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麥克勞格裡
他是保守主義核心會議的領導人。這個組織由不滿共和黨和保守黨兩大黨發展趨勢的保守派組成。他們認為應該繼續右傾。
「你不確定自己將會做什麼，但確定有些事是肯定不會做的。」
他住在佛蒙特州科比地區一座自己造的小木屋裡。此刻他正戴著一頂海軍雜役小帽，不安地來回走動。
我曾問過自己，我是什麼時候變成托馬斯·傑斐遜【210】的信徒的。我一直支持廣泛分權，從高中起就已如此了。
我母親去世時，我才出生一個月。十二歲前我是由幾個老太太帶大的。我祖母的住所附近都住著她那個年紀的人。我是整個街區唯一的小孩。我三歲時，伯祖母就教我認字了。我還記得我剛進小學發現別人都不認字時有多麼震驚。
我的生活非常孤獨，終日埋頭讀書。我比班裡別的孩子小一歲，看上去特別瘦小，周圍也沒有小夥伴，平時只好裝懂事。我把大量時間花在思考和閱讀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價值觀。
我的外祖母和祖母一個像耶穌，一個像耶和華。她們都是長老會教堂的中堅分子，一個住在伊利諾伊州的帕裡斯，一個住在密歇根州的龐蒂亞克。我的外祖母真是耶穌式的人物：自謙、自我犧牲、有理想、虔誠，一個真正可愛的人。她去世多年後，人們依然悼念她。我曾經和祖母在龐蒂亞克過了幾個夏天，她固執、正直，強力推行上帝的主張，恪守紀律，注重人格和端正的作風，尊重傳統。總之是個堅強的女人。
我是她倆性格的融合體。每年九個月和「耶穌」住，三個月和「耶和華」住。因為我沒有朋友圈子，也就不會顧及那些圈子的意見。如果有道理，我就贊成。沒道理呢，那很抱歉。
我接受的價值觀不是自己這一代的，而是我父母那代的。所以我的觀點比本人老三十歲。我現在四十歲，但看法就像七十歲的人一樣。
殖民地威廉斯堡【211】在我看來極其迷人，因為我就像一個十八世紀的孩子。我在遊客中心看過五遍介紹那地方的電影，每次看都愛得發瘋。如果不是要治病，我一定回去重溫傑斐遜的時代。
據我所知我家沒有任何造反的傳統。他們都是你們所謂的體面的小資產階級，從不鬧事，本本分分的。我自己也沒有叛逆的想法。人們一直覺得我是模範兒童。
我的生活方式有點不合時宜。我喜歡穿舊衣服，不愛趨炎附勢，也不愛去什麼雞尾酒會。但我行事注重合乎禮節。艾伯特·J.諾克【212】曾說：「有些事保守主義者是肯定不會做的。」你不確定自己將會做什麼，但你確定有些事自己是肯定不會做的。
我一直深知一個人有機會發展自己的才能而不受宗教、政府、同儕或其他什麼蠢笨的權威約束的重要性。這種事最容易讓我發火了。1976年9月，我大鬧共和黨州立大會，因為他們公然操縱提名總統人選。我從後排猛衝到前面，對主席大喊大叫，所有人都嚇壞了。整個會場局勢大為轉變，州立主席強烈反對，後來還是被開除了。
我當然擔心大企業，但這比不上我對政府的擔心。對企業，至少你有的選，不是非買哪家的東西不可，還可以換一家。政府卻可以讓你陷進去。政府能發表長篇大論強制你執行它的決策。通用公司可不會這樣。所以我加入了共和黨而不是民主黨。他們太喜歡搞集體主義和政府計劃了。
我反對消費者協會。它隱含的意思是要別人替你留神。這是一種倒退。抑制了人們自己留神的精氣神。而這是保持一個自由的共和政體的唯一方法。我曾為我在大學裡辦的寄宿俱樂部到雜貨店採購。我帶了一把計算尺，好看看買什麼最合算。
你建議消費者帶著計算尺去採購？
哦，是的。另外，那些不願用計算尺的人可以帶便攜式計算器。上過四年級的人都學過怎麼用計算尺。
一個人，沒有別人的幫助，能反抗大人物嗎？
不是任何人都能辦到。我認為理想的局面是，有足夠多的人能掌控自己的命運和言行，有必要的話，能說出「見鬼去吧！我不幹」。我面對社區企業、小企業、合作性組織、小農場和自由職業者時總是很有氣勢。
我幫忙起草了保守主義核心會議綱領。我認為那份文件相當不錯。其中涉及軍事至上的部分給我找了一些麻煩，因為這容易被當成國防花銷浪費和大型重武器激增的借口。鋪展得太大了，但並不是說我看低了蘇聯的威脅。我對步兵部隊抱有同情，但對超級航母和空軍轟炸人員就不這麼看了。我是「波塞冬-特裡同體系」的堅定支持者。我無論如何也不是個和平主義者。
我是在1966年轉過來反對越南戰爭的。我們給予援助的那些人並不值得我們幫助。總而言之，我寧願西貢政府當權，但還不到派四萬美國人去送命的程度。我看不到這場戰爭的道義所在。任何戰爭都是非道義的。我的確是一個鷹派。東京灣事件後，我和美國退伍軍人團的人一樣氣得口吐白沫。現在我相信這件事是約翰遜總統捏造的。
我無處可去了，不斷地質疑自己的信仰。我歡迎異議和討論。我尋找能挑戰我觀點的人。但目前為止還沒發現有人能成功挑戰我。但我還在找尋。如果不這樣，你就滑落到教條主義的模式去了，那裡的答案都是現成的。
最近十年是我一生中最沮喪的十年。我很少遇到需要我施展全部天賦的挑戰。我在佛蒙特州議會待了四年，從1969年到1972年。那地方是由一個個有錢人組成的。一百五十個人裡只有幾個律師，其中兩個我連交通罰款的案子也不願雇他們來辯護。我以為我能為州議會帶來一些職業精神。但我很快發現在那兒我連能說說話的人也找不到。我的表現越出眾，就越被孤立起來。他們坐在棋牌室，打打克裡比奇牌，講講獵狗逐鹿之類的故事。議會休會時，我就去圖書館。圖書管理員很喜歡我，因為我是她多年裡見過的唯一不止一次來州立圖書館的讀者。我回到家，就打字直到深夜。其他人則到蒙彼利埃酒館客棧買醉去了。
誰也不知道拿我如何是好。我沒有親戚，誰都搞不清我究竟是什麼情況。我就像是坐飛碟「啪嗒」掉到地球上的一樣。每個人都認為我很神秘。不過，任何人只要瞭解傑斐遜，就能立刻瞭解我。我們兩個人沒有絲毫的分別。
我和克魯泡特金、普魯東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在思想上有很多共同之處，都主張打破藩籬、除掉枷鎖、重振精神。我有很多朋友是極左派。他們堅持立場，對社會有很激進的看法。自由主義左派卻值得鄙視。他們既無規矩，也無準則。右派做事是純屬為了賺錢。即便如此，我對他們的尊敬也比那些腦子不清楚的自由主義蠢貨和賣假藥的荒唐政客要多。後者才是最低賤的。不過保守黨內也沒什麼樂趣，氣氛緊張，所以我始終是個孤獨者。
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會寫信的怪人。我打字速度飛快，三分鐘就能寫完一封信。我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想磨礪思想。我最近十年的生活都花在寫信上面。在我死掉之前，我真的需要一個機會來發揮我的特長，會是怎樣一個機會呢？我還不知道。
卡爾·海絲
他為巴裡·戈特華德寫過演講稿，並為他在報紙上代筆寫專欄。1972年，他因抗議越南戰爭在華盛頓被捕。
「美國夢關乎一種觀念：我不必非要聽從世界上某個人的意見。並不是我不關心別人。它僅僅意味著，我為自己說話。」
我們身處西弗吉尼亞州馬丁斯堡。這座房子他是在妻子和兩個兒子的幫助下造的。「還有什麼比住在一座裝滿一切記憶的房子裡更美妙的呢？哪怕你犯過的錯誤也在裡面。這不僅是一座房子，而是一場奇遇。」
他們養了三隻貓，名字分別是莫莉·馬吉爾、瓊斯媽媽和艾瑪·哥德曼。
我是在華盛頓長大的。我母親嫁了個百萬富翁，生下了我。我們到菲律賓居住。我父親的情婦多得數不清，為此她非常惱火。於是她離開他回到了美國，甚至連撫養費也不要。她當起了電話接線員。
我母親帶我去過很多地方。我們走啊走啊，一邊走一邊交談。我們討論過許多問題。我每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就走到公共圖書館去查找答案。我問她時間，她會說：「咱們去看看鐘。」然後我就學會看時間了。我指指某個人，她就給我看格雷的《解剖學》，說：「你研究一下。」我們一本接一本地讀啊讀。她教會我怎樣讀書，這樣就不用回答我的問題了。（笑）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知道答案。我們過去常常查字典。你想知道一個詞是什麼意思，就得去查字典。那感覺就像有個當學者的父親似的。
我十五歲時實在厭倦了上學。她說我不想再去上學也沒什麼關係。但怎麼做到呢？她沒說。我想出了一個辦法，而且奏效了。我註冊了華盛頓的所有學校，然後辦轉學。我從學校登記冊上消失了。之後我再也沒收到過入學通知。
十五歲，我開始為一家廣播電台幹活。我為博克·卡特和小富爾頓·劉易斯的節目寫新聞稿。我還做過一檔智力測試節目，叫《雙倍還是沒有》。
做智力測試節目，你得不停閱讀百科全書。做新聞節目，你要讀新聞速遞。我一直做得挺好，直到有一天我因為無證駕駛被捕。廣播電台發現我只有十五歲，解雇了我。我是個未被承認的神童。我又去了《亞歷山德裡亞報》，之後就如履平地了。我以為自己什麼都能做到，什麼想要的都能得到。我能輕易從一份工作換到另一份工作，因為我確實擅長此道。我步步高陞，速度驚人。
我小時候就想當個共產黨。後來我加入了社會黨。我是當不了共產黨的。謝天謝地，因為當社會黨就夠無聊的了。取而代之，我又加入了共和黨。我認為這是下一個城裡最好玩的遊戲。他們那時還很激進。有很多小企業主，他們反對大企業。他們是被孤立的人，也即反對帝國主義的人——他們還沒有聰明到能運用後面那個詞。我不愛上學，他們也不喜歡學校。我們有很多共同點。之後不久，我去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工作。那是1944年，杜威剛剛競選失敗。
一個人一旦將某件事作為職業，意識形態就退居第二位了。你變成了一個技術專家治國論者。從那時起，能幫我晉陞的政治就成了我所信奉的政治。我會調整自己的政治觀點來適應我的工作需要。如果工作需要我偏袒大企業，後來果然很快如此，我就會偏袒大企業。
我遇到很多富人。我認為他們的日子過得很好。穿著考究，有人侍奉。我有種感覺，就像很多報道富人的新聞人一樣，我覺得自己真心喜歡他們。
我和巴尼·巴魯克【213】坐在同一條公園長椅上。好了，我每週賺七十五美元，卻和世界首富之一坐在一起。這個人一揮手，就能改變一個帝國的航向。那個下午之後，我有什麼想法呢？我認為巴魯克和我真是一見如故。實際上他根本不記得我，但我記得他，對嗎？我希望他能記住我，我也表現得好像他記得我一樣。這些大人物總給我這種錯誤的認同感。這種錯覺大大扭轉了我生活的方向。
我有時候會開車上街，看看那些勞作的人們，然後開始思考：我不過現在這種生活的話，就得變成他們。他們渴望著我所擁有的、我為之工作的一切。事實上，我純屬靠運氣。我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那些東西。那是我母親的饋贈：語言。有段時間我為H.L.亨特【214】工作。我為所有共和黨大人物寫文章。我還為他們做了幾場演講。我覺得自己特別了不起。
那感覺真是無與倫比。當我在白宮工作，在艾森豪威爾手下執行特別任務時，如果我遲到一點，他們會推遲飛機的起飛時間。有幾個月，我上飛機從來不走正門，坐火車也一樣。在紐約有一輛火車隨時為我待命，每個小時都能發車。有一次我乘船外出，特工組織派了一架直升飛機來接我。（笑）這樣生活一小段時間，你就會以為自己……（笑）
你坐車出門的時候有摩托護送。你坐在高級轎車裡，在喧嘩的大街上飛馳而過，透過車窗看到街上的人們都好像凍住了一般。這是有力的一課。我把自己和普通人區別開來了。你坐在豪華轎車裡，手放在西班牙皮革墊子上。你望著自己的手。多可愛的一隻手啊。你望著自己的袖口。多漂亮的袖口啊。袖扣也特別精緻。你的西裝不也剪裁得特別得體嗎？
現在你常說的詞變成了「我們」。（笑）我們想被帶到火車站去。「我們」意味著那個袖扣、那件絲綢襯衫、那雙鞋子，所有那些東西。你是一首交響樂，而不再是一個人。你變成了帝王般的人物。我告訴你，一旦你產生了那種情緒，就會拚命戰鬥。
我相信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當之無愧的。如果其他人也想要，按照我的方法做就行。其他人也確實想要。（笑）於是你產生了防衛的想法。我們要對抗他們。
我為戈德華特【215】工作時遇到了泰蕾茲。她曾問過「戰爭究竟有什麼好處？」這樣的問題。千真萬確，我會說：「如果你知道我所知道的東西，就會瞭解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場戰爭了。」她會接著說：「也許你該給我說說。」我說：「不能告訴你。」
你的全部生活就是特殊情報、特殊權力、離群索居，哦，多麼的虛假。一切完全是人為的、不真實的。也許你以為自己獲得了特殊情報，但有十六個人對你撒謊了。也許他們都知道信息，除了你。也許你以為你和巴尼·巴魯克坐在一起，你就成了他那個階級的人。絕對是胡扯。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在街上看到你，都會從你身上碾過去的。
我為海軍上將阿利·伯克工作過一段時間。他曾任海軍作戰部部長。我為他寫過一些演講稿。我也參與了喬治城大學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216】的建立工作。我們兩個的關係相當密切。我退出政界後，有一次騎摩托車外出，身上穿著人們騎摩托車時會穿的裝束。我在小巷裡等一個人。這時阿利·伯克走進了這條小巷。我沒戴頭盔，就站在那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阿利·伯克徑直朝我走過來，看看我，走了過去。他不知道我是誰。因為我從來不是一個「人」。我總是穿著特定的衣服，說著特定的辭令，那一切都和摩托車、穿著粗藍布工裝褲和黑皮夾克的人沒什麼關係。如果你以為自己在那些特定的場合裡還是一個「人」，那絕對是開玩笑。你只是一個表演者，扮演著一個角色。
一段時間之後，當你變成一個職業保守黨人士，你也就成了一個職業反共人士。這意味著你不僅不喜歡蘇聯，還厭惡、害怕、追捕、騷擾一切自稱有左翼思想的人。但你並不真正在乎那是什麼東西、他們說了什麼。我也陷入了國家的大規模歇斯底里當中。我仍舊認為其中大部分是有道理的。蘇聯現在和過去都是我們的敵人，或許將來也仍舊是。
我在《新聞週刊》任編輯後，又去給《反擊》寫時事簡訊。這份刊物是由三個前聯邦調查局人員創辦的。一些大公司幫他們創建刊物，為的是建立搞清楚人們的政治和經濟上從屬關係的獨立消息來源。這些前聯邦調查局人員懂得怎樣建立檔案。他們知道怎樣處理很多第一手材料。你每天拿一份《工人日報》，從頭到尾讀一遍，將出現過的所有名字製成索引。比方說，在一次請願中，有五百人簽了字。請願的內容可以是任何事，比如保存母乳之類的事。然後你就寫一份時事簡訊：約翰·瓊斯，與共產黨的關係人盡皆知。或是某個同路人，他經常在赤色請願書上簽名。好吧，我猜記下這些會對一些人有用。有用的原因就在於，不管是誰在《工人日報》上簽名請願，都該被轟出這個社會。我真的覺得他們是敵人。
讓我的思想發生動搖的一件事，是貝托爾德·布萊希特之死。那時我正要寫一篇時事簡訊特別稿。我搜集到了所有布萊希特的資料。他的童年時代，哎呀，成年以後，啊，這個布萊希特，一個共產黨，甚至他自己都承認了！哇，真是個可怕的傢伙！我們把關於布萊希特的一切都發表了。不出一個星期，無黨派的報道出來了。在布萊希特的最後歲月裡，他一直對東德政府持有異議。他也許是共產主義者，但不是獨裁主義者。他反對獨裁統治。我感到非常不安，好像自己也參加了對這個人的迫害，而他實際上是個英雄。這是我最後一次為《反擊》寫稿。
我去了美國普萊伍德冠軍紙品公司做總裁助理。為他寫演講稿，做公關工作。那是家很大的公司，在五百強企業裡處於中游。我原以為這家公司是造紙的，結果卻不是。它只關係到對人員的管理。後來我才明白，那些管理人員只是一群企圖保住自己飯碗的傢伙。他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要給普通人還有那些工程師找麻煩。
其他人都在忙著幹活，管理人員卻在算計怎樣壓低人們的工資，怎樣降低成本，怎樣把職工調來調去。日復一日，他們只知道制訂組織計劃。
如果你是由一個瘋瘋癲癲的母親帶大的，她拉著你滿城轉悠，跟你討論各種問題，那你很可能會是個好奇心深重的人。你想知道一切是怎麼一回事。讓我惱火的是，我每天早上很早就來到公司，心裡卻知道這麼做只是為了取悅老闆。其實我沒什麼正事可做。人到中年還要玩這套小把戲，真是特別悲哀。
人們說，一個好經理能管理好任何企業。不管是經營一家焚燒猶太人的工廠還是編花籃的工廠，我看都是一樣的。他們才不關心究竟做什麼呢。
我回到華盛頓，再入政界。在華盛頓，你看不到任何在工作的人，你和他們沒有直接交往。偶爾，你看到一個人在悄無聲息地換燈泡。但那不是真實的人，而僅僅是讓你的生活更便捷的人。他們不允許你做任何浪費時間的事情，因為你的時間是極其寶貴的。喔！想像一下，只要你在華盛頓浪費五分鐘，整個西方文明就轟然瓦解了。我又產生了那種感覺，覺得自己是什麼特殊人物。1960年總統競選活動期間，我深信自己已經超凡入聖了。
1960年，我是共和黨綱領的主要起草者。當時發生了同洛克菲勒的著名妥協事件。實際上沒什麼大不了的，只是裝點門面而已。雙方並沒有真正的分歧。如今吉米·卡特是一個洛克菲勒派的共和黨人。
1960年到1964年，很多事情都變得模糊起來。1964年大選成了我危機的起點。我那時是戈德華特演講稿的主要撰寫人。選舉之後，如果你想繼續當共和黨人，就要和這個人劃清界限，痛斥一番。可我不想這麼做。我不知道究竟為什麼。我之前從沒做過什麼尊重原則的事，因為我只對前途感興趣。但我喜歡戈德華特。在我看來他是個很有魅力的人。所以我決心忠於戈德華特。我繼續為他撰寫聯合專欄。不過我也確實不得不另謀生路了。一切都亂了套。但我是個樂觀主義者。
我仍然認為我們的國家是健康的，人民是健康的。的確有一大批人服食安定藥片，但這並不代表所有人都是如此。人們依然互相幫助。真正的美國夢存在於小鎮中，存在於在城市裡熟悉的社區或是城鎮會議中。它關乎這樣一種觀念：涉及我的生活時，我不必非要聽從世界上某個人的意見。並不是說我不關心別人。它僅僅意味著，我為自己說話。
城市的社區可以自力更生。居民們可以團結起來，重建社區。我認為這些事在城市內外都在發生。大型農業企業正在面臨水、石油化工產品、廢料等自然條件的限制。家庭農場則是高產的。如果你居住的那片土地都不歸你所有，那我以上說的就都是廢話了，一切都行不通。我們必須開始討論一些重大的改變。比如礦產資源的所有權問題。我不知道為什麼西弗吉尼亞的礦工能忍受棕櫚灘的人擁有他們為之勞作的那些資源。為什麼呢？這說不通。我知道那是合法的（笑），但合法的不一定就是正確的。如果那些礦井是靠手腕操縱獲得的，為什麼不能通過另一種辦法重新得到它們？那些礦井都是由頑強的開拓者建起來的，但企業是由那些一輩子沒動手幹過活的經理人開辦的。
這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我能理解為什麼多數美國人一聽這個詞連腳趾都蜷縮起來了。組織群眾政黨之類的話全是不切實際的胡扯。他們需要的是社區。如果你想浪漫一點，叫它共產主義也可以。但我不認為它必須得貼上標籤。那是美國人一起工作、相互合作的一種方式。建起穀倉之類的什麼東西。
我加入了世界產業工人組織。哪怕對我這種最老派的保守天性而言，這個組織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因為他們指出為工資而工作是一種糟糕的處境。為工資而幹活，你就永遠是半個奴隸。要想獲得真正的自由，你必須成為企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