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 治
詹姆士·阿佈雷茲克
他是南達科他州的參議員。他已經決定不再競選連任。
「我對美國夢的看法十分悲觀。只要少數人擁有壓制多數人的權力，這個夢就不會實現。」
這是一個星期六下午，1977年萬聖節的前兩天。我們身處他在華盛頓的參議院辦公室內。他和俄亥俄州議員霍華德·梅岑鮑姆為反對撤銷控制油價的法案已經舉行了十三天阻撓議事活動。
如薩姆·雷伯恩【192】所說，如果你想勉強過活，就得隨大流。這是此地多數人的生存哲學。這裡很少有人堅定地支持某樣東西。他們很把民意測驗當回事。民意測驗沒什麼錯，但一旦你開始算計那些小問題時，事情就變味了——我做這件事會討人喜歡嗎？我怎樣耍個小花招躲回家避開麻煩呢？這裡幾乎沒有人不害怕捲入麻煩，任何麻煩都算在內。
他們害怕全身心投入，因為外面總好像有個人形怪獸給他們找各種麻煩。對他們來說，任職本身比任職期間有何作為更重要。與其說是政客，他們更像是技術專家治國論者，不管走到哪兒都要瞭解民意測驗的動向。
他們身居高位，算計得如此精細，技術上如此巧妙，以至於忘記了公眾真正需要什麼。公眾才不需要聽那些廢話。卡特【193】跑到國家電視台說：我們必須作出犧牲，因為有一天我們的資源將會耗盡。見鬼，這誰都知道啊。資源是有限的。為什麼總是那兩億人民作出犧牲，而不是最上層的五萬人犧牲？公眾不瞭解能源計劃的細節。那太複雜了，不過他們能感覺到其中有問題。
公眾並不是野蠻瘋狂的。公眾欣賞獨立的頭腦。去過南達科他州的每個人都會說：「像麥戈文和阿佈雷茲克那樣的兩個人怎麼能在那個保守的州當選呢？」事實上，人們瞭解政客的個性。我們站起來說：「也許你們不喜歡這樣，但良心告訴我們要這樣投票。」你知道嗎？對此，他們是欣賞的。
參議員和他們的選民之間的雙向對話已不復存在。那些傢伙參加民意調查，上電視，按照民意調查的結果利用媒體展開競選活動。他們不去真的傾聽選民的心聲，不去瞭解選民深層次的感受。
如今，我認為在議會內能完成的事並不比在議會外能完成的更多。你唯一有機會獲勝的只是些無關緊要的事。那些事沒有他媽的一丁點意義。人們說：「你得留下來，你是代表反石油公司的群體發聲的人。」他們以為我是無可取代的。真該死，我們其實都是小兵。一個倒下了，另一個就去接替他的位置。這裡有些人卻以為我們是指揮官而非前線小兵。
在某種意義上，霍華德·梅岑鮑姆和我組織的十三天阻撓議事活動是小兵的一次反叛和接管行為。我們像其他接管者一樣失敗了，但這個問題引起了國家的注意。這就是阻撓活動的意義所在。我瞭解我的同事和外界對我們的壓力。《華盛頓郵報》譴責了我們。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的行政助理皮特·斯塔夫裡亞諾斯將了我一軍：「我勸你競選時，你說不管有沒有你都沒什麼所謂。如果你能阻止那幫渾蛋對放開天然氣價格限制的企圖，那份成就真比你過去八年在國會裡做的所有事都大。」所以我說：「那為什麼不試試呢？」
我收到成百上千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電報和電話。我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與白宮合作。阻撓活動的最後一天，副總統來了，他和大多數領導人一起密謀搞垮了這次行動。
天然氣問題辯論期間，我注意到一件事——埃克森在電視上進行了猛烈的廣告宣傳。你知道廣告投放最多的地方是哪裡嗎？是華盛頓。比全國其他地方更無孔不入。參議員們坐在那裡想：好傢伙，我的選民都在看這玩意兒。這想法開始滲入觀眾的潛意識了，他們卻毫不自知。他們中了廣告的圈套。
我父親是從黎巴嫩來的。1898年他來到南達科他州，對美國相當感激。他本是黎巴嫩一個非常非常貧窮的農民。所以他離開了那裡。那國家很美，但窮得可怕。
到了1910年，存夠了買輕便馬車和馬的錢之後，他買下一個商店。1920年，他又開了另一家商店。大蕭條期間，他經歷了兩三次破產。印第安人也好，非印第安人也罷，他一直為住在那兒的人賒賬。但只有印第安人會把欠的錢還回來。白人從來不還。（笑）他總說：「得確保沒有人挨餓。」
作為一個小孩，誰有夢想呢？我只知道吃。一天三頓。我希望像爸爸那樣當個店舖老闆。我父母都沒受過教育。他們不會讀寫英語，不過他們能讀寫阿拉伯語。我父親是個相當成功的小鎮商人。他最後擁有了兩三家店舖和一座牧場。地點是在羅斯巴德的印第安人居留地。不過不知怎的我還是受到了蒙蔽，儘管我和那裡的人們關係緊密。我想我小時候多少是個種族主義者。我把自己看成印第安人的恩人，用俯視的姿態和他們講話。我那時覺得印第安人比淺膚色的人要低等。直到後來我上了大學，才發現自己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我們一直聽說美國夢是存在的，人們有權得到平等的對待。可我知道那不可能發生。按照那些競選宣傳中的說法，只要你讓那些大權在握的人管理這個國家，你就能嘗嘗美國夢的滋味。如果你讓掌權的人為所欲為，你就不會進監獄、不會惹上麻煩。我覺得美國夢根本就不存在。特權階層能設法通過某項法律來讓他們的需求合法化。他們從別人手裡奪走財產或權利，卻有辦法免受牢獄之苦。不管在城市還是農場，情況都是一樣的。
我很清楚那些石油公司想通過取消天然氣價格管制得到什麼。他們想洗劫公眾的錢包。如果我是石油公司總裁，可能我也會做同樣的事情。我無法理解的是，那些名義上代表公眾的人，我的那些參議員同事們，竟然會坐視不管。表面上我們的政府是由人民的意願經營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的政府是由權力集團經營的，為權力集團的利益服務。如果能落下一星半點好處給老百姓，那就相當不錯了。最多只是零星的好處。
有一天，那些資源都會耗盡的。富足的日子將到此為止。從現在算起的五十年後，你將看到美國與不發達國家不會有什麼區別，只能艱難度日。你將看到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都發生了改變。我們現在的體制僅僅是在貪婪的基礎上運營的。物質充足的時候，這個體制能運轉得不錯。可一旦資源耗盡，災難就要發生了。暴力政治動亂將會發生。我們的體制將發生改變，也許會轉向社會主義。厭惡這個詞和這個想法的人，如果他們的眼光沒有被貪婪遮蔽的話，是能夠改變現存的體制，讓權利分配更加均等，以避免社會主義或其他什麼制度的發生的。否則出現法西斯主義也不是沒有可能。
我對美國夢的看法十分悲觀。只要少數人擁有壓制多數人的權力，這個夢就不會實現。
掌控這個國家的是跨國公司、銀行和五百強企業。它們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追求利潤。它們連合謀都不需要。有多少家銀行需要坐下來討論收多少利息？有多少家石油公司需要坐下來討論如何分配石油、如何收費？它們不需要。
如果美國人真的瞭解真相，他們就能作出更加公平的判斷。你要信任他們，但報紙和廣播展現的只是最表面的事情。在電視上，你很難聽到講兩三分鐘以上的故事。這麼短的時間，怎麼能展示清楚一個問題呢？
門鈴響了。他要在十五分鐘內回到議員席去發言。他歎了一口氣。
我希望看到這樣一個美國，它的巨大權力不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在那裡人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待遇。權力集團想得到不均等的機會。他們在撲克牌上打記號，就算已經比別人更會打牌，他們還是要靠作弊來確保自己不會輸。
也許印第安人一直就瞭解這些。他們早就察覺到了。你知道他們怎麼說嗎？卡斯特是自食惡果【194】。（笑）
傑西·赫爾姆斯
他是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他辦公室的牆壁上掛著關於他的政治漫畫，畫中的內容並非全是恭維性的。他的桌上放著一本巨大的《聖經》。
我們每個人都把童年時代看作過去的美好日子。其實不都是那麼好。只是在我們的記憶中很美好罷了。我懷念我的父母和他們過去的簡單生活。我知道他們的生活可能也不那麼簡單，但我就是情願這麼想。
我猜過去我父親一年能掙的錢不會超過七千美元。他是個警察，後來當上了警察局長。有一段時間，他是我們小鎮的警察局長和消防局長。我家在北卡羅來納州的門羅，我們常說它是在七十四號公路的右側。他不太在乎錢，他家裡人也是如此。我從沒聽他說過他嫉妒哪個更有錢的人。我們都沒意識到自己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有些事比這更重要。如今人們的個人責任感沒有過去那麼強烈了，至少和我的記憶中的過去不同。
哦，我還能記得高中時的校長。他對我的影響比我父親還要大。畢業前夕的一天早晨，他叫了一些學生去辦公室。那時正是大蕭條時代。他說：「我希望你們知道，只要你們願意刻苦工作，就能成為任何你們想成為的人。我能預見你們每個人都能有自己的房子，至少有一輛車，或許是兩輛。」我們都笑了，因為那時沒有人有兩輛車，也很少有人有自己的房子。我想，如果沒有他輕輕推這一把，我是不會去上大學的。
「如果你離開這裡，盡最大努力工作，就會取得成功。如果沒成功，肯定是沒有盡力。別回來跟我哭哭啼啼的。」我們那個四十三個人的班裡出了一個福萊斯特號艦長，他現在在五角大樓任職，還出了芝加哥商會會長、總統行政助理、雷克索爾醫藥公司總裁，還出了幾個，外科醫生和口腔醫生，以及一兩個牧師。這些人都是從那麼小一個班裡出來的。這不是什麼意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校長堅持給我們班每個男生寫信，每月一封。
出發去上大學前的那個夏天，我為農村電氣化管理局挖坑，每小時賺二十五美分，一星期收入十美元。他們扣除十美分交社會保險。我得到九十九美分。
農村電氣化管理局——那不是「新政」的產物嗎？
嗯。我認為生活在今天的美國人幾乎沒有不願意回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時代的。當時有許多人找他哲學上的毛病。羅斯福先生自己從未想到，政府的概念、規模、花費和控制力等能達到如此地步。在艱難的三十年代，政府的公共事業振興署【195】為失業者提供數百萬份工作，如今卻又有數百萬失業者……（他的聲音淡出）
人們叫我保守人士、極端保守人士、主要的保守人士和極端保守反動派。我不知道這些標籤是什麼意思。它們都很有誤導性。如果我把誰稱之為極端自由派——雖然我不會這麼做，也是一樣的糟糕。我認為我們應該停止這麼做，而是根據具體情況來考量。吉姆·阿佈雷茲克【196】——如果真有「極端自由派」的話，我想那就是吉姆。我像喜歡我遇到的其他人一樣喜歡吉姆。他是個討人喜歡的傢伙。也許吉姆和我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不一樣，不同的並不是那個我們希望達成的目標，而是怎樣達成。
我對自由企業制度抱有不變的信念。我從多方瞭解得出判斷，我們這個國家真的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如果我們相信自由企業制度，我們就應該讓它發揮作用。這就是我和吉姆在撤銷政府監管這個問題上站在對立面的原因。但這不會影響到我對吉姆的個人感情。
我不太清楚怎麼表述這個問題才能聽起來不那麼像是在布道。這個國家的創建者們對上帝有著獨一無二的信仰。對我自己而言，日子變艱難之後，我知道該轉向哪裡尋求幫助。這給了我很大的安慰。
我在過去的五年裡去過四十三個州。我看到我小時候人們所重視的個人信仰正在得到強調。我知道我父母是多麼的虔誠。我們會在家裡舉行祈禱會。現在國內這種活動很多，年輕男女都喜歡參加。我們每星期三早上舉行祈禱會。我第一次到華盛頓時，只有七位參議員參加，如今已經有二十五位到三十位了。
人們越來越注重精神，越來越關心這個國家，是我之前從沒見過的。我抱有很大的希望。每天都有四五撥年輕人來到這裡。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十年前的人沒有的個性和品質。十年前我聽到的都是睡大覺、喝酒、鬧事這類事情。現在我看到這些孩子都在渴求一些他們可以真正依賴的東西。這是一種深層次的精神覺醒。他們對政治的理解是十年前的人所不曾有的。
在謝爾比法院大樓的一次小型會議中，最低工資問題得到了討論。一個年輕人站起來說：「你對最低工資問題怎麼看？」我說：「希望在不引起通貨膨脹、不傷害商業的情況下，出台一項法律使每人每小時都能賺三十美元。」他說：「我同意。但是，對那些更急需工作的人來說，不是每一次提高最低工資，梯子最下面的踏板都被撤掉一個嗎？」我認為他說出的這些話非常深刻。
我想現在的年輕人懂得什麼是資產負債表。他們瞭解利潤動機。曾幾何時，這些在學術界是不會得到討論的。如今，看看學生們對待企業製造的利潤的態度吧。很多人認為企業能有50%到60%的利潤。實際上利潤卻只有3%或4%。學生們開始瞭解這些了。他們也瞭解國家債務。他們知道社會保險是指望不上的，他們對政府可能做到什麼和不可能做到什麼有著實際的認識。他們給了我很大希望。
在北卡羅來納州，我曾經以為我會被那些年輕人從台上轟下來。可他們只是對我說：「上帝保佑你。」
丹尼斯·庫辛尼奇
進行這次對話時，他是克利夫蘭市市長。
他三十二歲，但看上去就像二十二歲。
「我相信人應當有職業操守。賣力干、向前看，我的美國夢就是這樣。」
他家是一座獨棟平房，他的太太桑迪正在煮咖啡。除了一架自動鋼琴之外，他家的簡單佈置和這個工人階級社區的任何一家人無異。「我的一些鄰居十年內就要退休了。」牆上有點陰暗的地方掛著一幅傑斐遜的畫像。
我年輕時做夢也沒想過會住在這樣的房子裡。我家人口很多，每添一個孩子，就不得不搬家。因為我們需要更大的空間。我們老是租房子住。我父母從來沒真正擁有過自己的房子。我們每次搬家都是被房東踢出來的。並不是因為我們交不起租金，而是因為我們家人口實在太多了。有時候，我們為了找到住處，要把一個孩子藏到壁櫥裡。（笑）
我們搬家的次數太頻繁了，所以從來沒法和鄰居們建立親密的聯繫。我們總住在鐵道旁邊，工業噪音不絕於耳。有時候我們起床時能聽到拖船的聲音，長長的洪亮的汽笛聲。如今我們聽到的都是飛機飛過房子上空的聲音。
我是七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日子過得相當艱苦。我父親有十三個兄弟姐妹，我母親則有十二個。我們家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少數族裔的《飄》。（笑）
我的整個青春期都用在體驗聚居區生活上了。在這裡長大是艱難的，也是荒誕的。我有大把的時間在大街上度過。五歲時我就自己出去亂逛了。為此沒少挨我父母的罵。我會跳上一輛公共汽車，去城裡看棒球比賽。只要跟著一個成年人進場，就不用買票了。我溜進去白看過好多次。
也有好多次我被人攔住，問：「你和誰一塊兒來的？」我是混街頭的，我的教育都從那裡得來的。我和各式各樣的人交朋友，有黑人，也有白人。還有那些開商店的鄰居，我總是停下來和他們說幾句話，替他們跑跑腿。
我父親從海軍退役後就當了卡車司機。他頗有雄心壯志。他的夢想就是讓兒子們都去當海軍。我弟弟弗蘭克在海軍服役四年，其中有兩年半是在越南過的。我弟弟加裡服役五年，多數時間都待在夏威夷。我父親從來不會頂撞上級。他的上級就是經營卡車公司的那個傢伙。
我一直都受到「要尊重權威」的教育，可不知怎麼的，我總比同齡人更喜歡獨立。我常和老師發生爭執。我是父母兩邊親戚中第一個大學畢業的。我熱愛文學。三歲起母親就教我讀書了。
六十年代晚期，我沒有高中一畢業就去上大學。我工作了兩年半。十七歲那年，我從家裡搬出來，在鋼鐵廠附近租了一套公寓。電影《獵鹿人》【197】就是在那個地區取景的。（笑）我住的那座框架結構的房子正好能俯瞰鋼鐵廠。那景象無比壯觀。一座座煙囪佇立在星空之下的景象，真是歎為觀止。
上小學時，我必須靠擦地板和幫看門人幹活來賺學費。上高中以後，從1959年到1964年，我都在鄉村俱樂部當高爾夫球童。我給醫生、律師、保險推銷員和房地產商人當過球童。我背兩個裝球桿的袋子。他們把這叫作「干雙份」。一天跑四十五個球洞，一星期干六天。在夏天，我有時一個星期能掙一百美元。
我相信人應當有職業操守。工作中自有無限的尊嚴，不管工作內容是什麼。某些人看來不體面的工作，在我看來只是一種謀生的手段。那時，我總是盡力做好每一份工作。賣力干、向前看，我的美國夢就是這樣。
我很早就意識到，相比其他社區的人，我和鄰居們有更多的共同點。我們家隔壁住的是黑人。那裡是混居區。很多貧窮的工人階級少數族裔不得不掙扎著在這個國家的體制中立足，這和黑人的抗爭是一樣的。我試圖向雙方證明，他們的敵人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也許是綠種人吧。（笑）
這座城市是被「五月花號」式貴族統治的。人民卻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直到最近事情發生了變化。我們通過投票箱獲得了決策權。黑人談論著他們的湯姆叔叔【198】，其他各個種族中也都有類似的人物。如果黑人運動真的有一項成就，那就是創造了種族自豪感。
我問自己，為什麼這麼多人都試圖改變社會，而真正的改變卻不大。環顧四周，我發現和我一起長大的那些人都陷入了困境，無法實現他們的願望。我開始奇怪：這該死的是怎麼回事？不管他們多麼努力工作，總是沒法成功。看到這些人被工作累得都要斷氣了，你就會覺得這個國家的體制有問題。
起初，我沒有去質疑社會制度。我沒從全局把事情連起來看。我認為是越南戰爭的問題。我看到有些人從中獲利，同時卻有數以萬計的人為之送命。我的一些朋友也上了戰場，並且陣亡了。這些人是我小時候一起坐校車去上學的老友啊。我開始思考：這件事有骯髒的目的。我最好著手更多地瞭解這件事。
我開始研究城市政治。1967年，我參加了市政務會競選活動。當時我準備好去支持任何能真正代表我們那一帶的人，結果我卻是唯一一個挑戰者。我那時二十一歲。
我挨家挨戶拜訪，瞭解人民的想法。每次我組織的競選活動都是靠挨家走訪完成的。我花了幾個月和人們談話。他們的要求並不多，但一樣都沒有實現。他們的問題可能僅僅是街燈壞了，路面塌方，消防栓漏了，地下室進水了，沒有人掃雪，等等。（笑）
過去那些年裡我拜訪過上萬戶人家。我就是這樣獲得了真正的教育。靠挨家挨戶拜訪。
1969年，我當選了市政務會委員。那年我才二十三歲。我的選區由波蘭人、烏克蘭人、俄羅斯人、希臘人、斯洛伐克人、阿巴拉契亞山區人、波多黎各人和黑人組成。不僅是克利夫蘭有這樣的人口剖面圖，而是整個美國都有。他們在這裡的工廠上班。有些人已經在這個社區住了六十年。同樣的一些家庭，同樣的教堂仍舊在這裡。他們仍舊用波蘭語、斯洛伐克語和俄語做彌撒。有了他們，這個社區才如此生機勃勃。我很喜歡這一點。
人們很奇怪我究竟是怎麼當選委員的。沒有人相信那個老的委員可以被擊敗。他的地位看上去特別穩固。起初，人們懷疑是銀行，或者是公共事業公司、大型房地產利益集團把我送進去的。總之是所有那些收買候選人的傳統贊助者。
我只有很少的錢用於競選。競選用的所有錢我差不多都是自掏腰包，取自我那點不多的存款。（笑）我把對現狀不滿和被忽視的那部分人都團結起來了。
首先，一些年長的傢伙過來找到我說：「你現在成功了，孩子，你要做的就是坐在那個席位上，把嘴巴閉嚴。如果你按我們說的做，有一天你會成為城裡的大人物。」（笑）
我惹惱了一些人，自己卻還沒有意識到。我僅僅是代表把我送進市政務會的人。我不知道我對除此之外的人還有什麼義務。我很快發現有些特別利益集團把市政廳變成了他們的私人領地。一共有三十三個委員，常常是三十二比一。
報紙上全是些矯揉造作的報道。有時他們把我比作毛澤東、斯大林或麥卡錫，（笑）或者希特勒、吉姆·瓊斯。我們的組織被比作紅色高棉或統一教。我們談論的是這個時代的中心議題——財富分配不均問題。但富裕的人不願意聽這一套。
我當選市長之後，正如我進入市政務會一樣，有些人希望我能聽命於體制。一旦我開始挑戰現存體制，克利夫蘭的巨頭們就開始充滿惡意地動用他們在媒體的門路來詆毀當局。我瞭解到大企業都對城市有一套封建的看法，市政廳不過是受他們控制的世襲地盤而已。
1977年11月8日，我當選市長。我發現之前的政府浪費了數千萬美元的債券型基金。他們沒法交代清楚。市政府試圖和幾家本地銀行談判，試圖繼續它們持有的一萬四千美元期票。有家銀行從中作梗，那就是克利夫蘭信託公司。在面臨違約的那天早上，我和市政務會主席，也即克利夫蘭信託公司董事會主席進行了會面，他是個當地商人，也是我的老友。談話立刻轉入了市政府發電廠的問題【199】。克利夫蘭信託公司董事會主席明確指出，如果我把市政府發電廠出售給克利夫蘭電力照明公司，他就可以延長信貸期限，讓市政擺脫違約的困境。克利夫蘭電力照明的最大持股人就是克利夫蘭信託公司。克利夫蘭信託公司有四名成員在克利夫蘭電力照明公司擔任主管。如果我不同意，就別想從他的銀行得到任何幫助。
市政府發電廠在克利夫蘭有4.6萬消費者。市政府發電廠與克利夫蘭電力照明公司在多數社區都是競爭關係，每條街、每戶人家都要爭搶一番。市政府發電廠的產品價格最近十年比克利夫蘭電力照明公司便宜20%至60%，但近年來由於克利夫蘭電力照明公司在管理上的干涉，市政府發電廠的競爭優勢下降了。
自從維爾先生【200】告訴我他的價格，我就下定決心，寧可在財政上違約，也不能在道德上有所虧欠。如果我跟他們合作，把市政府發電廠賣給私營企業，家家戶戶的電費就會自動上漲，而且是永無止境地上漲。印第安納州的韋恩堡放棄市政電力系統的權力後，就是同樣的結果。
布洛克·維爾和喬治·福布斯【201】交談時，我在一旁聽著，心裡祈禱著我堅守陣地是正確的做法。我必須告訴他們這不可以。我覺得他們是想出賣這座城市，正在對我進行敲詐。他們說得很清楚，如果我按他們的意思走，事情就會很簡單。維爾先生說他會給市裡五千萬美元的新的信貸。這樣財政問題就能解決了。我的市長任期會變得輕輕鬆鬆，並且會為未來我個人與商界的合作打好基礎。
媒體開始煽風點火：你為什麼不把市政府發電廠脫手？在一次電視直播節目中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我回答說市政府發電廠的問題是個假命題。它並沒有虧損。它的麻煩可能是由克利夫蘭電力照明公司的干涉引起的。我上任不過一年多，是從上一任手裡接過這個爛攤子的。市政府制訂了計劃來避免違約，五六家銀行已經同意增加所得稅，嚴格控制市政府的開支經費。這就是我當選的原因之一。
我知道，我在拿自己的全部政治生涯冒險。但是你必須立場明確。
公民復決投票在2月27日舉行。投票針對兩項議題：增加所得稅和市政府發電廠出售問題。
我們把志願者組織起來。人們冒著凍雨、嚴寒，在零度以下的氣溫和紛飛的大雪中挨家挨戶拜訪。（笑）我們把嚴酷的事實擺在人們面前。我們沒有許下新的諾言。我們告訴人們，除非所得稅增加提案通過了，否則州里會派來一個行政官員，取消我們的自治權。另外一個市政府發電廠的議題就更複雜了。我們面對著企業想掌控城市的企圖。我們給人們的選擇是：你們想要一個有責任心的民選政府，還是一個不可靠的傀儡政府？
我們本來以1︰2.5落後，但我們創造出一個氣氛，讓人們知道，每個人都有能力改變局勢。最後，我們在兩個議題上都以2︰1取勝。
這在克利夫蘭歷史上是第一次，黑人和白人、窮人和中產階級在經濟問題上團結了起來。而以往他們總是在某些人的操縱下互相為敵。這次卻不一樣。
我對美國夢的看法？這裡不是IBM公司的美國，也不是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和埃克森公司的美國。這裡是佩恩、傑弗遜和薩繆爾·亞當斯的美國。如今兩個美國的界限越來越清晰：一個美國是受各跨國公司發號施令的華盛頓政府，一個美國是城市和鄉村裡感到被排擠的人們。我能預料未來的大變革：人民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對抗對群眾的需求毫不在意的經濟界精英。這種衝突已經在成形過程中了。
美國革命永遠不會真的結束。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我認為一場希望的革命正在到來。我們這個類型的國家能使之成為現實，前提是人們通過投票箱保住政府的控制權，以一種和平的方式實現這個理想。
進入政界前，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有所影響。現在我懂了。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影響力。我認為所有人都瞭解這一點。關鍵在於，你要無所畏懼。
P.S. 1979年11月，克利夫蘭的報紙、電視、廣播電台和企業都聯合起來反對他。他選舉失敗，未能連任。
維托·馬蘇略
他是民主黨的芝加哥市議員，每屆任期四年，這已是他的第七個任期了。
「幹活去！你個游手好閒的傢伙。」
「我參加競選公職二十年，總能獲勝。我七次競選立法機關職務，六次競選選區委員會成員，只有一次遇到了對手。1967年，我以一萬五千票比一千票擊敗了對手。十九年來從沒有人玷污我的名聲，連那些公害人物也不例外。（笑）從1919年起，我真的是唯選民之命是從。」
在他市政廳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他的家庭合影、他手下市議員合影，當然了，也有他和前市長理查德·J.戴利的合影。「他是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重視家庭，有堅定的宗教信仰。」
他西裝左右翻領上各別著一枚萊茵石做的國旗小徽章。「只要我活著，我就戴著它。你敢跟我打賭嗎？我不光把它別在袖子上，不管走到哪兒，全身上下都想別著這種徽章。我為自己在意大利出生感到自豪，但我畢竟來到了這個國家當美國人。如果我想當意大利人，我會待在意大利。我想對任何一個來到美國的外國人說：『要是你對這個國家不滿意，你為什麼不哪兒來的回哪兒去呢？』」
我八十一歲了。十二歲半時，我從意大利來到了這裡，之後一直沒離開過。我上學上到四年級就去工廠幹活了，一星期賺四美元。同時，我去上了五年夜校，學習機械。
1918年，他們讓我這個新手競選民主黨選區區長。一開始我是鬧著玩的。第一場競選，我作為民主黨人得了31票，對手共和黨人得了347票。那個選區的政黨領袖對我說，這是我們在這個選區取得過的最好成績了。之前民主黨人最多只得過11票。1922年，我結了婚。最了不起的結婚禮物就是，我以80票的領先優勢使那個選區成了民主黨的天下。從那以後，再沒有人能與我爭鋒。
已故的戴利市長曾說，我做的事比其他哪個庫克縣選舉出來的官員都要多。他說：「你是怎麼做到的？」我回答：「我愛人民。」我感激這個國家為我所做的一切，而且我不是喜歡蓄意阻撓的人。在這方面，我還是常常教育我那些結了婚的孩子和孫輩們。我有六個已婚子女和十九個曾孫。
我每星期有五天來這裡，有兩個晚上去總部。每一場社交活動和每一件公民事務我都參加。我甚至還去哈佛大學演講。他們想要我去，因為他們知道我講的都是肺腑之言。我們這個國家的問題，自總統到下級，就是不肯告訴人民實情。他們害怕傷害人民的感情。我卻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這挺糟糕的。
美國已經變了，而且改變還會更大。我希望他們不會為了滿足那些蠱惑人心的政客和吵吵嚷嚷的暴民去作出改變。我剛從意大利來到這裡時，每四五個街區就有一個族群：猶太人、波蘭人、波西米亞人、意大利人、愛爾蘭人、德國人等等。我們都必須掙扎著學習美國的生存方式。我們誰也不會來到這裡，然後對美國人說：學學我們在意大利、德國或愛爾蘭是怎麼生活的吧！現在這個階段的社會上卻有了學習外語的跡象。我們要學西班牙語和意第緒語——不，不學意第緒語，也不學意大利語或愛爾蘭語，而僅僅是拉丁美洲的語言。他們不要求拉美人學美國的生活方式，而是告訴拉美人要學會讀寫西班牙語。如今要僱用的人太多了，不管那些人是否足夠合格都給招了進去。他們沒有讓很多人去上學，學習美國的語言。我可不喜歡這樣。
我對「要求」這個詞極其反感。我更喜歡「需求」這個詞。如果人們像太太和紳士那樣行事，我也會以禮相待。但如果他們張牙舞爪，我也會像對待動物那樣對待他們。我才不在乎他們是誰哩！我要一再地讓他們見識見識我的厲害。這不是因為我不喜歡黑人、德國人或拉美人。所有人我都喜歡。但是我不會走進公共機構和企業裡去要這要那、取笑譏諷、藐視法律、發號施令，摧殘人們的生命和財物。我不喜歡這樣。所以我們要奮力抗爭，讓國家文明起來。我們幹得不錯。我們要回到革命時期去嗎？不，我不願回去。我信仰上帝，我喜歡從容友善的方式。
他們請了一個血統高貴的愛爾蘭牧師來到我的選區。他還帶來了一個十六歲的愛爾蘭姑娘和十個黑人、十個愛爾蘭人。我看了一眼這些人，就像二十個魔鬼似的。他們一走進來，我就看懂了他們臉上的表情。一個和牧師一起過來的黑人說：「市議員，我們有一些要求要提。」說著還搖搖胳膊。這個黑人手裡拿著一張皺巴巴的紙。我往四周看了看，說：「先生，在你繼續說下去之前，我要告訴你，你別想在我這個市議員面前提什麼該死的要求，懂了嗎？」那個愛爾蘭牧師說：「市議員，你就這麼和我們講話嗎？」我看著他說：「你閉嘴。你不僅玷污了我的宗教，還玷污了所有的宗教。你和這些畜生來這裡幹什麼？從這裡滾出去！不許再回來。」我大發雷霆，南歐拉丁人的血性又流露出來了。因為牧師在那兒，小女孩也在那兒，惹得我很生氣。我說：「你們這些不要臉的東西，狗娘養的。如果我是靠你們當上的市議員，我寧願不當。但是我會一直當市議員，親眼看著你們死掉、入土。滾吧！別再回來，如果你們回來了，就別想再活著出去。」
他們想修一座公園。好吧，附近的居民並不想要。所以我也不會贊成。很自然，我讓他們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把他們攆走了。
如果有人像太太和紳士那樣走進來，不管他們是誰，我都會像帶著絲綢手套那樣接待他們。如果有意大利人像那夥人那副德行走進來，我也照攆不誤。
在我的選區，只有5%是意大利人。還有波蘭人、黑人、墨西哥人、立陶宛人等族裔。1975年，我還沒決定是否競選連任，消息卻不脛而走。有天晚上，二十個人來到總部。其中有混血人種、黑人和墨西哥人，等等。老天，我以為他們要搞突襲呢。我說：「怎麼了，先生們？有什麼問題嗎？」他們說：「我們就是想來告訴您，市議員先生，如果您不競選連任，我們就每天在您家門前抗議二十四個小時。不會讓您睡覺的。我們不想讓別人在這裡當市議員。」
1919年，我當上了選區區長，同時還當著機械工。1921年，我在縣財務部門找了份工作，因為一旦當上選區區長，是沒法在工廠幹活的。你在政治上要活躍。你要去別人家裡拜訪，要參加社交活動。這就是那些知識分子和空想社會改良家不喜歡從政的原因。他們喜歡通過新聞媒體來操縱一切。
他們就會哇啦哇啦瞎扯。沒有人搭腔。他們自然無往不勝。讓他們來找我，我會騎在他們背上，講話毫不含糊。他們說我們是民主機器。他們不知道靠石油和電力驅動的機器和靠人操作的機器有什麼不同。我和他們過招之後，他們就不再稱之為機器了。
一個靠五六百張選票、三四個街區的居民支持而生存的人知道利害關係是怎樣的。他要確保選民們都註冊登記。他去參加婚禮，參加守靈，哪兒哪兒都要去到。人們有什麼需求的時候，不會去找美國總統，甚至不會去找市議員，而是去找當地的人，找選區區長。而那些知識分子和萬事通呢，給他們十美元，他們連怎麼把狗從狗柵欄裡弄出來都不會。
如今，我們通過了平等住房法令。第二天《論壇報》上就登滿了這方面的消息。原來的法令上寫著：「任何房地產不得例外，任何人不得例外。」我們通過這項法令前，戴利市長派人去找我。我說我不會投贊成票。要把「任何人」這一條拿出去。只用於房地產業就行了，他們有執照。但別把「任何人」寫進去，因為這裡面也包含了你和我。法令因此做了修正。
我們開了會。一個大個子波蘭人站起來說：「能講講你們這些紳士通過的公開法令對我們會有什麼影響嗎？」我說：「先生，這不是公開佔地，是公開住房。」我讀了修正案。他站起來說：「哦，感謝上帝，我們有一個能看清怎麼回事的市議員。」我又對牧師們說：「好心的宗教領袖們，聽我說幾句吧。如果你們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看不到那些不良分子正在摧殘人們的生命、財產、教堂和墓地，那就太糟糕了。這個縣也就要被毀滅殆盡了。」舉座嘩然，屋頂似乎都要塌下來了。結果首先過來和我握手的就是那些牧師。
「不良分子」就是非美國人、摧殘生命和財產的人、蔑視法律和秩序的人。我不喜歡他們。但我接觸過的很多黑人都是絕對的大好人。相信我，我對他們完全信任，敢把一切托付給他們。我有個秘書是墨西哥人，他是個忠於家庭的好男人。有些意大利人我卻也會稱之為不良分子。
我這個人不愛抖機靈。我去給學生演講時說：「只有上帝知道，你們的父母犧牲了多少才把你們送到這裡學習。你們以後回了家，要靠那張文憑吃飯。在美國這樣的國家，這麼做肯定錯不了。但是，我要警告你們。要是你回家說『我有文憑了，這個世界欠我一口飯吃』，那我得告訴你，你將游手好閒、一事無成。如果你不學以致用，文憑也就成了廁紙。」在哈佛大學，他們全都起立歡呼。我對自己的孩子也是這麼說的。
我給你講個意大利人的小故事好嗎？意大利人隔一段時間要回意大利待上些日子，花點錢。有人問：「你怎麼有這麼多錢呢？」他回答：「哦，在美國，點石成金，想賺錢的話真是左右逢源。」所以那傢伙說：「天啊，我也要去美國！我要多賺點錢再回來。」於是他去了美國，在那兒待了兩星期、一個月、兩個月，回來了。他一毛錢也賺不著。於是他每天早上去教堂祈禱：「哦，上帝，幫我找到發財的辦法吧。」有人告訴他得去懺悔室祈求上帝顯靈。上帝會告訴你怎麼辦。結果在他祈求的時候，藏在懺悔室裡的牧師朝他吼道：「幹活去！你個游手好閒的傢伙。」那人說：「該死，要是我想幹活，我就留在意大利干了。我去美國是為了幹活嗎？」（笑）
問題就在於此。很多人覺得這世界欠他們一口飯吃，就是這樣。他們想靠福利金，靠別人的血汗錢度日。我不喜歡這樣。
看看我自己吧。我從沒想過自己能走到這一步。1968年競選後，我和妻子回到了意大利。我們在羅馬一家酒店辦理入住時，接待員看到我的名字，問：「戴利市長怎麼樣？」他拿出一張意大利報紙，上面有我和戴利的合影。你能想像嗎？當初那個十二歲離開意大利的孩子走到今天這地步？
我不是知識分子，也不是百萬富翁或什麼了不起的人。我像剛從意大利來到美國時一樣，是個普普通通的門外漢，所走的路也沒什麼與眾不同之處。起初是上帝，後來連公眾也待我不薄。
科爾曼·揚
他是底特律市市長。
「人們無論做什麼都是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為了理想中的烏托邦。如果你懂得這一點，就能理解什麼是聯合——人人都能得利。這是一切的出發點。」
我父親做過各種各樣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根據退伍軍人安置法案，他成了一個裁縫。他此前當過理髮師和侍者。當時軍隊受到種族隔離法的嚴格控制。他在一戰期間是一名水牛戰士【202】，屬於370步兵團。
「內戰之後，有四個騎兵團被派往西部。第七團和第八團全是白人。第七團赫赫有名，是卡斯特的隊伍。第九團和第十團全是黑人。
「他們的聲望也很好。印第安人把他們叫作『水牛戰士』，因為他們的卷髮都剪得短短的。第十步兵團是和西奧多·羅斯福一起衝上聖胡安山【203】的。是第十步兵團救了他一命，這件事沒有寫進史書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成了水牛師的一員。
「這種事我多是從我父親那兒聽來的。黑人注重保護歷史的連續性，外界對這一點普遍認識不足。記得我六歲時，祖母有一本大書，裡面記載了黑人的歷史。我讀過黑人歷史中的每一件事。關於勞工的書我也讀。」
像很多二十世紀的黑人一樣，我父親是個共和黨人。1929年大蕭條時，他成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狂熱支持者。他把能搞到手的書全看了。我母親是教師。我父親激進好鬥，我母親則相當沉穩。她總擔心我，因為我很像父親。他總是和別人爭論。他個子不大，但我見過他抄起瓶子、剪刀或任何能夠到的東西痛打體型比他大兩倍的傢伙。他一直憎恨白人，直到他遇到一個待他如朋友的白人。那人是個天主教徒。我們都改信了天主教。
我母親在生活中注重整潔，並且要求我們說標準的英語。我是五個孩子中的老大，因而成了幫她看管弟妹的助手。我成了紀律委員，告密的狗腿子。（笑）我是母親的小打手。（笑）
我們是12月23日那天從亞拉巴馬州來到底特律的。我們住在下東區，那裡是當時的主要貧民區。我學習很好，頗為自大。在聖瑪麗學校，我成了童子軍的隊長。有一次我們出去遠足，到一座小島時，我被命令返回，因為我是黑人。這是我第一次真正體會到憤怒。在此之後，我變得很警覺。這也許是我變成激進派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我這輩子受過的冷落和拒絕太多了。
從聖瑪麗學校畢業後，我的成績排在全市前十，獲得了獎學金。有個兄弟會修士走過來，困惑地看著我問：「你到底是什麼人？是日本人還是……」我說：「不，修士，我是黑人。」他拿過我的證書，撕碎了扔到我臉上。我回到了公立學校，從此和天主教分道揚鑣。
1928年是大繁榮的一年，對我影響很大。我那時十歲，給一個裁縫幹活。我一放學就過去，星期六也去，我掃地、送衣服。那條街和你知道的任何一條都不一樣。街坊鄰居都要做些見不得人的事。那個裁縫很不錯，他的裡屋卻在賭骰子。隔壁是擦皮鞋的，是東區最大的撲克牌賭場。沿街走下去有一家佐治亞皮革店，兼賭二十一點。糖果店老闆拉蒂默先生則非法釀酒。
我每星期賺三美元，外加小費。人們那時很慷慨，錢袋鼓鼓的。洗一套西裝一美元五十美分。我拿到兩美元，那人說：「不用找零了，小鬼。」釀造私酒的拉蒂默先生回收舊酒瓶，我跑了十五、二十個地方撿空瓶子，以每個兩美分的價格賣給他。老天爺，光靠賣瓶子我一個星期就能賺九到十美元。只要我安靜地坐在角落裡，就能看他們擲骰子。才十歲而已，我就知道擲骰子的奧秘了。（笑）那些人玩得太好了，受到從南方來的黑人的崇拜。從前南方黑人尊敬的成功典範可是雙手纖細、身著華服的奴隸主。如今那些人也穿得華華麗麗的，有「狡猾薩姆」「快手老黑」這類奇特的名字。有很多人我至今不知道他們的真名。（笑）
所以我聽到的全是這些廢話。那些傢伙看不起工人，把在福特公司上班的人稱為福特的毛驢。這些人會談起工人上班時自己怎麼跟他們的老婆鬼混。這些人給福特公司的工人編了句順口溜：你們養她們，我們睡她們。我學會了他們的某些習氣，但日後又都摒棄了，因為街對面有一家叫威廉斯的人開的理髮店，他有點像馬克思主義者。直到我十二三歲，那些理髮師一直把我當成他們的寵兒，原因就在於我敢說話。他們鼓勵我說話。到我十五歲時，他們已經把我當自己人了。
後來我去上東部高中，是成績全A的好學生。1935年，我畢業了，那年我十七歲。我想當律師。我以為當了律師，就能和種族歧視作鬥爭了。我個人很在意這件事。我讀了很多狄更斯的書。那時我也發現了杜波依斯寫的《黑人的靈魂》。當時所有黑人寫的和關於黑人的書我都看。
畢業前一星期，校長把我叫去說：「我們有四個獎學金名額，兩個去密歇根大學，兩個去城市學院。你可以選擇。」我說，當然要去密歇根大學。他說：「你有工作嗎？有錢付住宿費嗎？」我說：「沒有，我以為有獎學金就有工作了。」他說：「不是的。」我說：「這樣的話，我去城市學院好了。」「太晚了，」他說，「名額已經被人佔了。」我發現去年也有黑人孩子有同樣遭遇。我被騙了，懷恨在心。我幾乎是下意識地開始對社會抱敵對態度。
1935年和1936年，我在福特公司當學徒。我每天晚上都去夜校學習電壓和電流之類的知識。代數是基礎知識，我已經在學校學過所有的數學課程了，所以我的數學很厲害。所有考試我都得一百分。出現了一個工作機會，我和另一個人一起競爭。當時我是學徒班裡唯一的黑人。我那個對手的平均分只有六十二分。但他父親是個工頭，所以他得到了那份工作。
我仍舊去上夜校，幻想未來成為一名熟練的電工。福特公司一個黑人電工也沒有。他們派我去了電機大樓，在那裡我聽說了工會。我常去威廉斯的理髮店理髮，那裡也是美國聯合汽車工會的黑人組織者們常去的地方。他們常在那裡談論哲學，展開大討論，比如：布克·T.華盛頓【204】、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205】和杜波依斯【206】，究竟誰更偉大。
這類思想交流和回擊方式深深吸引了我，影響了我一輩子。這不是突然發生的事情。我並沒有立刻拋棄小阿飛的作風。我繼續到賭博的地方鬼混，做點小手腳。不過我已經處在轉變的過程中。小偷小摸和胡搞亂搞的事都少了。（笑）
我瞭解三類黑人的生活。一類是工人階級黑人，另外兩類是騙子和賭徒。還有一部分中產階級，我後來和他們疏遠了。我父母的膚色都比較淺。在早期，南方黑人的價值是由白人決定的。有一條勸告是這樣的：找個膚色比自己更淺的人結婚，你就能更白一點。這是一種逃避的方式。我反對這種做法，因為我有些最好的朋友膚色很黑。他們是我認識了快一輩子的朋友。我家很窮，不是中產階級，但就因為我膚色淡一點，我本可以被人們接受。有一些黑人教堂，如果你膚色太黑，就不讓你加入。
我進入福特公司和工人混在一起前，以為自己能上大學的，就在那段日子，我加入了一個黑人兄弟會。那是一個勢利而排外的社團，裡面都是些淺膚色的黑人。他們在大學生團體的社交活動中相當專橫。我有一次受邀參加他們的舞會，這標誌著莫大的榮譽。我帶了一個朋友一同過去跳舞，他的膚色很黑。那個黑人社團的成員，我們所謂的精英們，處處採納白人的禮儀。他們跳舞時的動作很僵硬，一點也不自然。現在人們跳舞倒都很自然了。（笑）我朋友在其中跳得最好，玩得痛快。其他傢伙對他卻很反感，為我把他帶來感到極其惱火。他的膚色太黑了。最終我和他們打了一架。我和黑人社團的交往也走到了盡頭。
如果這些人都進了大學，把那裡搞得烏煙瘴氣，我可不願意也進去當個賭徒，一輩子擲骰子過活。所以我參加了工人運動，並且第一次聽說了對我而言很在理的一套哲學：黑人和白人要團結起來。
我那時差不多過著一種雙重生活。我走進彈子房，不管靠什麼騙術贏幾美元。下一分鐘，我又穿過馬路到理髮店去大談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兩件事我都感興趣。但逐漸後者佔了上風。二者不可兼得，對不對？
1937年，我成了一名工會會員，在地下秘密活動。那時福特公司弄了個打手隊。他們稱之為服務人員。他們看上去和普通員工並無二致，無從分辨。這個工廠的工會組建後，我們做的頭幾件事情之一就是讓那些人穿上制服，這樣就能把他們認出來了。
他們穿著沾滿油污的舊工作服，在外面數著你去了幾分鐘廁所。工作特別艱苦，工人們都未老先衰，能幹到四十五歲就算幸運的了，一旦你在生產線上慢下來，你就得走人。工人們走進廁所，不是要拉屎，而是為了休息。廁所是沒有門的，沒有隱私。我見過有工人進了那該死的廁所，只為睡五分鐘覺。方法是拿一張報紙假裝在看，睡覺時一隻腳點著地。服務人員走過時看到他在讀報，一隻腳還點著地，以為他醒著。為了活命，人們什麼都做得出來，真是好笑。
我遇到的第一個聯合汽車工會成員是個南方白人。我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南方白人和黑人在文化上有太多共同點了。他們講話的方式一樣，吃的東西也一樣，來自同一個地方。一旦克服了種族主義，彼此的交流就會十分順暢。
主要的緊張因素來自黑人和波蘭人之間。波蘭人是最晚移居到底特律的族裔，因而處在社會底層。黑人和波蘭人在底層為了生存打得不可開交，為了一份髒活累活爭個你死我活。
即便在黑人社區已經被推土機剷平之後，波蘭人依然沒有搬走。對他們而言，家就是家。哈姆特拉米克還是一座波蘭人之城，隨處可見的是粉刷得很整潔的木頭房子，無比老舊但保存完好。那真是一座城中城。
貝內特【207】僱用的那些人過去都是暴徒、摔跤手和拳擊手——越粗暴越好。他們把一個傢伙安排在我對面，一個狗娘養的大個子，體重肯定有一百三十公斤，身高有260厘米。他知道我是工會的，總找我麻煩。我們倆的滾軋機之間有一條傳送帶。我有一根鋼管，機器塞住時就拿它清理。有一次那傢伙朝我猛衝過來，如果他抓住我，我他媽的肯定活不了了。我能看到他越過那條傳送帶過來了，就抄起那根該死的鋼管橫擋在他頭上。我把他拉到那該死的傳送帶上，傳送帶一路拉著他，把他扔進一輛貨車。（笑）他傷得不重，縫了五六針，包紮了幾處傷口。他們因此叫我滾蛋了。（笑）官方的理由是我因為打架被開除。真實的原因則是我從事工會活動。
我去了郵政局工作，開始組織工會。試用期六個月，狗娘養的讓我干了五個月零二十九天，把我開除了。我成了聯合汽車工會的志願組織者。我還在索傑納·特魯斯【208】住房工程幹過一段時間。為了有口飯吃，我進進出出幹過好多份工作。1942年春天，我參了軍。
「他們在塔斯克基建了一所吉姆·克勞式推行種族隔離的空軍學校。他們把標準要求定得極高，我們實際上變成了一個精英團隊。我們經過一次又一次篩選，無疑是全國頭腦最聰明、身體最棒的黑人青年。因為荒謬的各式吉姆·克勞法【209】，我們變得更厲害了。你不可能把那麼多聰明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訓練他們戰鬥，同時又希望欺負他們的時候他們能俯首帖耳，對不對？這怎麼可能呢？他們這是自討苦吃。（笑）
「他們取消了我當戰鬥機駕駛員的資格，說這是因為聯邦調查局的干預。1942年10月，我已經從班寧堡的軍官學校畢業了。他們簡直是把我們從台上硬拽下來，就因為伯明翰的聯邦調查局指控我們搞顛覆活動，而實際上我們僅僅是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的反歧視活動而已。
「當時軍隊是由南方的將軍控制的，多數位置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就被佔據了，從一戰起就沒變過。要麼全是白人，要麼全是黑人。空軍卻想出個新點子，完全另起爐灶。
「我給檢察長寫了一封信。我學會了軍隊的全套規章，就好像成了個糟糕的律師，目的則是保護自己。在這裡，我們這些軍官被隔離在軍官俱樂部之外。檢察長坐飛機過來，做了一些變更。那是1944年，軍隊剛剛開始取消種族隔離。
「我們又從那裡去了得克薩斯州的米德蘭的炮兵軍事學校。我們五個人佔據了全部訪問軍官的住處，每個人兩間套房，但仍為不能進入軍官俱樂部憤憤不平。我們又寫信給檢察長。駐地指揮官是得克薩斯人，一個地道的軍人。這是歐戰勝利日之後的事情了。他把駐地的軍官召集在一起，用典型的軍隊作風說：『可能我不喜歡這樣，你們也不喜歡這樣，但命令就是命令。這些軍官將享受軍官的待遇，享有全部的特權，任何人不許找他們的麻煩，清楚了嗎？』（笑）我們這些老兵已經取得兩次鬥爭勝利了，但等等，事情還沒有結束。
「我們四十五個人又來到附屬於諾克斯堡的戈德曼基地。吉姆·克勞那套東西又把我們困住了。白人軍官能到諾克斯堡軍官俱樂部當座上賓。我們卻沒有收到邀請。我猜是因為我把厭惡情緒表現得太明顯了，所以他們把我調離本師，放進了預備役部隊，愛惹麻煩的傢伙都以送到那裡告終。我們開始聽到流言，說是他們要讓戈德曼軍官俱樂部只接納白人，黑人軍官都要去軍士俱樂部。真是往傷口上撒鹽，我們在軍官俱樂部還存了好幾千美元呢。我們發誓不接受這個待遇。好，他們把我們遣送走了，一次一個中隊，去往印第安納州靠近西摩的弗裡曼基地。
「那邊的人已經準備好接駕，知道麻煩就要來了。我們到達的當晚，有軍警把守俱樂部，不讓我們進去。我們決定八九個人一起進去。我們準備一進去就分散開，玩彈子，喝飲料，買香煙。我是第一波。有個白人軍官說：『你不能進去。』我們越過他，分散開了。指揮官勃然大怒，將我們就地拘捕。
「我的任務就是說服其他人，他們就該進去，並且受到逮捕。（笑）最初的九個人之後，再進去就難了。但是我們破冰前進，又闖進去兩批人，他們也被逮捕了。他們不得不關了那個狗娘養的俱樂部，否則全駐地的人都要被逮捕了。他們想給我們安上不服從駐地指揮官命令的罪名。
「指揮官宣讀了那該死的玩意兒，命令我們每個人都上去簽字。如果你上去了又不簽字，他們就處分你。駐地指揮官說：『你們知道根據戰爭法第六十條，戰爭期間如不服從直接命令可被判處死刑嗎？好吧，給他下一道命令，我特此命令你簽字。』他就這樣制服了很多小伙子。我很走運。他們是按名字的字母順序點名的，對吧？（笑）我有了片刻喘息的機會。我記得戰爭法有一項條款大體類似於憲法第五修正案。我們想了一個對策。我們全按那套形式走一遍，然後規規矩矩地敬個禮，說：『是的，長官。』他給你直接下達命令後，你說：『抱歉，長官，根據戰爭法第六十六條，這樣做恐怕會牽連我自己。我拒絕簽字。』一百零一個小伙子一個個站上去用了這一招。我們全都被逮捕了。
「消息傳了出去，當兵的黑人都怒了，他們不給飛機加油了。局勢一片混亂。他們找了五六架C-47型飛機想把我們送走，因為我們就是騷亂的源頭。他們把軍官住處用鐵絲網圍起來，白人軍警在那裡巡邏。聚光燈也架了起來。可又一次，他們吃了種族主義的虧。他們想隔離我們，但有一條軍規不容忽視：軍官們是『紳士』，因此要有僕從為之服務，對不對？要有人來給我們鋪床、擦鞋和做飯。他們不能忍受派白人士兵來為黑人軍官做這些事，於是派了些黑人過來。（笑）真走運，我恰好和來我們這兒的那個中士在底特律玩過彈子。這些人是我們聯繫外界的關鍵。他們替我們把信息傳了出去。我們成了整個諾克斯堡的英雄。『將軍』詹姆士那哥們兒也是被拘留者之一。
「他們把詹姆士放了，因為他得駕駛我們的C-47型通訊飛機。每天他都帶著命令飛到華盛頓去，他同時也帶著我們寫的新聞稿以及給羅斯福夫人、哈斯汀法官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信件。我們那裡還有位老兄，他的打字速度能和我講話的速度一樣快。於是我的口述新聞稿交給那個中士，再由他交給詹姆士，詹姆士開飛機把信帶走。（笑）
「他們派了調查人員過來，但沒法讓一百零一個小伙子開口說出誰是領頭的。這一點，我認為，真是非常了不起。
「一個月之後，是戰勝日本日。我們選擇在那天入侵在門羅的白人軍官俱樂部。還是該死的老一套。我們被告知，第二天早上要作出選擇，要麼簽字再服役三年，要麼立刻滾蛋。當然，我選擇立刻走人。
「這件事的結果是，他們發表了450-50號戰爭部備忘錄，那是軍隊中取消種族隔離的開始。所有的軍官俱樂部、士兵俱樂部和娛樂設施面向全體軍事人員開放，不論種族。不久之後，杜魯門在陸軍取消了種族隔離。哦，450-50號備忘錄我記得非常清楚。相當來之不易。」
回到底特律，我當上了聯合公用事業工人工會的國際代表，這個公會後來被產聯以有顛覆性為由消滅了。其中包括垃圾工人、醫院工人和市政工人。如今我還是和這些人打交道。（笑）
我們舉行了一次罷工，是一次垃圾工人罷工，抗爭的目標是提高收入。爭論是沒完沒了的。所以我們弄來了二十輛垃圾車，把它們裝滿。全是敞篷垃圾車，上面只蓋著層油布。當時是夏天，垃圾車臭氣熏天，而冬天是從來不會有垃圾工人罷工的。我們讓垃圾發酵了四天，把那些該死的卡車開到市政廳旁邊，把他媽的車鑰匙扔進了下水道。（笑）不用說，罷工立刻以勝利告終。
1947年，我當選韋恩縣產聯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我是第一個當選的黑人。有很多年輕人是從軍隊退伍回來的，黑人和白人都有，為我們增添了活力。他們知道我不是湯姆叔叔那種逆來順受的人物，但我也不會有什麼大動靜，白人們能夠接受我。為此我看得很透徹。我是在正確的時間處在了正確的位置。歷史往往就是這樣。
我成了市裡的活躍分子。有兩家黑人搬到了如今已是貧民窟的老虎體育場附近。三K黨的人常跑來恐嚇他們。我們派了一組既有白人也有黑人的工會會員帶著槍去保護他們。之後又讓白人建築工人和工會領袖去油漆房屋，換掉碎了的玻璃窗，修好籬笆。弄完之後，他們的房子比剛搬來時增值了四千美元。那些當地白人工會主席一露面，情況就緩和下來了。此後我就在黑人社區裡出了名。
我是從東城來的，所以底特律的所有人我都認識。底特律本是個小地方，之後突然發展得很快。多數後來成為領袖的人曾經都是我的鄰居。還有一件事讓我更為出名。當時正在抓赤色分子進行政治迫害。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來了。那些人來到市裡，製造恐怖，找一個該死的線人來作證。他匆匆列一個單子，上面提到的人就被開除了，名聲遭毀，上了黑名單。
我被委員會叫過去了。我發現的第一件事就是，那鬼地方的主席是從佐治亞來的。我心想：我為什麼要讓從佐治亞州來的狗娘養的在我頭上拉屎？他怎麼能質疑我對美國是否忠誠？我費力做了些調查。他的選區90%是黑人，所以這個狗娘養的是那裡不到百分之十的人選出來的。然後他卻要談談反美主義！
我的律師建議我引用憲法第五修正案。我本以為用第一修正案就夠用了。但他說服我，第五條也有用。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想談反美主義，我願意奉陪。私刑、選舉稅等等，我們都提到了。（笑）這些該死的話都廣播出來了，市裡人人都聽見了。這件事就像世界職業棒球大賽一樣轟動。我們把全國黑人委員會和聯合汽車工會地方六百分會的人都請來了。我們是發動進攻的第一分隊。第二站是芝加哥，在那兒又好好踢了踢那些人的屁股。他們從這裡開始走下坡路了。事情全登在了報紙頭版上。他們說我這個目擊者很不友好。但這件事讓我成了黑人們擁戴的知心人。我奮勇回擊，說出了他們一輩子想對南方白人說的話。
1955年到1960年的五年間，我一直在黑名單上。因此我沒法到任何工廠車間上班。我開起了出租車，覺得挺有意思。我還干了三年做清潔和去油污的活。我一貧如洗。開出租、搬牛肉、當油漆工和裝飾工，什麼活我都幹過。然後我決定嘗試一下政治。
我競選進入市議會。我知道自己肯定贏不了，但我要試試政治這灘水。我發現自己在東區頗有優勢，我就是在那裡長大的。我競選了憲法大會代表。這是一次重量級的較量，因為半個世紀以來憲法第一次被修改。有幾項重大的議題亟待解決。大會產生了一批全新的政治領袖。我從左翼贏得了提名，這讓民主黨和工會組織大為驚訝。民主黨不承認我，另找了一個很難搞的候選人和我作對。我仍舊被視為危險的赤色分子。我贏了那該死的競選。在大會上，我們成功落實了幾件事。我起草了第一版密歇根州民權委員會條款。這是將人權條款加入州憲法的唯一一個州。
我又競選了州代表。工人是中立的。有三個我曾經擊敗過的黑人再次參加了競選，分散了選票。我以四票之差落敗。1964年，我當選州參議員，之後次次當選，一直連任至今。
我感到一位黑人市長橫空出世的時機已到。我相信我們很快會變成一個軍事國家。這一局面是隨著警察局局長當選市長的趨勢形成的。「向犯罪宣戰」實際上是一句反黑人的暗號。我深切地感到，除非黑人在政府機構裡得到平等的機會，否則警察將會統治我們的城市。
1973年，我成了五位市長候選人之一。候選人中有另外兩個黑人、一個自由派白人，還有一個叫約翰·尼科爾斯的警察局局長。我入圍得晚，被排在第五位。如果沒有人贏得多數票，前兩名就再展開競爭。我僅次於尼科爾斯。
我們進行了一系列面對面的辯論，這是一種典型的對抗方式。不幸的是，這成了黑人群體和白人群體的對抗，儘管這場比拚是公平的。尼科爾斯和我達成了共識，不讓辯論掉入種族主義的陷阱，我們都遵守了諾言。為這一點，我一直很尊敬他。
當時的主要議題之一是STRESS問題，這是「制止搶劫，享受安全的街道」這句話的首字母縮寫。他們使用了圈套誘捕的方法。本來是可以奏效的，但底特律的野小子們卻把它變成了一場可惡的槍戰。我記不清有多少市民被殺了。人數在二十人以上，其中至少有六到七名警察。警察報紙上不斷地將黑人稱作「叢林兔」。
另一個主要議題是居住問題。我堅持認為，作為市長，我要取消STRESS，建立一個一半黑人一半白人、能真正代表底特律的警察局。警察與人民要互相尊重。我希望看到所有市政部門都能有一半黑人一半白人，而且要多僱用女性。很多人對我這個想法感到驚異。他們以為我會用95%的黑人和5%的白人。但那是愚蠢的。我保留了一位白人警察局長，直到後來我不得不辭退他，他在任時我找了一個黑人當執行副局長。現在的警察局長是黑人，我就找了一個白人當執行官。
我們建立了新的警察工作機制：小型警察站。有五十個站點設在犯罪率高的地方，那裡的受害人多是老人。街坊鄰居來當志願者，發養狗證，做點其他小事情，警察就能解放出來去街上巡邏了。我們總共有至少兩組警察同時巡邏。
底層黑人社區居住著老人和享受貧困兒童補助計劃、布魯斯特爾住房計劃的人們。我們在那兒建立了第一座小型警察站。我當選時，只有15%的警察是黑人。因此看到姑娘們給警察送來多納圈和咖啡表示歡迎的場景，心裡總是暖暖的。白人警察們十分驚訝：老年黑人婦女和孩子們給他們送來了咖啡，一開始他們中很多人竟感到挺害怕。市裡形成了一種新的風氣。警察不再被視為一支外來的佔領軍了。
我想，警察本以為我會報復。他們那個世界的處世之道就是：給人當頭一棒。他們期待我也給他們的腦袋來那麼一下。我的目的可不是懲罰警察。我只要求他們稱職和公平。
我當上市長的前兩個月，至少參加了三次警察葬禮，而且似乎都是冒著冬日的嚴寒參加的。死者都是年輕人。這是極其可怕和讓人心痛的事情。但自1974年以來，還沒有一個底特律警察因公殉職。這在本市是前所未有的記錄。不可能只是運氣問題。它反映出人民和警察之間一種新的互相尊重。
有一件事，我認為是個轉折點。那是1974年夏天，我上任不過六個月。一個白人酒吧老闆殺了一個黑人青年。類似的事件曾經引發過暴亂。常見的謠言是：他背後中了一槍。人群令人不安地聚集起來了。我衝到了現場。我站在一輛汽車車頂上，勸阻那些想衝到酒吧裡去的年輕人。他們想把那地方燒了，把那個老闆抓住。這種煽動鬧事的人我這輩子見得多了。我告訴手下的警察局長，把所有的黑人警官都派到這條街上來。他說：「我怎麼知道誰是黑人？」我說：「你他媽的當然知道誰是。快把他們叫來。」一小時之內，他們都來了。我們有大量新任黑人指揮官幫忙控制人群。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和人民建立起了聯繫。牧師和街道俱樂部的老闆也加入進來了。我們走在警察前面，把人們擋在後面，疏散人群，勸他們回家。
讓情況更糟糕的是，一個當麵包師的無辜波蘭移民在回家的路上經過了鬧事地區。人們攔住了他的車子，把他拉了出來，用石塊把他砸死了。你能想像會發生什麼事吧。我立刻召集了克拉夫丘克主教和其他波蘭人領袖，表達我的同情，請求他們的合作。他們和其他黑人牧師聚到了一起。我去拜訪了那個波蘭人的寡婦，她所住那個地區的人們對我們抱有敵意。我也拜訪了被殺的那個黑人青年的母親。我認為正是我去的這兩趟扭轉了局勢。
第二天，我說，這次警察在極端的挑釁面前表現極為稱職，即使有磚頭或者什麼東西扔過來，他們也一槍未發。警察們全副防爆武裝，其中很多是身材嬌小的女性，手裡拿著大號警棍站在那裡。對我而言，這是一個轉折點。
警察和我仍有一個很大的分歧。我認為他們的工資過高。他們是全國收入最高的警察。他們從一個能制服市政府的決策者那裡得到了這樣的好處。一個非選舉出來的決策者能在市民身上徵稅，這樣的體制一定是存在問題的。
哦，市長先生，記得嗎，你就是老牌勞工代表啊。（笑）
是的，但我寧願讓那些該死的事件發展成罷工，也不願意人為地草草解決了事。同樣，這是因為我對人民抱有信任。如果警察有合理的委屈，人民也會支持他們的。如果他們沒有，該死的，那人民就不會支持他們。工人運動就是這樣教育我的，對嗎？你要到街頭去解決問題。我就是從街頭走出來的。我為此感到驕傲。我認為只要你注意傾聽，就能在那裡得到許多的教育。
我只從一位企業家那裡得到過支持——亨利·福特。他給了我三千美元。他也給了尼科爾斯三千美元。我對他說：「你應該把錢多給獲勝者啊，我是獲勝者。」他笑了。（笑）
我認為他們有點擔心尼科爾斯。他是嚴肅認真、毫不留情的警察，容易引起更多的衝突。他們擔心自己在市裡的投資。我邀請他們合作，這是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
最近四年，他們相信了我不是野蠻人。預算非砍不可時，我就狠心砍。這是很痛心的。我們有些法律是關於給予本市企業稅收優惠的，鼓勵它們留在這裡，不要搬走。為此引發了很多爭議。有人說這是給企業津貼。我要說，這恰恰是關鍵啊！只要我們還生活在一個挑動密西西比工人反對密歇根工人的社會裡，就要作出這種讓步來保護我們的工廠。我們要提高市民的就業率。
你和亨利·福特共進午餐時覺不覺得有點好笑和諷刺？
是有些諷刺意味。這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不過我並沒做什麼與眾不同的事。我一直覺得，人們無論做什麼都是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為了理想中的烏托邦。如果你懂得這一點，就能理解什麼是聯合——人人都能得利。這是一切的出發點。
哈利·貝內特的年代已經過去很久了。當然，反動的極端保守主義還是經常抬頭，讓人不安。我們仍然受到種族主義的困擾。但我一直對人民的智慧抱有堅定的信心——前提是你能去接近他們。有些人相信，只要把一套胡扯的廢話包起來，繫上綢緞帶子，就能兜售給人民。對此我毫不贊同。
我現在六十歲了，我願意培養一批青年幹部，其中有黑人也有白人，而他們能把這項工作繼續下去。這是沒有保證的事情。如果某些人相信美國夢是一個蘋果派，肯定有快樂的結局，那真是大錯特錯。不一定有這麼好。整套該死的玩意可能會煙消雲散。重建計劃已經教會你這一點了，對嗎？掙扎和抗爭將持續存在。哪怕忘記半刻，你的小命就要了結了。
我知道，是利潤在驅動著美國的一切運轉。如果底特律不想衰敗，我們必須創造出一個能讓商人盈利的環境。這是他們的利益所在。我們的利益則是就業。他們在底特律投資得越多，我們就越能讓他們的利益轉化成我們的利益。如今美國的遊戲規則就是這樣。我不認為明天會爆發革命。年輕時我本以為會有革命的，而現在我覺得那是別人的事。
（他輕輕笑了，忽然回憶起往事）如果當初我留在天主教學校，我可能會當神父做彌撒時的助手。我倒挺願意這樣的。聖瑪麗是座美麗、古老的德國教堂，一座真正的建築瑰寶。我十四歲時離開了那裡。我作為市長回來，參加聖名姐妹175週年紀念活動。那祭壇還是老樣子。修女們為我在祭壇上準備了一張大椅子，好像國王的寶座一樣。（笑）我在上面坐下來。那是我作為市長最輝煌的一刻。這讓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比跟亨利·福特或卡特總統坐在一起還要讓我印象深刻。（笑）這就是我的美國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