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德麗德·奧姆斯特德
我們在火車站偶然相遇。她住在克利夫蘭郊外的農業小鎮上，為一家圖書批發商工作。她丈夫是個中層經理。他們有四個孩子，其中兩個在上大學。
「你知道的，可能永遠不會成功，但夢想支撐人們活下去。」
我總想變成有錢人，怎樣變我倒不關心。家財萬貫多好啊，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過很多錢。你總想要自己沒有的東西。
美國夢是好東西。它激勵人們前進。每個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實現夢想。要是你沒有夢想，是很容易放棄的。人們總抱有偉大的想法，覺得自己就要成功了。其實，你知道的，他們可能永遠不會成功，但夢想支撐人們活下去。
我丈夫的弟弟就是這樣。他總有些荒唐的空想。他不願意每天辛勤工作。那不是他的作風。他總覺得自己明天就要當百萬富翁了。如果他連這個念頭都失去了，就真的一無所有了。
他做什麼事都覺得挺容易，什麼事都容易上手。他現在就是這麼生活的。他靠小聰明活著，總要欺詐別人。他開了一家洗車店。沒裝合適的下水道，也不交水費。他知道自己會闖出一片天地，這一點他毫不懷疑。我可不覺得他能行，他太容易上當了。他很容易被人忽悠。狡猾的人容易被更狡猾的人騙啊。
他從前是個受寵的孩子。什麼都有，人見人愛。他能說會道，可以說服任何人，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但有些事情不大對頭。
什麼事情出了問題，總是別人的錯。他被坑了嗎？是的。他似乎總要結交壞朋友。結果差點入獄。可就算遭遇了這點小失敗，他還是覺得自己能把事情搞大。他曾經對我丈夫說：「在生活這盤象棋裡，我只差兩步就贏了。」他是從一本講成功學的雜誌裡學到這句話的。他喜歡訂閱這種雜誌。他也在電視上看那些廣告——怎麼在二十天內變成百萬富翁之類的。
我擔心有一天他會徹底暴怒。我丈夫認為他對「他們」抱有偏執的妄想。他極其右傾，極其反政府，極其、極其反黑人。過去幾年裡，他的仇恨明顯在遞增。有時我們聚在一起談論重大政治議題。從前這總是饒有趣味的，可最近幾年，他越走越遠，幾乎沒法跟他交談了。他好像總想抓起一把槍朝那些人射擊。這時我丈夫會說：「我不想再爭論這個了。這麼談只會讓大家都生氣。」
他家就像一個小軍火庫。（笑）他老想給你看看他的槍。他有一把M-1還是什麼，反正是一把大槍。他說：「子彈已經在膛。」我說：「你想拿它幹什麼？」他說：「他們來的時候，我要有所準備。」我說：「你說的是誰？要是你家孩子長大了，約會之後回到家，會發生什麼？你會給孩子來一槍的。」但他還是時刻準備著，不管「他們」什麼時候到來。
他試圖做個完美家長，但方法非常詭異。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孩子們也變得非常不自然，非常刻板、就像有程序設定好的一樣。很自然地，孩子們也憎恨黑人。這成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每個星期天都得去教堂，不去你就有麻煩了。他只知道自己想讓孩子們做什麼。可結果是，孩子們會起來造反的，如果他們能活到那個時候的話。他老婆是個很好的人。她沒日沒夜地幹活。起初，她想讓他走正道。可她後來和丈夫想到一塊兒去了，甚至在用槍這個問題上也是如此。我嚇壞了。
假如我想弄到好多錢，我會去搶銀行——（笑）如果我覺得自己能逃脫的話。一個人不是壞透了，沒傷害別人，大家總會為他開脫。你會想：上帝啊，饒了他吧。真見鬼，肯定有人能還回他偷的東西，而另一些人……
墮落是一種生活方式。為了生存，有時你必須把遊戲玩下去。有些事你就是會去做。有一次我和丈夫超速行駛，被警察攔下了。警官拿了他的駕駛證。傑克說：「我知道我超速駕駛了，不過我們真的有急事，要遲到了。我是市議員。」警察把證件還給我們，說：「最好小心點。」沒有罰單。我說：「你這麼做不對。該受懲罰。」傑克說：「我知道，可這是一種生活的遊戲。」
（她忽然大笑起來）我在說一種雙重性。我說我想搶銀行。然後我又說自己憎恨墮落。哦，這是一種雙重人格。
我想發大財，可我看到那些很窮的人的時候，這個想法又鬆動了。我會想：如果我有了很多錢，看到這些人這樣，還是沒法真正好好享用。我希望看到沒有人——聽上去像是共產主義國家（笑）——沒有人一無所有。那樣多好啊，你覺得呢？
P.S. 1979年5月25日，她死於美國航空公司DC-10型客機空難。
斯蒂芬·克魯茲
美國大企業高管，墨西哥裔。這一年，他三十九歲。
「你越是上層，就不得不失去越多東西。這個夢是關於『不失敗』的。」
「一個家庭是一點一點從墨西哥遷來的。通常是爺爺、奶奶先來，做點小活、打打基礎、攢些錢，然後把家裡人帶出來，每次帶一個。那時邊境控制不像現在這樣嚴。」
社會制度要求你怎樣，你就得拚命努力達到那些要求。我過去是個好學生，我個子雖小，卻是個很出色的運動員。我覺得人們都喜歡我。我們的日子過得挺富裕，卻偏要住在遍地是廢物白人的地方。我家只能找到那樣的地方住。我那時還是小孩，完全搞不懂這是為什麼。我們什麼事都沒做錯。我們說話沒有墨西哥口音，我們也從來不靠救濟金生活。爸爸為了良心安寧，寧願死掉也不領救濟金。他在大蕭條期間也有工作。直到今天，他都為此感到驕傲。
五個孩子中，我是唯一一個真正進入商界的。我們很快學到，一個人必須尋覓機遇，快速反應。我本來是學文科的，可蘇聯的人造衛星一上天，天啊，該死，你知道錢在哪裡了。我立刻衝到註冊處，簽字改學工科。1962年我拿到了學位。要是你再有個商科碩士學位，他們就會塞給你大把的錢。於是我就這麼做了。果然，這一行的市場沒得比。有十四家單位願意讓我去工作，如果我繼續找，一百家也是可能的。
我從沒把這些工作邀約和我的少數族裔身份聯繫起來。我知道1964年有一項民權法案出台，可我還是很自信地以為那些企業願意接收我是因為我的能力出眾。回頭看看，我比別人得到更多的工作邀約，就是因為那項政府法案。我卻還以為是因為我他媽的才華橫溢呢。（笑）1962年，我拿的工作邀約比那些資歷淺於我的人要少。你更想指責就業市場，而不願去面對歧視問題。
我去了寶潔公司工作。兩年後，他們告訴我，我是他們用過的最好的管理人員，他們打算提升我。好啊，我去了人事部門。又一次，我覺得這是因為我有才華。如今我開始能看透美國夢的套路了。我的辦公室是玻璃外牆的，其他人的辦公室則是密閉的，你看不到他們。而人人都能看到我。
他們安排我來接待大多數來訪者。我一直沒覺得有什麼問題，直到我們那兒來了一個新的工廠經理，一個南方人。我收到了他關於怎樣面試黑人的指示。看看他們有沒有不正常的地方就行了，好嗎？我所受的培訓就是這樣開始的。我禁不住疑問：我們為什麼不多雇一些少數族裔人員？我意識到自己是管理層唯一的少數族裔。
我猜想，作為一個墨西哥人，我是更容易被接受的，因為我並不是真正的黑人。我是個不錯的折中辦法。誰看我都覺得挺不錯。我雇了一個黑人秘書，這是被明令禁止的。等我休假回來時，她已經走人了。我的上司趁我不在時解雇了她。我追問過原因，但沒有人給我一個過得去的解釋。
直到那時，我還是沒有質疑過美國夢。我相信如果你努力工作，就能取得成功。我一直沒想過自己會有所不同。這就是問題所在。我們受到各種歧視，我卻從沒把這與社會聯繫起來。我還以為那只是一些個人行為。他們是壞人，我母親曾經這麼說。到了1968年，我開始有所質疑了。
我混得順風順水。大學畢業的第一年就賺了兩萬美元。之後我離開了寶潔公司，因為在那兒我看不到任何前途。他們倒挺願意把我擺在那兒的，但我自己的想法可不是這樣。由於那個工廠經理的態度，我的反應可能有點過激，但我深感一個墨西哥人在那兒沒有任何前途可言。
我去了藍十字會工作。那是1969年。當時「偉大社會」方案正如火如荼地實施著。過去從沒意識到自己是少數族裔的人也行動起來了。人們做了很多喚起覺悟的工作。大學裡出現了各種黑人教學項目，還有文化認同感等議題的討論。可是這個國家的重要問題——經濟方面呢？企業管理層幾乎沒有給少數族裔的職位，尤其是黑人。
那套老生常談又來了。如果你是東方人，你就一定擅長數學。如果你是墨西哥人，你能讓周圍的氣氛輕鬆愉快，你討人喜歡，但有點情緒化。墨西哥人不是整天睡覺，就是整天大笑。生活本身是一件大大的樂事。明天也一樣。只要你不處在決策人的位置，進入管理層還真是不錯。
那時我認為，少數族裔進不了企業管理層有兩種可能的原因。一是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但也有可能因為他們本身確實是糟糕的管理者，沒法擔任要職。你看，我到那時還相信從小學到的美國夢：美國商人是無所不能、公平正直的。如果我們讓那些不開眼的傢伙看到僱用少數族裔能多賺錢，那些商人——優秀的經理、優秀的決策者們，將會有所回應。我還天真地以為美國的商人們他媽的在乎這個社會呢，這會讓他們選擇去做正確的事。我那時還抱有這個信念。
我急切地學習決策制定的標準。我還是距離頂級管理層太遠了，看不到他們是怎麼工作的。我需要學更多的東西。啊，多學習，你會獲得成功。這部分夢想還沒遠離我。我仍然抱著一定要拚命工作的念頭，要學得比別人更多，然後你就會進入社會上層。
在藍十字會的第五年，我發現了美國夢的另一個弊端。少數族裔彼此間也像白人對少數族裔那樣看不慣。白人老闆最強大的武器還是老式的分而治之的那一套。我的錯誤在於以為我們的覺悟都達到了同樣的水平。
我試圖把一些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聚集在一起。這些人本來也不太多。東方人從來不會真的融入進來。黑人則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也許是我的表達不夠清楚吧。他們當時正在致力於文化上的反抗。如果一個經理叫他們「黑鬼」而非「黑人」，他們就會對他大加詆毀。我說不管被叫作「黑鬼」還是「黑人」，只要能找到工作，別人叫什麼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為此產生了激烈的衝突。管理層的人，當然了，對此一笑了之。整個鬥爭浮於表面。分裂導致了運動的垮台。所以我學到了另外一課。人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不管人們參加了什麼團體，總是傾向於不管不顧地把別人踩在腳下。
美國夢變得看上去他媽的如此複雜了，我開始想：該死，要是我願意，本可以退回去，先把自己的日子過好。那時我已經每年能賺兩萬五千美元了。我自己的情況開始好轉，別人的境遇也好起來了。於是有人開始說：「哦，美國夢，你已經實現了。你為啥還不歇歇呢？」我不肯和他們站到同一隊伍裡去。
我的老闆對我說，我有當高級管理人員的一切素質。他們需要的就是「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這句話總是出現。我想警告少數族裔和婦女們，不管何時你聽到「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這句話，意思就是讓你「安分守己」。只要你別玩出圈，榮華富貴有的是。我感到幻滅，我辭職離開藍十字會之前，他們本來想邀請我當董事的，年薪是三萬美元。
我要做的只是表現自己。我有當個好奇卡諾人的「素質」，和當個好黑人是一樣的。我很機靈，精於算計。人們從我的言談舉止中根本看不出我是墨西哥人。有些人對我說，我看上去不像墨西哥人，倒像意大利人、黎巴嫩人，或者誰知道什麼地方的人。（笑）
說來容易：「喂，你還抱怨什麼？美國待你夠好的了。閉上嘴吧，別瞎扯那一大堆了。」這的確是個問題。每次我回想起來，美國似乎真的對我不錯。
真見鬼，我甚至想要放棄了，讓那些事都滾蛋吧。也許我該在工廠裡找一份工作。可發生了什麼呢？工作邀約一份接一份地來了。我對自己說：「上帝啊，這不是很傻嗎？你可以一邊賺錢一邊繼續探索答案。」於是我這麼做了。可我每次拿了錢，思想鬥爭總是更加激烈，而不是逐漸緩和下來。
哇，我的年薪升到了三萬五千美元。那是一家做儲蓄和貸款業務的企業。我信任這裡的執行經理。他是那種我一直尋找的高層管理人員：通情達理、有人情味，也堅持照章辦事。直到上面考慮讓他升至全公司的執行副總裁，忽然間一切都改變了。我看到這傢伙的突變，才意識到既得利益的威力有多大。他出人意料地說出這樣的話：「別搗亂，低調點，你要安分守己。」我又一次感到了失望。
這之後，我去了一家咨詢公司工作。我對自己說：「好了，這下我離那些決策人很近了。我要看看他們是怎麼工作的。哇，這可是一家咨詢公司。」
咨詢公司正在拯救美國的很多生意人。他們的做法完全違背了資本主義的觀念。他們不讓那些企業倒閉。洛克希德公司成功獲得了美國基金的保證，正是因為咨詢公司在幫他們美化公司。在這種工作中，你是看不到少數族裔的。你得先證明自己事業有成才能去那裡。
美國夢，現在我看清了，它不取決於教育、機遇和刻苦工作，而是靠權力和恐懼擺佈。你越是上層，就不得不失去越多東西。這個夢是關於「不失敗」的。如今美國流行的觀點就是：別失敗。
離開咨詢公司後，我每年能賺五萬五千美元。我的上一份績效評估是：你在這個行業大有可為，你能成為合夥人，但你要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又是老一套。這一次我不會再抱幻想了。一個上層人士是多麼容易被控制這類人的同一套價值體系吞沒啊。我也變成了那個樣子。我擔心自己失去每年五萬美元的收入。所以我跑去問其他高收入的少數族裔：「你看，我們走到這一步應該感謝什麼人嗎？」回答是：「我們誰的情也不欠。」他們從民權運動中得到了好處，卻毫不領情。他們很快就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忘得一乾二淨。就像我剛大學畢業那時一樣。啊，都是因為我自己，我太厲害了。我對這些人的憤怒和對那些上層人士的憤怒是一樣的。
現在，情況很讓人困惑。我在商界的十五年被認為是一個「成功」。很多英裔美國人嫉妒我的成就。每年收入五萬美元的頂層人士只佔美國總人口的1%或2%。而且我太太每年還能收入三萬美元。我們很富有。每當我放棄一份工作時，同事們總是以異樣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個叛徒。「你把我們的一切都搞砸了，你是我們中的一員，我們是精英，我們就該統治別人，該死的，你在幹嗎？」所以如今我的同類人也都用懷疑的眼光看我。
我目前在普拉特維爾的威斯康星大學教書。這裡很不錯，同事們都能和我說心裡話。我在普拉特維爾附近買了一座農場。就目前的農場價格行情來看（笑），我們做的是虧本生意。不過有這份大學的工作，再加上我們過去存下的錢，日子過得還不錯。
美國夢變得更難以捉摸了。這個夢是由某些人的看法左右的。有時候我覺得，一小撮金融家每年聚會一次，就決定了世界上的所有大小事情。
如今的企業越做越大。小企業已經很難再生存下去。企業過於龐大，難以控制，從其內部是不能改變的。我們需要一股與之對立的制衡力量。
琳達·克裡斯汀森
她回憶起自己曾在這個國家最富有的社區的生活經歷。那是北方一座大城市的郊區。
「每得到一美元的財富，就伴隨著兩美元的麻煩。」
小鎮裡沒有工業。店主和加油站老闆都不住在這裡。他們只是提供維持小鎮運轉的種種服務罷了。住在那兒的人都在大城市工作。人們搭乘公共交通上下班，早上搭哪班車去，晚上搭哪班車回都有嚴格的時間表。那些人每天都坐在固定車廂的某個固定座位上。
哦（笑），但願你別在下午五點一刻或五點二十一分這類倒霉的時間去雜貨店買牛奶。那時鎮裡的一切都停滯了。就像麥克·塞納特電影裡的場景一樣。汽車從四面八方聚集到火車站。交通徹底阻塞。你困在那裡，動彈不得。這種情況大約持續十分鐘。男人們帶著公文包從車廂裡突然鑽出來，急匆匆地朝四面走去。他們的太太都在固定的地方等著。那些人看都不用看就徑直朝汽車走去。
我想，這個鎮每平方米上的梅賽德斯汽車比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要多。在這之前則有很多福特旅行車。不是別克，那東西太樸素。我們買得起凱迪拉克，不過這車又太笨拙。但在某些其他場合，它倒顯得挺華麗的。如果你剛從曼谷、馬達加斯加或香港回來，要用從那裡帶回來的食品舉行一次晚餐派對，屆時對邀請來的賓客吹噓一番，這種車還是能充充門面的。
那些在車裡等待丈夫的嬌小太太們，如果把她們排起來，簡直就像站成一排的小企鵝。同樣款式的輕便大衣，無處不在的原色嗶嘰，同樣的鞋子，同樣的裙子，幾乎同樣顏色的頭髮，是那種帶一點金色的淺棕色。沒有人是金髮的，哦，絕對沒有。也沒有人是深棕色或黑色頭髮。只是髒老鼠那種褐色。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我小時候看的電影、讀過的故事書，講的全是同一套東西。作為一個女人，我會長大，有一幢白色房子，花園有白色的木柵欄，還有一個從事某項職業的非常富有的丈夫。我們會穿著很漂亮可愛的衣服。丈夫下班回來時，我還穿著方格條紋圍裙，從烤箱裡端出巧克力薄片小甜餅。我們會永遠快樂地生活下去。這就是美國夢。
有種不成文的說法：這裡有取之不盡的存款，男人們工作，但是工作地點較遠。他穿西裝而不是工裝上班。你們去世界各處可愛的地方度假，孩子們留在家有人照看。他們不跟著一起去。你和你丈夫去那些浪漫的地方度假。一切皆有可能。你可能就希望這樣，事實也確實如此。我就是抱著這種夢想長大的。
我在歐洲住了一年，學會了足夠多的語言來讓我在一家製造公司當處理外國事務的翻譯。我很快離開了這份工作，因為我的老闆決定玩「在辦公室追求我」這個小遊戲。我又在一家經紀公司找到工作。我果然遇到並嫁給了一個非常富有的男人。
他家是城裡最富有的。他家不僅有錢，而且在政治上有權有勢，大學裡很多教授也是他家的朋友。
我發現他家和我家簡直有天壤之別。邀請他們共進晚餐時，如果在餐桌上擺好了餐具墊，我婆婆立刻會問：「買這些花了多少錢？」她會說「我買那輛新車花了八千美元」，卻不會說「我買了這輛新車，激動壞了，乖乖，我等不及開車帶你到附近兜兜風啦」這種話。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學會了怎麼對付這些。我不吹噓某樣東西花了多少錢，而是徹底反著來。我要吹噓某樣東西是多麼划算。「我有兩件小古董，我在舊貨店發現的，才花了兩三美元。」有客人稱讚時，我就說：「是的，1966年我花兩美元買到的。」話一出口，我接著說，「哦，別這麼說，我現在已經不怎麼喜歡這個了。」
我工作的那家經紀公司的人都住在這個社區裡。他們都是些呼風喚雨的人物，是各個公司創始人的孫輩和曾孫輩。一個年輕僱員在這裡幹得很不錯，他既聰明又受過良好的教育，你準以為他能輕易地進來。但他和他妻子犯了個大錯誤。他們沒從城市搬到能當墊腳石的郊外社區來。如果你祖父或曾祖父沒有創立一番事業、幾個世紀裡都沒進入社交花名冊，而你又想鑽進這個社區的後門，辦法倒是有的，不過你得慢慢來。你必須站穩腳跟。你丈夫得在公司證明自己，至少要做到執行副總裁這一級。妻子則要在慈善界有一席之地。你要一步一步來。
那男人和他妻子的兩個孩子已經在這裡註冊過了。他們想在這個社區蓋一幢房子，特別興奮地和我說起這件事。有一天，我老闆和另一個高級合夥人一起抱怨從城裡搬來的人，連聲音都不願壓低。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不是我們當中的一員。我離開公司後，有一次又遇到這個人。他那天無意中聽到了那番話，自尊心受到的傷害他永遠也忘不了。他本以為自己已經能融入進去了。我說的這個人是個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一個文雅且受過優質教育的人。我說的可不是那些奇怪團體或是其他種族來的人。就算這樣他還不是他們中的一員。
靠著我丈夫的地位，我的日子過得並不艱難。不過，我還是要談談一次煎熬的經歷！我發現我們住的地方附近是沒有小孩子的。房子都很大，草坪就像足球場似的。說到那個街區的房子，你可能得走過一個街區才能到達另一幢房子。我有兩個幼小的孩子，我希望他們有地方玩耍。我聽說鎮裡有個私人俱樂部，那裡面向孩子的夏令營項目是最好的。你得加入這個俱樂部，這樣你的孩子才能參加活動。想加入的話要得到主任們的准許，有一個人不同意你都加入不了。於是我們舉辦了一次雞尾酒會，這樣那些主任們才能見見我們。
雞尾酒會定在五點二十開始。多奇怪的時間啊，我想。為什麼不是五點或五點半呢？我們早到了一些。突然間許許多多小汽車出現在車道上，太太們穿著她們精心準備的衣服——平紋小棉布裙子、彼得潘領的素雅白色上衣，從車裡下來。男士們穿著非常服帖的西裝，帶著公文包，下了車。他們踏著沉重的腳步走了進來。
他們很快走進酒吧間，拿起一杯飲料，一個一個朝我們走過來。幾乎沒人說「你好」或是「過得怎麼樣」，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是哪個婦女聯誼會的？然後是：你上的哪所學校？你娘家的姓是什麼？之後他們就轉身走了。男人們也問了我丈夫類似的問題，然後也轉身走了。最多只花了四十分鐘，一切都完事了。我從來沒參加過比這更不同尋常的社交聚會啊，簡直像部落儀式一樣。我就是祭台上的肉食和羔羊。感謝上帝，我連開胃小菜都沒來得及吃。
在這以前，我婆婆已經教過我應該怎樣穿衣打扮了。我那天穿了一件兩年前添的衣服，幾乎沒化妝。我說話輕聲輕氣，聲音柔和悅耳。我通過了，因為我沒說什麼有爭議性的話。其實什麼話我都沒機會說。
那些女人梳的髮型，穿的衣服，一切都能讓她們回到大學時代。一個姑娘穿著卡迪根式開襟毛衣，雙臂露在外面，用帶子在脖子那裡打一個結。那是一種很文靜的東部女學生打扮。她們都活在自己的過去中，沒為自己創造出任何新的生活方式。
她們都是從享有盛名的七姐妹學院畢業的，丈夫也都出身常春籐名校，可他們沒法談論書籍或音樂，不會談論政治。他們的世界是乾燥而貧瘠的。他們關心的是誰被邀請去了誰的聚會，誰都穿了什麼衣服。男人們聚在房間的一頭，女人們聚在另一頭。這些太太們談論著約翰尼的麻疹，以及她們去哪兒給丈夫買襪子。男人們都談論著股票市場和銀行投資，他們沒有人做其他職業。如果他們在法律界工作，也是從事公司法的。所以談來談去總是那些。
我關心我的孩子會受到怎樣的教育。於是我開始留意附近的環境。我去了公立學校，發現債券的八年期限還沒過。那些人的孩子已經長大了，該去上高中或大學了，或者他們已經送孩子去了私立學校。鎮裡送不起孩子上私立學校的人極少，力量不夠，無法投票通過任何事情。美術課取消了，音樂課也取消了。學校裡四年沒添過一件科學儀器。我說的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社區啊。
多年來，很多寡婦繼承了大量股票、財產和大房子。那些房子要二三十個，甚至四十個用人照管。那些可愛的小老太太要比她們的丈夫多活二三十年，隨著各項支出的增長，用人被一個個打發走了。這些老太太也被迫離開了家，或者死掉了。所以這些大型房產被分割了，房產經紀人來了，把地產分成每份一公頃大小。其他人也來了，這是年輕的有錢人的時代。他們還沒得到社會承認，但手裡有的是錢。在他們的美國夢裡，旗幟飄揚，凱歌高唱。他們帶來了學齡兒童，但這個該死的地方沒有一所公立學校。
這裡還有一個潛藏的社區：那些退休扈從和用人的家庭。還有那些人們聚會時從來不會談到的人：住在店舖樓上的老寡婦們。高貴之人的行為理應高尚？我曾經在上百個晚宴上與賓客討論大量靠領救濟金的人的生活問題，把那些聚會搞得不歡而散。
我有編織的技能。有一天我接到社區娛樂中心的電話，問我是否願意教老年班編織課。於是我接觸到很多可愛的靠救濟金生活的小老太太。她們住在鎮裡店舖樓上的公寓小房間裡，多數人連廚房都沒有，只有個小電爐。她們中一些人的丈夫曾經是市裡首屈一指的銀行家。錢都不見了。也有些人不靠福利金而是靠社會保險過活，靠一張又一張的租金支票。
有幾個我熟識的老太太的孩子在國內其他地方住，房子都很漂亮。他們每年給母親寄一張飛機票，准許母親過來住十天，看看孫輩，然後又把母親打發回去。
我有幾件曾祖母留下的愛爾蘭亞麻織品，特別好看。有一次我邀請編織班上的一個老太太來家裡喝茶。我說的這些小茶巾現在看來簡直微不足道，值不了幾個錢。（笑）她卻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撫摸著它，不捨得放開。她說：「我從前有三十個用人。」真是個天文數字。然後我們聊起了那些往事。我只對她過去的生活匆匆一瞥，就看到了那富麗堂皇的餐廳、長長的餐桌、蠟燭、漂亮的水晶製品和銀器。我能看到她坐在長桌的一頭，僕人們在身旁來來往往。可她現在卻坐在我的起居室裡，穿著小小的居家便服，撫摸著我家茶巾上的蕾絲，回憶著往事。
對我而言，這是個難以生存的世界。我離婚的事搞得一團糟。在這種社區裡，一旦女人離婚了，地位就一落千丈。她可能曾被人們接受，可能是這個協會的主席，或那個互濟會的主任，就像我過去那樣。不過她很快就被隔絕在外了。哦，是的，人們曾經在文章中描述我出現在怎樣怎樣的舞會，穿著怎樣怎樣的禮服。可我後來像燙手的土豆一樣被人們扔掉了。圈外人都親切友好，圈內人則對我保持疏遠的禮貌，或者乾脆十分粗魯。
我在美國夢裡生活過。我嫁給了千萬富翁。我立刻擁有了地位。我住在價值百萬的房子裡。我環遊世界，有很多用人。這些都是不勞而獲的，但也付出了該死的太多代價。每得到一美元的財富，就伴隨著兩美元的麻煩。
我正在回到我從前的價值觀。我並不是從喝酸牛奶那樣的糟糕境地起步的，所以我離奶油蛋糕也不是很遠。我不認為自己能忍受貧窮的生活。我頭腦聰明，應該不會陷入貧困。我能得到夠用的東西，但多少算夠用呢。我不知道。
卡羅爾·丹洛與托尼·丹洛
1975年2月，他們贏了伊利諾伊州彩票大獎：一百萬美元。
「我們現在就活在美國夢裡。對我而言，這就是生活。」
洛克波特位於芝加哥西部郊區：農田上起了高樓，這裡是一片仍未確立法人的新住宅區。她對鄰居們的描述是：「為過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工作的人，他們的房子特別奢華，一般的年輕夫婦基本無法企及。」他倆的房子也在其中，佈置得非常有品位。
她說：「我們之前住的房子比這兒更豪華。我們在常青公園有一棟辦公樓，還有一套十間臥室的公寓，比這兒大多了。真的特別棒。我們有漩渦式浴缸，餐廳裡有上菜架，以及各種各樣的漂亮玩意兒。」
儘管三個子女都已成婚，他倆看上去卻驚人的年輕。「我們成家早。」他笑著說。他倆都四十七歲。
卡羅爾：我們一直喜歡小賭幾把。從一開始我們就買彩票，每個星期花十到十五美元，不過從沒想過中大獎。
托尼：我在大西洋與太平洋茶葉公司當了二十八年卡車司機。我喜歡那份工作，對其他事情也滿意。一旦你中了彩票，周圍的人對你的態度就改變了。他們覺得你不該再出去工作。我仍舊去上班，可忽然間他們都特別詫異為什麼要這樣。他們覺得你做的這份工作是另外一些人真正需要的。就連公司老闆和工會官員也不站在我這邊。他們工作賺的錢比中彩票得的錢多得多。他們自己繼續工作是沒問題的，卻認為我該放棄這輩子幹了二十年的工作。如今一年賺五萬美元算得了什麼呢？山姆大叔扣完稅之後就不多了。很多人都賺這麼多，有的人會更多。
卡羅爾：每年五萬美元，干了二十年。我們的錢就是這麼賺來的。
托尼：我們本來有兩份不錯的工作。我們堅持上班，直到實在受不了那些詆毀為止。我們挺走運的。我們瞭解一點房地產，於是進行了投資。我們就是在這上面賺了很多錢。這實際上是中彩票之前的事。
卡羅爾：那天我們到了米爾倫大廈的晚宴劇場，抽籤就是在那裡舉行的。那是一座大禮堂，你可以帶自己的助威團過去。我們抱的希望真是很大。有人給我們發了一個小球，上面帶數字，代表馬的位置和編號。他們把小球放到一個大桶裡。叫到我名字的時候，我當場就歇斯底里了！（笑）太瘋狂了。這是最激動人心的事情。我一會兒發冷，一會兒顫抖，什麼滋味都嘗遍了。
托尼：我們的兒子當時二十三歲。他一下躥過了六排椅子，嚷嚷著他再也不用去工作了。我說：「該死的，你敢辭職試試！」他在建築行業當木匠。
卡羅爾：大家似乎都為我們高興，可還是有些眼紅妒忌的人。我們失去了幾個本以為是朋友的傢伙。可能是出於嫉妒還是什麼，忽然間我們的友情就冷淡下來了。
托尼：中獎一周之內，情況還不錯。可在那之後，人們都覺得我應該辭職，因為他們自己中獎的話肯定會這麼做的。他們總在我們背後瞎議論。但是我真的喜歡我的工作啊。我想工作。辭職倒沒什麼，因為我們本來就打算五十歲退休。當時我們已經四十四五歲了。
卡羅爾：我是大西洋與太平洋茶葉公司的收款員。人們說：「你怎麼還工作呢？」尤其是有個老闆在我們中獎後也抱怨說：「我覺得她是想要個金櫃檯。」全是這種話。本來都是些無足輕重的蠢話，可聽多了還是讓人很惱火。
托尼：我覺得如果大西洋與太平洋茶葉公司沒解雇我的話，我是不會辭職的。兩個老闆碰了碰頭，以違抗指令為名解雇了我。
卡羅爾：人們覺得得用不一樣的方式和我們說話了。我辭掉工作後，又到一家旅行社工作。好吧，我剛開始這份工作，《太陽時報》就大寫特寫我中獎的事，而且配了照片。那些女人看了報紙，還互相打電話：「你看報紙了嗎？」「沒有。」「好吧，快打開看，看看你在跟誰一起上班。」那個人照做了，她又說：「對吧，你打算怎麼辦？」她說：「咱們明天跟她說什麼呢？」她們全說：「不知道。」
她們都是很好的人，我們在一起相處得挺和睦，可我總覺得，她們以為要用不同的方式對待我。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她們都有點羞答答的。突然間，一個女士說：「我在昨天的報紙上看到你了。」「哦，真的嗎？」她說：「我不知道該對你說什麼。」她們現在覺得我是個不一樣的人了。
托尼：最早有這麼一對中獎的夫婦，他們上了年紀，愛去街角的小酒館喝幾杯。中獎後，每次他走進小酒館，人們都想讓他請客，讓在場每個人免費喝酒。這麼做是不對的。洛克菲勒也不能走進雞尾酒酒廊請每個人喝酒。（笑）
卡羅爾：美國夢？我們現在就活在美國夢裡。（笑）對我而言，這就是生活。我們想去打高爾夫就去，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只要我們還幹得動。除了美國，還有哪裡能實現這一切呢？
我們睜大雙眼尋找新的投資項目。哪裡最適合、最賺錢就把錢投到哪裡去。
托尼：我在報紙上讀到過，有人相信輪迴轉世。我不希望有這一出。因為我不希望來生的日子沒有此生這麼富足。我對我們這輩子的生活非常滿意。如果非要重過一遍，我希望來生與此生一模一樣。
海倫·聶爾寧與斯科特·聶爾寧
他九十五歲。那張堅韌的臉上爬滿了皺紋和被人毆打留下的傷疤，反映出他一生的坎坷遭遇。可他仍舊屹立不倒。他已經寫了五十本書。
她七十七歲。走路的樣子還像年輕姑娘那樣優雅輕快。
他手裡揮著斧子，正在用力砍一塊鐵杉木。她則在簡陋的石頭房子裡忙來忙去。「海倫蓋了這座房子，還有外面放雜物的房子、廁所。每一塊石頭都是她親手砌的。」他說。在那些希望回歸自然的年輕人心目中，他已經成了一位民間英雄。
沿著緬因州的海岸去往哈伯賽德的一路上驚濤拍岸。那是一段蜿蜒的土路，距離新英格蘭各個小鎮特別遠。那些小鎮裡有很多人們已經非常熟悉的廣告牌：麥當勞、肯德基、鄧肯甜甜圈、假日酒店，還有各類汽車經銷商。
斯科特：美國夢？你真是個沒道理的樂觀主義者。你知道那個從紐約坐飛機到芝加哥來的人的故事嗎？他們快到機場時，機長宣佈：「你們旅程中安全的部分已經結束了。你們正在進入芝加哥航道。請當心。」（笑）
我們這裡有森林，也有小海灣。大西洋和佩諾布斯科特灣的漂流物遇到漲潮會衝到海灣裡來，落潮後，有一些原木留在那裡。我們有一些非常簡單的工具。我們把一塊原木切成大約十二段，冬天燒來取暖。
海倫：我們並不是完全遺世獨立。我們不自己做鞋，也不自己養羊剪羊毛。我們極其接近自給自足，但也不會給自己找麻煩。我們不是純粹主義者。我們不說「如果那東西是商店裡的，我們就不要」這種話。雖然不大情願，我們還是要去商店買點東西。斯科特會去紐約的梅西百貨公司買鞋帶，出來的時候真的只拿著一副鞋帶。百貨公司的其他所有東西他都不感興趣。（笑）我得承認如果我去買毛衣，我可能還會帶著買到的圍巾和襪子出來，但斯科特不這樣。
你們在佛蒙特住了二十年。在那兒蓋了自己的房子，製作和售賣楓糖漿。你們已經適應了那裡，紮下根了。為什麼要搬走呢？
斯科特：我們住在荒野的邊緣地帶，斯特拉頓山。我們住在那兒的時候，他們把山上的樹都砍光了，然後把木材運走。造紙廠把那座山轉讓給了滑雪集團。那地方離我家只隔著一條路。我們決定不再住在那裡了。我們希望跟用普通手段而非旁門左道謀生的人住在一起。我們更喜歡農民。
那片土地的價值直衝雲霄，從每公頃兩美元七十五美分激增到八千美元。離滑雪場越近，地價就越高。小塊小塊的土地上都建起了滑雪度假別墅。我們有七百五十畝地，買的時候只花了兩千兩百美元。現在卻值六百萬美元了。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剝削或不勞而獲。我們什麼都沒做，沒辦法讓升值顯得有道理。是朝鮮戰爭使土地升值的，這是發戰爭財。如果我們按新的價格出售土地，就是發戰爭財。我們反對投機倒把，也反對戰爭。於是我們把土地上交給文荷鎮了。依照佛蒙特法律，是我們創建了文荷鎮林區。
他們召開了鎮特別會議，討論是否應該接受這七百五十畝土地的饋贈。決議時以二比一的票數同意接受土地。他們連句「謝謝」都沒說。他們甚至都沒寫信告訴我「我們接受了那片土地」。
那時朝鮮戰爭還在繼續。反對接受土地的人把我們叫作共產黨。他們以為我們想用某種方式賄賂鎮政府。具體怎麼操作他們卻不知道。但我們怎麼會把這麼棒的一片森林白白送出去呢？一定是個陷阱。
海倫：也有人以為我們在用這種方式避稅。
斯科特：我們參加了鎮裡所有的會議，辦了所有手續。
海倫：就算這樣，離開的時候，我們就像是異鄉人一樣。
斯科特：他們一直把我們看成局外人。
一戰期間，我們的一個鄰居過來說：「你們願意買點德國公債嗎？」想都沒想，我就說買。我花了八百美元買公債，然後就放在一旁不管了。後來，那些公債值數萬美元了。但我把那些債券扔進了火爐裡。我不想發國難財。
你怎麼會這樣理解呢？
斯科特：我出生於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座煤礦和木材工人營。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我祖父是那裡的主管。那裡的木材、道路、房屋、學校、教堂都歸莫裡斯倫煤礦公司所有。只要你能想到的東西，都歸公司所有。在鎮裡居住和工作的人都得規規矩矩的。鎮裡的一切都和公司有關。我則出身於特權家庭。
有一天，當時我還是個五六歲的小孩，我和祖父一起出去，站在運木頭的火車車皮旁邊。地上有一條拉木頭的大鐵鏈。鐵鏈的圓環每個有約一厘米長，一共六米。一個男人拾起鏈條，把它拖到車裡去。我心想：這傢伙怎麼不快點拉呢？他怎麼不緊不慢的？我跑過去，也拾起一根鏈條。當我試著把它抬起來時，立刻就知道他為什麼走得那麼慢了。（笑）這是我最初學到的一課。有些人必須干搬鏈條、劈木頭等等需要體力、決心和精神頭的活兒。有些人卻躺在吊床裡整天懶洋洋的。
我十四歲才上學。之前有私人教師教我。我家搬到費城之後，我去了公立學校。我開始學法律，但發現這並不是理想的職業。於是我決定教書。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當老師，並且開始寫書。
海倫：是誰對你說「你怎麼不領了版稅，把嘴縫上呢」？
斯科特：（笑）是另一個老師。他說：「你個該死的傻瓜，你怎麼不接受提升，領了書的版稅，把嘴閉上，管好自己的事呢。你為什麼非要談論那些事情呢？」
那時我是賓夕法尼亞童工委員會書記。我們在試圖為限制童工立法。約瑟夫·格倫迪卻出現了，他擁有一座紡織廠，而且是賓夕法尼亞州製造協會的主席。當然，他僱用了童工。格倫迪對學校說：「除非你們擺脫聶爾寧，否則別想得到撥款。」
1965年6月15日，大學已經放假，教職員工都去過暑假了，學生們也都回家了，校長給我寫了一封非常簡短的信。他寫道：「下學年學校將不再聘用你。埃德加·F.史密斯。」
系主任和教職員工都百分之百支持我。我那時住在特拉華州的阿登鎮，那裡當時實行單一稅。收到解雇信的這天晚上，我登上了一列巴爾的摩—俄亥俄的火車。當晚我們就在全國範圍內分發了一千五百封信。從那以後，戰鬥開始了。現在仍在繼續。1975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發給我一個名譽學位。差不多六十年過去了。（他露出一個難以察覺的微笑）
1917年，聯邦政府因為我寫的一本小冊子起訴了我。我在書裡描述了1914年到1918年一戰發生的經濟原因。政府認為任何人讀了這本書都不會去當兵了，因此我這是一種叛國行為。我在聯邦法庭受審。我被判無罪，但出版商卻被判有罪，罰款三千美元。案子上訴到高等法院，最終維持原判。我們籌集了三千張一美元鈔票，在紐約交給了聯邦當局。
本世紀初是美國歷史上一段激動人心的時期。幾乎每個團體都有發聲渠道：城市俱樂部、商會、中央機構、公共論壇、古柏聯合學校等等。這些團體的人有成千上萬的機會聚在一起，發表自己的看法，接觸志同道合之人。我曾經在托萊多大學待過，後來被那兒開除了（笑），不過我在那裡時，中央工會每星期聚會一次。禮堂裡的每個人，只要沒喝醉，只要不說褻瀆神靈的話（笑），都能起立發言，只要觀眾願意聽，想說多久都行。
基督教一位論派舉辦了公開討論會。發言者從一個州跑到另一個州，一個鎮跑到另一個鎮，這裡得十美元，那裡得五十美元，跑到紐約，跑到加州，一直做這種事為生。願意來聽吉恩·德布斯、我自己，以及克拉倫斯·達羅演說的人有成千上萬，放眼望去，人群擠滿了麥迪遜廣場公園。
我曾和達羅辯論「生命有價值嗎？」這個問題，克拉倫斯說沒有。我那時還很年輕，克拉倫斯比我大三十歲。一個上了年紀的人說活著沒有價值，而一個年輕人說有價值。（笑）我說活著不僅有價值，而且必須要活著。
這本來是一個人們可以發聲的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了這個局面。戰爭期間，人們的言論受到密切注意。到了二戰，共用討論會徹底關閉了。戰爭期間，軍隊的人掌權。1931年，我思考著人類應該做些更好的事情。環顧四周，我只能看到貧窮、無知、愚蠢和浪費。我們為什麼不盡自己所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呢？
海倫：我們討論過，為什麼要在城市當窮人呢？我們要看看能不能在農村買下一處地方。我們兩個人的錢加在一起也超不過一千美元。斯科特跑到佛蒙特花了三百美元，外加八百美元抵押買了一座在走下坡路的破敗農莊。他有一輛舊的二手輕便福特車，花了多少錢買的來著？
斯科特：三百美元。
海倫：於是我們北上佛蒙特了。土地非常貧瘠，大約有六十公頃地，那時並不算多。我們發現在那兒我們能夠自給自足。在農村我們也過著窮日子，但總比在城市當窮人強。我們不用去垃圾箱裡翻找吃的，而是吃自己的菜園子種的菜。這對我來講很是新奇。我家有菜園和菜農。
我們有這座破敗、老舊、衰頹的房子，而我們希望讓房間更多一些。於是斯科特說，在原有房子的基礎上再蓋幾間就好了。那是我們的第一座石頭房子。之後我們又建起了九座石頭房子：主屋、車庫、工作室、木柴間、溫室等等。這是斯科特的林間工作室，他現在在寫一本新書。
多數來這裡的年輕人屬於中上階層。很少有工人階級或黑人來我們這兒。那些年輕人什麼都經歷過了，能習慣於輕鬆地接受任何事情。另一方面，他們已經和社會決裂了。他們把舒適愜意的家拋在身後，背上了行囊。這是值得稱讚的。很多人只是到處流浪，出來享受好時光，感受樂趣，就是這樣。但我們驚訝於有些人的態度十分嚴肅，他們開始建起自己的家。我對此感到樂觀。
斯科特：我曾經在阿爾巴尼亞待過。我問一個司機那個國家有多少輛汽車。他回答：「正好夠用。」
海倫：我們在這裡擁有的東西剛好夠用。我們的窮朋友以為我們很富有，我們的富朋友以為我們很貧窮。我們建起了結實、寬敞、堅固、漂亮的房子，因為這是我們自己一手修建的，是按我們希望的樣子造的，這就足夠了。如果明天有人給我們一百萬美元，我們還是會住在這裡，而且將為怎麼處理這一百萬感到困擾。斯科特可能會把那些錢扔進火爐。
斯科特：我們要做的就是自立謀生，並且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來讓這個垂死的社會盡可能好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