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死於一場春天的雷暴
1989年2月，正待解凍的密雲籠罩未名湖。海子的摯友、北大詩人「三劍客」之一的駱一禾寫下了兩句詩：
這一場春天的雷暴
不會將我們輕輕放過
詩句準確地預言了那一年的軌跡。一個月後，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身亡，像是平地傳來一聲驚雷。再過兩個月，為處理海子身後事心力交瘁的駱一禾本人，在廣場上忽然腦出血倒地，十八天後不治身亡。這僅僅是雷暴季節的序幕。當秋天雷聲停歇，莊稼被收割，一個時代已經燈火闌珊。其中逝去的，既有詩人海子年輕的面容，更重疊著整整一代人悲歡交集的面貌。
詩人自此不再是時代廣場上的主角，昨天擁有魔力的繆斯諸神，像是一夜之間退位了。但海子卻像他自己預言的那樣，在野蠻的悲傷之後復活了過來。他復活得就像一朵春天無需穿戴的野花。
二十五年後的初春，北京花家地的中央美院北區略顯荒涼，西川的辦公室牆上掛著一幅王莽篡漢時期的摩崖石刻拓片，字體古崛渾樸，被他稱作「最偉大的書法」。這幅石刻拓自他的出生地蘇北海岸，上有文字「東各承無極」。西川輕輕說道：「『無極』就是大海。——面朝大海。」
這是他少見地提起亡友海子的這句名詩，卻並不像今天的地鐵站房地產廣告那樣，綴上後四個字「春暖花開」。相反，那是一片衝擊拍打崖岸的怒濤，至今並未從時代的頑石面貌上散開。
「這是好詩，但這不是最好的海子。」已經被無數次要求談論亡友的他，有些微微激動。更好的海子存放在他的心裡，像是撲向永恆天空的一頭豹子，更是黑漆漆睡著的財寶。
他和逝者海子一同親歷的1980年代，在許多人的追憶中是一個黃金時代，今天催生了諸多懷舊的文字，但那些最好的東西並不為人瞭解，其中還多有誤解。
從十五歲離開家鄉到二十五歲去世，海子在北京的十年，正好與整個1980年代同期。今天在遙遠的安徽懷寧查灣，海子漫生青苔的墓地已經被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但這不足以安慰他的母親和那個逝去的十年。為自己的日子／在自己臉上留下傷口／因為／沒有人為我們作證。海子預先在一首詩裡說。
海子的死，為時代之謎保留下來一件可靠的物證。圍繞這件證物，又產生了諸多人事喧囂，成為一個時代複雜的回聲。今天找尋和辨認這件證物，只能遵循海子在那個春天的腳蹤。
未名湖
我年紀很輕
不用向誰告別
有點感傷
——海子《小站》
臧棣第一次在北京大學見到海子，弱小的身子上頂著一個大頭，一圈怒發和絡腮鬍子圍住天生的娃娃臉，給他留下了永遠難忘的印象。談吐起來，臧棣覺得他腦子裡囤積的哲學遠遠超過年齡。
這圈絡腮鬍子或許是為了掩護過於柔弱的青春。海子的同學回憶，十五歲的海子初到北大時，身高不足一米六，只有一個頭顯得特別大，像是從鄉下田野飛出來的蜻蜓。
開學後不久，季衛東在上課時第一次注意到同學查海生，在課間抱著一本又大又厚的書在閱讀，季衛東感覺他稚氣的臉龐、矮小的身體和這本大書對比，「很有詼諧感」，因此走過去與他攀談。此後二人被分別稱為「老夫子」和「小夫子」。
起初「老夫子」喜歡摸「小夫子」那又大又圓的頭，以後遭到海子不滿而作罷。在海子四年的大學生涯中，一直面臨這種「被憐愛的尷尬」，直到他在詩歌中找到完全不同的自己。
海子所處的班級，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三屆招生，和前兩屆一樣不限年齡，其中不乏一舉改變命運的插隊知青和街道青工，有人的年齡超出海子的一倍，是從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裡走出來的一輩。這個五十來人的班級像是「文革」歷史的疊壓，1964年出生的海子只是摸到了這份歷史的底部。
海子學的是法律，最初愛看的是武俠偵探小說，喜歡的是德意志哲學。但解凍的未名湖溢出的詩歌潮水，不可避免地波及了這個時常坐在岸上草地出神的少年。大學四年級那年，他由渾然不覺轉而一頭扎進詩歌，面對一個由盛極一時的朦朧詩和紛紛傳入的外國現代詩匯成的海洋。
回憶起類似的經歷，西川說：「在未名湖旁邊坐著，不知怎麼就憂傷了，開始寫了……有點可笑。」
相比起管理不鬆不緊的校方，繆斯是這時燕園和未名湖的真正主宰。即使是在法律系的小宿舍裡，海子也不是第一個寫詩的人。用一句俗語來說，十個饅頭砸到北大學生頭上，九個砸中的都是詩人。
「三劍客」中的駱一禾、海子和西川來自的中文、法律和西語系，分別擁有自己的詩歌刊物《啟明星》《晨鐘》和《繆斯》，這遠比另一些詩刊產自的系別聽起來正常：地球物理系、計算機系、數學系。這些油印刊物只是整個中國瀰漫的油墨氣味一角，美學家高爾泰形容為「淒紅駭綠，異俗殊音」，人人唯恐落後。
大小油印刊物背後圍繞著數不清的詩歌朗誦會。對於那時未名湖旁的北大禮堂來說，「水洩不通」經常是個貼切的形容詞。詩人之外，自然還有思想界熱門人物，「走向未來」叢書主編包遵信，即在未名湖邊留下了一張於學子簇擁中激情揮灑的照片。
各種社團招新的講座信息海報，以及發表意見和爭論的大小字報，貼滿了北大三角地，在五顏六色裱糊的外表下，隱隱接續著消逝的西單民主牆的餘脈，以至北沙灘紅樓的五四血統。
曾擔任北大五四文學社詩歌負責人的臧棣說，詩歌是一個空間，在中規中矩的校園生活中打開了一個缺口，重要性相當於呼吸。當時齊秦的一首歌「給我一個空間」，因此在校園裡傳唱。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校方對此的態度顯得若張若弛。他們需要一種活躍的氣氛，但又想限制實質，「鼓勵社團活動，但並不支持寫詩」。
團委和學生會成了調節的閥門，邀請校外詩人朗誦名單要報他們審批。西川和海子的第一次見面，就在北大團委的一間辦公室兼宿舍裡。
教室規模的大小，是控制活動規模的一個方便手段。在禮堂的朗誦會可容三千人。一次邀請楊煉來的講座，卻被安排在化學系一個四五十人的普通教室。
這正是在外地同樣上演的故事。海子的安徽同鄉、詩人葉匡政當時在合肥的高中就讀，小有詩名的他，趕上了合肥市教育改革，在小小年紀擁有了多個半官方的頭銜：合肥市學校報刊交流中心理事、合肥市藝術中心觀察員，可以持證到合肥市各個中學自由聽課、走動，「觀察」。這些理事和觀察員全都是中學生。葉匡政還是官方組織的詩歌夏令營會員，遠赴蘇州無錫參觀。
1986年上大學之後，葉匡政又是系學生會外聯部主任。在一次「自由化」活動後，整個學生會的成員被校方清理乾淨，葉匡政本人被迫退學，從中學開始的與校方的蜜月期至此結束。
如此氣氛中埋頭讀書，海子可謂不夠敏感。但據說他一開始寫詩，同宿舍那位開風氣的詩人就此擱筆，卻把海子介紹給了駱一禾。二人以一次「投名狀」式的酩酊大醉定交，以後海子又結識了不喝酒的西川。小圈子裡還有一個夥計叫老木。圈子之外海子沉默如昔。據季衛東說，海子經常在教室和宿舍寫詩，但從不出聲朗讀。
這個小圈子和很多別的小圈子圍繞詩歌的圓心轉動和碰撞，朗誦和油印詩歌，喝酒和爭論，討論哲學和美，很快成了校園裡某個嗡嗡發聲的核心。三人據說還有寫作上的分工：海子寫天堂，駱一禾寫地獄，而西川寫煉獄。海子寫詩始於畢業前不久，但離校後他不停回到這裡，繼續參加圓周運動。
在一次清華大學的詩歌朗誦會上，政法大學學生王俊秀第一次見到海子。在評委席上，牛仔褲絡腮鬍子的海子和謝冕鄰座。當一個女學生上台朗誦時，身為評委的海子聽到某一句詩竟拍起了桌子，讓王俊秀覺得他「特別暴躁」。海子的暴躁受到了女學生的反駁。當她繼續念到一句「我的愛人，你的臉像食堂的燒餅」，海子又開始拍桌子，眾評委則掩面大笑。
王俊秀向正好站在身旁的駱一禾打聽。駱一禾告訴他這就是你們政法大學的海子。久聞其名的王俊秀這才目睹了真人。
當時也在北京的大學校園裡寫詩的方向（化名）說，只有在那個年代，你可以把一個人批判得體無完膚而不傷友情。海子就是這樣一個毫不掩飾的批評者，同時也受到別人毫不掩飾的摯愛和批判。
據王俊秀回憶，當時他一到清華就被學生圍住，問海子來不來，說「不來就沒意思」。可見當時海子已在學生圈中成名。王俊秀背誦起海子的「亞洲銅」，還像當年一樣眉飛色舞。「祖父和父親死在這裡，我也將死在這裡。你是唯一的一塊埋人的地方。這太猛了。一般人不敢這麼寫。」這是海子離開未名湖後不久的成名作。
臧棣在擔任北大五四文學社詩歌負責人期間編《未名湖詩選集》，把海子放在第一位。海子也是北大1986年度五四文學大獎特別獎的獲得者，一同的獲獎者除了兄弟西川，還有前輩芒克和北島。這份手寫的獎狀，一直保存在海子的遺物裡。
對於為激情裹挾的詩人來說，搖籃一樣的未名湖，雖然處於校園詩歌的中心，卻顯得平靜。
校園外的詩歌朗誦會現場的瘋狂，可以北島、顧城等人在成都的一次經歷為證：在聽眾的蜂擁衝擊下，北島等人不得不躲進廁所，對搜尋者謊稱「我們不是北島、顧城」，隨後翻窗逃跑。即使是學者劉再復和李澤厚的美學演講，也曾由於聽眾太多三易講壇，台下塵土飛揚，索求簽名的聽眾差點掀翻了桌子，李澤厚還由於「講得太少」遭遇強烈指責，二人在保護中撤走。
全民性的詩歌熱，把不同階層和地域的人混合在一起。「文革」「打倒走資派」和上山下鄉造成的各階層打亂，客觀上也促成了這一局面，譬如北島、芒克都是幹部子弟，本身卻是工人，芒克以後失業。創辦《今天》的團體是包括護士、團支部書記、造紙廠工人等各個出身人群的混合，這在其他的時代是不可能出現的。
《今天》的「管家」鄂復明，是一個從內蒙古插隊回來的公交系統工人，自己並不怎麼寫詩，一走進《今天》就變成了印刷工人和財務、後勤「總經理」，成了朦朧詩人背後的服務者，包括給幾乎每一個讀者親自回信。大陸《今天》停刊後，鄂復明繼續上班，卻始終珍重保存著《今天》所有的資料，包括讀者來信和每一期樣刊。
多年來他為了避免資料被有關部門拿走，一直保持絕對的沉默，直到近年將手中資料捐給圖書館，「這以後我才敢講話」。此外，他還管理過為詩人食指募集的救助基金。他從來沒有分享過朦朧詩人的榮光，卻甘心做了保存歷史的「持燈者」（查建英語）。這也說明了那個年代詩歌的巨大魅力。
一個例子是，朗誦舒婷的《致橡樹》成為婚禮上的必備節目。北島的「路啊路，飄滿紅罌粟」則成了一句港台味兒的流行歌詞，被城鄉青年不明就裡地哼唱。
在喧囂又熱烈的時代面前，北大燕園只是海子詩歌出發的「小站」。些微的傷感之餘，「三劍客」終將依次離開未名湖，「到草原去曬黑自己」。從這個時期開始，查海生給自己起名「海子」——草原上的湖泊，或者更像一滴水。連摯友駱一禾，也是幾年後明白其含義。
只是，海子沒有去到意想中縱馬驅馳的牧場，而是到了北京郊外的小縣城昌平。
在昌平
孤獨是一隻魚筐
是魚筐中的泉水
放在泉水中
——《在昌平的孤獨》
2014年3月，昌平西環裡15號樓5單元的樓道裡，從底樓到頂層貼滿了像蒼蠅一樣密麻的小廣告，從開鎖、疏通、除尿鹼到辦證、婦科男科，無奇不有。被京城核心區嚴密的物業管理逐退之後，它們似乎在這裡找到了瘋狂的發洩之地。以後海子遷居的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4號家屬樓也不能免厄。
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裡是三十年前詩人的故居，對於逝去的那個時代，連一點點氣息的暗示都沒有。法大學生也只知海子其人，無人識其舊居。
畢業後一年來到這裡，海子像是被那個過分喧囂的時代放逐了。相比於北京城裡的擁擠，昌平校區太過空曠。最初兩年沒有學生，教師租住在西環裡的宿舍，每天回城上課。校區長達數年未竣工，幾座貧瘠的小山腳下一片曠野，臨時的一圈鐵絲網之中，幾幢新立起來的教學和宿舍樓裡少有人居。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這裡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校園。
這有點像是鄰近的秦城監獄，初創時期同樣是一道鐵絲網隔開。罪犯們的勞動號子和衛兵吹號，則被共享場地的北京市歌舞團的吊嗓和鑼鼓聲代替。
地處燕山腳下的昌平，建制始自漢代，似乎從古擺脫不了放逐之地的角色。明代有罪的太監宮女，慣例是發配到偏遠的十三陵守墓，老死荒郊。慈禧太后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時出逃，曾攜光緒皇帝在這裡的舊廟借宿，啃食玉米棒子充飢。建國以後昌平的建制，在建區和立縣之間來回搖擺，難以確定和北京的關係。
秦城監獄之外，關押右派勞教分子的沙河農場、1960年代「反動學生」和右派下放的南口農場都鄰近這裡。律師張思之下放到燕山腳下的清涼洞勞動，又在1980年代中期離開全國律協再次來到昌平，創辦《中國律師》。
法大昌平校區也不免身世疑難。「文革」之後復校的北京政法學院（以後升格為中國政法大學）地皮多被割據，教師宿舍逼仄，年輕教師蝸居於簡易棚，終究引起了集體請願，負責安撫的副校長江平煞費苦心。學校為解決難題在昌平拓殖新區，卻也遭到「偏居昌平，會對那裡的新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的質問。這些請願的年輕教師，以後不少人像海子一樣遷往昌平家屬區。1988年5月，昌平校區又發生了學生罷餐事件。江平當上校長後又在海子去世的那年秋天去職，成為政法大學史上任職最短卻又「永遠」的校長。
在法大的校園裡，詩歌的氛圍與未名湖並無二致。1986年入學的王俊秀作為「星塵」詩社社長，成為與海子交往的人之一。在海子同事李秀雲的記憶中，當時的政法大學「校園詩歌就像今天綻放在校園裡的玉蘭花一樣，文學青年寫詩，文藝青年彈吉他，革命青年談民主自由」。
但王俊秀回憶，海子自己慢慢地疏遠了法大校園詩歌，這或許已不足以容納他的文學抱負。當昌平校區土生的「345」詩社在學校藍屋飯館裡聚餐以慶祝成立，他們並不知道身後一桌上坐著詩人海子。次年海子自殺時，詩社剛剛準備聘請他為顧問。
這或許與一個悖謬的現象有關：海子做校報副刊編輯扶持的1983—1985屆法大學生詩社成員，經常在主流刊物《詩刊》《星星》上發表詩歌，海子自己的詩卻缺少這種機會。廁身嶄露頭角的「學生輩詩人」當中，身為老師的海子或許會覺得尷尬。
詩人海子並不適合教嚴謹的法律，校方將他從校報調入哲學教研室，這算是那個時代「愛護人才」的方式。年輕助教海子的課程中，既有生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有離詩歌最近的美學。前者使他生澀窘迫，後者則助他靈感揮發，在第一堂課上提示學生們將海鷗想像為上帝的游泳短褲。另外的節目還有課間朗誦詩歌。
和不受學生待見的馬哲一樣，引人入勝的美學，當時同樣處於新舊爭議的風暴中心。海子和他的一位女學生朱惠萍，就在課堂上發生爭執。期中考試「美的本質」的論文陳述中，朱惠萍認為美的本質是一股大力，不由分說地注入人的心靈。海子有些急躁地打斷了她的話，引起了她「以海子之矛攻海子之盾」，一位男生也加入，批評海子在壓制不同的觀點。海子的臉紅得「超過了身上半截鮮紅的羽絨服」，討論會黯然收場。
這個發生在課堂上的小小冷場，毋寧是當時美學界白熱化爭論的縮影。海子崇尚的美學來自希臘與德意志的和諧靜穆、理念與感性統一，喜歡的國內美學家是宗白華和朱光潛。這和蔡儀等人的官方美學自然判別，但當時最能引起年輕人熱情的是李澤厚和高爾泰。
曾經的夾邊溝囚徒高爾泰的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徵」，和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理論相互烘托，成為一個時代年輕人的信條。李澤厚《美的歷程》則成為大學生人手一冊的經典，書中奔放的辭采和激情令人動容，使人感到注入心靈的「一股大力」。在不同的美學觀點之間，發生尖銳衝突，混雜著政治酵母，從1957年反右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之後，高爾泰黯然出國，李澤厚也因為「毒害青年」受到批判，二人之間也由同仁到陌路。
在法律院校教授美學的海子，職稱始終停留在助教的台階上。在北大報考法理學研究生失敗後，海子曾在未名湖邊散步中對季衛東吐露，他懷有創造「詩意的法理學」或者「法律的詩學」的抱負，但這項抱負顯然並未受到體制鼓勵。
美學的爭端之外，將海子捲入的還有氣功潮。這曾經是和改革新星李向南、海燈法師以至錢學森的控制論一同流行的時尚，最著名的文學界捲入者包括柯雲路，海子是不聲不響的身體力行者。親歷者回憶，發功者第一次來到昌平，當場震倒政法大學的幾個學生，帶給海子和其他觀者震撼。這個反對異化的時代，相信人可以提升自己的身體，將肉身變為超越的「氣」，開天眼，甚至散發芳香。海子自信，他已經打通了「小周天」，冬天可以穿一件單衣走在昌平校園裡，雙腳泡著冷水寫作。
昌平的酒館是寬容的，海子可以和西川、駱一禾以及新結識的偉岸們像葉賽寧一樣賒賬喝酒。昌平的大街是空曠的，可以容許海子在失戀後夜夜遊蕩，不必遇到巡警的阻攔。昌平有限的文化底蘊，對海子也是友好的，他生前獲得的三個獎項中，其中一個是「昌平縣1986年業餘文藝創作一等獎」。
但昌平不同於北京或莫斯科，這裡的酒館也是孤獨的，老闆可以賒賬，在海子打架時袒護他，卻不高興他朗誦詩歌。愛情從課堂上到來，又在現實中離開他，像漁網中漏掉的水。
這有別於瘦哥哥梵高在阿爾決然的孤獨，更近於高更在塔希提。但由於拒絕生活，三人最後走到了一起。或許這正是詩人和時代之間需要的距離。在昌平以外的世界，多數的詩人卻和時代走得太近。
1986年，深圳舉辦了詩歌大展。這個由紅極一時的《深圳青年報》和安徽《詩歌報》聯合推出的集體展示，是一次全國各流派詩人成名的機會，過期不候。為此各種門派一夜出世，譬如野牛派、病房意識、超低空飛行、撒嬌派，共達八十八個，以後人稱「中國詩壇掛起的八十八片尿布」。眾多名號奇特的詩人一夜成名，又集體蒸發：京不特、肥山、男爵、泡裡根……連好兄弟西川也未能免俗，被人安上一個「西川體」。今天的西川回憶起往事，還不免荒謬之感。
海子卻對此似乎渾然不覺。他還缺席了同等重要的「青春詩會」年度展示。
兩年後，海子的詩被收入了為紀念這次大展出版的《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同年還獲得《十月》榮譽文學獎。海子還入選了重要的《中國當代實驗詩選》。但他的長詩和短詩命運不同。在中國作協召開的「西山會議」上，一些體制內詩人激烈批判他和駱一禾等人寫長詩。這種鞭撻的疼痛最終變成了海子宿舍裡一地的酒瓶。
激烈的批評聲還來自前輩朦朧詩人多多。在海子進城參加的「倖存者俱樂部」朗誦會上，多多說海子寫長詩是犯了時代性錯誤，他只在不斷重複的詩中聽見了一句「蒙古人騎著高頭大馬飛過天空」。
1980年代的昌平沒有地鐵和八達嶺高速，不像今天這樣近。臧棣有一次和同學相約，騎車去昌平看海子，走到途中輪胎跑氣，被迫推車走回來。外地來北京串聯的詩人，也很少能夠到達這個縣城。
對於城裡的詩壇，海子出於本能接近，又出於敏感抗拒。就像是昌平北邊那些孤獨的小山，遠遠保留著位於地平線上的輪廓，不引人注目卻也無法抹去。
德令哈
我的燈和酒罈上落滿灰塵
遠方的路程卻乾乾淨淨
——《遙遠的路程》
出行串聯，是海子對於在昌平的孤獨的補償。幾年之中，海子先後走過了兩趟四川和西藏。西川也曾經在黃河兩岸遊歷七個月，漫無目的，「心中都有個遠方。遠方，就是未知的東西。」
1980年代的詩人串聯，就像上一個時代紅衛兵的串聯一樣，是時代的風氣，也是官方默認的一種大規模運動。
地處湖北腹地的利川師專，小明加入了野夫領導下的詩社，創辦一份叫《剝棗》的雜誌。那時的野夫遠沒有今天出名，卻寫著不折不扣的現代詩。小明參加了無數詩會，最遠到長江上下游的君山和奉節。在客輪上，購買五等船票的詩友們嫌底倉憋悶，露天睡在夾板上，飽看沿江風光。在一個叫雪北河的水庫，詩友們自帶伙食和鍋碗連日賽詩，由於糧食儲備不足，後幾天不得不用剩餘的一點玉米面熬粥加土豆平均分配，有限的一點小菜則念詩才能夾上一筷子。
在安徽，高中時期的葉匡政和同學去南京聽講座，為此賣掉了手錶，因為他的「文學成就」，得到了校長原諒。腿腳之外，書信是另一種聯絡方式，他不知怎麼就認識了遠在湖南隆回縣的馬蕭蕭，交往至今。
在小明的記憶中，那時坐公共汽車缺錢，喊一聲「我是詩人」竟可免票。這同樣類似當年的紅衛兵串聯優待。一個詩人到了外地，自動被納入當地的詩人圈子，找到一個人，整個圈子都會接納他。在北大，西川等人也接待了無數串聯的詩人，晚上大隊人馬從北大遊蕩到清華，裹挾上清華詩友再遊蕩到地質學院和鋼鐵學院，一路走一路聊，徹夜無眠。其中一些個性古怪，操行有虧，但都能靠著詩人的身份憑證被友情豁免。
無形之中，詩人組成了一個全國性的鬆散聯盟。
海子的遊歷方位主要是四川和西藏，前者是盛產詩人的盆地，後者是遠方的極致，兩者又都與他的愛情有關。四川的民刊也是很早發表海子詩歌的地方。
在1988年春天的遊歷中，海子在四川收穫了友情，但也領受了事後的苦澀，一個叫尚仲敏的詩人發表文章描述「北方來了一個痛苦的詩人，從挎包裡掏出兩萬行詩歌」，稱海子「在空乏、漫長的言辭後面，隱藏了一顆乏味和自囚的心靈」。而這個詩人是海子打算和西川在北京「幫幫他」的。
不留情面的批評，是當時詩歌的風氣，李陀在接受查建英的訪談時，對於這種1980年代的遺風甚為懷念。他回憶和馬原初見，被直率地指責為不懂小說，爭得面紅耳赤，事後又出錢請馬原下館子。
但在友情後面，圈子也正在形成。朦朧詩一代的「倖存者俱樂部」，對於海子、西川這樣的「第三代」既吸納又拒斥，後來者加入需要越過苛刻的身份驗證；在四川的「非非主義」和北大的「學院派」之間，也存在微妙的話語權分歧。這是海子受到尚仲敏和多多詬病的潛在背景。八十八個流派的旗幟背後，詩人的烏托邦大陸上已經出現諸多裂痕，標注了行政區劃。如果對某流派的一個詩人進行批評，也就徹底開罪了這個流派。
「詩歌圈有一種風氣，你不能批評誰的詩寫得不好，這樣你就得罪了所有的人。直到今天還是這樣。」葉匡政說。他在2006年發表文章宣稱「文學死了，詩歌死了」，隨即得罪了所有的詩人，在以往的老朋友圈子裡感到了潛在的敵意。
記者近年曾與當年的「口語詩」舊人有所交往，因為無意中在博客中批評了一句「口語詩」，被人看到，引發了朋友絕交和在刊物上聲討的嚴重後果。這和李陀回憶中描述的情形已相去甚遠了。
遠方的另一可能性是愛情。海子的愛情都在他的詩裡留下了蹤跡，第一段是在四川的達州，海子筆下「一條骯髒的河流奔向大海」，戀人的居處像一隻船停靠在河岸上，戀人離群索居在一把傘中。海子希望這條大河「越來越清澈，越來越寬廣」，如同遊歷的他本人，容納無數條渾濁的小溪。這正是遠方的真實意義。
但說著「野獸的語言」的海子，終究無法為生活接受，拒絕結婚的他第二次去達州時遭到拒絕。這樣的拒絕，海子在兩次入川遊歷之間的西藏之行中已經發生過，它的紀念是將德令哈由一個流放地變為詩歌名詞。
地處青海湖以西的德令哈是「雨水中一座荒涼的城」，1988年的海子在這裡的夜晚「不關心人類」，只想念遠在拉薩的「姐姐」，一個通信多時的詩友。姐姐最終拒絕了求愛的海子。但德令哈抒情的溫柔卻保留了下來，代替了它在歷史中的荒涼面目。
文獻記載，德令哈曾是「文革」前青海最大的勞改農場，勞改勞教人員達五萬人，在三年饑荒中有數千人去世。這裡地處不毛，終日飛沙走石，當地的犯人和流民都曾發生大規模逃亡。
唯有在這個荒涼地點的抒情，是最動人的。海子「不關心人類」，使人想到「奧斯維辛之後不該有詩」的批評，卻也暗示他在抒情背後已經承受了歷史。這是海子的動人之秘。他愛的「四姐妹」，聽起來也才具有了「比命運女神多出一個」的嚴肅意義。
1980年代的愛情，是詩歌的孿生物，其間卻又含有禁忌。野夫在《1980年代的愛情》中的描述，得到了小明的稱許。男女主人公在難得的相處時刻，一夜面對爐火說不出話，「那時候愛情就是這樣的」。在詩人群體之中，大家不好意思和某個特定對像談情說愛，似乎這樣是一種墮落。在遊歷和聚會中，男女生可以同床共臥，卻又保持著性別的純潔，這種純潔的維護和打破都很微妙，如同男女知識青年初到延安的情形。愛情因而總像是飲不到嘴裡的水。
在海子和他的初戀女友，以及拒絕他的「姐姐」之間，也存在著身體禁忌。拒絕著結婚又嚮往愛情的海子，只能像是拉上岸的魚筐，存不住感情之水。而他的好友駱一禾和西川，都接受了現實的婚姻形式。
如同詩人間的友情一樣，1980年代愛情的禁忌中潛藏著危機。在1989年盛夏酵母的催化下，禁忌的閘門被衝開了，洪水湧流。電影《頤和園》中，人們在校園裡昏暗的燈光下朗誦海子的詩歌、跳舞，隨後男女主人公來到宿舍的單人床鋪上做愛，直到被宿舍管理員查獲。
方向在那個多雷暴的夏天也經歷了類似的場景，因為家裡有淋浴，兩個在廣場上沒處洗澡的女生，先後成了他的女友。秋天來臨，他像一個收割的農夫，近乎瘋狂地追求以往圈子裡任何一個女生，到手後立刻換手，這是圈子裡男女普遍的風氣，似乎要在這個失敗的季節，盡量挽回過去禁忌的損失。但事後卻發現，大家這才真的一無所有了。
海子沒有得到這種補償的機會，反而提前做了贖回。西川認為海子自殺的起因之一，是初戀女友出國前的來訪，海子覺得自己在酒桌上說了傷害這位女友的話。這種對戀人也是對自己初戀的污損，像是落在靈魂質地上的灰塵，無從清掃，要用自殺來贖回。
據說，眼下流傳最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是海子得知這位初戀女友要移居美國後寫下的祝福。開篇模仿《詩經》的「喂馬劈柴」表達了古老的誠摯情意，幸福的祝福則留給遠行者，「面朝大海」包含的更多是望洋興歎之痛。
二十年後西川再次見到這個女人，面對滿臉倦容與淚水的她，只能說一句「把一切放下吧，生活還要繼續」。這正是今天諸多1980年代懷舊者的現狀，他們已經在一場自我補償後兩手空空，無從贖回自己的青春友愛。
北島的詩《黃昏：丁家灘》寫給一對戀人，原本由於男方要出國，不料女方搶先踏上「紅罌粟之路」，二人終究分手。王俊秀同學中的一對戀人，分手後男方在法大跳樓，女友到「天涯海角」殉情自殺，在法大校園裡引起了震動。一場夢幻醒來，「告別冬妮婭」成為作別青春的代名詞。
海子沒有補償過自己，卻也因此不會損失，像遠方的道路一樣乾乾淨淨。
革命
和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們一樣
我不得不與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祖國，或以夢為馬》
當海子和西川在未名湖的校園裡開始寫作時，他們面對的首先是北島、芒克、多多等人矗立的「朦朧詩」高峰。
1990年的西北大學筒子樓，一位文學青年、也是本文作者的班主任箕踞在單人床頭鄭重宣佈「我們這一代人是吃北島的奶長大的」。那首寫於1970年代的《回答》，扣動了「文革」後時代的扳機。
在臧棣看來，《回答》這首「朦朧詩」代表作一點也不朦朧，既是政治批判，又是道德審判。
這似乎是朦朧詩一代的整體特徵。在芒克的向日葵詩中，傳統意義上哺育萬物生長的紅太陽成了向日葵拚死反抗的對象，光線成為繫在向日葵脖頸上的絞索，向日葵和太陽的關係完全顛倒。多多的一首詩中，提及「紅色恐怖的急促敲擊聲」，革命的經典用語被直接納入詩歌。
芒克並不認為自己是在批判反思，他說「文革」是他少年的生活環境，他「只是在表達自己的感受」。西川覺得朦朧詩人們「有經歷，有情懷」。朦朧詩的大本營白洋澱，就是紅衛兵一代在政治過氣後的發配之地，芒克、多多等人的反思和寫作正是從這裡開始的。
朦朧詩中依稀可見的政治訴求和思想批判，不免招來官方意識的不安。芒克等人曾經嘗試為《今天》向新聞出版局申請正式刊號，自然全無下文。以後《今天》被取締。
朦朧詩也對下一代詩人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壓力，他們很快在校園裡喊出了「打倒北島」的口號。在他們看來，朦朧詩人們在對「文革」進行控訴批判的時候，身上也暴露出了「文革」烙印，他們自己也成了詩歌「革命」的對象。1986年，曾宣告「中國丟了鑰匙」的梁小斌宣告了朦朧詩的「崩潰」。朦朧詩人中的楊煉則轉向「文化尋根」的大詩，他走向歐亞大陸深處的路線，給海子、駱一禾帶來了直接的提示。
西川覺得，在楊煉、海子、駱一禾等人的「大詩」嘗試中，也包含著革命的「宏大敘事」情結。「『文革』中寫詩都是宏大敘事，『文革』後人們還有這種情緒。」
海子的特點在於，他用抒情詩的方法寫史詩篇幅的作品，這是對宏大敘事的繼承又反叛，因而可能處於腹背受敵的境遇。
雪萊的一句話在1980年代流行一時：「詩人是時代的立法者。」葉匡政分析，由於經歷「文革」年代的文化匱乏和傳播手段單一，朗誦或油印的詩歌，成了壟斷性的精神食糧，代替了文化、美學、哲學、知識和信仰功能，也成為社會習俗的一部分。詩人被推到了時代的中心地位，有似海子詩歌中的「王」。
榮譽之下，詩人也處於焦灼的壓力中。和抒情詩不同，海子的大詩中充滿了血腥暴力的意象，像猛烈的豹子，將一些東西摧毀為碎片，重建卻未完成。「他的抒情詩具有宏觀的結構，長詩卻更像是抒情詩的碎片。」崇拜海子抒情詩的王俊秀說。西川則坦承，海子意想中的「宇宙和真理合一的大詩」，只是「一個年輕人的大話」，他並未嚴肅地對待。
批評海子的尚仲敏，使用著毫不遜色的宏大語彙：「對舊事物的迷戀和復辟，對過往歲月的感傷，必然伴隨著對新事物和今天的反動……過不了多久，他會成為我的敵人。」
非非主義宣稱要回到個人和前文化狀態。但這段批判散發著鮮明的革命氣味。從「造反有理」年代過來的1980年代詩人，急切地想要標新立異，打倒先前的詩人和流派，替代其位置，來不及從前人那裡繼承下什麼東西。這是「五四」以來的傳統。
「它們反對過去，但一定會帶上過去的氣味。弄出新東西的方式，還含著過去的基因。」西川說。北島則在近年反覆檢討自己早期作品中的「革命腔調」，甚至否定了《回答》在內的大部分詩作。
在「暴力革命」的外表下，海子想要完成的卻是《神曲》《浮士德》那樣的經典。他在詩中宣告自己是「一口祖先們向後代挖掘的井」，隸屬索福克勒斯、荷爾德林、普希金、葉賽寧、梵高的精神傳統。在宣告「朦朧詩崩潰」的年份，他參加了「倖存者俱樂部」。
這使他在「詩歌＋革命」的序列中，必然處於尷尬的「小丑」位置，直到死亡使他變成烈士。
相比起1980年代一波波震盪出局的體制內改革派和知識分子來說，對於詩人，真正的政治風險並不迫切，更像是一種有懸念的遊戲。西川有次和詩友們在宣武門圖書館搞一場詩歌朗誦會，去了一看，大門上鎖了。幾個朋友轉而到路邊一家餐館，看見一個過來的人，說兩排武警把胡同口封住了。「你不是作協組織的，他覺得你是鬧事。」西川分析，可能是街道的人告的密。
「人們覺得先鋒派氣味可疑。藝術就是政治。」西川說。到了1990年代，他和陳東東辦的《傾向》，到了第三期也被取締。無數地下雜誌，都逃不過朝生暮死，一半出於經濟壓力，一半是取締。
但在「改革」氣候下的土地上，它們像地下的氣泡，很快又會冒出來。由於「文革」造成的社會階層混合，新舊的衝突往往發生在家庭內部。西川因為畫抽像水墨，把看慣了傳統山水畫的老爹氣極了，「說我明目張膽搞資產階級這套，要趕我出家門」。芒克因為寫詩，三年不敢回家，「沒見到媽」。
意識矛盾轉化為家庭恩怨，感情紐帶無法完全隔斷，呈現出尖銳對立又晦澀寬容的面貌，體制內外都存在生存空隙，美學家高爾泰的經歷可為例證：在北京期間，一位堅持「以馬列為綱」的社科院幹部對思想叛逆的高爾泰頗為優容，一心想讓他完成《大眾美學》，甚至建議由其女兒保管高爾泰囚徒生涯中寫作的秘密手稿。
直到最後終於關係鬧僵，父親向女兒索要秘密手稿，卻被女兒小雨拒絕。此時女兒已經愛上高爾泰。高爾泰被逐出北京，卻也收穫了後半生伴侶，成為一場悲喜劇。秘密手稿則在多年後結集《尋找家園》出版。
許多體制內的人物喜歡現代詩，包括了以後的領導人溫家寶、吳儀、李肇星。嚴謹如《燃燈者》中的倫理學者周輔成，也曾在參觀巴士底獄的照片背面寫下「碑頂巍然自由天使，面向眾生莊嚴高唱」的一首詩作為新年賀卡寄給趙越勝。劉賓雁則是雪萊詩歌的熱烈愛好者。
北大畢業後進入中央辦公廳工作，從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的吳稼祥，當時曾和同鄉葉匡政一起在詩歌報上發表詩作，直到今天，在為政改鼓與呼的同時，他仍然在博客上貼出自己早年寫的現代詩。一首在1991年寫下的詩句說：「即使愛的風標沒有轉向，地上的雙腳想已被拖入另一種生活。」
1980年代後期隨著風向轉變，詩人的地位正在變化，社會體制也漸次回復穩定，懸念在變成真正的危險。這時出現的新生代對朦朧詩的批判，掩蓋著更晦澀的心思。
「後來的人排斥北島，要求回到個人，本來是逃避體制壓力的詩人自我保護，裹上了新觀念的藝術外衣，以後卻變成了自覺追求。」葉匡政說。
臧棣則覺得這是「垮掉的反抗」。
在1986年的詩歌大展中，上海的「撒嬌派」坦承：「光憤怒不行，想超脫又捨不得世界。我們就撒嬌。」「社會主義制度好，我們撒嬌。」
雖然宣稱「回到個人」，詩人們在時代的氣氛中，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立法者」地位，詩歌的熱度一直維持到1989年的春天。問題是當時機來到，承擔啟蒙角色的詩人，並不懂法治為何物。
「我們因為是政法大學的，別人覺得我們懂，邀請我們到別的高校去演講，我記得還有體育學院。但我自己也並不懂多少。」王俊秀回憶說。
在1986年合肥的學生活動中，參與的葉匡政呼喊著民主自由的口號，「實際我只有個觀念訴求，具體內容全不知道」。他心目中是法國大革命，是國際歌，是蘭波，卻並沒有江平、李慎之、顧准這些以後被確立的思想者。
劉再復在郵件中不無遺憾地表示，「如果非得說它（1980年代）不好的地方，那我只能說，這個年代太短，太匆促，它沒有提供足夠的時間讓活潑的思想凝聚成『學問』的嚴密形式。沸騰的豐富思想還來不及冷卻與凝聚就被新的政治激情衝垮了，真可惜」。這或許是他和李澤厚在1990年代一起提出「告別革命」的原因。
朱惠萍回憶，海子曾在課堂上朗誦過一首題為《槍》的詩。這首詩後來散失了，朱惠萍還深切地記得裡面刻畫的「槍作為工具為人利用的本質以及對人類造成的極大傷害」。王俊秀則記得他的另一首詩：「什麼樣的時代將來到？流鼻血的日子會來到，法官的日子會來到。斷頭台的時代將來到。」王俊秀覺得這體現了海子驚人的預言性，就像海子心儀的《舊約》裡那些用詩歌預言世事的先知。
更為人熟知的，則是海子筆下「從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的黑暗。在另一處他寫道，「黑夜抱著誰，坐在底部，燒得漆黑」。西川將這些詩句作為他編選的海子詩集的封面。在他心目中，這是最好的海子。
他發現，從1986年開始，海子的詩由澄澈、溫柔變得激烈、嚴酷，充滿了血、火焰、刀劍和頭顱的意象，由《新約》的寬恕回到舊約的復仇，似乎準確地預知到了時代的氣息。這也使海子的詩和死亡一起，成為1980年代猝然結束的象徵。
和駱一禾一樣，海子預言了1989年的春天。但他並未像一些人推想的，參與其中以求釋放，卻提前一步剝奪了自己的機會。在詩歌的革命中，他沒有打倒別人，只流下自己的血。
詩人之死
春天 十個海子全都復活
嘲笑這一個野蠻悲傷的海子
——《春天 十個海子》
1989年3月26日那天，王俊秀正在圖書館看海子的長詩《太陽》手抄本，被詩中血海、頭顱的意象震撼，一個同學慌張地走來，眼睛直直地盯著他說：
「你知道嗎？海子自殺了！」
王俊秀的胸口立刻憋住了，透不過氣來。似乎詩中意象瞬間化為現實。
月底，臧棣接到西川告知海子去世的電話，第二天把消息帶到北大，因為時值愚人節，大家都不相信。臧棣和五四文學社的詩人們組織了為海子辦理喪事的募捐。4月底，又在海子學生時代的宿舍北大38樓前的草地主辦了一場紀念會，架設喇叭朗誦海子的詩，風塵僕僕的駱一禾到場致辭。駱一禾是到自殺現場操辦後事的人，臧棣由此得知海子臥軌自殺的詳情：為了不被司機發覺停車，他是趁火車慢行時鑽進車輪下的，被斜軋為兩截。那是一段適合自殺的地點，此前已有三個人在那裡臥軌。
在死前一天寫的絕命詩《春天 十個海子》中，海子描述自己「被劈開的疼痛在大地瀰漫」。這或許是提前說明自殺的場景。
在海子昌平住處的北邊，緊挨著一列鐵路線，日夜可以清楚地聽見汽笛的回聲，和火車穿出隧道的呼嘯。西川曾經為這條鐵路寫下一首詩，描述火車從隧道穿過，「進入時是白天，出來已是黑暗」。這條鐵路一定給海子帶來了生死的啟示。
路北緊鄰著綿延的小山，披著貧瘠的植被，裸露著北方赭黃的砂岩。由於採石造屋的需求，它們的正面被剖開，形成巨大的創面，直到今天不能復原，似乎保存著被劈開的疼痛。卻也像祭獻的場地，揮發神聖氣息。
在駱一禾去世前完成的短論中，他將海子比作歐洲傳奇中尋求聖盃的騎士，一旦聖盃到手立刻死去。沒有人會想到，海子本人會成為一座聖盃，傳遞到駱一禾手中。
當他們倆相繼死去後，保存這兩座聖盃的任務傳遞給了「三劍客」唯一在世的西川，兩起接連「強加的事實」讓他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卻責無旁貸。他為此放棄了像很多人那樣一走了之的機會。
當西川開始整理海子的遺稿，他感到自己很可能像駱一禾一樣，沉入海子詩中深不可測的黑暗。
「我非常恐懼，覺得自己不能陷得太深。」西川回憶，為了不被海子「吸」走，他只能抄一星期，停一星期，寫自己的東西，讓自己獲得抵禦吸引的力量。
「海子從一個反方向上推了我一把，我要向上掙一下，眺望星辰。」這決定了西川以後的詩歌道路：海子、駱一禾寫什麼，他就不寫什麼。這幾乎是出自保護自己的生存本能。西川也就在這時真正成為自己。
更多的人被海子「吸」了進去。海子是1980年代第一個自殺的詩人，卻開啟了詩人之死的序列，按西川的記載，到1994年已有不少於十四位詩人自殺。其中有些人被認為是模仿海子。
「海子之死像個晴天霹靂，一下子大家都木了，反應不過來，只是瘋狂地搜尋他的一切文字。接連傳來詩人自殺的消息，使我感到極其震動，似乎自己還活著是一件羞愧的事情。」葉匡政回憶。
戈麥是在海子之後自殺的北大詩人，臧棣清晰地記得自己這位好友的死。他在醉酒之後，一頭扎入了燕園北邊水渠的污泥中，似乎有意選擇和海子之死完全不同的寓意。臧棣和戈麥聊過海子的死，兩人當時都覺得，海子的死應該是一個意外，詩人有比死亡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沒想到幾年後，戈麥會追隨海子離世。
方向和小明的一位詩人朋友，在北京上作家班期間，女朋友移情於一位文聯官員，這位詩人寒冬之夜酩酊大醉，在街頭凍死。
一時間，詩人自殺成為最熱門的一個話題，此後又成為禁忌。臧棣曾在1990年代初有段時間研究手相，西川則著迷星座。
在1980年代的「存在主義哲學熱」中，詩人自殺曾是一個熱門命題，代表人物是法國作家加繆和北大畢業生劉小楓。前者認為自殺是「唯一重要的哲學問題」，後者則專文論述詩人自殺的意義，稱詩人自殺為「20世紀最令人震撼的內在事件」，是因對信念的徹底絕望而發出的「求援的呼籲」。
葉匡政回憶，當詩人自殺的高峰期過去，大家似乎有意迴避，很少有人再熱衷談論死亡。
海子身後的詩人自殺潮，比之加繆或劉小楓的研討，處在一個轉折性的時代背景上。海子之死也就加上了更多象徵，成為一個血色的徽記。季衛東曾面對採訪鏡頭掩面而泣，他覺得「海子的死，象徵一個理想主義時代的終結。他以那種方式離世，表達了一代青年身處歷史十字路口的無力感和絕望感」。
實際上，1980年代的詩歌，確實從此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時期，就像西川筆下的火車，經歷了一個時空隧道。記者1990年秋季進入大學，聽到的只是上個時代遙遠的回聲。文學社遺跡猶在，油墨尚存，卻少了熱烈的氣氛，成為單純的愛好。詩歌似乎失去了它自己，卻又像是在回到自己。
《頤和園》的後半段裡，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替代了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成為校園主旋律，反覆縈繞著學生們跑圈軍訓的身影，「也許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許是我的錯」和「從沒想過你我會這樣結束」的懊悔，取代了先前的意氣風發和目空一切。主人公於紅在退學後又南下深圳，再次回過頭朝向鏡頭，已是完全不同的一張臉。
在時代的轉折中，先前的美學新潮人物李澤厚和劉再復提出了「告別革命」。北島則在俄底修斯一樣無盡的漂泊中，逐漸徹底否定了自己的早期詩歌。王曉明等人苦心維護的「人文精神」，受到王朔等「頑主一代」的無情鞭撻。西川在1980年代後期提出的「知識分子寫作」，在商業潮水蕩滌下，逐漸退回到有限的個人領域。
緊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葉匡政在1992年下海，和一幫人到海南省創辦廣告公司，頭一個月就掙了一萬多塊錢。兩年間他停止了寫詩，再次開始寫詩後風格大變，確立了自己在「中間代」詩人中的地位。
葉匡政回憶，那個時候下海，也不完全是經濟利益，其中包含著類似於先前寫詩的理想主義衝動，「一幫人做一個事業，並不像現在這麼功利」。最著名的例子是1988年韓少功帶領一幫湖南作家南下創業。
但這更像一種殘存的姿態。更多人從此離開了詩歌，包括小明和野夫。小明隨方向來到北京，因為沒有戶口開餐館、賣皮包、做大堂經理，幹過十幾種職業。她詩友們的行當更是五花八門。
1992年的西安街頭，記者送別過一位在西北大學作家班就讀的家鄉詩人，他穿著風衣，拎著人造革手提包在車流中離去，說是即將南下。再次見到他，已經是某家藥品公司在西北的總代理，在一個小賓館裡包房，展示幾張五千或一萬的個人存單。
根據余徐剛著《海子傳》，海子在1988年底，由於經濟困頓，也曾考慮和一幫朋友南下海南省辦報，受到其父親查振全的強烈阻止作罷，父親說他丟掉鐵飯碗是要「自己毀掉自己」。沒想到一語成讖，似乎海子注定要留在詩歌的現場，成為界碑，不能像其他人抬腿邁入新時代。
葉匡政的回憶中，不論如何，1990年代的前期還是比世紀末好些。1999年，在北京郊外平谷縣的一家賓館，爆發了「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立場」之間的「盤峰論爭」，演變成圈子對峙和人身攻擊，詩歌發生了大分裂，長期以來潛在的矛盾公開化，大眾文化衝擊了知識分子寫作的傳統，詩歌以「下半身」「口語詩」的激烈姿態，徹底作別了1980年代的理想氣息。
以城市為寫作對象的葉匡政，也在近年的一首長詩《571工程紀要》引發朋友主編的刊物停刊後，中斷了詩歌寫作。
一代詩人行將老去，北島中風，梁小斌突發腦梗，芒克也因血壓高而生平第一次住院。「福利院中的詩人」食指則成為海子之外又一個「疾病詩人、不幸詩人」的象徵。食指在郵件中表示，比之「國家不幸詩家幸」，他更願「詩家不幸國家幸」，所以能夠接受自己的命運。王俊秀前去探望過食指，在他看來，食指就像一塊鵝卵石鑲嵌在詩歌的歷史中，一直停在原來的地方。這是疾病的限制，但也是疾病的力量。
海子和他的詩更像擁有不斷更新的能力，越過季節輪換，到達此後的一代代讀者，仍像清晨碰落的第一滴露水。葉匡政以為，海子在青春時死去，永遠保留了他的青春，「他的人和詩完全合一了，保存得好好的，避免了年齡的侵蝕」。而活下來的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腐朽。
西川指出，海子迷戀「短命天才」的想法，把這類詩人稱為「王子」，譬如他熱愛的蘭波、荷爾德林和葉賽寧。這決定了海子閃電式的寫作和人生方式。
這或許不是海子的全部。去世前三年，海子在內蒙古遼闊的草原上寫下了兩行詩「我相信天才、耐心和長壽，我相信有人正慢慢地艱難地愛上我」。要完成海子理想中《浮士德》那樣的大詩，這是唯一的可能性。
但海子所處的分裂時代，完全沒有像歌德那樣得到這種可能性的機會。或許，發現自己沒有可能做詩歌之「王」的海子，選擇了做「王子」。
幸運的是，海子的預言實現了。在海子自殺之後的二十五年裡，「十個海子全都復活」，告別了死亡「野蠻的悲傷」。
在葉匡政心裡，海子永遠是清晨的第一滴露水，被人們在每個時代的轉折處碰落。
麥地
打一隻火把走到船外去看山頭被雨淋濕的麥地
又弱又小的麥子！
——《雨》
母親操采菊回憶，每次海子離家，她送到公路上坡處，以後正好是海子的墓地。
1989年初的離家，海子執意不讓母親送出門，「他就那麼狠心地走了」。
海子的自殺，被父親視為「不負責任」，白白送他讀了多年的書。他因此讓家中其他幾個孩子一律輟學。在鄉土的眼光裡，海子的死給自己和家庭帶來了恥辱，把先前農家子弟考上北大的榮光抹煞得一乾二淨，打回到最初卑微歧視的境況。
自殺也違反了鄉土的生存本能，背離了五穀養人的恩情。在鄉土，活下來是一種近乎神聖的信仰。
北大求學期間，瘦弱的海子肩上，比城裡同學們多一份貧窮的負擔。他基本不換衣服，經常啃饅頭在未名湖旁度過一天。因為經濟緊張，近視的他一直沒有配眼鏡。同學們也知道他的境況，在他做闌尾炎手術時輪流看護，帶給他水果和營養品。「我們都知道他不容易。」季衛東說。海子的身體發育和年齡一樣落後於同齡人，只有腦袋在書籍的營養下生長起來。
工作之後，海子第一個月就給家裡寄回了六十元，從此支援家庭成了他在課堂教授之外的固定科目。種子、農具、化肥成為他永恆的責任，也帶來了他與家鄉之間延續的情感。他似乎一直與家人隔著遙遠的時空生活在一起，「在十八歲那年出門，背著一個受傷的人」。這是他的好友駱一禾和西川都未曾身受的。
在昌平，海子的兩處住所附近可以看到北方的麥地。至今登上西環裡北邊的小山，在房屋、工地和道路覆蓋的曠野上，仍可依稀看見零星麥田。海子最初在駱一禾詩裡看到麥子的意象，這種他家鄉缺乏的作物，比日常的水稻更能引起想像，或許是它質地更為單純。昌平的生活使海子靠近了麥子。他在縣城的小飯館裡寫道：「我最愛煮熟的麥子，誰在城裡快活地走著，我就愛誰。」
在這裡，海子逐漸把家鄉的水稻和北方的麥子在心裡合在了一起。海子筆下的麥子，不像駱一禾的充滿男性力量、神性和象徵，卻總是負傷的、被雨淋濕的、弱小的、絕望的，豐收中包含著荒涼，和家鄉的梅雨氣候、谷子和丘陵融在一起。也和他愛過的女性融合在一起，是「四姐妹抱著的」。這使他的抒情詩不論使用了多少黑暗、殘酷和痛苦的字眼，底子卻總是打動人心的溫柔。
從第一次乘夜班火車離開家鄉，他不論走出了多遠，卻從未反抗過鄉土給予他的這份饋贈和義務，沒有放棄過背上那個受傷的人。如果說裁縫的兒子海子成不了真正的農民，那麼他正像葉賽寧一樣，內心真實的歸宿是「薄霧褪去的河岸上，年輕的鄉村教師」。或者更理想化一點，是隱居瓦爾登湖畔的梭羅。
和一般的田園詩人不同，海子詩中濃厚得似乎難以理解的黑暗和死亡的預感，也來自家鄉的賜予，尤其是母親。
海子曾經告訴友人王家新，他發現，家鄉的黑夜不是從天上降下來，而是從大地上升起的。當時他坐在家門前看書，天空的餘光落在書頁上，黑影不知不覺升起來。餘光忽然消失的時候，他低頭一看，土地早就沉在黑暗中。它承受黑暗的時間和歷史，要比天空早得多，就像母親替我們身受的苦難。
海子的母親操采菊出生於鄉紳家庭，本人讀過七年私塾和小學，她的文化和文學愛好，是海子天賦的基因。但她的出身在新社會是個災難。海子的外公在三年饑荒中餓死，死前曾出於飢餓到大街上搶食物吃。海子的兩個姐姐先後早夭。海子的親舅舅因為護送妹妹采菊出逃，被民兵抓獲打死。海子的一首詩中，寫到他回到家中，在床下摸到舅舅的屍體。這首詩曾讓整理他遺稿的西川毛骨悚然。
生養海子的家鄉安徽，是中國貧窮的鄉村更貧窮的部分，由此產生了農民自發聯產承包土地的神話。在這裡，土地就像農民本身一樣，被掠奪性地種植和收割。海子曾對駱一禾說，你們總是強調土地的豐收，卻看不到它在豐收後的荒涼。海子在豐收的穀倉中「看到了閻王的眼睛」。
1989年初，海子最後一次故鄉之行給他帶來了巨大的荒涼之感。「有些你熟悉的東西再也找不到了，」他對西川說，「你在家鄉完全變成了個陌生人！」也就是這次，海子堅決不讓母親送他到公路旁，甚至不讓母親看著他出門。
1980年代末，中國鄉村正處於大辦鄉鎮企業的時期。聯產承包帶來的暫時緩解，已不足以容納膨脹的人口和慾望。或許，貧窮卻和平的鄉村是海子可以接受的，像親人含有隱痛的溫柔。市場經濟暴利的慾望刺激下的鄉村，卻使海子徹底絕望。昌平和查家灣之間隱秘的關聯趨於斷裂，海子在臥軌之前其實已經被劈開了，像一棵故鄉被折斷的花楸樹。
海子的自殺，或許是他對鄉土責任的第一次逃避，卻也由此最終回到了故鄉。父母把他安葬在以前送別的坡地上。
這塊坡地和北方的小山一樣，長著稀疏的雜草和小松樹。墳頭低矮，合乎鄉村一個沒有成家之人的規制。沒有裝飾的墓碑上，一行不工整的字體像飄落的枯萎花瓣。這是真實的海子。在母親的家裡，從前的房子替他保留著，就像他是特意回來和家人一起生活。
以後隨著憑弔者的增多，海子的墓地被翻建，直到近年成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墳墓和墓碑都擴大了很多。西川參加了墓地改建儀式，卻對擴建並不滿意，「墓碑上的字，應該用正楷寫得端正，符合對死者的尊重。現在卻是行書」。
更真實的海子，保留在母親操采菊的心裡。這個文化並不高的農婦，記下了海子大部分的抒情詩，流利地對來訪者背誦《以夢為馬》。她還準備記誦海子的長詩。對於一個母親來說，這幾乎就是當年海子開始寫作長詩一樣艱險的嘗試。
1990年代以後，葉匡政開始寫作《城市書》系列，以此成名。但他說自己對城市的描述是反對的、疏離性的。即使出生在合肥的工廠郊區，他從未在內心裡接受過城市，「歌頌城市是庸俗的」。
葉匡政提到，整個1980年代，詩人們對城市文明的觀念受到了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和艾略特《荒原》的影響，城市等於異化、荒漠化。
不同於「垮掉的一代」，海子並沒有激烈地去描寫城市的罪惡和墮落。但他從來也沒有接受過城市，保留著完全的疏離。西川說，這也是他和海子區分很大的一點。
今天，中國的城鎮化運動加速，劈開了海子的疼痛並未消失，反而更形劇烈。海子自殺前身邊帶著《瓦爾登湖》，但他注定只能做一顆負傷的、被折斷的麥子，卻無法成為在自己的農場中種植、釣魚、採集和沉思的梭羅。
但他也像自殺前帶著的《聖經》裡說的麥種，死去之後，落在地裡，長出更多的麥子來，「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或許，這是他唯一能回報土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