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家男孩
本·格林
他是紐約街頭的出租車司機。
「對我而言，美國夢就是受教育。要是你有知識，就可以穿過那些沒知識的人穿不過去的門。就像魔法一樣。」
在下午五點的紐約，攔到出租車可真難。我可能趕不上飛機了。在第五十八街和第五大街的街口，終於有輛出租車停了下來。一開始我和司機只是隨意閒談，時局啦、交通啦之類的，可不知怎麼一個話題總能引向另一個話題。
（笑）我不知道。我總想像著一個有著窮苦背景的傢伙，把自己的人生提升到新的水平，想做什麼都做得到。我是在下東區出生的。
我父親是個硬漢，我很愛他。他經常和街坊鄰居那些流氓阿飛混在一起，儘管他已經結婚了，還是惹了不少禍。他是個拳擊手，曾經獲得1918年美國業餘體育聯盟六十八公斤重量級拳擊冠軍。他脾氣很壞，樣子像安東尼·奎恩【147】。
他遇事出手很快，而且為此坐過牢。有個雨夜，他開著貨車在澤西一帶運牛奶。他停下車加油，又重新上路。然後那車開始有點不對勁，他是懂機械的，他知道汽油裡摻了水。他把車開回去，狂揍了那傢伙一頓，然後在特倫頓蹲了一年監獄。我母親那時正懷著我。這些都是我聽說的。我父親體能很厲害，他參加過科尼島到布朗克斯的馬拉松長跑。他就是那種傢伙。我長大後，也看出他的一些缺點。我為他驕傲，因為他是那種——所謂的男子漢。他喜歡女人，我覺得這是我們家男人的一大特點。他也喜歡賭博。
他唯一上心的只是我有沒有從學校拿個D等成績回來。要是真得了個D，就等著一頓揍吧。他的拳頭打起人來可不長眼睛。
我奶奶有個糖果攤。我爸十五歲那年，她出錢讓某個有一條送牛奶和乾酪線路的人僱用我爸。由我奶奶付給我爸工錢，那傢伙白白得到我爸的勞動力，什麼也不用花。我爸就是這麼進入送牛奶這一行的。
我八歲那年，我家搬到布朗克斯去了。我父母願意搬出去，就像黑人願意搬出黑人聚居區一樣。要是一家人從下東區搬到布朗克斯，差不多就可以說是混得有模有樣了。他們中有些人再也不理睬從前聚居區裡那些老鄰居了。如今有些黑人也是這樣。
黑人唯一讓我惱火的一點就是，他們總在車費上搗亂。這種事我遇上過三四回了，每次都是黑人。我知道白人也可能這樣，但我遇到的都是黑人。這事很讓我討厭。我是在白人世界長大的。和現在比起來，紐約以前的黑人人口數要小得多。現在是全新的局面了啊，我在努力適應。的確如此。
我在家裡五個孩子中排行老二。我母親是個古板的女人。她仍然健在，可過得很不快樂，整天鬱鬱寡歡的。她對任何人都保持距離，愛懷疑別人，總是抱怨。這個真是說來話長。（笑）
我和你說，我今年五十七歲了。我父母從前感情並不好。我父親是那種外向的人。我母親呢，只知道孩子。每次搬家，她都要找從窗口能看到學校的房子，這樣她就能看著孩子從家裡走到學校了。我父親1954年過世了，孩子們也都長大有了自己的家。我們偶爾回去看她，她總覺得被子女忽視了。
她從來不說「我希望你好好上學」這種話。沒人在學習上督促我，真見鬼。要是他們督促過就好了，那樣的話我覺得自己能上大學。上高中的時候我表現出一點美術天賦。他們說：「你願意去上畫畫學校嗎？」他們只是這麼說說罷了。他們沒有推我一把。可能我是那種需要有人在背後踢一腳才能成器的人。
他們從來不重視教育。我記得從前看過《科裡爾》雜誌出版的一本輪轉凹版畫冊，一本深褐色的大書。這本書無所不包，其中有體育、電影、建築、藝術等內容。我讀得多專心啊，我喜歡讀這本書。我一直是愛書的。我有了孩子以後，該死的，我總讓房子裡能找到書讀。
我父親從來不和我們交談。我哥哥是他的寵兒。很好笑不是嗎？我從來不為此怨恨。老天，我願意他碰到好事情。他是世界上最棒的傢伙。可他現在已經死了。他死前人們正在考慮讓他當約翰·漢考克公司的副總裁。他這一生挺成功的。他是那種必須事事爭先的傢伙，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一個了不起的誠實的傢伙。他總想當第一，但不是為了錢。他在部隊做過軍官，當領航員。畢業時他的成績名列前茅。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我和他不一樣。我總得依靠別人，開始是我哥哥，現在是我兒子。這樣不太好，我總是自卑自賤，對自己評價很低。
我大哥對讀書不感興趣。他不想知道事情最初是怎麼回事，他只想知道（拍一下手）——現在我們做什麼？他不關心鐘錶的工作原理，只要知道現在是幾點就行了。我呢？我奶奶曾經說：「你得打破砂鍋問到底才踏實。」我必須弄清事物是怎麼回事，我得搞清楚。直到今天，我還保持著對一切事物的好奇心。
生活這場比賽進行到現在這個階段，我開始通觀全局了。進球得分什麼的，我這輩子本該更有成就。可我環顧四周，也能看到我的成果不錯，我覺得也許不能把這些當作理所當然的。
我年輕的時候，成功意味著你當上大聯盟的球員，或者當上消防員、警察，之後成功變成了要多賺錢。我認為成功是你能走到鏡子前，看著自己，說：嘿，我挺喜歡你這傢伙。（笑）說不清，說不清啊。我真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歡自己。我做過一些糟糕的事，也做過一些好事。基本上，我覺得自己挺誠實。
我兒子是那種自由派的小伙子。1963年他曾經跟著馬丁·路德·金向華盛頓進軍。我和兒子經常聊天。我讀他讀的書。他去念了法學院。他上了大學，又退學，被徵入伍，復員後申請哈佛法學院，沒有成功。他一路搭車去了智利的聖地亞哥。他渴望見到阿連德【148】。軍政府一上台就把他趕走了。啊，他那時太年輕。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看到他有所轉變，也加入了當權派的行列。他現在是地區助理檢察官了。我得承認，我更喜歡反叛時候的他，那時他會說：「他娘的，我做我想做的事。」他是個好孩子。
要是他覺得憤怒，他就寫東西。天啊，這很了不起。為不受歡迎的東西站出來發聲是需要勇氣的，對不對？他就是這麼做的。他增長了一些年紀後，對黑人有些失望。我能說什麼呢？到今年十二月，他就滿三十二歲了。
我還記得他小時候的一張照片。他坐在交通欄杆上，嘴裡叼著一支煙，好像在挑戰全世界。我曾想把這情景畫出來。
我喜歡藝術，我愛畫畫。我以前給好多孩子畫過畫，甚至在生物課上也畫。可我從沒好好鑽研過。我這輩子就是這樣，我從來不會在某件事上堅持下去。
對我而言，美國夢就是受教育。要是你有知識，你就能獲得很多東西。你可以穿過那些沒知識的人穿不過去的門。要是沒知識，你就不能和別人深入交談。我一直崇拜知識，它就像一座製造人類的工廠，就像魔法一樣。
你知道我四十六歲那年做了什麼事嗎？我去上了高等學校。之前我在做美容院生意，當了近十年店主，感覺無比厭煩。這行業給人的印象比生意本身更讓我憎惡。人們覺得這一行女裡女氣的。這是我的另一個缺點，我很在乎別人怎麼想。我哥哥才他娘的不在乎別人的想法。他說：「去他娘的，操他娘的，我才不在乎。」他只做想做的事。你不介意我說這麼多髒話吧？
我得擺脫美容院生意。它能幫我掙口飯吃，可我不喜歡做這種生意。我看到自己又被關進了籠子。我總有這種恐懼，非得找個出口才行。我覺得自己越來越老了，可一無所成。所以我去紐約大學做了測試，花了我一百一十美元。連續三天，每天八小時，一共做了二十五項測試。一位心理咨詢師和我談話，她說我是個不快樂的人，我要去上美術學校。我應該申請去讀柯柏聯盟學院。我說：「你瘋了吧。」她說：「我可沒瘋。」她說，在一項測試中，我的空間想像能力超過了同類人，可以和專業人士，比如建築師——還有誰來著？室內設計師，一一媲美。我參加了柯柏聯盟學院的測試，並被錄取了。我是班上最老的學生，都四十六歲了，坐在一群娃娃們中間。我感覺很棒。我上大學了！人們看待我的眼光也不同了。我參加的皮西亞斯兄弟會社團也對我刮目相看。那老傢伙去上學了！哦，感覺真好。忽然間人們發現了我的存在。我願意得到大家的承認。這對我提升自尊心有好處。
我終於把那家美容院脫手了，轉而進入了保險業。我這人一直害怕講話，你能相信嗎？我口吃，說話磕磕巴巴。我害怕拋頭露面，因為那樣就得當眾講話，所以我總是退縮。順便說一句，我兒子口才很好。他出席法庭聽證時，我總是坐在那裡想：「耶穌基督，他講得可真好。我們都想把成功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拉，不好的方面就關到壁櫥裡藏起來好了。（笑）
我拚命努力。第一次成功推銷出保險後，我的小女兒用紙片給我做了一面小獎牌——代表冠軍。
我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是同性戀。我快難過死了。真沒法接受啊。我夠開明的，能理解同性戀，也能勸別人接受，但事情發生在自己頭上就是另一回事了。你能相信嗎？我總想著：要是我老爸知道了會怎麼說？我很傷心，因為我對這孩子感情很深。她性格好鬥，吸毒，在大學裡拿到了3.2這個不錯的績點【149】成績。我本該聰明點的，但我太遲鈍了。我甚至沒發現她吸毒。她後來把自己弄進了菲尼克斯戒毒所【150】。在那兒她成功戒了毒。她現在是一名教師，已經完全獨立了。
我進了總裁俱樂部。（笑）銷售量達到一定水平才進得來。我去邁阿密海灘旅遊，所有費用都不用自己付。這樣一直到我離婚。1971年12月1日，我記得那天——星期三，下雨。
我必須做我自己。我妻子是個聰明女人。她很有魅力，一開始是性方面的魅力，可她想控制我。我反抗了，離家出走。除了衣服，我什麼都沒拿。銀行裡的錢也沒有動。
我找了個帶傢俱的房子住下。我挺喜歡那兒的。她想讓我搬回去，我拒絕了。然後我的身體突然垮了。我那時住在澤西，距離紐約六十多公里。突然間我覺得身上很疼。我得了潰瘍穿孔。後來我瞭解到這病25%是由精神緊張引起的。我在醫院待了十二天，恢復得很不錯。我是1969年開始開出租車的。現在開車已經成了我的職業。
剛開車那會兒，我心裡很難受。有一天我載了一位專業大提琴手。他帶著匈牙利口音說：「你本來不是出租車司機。」我說：「你怎麼知道的？」他脫口而出：「一看你我就知道。」這讓我感覺很好。
我看不起開出租車這行。現在還是。我不愛提起這件事。我跟人們說：「別告訴他們我是出租車司機。」大多數人我自己就能應付。在柯柏聯盟學院，我得了三個B和一個C的成績。得C那一門是書法。後來我幹起了保險，晚上也得工作，沒法再去上學了。
開車賺的錢夠我生活的，可能比我做保險時賺得還要多。不過還是有面子上的問題。我為什麼這麼在意面子？有人當小販，有人鏟馬糞。我為什麼要這麼在意面子？
如今，學校裡的老師們也是為了賺錢才教書。我看要是不給加班費，他們誰也不會多講十分鐘。警察有些時候不逮人，因為他們不想晚下班寫報告。他們有時看到事故扭頭就走，我在街上瞧見過這種事。
我現在覺得權威一文不值。我不贊同德國那樣的權威。可我覺得人們得有點尊重。現在人們會走到法官面前說：去你的。過去，要是你對警察說了不敬的話，是要遭警棍痛打的。其實，我就挨過打。我不是說警察應該走來走去打人。人們可以質疑，但有些人對權威是為了仇恨而仇恨。
我想現在事情發生了改變。在六十年代，我一度認為要發生一場真正的革命了。我不知道那群人現在怎樣了。我喜歡那個年代。因為我覺得這個國家太讓人窒息了。要是你屬於某個集團，你就能過得順風順水，要是你不屬於任何集團，你就得拼了老命鑽進某個集團。如果你是黑人或西班牙人，困難就更大一倍。我不喜歡「這是我的國家，你喜歡就留下，不喜歡就滾蛋」這種言論。
我想現在的年輕人已經改變了。他們把腦袋往牆上撞，弄得傷痕纍纍，也懶得再撞了。他們發覺加入當權派能活得更容易。或者說，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也不得不養家餬口，光靠高談闊論並不能把食物弄上餐桌啊。如今找工作比以往更難了。
我很好奇，如果人人平等，世界會是什麼樣。我是指真正的平等，沒有人比別人更具優勢。會怎樣呢？現在有些人比別人有優勢，但並不是自己賺來的。有人天生運氣好，生在他媽的有錢人家裡。唉！你說要是我開車拉上一個論頭腦還不配替我擦鞋的傢伙怎麼辦？為什麼會這樣？有些事情不對頭。這個狗娘養的，啥也不懂，話都說不清。我又做錯了什麼？這真的讓我很苦惱。之後這感覺慢慢消失，我繼續開我的出租車。
肯·傑克遜
他三十七歲，衣冠楚楚，留著淡淡的小鬍子。
「我們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創造出來的。也許是，但我不認為他想造出我們這樣的人。因此我相信，我們還有改進的空間。」
紐約寒冷的一天。
「我的工作對象是年輕囚犯。除了使用甘油炸藥，任何手段都不能讓他們發生轉變。只要還存在監獄，社會就得承擔這部分花費。我們要找到社會發展的新車輪。我見過監獄裡形形色色的人，要是你告訴我，他們被放回家了，我得知道他們去了哪兒，然後離那兒遠遠的。
「好運社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組建它是出於一種需要。我從中得到了一些東西。對我而言，這是排解過去監獄經歷帶來的憤怒的機會。好運社試圖讓社會看到他們為監獄付出的代價，並且希望幫助那些出獄的人重新適應社會，給他們提供工作、教育之類的機會。
「六十年代我們剛組建好運社的時候，當個有犯罪前科的人是件很時髦的事。如今的時髦卻變成了當個戴假眼的印第安人。要是你想請一個有犯罪前科的人吃飯，有人會說：『如果非這麼做，就請個白人吧。』我就是這個白人的角色。」
我是在一個嬉皮士家庭出生的。就是在今天這麼一個天氣，我父母決定要孩子。這是保持暖和的唯一辦法。我是在破碎的家庭長大的，父親酗酒，家裡靠母親幹活賺錢，她不肯低頭去領救濟金。現在叫福利金了。這些東西的名字總是改變，可都是一回事。
我不喜歡上學。我覺得學校無聊得可怕，不願意為了學東西挨打挨罵。天主教修士有一套他們的教學法。我在家挨的打已經夠多了。所以我一到五年級就不上學了，而且從沒想過要回去。沒人真正在乎。管逃學的官員每六個月出現一次，把我帶到法院去。法官威脅我說，要是我不回學校，就把我送走。於是我回學校待了半個小時，後面六個月還是不去。這套麻煩的程序每六個月就重來一回。
我在布魯克林的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一帶長大，那裡住的大多是黑人。我們從前把那地方叫作貧民窟，後來改成少數民族聚居區，如今又叫內城區。一直在改名字。我們過去住的地方甚至連衛生管理處都沒有。沒有人掃髒東西。
我第一次被捕是在九歲。因為我在布魯克林動物園偷了一個小孩五十美分。我們從紐約搬到了布魯克林。我們是吉普賽人。房子租期一到，天一黑，我們就溜了。
其實早在第一次被捕前，我就注定了一生離不開麻煩。1952年我就開始吸毒了，那時吸毒還不流行呢。我十二歲開始吸食海洛因。當時整個布魯克林只有三個毒品販子。現在每個街區都有一個。那時你得到處去找他們才行。
競爭無處不在。我從在體育上跟別人競爭變成了在犯罪上跟別人競爭。我想當愛爾蘭人裡第一個犯罪集團的頭頭。我總想高人一等。所以我成了我們那個地區第一個癮君子。我是跟喬伊·加洛【151】那幫臭名昭著的傢伙混在一起長大的。我發覺，他媽的，我比他們強得多。要是他們身邊都能圍著一群跑東跑西的小卒子，哼，我也能做到啊。
十三歲時，我組織了一個盜竊集團。我們偷的錢超過一百萬美元。我們中最大的一個十七歲。我是集團頭子。我找了五個人一起幹，每人挑選不同的地區。我們星期一偷一個地區，星期二偷另一個地區，下個星期再打亂順序。我們從來不回偷過的地方，所以他們沒法盯上我們。我們把偷東西的日子定在有道奇隊比賽的晚上。我們知道星期四晚上女傭放假，那時中國餐館生意火爆。我們主要偷猶太人聚居區。哪裡有錢我們就去哪裡。
被捕後，我進了少年法庭的審訊室，見到了那個騙子法官。我發誓再也不偷了。前一天晚上我還向警察發誓，不會把他們拿走我還沒脫手的贓物這件事告訴法官。他們跟法官說我是個好孩子。他們的老婆有了新鑽石戒指和新貂皮大衣。他們有了新的來復槍，可以好好喝一頓。我的地窖裡堆滿了贓物。
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並不厭惡自己，我厭惡的是自己的命運。當我發現自己很窮時，我想當猶太人。我被天主教學校趕出來以後，去上猶太人區公共學校的第一天就覺得，對我而言，那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孩子們的課本都是硬皮精裝的，而不需要自己用紙包書皮。他們穿的衣服也很漂亮。我覺得挺尷尬的，因為他們有的東西我沒有。我不想告訴他們我父親是個酒鬼。他們的父親不是律師就是法官或會計。我從沒叫這些孩子去我家。我覺得很丟臉。我想：天啊，應該去猶太區作案。
然後我心安理得地想，我不過是二十世紀的羅賓漢罷了，我在劫富濟貧。人們認為我是在犯罪，我很憤怒。我不在乎去偷那些小孩的父母。有些別的區的小孩過來打我們這裡的小孩，我可看不過去，我多多少少地保護了他們。他們是不錯的孩子。我不瞭解他們的家庭情況，我只知道他們有我想要的東西。所以我去偷他們。偷東西時我不挑選對象，我偷陌生人。
我們靠本事爭奪領導權。有一次我打敗了我哥哥。他比我大三歲，就像是我們這幫人的頭子。不過我可沒把他當成學習的榜樣，因為他老是被抓到。我幹了幾件他幹過的事，別人卻抓不到我。我總能逍遙法外。他呢，每星期都被捕。我能連續干七八個月，然後換一種方法。我因為破門盜竊集團的事被捕，後來又開始組織偷車集團。
我們所做的事就是去弄我們沒有的東西。要不是我們踏出了我們住的那片，也不至於落得犯罪判刑。我們不瞭解跟我們不一樣的人。我們不知道自己那片地區過的是窮日子，因為人人的情況都差不多。
人們常討論校車，我1952年就坐過了。我去了另一所學校，發現那裡有各種華麗的玩意兒。我和那幫傢伙說：「喂！等一下，那裡別有一番天地！」於是我們玩出了圈，去另一片天地淘金了。老天啊，我們無所不作。有一次我們在夜總會偷了八千美元，我和另外兩個人幹的。我們打了輛出租車去阿爾岡昆酒店。（笑）出租車司機不想拉我們到城裡，因為他妻子馬上要分娩了。我們給了他三百美元小費，又另外給了他孩子一百美元。他問了我們的名字，說生的要是男孩，就用我們的名字給兒子命名。
我們把那錢胡花亂花。我們訂了酒店房間，然後去傑克·登普西餐廳【152】吃飯。我們叫了幾個妓女玩樂，每一個都很漂亮。只要給的錢多，妓女啥也不在乎。十三歲時別人就說我長得像四十歲。我今天還是那副長相。我這張臉就像被火車撞過似的。
我回到家，給了我母親五百或是五千美元，告訴她這是玩擲骰子遊戲時贏的。她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厲害的擲骰子玩家。她也許猜得出真相，可她不想知道。我是一家之主，沒錯。我們去了科尼島旅遊，一天就花了一萬五千美元。那天科尼島上不管誰玩旋風車，都是由我們付賬。看上去人人都很開心，所以我們說，誰想接著玩都行，我們買單。我們在科尼島上到處買單。我們想把每個人都拉到派對上來，全是些陌生人。我們把錢揮霍一空，不得不靠偷幾輛自行車才能回家。
當時的感覺就是：我們必須快活快活，開開派對。一切只因為我們想逃離病態的生活，不用回家再跟老鼠、蟑螂爭地盤。我們走進一家夜總會，要是裡面的人多於五十個，我們就全包下來，請吃請喝，全由我們付錢。
染上毒癮後，我的態度轉變了。不管你偷多少、賺多少，只要染上毒癮，錢永遠不夠花。我只好一直偷，好給自己買毒品。再也沒有派對了。我再也不去酒館和旅店了。我得去找毒品販子。我毒癮發作，去偷東西，找毒品販子，毒癮再發作，再去偷。惡性循環。然後就是連連被捕。過去那種機靈勁兒沒有了，我鬥不過警察了，因為偷的時候啥也顧不了。我進了監獄，在監獄裡我痛下決心，以後再也不能讓毒品控制我。我離家時十六歲，回來時剛好二十歲。
我去了北方，得到了某些教育。我兩次被判刑五年，我是去那裡接受改造的。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一直覺得帕特·奧布賴恩【153】是大老闆。他就是那種父親般的形象。每個獄友長得都像吉米·卡格尼【154】。想像一下，你進了監獄，滿嘴粗話，然後帕特·奧布賴恩上來遞給你一根煙。後來你走了，成了牧師。或者你還留在那兒，娶了監獄長的女兒。我給吉米·卡格尼寫過一封信，問他能不能讓我擺脫他創造的這些神話。我是和約翰·韋恩【155】一起長大的，我們打贏了每一場戰役。他把旗子插上了硫磺島，打贏了巴丹半島戰役。其實那傢伙從沒離開過好萊塢。（笑）哦，我在那兒學到了很多。他們本該確保再也不把我放出來。
監獄裡的規則是：白人和黑人互不講話。這裡就是外面世界的縮影，不過是隔著一層窗簾而已。監獄和社會建立在很多相同的基礎上。你讓地位相似的人彼此保持敵意，就沒有人抬頭看看究竟是誰在上面操縱一切了。有一小撮人在操縱我們。好，今天有人寫文章說福利社會坑了我們，於是人人痛恨福利制度的騙局，明天我們痛恨搶劫八十歲老人的十三歲小孩，之後我們又痛恨搶出租車司機的人。我能理解人們對街頭犯罪和暴力的恐懼。可我不明白為什麼人們對理查德·尼克松【156】的犯罪不是太憤怒。聖克萊門特【157】成了他的「監獄」。我早就聽說過監獄如何能弄成鄉村俱樂部的樣子。老天，他讓這事成真了。
你不能跟這些關在城市監獄的小孩說，世界上存在著正義。小孩們又不是傻子。我們給他們胡扯一堆，什麼要好好表現，不要搞鬼。可他們還是會亂嚷，唱反調。我們給他們灌輸的全是些陳谷子爛芝麻。
在北方，他們教我活得像個傻瓜，滿嘴粗話。教我去恨我不認識的人。另外不要有主見。別人說什麼我就得說什麼。我們被編入了一個系統裡，要是你能搞到一塊地盤，你就成了能發表意見的人。我記得曾經和幾個滿嘴粗話的人交談，他們都吹噓自己過去做過的大事。我禁不住想，要是這些傢伙真這麼有本事，現在怎麼會落到這般田地？
你在那兒待的時間越長，被單獨監禁的可能性就越小，自由行動的餘地也越大。你成了那個機構的一部分，雖然不知道你的角色究竟是什麼。我關了九十三天單獨監禁，口糧只給一半。牢裡啥也沒有，只有你和大理石地面。
出來後我很容易動怒。我記得自己上了一列火車——你會發現監獄裡人人都很講禮貌，要是有人撞到另一個人，肯定會道歉的，你在裡面聽到對不起的次數比外面世界聽到的總和還要多。可是在火車上，我擠在沙丁魚罐頭一樣的人堆裡，被人推來搡去。我看了看那幾個獄卒站在哪兒，確保他們離我不是太近，這樣我就能把那傢伙的大牙揍掉了。很長時間裡我都這樣易怒。
在北方，我學到了一種不一樣的犯罪方法。我遇到幾個糙漢子，把犯罪當作自己的生意。這生意可不是鬧著玩的，而是真正的生意，一種生存手段。出獄後，我覺得自己只有不再吸毒才能生存下來。所以我過上了和以往不同的生活。我為那種看不見的組織幹活——有組織犯罪集團。
我遇到一個更狡詐的罪犯。我發現偷錢後揮霍一空太過荒唐。如今我瞭解了美國的價值體制，那種辛迪加【158】價值體制。你要做的就是偷竊，然後把它和美國夢聯繫在一起。你賺了大錢，買一座房子，遠離那些黑鬼。你再買一座大牧場，買輛凱迪拉克汽車，或是林肯汽車，這取決於你有多少錢。你在辛迪加體制中的位置決定了你生活在哪裡，決定你怎麼花錢。你的孩子能上好學校。沒人知道你是做什麼生意的，一切都在暗中進行。你只去頂級夜總會，都是辛迪加所有的。那些闊佬坐著噴氣式飛機就去這些地方。所以我們又把錢還給了我們為之幹活、給我們錢的這些人。這是一家公司，雖然沒有拿到紐約州的營業執照。這是買家的市場，其中有供求問題。我們供給，然後我們要求他們付錢。這是狀態最好的資本主義。
我回到家，一切還得靠拳頭解決。我的雙手一向靈活。我離家以後常練拳擊。我在夜總會裡得了中量級冠軍，後來又得了重量級冠軍。我是有組織犯罪集團的收款人。
有一些機器。你到那些酒館，看到點唱機和打圓盤遊戲機，其實那些都是歸犯罪集團所有的。賺的錢一半歸店主，另一半歸犯罪集團。要是沒拿到錢，我要確保他們能拿到。如果有人說「我沒錢」，我就得打斷他的腿。這生意的本質就在這裡。
這種活我真幹得厭倦了。我們跑到布魯克林一家夜總會，其實就是個小酒吧，店主有一大幫孩子。他們都住在店舖後面的小房子裡。這地方花十美元能住上一星期。我和我搭檔到了那裡。那傢伙的機器壞了。你能看出不是有人破門而入弄壞了機器，而是他自己搞壞的。所以我們要花錢修機器，然後告訴那傢伙，以後這種事絕不能再發生。但是我們老闆出現了。他叫我們狠揍那傢伙。可我不想打他。他的孩子們都在場呢。所以我們把他拉到後屋去，告訴他使勁喊叫，倒地不起。我還在牆上弄了個大洞。我走出來，發覺我真是受夠了。我的搭檔是個好人。我們合計了一下，他說：「這不是咱們該做的，咱們得做點別的事。」接下來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們的老闆給搶了。
我們有列出所有經營點的冊子。於是我們每家都走了一遍，告訴那些傢伙拿出機器裡10%的錢給我們，剩下的留給他們自己。然後對他們說，就假裝我們全拿走了。然後我們給老闆打電話，說把店裡的人暴打一頓，為了拿走幾千美元，要是他不願意，可以來和我們談談這事。
我搭檔的頭被打爆了。他們到處找我的時候，我去找那人說，要是他們還不放過我，下次我回來，他們就沒有發號施令的人了。我們達成了協議。他們不找我的麻煩，我也不找他們麻煩。
他得僱用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我也能聽到風聲。我們一起幹活，關係緊密。要是他把我出賣了，他們中某個人會把消息告訴我，我再回去找他算賬。他很清楚這一點。
就是這段時間，我又入獄了。為了一把槍，我坐了一年牢。是在跟這幫傢伙幹活時出的問題。我發現他們特別卑鄙，跟他們幹活時我也如此。
可我又開始酗酒了。出來後我就開始喝了，就是這麼回事。後面幾年，我多數時間都醉醺醺的。我住在包厘街，常常醉倒在門廊裡、過道裡。這是一種逃離，我想保持這種感覺。我挺滿意自己的狀態，恍恍惚惚像夢遊一般。不用和外在現實打交道。可有一天，不知什麼緣故，我忽然對老婆說，我不再喝酒了。之後差不多十五年我滴酒未沾。
我清醒了，四處尋找機會，做了這樣那樣的工作。我當過搬運工，被解雇了，他們發現了我的犯罪記錄。我當過看門的，也被解雇了，他們發現了我的犯罪記錄。然後我跑到了建築行業，只要你幹完了一天的活，別的他們統統不管。之後我又去給《紐約時報》做臨時工。我去那兒等著，要是他們缺人手，就臨時挑你去幹活。我還替分發星期天報紙的人幹過活。老天啊，我幹過各種各樣的活，除了當臨時工或是做那種真正的垃圾工作，我的犯罪記錄總會跳出來壞我的事。最後我只好走人。我早就習慣了。我知道世道就是這樣。
我存了點錢，又借了點錢，買下一家餐館。我經營得相當不錯。我們還住在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可當我的孩子們開始瞭解那些毒品的名字時，我發覺是時候離開了。我們搬到另外一區，那裡住的主要是白人，毒品的氾濫程度和我們搬離的那區不相上下。不過，那邊的人都不認識我。於是我成了社區的核心人物。
我參與了許多民政事務。後來人們發現我有犯罪前科，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們中間竟然有這麼個瘋子！直到他們發現自己的孩子也在吸毒。他們會在午夜叫我去他們家，幫孩子處理一下。對鄰居得保密。他們發現我有犯罪記錄後立馬排斥我，但自己的孩子有了麻煩，他們卻又說：「我們把那傢伙叫來吧。」
白天，我是有前科的人，這種情況不會改變。到了夜裡我又會接到他們的電話。他們束手無策。是自己冒著被人看到的危險來我家，還是讓我冒著被人發現的危險去他們家呢？真讓人左右為難。我對他們說，去的時候我會穿上雨衣，用帽子擋住臉。我對他們不感興趣。我關心的是他們的孩子。我不想讓孩子們進監獄。
他們對自家的狗都比對自己的孩子好得多。迪克·格雷戈裡【159】曾說，假如家長們得知自己的狗要被送到越南去，準會鬧得地覆天翻，可要是說他們的孩子會被送到越南，根本不會有人反抗。人們非常在意鄰居怎麼想。其實鄰居不會想得那麼多。
我去過別的國家。我並沒有對美國失去希望。我不相信「要麼愛這個國家，要麼滾蛋」那一套。你可以愛這裡，留下來，嘗試做些事情改變它不好的一面。我說不清什麼是偉大的美國夢。
美國對我而言就是我住的這個街區。我最開始只在一個街區住過，後來又住過另外五個街區。我又擴大範圍，知道有二十個街區。之後我發現布魯克林並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地方。我沒有夢想，但我有希望。我希望自己有一天成為人們常聽說的那種人，過上好生活。我想當約翰·韋恩，那個常勝將軍。也許這才是夢——純屬幻想。
要是常去教堂才算信教，那我不是教徒。可我知道上帝是存在的。這不是我自己選擇的人生，而是命中注定的。我不問為什麼。我生來就是個竊賊，生來就是癮君子。我注定要經歷那些，所以真的經歷了。這不是我自己選擇的。誰要是選了吸毒、酒癮或是坐牢，那他肯定是瘋了。有些作家說，我們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創造出來的。也許是，但沒有完全按他的想法去做。我不認為他想造出我們這樣的人。因此我相信，我們還有改進的空間。
比爾·萊斯科
他是一名芝加哥警官。今年三十一歲。
「你得到的東西越多，想要的也就越多。」
「我正在攻讀兩年制學位。我可能會轉行去做企業管理什麼的。芝加哥警察局就像一個大企業，有員工一萬四千人，還有財務、人事和醫療部門。」
第一次穿上這身制服，我覺得自己真是神氣。這種感覺一段時間後消失了。人們總覺得這份工作十分刺激——警察的工作就是出生入死，可這種事不經常發生。多數時間我們都坐在警車裡巡邏，有時候真夠無聊的。
我工作的區域十分嘈雜忙亂，98%都是黑人。窮人也很多。我有個固定的搭檔，他也是個白人。我剛入職時是這個班次唯一的新人。於是他們讓我每兩周換一個地方。訓練我的警官有兩個黑人，兩個白人，我和他們都相處得很好。你要麼是個好警察，要麼是個壞警察，和膚色沒什麼關係。
白人想跟白人混在一起，黑人想跟黑人混，這是很自然的，物以類聚嘛。我們友好相處，可黑人最好的朋友總還是黑人。有些人覺得不服氣，尤其是在警官考試裡，有傳聞說，一些名額是要分給黑人的，儘管他們拿不到最好的成績。不過，一旦在街上遇上麻煩，你一呼救，人人都過來幫忙，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
你接到電話，說有人持槍行兇。你的腎上腺素開始分泌，緊張而又興奮，可你接了一百個說有人持槍的電話，卻並沒有什麼持槍的人，你的警惕性就降低了。不過，第一百零一次，可能有人真的持槍行兇，你必須強迫自己全神貫注。
你會發現，最麻煩的就是開違章停車罰單，或者接到家庭糾紛的報警。這時候情況最容易失控。一次我們接到報警，有個傢伙叫我們去他家給擋住他車道的人開罰單。我們到達時，發現他正站在自家房子前，手裡拿著一條桌子腿，擺出一副要讓那個在他家車道停車的人腦漿四濺的架勢，因為那傢伙正要把車開走，身邊還帶著個小嬰兒。後來，我和報警的人在地上扭打成一團，褲子都扯壞了。最後我們把這人關起來了。他投訴了，我得到一份投訴登記，不得不去職業準則辦公室做陳述。
有些警察工作久了就覺得住在這個地區的人都不是好東西。我覺得並非如此。幾個星期前，有個黑人婦女來求助我們，她開車時有個輪胎壞了。那時天快黑了，差不多是五點到五點半的樣子。她找不到附近能修輪胎的地方。她年紀不小了，看上去有五十多歲。我們讓她坐在車裡等著，幫她換好了輪胎。她要給我們一些錢，我們沒有收。她謝了又謝，堅持記下了我們的姓名和警號。大約一個星期後，我們從警長那裡收到了一封特別感人的表揚信。她給我們的領導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告訴他我們是多麼樂於助人。我們覺得心裡暖融融的。
我覺得不會有警察真的害怕外出工作。情況並不像沒當過警察的人想的那麼糟。我和親戚們聊到白天自己一個人巡邏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晚上巡邏時我們會有個搭檔。
有很多次，我得自己走進某幢建築。要是幾年前有人告訴我，我得走進這一帶某座破樓裡去，我準要說他們瘋了。如果你在這一帶巡邏的時間比在自己家附近待的時間還長，其實也就無所謂害怕了。
人們覺得在這一帶工作可怕透頂。要是他們在第六十三街和卡內基街的交叉路口【160】被迫停車，就得準備寫遺囑了。的確，在這裡有可能被人搶錢包，也許比在附近散步更危險。如果你連續去那裡一百天，早晚可能出點兒事。不過，車胎在第六十三街上壞掉，並不意味著你就得慘遭割喉。
告訴別人我是警察，讓我覺得挺自豪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對警察有種既畏懼又尊敬的感覺，不過你確實不是普通人了，你是警察。我是我們家第一個當警察的人。
我當上警察以後，我媽有點擔心，我爸超級自豪。他告訴所有人自己的兒子是警察。他們有點緊張，因為別人以為警察每晚都經歷槍戰。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們家每個人都幹活，他們一向瞧不起不幹活的人。
「我爸七十二歲了，現在還在美國鋼鐵公司工作，他曾經在威斯康星鋼鐵公司當了三十六年平爐工人。十三年前，公司購進一批氧氣爐，準備裁掉大批工人。工齡夠長的人可以領全額退休金，或者降薪留在氧氣爐車間幹活。我爸那年五十九歲，他領了退休金，去了美國鋼鐵公司幹活。他擦地板，做清潔，天天上班，心情頗為愉快。他總共在鋼鐵廠工作了大約五十一年。
「從我記事起，我媽就在做各種零工。我小時候她曾在洗衣店工作，那些裝衣服的大袋子扔得到處都是。現在她每星期到附近的服裝店工作兩三個晚上，就是為了不讓自己閒著。她今年七十歲了。
「要是退回到二三十年代，他們做夢也想不到能擁有如今有的這些東西。不過他們是通過辛勤的勞動才得來的。我們兄弟姐妹都住在我父母家附近四五個街區內。這是種傳統的生活。」
我覺得警察身上有一種男子漢氣派。上星期日，我開車帶老婆孩子回岳父母家，看到有個傢伙站在車前清理窗戶。我對老婆說：「那人看著像警察。」他當時穿著便裝。然後我們開車經過時，果然發現他的汽車前玻璃上貼著警察的標誌。我老婆大為驚歎。這是我在工作中學到的，從他的站姿、樣子中就能看出來。他的小鬍子和頭髮都修剪得很整齊。我認為警察總是很有自信的。不知道是否因為他們帶著槍。也許是吧。我從前有個同學，他說總能看出人群中誰帶著槍，因為那人的風度會有所不同。
我不反對和女警察一起工作。很多時候有她們在身邊反而是有好處的。人們看到某個身高1.6米的姑娘站在面前，總是非常驚訝，這常常能幫助緩解局勢。
上個月我休假時，一個白人女警自己開車去了全是黑人的居住區辦案。她接到報警，說有人挨打了。如果是家庭糾紛或入室盜竊案件，他們會派兩輛車，但一般性的報案就只派一輛車。所以她獨自開車去了。那是一座破賓館改造的住宅樓，每個房間彼此獨立，誰家發生點啥事兒，大家都會知道。她敲敲門，一個男的出來了。她問：「有人報警嗎？」他回答：「對，我老婆報的警。我們打起來了，她衝我撲過來，我就打了她。」這個叫瑪麗的警察說：「好，等她回來，告訴她我來過了。」這時一個姑娘從房間裡跑到過道上，大喊「是我報的警」，然後說了他怎麼打她的事。鄰居們都打開門，瞪眼看著。瑪麗問：「你想讓我做什麼？」她說：「我要把我的衣服帶走。」於是瑪麗對那男的說：「你同意她把衣服帶走嗎？」「行啊，我讓她進來拿。」於是瑪麗控制了局勢，問題解決了。
突然間，九個警察衝進了樓道，四個便衣，還有五個穿警服的。瑪麗通過無線電說：「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是你們穩住，整個警察部隊都跑上來了。」調度員告訴她，他們接到這樓裡的五個報警電話，說一個年輕的白人女警察有麻煩了，你們快來幫忙。（笑）我猜他們打開門一看就想：老天啊，這個年輕的白人女警察自己來的。那些黑人氣急了。整條街上全是警車。那姑娘進屋拿了衣服，什麼問題也沒有了。
我對生活相當滿意。說起夢想嘛，我有一棟房子，有老婆，有兩個孩子。生活開支沒有問題。我還有輛漂亮汽車。我的工作發展前途也不錯。看到前方不是死路一條，對我來講十分重要。
最近讓我覺得不安的是，你得到的東西越多，想要的也就越多。我父母年輕的時候，從沒想過要買汽車。他們結婚二十五年以後才買車。現在呢，你十八歲就有車了，要是沒有兩輛，就覺得低人一等似的。真見鬼，過去有一台收音機就夠幸運了，現在你家每個房間都有一台，還有兩台彩色電視機，於是你能同時看兩個節目。我希望回到事情更簡單的那個年代去。真的。我喜歡和爸媽談談過去的生活。他們每天晚上圍坐在一起，只是聊天，度過了美好的時光。
羅傑·杜特拉普
他五十五歲，矮壯身材，留著平頭，聲音粗啞。1968年夏天，他在芝加哥警察局顛覆組工作。
「我理想中的生活，應該是一半像中國，一半像這裡。乾淨的街道，健康的居民，走在路上不必擔心有人出來搗亂。」
天氣悶熱異常。一隻貓頑皮地嗖的一下跳到他膝上，他撫摸著它。
這是芝加哥北部工人居住區一座公寓的三層。這裡毗鄰厄普頓區，是氣氛更壓抑的半過渡性地區，他和妻子不久前才搬過來。
「工作時我是愉快的。唯一的問題是，人們總指使我去做一些事。這就是我胃潰瘍的原因，我身體內部在出血。警察局……（他的聲音淡出）1968年那些暴亂【161】，我是目擊者。我是個為警察局工作的平民百姓。」
我屬於計劃性編製裡，其中差不多一半是警察，另一半是平民。有些傢伙已經好多年沒上街巡邏過了。他們一出去就想把別人的頭打爆。一個人回來後吹牛：「老兄，我打人了！」惹得其他人聽了直想吐。市長沒處理好這事。我可不會幹出去扔棍子、丟糞袋之類的事。一方面，我是警察這邊的。可另一方面，真見鬼，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把公園交給他們？嗯？他們又不會損壞什麼。
我還是覺得很難去譴責警察，他們沒學過做這些事。他媽的，我當時在海軍陸戰隊經歷過這種事。他們教我們，不能用警棍擊打一個人肩部以上的位置。
其中可能有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也許他在那兒。我覺得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些孩子是無害的。
「我給你講過我兒子的事嗎？我說，『我覺得你最好現在入伍，先當兵，再回來上大學。』你知道他怎麼說？『這場戰爭的性質完全不同。』不管怎樣，我供他上了大學。孩子長大了，可以自己做決定了。」
在海軍陸戰隊，你可以一整天站在那裡，別人罵你是豬，你只朝他們笑笑。除非有人先動，否則你就一動也不能動。但有些警察想動武，他們想拳打腳踢。其他方面都他媽的挺好。只有一樣，他們沒學過怎麼對付那套玩意兒。
三年裡我去了四次醫院。一次是背部的問題，這個沒法怪他們。還有一次是肺炎，也沒法怪他們。但另一次是胃潰瘍，這個不好說，總歸是有人要我認可一些事……（他的聲音淡出）
我知道自己為什麼生病。我想腳踏兩隻船。我覺得警察做得對，我覺得那些年輕人多數事也做得對。真是兩難，你不能同時把兩邊都佔了。
我為所謂的紅色小分隊做了不少工作。我們稱之為顛覆組。這是個大玩笑。管這事的那傢伙把每個紙片都留下來了。他掌握了一半人的檔案，他們要做什麼？你知道他們派誰出去做監視這類事嗎？該死的，是候補軍官！多數是外行，流言就是這麼傳出去的。好的警察懂得保持安靜。他們從不多嘴。
我十七歲加入了海軍陸戰隊。我希望有所成就。我那時在上學，橡樹園中學【162】，不錯吧？我和家人相處得不太好。我想當英雄。沒有當成。我見過一些大場面，但我不是英雄。
我學過遵守紀律。我知道自己得舉止得體。我不該當傻瓜，儘管有段時間我確實是。我發覺海軍陸戰隊對我的影響太他媽的大了。我剛去時是個機靈鬼。兩年半中，我改變得很快。
對我而言，海軍陸戰隊意味著硬漢無所畏懼。你知道為什麼嗎？他們有組織和紀律。他們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但訓練教會他們團結協作和遵守指令。你知道自己見鬼的生活得依靠這些鄰家小伙子。日子就這麼過，你卻一直在反抗這個體制。
在戰鬥中我要服從指令，但其他時候我會說有些規則全他媽的是胡扯。我受過幾次懲罰。我守紀律，同時有所不滿。
從海軍陸戰隊退伍後，我發誓再也不聽別人發號施令了。有人想站在我頭上？我要和他們鬥。這就是遊戲的本質。踢打沒法回擊的人可不是什麼有趣的事。
我曾經試圖組織厄普頓我所住的那一帶租戶。那地方糟透了——四分之三是黑人，還有一個靠吃福利過活的白人婦女，一些阿巴拉契亞山區來的人，幾個老弱病殘。他們特別害怕房東，不肯跟我走。他們一點膽量也沒有。這傷透了我的心。
我們住在那兒的時候很開心。我們感覺相比從前住的中產階級社區，住在這兒更能給我們安全感。街上人多的時候，街頭犯罪會更少。我記得有一天酷熱得無以復加，我走進一家有空調的小酒館，喝了幾杯冷啤酒。我十一點半才從酒館裡走出來，很多人坐在外面喝著啤酒，都是黑人。我也坐了下來。我是唯一跟他們喝過啤酒的白人。他們中有些人喜歡我，有些不喜歡。就這麼簡單。我喜歡這些人。
房東只想勒索房租，才不管破貧民窟裡的房屋維修。他們對租戶做的事，讓我恨不得殺了他們。他們把房子糟蹋了。管事的是個住在樓下的黑人婦女，她是最後一個搬走的。大家聲討這個樓的問題時她卻說老鼠到處都有。你知道她站在哪邊嗎？房東那邊。
我上次拜訪他時，他還住在厄普頓，我看到除了他那個帶著名牌的信箱以外，其他住戶的信箱都壞了。門鈴也按不響。
我試圖把他們組織起來，說：「我們要拒絕交房租。」我說：「我要把請願書交到市政府和國會去。只要你們提出來，我他媽的什麼事都幹得出。」他們說：「你怎麼知道我們能贏？」他們沒有銳氣。認為對的事就該去做，看在老天的分上。這些街坊四鄰是唯一能讓國家正常運轉的人。我希望我的鄰居們都是和我一樣的好人。我不願意看到那些臭狗屎一樣的、噁心的、皮包骨的悲慘渾蛋，那些惡棍，那些半個月要去一次邁阿密海灘的人、靠救濟金為生的人。
我並沒覺得我們的體制一無是處。不是嗎？有些人比別人更富有，我不覺得這有錯。我反對的是沒有計劃。我不在乎要花多少錢。他們應該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去工作。
現在，我什麼都不做，是個無名小卒。我成天待在家裡，除了早上出門拿報紙，偶爾去商店，差不多每半個月去一次圖書館，這得看我借了幾本書，還有每三個星期理一次發。我好久才去一次小酒館，每次要花好多錢。我喜歡曼哈頓啤酒，這酒在附近該死的小酒館的價錢已經貴過一美元了。
我認為世界上最偉大的事情就是欣賞書籍。這套名著叢書，我已經看了其中一部分，不過和大多數笨蛋一樣，我只讀自己喜歡的書。我不碰科學著作，讀其他的。上小學時，我在拼寫方面能打敗任何人，包括一個智力競賽小能人。他現在是耶穌會教士了，級別很高。我本可以沿著那條路走下去，可是我沒有。為什麼要那樣呢？我一直是那種一根筋的人。
我盡量不傷害別人。其實我頗擅長傷害別人。說真的，我做過很多次了。我的復仇心很強。要是有人對我使壞，他們肯定要倒霉的。可我慢慢懂得這解決不了問題。
我不用槍支來保護自己。我過去在這裡放一根棒球棒防身，後來我把球棒給了打棒球的小孩，我不再需要這種保護了。我要依靠周圍的人們。你知道嗎？你可以在每個街區擺一輛警車，可如果百姓不合作，還是不頂用。我看到一條警犬的廣告，簡直把我氣炸了，裡面講為什麼人人都需要養一隻警犬。我想：「天啊，要是人人為了防身而不是友誼養警犬，豈不是要到世界末日了？」要是真到了那天，我就要搬到加拿大、墨西哥或者其他什麼地方去。
但我不是非搬走不可。我有種希望。因為不管你怎麼想，不管電視台的傻瓜怎麼想，戰壕裡的小伙子們是真的在幹活，推動社會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皮特·西格【163】和伍迪·格思裡【164】的歌曲能讓我潸然淚下的原因。我知道西格是左翼分子，可我喜歡他的音樂。他們歌唱事物本該有的樣子。我有很多伍迪·格思裡的唱片。《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應該把這首歌當成國歌。
我理想中的生活，應該是一半像中國，一半像這裡。乾淨的街道，健康的居民，走在路上不必擔心有人出來搗亂。
我認為讓這個世界有所提升的關鍵之處在於：讀書。因為一旦人人學會了怎樣讀書，其他問題都能迎刃而解。真見鬼，要是世界上人人都能讀懂農業書，就不需要我們這裡聰明的渾蛋們去告訴他們怎樣做了。他們自己會做。這是最重要的。
鮑勃·盧斯
他是芝加哥及周邊地區摔跤比賽的承辦人。
「從前，你一眼就能看出誰是英雄。但現在不是了。」
「來看摔跤比賽的都是平民百姓——奇卡諾人、黑人，其他地方的移民也來看。他們心中有自己的英雄，也有不喜歡的選手。
「粗野的摔跤手能賺更多的錢。這一行裡粗野的摔跤手比守規矩的要多。」
每個大塊頭孩子都覺得自己能當摔跤手。很多人來應試，可真正選上的卻鳳毛麟角。「迪克大漢」是其中獨一無二的一個。他有勇有謀，十分賣座，因為人們都認識他。他動作粗野，但不會一味蠻幹，十分討觀眾喜歡。不過在過去很多年裡他都是個壞小子，人們叫他惡人。一個惡人又怎會在摔跤界一舉成名呢？勇氣。這位大漢表現不佳時，沒人支持他。現在他變好了，可仍舊保持著那份粗野。
走進摔跤場，他們必須粗野起來。他們會作弊，惹得觀眾憤然離席。就算是最溫和的觀眾也會氣得發瘋，甚至想在摔跤手一走出場地時就揍他一頓。我們有不少摔跤手的腦袋讓錘子襲擊過。我們的智囊團成員博比·希南的頭讓圓頭錘子敲過。
一開始你是賺不著錢的，只是挨打和受傷。我們有兩個摔跤手，叫作「迪林傑兄弟」，傑克和約翰。他們穿著「地獄天使」機車夾克比賽。他們財源滾滾，成了芝加哥的大牌。
在密爾沃基的一場比賽後，「迪林傑兄弟」去了一家小酒館。櫃檯前排滿了人，都是歹徒和流氓。其中的頭頭兒對他倆說：「把你們花裡胡哨的衣服脫下來！」約翰脫了外套，那傢伙說：「操！」另一個人從背後用棒球棒打了他。他們用鏈條抽他，朝他的一條腿開了七槍，把他扔在小巷裡等死。他的摔跤事業曾經極其成功，現在卻落得終身殘疾。那人打他是因為不喜歡他，僅此而已。
從前，你一眼就能看出誰是英雄。英雄看上去很正派。但現在不是了，糙漢子開始受歡迎了。粉絲們看到「大漢」把對手舉起來重重摔在地上，看到他踐踏規則，看到他抄起椅子，向觀眾挑釁。有一天，他和「恐怖的土耳其人」摔跤，這兩位都很招粉絲恨。突然，他們開始為「大漢」加油。他們希望他打敗那個「土耳其人」。忽然間，他成了新英雄：一個粗魯野蠻的人物。電影裡也淨是這種題材。如今我們的英雄是能站起來捍衛自己權利的莽漢，而不是那種漂亮的小白臉。這是1959年到1960年的情況。那時騷亂的年代剛剛開始。
即使到了1968年暴動和遊行最盛之時，我們還是能把圓形競技場的門票銷售一空。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遭磚頭襲擊的那天晚上，我們這裡黑人觀眾和白人觀眾都很多。那天有個叫厄爾尼·萊德的黑人摔跤手，他從前是橄欖球運動員。他是個好小伙子。還有一個摔跤手叫「瘋狗瓦尚」，一個卑鄙小人，一個白人惡棍。地區警察過來對我說：「別讓那個白人贏。」最後「瘋狗瓦尚」還是贏了。比賽前我沒法和摔跤手交談。
我還以為誰贏誰輸都是事先定好的。
（非常傷心地說）我太驚訝了，真沒想到，你竟然問了這種問題。甚至這麼想想都是可悲的。摔跤場裡發生的一切都取決於摔跤手自己，取決於觀眾。
我這人做事光明磊落，一切都在明面上操作，不私下與拳擊手做這種安排。報紙上說我這行人愛結黨營私，可我不做那些事。我有個美滿的家庭。我不能讓這種事把它毀了。這會把我的美國夢擊個粉碎的。
我賺了十萬兩千美元，場地門票回回銷售一空，可報紙不說好話。他們傷害的不是我，而是愛看摔跤比賽的觀眾。這是讓這些小人物最開心過癮的事。我們的觀眾多數是工人階級。我也在斯科奇辦過兩場比賽，那裡的觀眾是上層猶太人，照樣場場爆滿。觀眾歡呼的場面和在圓形競技場是一樣的。可報紙照樣詆毀我們。某個精英人士斷定摔跤不屬於這個國家值得尊敬的體育運動之列。這就是美國夢嗎？我想那真是黑色的一天。我的美國夢破滅了，事業完了。再沒有什麼美國夢了，這是一個詭計，一片讓人困惑的虛無。
我們這代人正在死去。再也不會有我這種人了。我不和電腦工作，而是和人工作。新一代比賽承辦人舉辦帶勁的比賽時從來不到城裡來，而是把票務工作交給計算機輔助售票系統。再沒有我這種人了。有一天我死了，這個時代也就結束了。
艾德·薩德洛夫斯基
1976年，他作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地區工會主任，參與競選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的主席。他沒能當選。如今他是南芝加哥地區的副主任。他已婚，有四個子女，今年三十九歲了。
「你可以站起來說出自己的名字，不管這名字有他媽的怎樣一個起源。這就是美國夢：我的名字是『人』！」
我們身處芝加哥南部一戶獨門獨院的人家中。這裡的景象、聲響和氣息都告訴我們，我們正置身於鋼鐵之谷。
我一輩子都生活在這方圓幾里之內。窗戶外映入眼簾的是鋼鐵廠發出的熊熊火光。你能看到，貝塞麥轉爐出鐵的時候，整個天空都泛著桔色的光。夏天裡，你躺在後廊躲避熱浪，望著鋼鐵廠噴吐而出的濃煙……
我爸是我最好的朋友。很多孩子會跟著爸爸去遊藝場。我老爸不光帶我去玩遊樂設施，還給我展示那些賭徒攤販是怎麼找騙子當托兒的。他給我展示怎麼耍蒙特牌戲，還有那傢伙怎麼切弦。「我給你展示展示竅門」，他常這麼說。
十八歲時他是個小阿飛，搭車從來不買票。他在職業棒球小聯盟打了差不多十二年球。不管是紐約州的埃爾邁拉還是艾奧瓦州的基奧卡克，一到這些地方我們就滿城轉。我們會去索克斯公園球場，然後到唐人街的中國飯館吃飯。他對棒球的瞭解比我知道的任何傢伙都多。他能告訴你喬·傑克遜、斯威德·裡斯伯格當年是什麼情況，那是1919年的事了。他記得魯斯是什麼時候進入紅襪隊的。他也記得小熊隊在西區球場打球的時候。他還是南芝加哥最棒的檯球手。
我長大一點後，他開始和我談論社會問題。我記得他帶我去參加一些群眾大會和工會會議。在我的記憶中，爸爸從來沒對老闆們有什麼好評價。我也不記得他對商人或地主有什麼好評價。爸爸和我的感情非常親密。
我爸現在身體不是太好，可他仍舊每天早上五點半出門去工廠大門發傳單。他都七十五歲了，這些傳單關於工會、社區、政治和社會問題，這些事他已經做了四十年。
大約十四歲時，他寫了一篇關於美國憲法的論文，贏得了傑弗遜獎章。不久前我在壁櫥的一個盒子裡發現了這枚獎章。他從沒和我說過這事兒。整個芝加哥，只有我爸贏得了這個獎。之後他退了學，那時他十六歲。
有段時間他干鐵礦活，在三十年代，人們什麼活都干。我爸有雙工人的手，靠自學成才。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他讓我信仰美國體制。我相信傑弗遜和湯姆·佩恩說過的：美國夢意味著人們有權說想說的話，做想做的事，把世界塑造成對每個人都有益的樣子。不受人欺負。你可以站起來說出自己的名字，不管這名字有他媽的怎樣一個起源。這就是美國夢：我的名字是「人」！也許就是這種想法把我的腦子搞得有點亂了。我在學校裡學的和在大街上看到的完全是兩碼事。
他們在學校裡教育你要自力更生、提升自己，要有很強的職業道德，幾乎是一種加爾文主義精神。下苦功、多流汗，你就能獲得成功。評價一個人的方式就是去看他能獲得多少東西。要是某個傢伙擁有一座三層房子，他肯定是個聰明小子。我這一代多數人早就在頭腦中充塞了這種想法。
我還在學校時，大約十二三歲吧，做過一些問卷調查，上面問：你的名字是什麼？我答：薩德洛夫斯基。你爸爸是做什麼的？我寫道：鋼鐵工人。然後咨詢顧問就把我放到工藝班去。名字倒挺花哨，其實內容就是你知道的那一套。後來我和朋友們都入了這一行：在玻璃上鑽個小孔做諧音樂器，做鞋盒之類的破爛玩意兒。還做你聖誕節送給爸爸的煙灰缸。
要是你姓羅森海姆，或是有個帶著漂亮光環的英國味兒名字——而且碰巧你父親是醫生或商人，他們就會讓你讀商業管理或藝術課程。我認識的孩子後來都進了鋼廠。一到畢業的時候，鋼廠的王八蛋就來招人了。如今他們還是這樣。
我十八歲開始進鋼廠幹活。那時工會對工人們來說是有影響力的。比現在的影響大太多了。許多孩子不知道沒有工會的鋼廠會是什麼樣子。他們中很多人並不是鋼廠工人子弟，從沒在早餐飯桌上討論過這些事。
我爺爺也是鋼廠工人。人們都叫他「扎扎」。我問他「你從哪裡來」時，他有時回答是波蘭，有時回答是俄國，有時又回答是德國。哪兒的武力最厲害，我就是哪兒來的，對不對？他其實是從如今的波蘭東南部地區來的。
他剛來南芝加哥時，外套上還貼著標籤。他來到美國鋼鐵公司南部工廠幹活，當熔爐砌磚工人的幫手。1907年一次高爐爆炸中，他被嚴重燒傷，在醫院裡躺了一年。到死都帶著那些傷疤。之後他在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公司干了三十年。他當過場地工、線路工和道班工，一直到三十年代末。他靠退休金過了他媽的三十來年。他每月領一百零八美元。我過去就是在這家營業廳幫他把支票兌換成現金的。他是我所知唯一戰勝了這個體制的人。他活到九十歲才去世。
我愛這傢伙。我們成了夥伴。我二十歲時他已經八十多歲了。我過去常幫他刮臉，每星期兩三次。還跟他一起喝啤酒。他說不清前一天發生了什麼事，卻能告訴你麥金利是什麼時候遭槍殺的，兇手的名字，槍擊發生地點，他身上中了幾槍。這個人不會讀寫自己的名字，卻能靈敏地意識到自己周圍的動向。
他參加了1909年鋼鐵工人罷工。我的扎扎會用蹩腳的英語給我講當時的故事。「我們去大芝加哥見格裡法官。」他把鬧市區叫作「大芝加哥」。格裡是美國鋼鐵公司的頭頭，董事會主席。我們說：「是的，先生，格裡法官，我們有需要，我們要賺更多錢。」格裡法官說：「你們要更多的錢幹什麼？」扎扎說：「買星期天去教堂穿的衣服。」格裡說：「去教堂穿工作服就行，夠好的了。」他用這種方法表示格裡法官是個卑鄙蠢貨。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我二十歲時競選過工會送葬人代表。我爺爺為這事十分欣慰。這傢伙離開該死的工廠四五十年了，對工會工作還是瞭如指掌。我競選地區工會主席時擊敗了我的扎扎所說那個大佬。我是在爺爺死後兩個月擊敗他的。他沒活到看到這件事發生。這是1964年。
我那時二十四五歲。我記得那些傢伙走進我的辦公室時都會脫帽行禮，他們都是六十五歲的老人家了。一位老人把帽子拿在手上說：薩德洛夫斯基主席先生——竟然是這麼一套！我是個毛頭小子，這些老人家卻這麼和我說話。我覺得這樣不大對頭。我把這種作風扭轉了。我總把門敞開著。我找來錘頭和鑿子，把門上的合葉拆下來了。
我爺爺是帶著希望去世的。他相信美國夢。相信你可以讓生活好起來。要不是能讓生活好起來，你他媽的還有什麼好抗爭的？我不相信美國鋼鐵公司能打敗我們，不相信工會的頭頭們能打敗我們。要是我沒有這點信念，走到現在又有什麼意義呢？
「競選失敗以後，我的心情十分低落。不過，天啊，我們吸引的人數之多是你們怎麼也想像不到的。我遇到了許多人。我去了加拿大的薩德伯裡。他們在近兩千米的地底下挖煤，這是北美大陸最窮困的地方。我也去了明尼蘇達的梅薩比山脈——在每個聚居區你都能遇到一兩個，或是十到二十個有社會覺悟的人。要是你深入新墨西哥和猶他州的銅礦田，或是明尼蘇達、亞拉巴馬、俄勒岡、紐約州北部的鐵礦田，那裡人民的智慧和覺悟真能讓你大吃一驚。我發覺，在這些單一工業的小鎮中，精明敏銳的人遠比大城市要多。
「最精明的就是那些礦工。他們身上有種精神。他們雖然活在農村，卻有世界眼光。而且清楚是誰在欺負自己。他們的夢想就是離開這該死的鬼地方。
「他媽的，我從來不後悔自己跑出來了。」
我看到人們不願再當頭腦頑固的工人，那種拚命幹活不會動腦子的傻瓜。儘管他們沒受過什麼正式教育，我卻聽他們說出過一些真正偉大的觀點。我認識很多南芝加哥鐵礦工人，他們可不是種族主義者。我很少看到一個傢伙在街上走，頭戴的禮帽上有美國國旗的圖案。好萊塢電影裡就是這麼描摹的。可並不是禮帽上有這麼個該死的標誌你就是個美國人了。工人們也不這麼看。
給某人一個機會去看看鄉村風景，他會欣賞的。讓他有時間讀一本書，他會讀進去的。讓他有時間聽音樂，他會聽進去的。人生不是打卡上下班這麼簡單。你見過一個人有了全新經歷後的驟然成長嗎？他簡直上癮了。他開始讀書，開始做這做那。不知不覺間——啪！就像花朵在一夜間忽然開放了。
你指給街上的一個小孩看一棵樹或一朵花，他會說：「沒什麼意思。」其實是有意思的。你回顧起任何煤礦小鎮的歷史，直到今天，街道兩旁從沒有過花壇或成排的綠樹。你找不到音樂廳，除非某個傢伙自己帶著吉他或口琴。要是老闆按自己的方法辦事，你永遠也找不到圖書館和書籍。它們是危險的。我們的社區裡難道不該有公園、劇院和圖書館嗎？
人們認為煙囪冒煙就意味著餐桌上能有麵包，這並非偶然。我過去也是這麼想的，我把天空中的石炭看成上帝的給予。你開始抱怨空氣不好，人們就說你想把鎮上的鋼廠都關了。他們信任美國鋼鐵公司。他們在這方面相當成功。如今出現了一種經濟脅迫。環境保護部門一說山谷、河水和空氣污染，美國鋼鐵公司的老闆就說：「我們必須搬走。」工人們在這方面都被愚弄了。現在他們變聰明了，知道製造鋼鐵、保持清潔空氣、創造利潤可以三者兼顧。
工會很久之前錯過了把工會思想帶出門外、帶到社會上去的機會。工會思想不該局限在麵包黃油之類的小事上。我出生長大的那條街的對面就是產業工會聯合會總部。從我的臥室窗戶望出去，一切都跟產聯、產聯、產聯有關。每個人，包括那些店主，都幹勁十足。五百萬人加入了，五百萬工人啊。
如今不再有這種情緒了。哪裡還在唱那些歌呢？有句老話這麼說：歌聲一停止，革命就完了。如今，九千萬工人中只有五分之一被組織起來了。
美國工人運動本來可以成為世界上空前的偉大壯舉。可實際上掛名脫產的工會幹部只想成為整個政治和社會體制的「一部分」，而非「改變」它。於是惡果產生了。你不能玩老闆的那套把戲。回頭看看真是可悲。我們發展起「工人政治家」，我們讓他們當上了體面人，我們都是按所謂的美國風格做了這一切。
對我而言，美國風格就是指追逐金錢。你聽到一個工人領袖說：「對公司有好處就是對我們有好處。因為要是他們利潤高，我們也能多發工資。」全是瞎扯淡。美國鋼鐵公司利潤提高了，我們的工資當然他媽的沒有提高。和二十年前相比，如今的鋼鐵工人人數少了二十萬。
如今工人組織都是揣在政客屁股兜裡面的玩意兒。第一國民銀行舉行落成奠基儀式的時候，我當然他媽的沒有去。可我見過太多工人領袖去給市議會砌牆抹砂漿了。
那些傢伙覺得自己達到了目標，因為他們被叫去和企業老闆們吃祈禱早餐了。他們該祈禱的是提高工人的待遇，而不是坐下來和老闆們吃飯，這些人除了壓搾工人之外就沒做過別的。
我不期待通用汽車或者美國鋼鐵公司的老闆坐下來和我吃一頓晚餐，就能給我我想要的東西。我會提出要求，然後設法實現。工人階級——這是個階級問題——越早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就能過上越好的日子。
「我母親在有次感恩節假期和我的孩子們坐在一起玩紅心紙牌。她講了南伊利諾伊煤礦上的事情。她給他們講起她的父親，一個大塊頭浸禮會五旬節派教徒的情況。他十一歲就開始工作了。我母親家的人全在該死的煤礦上幹活。
「我父親是在煤礦快要枯竭時遇到她的。他當時還在打職業棒球。他上了基厄卡克到伊利諾伊中央鐵路網的火車，在肯塔基州線的埃爾多拉多下了車。你吐一口痰，它能在這鬼地方從這頭飛到那頭。這兒有一座飲水泉，一個小廣場，擺著兩條長椅。真是個鳥不拉屎的小鎮。
「人們對埃爾多拉多抱有厚望，說這是黃金之城。全是胡扯。我能在地圖上找到這座小城，可我永遠也找不到一座黃金之城。
「二十年代，煤礦公司從芝加哥卡彭組織弄來一群工賊，礦工把他們帶到玉米地裡，把他們打倒在地。他們還把流浪漢弄來破壞罷工。來了他媽的一火車的人。車停在鐵道旁邊。礦工們把打松鼠的槍拿出來了，把他們趕上了火車，讓他們打道回府。
「去年夏天，我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回到那個地方。那兒除了我母親家族的墳墓之外什麼都沒有了。真是些黃金啊。」
如今的年輕人迷惘、糊塗。感謝上帝，他們不再信加爾文教那套從日出一直幹到日落的理論了。你走進工廠，年輕工人們顯然已經擺脫了那套神話。和幾年前相比，那套東西變得更不可信了，因為工作很艱難。可事情一旦有所好轉，到了休息日他們還是願意帶著女朋友去公園的。
我覺得關於工人都心滿意足——住在郊區，有兩輛汽車、一艘賽艇之類的——全是瞎扯。你什麼時候見過郊區的工人居住區？並沒什麼好吹噓的。
買塊地、有一座自己的房子一直是美國夢的一部分。如今的孩子們很難做到了。建房子要花六七萬乃至八萬。一開始就得花兩萬五。年輕人哪裡存得下這麼多錢。送孩子上大學？看看不斷上漲的各項費用吧。這與他們父輩的夢想不一樣了。他如今比他父親年輕時抱有的期望要小。這是吃薯條、喝百事可樂長大的一代孩子。我不認為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能牢牢抓住他們擁有的東西。失望是明擺著的。焦慮是明擺著的。希望顯然也在，人們希望過上更好的生活。
我看到變化即將發生。我聽到人們談論十五年前聞所未聞的事情。我聽到人們談論通貨膨脹，譴責老闆和他們的利潤。我聽到有人說：「我們應該接管那些破鐵路。」我說的不是激進分子，而是在工廠裡干了十幾二十年的工人。我聽到人們議論這個國家的狗屁醫療制度，該死的，也該我們享受國家醫療了。你願意怎麼說都行，叫它社會主義也可以，真見鬼，隨你怎麼叫。
有人問我：「你理想中的醫療制度是怎樣的？」我說：「有人生病了，就把他治好。不需要帶什麼照片和編號的綠卡片。要是他胃疼，就治好他。」他說：「這行不通。」為什麼？要是這個國家需要再增加十萬個醫生，就優先發展醫生數量嘛，讓每個街區都有醫生，有人生病就把他治好。要是我們能優先處理殺人的事，為什麼不能優先發展救人的事呢？
我們中間很多人留戀1937年、1938年。其實2000年離我們近得多啊。只有二十年了！我們這個社會糟糕透頂了，除非……除非有更好的財富分配辦法。讓你開始意識到那些聯合大企業的存在，還有它們是怎樣把我們嚼成粉末的。
和那些軟弱的小店主不同，工人總有一種直覺。他們知道誰在壓搾自己，可又不知道怎麼才能不被壓搾。而坐在商會門口的那個小個子，卻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壓搾。他代表著美國大街上的普通人。
我把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儘管他們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一旦鬥爭激烈起來，他們仍舊是最可信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