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克普林格
他是個攝影師，經營這家照相館已經三十二年了。
「我的希望來源於人人關心他人，並且為他人出力。」
「我的店是附近最老的。這裡是工人階級聚居區，住著德國人、波蘭人、希臘人、意大利人。此地有四座教堂，我通過教堂接活兒，也靠口耳相傳。我的主顧都是街坊鄰居。
「我拍了很多婚禮照片，是小本生意。另外也拍構造圖、畢業照、嬰兒照。我特別喜歡嬰兒，這種照片我拍得最好。我對付嬰兒很有兩手，拍出的照片效果也好，父母看了總是很喜歡，之後年年當回頭客。這些孩子長大了，又請我們拍婚禮照片。然後，這些二十年前被我拍過照的孩子又請我給他們的孩子拍照。」
他五十九歲了。
我這個人從來不會聽命於人。我是老派手藝人。我喜歡按自己的風格辦事。我不太能接受批評，即使說得有道理，我也不大受得了。（笑）所以我借了一些錢，開了自己的店。是啊，這就是美國夢。一個人從最底層起步，建立起事業，好好經營。我經營得不錯。這房子是我自己蓋的。
我的祖父母是從德國和盧森堡來的。我父母是工作勤奮的中產階級。我爸從沒領過一分錢救濟金，大蕭條期間他同時做兩份工作。
他們給我們每個孩子灌輸的一個原則是：要誠實。我們從來不鎖門。做老式的、誠實的手藝人，這是根植在我頭腦中的準則，如今我又把它帶到了我自己的家庭。我女兒經營密西時髦貴賓犬美容沙龍。我們借給她三百美元去學剪狗毛，她去師傅那兒工作了。她的手藝同樣精湛。她喜歡動物。
我們這裡鄰里間關係和諧，凝聚力強。他們不是容易被什麼事端煽動起來的人。他們都住在這兒很多年了。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是很善良的人，可他們的偏見和盲從也不少。他們不想讓黑人搬進來。可就我而言，我倒願意有些黑人盡快搬進來。
這座房子是我自己設計的。我年輕時找岳父借錢蓋房，之後幾年逐漸還清。就在我把錢還清那年，一個建築商決定在旁邊蓋一座大型建築。我們沒辦法抗議，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件事是需要抗議的。
他在我的照相館旁邊挖了個四米深的大坑。三年過去了，我們開始擔心我們的房子受損。距離太近了，下雨時又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地基可能受影響。這完全是違反建築規則的。最壞的事情發生了——冰雪壓垮了他的地基，我們的牆也毀了。（他把受損現場的照片拿出來展示）我和市長辦公室的人、市政委員談了這事，但損壞已經造成了。
我試圖讓那個人賠償損失，可他不同意。我試圖讓建築部門有所行動，可他們什麼也不管。市長辦公室也坐視不管。於是我把他告上法庭，案子拖了很長時間。舉行過十次聽證會。九次聽證會後，我的律師對我說：「這是塊燙手山芋。」市政府法律顧問警告他，要是不放棄這個案子，他的法律事業就完蛋了。這都是記錄在案的。
這個建築商門路太廣。我辭退了那個律師，又雇了一個年輕的律師。我們在下級法院輸了，可這位年輕律師把案件的基礎打得非常堅實，我們在上訴法院贏了官司。建築商又上告到伊利諾伊高等法院，仍舊是我們贏。法院責令那座建築停止施工。
我們決定辦個派對慶祝勝利。我當場演唱了《不可能的夢想》（笑），還發表了一個小演講，關於「如何擊敗市政府」。這是九年前的事了。這是美國夢的一部分。我們慶祝得太早了。判決還要回到下級法院執行，而下級法院完全被呼風喚雨的「戴利機器」控制了。這裡的法官完全無視判決。我的夢想破碎了，可我沒有放棄抗爭。
我發覺我的敵人不是建築商，他也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我的最大敵人是市政府，是大賊窩裡那些小丑。
我決定去上公共演講課程，學習怎麼講話。我之前甚至連提出附議的勇氣也沒有。我第一次有機會公共演講是在市政廳會議室舉行的一次預算聽證會上。那次是戴利主持的。你必須事先報名才能發言。當時有形形色色的發言者：要求增加經費的警察局代表，要求增加經費的消防隊代表，還有市民聯合會，等等。所有這些人輪番發言，可到最後，還是沒叫到我發言。戴利市長說：「好了，今天大概就到這裡。」我站起來說：「戴利市長，我也報名了。我要發言。」他知道那個案子，與此事直接相關的建築專員是他的好友。我說：「你為什麼不叫我發言？」然後他耍了發錯音的把戲，用錯誤的讀音讀我的名字。沒人能聽懂我的名字。我站起來發言了。
我把演講的重點記下來了。我說：「這是預算聽證會。這是我交的稅款。下面我講講你們的建築專員對納稅人做的事。」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點了當事人的名字。正講著，市議員基恩【165】說：「你說的這些事可能讓你涉嫌誹謗遭到起訴。」我說：「歡迎你們告我誹謗罪。我保證這是戴利機器下地獄的第一步。」我講完後，戴利說：「你說你想送我下地獄？」我回答：「我會是第一個推你的人。」WBBM電視台拍下了這場紛爭的畫面，我的女兒們感到歡欣鼓舞。她們說：「老爸，我們真為你自豪。」在那之後，每年我都去那裡講話，不僅談及建築部，也談及警察局的腐敗。
我一年到頭地學。我關注報紙、雜誌上有關我們交的稅款如何被浪費的文章。你得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不然人們會取笑你。
我也給編輯們寫了不少信。我覺得他們做事頗有效率。我寫城市腐敗問題，也寫越南戰爭。因為一旦你自己受到傷害，也就能看到別人受到的傷害。如果我們的市政府能傷害我這樣一個納稅人，我也能看到我們的聯邦政府會對其他人做些什麼。
這讓我開始質疑權威。有一次在耶穌受難日，我坐在一塊岩石上，十分痛心，委屈得哭了。（笑）也就在這時，我頭腦中靈光閃現，對自己說：我挺高興這事發生在我身上的。我能看到這傢伙在市議會神通廣大，一切都明朗起來了。
我是個樂於獻身的退伍軍官，我看到了當局在越南的所做所為。我們保守傷害，尤其是那些年輕人。但其實完全沒有必要。我們可以做點什麼。我們不是只能冷眼旁觀，坐視不管。我給電台打電話，給編輯寫信。人們來找我，叫我共產主義者。
我過去是真正的保守人士。可現在我看明白了，我們不應該袖手旁觀，看著政府一意孤行地說他們的所為是正確的，僅僅因為他們是權威。
我太太所在的公司和市政廳有聯繫，有一次他們受邀參加戴利市長1974年的祈禱早餐會。我看了贊助者名單：亨利·克朗是通用公司的老闆，湯姆·基恩是戴利市長手下那伙壞蛋的頭目，保羅·威戈德是另一個入獄的市議員，剛獲得保釋出獄。霍華德·米勒是電台評論員，他曾說應該把有些人炸飛。祈禱早餐會的贊助者就是這些人。我對自己說——沒告訴我太太或是其他任何人——我要去這場早餐會抗議。我知道自己會陷入麻煩。我會被逮捕，會受傷害，可我無論如何一定要去。我在高架鐵道下遇到我女兒，她說：「你又要上電視了嗎？」（笑）我說：「我覺得是。」不過我其實真的很害怕。
我去了那裡，付了六美元。我們吃的是炒蛋，這是我吃過最難吃的炒蛋了。我試著和同桌的人簡單交談。在場的有修女、牧師和各界市民。吃完炒蛋，戴利市長開始講話了：哦，我們必須支持尼克松總統，我們要為他祈禱。我足夠禮貌地讓他講完。之後我站起身來，電視攝像機轉向我，我說：「這完全是偽善。你們談的是祈禱，可是看看這些贊助人：亨利·克朗是通用動力公司的老闆，他生產的F111型飛機此刻正在非法轟炸柬埔寨醫院裡的平民，偽君子！霍華德·米勒，好戰分子，偽君子！基恩，狡詐的市議員，偽君子！保羅·威戈德，偽君子！」我一直說，直到戴利派出的警察把我抓起來。
他們把我的雙手別在背後戴上手銬，銬得太緊了，被塞進警車時我疼得叫出聲來。在警察局時，書記官接到一個電話，我能聽到每句話，因為他把聽到的都重複出來了。是這麼說的：和平委員會，有顛覆性。宗教人士和非宗教相關人士組織，有顛覆性。市民行動項目，有顛覆性。一定是情報部門打來的電話，我知道自己被監控了。他們瞭解我的一些事，一定是監聽我的電話得知的。
他們填好了表格，把我扔進牢房。笨重的灰色鐵柵門大力關上，已經不讓我覺得難受了。我很緊張。我知道回家後我太太會給我好看。我的感覺真是糟透了。這兒只有一個老黑人清潔工在拖地。他給了我三根煙，還有一盒火柴。他是牢裡唯一的人。
三個小時後他們告訴我，我沒有受到指控。但他們採集了我的指紋，給我拍了面部照片。我對著鏡頭微笑了，你懂的（笑），為了拍出好照片。
我回到家，在小狗美容院工作的大女兒對我說：「爸爸，我們看到了，真為你驕傲！我們為你這麼做的勇氣驕傲。」我說：「我沒什麼勇氣，當時我的膝蓋直發抖。」她說：「幹得漂亮！」
我太太不喜歡我這麼做。（笑）我對她說：「你現在管家裡的事兒，這個關頭我要管管世界大事。」（笑）她還是個思想保守的人，她反對平等權利修正案，而我卻大力贊成。可她總在旁邊支持著我。
我向來是溫和、安靜的人，我受到了傷害。之後我看清了世界的方方面面。乖乖，有人出於貪婪，去賣力地企圖得到一切，也有人努力為他的同胞出力。
我從來不是個暴力的人。我甚至不願意踩到螞蟻。我參軍出自己的一份力，因為我相信美國是個值得奮力工作、抗爭甚至為之犧牲的偉大國家。在我看來，美國現在的局面一團糟。太多人被貪婪所控制——看看水門事件、尼克松、防止政府人員洩密的「堵漏人員」、政治監視吧。我這麼一個小人物都有上百頁調查報告，受聯邦調查局監視。
鄰居從來不和我談這個問題，他們差不多全是把頭埋在沙子裡的鴕鳥。他們仍舊把戴利、基辛格，甚至尼克松看成聖人。他們只關心自己的一小片土地、夏天他們要修剪的草坪、電視機和啤酒。他們跑過來幫我在建築這件事上抗爭，因為在這件事上面他們也受到了直接影響。歸結為一句話：財產比人更重要。
我的生意並沒受到影響。現在我過得相當不錯，除了我不喜歡把門鎖起來幹活這一點之外。我在照相館遭到了襲擊。我永遠忘不了那天。有兩個年輕男人闖進來，當時照相館裡還有一些小孩。孩子們喜歡過來玩，他們喜歡我。這兩個人一進門就臉色難看，我趕快讓孩子們出去了，我發覺自己有麻煩了。其中一個人進了攝影室。那裡不受准許是不能進去的。另一個人鎖上了前門。我的後腦受到重物擊打。我摔倒在地，流了很多血。他們沒有停手，繼續打我。他們把我的前後頭骨都打破了（他把嚴重的傷疤展示給我看）。後來我做了整形手術。他們不是來搶劫的，因為只要把我打倒，就可以拿走我的錢包跑掉。可他們只是不停打我。我知道他們肯定是受僱用的打手。他們受到某個不喜歡我的人的指使。這事就發生在我拿到建築案件的法律賠償金之後。
照顧我的醫生在醫院一整夜陪著我。他本以為我熬不過去了。他說我的身體素質一定很好。
警察完全不管。一個小男孩過來告訴我兇手開走的那輛車的車牌號。我把車牌號給了警察。過了幾星期，我打電話給警察局。他們說：「那個車牌號不是本縣的。」於是我兒子和他的年輕朋友們按照地址開車找過去。看到那傢伙正在弄一輛小型貨車，我一眼就認出他是兇手。他也看到我了，轉過身去。我們找旁邊人問他的姓名。他們說不知道，可他們明明是一起的。我跑到縣警察局，他們說我得去找州里的律師。可關鍵在於，他母親說案發時他在家，這是個無懈可擊的不在場證據。所以我只得放棄。
是的，我買了一把槍，以防這種事再次發生。我在門上裝了報警系統。我不喜歡在上了鎖的門後面工作。總是有顧客走進來，我信任每一個人。以前我們從來不鎖門。
現在境況不佳，可我對未來還是抱有許多期望的。我的希望來源於人人關心他人，並且為他人出力。他們不會讓這個世界在熊熊的烈火中燃燒殆盡。人們叫我當地激進分子，不過那些年輕人對我做的事倒十分尊敬。他們沒有明說過，但我能感覺到。如今人們不像六十年代那樣直接表明觀點了，不過他們都是誠實的孩子。
我看見到處腐敗橫行，不過我還是能看到希望。所有那些帶著罪惡逃之夭夭的人未來都會遭到報應，公正一定是存在的。有太多小人物受到欺負和踐踏，做壞事的人卻逍遙法外。有人必須付出代價！而且，上帝為證，要是我必須等到死去那天上天堂——我真的相信存在天堂——我也要指認出這些小丑：就是他們！讓他們下地獄吧！
魯思·柯裡
她住在曼哈頓一座房租管制【166】的大樓裡。「我已經在這兒住了三十六年。我常邀請鄰居來喝上一杯。他們多數人的日子過得沉悶。」她身患好幾種重病，卻仍熱情洋溢，成串的話如大瀑布一樣湧出。「你知道一個朋友怎麼說我嗎？『思維敏捷，行動輕率』，就像簡·奧斯汀的書裡的描述。」
「一旦金錢成了我們評判價值的唯一標準，你會贏，但也會輸。」
房間裡四處散落著雜誌、報紙、書籍——有林恩·拉德納的選集，柯萊特、納博科夫的作品，新出版的傑克·倫敦傳記，《罪與罰》，還有賽馬成績表。「我什麼都讀，腦子裡對各種瑣事的知識特別豐富。我每天花十六個小時閱讀。我常去看賽馬比賽。每星期六都有一場大型比賽。」
在早前的回憶錄裡，我回憶過我童年時代一個無比重要的人物：亞瑟·奎因親王，一個政客、毒品販子、酒鬼、黑社會大佬。她曾寫給我一封長信，其中談到各種奇聞異事。「我一度迷上了那個無恥渾蛋。我們只是露水情緣罷了。你在嗎，莎莉？我在。」
我出生於印第安納州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個落魄醫生，他受不了別人超過他。我很小的時候他就離開家了。我知道他為人很風趣。我知道很多奇聞異事，不管是齷齪的、好的、壞的，還是有趣的。做人必須得有趣。沒有幽默感，和死了沒區別。
我有過很多快活日子。我唯一想要的就是樂趣。我這條小命裡塞了這麼多東西，難免和其他人一樣栽過跟頭。我總覺得自己挺有錢，所以我總是瀕臨破產。我之前也確實破產過。
1959年，我五十九歲——我是世紀之子，對吧？我想：現在我要做什麼呢？我這輩子從沒出去找過工作。我在萊諾克斯山醫院當了夜間接待員，工作時間從午夜十二點到早上八點。在他們找到保安人員之前，我就是保安人員。這份工作的每一分鐘我都很享受，因為我是個夜貓子。十六年來我每天晚上都去上班，直到1975年我生了病。六十五歲時我本該退休。他們不知道我的年齡，也就沒找我的麻煩。我的老闆說：「柯裡，繼續這麼幹。」我照做了。
害怕？我不害怕任何事。他們非讓我在門上裝一把特別的鎖，因為這裡曾經出過很多事。我每晚十一點從紐約治安不好的地方坐公交車去上班，從沒感到過害怕。要發生的事總會發生的。我是個宿命論者。輪到你的時候，親愛的，逃也逃不掉。我害怕的一件事是：喪失官能。我害怕就那樣失去享受世間種種饋贈的機會。身體痛苦，可我還能留有清晰的頭腦。要是我今晚就會死掉，沒什麼大不了的。又能怎樣呢？我希望自己消失乾淨，一把火燒掉，遊戲結束。我不打算花錢僱人處理自己這副舊皮囊。
在我小時候，美國還處在掙扎的時代。人們多數是移民，拚命尋找立足點。那是個封建年代，你要麼什麼都有，要麼一無所有。強盜式資本家橫行。當然了，總有人會這麼做，於是他們就這麼做了。我恨不得把那些工會頭頭們給閹了。但如果資本家不壓搾工人，鐘擺也不會擺得那麼快。如今他們把每個人牢牢控制住了，強迫他們去做工。如果我工作的地方沒有工會，我一個星期只能掙五十美元，而不是一百五十美元。哦，是啊，我們的生活比過去好了。當然還是很艱難，不過假如一個人真的想成功，他就可以做到，只要他有信心。
「我做事從來沒長性，很難真正讓自己成事。我總是忙著結婚，一共結了四次婚。我內心一定是個小賤人。十七歲時，我嫁給了一個像我哥哥的人。他是個好小伙，我嫁給他就是為了離開我本來的窩。男人們都為我發狂，真讓我痛快開心啊。我身邊總有男人圍著，紐約、芝加哥，到處都有。
「許多男人發覺和我隨便待在一起比和我睡覺更有樂趣，因為我這方面不咋樣。我心不在焉，總想著別的事。有一次我聽賽馬新聞時，我的某任丈夫說：『我打賭你在交歡時也會說，上帝，我的馬要退賽了。』（笑）
「亞瑟親王是個邪惡但迷人的傢伙。他把我介紹給『流氓約翰尼』『澡堂約翰』『小個子丁克』【167】。他從沒受過教育，一輩子也沒工作過一天。他怎麼謀生呢？他靠依附別人為生。他有巧妙的生存能力，極其聰明狡黠。
「我嫁給第二任丈夫純為賭氣，因為他母親不喜歡我。我覺得他是同性戀者。他會做漂亮衣服。這段婚姻只持續了三個月。我的第三任丈夫是印第安納波利斯【168】的一個胖子，長得像傑基·格裡森【169】。他是我見過最伶俐、最輕浮的傢伙。他和我一樣，是天生的騙子。我們是在舊金山分手的。他一旦靠上某個人，就把這個人的錢花個精光。我的第四任丈夫叫朱利安·考夫曼，人們都叫他『土豆』。我是在賽馬場上遇到他的。」
1924年，我做過帽子攝影模特，這工作是小菜一碟。我從來算不上漂亮，只是討人喜歡罷了。我總要出現在我不該出現的地方。那些小淑女們去的地方我可受不了。我每晚都去夜總會，弗萊亞酒店、安桑尼婭酒店、種植園酒店，等等。我喜歡去這些地方。我就是這樣的人。我知道阿爾·卡彭【170】化名成了阿爾·布朗。我抓住了老虎尾巴，不肯放手。
我總想參與行動。在佛羅里達。他們讓「土豆」和我去行騙。你看過那些電影吧？就是那樣的。他們開了一家店，安排「西聯匯款」的一個人在那兒，讓我們贏了三四千美元。到了付錢的時候，那傢伙真以為自己能分幾百萬呢。那匹馬只輸了一個鼻子的距離。我覺得他們其中一個傢伙是維克多·魯斯蒂格伯爵【171】。好啊，我們在騙子的地盤把騙子給騙了。
我跟你說過我們怎麼從阿諾德·羅斯坦【172】那兒騙了八萬美元嗎？要是我告訴你，你準得笑死。他在七十二街的費爾菲爾德酒店有一座賭場。這裡是專門騙那些容易入迷的笨蛋的。我們用一個在芝加哥輸得精光又停不住手的傢伙做誘餌引他上鉤。那個抽雪茄的路易。羅斯坦極想拿他試試。我們知道他的習慣——他每天都要到林迪那裡去。我們拖住他四五個晚上，當我們知道他去了林迪那兒以後，就讓那傢伙過來了。我們賄賂了接線女郎二十美元，讓林迪那兒的電話總是占線。他們讓那傢伙贏錢。等羅斯坦過來時，我們已經把那傢伙弄走了。八萬美元啊。
我不知道人們怎麼他媽的那麼容易上當。他們太容易受騙了。（笑）兩年前在第二大街，兩個女的走到我面前搭話。我和你說，一開始我真的幾乎相信了。那個嬌小的孕婦說：「我撿到這個信封，裡面有兩萬美元。我是那邊拐角處一位律師的秘書。他說這是熱錢。不會有人來找的。我看見信封裡有一些錢。我知道這是那種老式掉包計。我猜我看上去像個容易受騙的笨蛋。她們就是要找我這樣的人下手。她們演得多像啊，她和她的女朋友——一個黑人女孩一起。我幾乎信了她們，哪怕明知道這是個騙局。她女朋友因為越南的事情得了六千美元，她丈夫在那兒犧牲了。她出於好意把這錢拿出來。她們想知道我是不是會出兩千美元來證明我的誠意，然後我們三個平分，每人得七千美元。
我說：「我們去喝一杯。」我故意把錢包留在吧檯上，存折打開放著，然後去洗手間了。自然，她們看了我的存折。我回來後說：「咱們把這事忘了吧，姑娘們。」我知道她們想撤。她們看出我是內行。我想：該死的，放過她們吧，拜拜。我幹嗎把人們都送進監獄？這姑娘和我一樣根本沒懷孕。（笑）你知道嗎？兩個星期前在這座大樓裡，有人因為偷了一萬九千美元被抓起來了。
我覺得那些匪徒喜歡我，是因為我輕浮有趣。他們並不真正知道怎樣征服我。我不當暴徒的女人。我不把這些事混在一起。
有一次，我們和傑克·麥克格恩【173】一起去了佛羅里達。他是個笨蛋。我們帶了一些高爾夫球棍，裡面藏著機槍。你擺個賣香蕉的小攤都可能被殺。卡彭什麼事都要試試。他們正在尋找斯卡利斯和安塞爾米【174】。在傑克遜維爾車站，我大搖大擺地走到雜誌櫃檯，活見鬼，我看到了誰？正是斯卡利斯。他想過來跟我調情。我是說，他們在找的那傢伙正在我們的火車上。（笑）寶貝，那就是黑手黨，要是有人說黑手黨不存在，那是他們不懂。我認識的小伙子們都是被殺而亡的。
一旦金錢成了我們評判價值的唯一標準，你會贏，但也會輸。拿那些在股票市場賺大錢的人來說吧。他們不是進了監獄毀掉一生，就是自殺身亡。我知道很多這樣的人。我認識傑西·利弗莫爾【175】。我認識三教九流的人。我和魯思·愛汀【176】一起工作過。
她不是和「瘸子」結婚了嗎？
哦，那個渾蛋。他跟他拉皮條的兄弟讓他們的母親在街頭賣火柴。我給你講講「土豆」的好朋友麥克斯·格林伯格的事吧。他是在紐瓦克一家釀酒廠被殺害的。那裡立刻變成了戰鬥前線。於是我給「土豆」弄了一頂女士假髮，把他送上船，讓他逃往國外。在德國，我在巴黎《論壇報》上讀到，那個殺人無數的人被殺了。（笑）所以我對「土豆」說，我們能回家了。
我覺得如今的孩子不懂什麼是真正的快活日子。他們就像綿羊一樣。他們以傷父母的心為樂。我不是說所有孩子都這樣。那些抵制越南戰爭的孩子做得對。我認為那個狗娘養的基辛格是我們歷史上最差勁的外交官。
可是我搞不懂現在的年輕人。讓我非常惱火的一點是，他們太順從跟風了。留一樣的長髮，穿一樣的補丁牛仔褲。可如果他們真這麼窮，上帝啊，他們又要大聲哭喊了。我一生都很叛逆。我一直做我自己。也許我是個卑鄙的傢伙，但我希望做自己。
我的美國夢？我活著時每一天都過得有趣。前不久我差點死了。我完全不懼怕死亡。我反應不靈敏了，我得了喉癌。看，我在嚼口香糖。我沒辦法下館子了，可我享受生活。我並不是指要建設這個世界之類的。我只是不希望它變得更糟。你知道阿布·本·阿德罕姆【177】嗎？願他的部族興盛。
我破產過，可我從沒欠過別人錢。我不為任何事生氣，也不對任何事、任何人抱有歉意。我覺得自己有過很多快樂的日子。我只是不想讓這一切終結。我喜歡說褻瀆神靈的話。我喜歡說那些壞事情，因為我老了，誰他媽的也不會在意。
查理·德拉坎普
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我們正在他的辦公室裡，此處是「密西西比精神健康與法律服務項目」所在地。他是社區療養所的工人。也是一名公開的同性戀者。
「我自己遭遇的偏見讓我意識到其他領域也存在偏見。」
他已經五十歲了，一顆牙齒都沒有了。牙齒給他找了太多麻煩，所以他把牙都拔了。現在不再有牙齒問題了。
我父親是南方浸禮會的牧師。我們經常搬家。牧師們總是從一座教堂搬到另一座教堂。我們不得不吃下許多人們施捨的食物。他們給我們的車上裝滿罐頭食品、被子、自己熏的肉。都是這一類東西。
他像地獄之火一樣暴躁，喜歡懷疑一切。他從來不滿足於現狀，卻不關心政治。我父親有他自己的一套偏見。他在種族方面的偏見遠比不上宗教方面的偏見。我家歡迎黑人，但不歡迎天主教徒和猶太人。
我父親曾多次受邀到全是黑人的教堂布道，他都爽快地完成了。儘管這是發生在三十年代的事。我父親是那種人，他相信如果你想爭取某個在啤酒屋喝啤酒的人，你要進去坐下來，和他一起喝啤酒。
十二歲時我已經發現了自己的性取向。作為一個鄉下小子，我並不知道同性戀這回事。我只知道男孩子間互相胡搞。我猜這一點鄉下孩子和城裡孩子是一樣的。在農場裡我從沒聽過「酷兒」這樣的詞。「基佬」這樣的詞當年也是不用的。小孩們聚到一起過夜，借口要一起做功課。實際上則是互相打飛機、打鬧逗弄，還有其他孩子們在穀倉裡做的那些事。
之後我搬到了馬克姆，成為公開活動的同性戀者。與此同時，我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觀點。我自己遭遇的偏見讓我意識到其他領域也存在偏見：年齡歧視、種族歧視，等等。我變成了左派。
1948年，我寫信給共產黨，開始和一些人保持通訊聯繫。我希望加入共產黨。他們通知我密西西比州還沒有基層黨支部。我已經開始分發兜售他們黨內的報紙了。我告訴我工作的飯館和馬克姆大街上的人們我所做的事情，並沒收到什麼不好的回應。相比於政治傾向，人們對我的性取向更感興趣。那時白人至上主義者還沒發覺自己受到了威脅。如果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發生這樣的事，他們的反應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我記得一個黑人小伙子，他在別人的院子裡割草。他領錢很困難，如果他走到他們的後廊去，人們就會叫來警察，告他是偷窺狂。我盡全力幫助他。當時密西西比沒有美國公民自由協會組織，所以我加入了波士頓的分支。他們告訴我監控庭審經過，我真這麼做了。
《企業報》在頭版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談到有人把傳單和請願書放到車裡、壓在擋風玻璃上、塞進門縫。報紙編輯說這個人應該在身上抹上焦油、粘上羽毛去遊街。人人知道說的是我。民權運動興起後，這位編輯變成了自由派。
我為各種各樣的事情弄來各種各樣的請願書，找來每個人簽名。他們甚至不知道那些內容是關於什麼的。我告訴他們這是有意義的事情。他們就會簽上自己的名字。
我真沒在這些活動中遇到任何阻礙。人們對我的性取向感興趣。很多來到密西西比州鋪設管道的建築工人放工後總等著我，想和我睡覺。他們離家在外，沒有什麼顧忌。
我的政治立場只有一次受到了嚴肅對待。我勸說英文教師把一些書目加入閱讀名單，爾後那幾位作家陷入麻煩，他們立刻把這些書目刪掉了。我因此受到了嚴厲批評。一些三K黨成員跑到我工作的地方，威脅要鞭打我的屁股。那時我在餐廳做招待，公開了同性戀身份，分發共產黨材料。我的老闆對此倒不怎麼在意。
我認為我母親的角色十分關鍵。她是人見人愛的那種人物：紅皮膚、黃皮膚、黑皮膚和白皮膚的人都喜歡她。她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儘管她完全不懂右派左派這些政治問題。她的許多行動卻讓我覺得她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雖然她不知道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她一生都是我的榜樣。要是她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她會支持的。我的每一次發言，參加的每一次電台或電視台節目她都覺得很棒。她總覺得我應該當一位牧師。
我父親不大管我的事。他只和我探討過唯一的一次。他收到一封恐嚇信，是關於我的同性戀問題的。他說：「這是怎麼回事？」我說：「就是說我是同性戀。」他說：「我很多年前就知道了。」這是我們唯一談及這件事的一次。
大概1950年，我收到了徵兵通知。我來到傑克遜市的徵兵中心，告訴他們我是共產黨人，還是同性戀者。我把能讓我逃脫兵役的一切事情都說給他們聽了。他們只是問我，有文件可以證明嗎？我告訴他們沒有。他們說那就沒什麼關係。我入伍了。在阿肯色州基礎訓練營時，我想和誰搞就和誰搞。沒遇到什麼問題。
那裡真有幾個白癡，他們希望晉陞。他們指控我有天晚上喝醉了酒，在營社值班時跟人調情。第二天早上，廣播通知我去炮兵連的長官辦公室。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有女朋友嗎？」我說：「有啊，怎麼了？」他說：「有人指控你跟人調情。」我說：「有可能，我昨晚喝醉了。」然後他們放我回了連隊。
我拒絕接受一般性開除的處理。所以他們把我送上了軍事法庭。這可能讓我受到不光彩的開除軍籍的處理，而且我估計要判入獄十年。開庭兩天。我得到了軍官和營房裡所有士兵的支持。最終他們告我猥褻罪。我請的律師告訴我軍事法規裡沒有針對另一個男性的猥褻罪。所以我沒事了。罪名降為普通侵犯。他們判我在軍人監獄待三個月。我的長官拒絕執行判決，因而請求休假。我猜這是因為人們都喜歡我。
我在1953年來到傑克遜市。開始在一家高級俱樂部當宴會侍者。有個負責存放衣帽的女侍者，她得了癌症，不讓別人照顧她，除了我。我在國民警衛隊受過醫療訓練。她在臥室裡放了一張輕便床，讓我住在那兒給她注射鎮痛劑。她父母是南方浸禮會教徒，認為我必須離開，不然他們沒法向教會解釋。我們不得不搬到別的地方去。
我們開始尋找療養院，只找到一家有相關設備的。那裡又陰冷又沒有人情味。我們又找到一家有供暖設施的小型療養院，是新開的。1955年，他們雇我照顧我的朋友，我還成了管理人的助手。甚至當我朋友去世之後，我依然可以留下。晚上我仍舊當宴會侍者，因為在療養院，很長時間以來我只掙17.5美元。
我的老闆很清楚我的性取向。人們一直往她的家裡和工作的地方打電話，責罵她容忍我。甚至她的家人都想讓她解雇我。可她說這是我的權利，雖然她不贊同我的一些做法。
全國參與這項運動的許多人都知道我。無論他們何時來傑克遜，都可以住到我家。在我住的那條街上，人們把我看成畸形的怪胎。附近的居民曾試圖請願把我逐出社區，但沒有成功。他們看到不同種族的人、「垮掉的一代」、留長髮的傢伙從我家進進出出。早晨，鄰居們就聚在垃圾箱旁邊圍觀。要是我的客人把車停在他們的房子門前，這些人就打電話過來威脅要把車拖走。如今他們不太在意了。鄰居們有所變化。有些人已經完全不關心誰他媽的從我的房子裡進進出出了。
克萊爾·赫爾斯特恩
她是芝加哥「近北成人診所」的護理部主任。
「如果我們要對別人的生命負責，就應該也要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診所所在的卡布裡尼—格林社區是芝加哥最大的公共住宅項目之一。「我剛來時，這裡的住戶絕大多數是黑人。現在西班牙人越來越多了。」
「我出生在伊利諾伊州加蘭納。那裡讓我想到羅馬，因為城市四周環山。是我祖母為我接生的。她是愛爾蘭人，有八個孩子。今年一月，她就滿八十歲了。她為教堂做針線活。現在她還能開車。她一個人住在農村，看誰需要食物、誰要去醫院，就幫一把。她永遠不用擔心將來有沒有人出席她的葬禮。她丈夫去世時有九百人參加了葬禮。大城市的人會說：我不知道誰會來啊。她是生活在小鎮裡的人。我相信這就是美國從前的生活方式。我的精力都是源自她的。
「我父母是愛爾蘭人和德國人。我名字的意思是『明亮的星』。我父親是數學教師，他也做過廚師和幼年童子軍領導人。他為人十分嚴厲。我母親善良得就像天使。他們都非常愛國，為當美國人感到驕傲。他們有自己的房子，有戰時從花園改成的菜園，他們保持房子乾淨整潔，和鄰里間互相幫助。我很高興自己沒有一個軟弱的父親，他說自己要對上帝和我們四個孩子負責。不過他想讓我們獨立起來。我哥哥被徵兵的時候，他想……我說：『哦，不可以。』他們卻說，如果他想去加拿大，全取決於他自己，他有決定權。
「上高中時，我想成為一名護士。所以我去了明尼蘇達州羅徹斯特的梅約診所。在聖瑪麗護理學校，有一個我們稱之為『手電筒戈登』的修女，因為她總是拿著手電筒在宿舍間走來走去。我們常有不事先通知的房間檢查。修女檢查時帶著白手套，看看傢俱最上面有什麼東西。我曾經參與了要求放鬆這類嚴厲措施的活動。如果我們要對別人的生命負責，就應該也要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1968年夏天，我在芝加哥當實習護士。我的精力十分充沛，想去民主黨代表大會做志願服務。我知道天氣炎熱，人們會到城裡來。所以我去了戴利市長辦公室，問：「你們想建急救站嗎？」他們說不想。
於是我去了麥卡錫那裡。麥卡錫那邊的人完全沒有組織起來。我打電話給醫院說：「你們能找人來志願服務幾小時嗎？」來了三十五個醫生。
那個星期，一些人找到我們，以為自己得了流感或是其他什麼病。他們不過是太疲勞罷了。有幾個人得了麻疹，還有水痘。還有幾個人擔心自己的血壓。這之後，一個星期三晚上，有人飛奔過來告訴人們要去某個地方。我沒料到會出事。我還以為這只是不錯的公關手段而已。然後他們去了圓形劇場，果然出了事。於是我們有七到十個房間裝滿了年輕人。此外，還有一些被打傷的警察、記者。整座房子無比混亂。
有些傷員必須轉移到縣醫院做X光等檢查。人人都害怕和那些人同去。我去了。真是夠受的。我陪三十五個病人一起過去，其中有扒手，也有搶劫犯。一些人經允許能和他們的律師說話，一些人不被准許打電話。那一晚真是不得安生。
兩邊的情況我都看到了。眼前所見讓我有種感覺，只要你留長頭髮，就不對。我見到了嬉皮士，他們不關心別人，只要你穿著制服，你就不對。我受不了這樣給人分類，不是全對就是全錯。因為我在高風險領域工作，覺得說警察全是蠢貨是不公平的。
我的一位女友在代表大會兩星期後和副市長結婚了。我參加了他們的婚禮。我不想談任何政治話題，所以就和戴利市長談守靈和葬禮方面的事情。我告訴他我是這對夫婦的介紹人。他看上去氣色不大好，臉是深紫色的。我摸了摸他的臉頰，說：「你今晚感覺怎麼樣？」他說：「我感覺很好。」我說：「可你看上去不太好。我覺得你得好好保重身體。」我還坐在警察局長旁邊。不能狠揍他們一頓真太讓人難受了。我覺得他們得增加點悟性。
我對大人物不感興趣。最近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人是住在卡布裡尼—格林地區一座低矮房子裡的老太太。有人闖進她家，拿刀指著她，她都六十多歲了。那個人想襲擊她、強姦她、搶她的東西。她從二樓的窗戶跳下來，雙腿都骨折了，來我的診所就診。她起訴了兇手，到法庭上作證。他們住在同一個社區。這個老太太很有膽量。這種人讓我刮目相看。
有幾個看上去有點油滑粗魯的青年目擊了一場可怕的犯罪。有個傢伙被車撞到了，還讓車從身上碾了好幾次。我和律師談過，他說這些人根本不可能出庭作證。可他們來作證了。還有那些匿名捐款的人、花時間做義工的人，都讓我刮目相看。
有個我交往過的男人說我把生活弄得過於有聲有色了。他是那種熱衷政治、善於公關的人。他特別適合出演廣告。我的意思是，他坐下前要把灰塵都撣掉。他會把所有的亞麻製品和白地毯擺出來。你永遠也沒法知道是不是能相信他，因為他從不表露自己的真正想法。他只擺出一副圓滑的樣子。就是這樣。這種人和別人一起時非常不自在。他們在經濟上取得了成功。可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能與自我和睦相處。我覺得他們即使照著鏡子，也不知道自己是誰。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加裡市市長哈徹的家裡。我想為我們的診所募款。現場有許多公司的高層人士。他覺得很不舒服，說：「克萊爾，你有點太活躍了。」
我覺得自己不缺乏機敏。如果你每天跟心情沮喪的低收入人群一起工作，或跟加入了黑社會的青少年一起工作，就必須靈活一點。你不能傻乎乎的。否則一出門就可能被打翻在地。我覺得貧民窟裡來的人比較敏感，他們知道你是真的喜歡他們還是抱有敵意。我現在可能比過去更小心了，因為我丟過幾次錢包。
我來到卡布裡尼—格林，因為我想做一份不同尋常的工作。我往各個診所打電話。沒有白打。我募集資金，教學生，搞公共關係，寫契據策劃書。我成了調查民意的人。有個人憂心忡忡，因為有人說她女兒智力遲鈍。我調查了這件事。測試時有些分數漏算了。為了把這件事弄清楚，我打了幾個電話。對護士而言，在一份工作裡完成這麼多事可謂艱難。你要麼在班上服務，要麼外出探視，要麼管理別人。我的工作從來不無聊。很多人討厭自己的工作。我熱愛我的工作。
我不覺得自己是個做善事的人，這是我的工作，我的責任。我一直是這麼看的。我猜這種想法源自我祖母。
我收到很多電話的原因在於，我告訴人們：「有問題就給我打電話。」他們都叫我克萊爾。人們都直呼我的名字，讓我感覺特別好。有很多秘書和店員對顧客而言都是無名無姓的人。有人過來問：「你能幫我一下嗎？」這是一種快樂。
他們說沒人帶孩子出去玩。於是我召集了十來個人把孩子帶出去玩。他們都來到我的住處。我過去常在晚上跑到聚居區問那些父母——他們家裡沒有裝電話，孩子們能在我那裡過夜嗎？低收入家庭一般都會願意，因為他們孩子多。而且他們信任我。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失業。這裡的失業率達到了40%。靠救濟金生活的人們失去了自尊。我見過這種事發生。我認為那些靠公共救濟生活的人只要身體沒問題，都該出去幹活。有紀律是很重要的，人們要按時起床、去單位報到、自尊自重。人們並不是真的希望接受施捨。靠救濟金生活並不是好事。
有一次我走路經過克拉克大街的乾洗店時，遇到了一個小個子女人，她身高不足一百五十厘米，穿著一雙紫色拖鞋，一條腿的膝蓋彎曲得能碰到她的另一條腿。我開始和她交談。她叫埃莉，已經在迪克遜州立醫院住了三十年。她的頭髮是金色的，手指很細小。我的約會對像把我們三個人弄去一起吃飯了（笑），之後我們去州立精神病醫院探望她的朋友。
我和她成了朋友，她又介紹我認識了丹尼爾，他是盲人，反應遲鈍，講話有困難。後來我又認識了另一個女人，她叫瑪麗，體重一百八十多公斤。我們四個人常在一起，我會幫他們做一些事。
瑪麗住在一套地下室公寓裡，一共有十二個人住在那兒，租金是一百五十美元。後來她做了一個分流術手術，體重降到了六十八公斤。我幫她找了份工作。她體重一百八十多公斤的時候，只有一條褲子可以穿。現在她仍舊常常打電話給我。我也幫埃莉找了份做電話銷售的工作。她生平第一次能住到自己的公寓裡了。你能想像嗎？她已經在醫院裡住了三十年。丹尼爾學會了滑雪。他是盲人，智商只有67。他還學會了做飯。他們就像小孩子一樣，他們喜歡有事可做。這是種挑戰。而且我們在一起時十分開心。
你能想像嗎？我們幾個人坐在餐館裡就像一個馬戲團。他們並非不引人注目，也並非奇形怪狀。他們看上去不同尋常，他們自己也知道。他們三個人知道自己有觀眾，挺享受這種感覺的。我們上了一輛公交車，他們就開始唱歌。車上有個乘客說，唱得好，值得花兩美元買門票了。
我也許比同齡人有更豐富的經歷，但我可能也面臨更多危險。我今天遇到一個做過乳房切除手術的女人，她的眼圈被打黑了，她有十個孩子，可她至少還能來找我。也許我能幫助她。
我想，如果要美國變得更好，普通人也要能成為人們崇拜的偶像。當電影明星或政客不該是人們唯一的追求。要是他們沒能當上，就會覺得自己一文不值。
我記得有一次在一輛很擁擠的公交車上，有個傢伙坐在後面，體重近一百一十四公斤，上衣只扣了一半紐扣。他留著鬍子，頭髮很長，看上去快四十歲了。他好像朝我揮了揮手叫我過去，於是我過去坐到他旁邊。我是很爽快開朗的人。看到一些青少年時我會說：「嗨！你們好嗎？」我會跟他們閒聊。你主動一點，他們就不會對你有所防範了。而且他們會知道你不是纏住別人要捐款的那種人。人們透過窗簾叫我：「克萊爾，克萊爾。」我不記得他們是誰，因為我和太多人說過話了。我們有超過七千名病人。不管怎樣，我開始和這傢伙交談起來。「你好嗎？」他說糟透了。他以前開卡車，現在領失業救濟。我說：「你在旅館幹過活嗎？去萬豪酒店吧，那兒有三千個工作機會。」「首先，」我說，「你最好穿上西裝，刮刮鬍子，理理髮。如果你已經有工作了，你也許可以不刮鬍子就去上班，可你要是正在找工作，就必須全身心投入。」我還告訴他其他幾個可以試一試的地方。他點了一根煙，在這輛很擠的公交車上。一開始，我說：「你交得起幾百美元的罰款嗎？你剛告訴我你失業了。」我說：「請把煙掐了。」他不同意。我心想，他臉皮真厚。我剛剛在幫助他，他卻拿全車人的生命開玩笑。我說：「你會後悔的。」我笑了笑，喊道：「救命！救命！」車上的人都開始笑。因為他們之前聽到了我們的對話。我說話聲音不太大，但也不是耳語。你看，在這輛擁擠的公交車上，我和我身旁的人說話，我們前邊和左邊的人肯定也能聽到，除非我用電話或步話機說話。所以他們笑了。於是他掐滅了煙。
我覺得人們有權堅持自我，堅持自己的感覺。如果你要停車，旁邊有人按喇叭，你有權堅持，不會按喇叭，也不大聲嚷嚷。這些都讓人精神緊張。靠幽默可以化解很多事情。
只有個性強大的小伙子才敢跟我約會。如果他們有偏見，就不會喜歡我工作的地方。也許他遭過搶劫，這是一種危險因素，或者在美國某個地方，人們可能為一個工作機會大打出手。我聽說在得克薩斯，西班牙人和黑人經常打架鬥毆，因為那裡工作機會太少了。我會逐步改變他的態度。我不許別人說那些惹人討厭的話。我不喜歡庸俗。我不喜歡種族詆毀這一類的事。我期待別人尊重我。他要尊重我工作的地方，不然就靠邊站。總之，我只願意跟美好的人接觸。
一些人真是有頭腦。我有一個病人，去世時九十六歲。他很聰明。我對他很著迷。他曾經組建過大學俱樂部。他是一位高等白人，為人卻相當謙遜。他會修理自己一切東西，電器、盤子、鞋子，等等。他完全靠自己生活。我想，一個人在心目中有些英雄人物是件好事。
我十七歲起就獨立生活了。我父母總是為我擔心。他們為我祈禱。假期時我們回到家，每個人都圍在桌子旁祈禱。這是種玩笑。我先開始。有人祈禱自己能有約會對象，還有他們想要的各種東西。這是個很感性的時刻。我父親祈禱我能離開診所。他是開玩笑的樣子，不過其中也有一種認真。他知道我不會這麼做的。
我經常收到朋友們的邀請，因為他們想聽聽所有那些異乎尋常的故事。一個姑娘有一次很幽默地對我說：「克萊爾，你一天的生活頂得上我的十年。」最貧窮的人、最富有的人、最有權勢的人，還有學生，我全接觸過。我遇到過激進分子、保守人士和官僚。不幸的是，他們彼此不會交流。如今到處在戰鬥。武器大量出售，人們談論的是中子彈，很難說我們不擔心。不過我對這個國家沒有任何懷疑。我認為情況還可以改善。假如我認為這不可能，我應該搬到別處去。
讓我們收拾殘局，繼續前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