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姆·洛佩斯
他是東北大學附屬上城中心的主任。
「我取得成功是因為我積極地對抗那些說『不行，你永遠成功不了』的人。」
我最初認識他時他才十二歲，那時他是個在學校和家裡淨惹麻煩的小男孩，芝加哥西部拉丁區眾多孩子中的一個。
他是家裡十個孩子中的老四。
我上公立學校的第一年，被編入了智力低下兒童班。當時我說不好英語。那個班裡有黑人小孩，也有窮人家的白人小孩，都被歸類為智力低下。我記得其他孩子說：「他們是瘋子小孩。」我覺察到那些同齡的七八歲孩子都指指點點地取笑我。剛開始上學時，很多事情我都搞不懂。不過，我本應該把自己當成正常的七八歲的孩子。
我父母都沒文化，不知道要到學校開家長會，也不知道怎麼坐下來和教師交談。我父親上到八年級，我母親完全不會讀寫。他們倆都在工廠幹活。他們不知道怎麼談論孩子的問題。
我家在很多方面非常嚴格。只有男的才有自由，女的就留在家裡做飯、打掃衛生。我們男孩可以無所事事，我的姐妹們卻只有一條路可走，早早就都結婚了。只剩下一個小妹妹沒出嫁，她十五歲了。其他姐妹都是十五歲就嫁人了。真是悲劇。她們沒有機會去體驗自己的人生。
我父母經常不在家。他們有活兒干的時候就要倒夜班。所以我們被留在家裡，想幹什麼都行。
我二十七歲了，經歷了些事情，去過不少地方……每當我坐下來給他們講我的經歷，看著他們二十一二歲的年紀就有了三四個孩子，就感到很難過。我本來是個普普通通的街頭小子。九歲時每晚要在街頭逛蕩到十一點才回家。差不多九歲或十歲時我就接觸到毒品了，學會了用鼻子吸那玩意兒。
我認為所有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擁有最好的東西。可在我家，上學並不是頭等大事。男孩子上完小學，或許再上一年中學，然後就退學找一份工作來養家。我竭力勸說幾個弟弟繼續上學，可他們還是退學了。我是我們家祖祖輩輩第一個大學生。
我每次回家都是一次尷尬之旅。他們拿我當偶像崇拜。我只是覺得好笑。人人都說：「薩姆回來了！他來了！來了！」人們都圍坐在桌子旁邊。我們的教授來了。（笑）讓我覺得惱火的是，就因為我是大學畢業生，他們就以為你知曉一切。
我總是個反叛者，一直是所謂的害群之馬。我是愛冒險的那種人。我不害怕嘗試毒品、外出晚歸這些事。我大哥是一個拉丁區的幫派成員。他會往家裡帶鎮靜劑和毒品。他不敢嘗試這些東西。我卻說：「不想要就給我吧。」（笑）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開始討厭學校了。小時候我有一頭卷髮。別的孩子說：「看看那個綿羊頭！」這倒是引起注意的一個辦法，但會引起一場吵鬧。我總是擾亂課堂的那個傢伙，因為那些聰明學生本來就容易引人注目。
有一次我遲到了，一個老師把我推下了樓梯。我永遠都會記著她。一個大塊頭女人，穿著短襪和高跟靴子。她站在樓梯的最高處說：「洛佩茲，你遲到了。」別人都叫約翰、吉姆、喬這類名字，只有我叫洛佩茲【234】。（笑）她開始使勁戳我的胸口，把我推了下去。我只記得自己氣瘋了，跑上樓梯出拳打她，然後跑走了。一眨眼的工夫，曠課督察官就來了。我在小學受過二十二次停課察看處理。
有一天晚上大約十點半，一個警察把我送回了家。我父母說：「這孩子跟我們沒關係了。」我大腦一片空白。該死，他們這是什麼意思？警察把我帶去了安迪之家【235】。我第一次去那種地方。
「有個人從背後揪住我的襯衫，說：『坐下，把鞋脫了。』他們弄了一整套必經流程。他們要搜我的身。這是座青少年監獄，似乎接收的是十二歲到十六歲的孩子。我坐在那兒，他給了我的後腦勺一掌。『拎著你的鞋頭，往地上甩。』要是你藏著什麼東西，這樣就會掉出來了，對吧？
「我只記得那是個寒冷骯髒的地方。做什麼事都要分個一二三，如果你不守規矩，就要被關到『黑石』那裡去。那是監獄裡隔離人的地方，一個小土牢。
「你整天坐在那個小房間裡，聽廣播，看電視，《約會遊戲》很受歡迎，因為它跟女人有關。沒有教學計劃，也沒有咨詢幫助。要是你上法庭前要在那兒等兩個星期，你就待著，什麼也不幹，只剩下墮落的份兒。所有人都擠在一間屋子裡，一個個脾氣都暴躁極了。除掉吃飯的時間，我們從早上六點一直坐到將近晚上十點。如果你要在那兒待一個月，就會被帶到樓上，分配你上課和幹活。
「我在那兒的第一晚就被一個小子性騷擾了。忽然間，那人爬上我的床。他用手摀住我的嘴，我嚇壞了。我們剛扭打起來，警衛就進來了。那小子對我說：『你敢說出來試試。』警衛問：『怎麼了？』沒人說話。正值冬天。他打開窗戶，我們挨了一整夜的凍。
「睡覺前，他們要你手腳伸開趴在床上，檢查你的屁股。他們還讓你用手指去攏頭髮。他們是要搜查香煙和小刀。
「那裡的孩子個別有嚴重問題，有的只是從家裡跑出來了，這些人混在一起。我也在其中，進進出出，第一次待了一個星期。」
我們上了法庭，然後我父母把我接回家。我當然不想回家。我也討厭學校。他們一把我放出來，我就又回去和小混混們在街角廝混。我後來成了那片舊社區的頭頭之一。在我們眼中，誰問題最嚴重、莽撞膽大，誰就最厲害。
有時候我不回家，就和朋友們待在一起。我記得我睡過一棟破爛樓房。那時已經過了某個鐘點，我父親威脅過我，要是我回家晚了，他就要把我的胳膊掰斷。如果我回家晚了，我就乾脆兩三天不回家。我只有知道他不在家時才會回家。我的兄弟姐妹悄悄把我領進屋，拿吃的給我。那是個艱難的年代。我父親失業了。我記得家裡的孩子們曾經為了搶最後一片麵包打架。如果還有一點肉或是什麼，是要歸我父親的。他仍舊是一家之主。我記得我們這些小孩為爭他剩下的一口吃的大打出手。這常常讓我很氣惱。我只記得，我不喜歡這樣的生活。
後來，一些人走進了我的生活。我們搬了家，那裡住的大多是意大利人，墨西哥人不多。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和那些傢伙混熟了。他們怎樣，我就怎樣。很快我的名字就在那一帶廣為人知了。我是老大。要是那一帶出了什麼事，我就是要負責的那個人。雪莉·加扎圖就是這麼聽說我的。
她那時大約二十八歲，已經結婚，有兩個孩子。我之前從沒接觸過會畫畫的藝術家。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她給我介紹油畫、雕塑和寫作。帶我去一些藝術機構。通過她和聖·提摩太俱樂部，我們很多人都被介紹去看「白雪溜冰團」的演出。我以前從沒去過，那是不怎麼時髦的家長帶孩子看演出的地方。（笑）
那段時間，我結識了羅茲。我們本屬於兩個對立的幫派。那邊想要接管我們的街區。她那時大約十五歲。我十三歲。該死的，這姑娘是誰？就是她管著那些人。（笑）慢慢地，雪莉和她丈夫岡薩雷斯把我們都團結起來了。哦，他們那兒似乎是個真正溫馨的家。人們彼此關心。他們回到家，坐下來聊天。牆上掛著畫。
雪莉和岡薩雷斯決定送我去上學。我放學就回到他們家，把白天發生的事一股腦兒講出來。我在自己家從來不能這樣。我開始喜歡這種生活了。有人坐著那兒幫助我。我想：哦，幹嗎不待在這兒？我父母很不高興。他們去找雪莉和岡薩雷斯吵架。我最終離家出走了。有一兩個星期都待在外面，在老樓裡找地方住，在朋友家借宿。警察到處找我。事情上了法庭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我父母不想讓雪莉和岡薩雷斯收留我，對吧？他們找了律師來把我送到別處去。第一次判決，法庭同意雪莉和岡薩雷斯做我的養父母。我繼續上學，也漸漸不再混街頭了。但我父母決意把我從他們家弄出來。
我們大約上了八次法庭。每一次開庭我都情緒激動。我常常失眠，早上醒來時忐忑不安，就像要死了似的。你得去站到那些人面前，他們一點也不瞭解你是誰。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沒有人問我：「薩姆，你感覺怎樣？」法官高高在上地坐在那裡。緩刑監督官站在四周。一個州里派來的人被指定作為我的代表。就是這些人要決定是否把我送走。他們只是自言自語。我氣急了，說：「等一下。你們怎麼不問問我？我究竟是誰？我就站在你們面前，你們卻不問我的意見。我覺得自己像個橡皮球，讓你們拍來拍去。」我在庭上鬧了鬧。他們決定把我送到南達科他州。我進了那個州的看守所。那年我十四歲。
「我這輩子第一次坐那麼大的飛機。我暈得像條狗一樣。在飛機上，我遇到了那個黑人小孩凱利，我只記得他的姓。我們變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差不多和我一樣大。一眨眼的工夫，飛機降落在一個全是牛仔的地方。我記得每個人都問我：你是印第安人嗎？我還記得我們的大旅行車行駛在一條漫長的土路上，路的兩旁沒有樹，也沒有房子。
「那地方叫作天空牧場，由方濟會的人經營。你準以為天主教的慈善機構按照人道主義布道。我覺得那些人倒像是看守，他們就是這號人。要是你表現不好……他們有一個板子，橡木做的，上面有十二個孔。扁平的板子會受到空氣阻力，如果上面釘了孔，風就能穿過去，這樣打人更疼。你就挨這玩意兒的打。我記得有個孩子，長得很胖，大約十二歲。他挨了這東西一頓暴打，屁股給打開了花。他們還用手裡的鑰匙打孩子們的頭。
「凱利和我向大夥兒明確表示，我們要當這裡的頭頭。那些孩子都比我們大。人人都為當頭而戰。我們每晚睡覺前都被強迫念玫瑰經。到那兒的第三個晚上，我決心不念了，我不是這種人，不想待在這兒。所以夜裡我叫醒凱利，偷偷溜了出去。
「那條土路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我們走過大草原，嚇得要死。有輛卡車開過來，我告訴司機我們是兄弟倆。（笑）我們沒動腦子，對吧？我們說父母的汽車沒油了，我們想去最近的城鎮。我們搭上了順風車，從車子後面跳了上去。車大約開了十分鐘，那傢伙說：『我們到了。』那座小鎮只有七十五個居民，加油站也是消防站，兼做百貨店和郵局。我們來到了一座全是白人的小鎮。我們逃出去的消息已經傳開了。我們坐在小吃吧裡，那個人給了我們一瓶可樂。我猜他給管牧場的人打電話了。他們過來把我們抓了回去。
「他們把我們的頭髮剪得特別短，別人一看就知道我們干了壞事。我們挨了板子的打。我只記得自己下定決心，不在打我的那個人面前流露感情。我不能讓他在我的哭聲中獲得滿足！
「我讀到雪莉和岡薩雷斯寄來的信時，有些字已經被抹掉了。該死的，我們又不是罪犯。他們說抹掉的那些字對我的心智沒有好處。
「我還想起一件事。我們很多孩子都和一隻貓玩。有個修士，他很高大，身高接近兩米，他看到我們玩得開心，就把貓抓到一個餅乾盒裡，拿一把點12口徑的霰彈槍，當著我們的面把它一槍打死了。為什麼要這樣？
「只要你不聽他們講話，不幹活，就挨揍。所有活兒都是孩子們做。我們是那些修士的僕人，給他們做早餐，洗碗碟，鋪床。
「修士們買來汽水和糖果，從來不分給孩子們。凱利和我決定弄點汽水喝。我們知道修士們把汽水藏在哪兒。結果我們喝了24瓶七喜汽水。（笑）我們全喝光了。把那些瓶子灌上水。第二天午飯時，那人叫一個孩子拿七喜給他。他喝了一口就全吐出來了。他跑過去拿出了一整箱，把每一瓶都打開嘗了個遍，說：『好啊，誰幹的？』沒人說話。凱利和我的人緣很好。孩子們都挺崇拜我們，於是那人說：『既然沒人說話，我要你們排好隊，站成單行。』我們沿著螺旋樓梯排了三層樓那麼長。每個人都挨了一板。他知道是我們幹的，狠揍了我們一頓。
「我什麼也沒學到，只感到特別孤單，希望自己能撐到回家。我們被放回去過聖誕節了。我徑直跑到了雪莉家。我父母不知怎麼發現我回家了。上法庭那一套又來了。他們說如果我不回天空牧場，麻煩可就大了。
「我厭倦了每晚躲來躲去，於是露了面。法庭依然判定我不能待在雪莉家。由於我不想回父母家，他們又把我送走了。這一回是另外一座天主教慈善學校，在印第安納州的特雷霍特。
「他們讓我坐下，對我說，如果他們不能把我扳過來，那我就真無藥可救了。他們也有一塊帶孔的板子。我們發明了很多辦法逃避懲罰。要是我們被罰不許看電影，我們就在鞋子上放個指甲鉗或者小鏡子，背對著屏幕看電影。
「在廚房幫廚是個好差事，因為修士們吃的上好食物都放在那裡。我們還得當修士和牧師的僕人。他們有滿滿一櫃子酒，而且經常辦派對。我把各種飲料全倒在一個玻璃杯裡喝。於是惹了麻煩。
「有個修士要抓我。我到這兒的第一天他就說：『你小心點兒，我要收拾你，要把你……』我當時是新來的，之前沒招惹過他，早餐時我得服侍他。我穿著白制服，戴著領結，胳膊上搭著一條餐巾。我負責照看好幾張桌子，他們有個小鈴搖來搖去。
「那傢伙要喝咖啡。我把咖啡壺放在爐子上加熱。我用防燙布墊端著壺，把它放在桌子上，我盡量快地跑走了，知道他肯定要在拿壺的時候挨燙。他果然拿了那壺，只聽見『啊！』的一聲慘叫。他喊道：『洛佩茲！』他把我趕到專門打孩子的那個房間。我攤開手腳趴在那裡，雙腿叉開，雙手握著腳踝。他說：『洛佩茲，終於讓我逮著了！』我能看到他眼睛裡的歡快，他要好好打我一頓。他用那板子打了我一十大板。這一次，我還是沒有哭。我沒有退縮，沒有求饒。打完了，我站起來說：『你滿意了？開心了？』我說得很諷刺。他說『洛佩茲，你趴下』這一次，我上了當。要是我知道他要踢我，我本該有所防備。他拿著板子過來，又把板子丟掉，抬起腳踢向我胯下，我立刻癱倒在地。我記得我哭了起來。（笑）他們把我弄到樓上，讓我躺著。
「他們有幾個問這問那的心理咨詢師。讓我看一堆紙片上的圖案，然後問我看見了什麼。（笑）我和一個修士關係不錯，他是唯一一個真心關心孩子的。他說：『你們沒法從這裡逃出去的，除非聽話按要求做。』所以最終我決定老實幹活兒。他們後來把我放了。那年我十六歲。」
我父母在特雷霍特接我。去芝加哥的路上，我告訴父親我不回家。你可以打我，把我送走，但我不回家。我在家待了一晚，第二天就走了。我試著回中學上學，但功課跟不上。雪莉把我送到了藝術學校。我上了雕塑課，畫了些油畫。有一段時間，因為雪莉的緣故，我希望當個藝術家。她拿給我一些書讀，比如《破落街頭》《希望之鄉的男孩》，等等。在這些書裡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猜她是要我樹立自立自尊的念頭。
我找到一份當運務員的工作。我很興奮。可左等右等，其他同事也沒有出現。我去問上級。他說：「其他人？你就是運務員的頭頭。」（笑）我參加志願服務工作，為厄普頓的孩子們讀書，也在戒毒項目中幫忙。
我不喜歡那些中產階級的社工，他們一進社區就表現出一副恩賜的態度。他們還有一套解決問題的理論。我記得我遇到過會心團體【236】的人，那些人喊著：「摸摸我吧，感受我的存在！」幸虧人們不理那套。
我那時差不多二十歲。我一邊上大學，一邊在中心工作，幫著設計項目。我在東北大學主修心理學專業。我對課程很感興趣。我修了人類行為和青少年方面的課程。如果說我學到了什麼，那就是它們幫我瞭解了自己。我不認為這會幫我找一份工作，但這些課程幫助我理解了自己的存在。
我們在厄普頓招募的學生裡有從監獄釋放的犯人、吸過毒的人、輟學的人、失業的人。我覺得除非我們先解決導致他們現狀的社會頑疾，否則很難解決他們的問題。一個人如果住房有問題，就沒法好好上學。健康有問題，也上不了學。如果我們要幫助這個社區的人，就要走出去，解決影響人們生活的種種問題。
不久之前，我下樓時遇到了羅茲，她是過去我們那一帶和我敵對的那個幫派的頭頭。我心想：哦，不——我要不要說你好呢？最後，我喊道：「羅茲！」我們四目相對，不知道要說點什麼好。她告訴我她正準備去上居民區辦的大學。我說服她到中心去，聊聊上學的事。現在羅茲在我們的社會福利項目工作。一位東北大學的官員打電話過來說：「嗨，羅茲，我有個學生要申請福利，你能幫幫忙嗎？」各式各樣的人都打電話過來：「我們聽說了你做的事。你能幫幫我們嗎？」她可真了不起！
我一直在鼓勵羅茲。我希望她三年後畢業。我們還聊到讀研究生的事。她對人和人的需求有很強的洞察力。我覺得他是MSW【237】學位的有力競爭者。
人們必須受教育。這個社會讓窮人和工人階級學到，他們天生就是一文不值的勞動者：你們要在工廠幹活，給我們製造汽車，把我們養得肥肥胖胖的。而我們進行教育時，首先要讓他們意識到，有些事情是不合理的，並不是因為他們天生愚笨。
我想這就是我父母讓我痛心之處。我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隨時渴望起身出發。每當我看到有些人過著真正消極的生活，沒有醒悟到要去經歷不同的事情、嘗試改變時，我就非常惱火。
我們不太會談到過去那段往事。只是有時候我的某個弟弟搗蛋時，會聽到我媽說：「我們要用以前對付薩姆那招來治治你。」我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是很消極的人。爸媽對此毫無反思。
我不認為我的生活和美國夢有什麼關係。我走到今天不是因為什麼美國夢。我不認為美國幫了我，如果你所謂的美國是白宮，是體制和構成這個國家的種種要素的話，我取得成功是因為我積極地對抗那些說「不行，你永遠成功不了」的人。我的成功是因為我在生命中遇到了一些人，那些幫助過我的普通人。
我感到樂觀。我看到自己正在前進。我不知道兩三年後自己會身處何方。也許我會在得克薩斯州，誰知道呢？但我知道，我會一直努力改變，不管是改變一個人的生活還是一個社區。我喜歡挑戰。總有需要我做的事情。
我對目前的生活感到驚喜。我挺為自己驕傲的。我心裡仍然有很多憤怒。可我正在努力克服。眼下我真是忙瘋了。唯一的苦惱就是我還想做得更多。（笑）
羅茲·裡斯比
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十三年前。她白皙的手臂上紋了一顆黑色的心。「有人對我說『你這人沒有心』，所以我擺了一顆在手上。」
她在芝加哥某個中下層白人社區的同輩中相當知名，因為她曾是一個幫派的頭頭。十四歲那年，她寫過一首詩：
我不是我母親或上帝的孩子
而是我自己的孩子
我不靠泥土的滋養而活
一個獨立的孩子，沒有人牽著我的手
一個不屬於塵世的孩子，不屬於這片土地
如果我只為自己而活
我又算得了什麼？
她中學上了三個月就退學了：「我捲入了一場麻煩。」她沒被「送」進市裡或州里的教養所時，就和母親、繼父、十個兄弟姐妹住在一起。
她曾給一個十五歲的朋友寫了一封長信，他被「送」去州里的教養所兩年，信中寫道：「……別再像過去一樣了，不然你會變得和我一樣，在上帝眼中是一個又大又胖的『零』。」
如今我在上大學，為厄普頓中心工作。我要和人打交道，工作對像不是普通學生。不僅要處理學習問題，還有整個人的問題。
如果一個人連溫飽都做不到，你就不能對他說「我只關心你能得多少分」。這樣毫無意義。學生們過來說：「我今天沒法去上課了，我沒找到替我照看孩子們的臨時保姆。」「房東把我們的暖氣停了。」「我連坐車的錢都沒有。」於是我們就要幫助他們。
這兒有我的位置。我感到有人需要我。感到為人所需是很重要的。十三年來，我不認為上帝和我走的是一條路。（笑）我確實覺得自己在他眼中是一個又大又胖的「零」。我之前從沒想過自己能在這世界上找到一個容身之地。可現在……
如今很多人不能感到自己為人所需。他們天天去上班，變成了一個空殼。比如那個填表格的女士。她把表格填得那麼順手，以至於你說什麼她完全聽不到。你可以坐下來肆無忌憚地跟她說最無恥的話，可她只是繼續在那裡填表格。
她問我有什麼信仰，我說了些混話。可她說：「把那個詞拼出來。」她問我的種族，我說是黑人。她就這麼寫上去，因為她不肯抬眼看看我。她對我視而不見。
看看十三年前我的生活，再看看現在，真是難以想像。我沿著那條街走著，帶我兒子去看病，有個人從旁邊經過，叫我「羅茲」。我轉過身，看看他，說：「薩姆。」我七年沒見過薩姆了，真是出人意料。我們聊了幾句，他告訴我厄普頓正在運行的項目。感覺這個項目是非常現實的。哦，這是件我能做的事。他說：「來吧，來看看。要是你喜歡的話，這裡能有你一個位置。」就這麼簡單。我對他說，這就是命運。（笑）
我沒上完八年級，學校就把我踢了出來。我並不想走。我學到了什麼？我會讀會寫，會做加法。其他還有什麼呢？那裡毫無挑戰。我考試得到那些分數又有什麼用？他們只會叫你順從一致，宣誓效忠國家，信任那面國旗，唱什麼「上帝保佑美國」。
我永遠忘不了丘克叔叔給我們講什麼是美國時的情景。有個叫尼奇的傢伙，說不想參軍。天啊，我想當時起居室裡就像開始了一場戰爭。我叔叔朝他大吼大叫，說什麼從飛機上掉下來、挨槍子之類的。那個尼奇坐在椅子上說：「我就是不想參軍。」他們說他是共產主義者。他們說：「你怎麼了？孩子，你十七歲了，就應該上戰場，到時候了。」然後我彷彿看到人們轟然倒地，感到炸彈會隨時落下。他們喝了幾杯。我們看著那孩子，等著我父親和叔叔從兩面夾擊揍他。他只是坐在那兒搖著搖椅，說：「我不想做那些事。」「你必須要做。每個年輕人都要做。你得長大，成為戰士。」可之後我發現丘克叔叔服役期間根本沒上過戰場。戰爭期間他一直在彈吉他。我父親倒是得了紫心勳章。（笑）
他們告訴他必須要為國家而戰，這樣才能抵抗共產主義，否則他就是共產主義者。我們坐在沙發上，等著看他被圍攻。看樣子，那些人要麼把他弄死，要麼把他踢出房子。他們喊著：「我看著我朋友在自己身邊死了。」他說：「我不想讓我的朋友去送死。」他們說：「你怎麼了？朋友們不能怕死。你得去參戰，你這個共產佬！」他對他們說：「我不知道共產主義是什麼。」他們告訴他：「這個我們懂。查查卡爾·馬克思就行，他會告訴你共產主義是什麼。」於是他們都跑去查百科全書。他們要找到卡爾·馬克思的條目。那孩子只是坐在搖椅上搖啊搖。
他們找到了卡爾·馬克思的條目，把那幾段話讀出來，說：「你明白了嗎？」他說沒有，繼續搖著搖椅。我從他們背後看到他們讀的是什麼。我看到了卡爾·馬克思的照片，哦，天啊，他長得很像丘克叔叔。「安靜點，安靜點，」尼奇說，「他們會連你一塊轟炸的。」我們非得把那傢伙弄出房間不可。我真的覺得他們會把他打死的。那個晚上真是詭異。
美國是什麼？你說給我聽聽？它指的是有一個車庫兩輛汽車，兩個半孩子，樹木都長得一樣高嗎？
我想著二十八歲時要重回學校。這樣的話，如果今後我不同意某些人的看法，就更有能力跟他們比試一番了。我不是說我受教育是為了獲得成功。但我也不能甘願一無所成啊。
學校把我趕出來了，我成了一個麻煩。如果你不按別人說的做，你就是個麻煩。我們只會把問題兒童塞到這個機構或那個機構，然後就能眼不見心不煩了。我們用不著每天都為他們操心。我們已經消滅了這些問題。
我記得肯尼迪總統遇刺那天，我照常去了精神病院。一個大房間裡的差不多一百人看著電視上的總統葬禮全都在哭，卻意識不到自己為什麼會哭。有些人在房間裡走來走去，試圖弄明白其餘的人為什麼哭。我們孤立無援，只擁有彼此。我們有屬於自己的一個小美國——這裡有一百個瘋子。我覺得外面也有很多瘋子走來走去。他們說自己是清醒的，但並非如此。
我見識過有史以來最瘋狂的司法制度，就是所謂的少年法庭。法律的規定程序在那裡不存在。你沒有為自己講話的權利。他們派一個辦案員替你講話。沒有人問你任何問題。他們只是互相交談。
你的罪名是：屢教不改。我們把問題放到一邊，直到這孩子長到二十一歲。如果那個問題兒童十三歲，這中間的八年怎麼辦？就是當那個問題而已。在公正的名義下，我們持續在瘋人院裡做著這樣的事。我們告訴他們：待在自己的地方。如果有人反抗，我們就罵他一頓。我們給他們貼上標籤定罪。
我家衣食無憂，但從來不談上大學的事。錢是不花在這上面的。主要的任務就是念完高中。他們從來不談論國家大事。我和母親針對越南戰爭有過一場大爭論。她說：「整件事是有解決辦法的。」問題小孩？把他送走。問題國家？把它轟炸到大海裡了事。
我的工作是做顧問。我是沒有頭銜的。我也不想要頭銜。我們有一對夫婦的案例。他們倆都去上學了。他們有兩個孩子。人們說那個父親應該去幹活，而不是上學。他們都靠福利金生活，那個男人沒接受過任何技能培訓。我們想做的是給這個人足夠的錢來生活、養育孩子，同時還能上學。他有自己的夢想，對於家庭也有夢想。你能從人們的臉上看出來。他們一直聽別人說自己的夢想一文不值。你看到他們回過頭來重新開始，就想幫助他們堅持下去。我們的體制卻說：不行，他是個勞力，讓他去幹活。
他說英語有困難。他是說西班牙語的。首先你得解決這個問題，他並不笨。只是語言問題而已。我們這兒有個了不起的律師，她做了很多工作，抓住那些人的立場，把他們擊敗了。這對那對夫婦和他們的兩個孩子來說意義重大。我們給了他本來就該得的東西。在此之前我們奔走了八個月。我沒法描述那種感覺。真是興奮異常。我們都高興得飄飄然了。
十三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你時，人們說：「看，那就是羅茲，幫派頭頭——她可不是省油的燈。」
我從問題兒童的頭頭變成了解決問題的人，對吧？（笑）一段漫長的路途啊。那時我已經絕望了。我會待在那個地方，嫁給一個人，他打我，而且酗酒。我會生一大堆到處亂跑的小孩，有時候餵得飽他們，有時候餵不飽。本來可能是這樣的。假如我有個每天都出去幹活，每月只打我一次的丈夫，我就不該抱怨了。
我遇到洛佩茲的那天，剛剛拿到高中畢業同等學歷證書，有資格按自己的選擇去上大學。我參加了那個考試，因為在那個工廠幹下去我是不會開心的。有一天我醒來，已經五十歲了。我會說：「哦，天啊，我已經做了九千塊糖了，我一點也不開心。」
最近我母親對我說，她為我驕傲。我等了二十九年才聽到她這麼說。我對她的理解比過去深刻多了。我現在不和她鬧彆扭了。她卻自己和自己過不去。她總覺得自己的工作就是生兒育女。忽然間工作都完成了。什麼都沒留下。她醒悟過來了，在五十二三歲的年紀說：「誰還需要我？他們都長翅膀飛走了。」她和我父親非常關心孩子，但不知道該怎樣做。她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幫幫她。情況真是來了個大轉變。
她內心有許多恐懼。我覺得她害怕的很多東西源自她自己。其中有孩子的問題，她不知道怎麼對付他們。其實主要是一個孩子的問題，具體來說——就是我。也許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希望的東西。那是某種力量，但她又害怕這些東西。我母親不好鬥，她是個性格安靜、只會幹活的女人。她害怕那些反抗的人。我想，人生第一次，她學會了質疑。
我們長大的過程中學到了很多偏見。黑人都站在一邊，拉美人站在另一邊。我們的街頭幫派，他們的幫派。我們知道自己的地盤應該在哪一片。如今朋友們把這些都學得太好了。有個姑娘是我的小學同學，我看到她結婚、離婚、再婚，生了四個小孩。我告訴她：「你可以擺脫出來。」她說：「我做不了你做的事。我不夠好，不夠聰明。」人們說，他們不夠好，就永遠遊手好閒。他們的家長、警察、學校、鄰居都在窗外喊：「喂，滾開這個街角，你不屬於這兒。你們這群廢物！」他們這樣長大，相信了這些話。我如今遇到一些人，很想搖著他們的肩膀說：「你不是非得相信那些話。」
還記得你十四歲寫的那首詩的最後兩句嗎？
記得。（輕輕地說）「如果我只為自己而活，我又算得了什麼？」我認為大家是聯繫在一起的。我想必是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找到了與我密切相關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