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吉什與湯姆·吉什
這裡是肯塔基州的懷茨堡。他是《山鷹》報的編輯和出版人。這份報紙在這個州的東部有龐大的讀者群。她是他的同事。
「我認為許多報紙犯的錯誤是低估了讀者的智慧。」
他贏得了為「促進出版自由」設立的約翰·彼得·曾格獎，以及為「新聞工作中的勇氣」設立的伊萊賈·洛夫喬伊獎。
十一月的晚上，我們驅車經過煤礦谷和棚屋地區。那是靠近弗吉尼亞州邊境的采煤區。「在肯塔基東部，一年有九個月季節分明，和其他地方一樣美好。到了冬天，此地卻是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濃霧瀰漫，人們永遠看不到太陽。現在煤礦的污染不像過去那麼厲害了，但出現了洛杉磯那種汽車污染。」
從列剋星敦的藍草之鄉出發，沿著帕克微山的清涼地帶行進，穿過瀰漫著秋日氣息和色彩的丹尼爾·布恩公園，一路來到這個村子，真是絕妙的經歷。
在低矮的山谷下方，我們能看到殘留的人類生活遺跡。「這地方叫塞谷，是一座屬於東南煤礦公司的小鎮。我是在這裡出生長大的。我父母在1917年從肯塔基州西部的穆倫堡縣來到這裡。約翰·普萊恩寫過一首歌【219】，就是關於這個的。」
「父親從最低等的礦工一直升到了公司的頭頭。」他指著一座只剩下框架結構的建築，「我就是在那座房子裡出生的。我父親當礦工時住在那裡（笑），當上工頭後搬到了那邊。」（笑）他指了指高一些的平原，「他變成礦上的指揮之後，我們從山裡搬出來，住進了鎮上最大的房子。」（笑）他指指更高的一片地方。
一家花店很突兀地出現在這片被遺棄的地區。它還營業嗎？抑或僅為喚回早已消失不見的美感？
湯姆：我在塞谷度過了很多美好的日子。你認識鎮裡每一個人，走到哪裡都很受歡迎。我們有鎮裡唯一的汽車和電話。電話和汽車直到四十年代早期、二戰結束後才普及起來。
帕特：當領導的總有汽車和電話。
湯姆：我父親很大程度上站在工人這邊，他非常支持工會，儘管工會從未真正瞭解這一點。我一生中只看見我父親哭過兩三次。其中一次就是煤礦企業工會解散的時候。一場鬥爭開始了。肯塔基州東部礦工聯合會的解散只是前奏。他對煤礦主沒有幻想。在六十年代，工會一解散，你就得為了兩三美元下煤田。常常一星期要工作四十個小時，拿的還不是實得工資。
在塞谷，法律和秩序佔上風。如果你或某個礦工不守規矩，就會變成社區的問題，後果是被驅逐出社區。（笑）搗亂的人被封殺出局。有個工會組織者是三K黨成員，他出去到處打擊壞女人。
工人鬥爭期間，我記得我曾讓父親藏在舊車庫後面躲子彈。我們很確定自己就是射擊目標，因為他是公司負責人。那是五六十年代的一段騷亂時期，工會遭到破壞，國民警衛隊被叫來了，軍隊接管了縣政府。
我沒想過成為報紙出版人。可事情就那麼發生了。1947年，我從肯塔基大學畢業，為法蘭克福的合眾社工作。我在那裡待了十年，回到家鄉。我的家鄉與其說是個地方，還不如說是個小地區，就像是這個州的私生子一樣。它不大像一座煤礦，倒更像一座山。人們在向西跋涉時常在這裡歇歇腳。這裡正好位於荒野公路上。住在這兒的人多數是個人主義者。他們喜歡孤獨，喜歡打獵和釣魚。這些人都是來當僕役的英格蘭異鄉客。
我們本來可以辦成一份公司官方報紙的。有時我們在想，如果公司吸收、接受我們，而不是反對我們，事情又會是怎樣？我們本不想當挑戰者。我們確信自己會成為公司的一部分。我仍然想不通，我們為什麼不是公司真正的一部分。（笑）
帕特：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報道政府發生的事情。這裡的人並不知道公共機構理應對公眾開放。財政法庭做的第一件事是就私下表決進行投票。（笑）
湯姆：我們被禁止參加財政法庭會議，禁止參加學校董事會會議，禁止參加一切公開集會。（笑）真該死，我覺得他們當真沒發現政府是一個公共機構。
帕特：最近五年這幾個小鎮才歸屬到公司名下。過去一直是少數人管理的封閉社會。
湯姆：最初幾年，我們一直在嘗試重新推動車輪，恢復出版自由和我們生存的權利。戰鬥仍在繼續。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我們失掉了大多數廣告機會。
帕特：我們的報紙也承接一些印刷業務。他們威脅我們的首要方法是，如果我們報紙上寫的東西他們不愛聽，他們就要撤走這個縣的印刷業務，而這是我們的主要業務。我們幾乎要破產了。
湯姆：我們之所以能生存下來，完全是靠我父親的威望和財力。他出錢讓我們吃飽肚子，給我們交電費，讓我們勉強為生。
起初，我的父母不理解我們。讓我個人感到欣慰的是，他們去世前都已能理解並支持我們了。這對他們是很不容易的事。他們的終生好友常來找他們說：「你們能說服湯姆別幹這個了嗎？」
頭幾場戰鬥之一，是關於縣圖書館的。我們有三千冊破破爛爛的舊書儲藏在棚屋裡，那肯定是你見過的最可憐的所謂圖書館了。財政部決定讓我們放棄所有這些，找了一套虛偽的托詞。措辭極其愚蠢，我們在報上直接引用了過去。嘴上說是一回事，看到那些話登在報紙上就是另一回事了。
另一件事是關於醫院的。最終商界和政治家都對我們很惱火。1965年，礦工聯合會連續建了十所醫院。其中一所就建在這裡——所以仍會保留一些公司的醫生對吧？那些醫生認為工會醫院把醫藥事業社會化了。他們不僅在當地指責這一做法，還把事情鬧到了州議會和肯塔基州醫療協會。他們堅持認為礦工聯合會沒有建立醫院這一自由選擇權。
湯姆和工會的幾個年輕醫生去法蘭克福為醫院問題進行遊說。
湯姆：當地醫生是反工會的。他們極盡所能想把工會醫院關掉。所以他們對我們很反感。
礦工們用懷疑的態度對待我們，因為我是大名鼎鼎的煤礦公司領導的兒子。他們的懷疑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取得他們信任的過程非常緩慢，差不多花了二十年。這個地區的事情變得越來越棘手了。1957年發了一場洪水，肯塔基州東部的一切毀於一旦。煤礦工業幾乎面臨著徹底崩潰的窘境。從前每星期開工三四天的煤礦變成了每星期只開工一次，甚至根本不開工。很多煤礦關閉了。1961年，我們差不多陷入了大饑荒，而且沒有任何舉措來改善局面。我們自己也處在崩潰的邊緣。
人們在懷茨堡的街頭要飯，乞求衣服和看病買藥的錢。我不認為國家其他地方的人們知道這裡發生的事情。觸動我的轉折點是，我遇到一個全身散發著惡臭、死亡氣息和爛肉味道的婦女，她拿著醫生開的條子，上面寫著如果她想活下去，就必須做手術。她有糖尿病，必須把雙腿截掉。她在懷茨堡的大街上遊蕩，希望討到足夠的錢來做手術。
我們意識到必須做點什麼。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必須知道肯塔基州東部的糟糕情況。後面的幾年裡，我們所有的業餘時間都花在帶著十幾個來訪記者、作家和政府官員到處參觀上了。這麼做的感覺就像犯罪一樣。過去此地人民的自尊心那麼強烈，而展示這裡的種種問題，簡直是滔天大罪啊。
帕特：過去沒冒犯過的人，後來都被我們冒犯遍了。（笑）
湯姆：任何人我們都沒放過。（笑）
後來，大約四年前，我們的房子著火被燒燬了。我說不准我們是否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我們知道是誰縱的火。州里的警察告訴我們，他們相信我們是一個全鎮範圍內的陰謀的受害者。他們在法庭和市政廳的所有談話對像幾乎都從縱火發生的那天起就知道是誰幹的了。可他們卻保守秘密，掩蓋真相。調查的結果是逮捕了四個人，給一個人定了罪。
帕特：整個審訊過程中，懷茨堡市長都和那個定罪的城市警察坐在一起。（笑）
湯姆：我們在鎮裡的日子並不好過。人們都希望我們搬走。我們和他們的關係很尷尬。讓我和帕特特別傷心的是，鎮裡都沒有人過來對我們說，他們為我們的房子被燒掉感到難過。他們完全不想幫我們。我們遭到指控說是我們自己燒掉了房子的那幾個月，他們只是站得遠遠地冷眼旁觀。那些人其實什麼都知道。這真的很難讓人原諒。
鎮上的一千兩百人中，有三四百人是醫生、律師、工程師，等等。按受教育程度來說，他們不會是主張焚書的人。我認為他們恨我們，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辦而已。可如果其他人對我們下手，他們絕不會反對。
帕特：我從小就相信上帝和天堂，相信世上的一切是完美無缺的。長大後，我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受到的刺激不小。
湯姆：但我們活了下來。我認為我們和哈利·考迪爾【220】互相拯救了彼此。如果換一座山區小鎮，大家的處境可能就會更艱難。
帕特：這座小鎮的好處是，它足夠小，你能對情況有所掌控。你知道哪一方的勢力如何。
有段時間，我一回家就發火，踱來踱去地說：「我們再也不能在這兒住下去了！」湯姆靜靜地聽著，不說話，全是我在說。等我閉上嘴，他會說：「你願意去費耶特縣幫那兒的人弄弄新的下水道系統嗎？還是你有別的地方想去？（笑）當然了，我們沒有別的想做的事，所以我們還待在這裡。我們不認為自己是十字軍。我們所做的只不過是我們理解中一份好的報紙應該做的事。
湯姆：我認為許多報紙犯的錯誤是低估了讀者的智慧。結果他們寫了很多廢話放在報紙上。我倒是假設，如果一個內容讓我感興趣，別人也會感興趣的。我們的兒子每到夏天就到煤礦和那幫老前輩一起幹活，他告訴我，每星期至少有一天，他們會互相討論在《山鷹》上讀到的內容。（笑）我們知道，這份報紙可讀性很強，值得探討一番。
我快離開的時候，電話響了。湯姆去接，電話另一頭是哈利·考迪爾。他們進行了一次簡短的交談。
湯姆：哈利問我是否還記得，大約兩年前我們寫了一篇關於因露天煤礦滑坡遭掩埋的房屋的報道。他告訴我們，有些家庭提起了訴訟，他們得到了五萬八千美元的賠償，州最高法院至今維持原判。所以說我們有時候還是有影響力的。（笑）我們知道，我們的文章和照片對案子有所幫助。鎮子很小，消息很快就能傳遍，因而能有所影響。
衡量事物有各種不同的方法。很多次我們走在鎮裡最主要的大街上去郵局取信，一路上和來來往往的人們碰面，他們臉上厭惡的表情讓我很難承受。然後你會想：官司贏了，一些小小的勝利也隨之而來。但一切又都互相抵消了。
和湯姆·吉什與帕特·吉什告別之後，我離開煤礦谷，抬頭仰望天空，發現漫天繁星從未像現在這樣明亮過。
鮑勃·布朗
他是美國陸軍後備隊中校，《幸運士兵》雜誌編輯和出版人。
「民主不是免費的。你必須付出代價，有時甚至是血的代價。」
他的辦公室位於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牆上掛著很多簽名照片和勳章——有越南共和國的，也有特種部隊的，還有一份是手寫的越南文，一幅漫畫海報，旁邊的說明文字是：「巴拿馬最好的朋友。」
另一面牆上掛著一把手槍。「這是市面上能見到的CAR-15型步槍，半自動的。我在越南用過這類武器。可以說我是因為行業原因才把它擺出來的。」
他靠在椅背上，腳蹺到桌子上，吸了吸鼻煙。他的眼睛是藍色的，身材精瘦結實，看上去與明尼蘇達維京人隊的四分衛弗朗·塔肯頓驚人的相似。
在我看來，美國夢就是要維護美國在全世界的威望。我對此感到很悲觀。如果讓我來解釋約翰·F.肯尼迪的意思，他是在說：涉及國防問題時，不能有「是否」「但是」「怎樣」之類的猶疑。如果為了維護我們的自由，必須增加國防預算，那麼就增加好了！
民主不是免費的。你必須付出代價，有時甚至是血的代價。有太多人想削弱我們的力量。為了維護民主，你不得不作出犧牲。
我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不幸的是，大多數民眾沒能認識到這一點。我出國看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數人是怎麼生活的。而普通的遊客到了開羅就只在希爾頓酒店待著。
我的童年平靜而無聊。我們常常搬家。我父親是因蘭德鋼廠的工頭，他是個善良、認真、任勞任怨的美國中產者。我母親是教師，進取心強，出身中產階級。她是個特別強勢的女性。如果她年輕三十歲，準能當上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她是個偉大的女性。我們過去常常意見不合，不過現在好多了。
我當過裝甲車警衛，當過私人調查員。有段時間我還當過柔道教練。如今我是個活躍的記者，哪裡有情況就去哪裡。我喜歡冒險，喜歡腎上腺素激增的感覺，或者說，我喜歡讓自己身處危險邊緣。
《幸運士兵》是目前市面上唯一貨真價實的冒險故事雜誌。《真實》雜誌停刊了，《薩迦》雜誌停刊了，《大商船》雜誌也停刊了。我們卻不一樣。我們採取嚴格的編輯標準。我們大力支持民眾的槍支所有權，堅決反對讓民眾繳械。我們把酒、稅和武器局看成美國的蓋世太保。也是同樣的一批人渣在操縱麻醉品領域。他們用各種的非法手段提起訴訟。
我們非常支持軍隊力量，崇拜勇士形象。越南戰爭以來，勇士形象完全毀了。縱觀歷史，勇士是那些能衝到最前線的人，不管是亞歷山大大帝、漢尼拔、愷撒，還是色諾芬，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軍隊統帥。巴頓、麥克阿瑟、約克中士，他們脫穎而出，在戰鬥中表現出英勇的事跡。美國在這方面有悠久的傳統。
由於我們的軟弱無力，我們正在失去越來越多的同盟者。伊朗已經完全垮了。我們正在從朝鮮撤出。我們把台灣也甩掉了。當然，還有東南亞。再也看不到那些只會機械反應的自由派報紙質疑多米諾骨牌理論了。原因何在？因為事實證明這理論是正確的。現在越南和柬埔寨……
我在越南的十四個月裡擔任過三種職務。最初六個月我擔任情報官員。後來我轉去了「綠色貝雷帽」陸軍特種部隊。我管理A營。（他指著牆上一幅畫說：「那是我和我手下兩個人。」）我差不多管著一千號人。他們都是山區部落民。我們有五百六十七個外國僱用兵，他們是蒙塔格納德人或柬埔寨人。一支很棒的部隊，由美國政府提供經費。
最近的友軍在二十二公里之外。我們就像古老的西部堡壘裡的印第安人。我是國防部長、教育和福利部長，又是道路總監和婚姻顧問，怎麼說都行。我對那裡每個人的生命負責。儘管如此，我的官方身份只是顧問，雖然實際上事事都由我掌管。那兒就像個小小的公爵領地一般。
那地方的小日子過得真讓人高興啊。我自願去那裡的原因，除了我的哲學思想使然，還在於我想看看如果有人朝我開槍結果會怎麼樣。一旦搞清楚，我就要還擊了。
審問時，我從來不使用殘忍的手段。我只會問些有深度的問題。如果有人對你撒謊的話，除非他實在老謀深算，否則肯定會有疏漏的。我破過一個案子——你在《是的》雜誌上讀過我那段訪問嗎？我捲入了一場我並沒參與的謀殺案。有個人在我的營內被殺了，我為此好好鬧騰了一番。我通過讓真實兇手講述自己當時的經歷而破了案。他說他從沒帶槍。過了一會兒，我說：「美國人靠近時，你怎麼提醒你們隊的人警覺起來？」他說：「我用卡賓槍朝天上開槍。」話一出口，那人就失控喊叫起來。他這才把實話說出來了。
有人曾經指控我招募僱用軍去南非打仗。關於這個的胡說八道很多。有些狂熱分子就喜歡這樣指控。他們看看雜誌，情緒激動地得出結論：我們在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其實全是扯淡！你怎麼說服這樣的人？沒有辦法，我們只好選擇漠視。
我們登廣告招人做某些風險很高的工作，去當外國僱傭兵、安全警衛、顧問等。我們的確知道有些人就是這樣找到了工作。倒不一定是當僱傭兵——這是個口語說法，現在越來越廣為接受了——而是去執行一些奇怪的任務，說成「使命」也行，要是你願意的話。
當然了，有很多軍人買我們的雜誌。我們的故事是關於英雄的。辦這本雜誌的想法在我腦袋裡轉悠好多年了。故事關乎具體的個人，而非軍隊裡發佈的「什麼團隊做了什麼事」。我們說的是人，出去做了大事的人。
信不信由你，我過去是校園裡的激進分子之一。1957年，我在科羅拉多大學讀研究生。我那年碰巧去了芝加哥，在北區一路買醉，收到綜合學院【221】派發的一些小傳單。我去了那裡，見了那些古巴逃亡者。他們都反對巴蒂斯塔【222】，但也不支持卡斯特羅。我告訴他們我有個朋友是賣機槍的。我那時以為，他們需要槍，就像我需要錢一樣。可我什麼也沒能賣給他們。他們根本沒有錢。他們是典型的只會瞎扯淡的古巴藝術家。
我回到這裡，開始在校園裡組織一場反巴蒂斯塔的運動。我不喜歡獨裁者，而這裡也有些人是反對共產黨的。那時，卡斯特羅被塑造成一個自由派民主人士。我們絞死了巴蒂斯塔的模擬像，還弄了個墳場，把所有的拉丁美洲獨裁者都葬在裡面。艾森豪威爾的顧問阿瑟·拉森來到那所大學時，我組織示威抗議，要他停止向巴蒂斯塔運送武器。
我心裡發癢，想著如果能南下加入卡斯特羅的隊伍，該有多麼激動人心啊。我哥們兒和我到了墨西哥調查情況。我們失去了耐心。我們和「7·26」運動的人接觸。我們作為特種人員在反情報部隊待過。那是在1958年8月。卡斯特羅正要接管政權。我們在那個小旅館走廊裡，有兩個在八月裡戴帽子穿西裝的傢伙走了過來。他們說：「你們最好不要去那邊，否則會有麻煩的。」而我們說：「不管怎樣，我們肯定要去。」
我們沒能聯繫上那邊。革命結束了。我那時二十六歲，想等學期結束了再去，寫一寫權力交接的事。我當時是十足的理想主義者。
我最後還是去了。哈瓦那變成了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各處而來的革命者的朝聖地。我所知的一些美國人在那兒捲進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事情。人們策劃陰謀。我們四處遊走。去哪兒能弄到錢？我那時為美聯社寫各種稿子賺點錢。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遇到了巴基洛將軍。
他帶著西班牙流亡者組成的隨行團來到了哈瓦那。他們一直在進行反對佛朗哥【223】的鬥爭。他計劃著侵入西班牙。這對我很有吸引力。我對游擊戰感興趣就是從這時開始的。那老人腦袋裡裝滿幻想。儘管他是共產黨，卻是個很有趣的人。我為《游擊隊員一百五十問》那本書寫了序言。我還把書翻譯了，花了四百美元自費出版。
1960年我在那裡的時候，卡斯特羅政權的性質已經十分明顯，所以我開始和反革命分子合作。我捲入了——我更願意把自己稱作一個外部觀察者——進攻海地推翻杜瓦利埃的計劃。他是個渾蛋紈褲子弟。事情發生在1966年11月。那真是一場錯誤的喜劇。一切形式的暴君我都反對。
我1974年回到了羅德西亞。我打電話給《薩迦》雜誌說：「有個爆炸性故事，關於在非洲的美國僱用兵，有圖片。」他們說：「我們早對這種事不感興趣了。」我說：「他娘的，你們算得上冒險雜誌？還能有什麼比這更有冒險性的？」我總覺得這種東西會有市場。
第一期出版時，我們有四千四百個訂閱者。那是1975年7月。如今我們的付費發行量大約有十萬六千份。
我們有很多文章是有關武器評價的。我們有篇文章寫一種糟糕的新型槍支。「快把這該死的破槍扔了吧，這玩意兒不好使。」我們有很多讀者，因為我們愛說這樣的大實話。大多數槍支雜誌不會這麼做，因為這樣他們會丟掉廣告。
我們49%的讀者是越南戰爭的老兵。沒人做關於他們的雜誌。他們感受著主流社會對他們的惡意。而我們每期都有一篇關於越南的文章。很多人信任我們所做的工作。從來沒人去傾聽那些人的心聲。他們是尼克松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滿懷悲憤。
我們的讀者中有28%是軍人，16%是執法機關的人，還有——你也許會驚訝，22%是醫生或律師之類的專業人士。買我們雜誌的人幾乎全是狂熱的槍支愛好者。我們的雜誌到處都在賣。
我很確信會有這麼一種人。他從裝配線上放工回家，邋遢的老婆朝他大喊大叫，孩子們也鬧得天翻地覆。他倒一杯啤酒，拿起我們的雜誌說：「我也想去什麼地方當僱傭兵。」他哪兒也不會去的，但有那麼一小段時間，他想要逃離現實。
人們太關心自己的兩輛汽車和足夠的汽油了。如果問題是繼續支持以色列還是擁有汽車，可能有大批的人會說，讓以色列見鬼去吧。我是非常支持以色列的。我欽佩這個民族。我欽佩他們的頑強，欽佩他們不計成敗地為國家抗爭的意願。我欽佩他們快速反應的決斷。襲擊恩德培的行動是在一個星期內組織起來的。我們搞這樣的襲擊要策劃一年。彭！以色列人做到了。我欽佩他們的魄力、膽量和勇氣。
民主不是為那些強大的人存在的。在民主社會，你得找出這樣一個人，他投其所好，使迥然不同、利益衝突的多個群體都支持他。現在沒有一個活著的領袖使我著迷。我喜歡西奧多·羅斯福：他溫和地走著，手裡拿著一根大棒。
我們在國外受到鄙視，因為我們想跟每個人做朋友。人們或許害怕蘇俄，但不會看不起他們。蘇俄人只要看到一種情況對他們有利，就說：去他娘的公共輿論。看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現在誰還會想到捷克斯洛伐克？我們見到誰的屁股都想親兩下。
美國是有史以來唯一一個擁有完備而無可否認的力量卻不加以利用的國家。我們從來都不利用。
我們本來應該做什麼？
美國要用強權維護世界和平。俄國人封鎖柏林時，我會說：「好好遵守協議，不然我們就要扔炸彈了。」我認為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們會贏嗎？
哦，不會。
他們會贏嗎？
哦，不會。
如果有這麼一場戰爭，任何人都無法生存了，那戰爭的意義何在？
你總能找到一個目的。你我這樣有理性的人考慮它是否合理是一方面，但關鍵在於按下紅色小電鈕的那個人腦子裡是怎麼想的。
你小時候是不是頭腦中總有一個高大人物的形象？
我個頭很小。我去踢足球，儘管體重只有50公斤。我沒堅持很久，因為我眼睛近視，手又小，反應慢，而且跑不快。我還參加田徑賽和棒球賽，但沒能進入過任何球隊。這就是我後來去學拳擊的原因。一切全得靠自己。第一場比賽的第一輪我就被人打倒了。所以我喜歡《洛奇》【224】系列電影，還有約翰·韋恩。哦，對了，還有塔肯頓【225】，對嗎？我喜歡那項運動。我真想當一個職業橄欖球四分衛。或者像喬治·巴頓【226】一樣。
詹恩·溫納
《滾石》雜誌在紐約的辦公室佔據了第五大街一幢建築的四個樓層。這裡處處洋溢著輕鬆愜意的氣氛，彷彿成功唾手可得。
雜誌發行人辦公室位於大廈二十三層，能觀賞到壯觀的城市天際線。他三十二歲，看上去卻要更年輕。他坐在一張安樂椅上，露出一副游移不定的神情。
「一團糟是一種生活方式，每個人的生活都亂糟糟的。我們就處在這個操蛋的世界的中央。」
「我們的發行量有六十萬。這意味著有三百萬人讀我們的雜誌。所有音樂界名人都讀。作家和文化人也讀，而且喜歡。因為他們自己也寫文章。這是美國僅存的幾份優秀的報章雜誌之一，可以與好萊塢電影媲美。」
後面走廊的牆上倚著幾輛時髦而輕盈的變速自行車。牆上更起眼的地方掛著伍迪·艾倫和穆罕默德·阿里的照片。這讓出名的人變得更加出名。員工們都年輕親切，一副聰明有見識的神氣。幾個月前，這家雜誌的所有人員和設施剛剛從舊金山搬到「大蘋果」紐約來。
我們問起一位記者他們東遷的理由時，他說：「我們起步的那個地方糟糕透頂。過去硬新聞總是壓制音樂和文化新聞。如今這種情況不復存在了。文化新聞自己站住了腳跟。吉米·卡特贏得總統候選人提名，走進民主黨大會會場前，現場不是奏起了格雷格·奧爾曼寫的一首歌嗎？這是個成功還是失敗呢？」（笑）
我好奇美國夢是否如亨特·湯普生【227】說過的那樣醜陋。我們瞭解這個國家長久以來貪婪的掠奪，以及它是怎樣對待自己的人民的。歷史上冷酷無情的貴族統治只為自己的利益操控世界，相比起來，現在的制度畢竟更好一些，不是嗎？對我和其他很多人來說，現在的生活相當不錯。願意刻苦工作的人、天資卓越的人、願意作出某些妥協的人都收穫了大量回報和滿足感。我寧願生活在美國夢的中心，而不是去做什麼英國夢。（笑）
我從不懷疑這個夢能否實現。我想做什麼都能做到，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總能得到我想要的東西。我五六歲時就辦過一份在鄰里間流通的小報了。八個月之後，1956年或1955年吧，或者是1954年還是1953年？管它哪年，反正我們賺了十四美元。這些年來，直到現在，我一直在做這件事，就像是我的第二天性。我總能獲得成功。這就是我從來不對自己有太多懷疑的原因。
我是在舊金山以北、金門大橋另一邊的馬林縣長大的。我家是中上階級的完美典型。我們那裡是第一批出現的郊區居民點，可以稱作是西海岸的威徹斯特鎮。
我過去常常在晚上蒙在被子裡，打著手電看書。上到五年級，我就把當時暢銷書榜上的所有書讀了個遍。我九歲時就讀了《看不見的人》。開始辦《滾石》雜誌時我就不讀書了。（笑）我總是班上最聰明的那個學生。
到了八年級，我不再去公立學校，開始上寄宿學校。所有電影明星的孩子都去這所學校。前三個星期我簡直目瞪口呆，後來也就習慣了。那感覺就像是早早上了大學。十二歲，你就被扔進學校接受精英訓練。
我第一次知道地位這回事是因為我家有一座泳池。有些人家裡有泳池，有些人沒有。我去念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沒錄取我，我難過了一整天。如今我和哈佛大學有些往來。我們有很多作者來自波士頓。我和尼曼學者【228】談話時常想：天啊，如果我當年去了哈佛，一切就會大大不同了。幾年前我在哈佛商學院演講時也談過這一點。
我進入新聞界，有了一份工作。我連續兩年夏天在舊金山的國家廣播公司新聞部工作。1964年，我為亨特利和布林克利這對搭檔在共和黨大會工作。那年我十八歲。那份工作是很有些特權的。我是部門經理的秘書。會議期間，我連續四天待在亨特利和布林克利的直播間裡，喝他們的咖啡，抽他們的薩勒姆牌香煙。
有些人工作時帶著很強的政治目的，為了地位總要操縱一番，動點手腳。我本來也有可能變成那種人，說不定得心應手。如果我作弊，再加上天生的聰明和魄力，我本來可以變得有權有勢的，不過也可能徹底完蛋。我從來不是當兩面派的材料。
大約1970年，《滾石》雜誌出版的第三年，我遇到了真正的壓力。公司實質上已經破產。我之前的野心太大了。我想：他媽的，我把一切都拋在腦後，順其自然得了。我那時才二十四歲。
我記得有一天，我開車在街上亂轉悠，專等出事。倒不是自殺。我馬馬虎虎地開著傷感小車，心裡想：他媽的，可能有人會來撞我一下吧。我正面臨著失敗，真正的失敗。我之前還從沒遇到過真正的失敗。我沮喪透頂。回頭看看，二十四歲時經歷一份小報的破產並不是最糟糕的事。真是荒謬。這種感覺沒持續多久。那時候我的信心真的被擊得粉碎，需要有人來幫我重拾信心，說：振奮點兒，不就是個爛攤子嘛！我開始振作起來，一點點收拾。
人們都不喜歡失敗。那是真正的污點，尤其是在商界。但商界有太多傻瓜總想把自己的失敗藏起來。（歎氣）我不相信失敗是一種恥辱。我們有好幾個作者都是生活上一塌糊塗的人。我們兩個最好的作者是被別的報紙開除才過來的。一團糟是一種生活方式，每個人的生活都亂糟糟的。
創辦《滾石》雜誌是我的直覺本能。我完全是在搖滾樂革命中長大的。還有高保真音響。我是個高保真音響專家。（笑）我寫的真的全是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我從沒想過去做市場調查或者大規模讀者問卷。我們就是要好好寫搖滾樂而已。拉爾夫【229】和我都是這麼做的。我們從來不會經過反覆揣摩才做某件事。我們只知道這種音樂了不起，觀眾有一百萬之多。
拉爾夫總想讓人們以史為鑒。我有時聽著某段音樂，說，這是史上最棒的吉他演奏。他會說：「哦，得了吧，你聽過查理·克裡斯蒂安【230】的演奏嗎？」他確立了《滾石》雜誌的理念，我把它寫了出來。時間久了，我的經驗超過了拉爾夫，學會了怎麼做生意之類的事情。
人們總覺得我聰明伶俐、受寵過頭、早熟、放肆。高中老師給我起了個外號叫「諾克斯」，也就是「鬧騰死」的諧音。我被逼無奈、待人刻薄的時候並不多。我這個人也非常殘酷，但我不喜歡殘酷。我喜歡開誠佈公地和別人談話，如果這樣對那人有好處的話。年紀輕輕地去解雇別人，擺弄人家的生活，心裡是很不好受的。可如果他們沒法搞定工作，我就只好放他們走。
我們要小心翼翼地使用權力，因為我們的讀者非常多疑，受教育程度很高。他們見過太多赤裸裸的權力互相拉扯同歸於盡之事。我看如今再沒有人能像赫斯特【231】從前那樣僥倖成功了。那時的人比現在天真得多。
至於出點小名這件事，對我並沒有影響。我做這行已經十來年了。一夜成名是很討厭的，有時甚至會讓某些人的小命都玩完。在娛樂圈，你遇到的那些人都是春風得意、赫赫有名。當你讀了太多寫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在紐約，讀了所有那些閒言碎語的胡扯，你的臉皮就一點點厚起來了。從前我看到這些破爛文章，確實覺得很傷心。如今這些詆毀要更上一個台階才能觸動我。
我們的刊物不僅有關音樂，也關乎政治。我是在一個政治氛圍濃郁的家庭長大的。我八歲就看了陸軍和麥卡錫的聽證會。我瞭解事態進展的情況，因為我母親對這件事熱切關注。和現在相比，尼克松當總統時人們的情緒更加容易被煽動起來，政治熱情更高漲。如今的氣氛沉悶多了，儘管權力部門還是陰險狡詐，勢力強勁。也許他們更可怕了，因為他們以隱秘的方式操縱一切。但對著吉米·卡特總是沒法發火啊！這是更可怕的情形。
有種扯淡的言論是，如今的年輕人不再關心政治了，校園裡非常安靜，學生們人人想當牙醫，我可不信這些鬼話。我認為這是《時代》之類的雜誌炮製的另一個謊言。他們蠢到家了，從來不去看看社會最前沿的情況，現在依然不會。他們以為年輕人都退回了消極陣營。太荒唐了。他們非要等時候到了有人給他們當頭一棒才能明白過來。媒體都在熱衷談論生態學，可他們卻看不到另一種暗湧。
嚴肅認真的年輕人是很多的，他們都準備好行動了。人們正在更認真地生活，希望他們的生活與以往不同。另一方面，又有多少人三十歲當了領袖呢？六十年代不是鼓勵領袖的年代，因為當年的時尚恰恰是反對領袖。
至於我本人，我的自信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因為如今做事更容易了。你不是非要證明自己。你只要說「這就是我的感覺，這就是事情發展的方向」就行了。你得處理更麻煩的問題、經手更多的錢，指揮的隊伍也更龐大了。我們就處在這個操蛋的世界的中央。
（他指指窗外的天際線）你看，那邊有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你也能看到美國無線公司和洛克菲勒中心。可以說紐約在金融和傳播業方面是全世界的首都，第五十七街和第五大街的交會處又是紐約的中心，而我們就身處第五十八街之上。真瘋狂。我的意思是說，這美妙極了。
羅恩·麥克雷
他是《麥迪遜報業同人》日報的編輯，三十五歲。這份報紙是在反對《國會時報》的罷工中創辦的，目前這場罷工仍在持續。
「所謂夢，就是要創造你自己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運。」
把美國夢強加在別人身上是險惡的。過去十多年我一直沒太把自己看成美國人。六十年代我經歷了一段和美國逐漸疏遠的時期。
「我在哈佛讀研究生【232】時與來自亞洲和非洲的孩子住在一起。我開始發覺自己更像一個國際主義者，忽略我是美國人這一點。我確實覺得自己像美國中西部人，如果說我相信美國主義，那麼也是有中西部特色的美國主義。」
「我在密歇根州的薩吉諾城長大。我祖父也是辦報紙的。我祖父離開農場，開始沿街兜售報紙，最後成了馬斯基根縣一家報社的編輯。他算是那個社區的棟樑之才。我父親是在他的陰影中長大的。他自己最終也進了報紙行業。他的興趣就在於報道。」
我最早的記憶之一是父親抱著我走進《薩吉諾新聞》印刷間的情景。我聽到老舊的印刷設備在轟鳴。那是一種連續而清脆的大聲撞擊，聽上去挺嚇人的，我尖叫起來。後來我諷刺地說，我本該從中吸取些教訓。
我母親時常發火，因為我父親總是出差。我記得她曾對我說：「如果你要干新聞這行，就別結婚。」我真的幹了這行，我也確實沒結婚。（笑）我是個新聞人，我沒結婚。我覺得自己和報紙結婚了，甚至比牧師獻身於教堂還厲害。
記憶中我總是很喜歡報業人士。我過去常去父親的辦公室，從廢紙簍裡搜尋舊照片，聽記者們站在那裡交談。他們似乎投身於真實的世界中，而且都極有幽默感。我花了九年時間讀大學和研究生，而後必須在當大學老師和做記者之間作出選擇。我最終作出了決斷，因為我記得自己是多麼喜歡那些報業人士。不知怎的，他們的張揚和自負讓我覺得比那些學者更有魅力。
薩吉諾是個中等城鎮。在那兒你找不到能上頭版的多姿多彩的人物。不過跟我父親和城裡來的一些人去髒兮兮的小飯館吃飯還是很開心的。他們爭辯國家的對外政策，或是誰在市政廳又被人坑了。他們中很多人有酗酒問題，我父親常去給他們調解家庭糾紛。我知道這當然沒有什麼田園詩情，但對我來說確實如此。
我還記得小學同學們來我家在電視上看艾森豪威爾總統就職典禮。他當選了，我母親多高興啊！他是她的大英雄。我記得艾森豪威爾坐火車來我們鎮上做競選活動的情景。他是個極其文雅、友善的人，朝為他的到訪放假一天的孩子們揮手。那是段美好的沒什麼爭議的日子。我不記得五十年代有任何惱人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我的父母心神不寧地回到家。有人邀請他們去地下室看電影。其中一部是關於共產主義正在怎樣接管世界的。讓他們不安的是那種極端的表現手法。我父親曾告訴我，在麥卡錫時代當社論主筆是很難的。當時很多人都嚇壞了。我記得自己聽過陸軍—麥卡錫聽證會，但我真的什麼都聽不懂。我那時上四年級。
那時候，好多人都去上鋼琴課，好多人都有大轎車，電視機也是新買的。人人都對電視著迷，什麼都要看，連電視機的測試圖也不放過。那時我父母對社會沒什麼質疑，基本上是隨大流。
在艾爾比奧學院，我很賣力地為巴裡·戈德華特工作。大學第一年我讀了他的《一個保守派的良心》這本書。他對政治有精闢的見解，是我之前從未接觸過的。我被深深吸引了，而如今我認識到那就是自由意志論。他針對個人主動性、國家不干預公民生活的討論在我看來很有道理。我投入了青年保守派的政治活動中。
我記得我曾經作為校報編輯上電視說了些支持戰爭的話。北方的入侵必須制止。我只是裝腔作勢地嘴上說說而已。1965年我去西北大學的梅迪爾新聞學院唸書，思想發生了重大覺醒。
在芝加哥，我第一次意識到世界的差異性究竟有多大。我記得有一次自己搭高架鐵路從埃文斯頓到芝加哥大學。那真是對地球人口情況的一次取樣。在埃文斯頓上車的女士們穿著毛皮大衣拿著手包，在靠近北方地區上車的是阿巴拉契亞山民，接下來是西班牙裔和大混居商業區，之後黑人就越來越多了。這和我之前想像的社會有很大不同。芝加哥是我的革命。它撼動了我那顆天真腦袋裡的許多想法。
首先，我意識到越南是個問題，其次，我發覺保守哲學經常用來證明一些可怕的社會不公正問題的合理性。新聞學院是現實的，要求以嚴峻的目光審視一切。我開始了批判性閱讀，尤其針對越南戰爭和種族問題。我還為此給父親寫信，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思想。
他沒有立刻贊同我的觀點。他保持沉默。儘管我一直把他視為一個極為明智之人，他卻總把自己看得很低。我特別希望他能和我分享那些激動人心的思想。他越是讀我推薦給他的東西，對薩吉諾城的看法就越嚴峻。
他早就知道我們這裡的黑人人口數是州里第三多的。但在我看來，他們就像阿富汗人一樣遙遠而陌生。這座城市被河流一分為二，所有的黑人在一邊，所有的白人在另一邊。黑人居住的岸邊長著奇怪的叢林。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我不記得報紙上寫過黑人的事情。我父親長久以來對這些事視而不見，可現在他卻關心市內的種族主義，開始寫關於民權的文章了。他也寫反對越南戰爭的文章。我們父子倆產生了一種真正的親密，甚至超越了以往任何時候。
有位編輯曾經是我父親的盟友，他轉去了另一家報社。替換他的新編輯開始大力刪改我父親的文章，對他文章中有關戰爭和種族問題的觀點大加質疑。我父親在各個方面得罪了他們，最後他們告訴他，他不能再代表報紙寫社論專欄了，他可以去其他版面以自己的名義開專欄。這讓他極其難受。他一直相信報紙與開化的公眾一起努力，是可以改變社會局勢的。他對民主體制抱有信心，但他不瞭解這座城市的權力架構，甚至連他這家報社的權力架構都不瞭解。
和我祖父一樣，他一直為能代表報紙發聲感到非常驕傲。他真的另開專欄，寫了一篇針對漏洞百出的開放住房法令的文章。第二天那位編輯說：「我們辦報紙不是為了取笑官員的。你去編輯部吧。」也就是說，他不能再為那家報紙寫文章了。
他五十七歲了，已經在那家報紙工作了三十年。所以他拒絕匯報工作。就像是靜坐罷工。他在家待了一個月。他最終是否辭職，我無從瞭解。他沒拿到遣散費，沒拿到退休金，什麼都沒有。他最後去了《托萊多刀鋒報》當社論撰稿人之一。就算如此，那裡還是讓他失望了，因為那份報紙支持尼克松的政策，越來越保守了。現在他已經不寫文章了，為自己的整個經歷感到憤懣。
顯然，他本可以服從上級的指令，寫點輕鬆簡單的專欄。但這不符合我們的家族傳統。我家有一種強烈的蘇格蘭長老會牧師氣質。我認為這就是我們喜歡寫社論，像個主教般自命不凡的原因所在。衛理公會沒有主教，但他們也有很好的社論作家。而且我家還有一種我願意稱之為殉道者氣質的東西存在。
我在嘗試著保留我認為值得延續的家族傳統，但我想擺脫那種致命的、殉道者式的個性。我從來不想像我父親一樣對權力那般天真。
1969年夏天，我加入了《國會時報》。我進入了行業工會，很快又當選了官員。在這一行裡我唯一聽到的議論工會的話就是：五點之後新聞不會停止，你不能打卡下班。真正的專業人士不考慮時間問題。
1970年到1977年我在那裡工作。1972年，一些老員工退休後我當上了新聞編輯。在那段時間負責頭版是很好玩的。我們經歷了尼克松的時代和水門事件。那份報紙一直有著活躍、好鬥的壞脾氣，觀點總是與眾不同。那是全國第一份支持吉恩·麥卡錫【233】的報紙。當時在那裡工作是很愉快的。從技術上看，我仍在為他們工作，只不過現在在罷工。
那份報紙仍歸一個獨立經營的家族所有，不過是作為一個聯合大企業的弱小姊妹分支而存在。真正控制它的是艾奧瓦州達文波特的一家企業。他們試圖大量解雇印刷工人、切斷工資以擊垮工會時，我們舉行了所謂的罷工。
我們的罷工報紙《麥迪遜報業同人》是由職工所有、職工掌控的。我們相信，經營任何企業的最佳辦法就是讓人們自己掌握權力。人人都說這份報紙六星期內就得完蛋。一年過去了，我們還在做。我認為是我父親和祖父身上的那種固執在堅持著。我唯一一次感到害怕是我開始考慮自己是否太固執了，而非收到搜查證的時候。我不在乎明年自己是否還是編輯，經歷這一切就夠好玩的了。我知道自己對權力的態度已經比我祖父和父親現實得多。
我不能理解那些從全國各地來到《國會時報》的年輕人。《華盛頓郵報》派人來審查這些人，看看他們支持工人運動的程度，以及他們是否會跨越罷工糾察線去工作。
這些年輕人開車越過糾察線時，我們有過正面交鋒。我們對他們很好奇。他們是怎樣一種人呢？我們曾經坐下來交談過。他們說：「好吧，你看上去又討人喜歡又聰明，我也是這種人。你有你的觀點，我也有我的觀點。我們為什麼不能做朋友呢？」我說：「儘管我同意你討人喜歡又聰明，但你別忘了，我希望你明天就丟掉這份工作，我希望你離開那家工廠。你改變了力量的平衡，對人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損害。」他們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這不關乎政治，只是職業上的晉陞。」我說，「如果你是煤礦上破壞罷工的人，你會對煤礦安全有什麼影響？」他們看不出其中的聯繫。好吧，他們應該讀讀《麥迪遜報業同人》報。（笑）
他們只是野心勃勃的人而已。美國一直盛產野心勃勃之人。我從未真正當過他們中的一員。像我父親一樣，我相信善有善報。那些年輕人對此毫不在意。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工作。讓我惱火的是，他們怎麼能去一家自由派報紙工作，以進步記者自居？如果他們自己都參與了社會中不公正的事，又怎能看到社會的不公正呢？
為我們的罷工報紙工作的年輕人又如何呢？那些工賊都是一味追求名利的野心家。（笑）他們不是為錢來的。我們也沒錢可給。他們來這裡，是為了接觸一下某種新聞理想。
如今我們可能擁有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民眾。我們擁有解決大量難題的技術能力，不僅是我們自己的難題，還包括世界性的難題。但我仍然擔心，這幾乎是個初期的法西斯時代。太多人的生活中沒有爭論，沒有思想，沒有信念。差不多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一種柔性暴政正在向我們逼近。
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為工人而戰，我沒機會去過我想要的那種生活：生活在巴赫變奏曲、鋼琴、豎琴和撥弦古鋼琴的世界中。我喜歡演奏這些。（歎息）但外面有廣闊的世界……我想我們會再次看到直接的行動。我不確定究竟是誰去做。工廠和車間裡的活動已經沉寂了太久。人們也許都被收買了。我不知道。這是個不確定的時代。我仍舊對做試驗很感興趣，只要哪裡還有燃燒的火苗，我就願意去把它搜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