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弗·泰勒
她今年二十七歲。「大多數人看到我以為我只有二十一歲。我覺得自己內心有種孩子式的好奇心。人們和我交談之後，會從我的觀點和看法中察覺到我比看上去要成熟。」
她時而微笑，時而大笑，始終表現出一副好脾氣。
我是一個再生基督教徒，信仰上帝的絕對。但我討厭別人叫我宗教狂。我知道有人會這麼想。我不會去勸別人信教。只有談話中提到信仰問題我才會說一說。我可不會說「哦，你需要耶穌」這種話。我很討厭這樣的做法。我不吸毒，但也沒那麼多清規戒律。酒我還是要喝的。
我的父母是衛理公會教徒，每個星期天都去教堂做禮拜，但其實他們沒把這太當回事。我目睹了過去那些年他們生活中的變化。他們現在在電視上看葛培理牧師【242】和奧羅爾·羅伯茨【243】的節目。他們過去從不看這類節目的。我十三歲那年參加基督教青年大會並開始信教，他們也看到了我這個女兒的變化。他們看到女兒生活愉快，而且具有他們所期望的道德標準。
上一次我離開家，爸爸說：「我們會為你祈禱的。」我大吃一驚。他以前從沒說過這樣的話。
我在俄亥俄州上高中時，我的一個好朋友來自基督教家庭，相信耶穌基督是來到這個世界把人和上帝連接起來的人。我就是帶著這個想法上了惠頓教會學院。另一方面，我也想離開俄亥俄州，去一個靠近類似芝加哥那樣大城市的地方。
葛培理牧師去了惠頓。我崇拜和尊敬這個人，我相信他所說一切都是符合《聖經》教義的，他成為傳道者是受到了上帝的感召。此外，我的一個朋友瞭解他，據說他是個知行合一的人。他不只是口頭說說。關於葛培理牧師基金會經濟問題的傳聞，我分不清真假。不過假如他真的有錯，將來是要向上帝交代清楚的。
你也喜歡看奧羅爾·羅伯茨嗎？
你幹嗎非要問這個？（笑）我回答不了。奧羅爾·羅伯茨那套東西更像是「把你的手放到電視機上，相信你的病會治好」。葛培理牧師可不會說這種話。
你不相信信仰能治病？
不，我相信。因為我親眼見到過。我的一個朋友兩條腿不一樣長。她在瑞典，一個信仰治療師為她祈禱，她較短的那條腿就長得和另一條腿一樣長了。有人會說那是心理作用，但我確實相信萬能的上帝，他有力量治癒疾病。
有些人相信基督教是人類唯一的出路，我同意他們的觀點。在我看來，東方宗教中沒有個人成長、發揮創造力、堅持個性的空間。唱頌哈瑞·奎師那【244】的信徒都身著同樣的服裝，留著同樣的髮型。我不能贊同這些宗教。
我反對越南戰爭。我不喜歡美國表現得像全世界的救世主一樣。我不願看到我們的國民戰死或者變成殘廢。我不記得我家曾經討論過戰爭的話題。我父親在空軍工作，研究試驗轟炸機。我父母從來不把心聲表露出來。我沒聽過他們說起反對黑人或外國人的話。我知道我父母對這些人並無歧視。
在大學裡，我不關心時事。我在高中就是個用功的學生，門門得A，天天泡圖書館。到了惠頓學院之後，氣氛一下子變成了「咱們去玩吧！去參加派對」。我可能是為數不多的堅持服從惠頓校規的人。不喝酒、不吸煙、不跳交際舞。服從的人可不多。你可以跳方塊舞，但不能跳迪斯科。
我姐姐說得好：「看樣子你是要進修道院了。」其實這樣做完全沒妨礙到我的個性發展。我姐姐比我大四歲。她很悲觀，高中時曾經吞掉一瓶巴非林片自殺。她現在是個護士。
她看待人生的態度是消沉的。我的觀點則是，上帝給了我生命，讓我活下去，我希望為他增光，為他服務，不斷成長，從工作中有所領悟，進而去幫助他人。我記得埃米莉·狄金森的一句詩：「假如我此生只幫助過一個人……」
有段時間我認為美國不是一片偉大的土地。現在我確信它是。自從我到歐洲、墨西哥、危地馬拉旅行，對其他國家有所瞭解之後，我才感覺到我們這裡擁有真正的自由。瑞典是另一個我非常欽佩的國家，儘管那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年長的人在那裡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顧。人們能享受免費醫療。他們所交稅款的三分之二都歸政府支配，不過他們能享受到很多福利。在美國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能肯定那些錢會流進壞人的腰包，什麼事都做不成。我們的國家太大了，政府沒法施行社會主義。
對我而言，成功就是去做基督希望我成為的那種人。那跟金錢沒有關係。我看到有些人雖然有錢，但人品墮落。我不會因為某人是大人物就去卑躬屈膝。一個人僅僅靠富有是沒法贏得我、當我男朋友的，重要的是他的內心。
如果我是男人，我大概會做個出於道德或宗教上的原因拒服兵役的人。我永遠不會願意殺人。最近幾年我變得更加激進，我可能上街遊行。我不再軟弱無力了，因為我具備了自己的是非準則。我更願意為自己的信仰發表看法了。我要支持自己相信的東西。我相信耶穌基督是激進的。在他那個年代，敢於宣稱自己是上帝之子，真了不起！
這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我看到美國正在走下坡路。我看到人們的生活十分艱難。人們謊話連篇。人們為了達到目的無所不用其極。家庭破裂比比皆是。到處有人在離婚。貧民窟的範圍在擴大。帶來改變的唯一希望就是，人們瞭解到基督也是一個人。基督改變了歷史。古老的先知說：「悔改吧，悔改吧，悔改吧！」從某種程度上說，這話如今仍很有道理。《阿摩司書》曾對那些肥胖而富有的猶太人說——他們簡直是巨富，我不想冒犯猶太人，這話只適用於特定情形——你們不關心窮人，不關心身邊的人。我認為說得很有道理。人們做一切事情都是為了自己。
我的樂觀來源於我知道存在著天堂，那裡有永恆的快樂。同時，我願意幫助窮人和老人。我把收入的10%捐給傳教士，看到有人缺錢我也會幫一把。我說不清，也許這個國家創立初期時人們就是這麼做的。也許美國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糟糕。人總歸是人，他們的內心並沒有發生過太大變化。
潘達裡克·達斯（哈羅德·劉易斯）
「潘達裡克·達斯是我的教名。潘達裡克的意思是『蓮花』，達斯的意思是『上帝之僕』。我現在的人生目標就是努力搞清楚這幾個問題：我究竟是誰？我是個美國人嗎？我屬於這個社會和我的家庭嗎？我死後一切真的就完結了？或者會變成其他什麼東西？」
他是國際黑天覺悟會的成員。屬於中上階級。他二十五歲。
我讀的是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有段時間，我以為自己將來會成為科學家。其他想法我現在都不記得了。上高中以後，我變得對什麼事都不滿意，整天氣沖沖的。社會上針對越南戰爭的討論日益激烈起來。大麻和致幻劑漸漸潛入了校園生活。1968年民主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時我十五歲。
我的思想相當混亂。不然我也不會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當時我的很多同伴也是那樣的。我在尋找某種方法，使生活變得更令人滿意。我倒是不能責怪我的朋友們。吸毒、誹謗等等污染我們心靈的事情都是我起的頭。
我的家人盡了最大的努力照顧我。但我變得越來越忘恩負義，成了家裡的負擔。他們花了那麼多錢送我上私立學校，我卻完全糟蹋了他們的良苦用心。我吸毒，沒來由地對他們生氣。當時就流行這個：恨父母、恨國家。什麼都要恨。
我甚至憤恨到了自殺的地步。1969年，我十六歲時，父母把我送進了醫院。我在那兒住了十個月。那是家最好的私立醫院，但那裡的精神科醫生卻說不出你會變成什麼樣，說不出這是為什麼。精神科醫生不能證明有一種能超越物質的愉悅。他們說會把我變成正常人。但他們是怎麼理解正常的？我很清楚他們想從我這裡聽到什麼。所以我告訴了他們。我記不清當時具體說了什麼，但我不想做他們希望我做的任何一件事。
1970年，我出院了。那時我十七歲。整個世界都在變，政府也在變，太陽升起又落下，我只想著吸一支大麻煙，讓自己快速興奮起來。我三心二意，嘗試上大學。不知道家裡為此送出去多少錢。我讀了一個學季，全部不及格。我退回到前途未卜的境地。我覺得自己應該換個地方。在新奧爾良法國區的一家便宜旅館裡，我租了一個房間，又厭倦了，跑到達拉斯，差點被人用刀子捅死。
我當時在房頂上，一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好像五分鐘之後我的小命就要完結一般。這讓我開始思考：如果我每分鐘都可能死掉，那我為什麼要浪費生命呢？這副軀體滅亡之後，我將往何處去？我開始思索軀體與靈魂，良心與物質之類的事情。
我也開始思考在芝加哥的家。我想改變一下，為他們付出，而不再只是索取。大街上也有國際黑天覺悟會信徒。我接受他們的邀請，星期天過去吃晚飯。這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1972年秋天，我搬進了寺廟。
我注意到的第一個徵兆是，我的焦慮和慾望減少了。人們總是不開心，因為沒法滿足自己的慾望和物質追求。接受了享樂主義哲學的人和動物沒什麼分別。動物不穿衣服到處跑，只要想要就隨時隨地交配。狗在大街上也會如此。那是狗的生活，不是人類的。那是我能想像的最污穢的一種生活。總想著自己、自己、自己是不可能快樂的。我們屈服於上帝這個「至高無上的我」。我們為上帝服務，也就是為社會服務。
通曉了因果報應，你就不會允許自己做不道德的事情了。我們不會帶著手槍到機場去劫持人質。
我們的傳道人員似乎不帶手槍也能在機場做得挺好。我們的資金大部分來自賣書的錢。推銷可不需要博士學位。你友善地接近某個人，通常這會由女性來做，在那個人身上別一朵花。有些傳道人員確實太魯莽了。但我們認為強勢一點是我們的責任。
看，每個男人、女人、孩子和動物，每一個都要變老和死去。所有這些死亡都不是令人愉快的。上帝安排的物質世界是一片災難之地。我們過分信任了人類發明創造的能力。
人類有一點點獨立性，他們可以試圖服務上帝或殺死上帝。當人類濫用自己的智力，企圖取代上帝、反抗上帝時，他們就變成了災難的罪魁禍首。現代文明的失誤就在於教給人們，他們68公斤重的身體是非常重要的。
要是你真誠地想為越南戰爭或者羅伯特·泰勒住宅區【245】奔走呼號，請先看看自己是否對其他有生命的實體使用了不必要的暴力，因為這會貶低我們對一切生命的尊重。只要人類繼續肆意殘殺動物，也就無從擺脫針對人類本身的無理暴行。
我說過很多對上帝傲慢無禮的話，但我還沒見過上帝。以我們黑天覺悟會的標準看來，我還只是個野蠻人。我的前面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這真讓人興奮。
你才二十五歲，前面的日子還長著呢。
也許是這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