國家黨的成員數所持平；然而，多少政黨年復一年、通力合作的成果，EDL僅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輕輕鬆鬆打破了紀錄。就在2014年4月，EDL的臉書點贊人數已突破16萬人——點贊數與英國工黨持平。此外，EDL在全國各個地區都有地方分部，且線上線下聯繫緊密，每個月都會號召成員進行示威和抗議活動。活動的規模之大常常讓人忘記這竟是由一個簡陋的臉書賬號所發起並倡議的。
2009年3月，一小部分來自盧頓鎮的激進伊斯蘭分子，聲稱他們將在英國軍隊榮耀歸來的遊行上，向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駐軍的英國軍隊發起抗議。斯蒂芬·亞克斯利-倫農——現在的名字是托米·魯賓遜——曾讀過這份抗議書，並且知道該組織的存在，因為他們經常在盧頓鎮中心他家的美黑沙龍附近分發傳單。儘管托米曾是英國國家黨的一員，但對政治興趣寥寥；然而看到這次抗議軍隊的行動，他的怒火卻難以平息。與幾個朋友商討後，托米決定不讓他們得逞，他要支持軍隊，向世界宣告「伊斯蘭極端分子沒有佔領盧頓」。
雖然第一次只有幾十人參與，但示威行動還是引起了小範圍的轟動，甚至還登上了當地報紙。托米和朋友們想趁熱成立一個新團體，專門妨礙盧頓伊斯蘭組織的集會和招募活動。他在零零散散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組織裡，搜集到了一些新的聯繫方式，其中就有統一英國聯盟（the United British Alliance，以下簡稱「UBA」）。伊斯蘭團體們自稱為「團結的盧頓人」（United People of Luton，以下簡稱「UPL」），且在同年6月，發動了第二次規模涉及上百人的示威行動：當事者們與警方發生衝突，導致9人被捕。示威行動後的一個月間，UBA與UPL雙方爆發了一次衝突事件，影響極為惡劣，數名成員因此被捕。UBA趁此向外界推出了一位發言人，名叫「韋恩·金」，實際上就是托米。「我選這個名字純屬好玩，」托米告訴我，「這樣維多利亞·德比希爾(2) 在BBC介紹我的時候，就會說成『玩雞』(3) 了，哈哈哈哈！」
托米之前花450鎊雇了一名攝影師，在事件當天拍了條短視頻，隨後就發佈在YouTube上面。我與托米在倫敦警察局所在的街道附近的一家小酒館裡見了面，他告訴我：「這次，我把視頻在各個足球論壇和聊天室裡發了個遍。」不一會兒，他就收到了遍佈英國各地的支持者的回信。沒多久，約有12位初期成員聚集到了線下一家酒吧，開始商討未來的規劃。他們決定打造一個線上組織——衝出英國，走向世界。於是，托米跟一個朋友一起註冊了新的臉書賬號，「保衛英國聯盟」由此成立。
點贊
對於初出茅廬、招人困難、資金有限且缺乏支持的小型民族主義者團體來說，臉書的平台優勢是無可比擬的，它簡直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就在小組剛剛建立的幾小時內，數百名成員的入群通知撲面而來。托米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道：「那陣勢就跟瘋了一樣，好像全國各地的人都在加入。」確實，不論是招募組織成員，交流最新的活動消息，還是相互分享之前的活動軼事和照片，臉書都是性價比極高的一種方式。奎因·拉裡弗是EDL的一位女性支持者，加入群組的時候將近30歲了。她最初被EDL的臉書主頁吸引，是看到朋友在臉書討論一則新聞時，附上的一條網頁鏈接，她說：「當時人們在討論臉書直播焚狗事件，我看到有人點讚了EDL的主頁，就順籐摸瓜找過去，我也點贊評論了，有人回復我，就這麼聊起來了。」就在關注EDL之後的一個月裡，奎因參與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場示威遊行。
截至2010年底，EDL已借助臉書在全國組織過近50場街頭示威活動，甚至有幾場活動的參與者高達2000人。儘管組織方多次聲明主張和平示威，然而現實情況中的集會卻經常充斥著酩酊大醉的參與者、反社會分子和暴力主義者，恐伊斯蘭色彩的口號接連不斷，去警局喝茶也成了家常便飯，不時還會與左翼示威團體「聯合抗擊法西斯」發生點摩擦衝突。小動作不斷的EDL，漸漸聲名鵲起，在各媒體版面也佔有一定席位，反過來又助推了其臉書頁面和EDL官方網站的紅火。
就在托米為每月全國範圍的示威活動忙得風風火火之時，保羅還在沉迷於聚會和毒品的花花世界之中。2010年夏天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臉書消息提示，有位好友「點贊」了EDL的主頁。「在那之前我從沒聽說過EDL，」他告訴我，「但是這名字讓我有點好奇了。」在這份好奇心的驅使下，保羅也去湊了熱鬧，點贊之後，他便可以接收到這個主頁的日常更新了。
跟保羅一樣，任何人都能通過簡單的一點，關注臉書主頁，當然也可一鍵取消關注。但對EDL來說，向來都是進大於出的，畢竟很多人所「覬覦」的，不只是隨意地「關注」而已。不久，許多嗅覺敏銳且熱情高漲的支持者們開始自立門戶，建立分部的EDL主頁和群組，策劃各地的示威活動。2010年，面對當時迅速擴張的子部門和組織，EDL領導班子們想梳理出更為正規且官方的組織層次和架構——根據地區和活動類目的不同來分配管理和行政部門——然而截至目前，組織結構仍是十分鬆散，中央地方各自為王。
這種形如散沙的成員模式弊端叢生。2012年底，各成員意識到，與長期的政治變革相比，網絡聊天灌水和週末的示威行動，是胳膊擰不過大腿的，組織內部對活動的原始熱情開始漸漸消散。此外，鬆散的組織層級，使EDL從原來眾志成城的同伴迅速分解為冷目相對的派系鬥爭。到了2013年初，EDL已處在分崩離析的邊緣。當時托米因違反禁止參加示威活動的保釋條例，已在獄中待了數月。聽到消息的托米十分焦慮，再加上鋪天蓋地的死亡威脅信，他決定就此退出。事情的轉機發生於2013年5月22日上午，熱鬧喧嘩的倫敦南部大街，光天化日之下一位叫李·裡格比的英國士兵被兩名極端伊斯蘭分子殺害。此後的數周裡，EDL的網絡呼聲空前高漲，托米發覺自己已身處主流媒介的浪潮之中，全身而退是不可能了。
管理員與主頁運營
保羅加入EDL的臉書主頁後不久，就與其他成員打成了一片（EDL的主頁是公開狀態，允許任何人發言）。他頻頻發言，立場清晰有力，這些特點都被運營主頁的資深成員看在眼裡。幾周後，保羅受邀加入EDL的臉書私密群組，該群組以化名狀態經營，組員都是EDL的核心成員。之後，他又被任命成為一個新主頁的管理員，該網站旨在驅逐伊斯蘭極端分子。對保羅來說，當管理員是一件大事。然而他就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捲入了一場是非之爭。
不管是私密論壇還是開放性論壇，總需要有人來規範發言秩序、維持討論紀律，因此管理員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手中不僅握有禁言還有編輯及刪帖的權力。2012年初，保羅管理的討論版面裡就有超過1000個用戶，他不僅擁有話語權以及發揮的平台，也有相應的權限和責任。保羅說：「那種感覺太爽了，我會成天泡在網上發帖，以及運營賬戶。」
對民族主義團體來說，管理臉書群組和推特賬戶是極為重要的崗位。在李·裡格比遇難時，托米立即聯繫了負責EDL社交媒體的同事們，他要求推特賬戶的負責人即刻電話聯繫軍方。當日下午約6點30分，通告已發佈：
EDL負責人托米·魯賓遜已前往伍利奇鎮，大家行動起來吧，我們受夠了。
最開始，只有數百名用戶在推特上轉發了這則消息，之後數字又擴展到上千個。看到消息的EDL支持者們迅速行動，聚集到倫敦東南部一帶。
EDL的推特負責人是一位彬彬有禮的16歲少女，名叫貝姬。筆者撰寫此書時，EDL的官方賬號在她的精心運營下，約有35000名粉絲關注她發佈的日常內容更新：重要事件報道，示威遊行信息，政治宣傳等。貝姬的「仕途之路」與保羅並無大異，EDL的前推特負責人注意到了貝姬經常在私人賬號上發佈相關信息和鏈接，就向她拋出了橄欖枝。在貝姬大顯身手之後，另一位管理員也看中了她。自此，貝姬便成了永久管理員。這是一份十分辛苦且重要的工作，她解釋道：「忙的時候我一睜眼就要開始工作，直到晚上上床睡覺才能休息。」即使在外面與朋友約會，貝姬也要不停地發推特。對此，她說：「這對他們沒什麼影響，朋友都知道我在做什麼，並且他們也都挺理解我的。」貝姬對這份工作非常負責，發出去的一字一句都要仔細斟酌。「我不想去做別的事，我喜歡這個工作。」
目前，共有8個管理員負責EDL臉書主頁的運營。每個人分工不同，有人要負責搜集發佈相關文章，為之後的示威遊行提供方法建議；有人要負責刪除不和諧的評論，回答私信收到的問題；還有人負責回應支持者的鼓勵，同時也回擊網絡噴子的謾罵。「我們招來了不少罵聲。」其中一位管理員告訴我。據托米·魯賓遜的私人助理赫爾·高爾說，EDL臉書管理員的工作之一，就是花大量時間刪除這些包含種族色彩的惡意評論。這項工作之所以費心費力，原因在於有許多反對EDL的用戶也同時關注了主頁，表面上他們是EDL的粉絲，暗地裡就給EDL穿小鞋，每個管理員大約每天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來處理這些惡評。
正因為職責如此之重，領導層對管理員的權限範圍管控得十分嚴格（一般而言，管理員是整個主頁或小組的負責人，而編輯及刪除用戶評論的工作實際上是由版主來操作的）：這就意味著就要死守密碼不放。2010年，某組織的一名臥底成員就成功在EDL地方分部的臉書管理員那裡套到了賬號密碼，密碼到手之後，該成員不僅篡改了密碼、把原管理員踢出了群組，還以此為要挾進行敲詐勒索。托米·魯賓遜花費了整整兩周時間才將管理權限爭奪到手，最終還是找到了新的登錄密碼。我問他是怎麼做到的。
「我們有幾個小夥伴試了試，然後把密碼改回來了。」他說。
「那他們具體是怎麼做的呢？」
「我只知道賬號保住了。」他回答道。
保羅泡在主頁上的時間越來越長，作為盡職盡責的版主，他時時刻刻都在小組裡分享故事，為組建虛擬世界的朋友圈添磚加瓦。這種社交活動，也充滿著政治色彩。成員們在相互瞭解相識的過程中，同志之間建立起了團結一致惺惺相惜的感情。「我們有共同的敵人，是一個團隊，團結就是力量，一定可以做出一番成就！」他如此說道。然而，虛擬的社群也會把人壓得喘不過氣。隨著保羅的在線時長越來越久，他的觀念也變得極端起來：他開始關心起伊斯蘭分子，且認為他們可能會造成種種「威脅」。「我看過他們的作戰策略，陰險狡詐，他們想潛移默化地影響大眾的國家認同，然後推翻我們的政府。」也正是在這些針尖對麥芒的臉書主頁上，保羅第一次與穆斯林正面交戰。他發現穆斯林群體對此話題的氣憤程度並不亞於他，保羅面對著潮水般的謾罵與攻擊，且每次交戰都是一次火力的升級，對手的氣焰也十分囂張。「你們這群渣渣！低等動物！」回憶起當時的「罵戰」，保羅怒氣沖沖地向我吼道。諸如此類的網絡爭吵是他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且佔據他越來越多的個人時間。「你每天大約花多長時間上網？」我問。「仔細算一算的話可能得嚇一跳，大概90％的時間都在吧，我幾乎沒有時間去做別的事情或者去見什麼人。」保羅答道。他承認，泡在網絡上的這段時間讓他有些「社交恐懼」，與父母的交流越來越少，因為與網絡聊天相比，生活中的交談實在是「平平無奇」。網絡與現實，似乎是此消彼長的關係。保羅的網絡檔案日新月異，生活豐富多彩，而真實世界的人際網絡卻漸漸消弭了。
保羅和我漫步在他居住的小鎮上，小鎮十分安逸，也沒有什麼娛樂活動。保羅告訴我，在某種程度上他十分希望參政，然後搬到大一點的城市生活。然而，缺乏工作經驗、沒有相關資歷和錢財支持，保羅意識到這一切不過是癡人說夢。他告訴我，不久前，他曾在街頭偶遇過EDL的支持者們，但是他沒有過去打招呼。在線上，他已是知名政治團體人人敬仰的核心成員，坐擁來自世界各地的粉絲支持者和好友；然而走出網絡大門，他只是芸芸眾生的一介平民。
網絡空間的戰役
2012年初，保羅決定主動出擊。他發現，許多傳統的民族主義政黨和團體的核心都十分老套死板。團隊面臨如此困境，保羅沒有坐以待斃，抑或是被花言巧語洗腦，而是另闢蹊徑，趁機成立了自己的團體。保羅花費了數周學習如何製作視頻，還創建了個人博客、推特以及臉書賬號——做這些準備工作，是為了讓一切看上去確實像那麼回事。「我在盡力創造一個標誌性的、實實在在的東西，如果有人有幸看到，他們會覺得這是可信的。」之前在臉書的運營經歷讓保羅意識到，為了免除潛在報復行為的後顧之憂，他必須使用假的身份信息。
自此，保羅便與網上的各種罵戰糾纏不清，雙方多是民族主義者及反法西斯團體。極右翼組織與反法西斯團體曾多次發生街頭衝突（如今也是），然而現在戰場的重點已從線下轉移到線上。反法西斯團體時刻監視著EDL組織及保羅等人的一舉一動，不僅監控其社交網絡賬號，還臥底潛入各個組織的內部，等到他們掌握了一些自認為飽受爭議的勁爆截圖和證據後，下一步就將其公之於眾，甚至把資料直接交給警方處理。
在這些組織中，最為堅挺的是「揭露種族主義及網絡零容忍小組」（Exposing Racism and Intolerance Online），通常被稱為「Expose」。Expose是活躍於推特和臉書的網絡小組，約有12名管理員，偶爾也會招募上百名志願者協助管理員管理。他們的主要活動之一是將極右翼分子的網絡發言記錄截圖並保存。在過去的四年間，Expose已累計收集了上萬份的截圖資料，其中也包含佈雷維克和EDL有關的截圖證據。
反法西斯團體內部幾乎都是新一代的公民活動家，米凱伊·斯韋爾斯自團體成立之初便成為其中一員。我通過臉書聯繫到他。「我們只不過是平民百姓，」他說，「就像普通家庭的一家老小那樣。一旦有種族主義的苗頭，我們一眼就能看出來，然後就會聯合其他反法西斯團體一起反擊他們，讓他們看看EDL那些人是什麼嘴臉。」反法西斯團體的成員們泡在網上的時間跟保羅不相上下，推特上有一位叫「@Norsefired」的民團成員，他一直在監控EDL的行蹤，且每天至少發佈上百條推特，目的是「挑戰極端分子組織的淫威，揭露其黑暗內幕」。跟保羅的遭遇一樣，偶然間，這位成員也因與EDL的支持者在推特上撕逼，而捲入了網絡的是非爭端中。與此同時，他也坦承在網絡上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在郵件中他寫道：「我家那口子已經把我嘮叨得耳朵都要長繭了，說我該把時間花在更有利可圖的事情上。」@Norsefired認為，用暱稱發言，讓他在網絡罵戰的時候更有底氣。他說，在線下，「我不可能接觸到像EDL這類群體的人，但是在@Norsefired的人設中，『我』是個很直爽、畫風很尖銳的人。」他最喜歡的策略之一就是佔據EDL推特用戶們的時間線——使用若干個推特小號加他們為好友——然後即時發佈反EDL的新鮮事和消息。亞歷克斯，是Expose的一位成員，他透露「幽默感」是做這一行很重要的素質，「基本上，就是要嘲弄對手，我會自製很多的圖片和小視頻，好在恰當的時機嘲笑他們」。這些花樣百出的招數確實奏效。當名模凱蒂·普萊斯被爆出曾是EDL的支持者時，亞歷克斯聯繫到了她，並說服她公開否認這則新聞。
如果你是反法西斯團體的一員，能夠潛入「私密群組」——那些需要認證或密碼才能加入的群組——是一種莫大的褒獎。因此，許多反法西斯團體成員會註冊很多小號（或被稱為「馬甲」），裝作是同道中人請求加入EDL。有時，一人可以操作十幾個不同的馬甲賬號，每個賬號都有不同的檔案和所屬團體。我的一位受訪人，已參與「養小號」的事業達兩年之久，每個賬號都要關注特定的主頁，發佈符合人設的評論，還得有自己的朋友圈關係網。大多數的論壇和主頁——不論是EDL還是反法西斯團體——都遍佈著各種「殭屍粉」。托米·魯賓遜告訴我，幾乎每個EDL群組都有這樣的「粉絲」，「極右翼勢力和左翼分子都有」。「那你的人潛伏得好嗎？」我問道。他有點不好意思，「嗯……可能有人會這麼幹吧，聽聽對方是怎麼議論我們的，我可沒指使他們啊。」他說道。
實際上，雙方在彼此隊伍中都安排了臥底。近日，某Expose群組就在內部揪出了一位極右的臥底分子，該名臥底共加入了650多個臉書群組，其中左翼及反法西斯團體的群組就有上百個。一開始，她只是窩在反法西斯團體的小組裡發佈一些支持帖來謀取對方信任，之後便開始潛水，靜觀其變，目的是獲取對方的作戰策略以及目標群體的情報。另一方面，對深植於足球流氓文化的極右翼群體Casuals來說，潛入臥底是個難以根除的隱患。去年，反法西斯團體中成立了一個叫作「解放布萊爾菲爾德5號」（此處監禁了幾位EDL支持者）的假團體作為圈套，果真有幾位好事的Casuals加入進來並透露了一些有用的情報。「這些變態在網上跟蹤了我們三年多，我們竟然毫不知情。」在Casuals的內部博客裡，喬·斯塔比·馬什氣沖沖地寫道。
每次，只要出現能惹毛愛國小粉紅的事件，反法西斯團體便會趁機建立群組吸引這些人過來，你吐槽也好，怒罵也好，最好能留下一些足以進局子喝茶的證據。如果你的檔案裡記錄下了公司地點，或不慎在對話框裡提到在哪裡工作，他們就會把對話截圖發到你老闆手裡，之後你就等著傻眼吧。
某些組織精妙的內部運作絕對讓你瞠目結舌。他們的支持者組成非常冗雜，有穆斯林、無神論者、時尚模特，還有退役軍人等等，多數是女性，且此處潛藏著許多高素質的網絡人才。在這些人中，最接近領袖氣質的大概就屬查利·弗勞爾斯了。查利40多歲時還是一名玩朋克搖滾的音樂人，最初他站隊的是EDL，但隨著EDL逐漸走向極端，他也就離開了組織。網絡大眾對於抨擊任何形式的極端主義樂此不疲。來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們經常在臉書的私密群組集會，商討行動計劃。他們也常被敵人稱為「網絡暴徒」，這個說法不太公平：儘管他們有時會因為同意其他團體的觀點，而被視為「幫手」，雖說他們的行為不太光明，但也在合法範圍內。查利已多次通過在個人網頁上發佈《數字千年版權法案》的條例，導致幾家網站接連關門；之後他會靜待好事者們截圖為證，在網上隨意散佈他的個人資料（實際上他也經常這麼自爆）。當然，如果他們願意用真實姓名和地址簽署一份面向公眾的誓約書，他們是可以這麼做的。然而這些博主們絕不會這麼乖乖聽話。「如果使用得當，這將會是個強有力的武器。」查利面露喜色地告訴我。在眾多臉書主頁中，我觀察到的最為詭異的，是一個在李·裡格比遇害不久後建立的主頁，創建人自稱是反法西斯團體的一員，主頁名稱為「李·裡格比活該」。管理員在群組公佈了一張自己的照片和宣言，上面寫道：「我是『希望而非仇恨』（Hope not Hate，反法西斯團體）的成員，也是一名共產黨員。我堅信，李·裡格比是一名極右翼殉教者；有心人利用他的死為暴力行為開脫，為EDL的苟且行徑開脫。我希望能夠領導一場共產主義革命，走上街頭，為我大英帝國吶喊，成立蘇維埃英國聯盟。」主頁的負責人根本不是什麼反法西斯團體的人，而是個極端右翼分子。我推測，他只是在反法西斯團體之中當攪屎棍，把EDL的名聲搞得越極端越好。儘管演技十分拙劣，但架不住還是有人動了「真情」，一石激起千層浪，主頁被各種激烈言論霸屏達數小時。一位叫戴夫的用戶留言威脅道：「老子把你頭打爆。」一會兒，又有一位叫凱文的用戶表示，他要查到管理員的住址：「孫子，祝你能活過這周。」
花樣百出的伎倆，讓人很難在網絡中分辨出究竟誰是誰。菲亞斯·馬爾，Tell Mama組織的負責人，該組織致力於發掘反穆斯林黑子並將其記錄在案。目前，Tell Mama僱傭了多名偵探，利用網絡中的公開信息，順籐摸瓜找到現實中對應的個人及其人際關係網絡。即使是這樣，菲亞斯也承認「不過只有60％的把握」。找出人們在真實世界中的一面（「人肉搜索」）雖說技術上得以實現，但也飽受爭議。因為這一行為與互聯網行業的規矩背道而馳，此外，對於「被人肉」的一方來說，也會造成巨大的傷害。反法西斯團體的兩大組織SLATEDL和Expose，曾就是否可以公佈家庭住址和單位信息、進行線下跟蹤一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來自Expose的米凱伊表示，人肉搜索「是個絕對的禁區，組織絕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然而赫爾·高爾告訴我說，有人曾在英國公司登記處查到她的信息，然後公佈在Expose的臉書主頁上。事後我跟米凱伊說了這件事，他的說法是，他們只會發佈在公開權限的網站中已有的信息，其中就包括英國公司登記處。
說到人肉搜索，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於2001年創立的極右翼網站RedWatch。該網站的宗旨就是「找出左翼叛徒」，只要犯下「威脅及騷擾英國民族主義者及其家人」的罪名，就會把住址、工作單位、孩子姓名等他們能獲取到的任何個人信息，通通掛在網上。雖說RedWatch最近沒什麼動靜，但事件在網上造成的惡劣影響仍難以消除。2003年，有兩人曾在網上聲稱引爆了自家的私家車。保羅和@Norsefired開始害怕自己有一天也會遭到「人肉搜索」，至於原因，則各有各的說法。保羅因為收到過死亡威脅信，因此堅決不用真名上網，儘管他有些「身不由己」的意思；而@Norsefired則擔心他的命運會被RedWatch終結，他要我再三保證不會洩露他任何的個人信息。熱衷於人肉搜索的人們似乎沒有什麼下限，然而在事件還沒有對當事人造成直接的威脅時，警察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人肉搜索，是一場全民的狂歡。2010年，兩個黑客組織ZCompany Hacking Crew和TeaM P0isoN，試圖黑掉EDL的臉書賬號，然後下架其主頁。接下來的一年裡，TeaM P0isoN再次入侵了EDL的賬號，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他們不僅黑掉了賬號，還洩露了負責人的電話號碼、郵箱地址、家庭住址，甚至管理員的所有賬戶名和密碼都未能倖免於難（其中確實有些密碼很有意思，比如：卡梅倫，Winston1066，Anglosaxon1，allah666等）。
我跟保羅在一起的時候，他告訴我曾有一個反法西斯團體的成員試圖人肉他，而且差一點就成功了。保羅有種四面楚歌的感覺，他說：「這些人越是這麼對我，我感覺自己就越極端……我不是個暴力分子，但是我能冷眼看著這些人痛苦的德行，甚至還有點開心。」
故事結局
許多民族主義者感到他們與傳統政治之間有難以逾越的鴻溝，十分困惑的同時還伴隨一絲憤怒。然而，有時這並不是空穴來風。跟保羅坐在一家老舊的酒吧裡，能明顯感覺到威斯敏斯特市與這個世界已格格不入了。在加入EDL之前，奎因·拉裡弗從未投過票：「我覺得還挺丟人的，之前一直覺得我享有的那些民主都是理所應當的。」為了能以更加和平的形式追求政治理想，托米·魯賓遜在2013年底離開了EDL。他曾是一個典型的足球流氓，但如今的托米決定為工人階級發聲，建立自己的政治調研團體。不論人們的信仰如何，網絡和社交媒體確實降低了個人參與政治的門檻，大眾前赴後繼而來，這本該是一件好事。
另一方面，網絡的浪潮也捲入了數百個小型的私密社群和個人，四周充斥著與他們的世界觀相契合的信息和群體。與此同時，暴力的種族主義分子與排外者也找到了合適的據點，可以快速且高效地散佈其理念。製造屬於自己的真相早不是什麼新鮮事，只是到如今，想要逃出回音室，已是難上加難了。民族主義者和反法西斯團體都身處回音室之中，然而這會把人們帶入十分危險的境地：佈雷維克已成功進行自我洗腦——挪威已在亡國的邊緣；保羅的回音室讓他對白人是「美麗、智慧、高雅、創造力、氣度的化身」這點堅信不疑（然而今日的英國，處於「少數族群」地位、被冠以「暴力分子、毒販子」名號的移民數量已達百萬），在保羅的世界裡，網絡世界裡，這就是他眼中的真相。我提醒他，英國白人的比例只有85％，他卻不以為然。
保羅深信，他做的一切都是在維護自己的國家和文化，因此並不畏懼極端伊斯蘭分子的威脅。反法西斯團體認為法西斯分子正在掃蕩這個國家，EDL的每位成員都是潛在的種族主義暴徒，他們正面臨著法西斯主義抬頭的危險。儘管現實有所出入，但在封閉的自我世界裡他們的堅持都有道理。在腦海的回音室中，他們為對方樹立起了所謂敵人的形象；而事實上，雙方可能並非彼此想像中的那個惡人。
在採訪保羅的幾個月裡，我嘗試著分析，是什麼讓他產生了如此大的轉變，是回音室效應嗎，還是公共領域的影響呢？在線上，保羅始終表現得很衝動，觀點十分尖銳，他對於自己的「公知」身份很是自豪。儘管保羅一直視佈雷維克為「英雄」般的存在，但同時他強烈表示雖然自己言辭尖銳但並沒有傷害任何人。我開始擔心他的所作所為會不會招致報復行為，畢竟網絡噴子的數量龐大，雖說最後付諸行動的比例甚少，但人心都隔肚皮，更何況網絡，你永遠都不知道下一秒捅刀子的會是誰。因此，每次跟保羅見面，我都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保羅的吐槽和謾罵，永遠都以一句抱歉為開場白，畢竟對他而言，線上和線下完全是兩個世界。
然而當保羅突然消失的時候，我開始緊張起來。我擔心這兩個世界中的他已全面崩潰：警察可能已經盯上他了，或許實際情況更為糟糕。兩個月後，我收到了一封匿名地址的郵件，是保羅發來的。他沒有消失，只是需要休息一段時間。他在郵件中說：「我太負能量了，這種偏執好像滲入了我的血液和骨髓……」保羅承受了太多引戰謾罵的壓力，而且他也開始擔憂這種網絡攻擊帶給他的消極影響。最後保羅決定，親自「解決」掉他一手打造的人設，「這個決定很難，因為我確實有表達的慾望」。
最後一次與保羅聯繫時，聽聞他已經換了一個全新的網絡身份——女性，檔案還在風風火火地建立中，主要活躍於多家政治網站的留言區。儘管過程緩慢，且步履小心而謹慎，然而保羅一如既往地透過電腦屏幕，致力於拉攏更多的人走進他的網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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