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斯·本丁格爾
他是廣告業的自由職業者，事業相當成功。他為很多大公司工作過，如今可以挑挑揀揀地接活了，凡事都聽自己的。
「其實我什麼也做不了。我當不了國王，當不了總統。要是我那時還足夠清醒，只願把我的花園打理得漂漂亮亮的。」
通常，他是這麼描述自己的公寓的。「我得說，那是座雙層八角形建築，曾經是一座有七十五年歷史的老房子的後院。」有一座雕塑，「幾乎要碰到天花板了，名字叫作『無言之歌』。那感覺就像住在雕塑裡一樣，真的，可又像是在四處漂蕩。下午的光線劃過房間，特別美好，投射到我們頭頂的那幅畫上。」那裡還有一套昂貴的高保真音響設備。
他坐在鋼琴前，彈唱起一首自己寫的歌。
人們都在世間奔走，跟隨隊伍或者踽踽獨行
腳踩大地，頭腦升入雲霄之境
看他們曳足而行，慌亂混戰，醞釀虛無風景
日復一日地生活，只伴著美國夢影
「然後是中間的一段爵士樂獨奏……」
簡單的答案已經不再
比分變成唯一的掛礙
嘴上說著和平，手裡卻製造戰爭
誰能給出我們為什麼活著的證明？
是啊，我過得不錯。我有些天賦，而且挺幸運的，能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謀生，專搞些標新立異的事情。
我在學校裡就常寫滑稽短劇，也畫點漫畫。那是在威斯康星州的白魚灣。當地最出名的人是伯納丁·多恩【246】。她在聯邦調查局的通緝名單上排前十。那地方在密爾沃基北郊，住的多是中上階級。
我是戰時出生的孩子。那段時間人們生了很多小孩，形成了嬰兒潮，父母的理想都寄托在我們身上。我們生於四十年代中期，上到八年級，蘇聯的人造衛星上天，於是我們的學業壓力增大了。到了高中，我們要麼使用新的科學實驗室，要麼去參加新的數學課程。我大學快畢業時，越戰開始了。我正好全踩在點上。
大三大四之前，我對這件事沒什麼認識。我上大一那年發生了古巴導彈危機，我們的愛國情緒高漲，好人壞人的分界線也十分清晰。那段時間很多事都像一場好玩的冒險遊戲。我有了一個孩子，後背常常不舒服，所以這些事我都沒跟著摻和。我一畢業就結婚了。那時就流行這個。
我上的是威斯康星大學，畢業一個星期我就去密歇根大道的J.沃爾特·桑普森公司上班了，到現在我已經入行十一年。那是六十年代，一切都讓人興奮。他們待我很好，我對他們也夠意思。我在哪兒都是最年輕的一個。我總是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對自己很有把握，學東西也快。這在這一行很重要，因為總有人扔給你一大堆數據，你得立刻化身某個客戶所在領域的專家。這是個古怪的行業。我從前是走在大街上的神童之一，如今卻已經三十三歲了。
我剛入行時二十一歲。我二十八歲就成了芝加哥最大的廣告公司的副總裁兼創意總監。當創意人士很有意思。1972年某本雜誌舉行投票，選舉最有創意的廣告人，在芝加哥的提名者中我是最年輕的，入選了美國創意人士百強名單。他們倒是把我的名字拼寫得很準確。我後來沒有訂那份雜誌，於是第二年他們提名了別人。（笑）
滿三十歲前的一星期，我徹底辭職了。然後我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作曲寫歌，幫朋友做做廣告。如今這樣的生活已經過了三年半。我有了很多奇異的經歷。其中最奇異的要數1976年春天我給美國總統福特當創意指導的經歷。
我那時邋邋遢遢，留著鬍子和長髮，穿著藍色牛仔褲，參加共和黨的初選會。我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搞過幾次錄音，觀察著總統的一舉一動。你懂的，你見過玻璃杯旁邊的啄木鳥吧？把頭前後一點一點的。前前後後有好幾個聰明的年輕助手在他身旁做著簡要匯報。他只管點頭就行了。政府就是這樣。遠見啊、目標啊，都遠遠談不上，最多只有一點殘存的大急流城商務部那種作風和思想。電腦仍在扣除每個人的工資，一切還在運轉，但我覺得與其說這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不如說是一種慣性。
我到那裡的時候，那地方已經是一團糟了。我只好試著把事情理出個頭緒。每天早晨要在廣播中插播六十秒當地初選會信息：我是吉米·雷·李·鮑勃，我號召田納西第二選區的朋友們把選票投給我們的總統福特。下午寫情況備忘錄，不管遇到誰都懇求他像總統一樣辦事，而非某個擔心留不住自己議員席位的人。之後想到自己失禮的地方，心裡不由得打個寒戰。等我趕過去，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了。我們做過一次五分鐘演講，稿子有個嚴重的打字錯誤，那位演講的老兄——也就是總統，竟然視而不見地讀過去了。太荒謬了。人們都興奮過頭，迷迷糊糊的，也就沒人提起這件事。簡直是重演了《皇帝的新裝》！我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呢？每週我一領了工資就飛回芝加哥和朋友們共度週末。我在芝加哥為艾德萊·史蒂文森【247】這樣的人做些政治工作。
我承諾過要在政治上做點事。那時的決定是幫助傑拉德·福特打敗羅納德·裡根，贏得總統候選人提名。我簽下合同幫他競選，直到共和黨預選結束。我以善於解決問題著稱。有些別人解決不了的難搞的事，我卻特別擅長處理。
剛開始在那家大廣告公司上班時，我自覺位高應不負眾望，全力支持民權運動。高中時我組過一個爵士樂樂隊，黑人白人都有。我對公司表示，黑人能搞定很多工作崗位，一點不比別人差。如果我們額外努力一下，搞點培訓項目，找幾個聰明的黑人年輕人加入公司，也許是個好主意。
我嘗試了各種渠道，卻總被禮貌地告知：對於我們這群WASP，公司已經把該做的都做了。然後，他們在孟菲斯殺了馬丁·路德·金。回到芝加哥，麥迪遜大道上的大火燒了八公里遠。在密歇根大道，一整天你都能看到那些白人的眼睛快瞪出來了。他們早早下班，坐火車穿過燃燒著的城市回到郊區的家。第二個月，整個廣告業都熱切地搞起我曾經建議過的那種培訓了。我不知道人們的道德感跑到哪裡去了。真該死，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我從廣告這一行裡學到了很多。就算是拿到博士學位的人，他的注意力和領悟力可能還是相當低的。你得像對驢子那樣教訓他幾下，才能讓他精神起來。你得讓他看十點的新聞節目，如果想賣東西給他，方法要簡單。我不太看電視，就算看也是為瞭解其中的商業技巧，而不是被推銷什麼東西。人們的腦子裡想法很多。你不能表達得太隱晦。這麼做是沒有市場的。
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國石油研究所當創意部主任，那時能源危機快要發生了。我們的公司收到他們的委託。你一坐下來，周圍全是美孚石油總裁助理、海灣石油市場部主任、康菲公司公共關係部主任、標準印第安納公司的行政副經理之類的人物。所有這些人都坐在那裡充滿智慧地點著頭，說：「今年冬天是不會缺液態燃料的。」可兩個月之後，我卻和其他人一樣，在加油站排長隊，求他們賞賜兩美元的汽油。
沒多少美夢可做了。人們曾經以為自己長大之後，就會像霍雷肖·阿爾傑書裡描寫的一樣，組建起美國鋼鐵公司那樣的企業，或是做成其他大事。現在剩下的唯一可做的夢就是當電影導演或者搖滾明星了。我從前覺得自己可能會在廣告業成為大人物。算我走運，我早早看透了。混出點名堂之後，我發現實際情況和人們想的不一樣。大多數人的夢想都實現不了。不過我實現了不少夢想。現在我想過得更自在一點。我挺走運，在家待著也有工作送上門。不工作的時候，我就在家打理花園，或者寫寫歌。
我結過兩次婚。現在我有家人相伴，我太太人特別好。可以說是事事順心。過去順心，現在順心，估計將來也錯不了。我太太是服裝業的，與法國和紐約的服裝公司有業務往來。我的女兒和前妻住在康涅狄格州，這孩子一心想當科馬內奇【248】。
年輕人身上寄托著父母的期望。可消沉的社會氣氛讓他們沒有我們過去那樣的童年，也沒有曾經的富足和安全感。這些似乎都會對他們有所影響。所有的夢想，所有的抱負（他雙手一拍）——全完了，消失了。人們不再生活在「明天會更好」這個假設裡。
我寫了一首歌，用「從前有一天」開頭，放在這裡再合適不過了。歌名叫《1955》（他坐到鋼琴前，邊彈邊唱）。
你可曾記得約翰·杜勒斯【249】的戰爭邊緣外交？
那時我們知道怎樣思考
和諾曼·皮爾【250】一道樂觀喜悅
那時我們知道怎樣感覺
你可曾記得板門店和三八線？
那時我們憎恨敵人毫不手軟
你可曾記得我們有個領袖名喚艾克【251】？
那時我們熱愛總統天真幾何
縱使無知是一種幸福，好景卻不會常留
只有美夢還留在這裡
我的朋友啊，1955年的光景再不會出現
如今已是白雲蒼狗，滄海桑田
我還編過一個寓言小故事，關於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地板。那裡的老木地板是白宮剛修建時鋪上的。五十年代，艾克穿著高爾夫球鞋在上面踩來踩去，壞運氣從破損的地板裡鑽出來了。如今那裡鋪上了塑料地板。挺不錯的小故事吧，現在就流行這些。
我不認為我的生活態度和當今的同行有什麼區別。我們都是做傳媒的，只不過我比大多數朋友更理想主義一點。多數人已經放棄了希望，理由我倒不見得同意。似乎你不管做什麼都是徒勞。所以還有什麼可在意的？再喝一杯吧。
幹這一行就是要當個專業的聰明人。全憑口才。要是提起什麼重大的人間慘劇，似乎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人們的反應都疲沓了，冷淡而麻木。你打開電視看新聞，索馬裡又死了一百人，或者是愚蠢的官僚主義又導致一些窮困家庭居無定所。你對任何事都無動於衷，真的是這樣。電視上呈現的生活方式卻引起了人們對自己生活的不滿，然而又無能為力。那些貌似無所不能的專家教訓著你，大量商業廣告也集中火力向你開炮。傳遞的信息就是：如果你買下那件東西，你的生活就會改善，不管那東西是一副安慰劑藥物、一劑毒品、一杯酒還是去佛羅里達旅遊一趟。每晚三個頻道播的全是這些。
熱情？（笑）我現在有點被搞糊塗了。我熱愛生活，總想每天過得有意思一點。但如果你說的是雙眼迸發出瘋狂的火花、有種救世主的感覺，我想那都是有危險的東西，都不可靠。要是我覺得自己兩眼放光放得太厲害了，我就趕快把墨鏡戴上。
美國搞了兩百多年的牛仔式資本主義之旅快要走到盡頭了。轉變的過程會很混亂，這種事一向如此。可人們一旦從那一頭鑽出來，就會發現——噢！其實我什麼也做不了。我當不了國王，當不了總統。要是我那時還足夠清醒，只願把我的花園打理得漂漂亮亮的。
喬迪安·卡爾伯特
她是一位芝加哥女演員，今年三十一歲。
「冷冰冰的人是沒法改變世界的。沒有哪本文學名著是冷冰冰的人寫出來的。」
「我是在非常民主、支持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氣氛裡長大的，我家的美國夢是反麥卡錫主義的。我父親是伊利諾伊大學的教授，他關心政治，是極端溫和派。」
1968年至1972年，我在越南，跟隨勞軍聯合組織做巡迴演出。所以和大多數人相比，越南對我的意義不同尋常。我能分清炮彈的來去走向，知道什麼時候要找個掩體躲避一下。我記得我有一次抓起道具登上一架直升機，那架飛機碰巧是載運屍袋的。那感覺和坐在家裡看電視真的太不一樣了。
我在沖繩島的時候，曾經觀看過B-52型轟炸機起飛。我永遠也忘不了有一年聖誕節，下午四點我看著這飛機起飛，它載滿沉甸甸的炸藥，兩翼被壓得快要碰到地面了。八小時後這架飛機回來了，兩翼輕盈舒展。能夠親歷現場真是最奇特的經歷。那就像人們在電視上看的紀錄片中的場景。對我而言卻異常真實。
我參加了六十年代革命的全過程。我本來相信我們可以改變這個世界。就像瓊尼·米歇爾【252】所說的：「我們是星塵，我們是金子！」我們確實這樣相信著。我們去上大學，感覺自己與眾不同。我知道每個人都是與眾不同的，我們是特別的。可你知道嗎？我們其實什麼也不缺，想要什麼父母就能給我們什麼。
我認為那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已經形成了一個群體，他們的年齡在二十二到二十五歲之間。我和他們有代溝。與他們相比，我跟我父母在思想上更為接近。其實我和那些年輕人只相差五六歲。可有時候他們的行為真讓我甘拜下風，震驚汗顏。
有天晚上我參加了一場聚會。沒有暢所欲言的人，也沒說什麼很有意思的話。大家聊了很多，但沒引發任何討論。人們談論自己的工作、房子，以及哪裡發生了謀殺案，誰比誰混得好，誰要賺大錢了，誰要陞官了（笑），誰的名氣更大了。我覺得特別無聊。
我理解不了那些人。他們能力出眾，處在社會上層，談話時從不犯錯，為人冷靜，思路清晰，把工作幹得又快又好，對不對？要是有人爭鬥起來，他們就繞道避開那裡。有一次我丟了工作，就因為我不肯放棄。你肯定想像不到，我竟然做了那麼傻的事，你懂嗎？做人不該有那麼傻的舉動。非要犯傻才能有所得嗎？很明顯，他們看到了我們的失敗，我們一無所得。
我看不到人們的激情。他們一點熱情也沒有！我看不到人們振臂吶喊、大發脾氣、摔門而去，或者因為氣憤而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也沒有人說「等一下，你聽我說」這種話。
我尷尬而窘迫，對人充滿防備。他們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傻瓜。我空有滿腔熱情，卻熱過了頭，總想徹底崩潰大哭一場，他們問：「你為什麼不開心？」我說：「因為有些事值得我不開心。」「什麼事值得你不開心？」「嗯，我就是這種人。」我想像不出為什麼有人不會為那些事不開心……為什麼有人喝完飲料不退瓶子？我從來不買不能退瓶子的飲料，我在這方面是很認真的。可他們都嘲笑我，具體發生了什麼我就不提了。都因為我是個傻瓜。
我爸常說：「我們是怎麼走到如今這地步的？怎麼走過了麥卡錫時代，又趕上了開賣回憶錄的尼克松時代？他打算定價多少錢，19.95美元？」他說:「有時候我真想撂挑子不幹了。做什麼都沒意義了。我覺得自己像個傻瓜那樣被人玩弄。」他曾經當兵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時他還信任這個國家。可他如今不再把自己的美國人身份當回事了。他的活力已經不在，變得非常含蓄。他也曾充滿激情，但之後只能搖搖頭。他說：「你聽說過的最後一位光明磊落的政客是哪個？全是臭狗屎。」我父親平時可是從不罵人的。
我不再讀報了，也不再看電視裡的新聞，因為裡面全是些世故冷漠的內容！我在電視機面前手足無措，坐立不安。
現在我不再躲躲閃閃了。六十年代的年輕人一直在科羅拉多避世隱居，現在他們回來了，正在從森林裡走出來。他們年過三十，開始意識到自己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他們的革命失敗了。他們穿上苦修者穿的剛毛襯衫，憤世嫉俗，做著一個受傷的人在靜修期間所做的一切事情。突然，你意識到：「他們才是瘋子，我並不是。等一下，而且我過去是對的！」也許我做得稍微有點不妥，但是去他的，基本原則是對的。有點奇怪吧？十年後，我還相信這些。
我發覺他們又開始討論這些事了，至少是在彼此小規模地討論。事已至此，我不會再麻木不仁、保持沉默了，我不會再把自己關到廚房裡，靠喝酒讓自己冷靜下來。
忽然間我聽到了自己的心聲，我的聲音響徹整個房間。我如今依然大聲疾呼。也許因為我們在那些群眾大會上必須通過麥克風大聲說話才能讓人們聽清楚。（笑）他們學會了該怎樣表現。我的意思是，誰希望自己上電視的時候看起來像嬉皮士呢？誰願意自己在新聞裡吵嚷尖叫、披頭散髮？那是不夠冷靜的。
可我不想改變！我不想冷靜下來。我不在乎自己聽上去有多傻。我不想像他們一樣。我不想當個只是工作上能合格的人。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認為那種該死的生活只有死路一條。
誰想冷冰冰地死去呢？冷冰冰的人是沒法改變世界的。沒有哪本文學名著是冷冰冰的人寫出來的。如果你一直冷眼旁觀，不積極參與到這個世界的事務中，又怎能寫出偉大的美國小說呢？
也許再沒什麼可信仰的了。對嗎？我沒有國家至上的思想，但也許真的沒有什麼會留下來。也許最後我們人人都有信用卡，VISA信用卡會控制我們，美國銀行和美國運通卡會控制我們，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張小小的塑料卡片，政府會變成一個聯合大企業。我們人人有工作，有嶄新的電鍍傢俱，有新出的唱片集，還有音響設備，你還需要什麼呢？我覺得這很病態，你認為呢？美國將變成一個又大又蠢、無比空虛的廢物。我希望美國能夠覺醒，趕快行動起來。
我父親不再熱衷談論政治。哦，乖乖，過去沒人理他的時候，他就坐在後廊對著我們家的貓談政治。（笑）現在他只是看著我，搖搖頭說:「喬，我搞不懂現在世上的事情。」他再也不會興致勃勃地談起那些事了。他整天只關心孩子，說：「孩子們回家了，孩子們上學去了，別的沒什麼。」他不知道他們心裡是怎麼想的。
不要走開，和我聊聊。你們很懂生態學對吧，問題到底出在哪裡？你們想通過一項法案？你們就真不能把瓶子退回去嗎？我不在乎人們是否突然就不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雞尾酒會了。我開始領悟到這些人也並非真的富足。我感到自己曾經弄丟了夢想，現在正把它找回來。這種感覺就像是舉行一場派對，慶祝自己的復出。
湯姆·伯恩斯
他一頭金髮，藍色眼睛，頭腦冷靜，身材瘦削。他很少微笑，也不皺眉，但不經意間會偶然爆發一陣大笑。他三十二歲。
「我贊同這樣的理想：人在頭腦和身體上都該出色。我希望得到幸福和快樂。美國是實現這個理想的最佳平台。這裡的人們和他們的思想來自世界各地。人們仍在湧入美國，到這裡尋找他們的美國夢。」
我住在一套公寓的單人房裡，同住的還有波蘭人、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樓裡住的人彼此都認識。我的房東是西西里人。我跟他是同事，我們有意見了就打一架，過一會兒又變成好得能擁抱的哥們兒。我住的時間夠長了，好像已經成了那個大家庭的一員。我是個非正式的社會工作者。
我和一個芝加哥女孩好上了。她父親在附近有一間理髮店，其實算是她把我引到這裡來的。這裡最適合我住，環境對我而言是最好的，價格也最便宜。我是越南戰爭老兵，這附近住著很多老兵。我們有不少共同語言。
我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部隊教官。後來他在皮奧裡亞定居，我就是在那兒出生的。我是獨生子。他去了希拉姆·沃克公司工作，做低層領導工作，當檢驗員。他幾天前退休了，搬到了勞德代爾堡【253】。這是他們的夢想，如今實現了。（笑）
我父母一直不順心，不過現在比過去好些了。他們要麼覺得我是個惡魔，要麼全當我死了。我就像是他們已經死了的兒子。好像有什麼東西遮住了他們的眼睛，讓他們不知道我每天在做什麼。我們沒法交流，一說話就發火。所以我不經常去看他們。我對他們從來沒有親密的感覺，總覺得孤單。可能我再放假時要去佛羅里達看看他們吧，他們寄給我兩百美元讓我去。（笑）
我父親過去希望我當醫生。我不知道母親想讓我做什麼。當醫生是收入最高、最受尊敬的職業。我在高中時有朋友的父親是醫生。人們上醫學院，然後成為醫生。醫學院我也上了。我退學不是因為成績不合格，而是因為我失去了興趣。我開始對越南感興趣了。但我不是激進派。我感到意志消沉。所以我退學參軍，加入了空降部隊。
我還記得中學二年級時在河濱公園【254】跳傘的情景。那真是我空前絕後的經歷！我看到一幅徵兵廣告——一個人帶著降落傘從飛機上一躍而出，而後越南和河濱公園融為一體……
我本來想當通訊員。我認為這是瞭解越南的最佳途徑。物色人才的軍官來到跳傘學校。我在一份文件上簽了字，但沒能如願以償。我成了軍醫。（笑）我加入了「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對，當衛生員。
我希望帶著一台照相機，而非一支槍。我一到那裡就拿到了槍。我害怕了，擔心自己的安全。在那裡我時時刻刻都在擔心。那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經歷之一，也是我如今住在貧民窟的原因之一。我找不到任何一份能讓我滿意的工作。住在那兒的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他們是流離失所的人，有外國人也有本國人。
一個波蘭老人曾住在這裡。二戰一開始他就被俘虜了，整個戰爭期間都關在監獄裡。他們天天嘮叨共產黨的事情。可我關心的是健康，對吧？如果蘇聯的坦克開到大街上，你怎麼辦？你會像布達佩斯的小伙子們一樣去消滅蘇聯坦克嗎？他們的勇氣從何而來？那些人就坐在酒吧裡，狀況一天不如一天。假如發生了危機，他們能怎麼辦？也許美國坦克會開來吧。（笑）
（歎息）對我而言，住在這裡比住在其他別的地方都要舒服。我和這裡的人相處得不錯，覺得房子本身也挺好。我的床邊就是窗戶，我可以把它打開，讓房間保持涼爽。它不是那種密閉的公寓，房間沒有鎖。你想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如果我不想洗衣服，就可以不洗，不想打掃房間衛生，就不打掃。可如果我想做這些事，純屬為了我自己，而不是為其他什麼人。我喜歡這種沒人管的感覺。
我沒有酗酒或吸毒之類的毛病。我不想染上這些。我渴望建立家庭，實現我的目標。我希望自己勇往直前，盡最大的努力，當出色的人。就像古希臘的人曾說的：幸福和快樂的源泉是……（他沒說下去）做到每天無憂無慮、有家庭有孩子才算得上出色。這是個大目標。我做很多事都是為此做準備。
相比起來，有些日子是很快樂的。我也曾有過這樣的好日子。那感覺真好。因為我有所成就，離目標又近了一步。
今天早上我去鏟雪，賺了幾美元。我更喜歡用雙手在戶外干體力活。我能幹什麼就幹什麼，能找到什麼活兒就做什麼活兒。我今天沒什麼計劃，又發現那個人可能想找人把走道上的積雪鏟掉，於是給她打了電話。我到那兒的時候他們已經把大門敞開等著我了。我是很值得信任的。我從去年夏天起就給那個人幹活。她剛買了一座房子，我幫她打理了很多事情。她也幫了我很大忙，我在銀行的存款增加了很多。（笑）
我打零工，雖說不是手藝人，卻盡我所能學習熟練掌握各種技術。我在工廠待過，上白班，時作時歇。現在我為剛才提到的那位女士工作。她想教我怎麼繃畫布。她是藝術家，和人家簽了合同作畫。星期一我為另一位女士幹活，給她家糊牆縫，好讓房子的密封性更好。我粉刷過很多房子，是我開始做手工活兒的第一步。我不像專業人員幹得那麼好，可我要價便宜，而且靠得住。
我曾在郊區有一個家，那是個相當體面的社區。我十六歲就有汽車了。那是我離開學校的另一個原因。我那時開始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和《日瓦戈醫生》，開始思考一些問題。我並不幸福。人們的幸福感在哪裡？到哪裡去找呢？我的內心無法平靜。
直到親眼所見，我才知道「貧民窟」這個詞究竟是什麼意思。我曾經在城南為一位醫生工作。名義上我是司機，可實際上我也穿著白大褂，替人量血壓，給人診病。我曾經花費若干小時隻身穿過整座貧民窟。如今我年歲大些了，不經常這麼做了。我不想因為好奇心惹來殺身之禍。
我正面遭遇過幾次危險。經歷幾次之後就像掌握了某種技能。一開始總是很溫和的，很多時候並不是背後突然躥上來一個人。他們要先試試你有什麼可搶的，或者你有什麼防身本事。這是力量的遊戲。一開始可能只是「嗨，能借個火嗎？」「你有兩美元五十美分嗎？」之類的。我被搶劫過幾次，倒是從來沒挨過打。
我也用同樣的方法對付他們。我也先考量一下他們有多大力量，想想那傢伙有什麼本事，我的勝算如何，我應該怎麼做等等。有一次我在一條陋巷走著，手腕上帶著一個鐲子。我過去常帶著手鐲、項鏈和耳環。那個人說：「鐲子給我。」那時我對自己很有自信。我說：「你想要是因為我有。你並不是真的想要它。」我等著他出招。就像一場戰爭似的。你不想讓任何人從自己頭上踩過去。你做此姿態，就是想讓他們猶豫一下，掂量掂量局勢。不過要是你真想走極端，你要做好豁出小命的心理準備。
你不會為了那個手鐲豁出性命嗎？
我不知道。問題不在手鐲本身，那是種象徵。有些事我沒經歷過。真的鬥起來我會怎麼表現？要發生了才能知道。
你真的會為了一個象徵去死嗎？
那要看情況。在部隊時我就是嬉皮士，退伍後我成了戰爭販子。我在佈雷格堡時，每兩個星期就要去一次華盛頓參加聚會，當然了，那些聚會都跟反戰活動有關。我一去人們就都圍上來，表現出一種敵意。
我不為戰爭辯護，但也不反對。這是我到那兒去的原因之一。我想親眼看看。這也是我住在這條街的原因之一。我深入芝加哥的貧民窟和工廠。我每次聽到有人抱怨，都知道人們的意見中摻雜了自己的偏見。我也有一些偏見，但不想接受別人的。我是那種相信眼見為實的人。所以我如今的生活是這個樣子。
我曾經在暴風雪中跑到馬路上去搭便車。去墨西哥、加拿大、阿拉斯加，哪兒都行。一無所有的時候你似乎也能得到最大的收穫。這時你就變成了動物，嚴峻的生存問題能激發你的生命力。麻煩事最能喚起你的生機。就算在戰爭中也是一樣，那些找不到生活滿足感的老兵也是一樣。
冒險，沒錯。既然我不開心，總要做點什麼。我不會自殺，我不想這樣做。但或許我可以採取離自殺只差一步的舉動，也就是去越南，對不對？
有人說我是個接受能力很強的人。不管一個人是怎樣的，或本該怎樣，我都能接受他。我也接受了自己，這就是問題所在。我重新振作起來，比過去更出色了。吃了太多垃圾食品也是我墮落的原因之一。我現在相信健康飲食。正在用新的健康觀念教育自己。
我不再像過去那樣對人來者不拒了。我說：「我要好好照顧自己了。」現在我需要錢，我要為自己著想。過去我把東西都給了別人。現在我想要一個銀行賬戶。我想結婚。這些我都想要。我常常缺錢，但最近這次真的讓我有些害怕了。
我的房東說：「搬出來吧，咱們去另一棟樓住，到那邊幹活。你花點時間幫幫我。我付給你工錢。」可我寧願留在這裡。付我多少都行，反正我也沒什麼期待。他就像我的教父。他說付我工錢，只是說說而已。你知道芝加哥是什麼世道。（笑）我有點沮喪。
有些人坦率，有些人不是。我厭倦了猜來猜去，想著這個人是想跟我喝一杯嗎，或者那個人是不是想跟我胡搞一下。有的人一開始是一個樣子，到最後像完全變了個人。我全看透了。（笑）
我沒工作也沒成家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我坦率到了惹人討厭的地步。讓我撒謊真太難了。他們說我太理想主義了。我只想和自己爭第一，而不是和別人。如果每個人都當自己的第一，所有人合在一起也是第一，對不對？誰贏誰輸並不重要。我打籃球時從來不在意比分。我只和自己競爭。表現得好，我樂在其中，表現不好，我也不在意。
我去看過精神科醫生和心理醫生。有個醫生說我瘋了，但還沒瘋到領取國家援助的程度。（笑）我倒覺得人人都是瘋的。（笑）
威廉·戈瑟德
我們是在洛杉磯到芝加哥的航班上偶遇的。在他轉機的間隙，我們有了如下談話。
「我是個二十七歲的美國白人，是公司法方面的律師。我這輩子大多數時間都待在紐約，在俄亥俄州上中學，在加州上大學，在洛杉磯當開業律師。我的體重超重。」（笑）
「只有極少數人找到了美國夢。一旦你停止追尋，就失去了這個夢。」
我家屬於四處遷徙的中產階級。自我出生後，我們搬過七次家。我在一個地方待過的最長時間是八年。我父親屬於新興管理階層，不依附於任何一派。他沒為任何公司工作過。他在一所學校當行政官員，對自己的要求十分嚴格，像個牧師似的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或是去參加大型集會，或是去某個更大的校區。我來自循道宗牧師家庭，（笑）我們是中產階級郊區風格的衛理公會教徒，而不是賣力傳教、高唱福音的那種。
我家是沒有根的。祖上不是德國人，也不是荷蘭人或英國人，最遠只能追溯到我的曾祖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美國出生的。他是奧奈達人【255】的牧師。我們現在仍然保留著一本印第安語的《聖經》。他是1907年前後去世的。關於我的祖先，我只知道這麼多。
我家從沒在晚餐桌上討論過當美國人意味著什麼。小時候，父母常帶我到美國各處旅遊。我們去過葛底斯堡。我對南北戰爭十分著迷。我去過四十六個州。我願意經歷美國的方方面面，不只要一種經歷，而要很多很多。可以去發現的東西太多了。只有極少數人找到了美國夢。一旦你停止追尋，就失去了這個夢。
我相當佩服我父親。他之所以不再當行政管理人員轉行當教授，是因為覺得在老位置再做下去沒什麼樂趣了。他厭倦了政治，也厭倦了老師們變來變去的態度。
他是萊維敦一所學校的行政管理人員，那是戰後最能代表美國夢的一座城鎮。根據退伍軍人法案，你可以買下一座過去買不起的房子，在那裡安居樂業。就好比那種老式的福特T型汽車，不管你想玩什麼花樣，它永遠是黑色的。一座座家宅好像是在一條生產線上組裝的，這種趨勢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我們住在花園城，是個上流社區。教育質量好得沒話說。我五年級時就是學校樂隊的首席黑管手。這在當年轟動一時。（笑）
說到美國的中產階級，我父親曾是「鷹級童軍」【256】，參加過1939年的全國童子軍大會。他還參加過同濟會【257】，當過國際扶輪社的主席。我哥哥也是個「鷹級童軍」，他得了銅棕櫚獎章，在基本要求之外又額外獲得五項技能資格徽章。我小時候就超重得厲害，上山遠足真夠要命的。可我必須加入「鷹級童軍」，我們家骨子裡就流著這樣的血啊。我果然也加入了，並額外獲得二十項技能資格徽章，當上了同濟會的主席，還在一家教堂給教士當助手。做這些對我來說可不容易，我在街區裡忙前忙後地到處跑，體重掉了14公斤。（笑）我家很看重這個，所以我才這麼做。我母親是職工家屬會的主席。
我很有福氣，有一對特別好的父母。我家從來沒有特別富，但他們總送我去上一流的學校。父親每年賺三萬美元時，我還是能去斯坦福和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他們為我犧牲了很多，我很感激。
我時常為如今中產階級的危機苦惱。如果你很窮，或是少數族裔，你可以享受優待，靠國家的經濟援助去上學。如果你是富人，是商界大佬的孩子，上學也不是什麼問題。可對於靠專業吃飯的中產階級來說，花大錢接受好教育還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我真的熱愛美國，儘管——有點不好意思承認，我開的是外國進口車。（笑）外國汽車質量更好，手藝精湛。我希望盡可能少地靠政府解決問題。我渴求的是使這個國家得以建成的那種精神。
我認為我們擁有世界上最棒的政治體系，其他國家都比不了。但我也看到了問題。我從來沒因為我是白人和中產階級而歧視過別人，可現在情況反過來了。我們的處境變成了最慘的。
美國變得強大，是因為她的人民憑著進取精神獲得了成功。那些魚販子和裁縫的兒女成了律師、醫生、企業總裁。他們驅策自己不斷向前。我們的社會階級有流動性，只要你有動力，就能成功。我意識到如果你出生在瓦茨或者哈萊姆【258】，就拿到了一副壞牌，前面的道路會很艱辛，可猶太人在美國混得相當成功，他們有良好的教育傳統，慣於向上奮鬥。愛爾蘭人和意大利人也過得不錯。西班牙裔和黑人想要融入就不那麼容易了。可有些少數族裔根本沒有進取心，他們面臨的首要問題不過是生存下來。
我相信任何人只要天生具有足夠的進取心，受到父母恰當的教導，都可以成為美國總統的。這麼說可能有點牽強。（笑）當個律師總不成問題。（笑）
我工作所在的洛杉磯既體現著美國生活最好的一面，也體現出最壞的一面。快餐連鎖店就是從這裡興起的，它還是汽車社會潮流的發源地、好萊塢的故鄉。這裡有你的幻想，你無盡的美國夢。但一切都是縹緲無根的。
我想結婚，生兩個孩子，有兩輛汽車、兩台彩電，住洛杉磯郊區的別墅。但我也希望自己保持獨立性。在公司，我討厭別人只喊我的姓氏戈瑟德，或是叫我的大名威廉。我喜歡別人叫我比爾。作為專業人士，我希望秘書在客戶面前叫我戈瑟德先生。
我對這個國家感到樂觀。我沒經歷過大蕭條年代，否則我會對前景更加清醒。我不是含著銀湯匙出生的富貴孩子，但也沒餓過肚子，否則可能我就不會這麼樂觀了。我就像美林證券【259】的創始人那樣，對美國抱有信心。（笑）
薩姆·洛夫喬伊
他天性開朗，對無可救藥之事也能樂觀看待。紀錄片《薩姆的核戰爭》就是根據他在馬薩諸塞州的活動拍攝的。
他三十三歲。
「我覺得一個人應當自食其力。努力工作賺錢和繼承財產之間是有分別的。金錢能把人毀了。」
我是1946年出生的。由於當時我父親在佔領軍供職，我出生才五個星期，我們就舉家搬到了日本。當時美國軍隊相當偏執多疑，所有高級軍官都要在停靠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上待一年或一年半。我家是被送去做試驗的，父親帶著妻兒坐船到了日本，在本州島登岸，看看日本人是不是要把我們生吞活剝了。後來他們發現日本人也是人，軍官們也紛紛登岸了。我家是試驗品家庭中的一個。我們住在一棟巨型大樓裡，只有十五個用人，真是難以置信。（笑）我父親在部隊裡級別比較低。他死在朝鮮戰爭中。我那時六歲。我們搬回了馬薩諸塞州，我就是在那兒長大的。
我在威爾布拉漢姆上學，那座小鎮有五千人口。人人彼此相識。感恩節絕對是個重大節日。獨立日也要好好慶祝一番。我記得我們學的都是美國夢、殖民地、國家綱領之類的東西。
我父親是在那裡長大的。他和一個老農民交了朋友。他是個「亞美利加先生」，熱衷於鎮裡的集會。他在很多方面相當保守，教育我說共和黨人有勇氣、信仰堅定，自由黨人只會誇誇其談，沒有立場，是隨風倒的牆頭草。
那時常常只有我們一老一小待在果園裡。他給我一個接一個地講故事。我當時完全被那種參與式民主制征服了。默裡太太和波特先生竟然為有關栓狗鏈的法律鬧得不可開交。這兩位鄰居私交很好，現在卻在各自嚴肅看待的問題上大吵大嚷，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認為那座新英格蘭小鎮的良好教育對我的影響極大。我有很多好鄰居，干了很多體力活。我一向尊重勞動。我九歲就開拖拉機了。十三歲時我開卡車上了高速路。不管我在哪兒坐下，不管是書、報紙還是雜誌，身邊有什麼都要拿起來讀。那是五十年代，人人覺得世界是我們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白天去上預科學校，但不在那兒食宿。家裡極其有錢、腦袋又好使的孩子才在學校食宿。真夠我受的，我發現了那些有錢人是多麼令人作嘔。我在學校非常刻苦，可那些孩子的一雙鞋就值五百美元，夠我交一年學費了。
我覺得一個人應當自食其力。努力工作賺錢和繼承財產之間是有分別的。金錢能把人毀了。我遇到的有錢人個個對社會適應不良。（笑）
畢業時我作為學生代表作告別緻辭，全是胡說八道的玩意兒。我還成了參加過蘇聯人造衛星知識問答的孩子之一。我上五年級時，蘇聯打敗了我們，在我們之前把人造衛星送上了太空。國會通過一項法案，為全國的學校投資數十億美元，為的是把我們培養成科學家。他們風風火火地把數理化等科學知識推到我們面前。那時我在讀大學預科班，把所有的高等課程學了個遍。最後我去了安默斯特學院。
那是1966年，越南戰爭正如火如荼。我開始閱讀一些這方面的材料。我的一個朋友應徵入伍，他在給我的信裡寫道：「天啊，這裡太詭異了。」我確信這場戰爭是瘋狂的，參與了一些大學師生針對爭議問題發表意見的宣講會。
我遇到了人生的分水嶺。有一天我在聽多元量子力學微積分課。那個數學老師的形象相當經典，像個卡通人物：個子矮小，眼鏡片非常厚。他是一位聰明的數學家，卻對社會適應不良。這種人不管講什麼，你都得一字不差記下來，連標點和符號也不能落下。我坐在那兒抄抄寫寫，忽然間，我開了竅，我他媽的坐在那兒是在幹嗎呀？我在這兒學的東西和外面那個渾蛋世界有什麼關係？我停下來，不再做筆記，下課鈴一響就走出了教室。
我搬到了馬薩諸塞州蒙塔格的一座公社，和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共享資源、財產和想法。那是一座有機農場。我們生活得很舒適。十二個成人和兩個孩子，一年有一萬美元收入。我們有花園，有牛有豬。我們出售乾草、牛奶和楓糖漿。
我們什麼事都一起做，但1973年夏天前後，我越來越感到不安。正當我開始考慮下一步要把能量用在哪裡時，傳來了要建蒙塔格核電廠的消息。出於環境方面的考慮，最初我是反對的。我擔心數十億美元的大項目會破壞這個小村子的美好。
起初我並不反對核能。我相信我當物理學家時學到的那些廢話，把核能看成大救星。我那時就像如今所有缺乏社會意識的科學家一樣，以為一切都能靠技術解決。他們愛用的一個詞是「信念」。
我把能弄到手的書讀了個遍。我重讀了過去的物理書，整天泡圖書館，農場附近的人都驚訝於我的用功。我越來越確信，建核電站是個極其恐怖的想法。可在法律上，我沒法阻止建廠。
在此之前，原子能委員會從未制止過任何一座核電廠的修建。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和福特全都大力贊成發展核能。卡特當然也一樣。公用事業公司正在往鎮裡滲透。他們把反對核能的人比作當年試圖阻止修建鐵路的印第安人。
我們的鎮議會本來在土地問題上擁有全部的發言權，可公用事業公司說：「去你的吧，我們要從你們身上碾過去。」我過去學過的東西都跑到哪裡去了？同時，那些公司還有數百萬公關預算，我要去哪裡募集五千美元來教育蒙塔格的民眾呢？
他們已經在鎮裡計劃好的地點修了核電廠的象徵：一座150多米高的細塔，上面有很多紅燈和閃爍的白燈。第一次看見這塔時我心想：「哦，有個人以後會把它弄倒的。」我越是看那座塔，就越覺得它是一切事物的象徵。我下決心一定要把它弄倒。
當時有這麼一條規定：公共事業公司要花一年時間收集環境數據，之後才能取得許可證。他們在1973年6月修了這座塔。我發現如果在1974年6月前把它弄倒，我就能妨礙他們收集數據，把建廠的事往後拖一年。
我試圖在鎮裡發起一個活動。但沒能成功。人們有種感覺，個人是沒法打敗大公司的。再加上公共事業公司賄賂鎮裡，把財產稅降低了99%，人們對我的活動就更不熱心了。他們被稅收上的甜果子收買，認為我根本就是瘋了。
那天是喬治·華盛頓的誕辰日，1974年。我沒法說謊，就是我砍倒了櫻桃樹。那座塔上面的紅燈確實挺多。（笑）凌晨兩點，我跑到那個地方，把塔弄倒了。我把固定塔的螺旋擰開，放開拉著塔的電纜，塔就倒了。過程挺簡單，只用了兩個小時。
我徑直去警察局自首，交給他們一份四頁聲明，表示我負全責。我之前讀了相關法律。我在聲明中引用了一些刑法條文，這些引用在七個月後讓法官大吃一驚。我自首後受到蓄意破壞財產的指控，面臨著五年監禁的懲罰。
於是乎，媒體前所未有地報道了除支持核電廠以外的立場。馬薩諸塞州西部每一份報紙的頭版大標題都是：把塔推倒，抗議核能。要的就是這種震撼效果。人們突然意識到，原來還存在著不同的聲音。
在此之前一個月，我還沒決定採用「公民不服從」的策略。我讀了一些政治書籍，研究了梭羅【260】的作品。起初，我打算把塔弄倒，然後給媒體寫信。而後我把「公民不服從」策略運用到環保運動中。參加的那些人都是相當正直的自由派人士，他們只會去國會遊說，不知道該怎麼採取行動。這種中產階級白人的花招沒少讓他們吃苦頭。
所以我決定自首，這樣針對我破壞財產的懷疑就無效了。如果我不自首，我做的事就會被解讀成暴力行為。這步棋會把我帶上第二個舞台。第一次是把塔弄倒，第二次則是走上法庭。
我充當自己的律師，並請霍華德·津恩和約翰·戈夫曼【261】坐上了聽證席。戈夫曼博士作證指出，核能足以成為人類殺手。九天的審訊之後，根據法官給陪審員的命令，我被宣告無罪。我認為這次審訊使法官也成了反核人士。陪審團的十二名成員中有十一名都表示，在審訊之前他們就相信我是無罪的。
陪審團成員有老中青三代，男女都有。他們彷彿是社會的一個切片，能完美地代表這個國家。在此之前，他們沒有一個人聽說過關於核能的種種事實。我在被告席待了兩天時間，回答了每一個問題，哪怕是最讓人反感的問題也不例外。我把一切講給他們聽，讓他們瞭解我的生活，以及思考的過程。這種教育的潛在影響非比尋常。整整兩個星期，各家報紙的頭版全在質疑核能。
審判結束那天，公共事業公司宣佈蒙塔格核電廠的計劃推遲四年半。我非但沒進監獄，到頭來還成了搞運動的人物。（笑）我開始在國內到處旅行。
我是樂觀主義者。如果我是悲觀主義者的話，就不會成為政治運動的組織者了。我充分相信人類所具有的常識。如果有人告訴人們事實真相，事實真相就會佔上風。誰也別想向我兜售精英路線那套東西——「交給我來處理」什麼的——我並沒有叫別人依賴我、相信我。我只是讓他們去質疑自己。
一些人對我們說，有的問題太複雜了，普通百姓是沒法理解的，那些專家……
全是胡說八道。這是哄騙人民的最好借口。我們聽到的越南戰爭那些事也是如此。如果我們的國家要推行民主，就必須開始告訴人民真相。愛因斯坦三十年前就說過：我們必須把關於核能的真相帶到每個村鎮的廣場上談論，那些村鎮的廣場必須發出美國之聲。可以說，我就是在村鎮廣場長大的。
專家們總愛說技術術語，人們聽不懂，轉身就走了。其實事情很簡單：我們需要那東西嗎？得花多少錢？步驟行得通嗎？有什麼影響？總體看來核電站不過是一套把水燒開推動渦輪轉動的設備而已。
第一批站出來反對西布魯克核電站的是一些挖蛤人。我們組織的名字「蛤殼聯盟」就是這麼得來的。多好的名字，完勝那些政治性強又囉囉嗦嗦的縮寫字母組成的名字。這名字很吸引人，一聽就有趣，還帶點環保色彩。
我們搞了一次非暴力公民不服從運動來阻止工廠佔領那個地區。十八人遭到逮捕。西布魯克的大多數人都反對這座工廠。其中有一個主要的反核聲音就來自當地警察局局長的太太。
我們召集了第二次示威。西布魯克的警察拒絕逮捕任何人，工廠叫來了州警察局的人，逮捕了一百八十人。他們本以為我們是一群瘋子，卻發現我們老中青三代齊全，一個個都負責任、有原則、值得尊敬。他們用五輛大巴車把我們拉走了。司機都是州警察。他們的上司下令把車開到活動地點兩公里以外，這樣示威群眾就看不見他們了，但五個司機中卻有兩個不服從指令，他們開到群眾大會地點把車停下，讓人們盡情歡呼、揮手致意。然後才又把車開走。
州警察把他們鎖在兵工廠裡過夜，所有人都被關在一間大屋子裡。示威者和警察之間進行了大量對話。
4月30日，我們把兩千人帶到集會地點。州長不信任州警察了，動用了國民警衛隊。一千四百人被捕，在五座兵工廠裡關了兩星期。這件事引起的宣傳反響比蛤殼聯盟過去參加的任何活動都要大。那些遭逮捕的人在關押期間開辦了講習班。國民警衛隊的看守也站在那裡聽，而且還參與。他們也是當地村鎮的居民，只是有點膽怯，就和你我一樣。他們是從本職工作中抽調到這裡的，搞不懂自己為什麼要在這兒看守這樣一群大好人。
你知道兩星期結束後發生了什麼嗎？關在兵工廠裡的人湊錢給國家警衛隊的人買啤酒喝。
被逮捕的人們當中有兩百多位年齡在六十歲以上。與那些終日忙碌、心神不寧的人相比，上了年紀的人更有時間和能力來反思。也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一位老婦人說：「你該用當年我們在波士頓南部對付黑鬼的那套辦法來對付公共服務公司。」（笑）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她明白過來了，看到她的種族主義還有針對反戰示威者的偏見與那些公司對我們的做法並沒實質分別。她自己教育了自己。
媒體整天向我們宣傳這個國家冷漠和麻痺的一面。全是扯淡。這場運動並沒有結束，而是走出了最聰明的一步：去找自己的家。活動如今深入社區，在街頭巷尾悄無聲息地進行著，並且開始開花結果、建立同盟和聯繫。我走遍了全國，不管走進哪一個社區，都能找到和我志同道合的人。
如果美國能發生改變，一定是因為美國的每一座社區都做好了準備，然後——彭的一聲，一個巨浪席捲華盛頓，人們的呼聲終於得到了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