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曼·特恩波
他是個熱情洋溢、體格健壯的男人，外表與實際年齡不符。他今年七十五歲了，可看上去只有五十歲。他講話時帶有一種歌唱式的音色。
「我希望看到人人握手，好像兄弟一樣，忘記彼此的不同。你忘了我是黑人，我也忘了你是白人。就像那樣生活。」
這裡是臨近密西西比州楚拉的一座農場，距離傑克遜市約六十里。他和妻子在紗門後迎接我們。
牆壁上掛著他們兩個女兒身著畢業禮服的照片。還有很多獎章。一面獎章上寫著：「為在人權抗爭中的奉獻和領導。楚拉護理中心，1978年5月。」另一面獎章上寫著：「為在人權鬥爭中鼓舞人心的努力。梅森三角洲，1978年。」第三個是高中畢業證書，時間是1976年。
我八歲起就在田里幹活了。整天和犁地打交道，只用業餘時間上了一點學。我七十一歲才靠自己的努力拿到一張文憑。要不是我多少學了點知識，在很多地方是根本混不下去的。（笑）
我祖父曾是奴隸。他的主人就是他的親生父親。獲得自由後，他父親把他操勞過的那片土地給了他。在他死後，他妻子，也就是我的祖母，把這塊地給了我。如今我仍然擁有一些土地。我一直住在那裡，直到長大成人。我還幹得動活，不過計劃今年歇一歇。
現在你能看出小山和三角洲的情況有所不同。戰後，許多黑人在小山那邊買了地。他們中很多人還從舊主人那裡買了小房子住。但那些三角洲沒有一片地出售，那裡有種植園，他們想讓黑人來幹活。每個種植園都有大約四十到兩百頭驢子，每塊地租給二十五至一百個佃農，都是黑人家庭。他們都歸主人所有，沒有其他地方可去。年復一年這樣生活，直到四十年代才開始改變。
種植園並沒有瓦解，只是他們不再需要勞動力了。佃農的木頭小屋都拆掉了。種植園現在使用各種機器，把人工轉換成了機械操作，他們就不再需要勞動力了。主人把他們打發走了：「用不著你們了。」他們把棚屋拆掉，或者廉價賣掉。人們把這些材料拉走，重新蓋起來，兩三家人擠在裡面住。我沒遇到過這種事，因為我祖母留給了我一個家。他們沒法強迫我。
那時很多人覺得，他們還能再次奴役黑人。他們覺得那些黑人會很願意幹一天賺二十五美分。有些種植園主親口這樣對我說過。但他們的如意算盤沒有打成。
我能確定的一件事是，能保障佃農生活的只有福利制度。上帝肯定是從美國頭面人物的大腦裡溜走了，因為我們小鎮從沒有過福利部門。一旦你歲數大了幹不動活了，他們就把你送到濟貧所，坐在那裡，別人給什麼就吃什麼，直到嚥氣。
他們把勞力趕走時，那些人搬到了小鎮裡住。北方有親戚的就跑到北方去，哪裡有活路就去哪裡，有錢就行，或者哪怕只有睡鋪也行。就在這時，聯邦政府開始救濟他們了。
美國夢？（他哈哈大笑了好一會兒）奴隸時代的精神至今還在，並沒有滅亡。就像他們在弗吉尼亞州里士滿把第一批黑人從船上卸下來時一樣。白人之中，今天也還存在這種想法。三K黨死灰復燃了，不是開玩笑。你知道他們的預言嗎？他們說要在十五年內重新奴役黑人。
拿如今南方的白人來說吧。他們很狡猾。沒學到什麼，因為教訓還不夠大。現在真正需要接受教訓的是黑人。所有黑人都得學會搞清白人腦子裡在想什麼。看看那些年輕黑人。我得跟他們談談過去我在種植園時，那些白人怎麼把黑人帶到鐵匠鋪或穀倉，用皮帶抽打黑人，就像打小孩那樣。
有一次他們也打了我。如果我說自己從沒挨過打，那是在撒謊。我那時十六歲。他們有兩個人，抓著我的頭按下去，用手槍抵著我的後脖頸，用一條皮帶抽我。
要是你和現在的年輕人講這些事，他們會說「別廢話了」，一點也不上心。現在那些白人像朋友似的跟你說話，拍拍你的後背，可一旦他去了你聽不見看不著的地方，就能花大力氣設法讓你傾家蕩產。白人說制服黑人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他一無所有。他們說得一點不假。
黑人從民權運動中唯一得到的——所有那些專家、黑人和白人，犧牲了生命和家園，破產，進了牢房，亂成一團——換回的唯一東西，就是投票權。可大多數黑人還沒有足夠的頭腦來使用它。
投票權並沒有太大意義。現在密西西比各地都建起了「袋鼠法庭」【142】。天底下沒有黑人和白人打官司能打贏的事。三K黨起死回生之後，黑人青年一旦坐牢就得服更長的刑期。我這輩子從沒聽過有這麼多黑人青年坐牢的。
二十年前，一個白人只要準備好了就能隨時殺害一個黑人。沒什麼大不了的，消息甚至不會傳出那個縣。如今民權運動激起了社會平等風潮，白人改了新策略。他們讓黑人一無所有。這不是我說的，是白人自己說的：不管你在哪兒，你得讓黑人失業。
大約十五年前，黑人在約十四個南方州擁有兩千萬畝土地。現在黑人只擁有三百萬畝土地了。三K黨揚言要把這些地也買過來。你知道現在有多少黑人失業嗎？情況越來越糟了。
直到1963年這場民權運動開始，我才第一次真正感到自己渴求自由。有人把這想法從田納西州帶到格林伍德，又帶到霍姆斯縣。他們跑到我們這裡來，說是要教我們什麼是公民權利，教我們怎樣投票。我們囑咐他們要再回來，我們會為這場運動祈禱。他們回來了，我們說自己願意在這上面花錢，我們會為這活動賣掉汽車籌錢，把身家性命都投在上面。我們喜歡這場運動。我們認為這是件好事。
在這之前，還沒有黑人登記投票過。白人把這項權利抓在自己手裡，想讓誰當官就讓誰當官。我以前沒考慮過這事兒，我想的都是吃飽肚子，有個地方住，弄輛舊汽車什麼的。我從早到晚都在棉花地裡幹活。不過那時我已經離開種植園了。我看出在種植園幹活沒有前途，就算在那裡干五十年，到頭來還是和剛來時一樣。我希望自己老了幹不動活之後，手頭能有點積蓄。
於是我們開始去教堂學習公民權利。每星期去兩次，分別在星期三晚上和整個星期日。我們覺得自己學會了登記投票，就走出去想試試看。
我們出發去列剋星敦縣政府。我的妻子沒去，男人們都去了，大概有二十個人。我們是開車去的。快到縣政府，還沒到路口紅綠燈時，我們在路邊停了車，說：「現在下車，兩個人一排走路過去，這樣他們就沒法說咱們阻礙交通了。」我們說好走路時相互間隔一定的距離，這樣他們就沒法說我們拉幫結派了。我們的確這樣做了。
我們轉過彎到了縣政府大樓前門，遇到了治安官安德魯·史密斯先生。他問我們：「你們這是他媽的要去哪兒？」約翰·鮑爾回答：「我們是來登記投票的。」治安官一隻手握住手槍，另一隻手去抓警棍，往後退了幾步。我站出來，對他說：「史密斯先生，我們只是來登記的。」他吃了一驚，說：「那好吧，你們繞過前門去後門，到大樹底下蹲著，別給我亂出聲。」我們照辦了，在樹下擠著不說話。他走過來，看著我們，按著手槍，又摸了摸警棍，提高嗓門說：「好吧，誰是第一個？」我們有二十個人，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我對自己說：這些黑人快要被嚇跑了。於是我站出來說：「我，我當第一個。」他壓低了嗓門說：「好的，特恩波，你當第一個，沿著這條路走到頭，進大樓左手第一間，辦你要辦的事。」
我進了那個房間，有位女士在那裡。巡迴辦事員沒在。她說：「你想幹嗎？」我說：「我來登記投票。」她問：「登記投票？」我回答：「是的，女士，登記投票。」她說：「你得等麥克萊南先生回來。」我問：「我能坐在這兒等嗎？」她說：「可以。」我坐在椅子上一直等到十二點。她說：「午休時間到了，我要去吃午飯了。」我說：「那我吃完午飯再來。」她說：「好的。」我一點一刻回來時，麥克萊南先生已經在那裡了。我走進去。他問：「我能幫你什麼？」我說：「我想登記投票。」他問：「登記投票？」我回答：「是的，登記投票。」他抓起一本冊子，推給我說：「填這個。」我讀了讀，看明白了，填好又遞給他，走出門去。另一個人走進去登記，那一整天只登記了我們兩個人。
當地人，不管白人還是有色人種，都認識我，有些人是跟我一起長大的。可那時他們爬上汽車頂看我，好像我是從動物園裡跑出來的動物。一場鬧劇。我們回了家。之後他們就不讓任何人登記了，而是讓他們做很難的文化測驗。他們派了個聯邦登記員過來，讓他待在郵局。每個人都去那兒登記，都通過了。我們就是這麼登記上的。
之後大約一個星期，某天晚上有人開車過來，朝這棟房子扔燃燒彈。他們把燃燒彈從窗口和後面的臥室扔進來，朝這個房間射擊。（他指指牆上一個洞）看到這個洞了嗎？這是點45口徑的子彈。（他指指另一個洞）那顆子彈穿透了窗戶的下緣。
那天晚上我們去參加一個會，有人來過，把那條狗殺了，或放走了，之後我們再沒見過它。我們上床以後，差不多凌晨一點的時候，襲擊開始了。
特恩波太太插話說：「他們是坐車來的，拿走了所有的登記冊。我和十四歲的女兒從房間裡出來，除了煙霧，什麼也看不見。他在拿槍。我們出來後遇到了那兩個白人。他們站住了，我們也站住了。我丈夫出來的時候，他們朝他開槍，我丈夫也開始朝他倆開槍。
「然後我跑去滅火，把窗簾扯下來，往上面潑水。我跑到後面的房間，拉出床褥，又跑回去往沙發上潑水。我到處潑水，我知道他正在外面開火。我把正燒得厲害的窗簾拽到地板上，跑到後面的房間拉下床上的被褥，往上面灑水。」
我開始射擊，他們逃跑了。
那晚我給華盛頓政府司法部門打電話，讓他們派人來調查開槍和縱火案。大約早上八點，他們坐在我家，把事情經過記下來。記完以後，當晚有治安官來我家逮捕了我，把我送進了監獄。他們說是我幹的。說是我放的火。說沒有白人來過。說牆上的洞是我自己打的。說房間裡的燃燒彈是我自己扔的。
我待在牢裡，後來自由民主黨【143】把我保釋出來了。他們在楚拉舉行了一場初審會，判我有罪。他們說我這麼做是為了出名，為了上電視。聯邦調查員的秘書有竊聽器那些玩意兒。他們常做這種事。他們在傑克遜市開庭審判，地點是郵政大樓裡的聯邦法庭。約翰·多爾【144】先生從華盛頓趕來了，他們撤銷了訴訟。他們沒什麼可以拿來指控我的。事情就這麼了結了。如果不是這樣，他們會判我在密西西比州立監獄關十五年的。
特恩波太太插話說：「他們後來又跑來這裡開槍了。
第二年，他們又好幾次沿著那條路開車過來，朝房子開槍。我從傑克遜市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說：「我給你們一個救人性命的機會，要是這件事再發生，我就要大開殺戒。我有老婆和女兒，我很愛她們，和你愛你的老婆孩子一樣。我是黑人，你是白人，可我們對自己老婆孩子的愛是沒有分別的。你們過來轉一圈，證據找到了，又敷衍過去，甚至沒檢舉。我不是讓你檢舉，我明確告訴你，要是這種事再發生，我就要大開殺戒，直到我自己被殺死。這就看你的了。我就想說這麼多。」這事沒再發生，他們知道是誰幹的。
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有這麼多開槍和殺人事件，而黑人只得到了一樣東西，就是投票權。其他的什麼都沒得到。
特恩波太太插話說：「現在商店裡僱用黑人，銀行裡也是。」
可他們遲早要拿回去的。（有點惱怒）我總是提前一年就告訴你們將要發生什麼事情了，你們偏偏不聽，直到這些事真發生了。我提醒過了。我總能跟上形勢。
南方的黑人已經爬到頂了，沒法更往上一步了。全南方的白人都聯合在一起，他們說只有一個辦法能讓黑人翻不了身。就是讓他們一無所有。要是沒有福利金，三分之二的黑人都得餓死。
年輕的黑人卡桑先生是你們的崇拜者，他現在是楚拉的市長。
他遇上了各種各樣的麻煩。白人希望他坐在市長的位置上，當個笨蛋傀儡。他不同意，他們就在背後搞各種小動作。黑人們甘願愚蠢，讓白人挑撥他們自相殘殺。要是黑人真想取得進步，從白人給他們製造的混亂局面中鑽出來，就得彼此團結，一起工作。要把一個人的困難看成是大伙的困難。可黑人還沒法做到。白人完全把黑人當傻瓜。要是黑人再不覺醒，就會再遭白人奴役的，又回到以前那樣，不會有一丁點好轉。密西西比有些地方的人甚至不知道世道變了，還過著二十年前的那種日子。
看看馬丁·路德·金吧。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是在新澤西州大西洋城的一次年度集會上。有位年輕女士問我怎麼看金牧師的非暴力計劃。我對她說：「我覺得金牧師的非暴力計劃是有史以來最扯淡的東西。」他本人就坐在那兒，看著我。人們都笑了。笑聲剛止，她又問：「要是你處在他的位置，你會怎麼做？」我說：「以牙還牙。要是他們對我們微笑，我也對他們微笑。要是他們拿槍指著我們，我也拿槍指著他們。」那個會上的人全都站起身走過來跟我握手。我說：「要是這樣繼續下去，他會在某個地方喪命，在地上縮成一團，像一匹馬那樣流血而死。因為他們就想讓你們耷拉著腦袋，垂著眼皮，把你們快快殺掉了事。」當然，他們會殺掉我，還有我的老婆和女兒，把我們扔進房子裡一把火全燒死。結果就像我在那次集會上對馬丁·路德·金做的預言那樣。他們槍殺了他，他倒下來，躺在血泊裡死了。
我覺得是上帝有意讓我們受折磨。要不是因為他，這一切早就結束了。《聖經》中有很多這樣的觀點。《聖經》寫道，要是你給你的兄弟挖了一條溝，你要挖兩條，因為第一條是給你自己挖的。人們可以變得如此罪惡，如此歹毒，離上帝那麼遠，直到上帝讓那些壞事發生，再次引起他們的注意。你隨便拿起一張報紙，上面寫滿了殺戮、偷盜，什麼都寫，對去教堂和主日學校卻隻字不提。唉，上帝也許因此讓白人去奴役他們、鞭打他們，直到有一天他們的腦子清楚起來。
如果黑人能站起來團結一致——但這只是「如果」。他們是不會團結也不會站起來的。在楚拉這樣的小鎮，還沒等他們團結起來，就又被白人分裂開了，又開始互相打架，什麼也做不成。白人倒是挺會團結，他們是一條心的。
他們說我們取得了進步。我看我們是離死更進了一步。我們在自掘墳墓。這就是我們的進步。我主在上，要是我的來世還像此生一樣，我乾脆不想要什麼來世。從現在算起十年內，要是黑人還沒被奴役，那真是我主顯靈啊！
你知道我願意看到什麼樣的夢嗎？我願意美國往何處去？我希望看到人人握手，好像兄弟一樣，忘記彼此的不同。你我握手，像親兄弟。我生活愉快，待你友好，你也待我友好，你忘了我是黑人，我也忘了你是白人。就像那樣生活。但這不會成真。
我們怎麼讓它成真？
（他哈哈大笑了好一會兒）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成真，可我應該活不到那時候了。這是一條漫長的路啊。到最後，已經不分什麼黑人白人了，只有人類這一個種族。那時候人人受到公正對待，離耶穌降臨人間也不遠了。《聖經》上是這麼說的。人人稱心如意，然後他就來了。但那時我已經不在了。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要花很長時間，我只是為那些年輕人感到難過。
那些老奴隸經過了舊主人的訓練，讓做什麼就做什麼。獲得自由的黑人身上仍有這種奴性。這種人在美國遍地都是。他們會告發其他黑人。這些習性應該滅亡。他們一代代出生、長大、死去，直到這些習性也隨之消亡。
C.P.埃利斯
我們身處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市的一間辦公室中。他是操作工程師國際聯盟的事務主任。牆上有一面獎章，上面寫著：「服務證書，授予C.P.埃利斯，獎勵你作為富勒姆人事關係委員會成員對這座城市的忠誠服務。1977年2月。」
他曾經是三K黨富勒姆分支主席（綽號「尊貴的獨眼巨人」）。
今年，他五十三歲。
我父親以前在富勒姆一家紡織廠幹活。他死時四十八歲，可能是死於棉塵病。在此之前我們從沒聽說過棕色肺。我那時十七歲，母親和妹妹需要有人養活。父親的保險只夠支付葬禮的花費。我不得不輟學去做工。退學時我差不多念到初二。
我父親幹活很賣力，但從來沒有足夠的錢買體面衣服。我上學的時候衣服也不夠穿。每天傍晚我都帶著一種自卑感離開學校。別的孩子都穿著漂亮衣服，我卻只能穿父親買得起的。我現在有時仍覺得自卑，需要偶爾克服。
我愛我的父親。他常陪我去看球賽。我們還一起去釣魚。可他的衣著讓我覺得很丟臉。他會把錢存起來給我，但不會花在給自己買衣服上面。我總覺得別人在看著他，拿他取樂，也拿我取樂。我想，這個想法對我後來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影響。
父親和我關係親近，但我們不怎麼說知心話。他有酗酒的毛病。整個星期他每天都出去工作，週末卻總是喝個爛醉。我能理解，一個傢伙看了一眼自己的工資單，又看了一眼賬單，發現他辛苦工作了一個星期，賺的錢還不夠付賬單的。他可是一整個星期都盡了全力幹活啊，看來日子是沒什麼希望了。這才是病根。最後你說：「去他娘的。我要喝個爛醉，把這些都忘掉。」
我父親在大蕭條期間失業了，我記得和他一起去城裡的金融公司，他遭到了拒絕。這種事你永遠忘不了。
我父親總是鬱鬱寡歡。他總是生活在掙扎中，我也一樣。我很少見他大笑。他只想弄明白自己這樣日復一日能搞出什麼名堂。
在加油站當了幾年加油工之後，我結了婚。我們有了四個孩子。其中一個天生失明和智障，對我們而言是個真正的包袱。他從沒說過一個字。我去看他時，他不認識我。但我會摟著他的脖子，和他說話，說我愛他。我不知道他認不認得我，但我知道他受到了良好的照顧。我這一生都在工作，沒休息過一天，能加的班都加了，卻還是沒有躲過經濟上的困難。我開始覺得是這個國家有問題。我拚死拚活地工作，可還是沒法讓收支平衡。
我對這個偉大的國家有過真正偉大的期望。（笑）人們說，只要遵紀守法，去教堂，做好事，信仰上帝，一切都會順順利利。但並不是這樣。情況總是越來越糟。
我做過送麵包的工作。一星期最多賺七十五美元。我房子的租金是每星期十二美元。我永遠忘不了，屋外有個能裝一千升的油桶，可我的錢從來不夠把那個油桶裝滿。我能做的就是每天晚上跑到商店去買十八升油，回來爬上梯子，把這點油倒進能裝一千升的大桶裡。我能聽到十八升油撞擊桶底四濺開來的聲音，聽上去顯得裡面更空了。可這點油能讓屋子保持一個晚上的溫暖。第二天你還得重複同樣的事。
結束送麵包的工作後，我口袋裡有五十美元。我跑到銀行貸款四千美元買下一座加油站。我每星期工作七天，從開門干到關門，終於犯了心臟病。那時離我們還清貸款只剩兩個月了，我老婆盡了最大的努力讓買賣維持下去。我很想從這個大坑裡爬出來，可實在做不到。
我心裡很不是滋味，不知道該去怨誰。我想找一個仇恨的對象。我開始把一切怪罪在黑人頭上。我需要找些人來恨。恨美國是很困難的，因為它看不見摸不著。你得找些眼前能看到的人恨。（笑）所以我能恨的實實在在的人就是黑人了，因為在我之前我父親是三K黨成員。在他看來，三K黨是白人的救星。這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關照白人的組織。於是我開始崇拜三K黨了。
我在三K黨中相當活躍，因為我在加油站工作。每個星期一晚上，總有一幫人過來買可口可樂，然後回到汽車旁，一邊站著喝飲料一邊聊天。我禁不住好奇去問：為什麼這些老兄每星期一晚上都出來？他們說自己是三K黨的，附近是開會的地方。我感興趣嗎？乖乖，這可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機會！我希望成為什麼組織的一員。我加入了三K黨，從一般黨徒成為小頭目，從小頭目再當上副主席，又從副主席變成主席。綽號是「尊貴的獨眼巨人」。
我跟那幫傢伙出去的第一個晚上，他們敲敲門，給了暗號。他們讓幾個穿長袍的三K黨人跟我交談，給我一些指導。我被引入一間大會議室，這真是我生命中的重要時刻！實在是激動人心。有個人一生都在掙扎著想有所成就，而這就是他成就的時刻。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天——四個穿長袍的三K黨人引我進了大堂。那裡光線昏暗，唯一能看到的是一個發光的十字架。我在十字架前跪倒，發了一些誓言和保證。我們保證維護白人種族的純正性，與共產黨鬥爭，保護白人婦女。
我發誓之後，大廳內響起熱烈的掌聲，那裡至少有四百人，就為了我這麼個小人物。這是C.P.埃利斯一生中無比興奮的時刻。
讓我惱火的是，有些人並不完全瞭解三K黨，卻批判某個單獨的三K黨人。他們多數是低收入白人，很多事都沒他們的份。他們被社會隔離出來了，就像黑人一樣。一些人沒受過好的教育，比如我。我們從一些醫生、律師和警察那裡得到了大量支持。
也許他們在生活中遇到很多心酸事，非得去仇恨什麼人。於是他們就很自然地去仇恨黑人了。黑人開始趕上來了，開始讀書學習，有了選舉權，而且競選政治職務。這些白人本該比他們優越，卻被隔離在外。
我能理解為什麼有人加入了極端右翼或左翼團體。他們和我是一條船上的，都被隔離在外。可在內心，我們渴求成為這個偉大社會的一部分。沒有人聽我們講話，於是我們加入了這些團體。
有段時間我擔任國家權利黨的州組織人。我為三K黨組建了一支青年隊伍。我覺得我們這代人正在變老，大勢已去。所以我和學校裡一些孩子取得了聯繫。種族問題正困擾著他們。第一晚我們召集了一百名高中生。他們走進門時，我們奏起了《迪克西》【145】，把那些孩子激動得要死。我開始每星期給他們開會，教他們三K黨的準則。那時我相信馬丁·路德·金和共產黨有瓜葛。我開始教他們說安迪·揚【146】也和共產黨有染。
一天晚上，我接到了我們其中一個孩子的電話。他大約十二歲。他說：「我剛才在鬧市區讓兩個黑鬼搶了。」我剛喝了幾杯，聽了這話立刻火冒三丈。我跑到鬧市區，但找不到那個小孩。我看到兩個黑人年輕人。我當時帶著點32口徑的左輪手槍。我說：「黑鬼，你在這兒看到一個白人小男孩嗎？他給我打電話說黑鬼搶了他15美分。」我把手槍掏出來，正對著他的頭，說：「我一直想殺個黑人，我覺得你可以當第一個。」我快把那年輕人嚇死了，他趕快跑掉了。
那段時間民權運動正如火如荼地衝上頂峰。黑人開始示威，在鬧市區的商店設糾察線。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讓我恨之入骨的黑女人。她叫安·阿特沃特。每次我到鬧市區去，她都在那裡組織抵制活動。我有多恨這個——原諒我用這個詞，我現在本來已經不太這麼說了——我就是恨這個黑鬼。（笑）又大又肥，是個胖女人。她組織過八場示威。總是你剛回過神來就已經有兩三個黑人在賬台邊搞起活動了。我跟她有幾次近距離交鋒。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沒錯！（笑）我們差不多是個秘密組織。我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我們是誰，所以我好好思考了一下。我幹嗎要躲躲閃閃？我這輩子從沒犯過法。法庭裡沒有我的記錄。我，C.P.埃利斯，美國公民，三K黨成員，為什麼不能跑到市議會的會議上說「這是我們的看法，我們不想把這些移動房屋放到學校裡，我們不想讓學校裡有黑鬼」？
我們開始了公開活動。我們去參加各種會議，黑人參加，我們也參加。每次都是對峙局面。我什麼也不隱藏。我們開始走市議員和縣委員的後門。他們開始把我們當朋友一樣招呼了，有時候晚上打電話給我說：「C.P.，很高興你昨晚來開會了。」他們也不贊成種族融合，但不能公開承認，為了能競選成功。他們不能站出來公開說這樣的話，可他們喜歡有人把這些話說出來。我們去過一些城市領袖的家裡進行私人聊天。不久之後就有市議員打電話給我：「黑人今晚要搞活動，提些無恥的要求。你們去幾個人平衡一下，怎麼樣？」然後我會打電話通知我們的人：「黑人今晚要去市議會搞集會，市裡的人給我打了電話，讓我們派幾個人過去。」
我們的人塞滿了汽車，開赴市議會，把那裡一半的地盤都佔滿了，另外一半是黑人。這種時候，我總是全副武裝地到達會場，皮帶外面掛著武器。我們人人都帶著武器。然後場面總是一片叫嚷混亂。怎麼回事呢？我們互相鬥毆這種結果正和市議會的意。他們不想放棄對黑人、對三K黨的控制。他們在利用我們。
我後來開始意識到其中的問題了。有一天我在鬧市區走著，一個市議員看見我走過來了。我以為他會跟我握手，因為我們前一天晚上還通過電話。我還拜訪過他。誰知他徑直穿過了馬路。啊！臭狗屎！我開始思考了，有些地方不大對勁。他們多數人是商人，或者律師、保險經紀人之類的。他們只要讓低收入白人跟黑人鬥，就能保持自己對社會的控制。
有了那次在外面被視而不見的經歷後，我想，去你的，你們休想再利用我。那時我開始有了一些嚴肅的思考。
如今在美國這樣的事仍舊發生著。人們被那些手裡有權有錢的人利用。我並不是擁護共產主義。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體制。只是那些掌權的人不希望沒權的人分得哪怕一丁點權力。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只要事情跟錢這綠票子有關，其他顏色都沒什麼要緊的了。
我度過了很多個不眠之夜。我還是不喜歡黑人。我不想跟他們扯上任何關係。我對黑人、猶太人、天主教徒都是如此。我父親說過：「別和這些人有任何往來。」我一直是這麼做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個黑人，跟他眼對眼地講話，還有一次遇到一個猶太人，跟他眼對眼地講話。我發現這些人和我是一樣的。他們也會哭、會罵、會祈禱、有願望。就和我自己一樣。感謝上帝，我終於學會不靠標籤看人了。但在那個時候，我的頭腦還是十分封閉的。
我記得在某個星期一晚上的三K黨集會上，我說有些事不對頭。市議會那幫人在利用我們，我不喜歡被利用。其他人的反應讓我不怎麼愉快，他們說的都是「我們得繼續和黑鬼斗」這一套。
晚上回家時我內心頗不平靜。我看到一個黑人在街上走路，這傢伙穿著爛鞋子，衣服破得不成樣子。這情景觸動了我心中某個地方。六個月裡我都在想這件事。我覺得自己必須退出三K黨。但我那時還是沒能退出來。
之後發生了一件事。州勞聯-產聯收到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一筆錢：七萬八千美元，用來解決學校系統中的種族問題。我接到州勞聯-產聯主席打來的電話：「我們想召集各方人士。」我說：「各方人士？你指的是？」他說：「黑人、白人、自由派、保守派、三K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人。」
我說：「別想讓我跟黑鬼扯在一起。我不想跟那號人有任何聯繫。」一個白人公民議會的傢伙說：「去看看再說吧！畢竟花的是納稅人的錢。」我走進門去，裡面有很多黑人和自由派白人。我認得出其中大多數人，因為示威的時候我見過他們。安·阿特沃特也在那裡。（笑）我強迫自己走進去坐下。
那次會議由一個頭髮亂糟糟的大個子黑人主持。（笑）我覺得煩透了。可他表現得很好。他說：「我希望你們都自由地談談任何自己想說的話。」一些黑人站起來說這是白人種族主義。我忍無可忍，要求發言，然後就敞開說了。我說：「不對，先生，這是黑人種族主義。要是學校裡沒有黑人，我們就不會遇到今天這種問題了。」
我永遠也忘不了下面這一幕。霍華德·克萊蒙特，一個黑人小伙子，站了起來。他說：「C.P.埃利斯來了，我特別高興，因為他是今晚這裡最誠實的人。」我心想：這個黑鬼想幹嗎？（笑）會議結束後，有幾個黑人走過來想跟我握手，這我可做不到。我走開了。
第二天晚上，還是同樣一撥人在那裡。我覺得自在些了，因為我已經把心中的一些想法講了出來。第三天晚上，他們選出了所有委員會成員後，還要選一位主席。霍華德·克萊蒙特站起來說：「我提議選兩位主席。」喬·貝克頓，一個長得黑到不能再黑的黑人，提名了我。有些黑人反應強烈。「不行啊……」這之後，他們還提名了安·阿特沃特當主席，那個又大又老又胖、讓我恨之入骨的黑女人。我想：「呵！讓我跟那女的合作可沒門！」但我最後還是接受了，因為那時我已經筋疲力盡，沒力氣為了生存鬥爭或是反對黑人、猶太人和天主教徒了。
一個三K黨人，還有一個好鬥的黑人婦女，一起當上了學校委員會主席。真是不可思議。我怎麼能跟她一起工作呢？但兩三天後，我們接手了工作，必須確保它獲得成功。這給了我另一種歸屬感，一種自豪感，有助於我克服過去那種自卑。一個男人曾公開表示自己看不起黑人，忽然間卻願意和黑人一起工作了。這對低收入白人來講是個有所成就的機會。我把對黑人、猶太人、自由派的敵意放到一邊，接受了這份工作。她和我就這樣不情不願地開始一起工作了。（笑）跟我一起工作，她也有很多心理障礙，就和我一樣。
一天晚上，我打電話給她：「安，你我之間有很多分歧，可我們面前有一大堆要做的事，這件事得成功，你和我要讓它成功。我們把個人情緒放在一邊好嗎？」她說：「要是你願意，我也願意。」我說：「那就這麼定了。」
我的老朋友晚上打電話給我：「C.P.，你他娘的出什麼毛病了？你在出賣白人種族！」這讓我覺得愧疚。我做得對嗎？還是做錯了？忽然間我的看法發生了轉變，我開始和自己內心的感覺做鬥爭。我的頭腦清楚起來了。我開始看清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我不希望那些孩子永遠打鬧下去。
我們要忙十個晚上。那段時間我在為杜克大學的維修部門幹活，賺一點錢。特裡·桑福德給了我十天帶薪假期。他是當時杜克大學的校長。他知道我是三K黨成員，也知道黑人和白人和睦相處的重要性。
我說：「要是我們想把這件事做成，我就得去和像我這樣的人談話。我指的是低收入白人。我們走過杜勒姆一條條街道，挨家挨戶敲門，和人們交談。安也走進黑人社區去。我們去這些家庭時可沒得到什麼好反應。有些家庭把我們罵了出來。「你在出賣我們，埃利斯，滾蛋！我不想跟你廢話。」安也從黑人那邊得到了同樣的反應：「你和三K黨人搞在一起幹嗎？」
有一天，我和安回到學校，我們坐下來，開始交談和反思。安說：「我女兒每天回家都要大哭一場。她說老師在其他同學面前拿她取樂。」我說：「老天，我家孩子也是！自由派白人老師取笑蒂姆·埃利斯的爸爸，那個三K黨。他是哭著回家的。」就在這時（他停下來，清了清嗓子，壓住嗚咽）……我開始看到，我們在這裡，籬笆兩頭的兩個人，有著同樣的問題，只不過她是黑人，而我是白人。就是從那一刻開始，我和你說，我和她工作上配合得特別好。我開始喜歡她了，真的。（他哭了）
神奇的是，在那一刻之前，她和我總是互相咒罵、大吵大鬧、憎恨彼此。那一刻之前，我們根本不瞭解對方。我們不知道我們之間有共同點。
我們致力於此，和來參加這些會議的人一起工作。他們探討種族主義、性教育、未獲資格的教師等議題。七八個晚上之後，我們這些之前彼此沒講過話的人共同提出了一批決議。這真的很了不起，你得親自在場才能有那種感受。
那時我不贊成種族融合，但法律是這麼規定的，我得守法，對吧？我們說：「咱們把這些決議拿到校董會去。」但是最讓人沮喪的事情發生了，校董會否定了所有決議。這些建議可都是納稅付給他們薪水的人提出來的啊。（笑）
我覺得這些決議對一些問題給出了不錯的答案。其中有一些我不大贊成，但我從頭至尾經歷了這個過程，不管得出的決議是什麼我都支持。好，既然校董會拒絕了，我決定競選校董會成員。
我在競選活動上花費了八十五美元。和我競爭的那傢伙花了好幾千。真的沒什麼人支持我。三K黨轉而反對我，低收入白人反對我，自由派也不怎麼喜歡我。黑人對我仍抱有懷疑。有些黑人想支持我，卻又沒有足夠的勇氣支持一位三K黨員進校董會。（笑）但是我下定了決心，我知道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我要堅持下去，不管別人怎麼說。
讓我憂心的是，有人打電話恐嚇我妻子。她本來一直支持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但這時她的想法改變了，我的兒子們也是。一些從前我那個青年軍的孩子們也捲進來了。他們仍舊跟隨著我。
我受邀作為候選人參加民主黨婦女的社交活動。可我只有一套像樣的衣服，已經穿了六七年，甚至八年了。我把衣服清洗乾淨，穿上我最好的一件襯衫，繫上領帶。現場那些上流社會的有錢候選人彼此寒暄握手。我走到市長面前伸出手。他說：「C.P.，很高興見到你。」可我從他的握手方式中就能看出他在撒謊。這讓我很煩惱。我知道自己收入低。我知道自己不富有。我知道他們在說：「這個小老頭競選校董會幹什麼？」可他們還是要微笑，假裝很高興見到我。我看到房間裡有幾個黑人，幾乎不由自主地朝他們走過去。我們的握手是有力的。他們說：「很高興見到你，C.P.。」我知道他們是真心這麼說的——從握手中就能感受到。
不管我出現在哪裡，我說過我都會傾聽民眾的聲音。在和城裡的各大機構取得聯繫之前，我不會作出重大決定。我得到4640張選票。贏了的那傢伙比我多2000張。對於只花了八十五美元、沒有贊助人的我來講，這結果不算壞。
整個世界朝我打開了，我開始學習以前聞所未聞的真理。我開始睜眼看待黑人，跟他們握手，把他們當成人類的一分子。我還沒有完全擺脫陳舊的觀念，內心還存留了一點。但我的某些地方已經改變了。
我就像重生了一樣，擁有了新的生命。我不像過去在三K黨內表現活躍時那樣夜不能寐，四處轉悠了。我能安睡一整晚，感覺很棒。我更喜歡生活在當下，而不是歷史上其他任何一個時代。這是一種挑戰。
我回到杜克大學做維修工。我抄起工具，修理抽水馬桶，疏通下水管道。但有些想法已經融入了我的血液。這個國家有些事不對頭。我們在杜勒姆做的事有必要講給別人聽。我在杜克大學的日子很難熬，幾乎承受不住了。我每天早上都去上班。但內心十分抗拒。
我的整個人生已經改變。我只上過八年學，而我如今想要完成高中課程。我每天下午去上一個叫PEP的在職進修班。我是班上唯一的白人，也是年齡最大的。我開始學生物學了，我把課本帶回家晚上讀，因為我決心完成這個課程。果然，我畢業了，我把文憑拿回了家。
有天早上我去上班，遇到一個傢伙，他說：「我們需要一個工會。」那時我並不支持組建工會。我爸爸也是反勞工的。我們的薪水很少，每星期連續干七天活，快要餓死了。第二天，我遇到了操作工程師工會的國際代表。他給了我授權卡。「把這些卡發出去，我們要舉行選舉了。」結果有88人支持組建工會，17人反對。我當選為總代表。
那之後不久，從夏洛特來了個工會的人，說我們需要一個全職代表。我們這兒的兩家工廠裡只有200個會員，會費剛好只夠付你的薪水。你應該出去組織更多的人。我不懂怎麼組織工會，可我們知道怎麼把人們煽動起來。（笑）我就這樣當上了工會的事務代表。
著手組織工會以後，我看問題更加深刻了。我再次看到人們是怎樣被利用的。黑人反對白人。我要毫不猶豫地指出：工廠管理層太壞了。他們只想保持兩件事：所有的錢和否決權。這兩樣他們一樣也不想讓那些可憐的工人得到。我看到管理層用他們擁有的一切和我作對。他們僱用反工會的律師事務所，敗壞工會的名聲。那些人一小時賺九十五美元，週末很少加班。我當了五年事務代表，早就看穿了這些。
去年，我競選工會的事務主任，這是由工人選舉的。和我競爭的那老兄是黑人，而我們會員中的黑人佔了75%。我心想：克萊伯恩，你根本沒機會打敗這個黑傢伙啊。人們知道你的背景，就算你已經大步邁向前了，這些黑人還是不會給你投票的。你知道我贏了他多少嗎？四比一！（笑）
公司利用我的歷史來攻擊我。他們公示了一些信件，其中有一張長袍和面罩的照片：你要選一個三K黨成員嗎？他們不會處理這個問題。我立刻召集了一次群眾大會。我和電子元件廠的女工們說：「好，我是克萊伯恩·埃利斯，這就是我的過去。我現在希望你們這些黑人婦女知道，我一度是三K黨成員。我希望你們知道，因為他們早晚會告訴你們的。」
我邀請了幾個黑人老朋友。我說：「喬兄弟，霍華德兄弟，誠實點，告訴這些人你們對我的看法吧。」他們照做了。（笑）霍華德·克萊門茨拿我開了個小玩笑。他說：「我不知道我為什麼來這兒，支持一個前三K黨成員。」（笑）他說，「我知道C.P.埃利斯是從哪兒來的，我瞭解他的過去。我是看著他成長起來的，我是跟他一起長大的。我現在和你們說：『跟著他吧，跟著這個三K黨成員。』」（他停頓了一下，費力地嚥了口氣）「有誰有問題嗎？」「沒有，」那些黑人婦女說，「繼續開會吧，我們需要埃利斯。」（他笑了，眼淚流下來）老天啊，黑人是這樣說我的。我以134票對41票獲勝，四比一。
當你走進一家工廠，和專門破壞工會的人硬碰硬時，感覺實在很好。你看到黑人和白人攜手擊敗那些人利用種族問題進行離間的企圖。他們過去就是這樣利用三K黨的。這種事今天仍在發生。你能想像只拿到成人高中文憑的一個傢伙和大學畢業的專門破壞工會的人鬥法的情景嗎？我要和他們競爭。我每星期工作七天，晚上和週末也不休息。薪水不高，如果我不在乎，我可以辭職不幹。但我在乎，我不想辭職。我嘗到了其中的滋味。（笑）
我告訴人們，這個國家有巨大的機會來阻止戰爭、衝突和人民內部的爭鬥。人們說：「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啊。你這話就像是馬丁·路德·金說的。」一個前三K黨成員講話竟然像馬丁·路德·金。（笑）我不認為這是不可實現的夢想。這種事已經在我的生活中發生了。它在其他美國人的生活中也能發生。
我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麼。我並沒有當大工會官員的願望。我就希望在這裡和工人們在一起。我希望走路穿過他們的工廠，去和那個雙手沾滿污垢的工人握手。我要盡我這個小老頭的全力去做事。我五十二歲了，剩下的年頭不多了，但是我想好好利用後面的日子。
當初從收音機裡聽到馬丁·路德·金遇刺的消息，我打電話叫來其他三K黨成員，在加油站辦了個聚會慶祝了一番。我們真高興啊，因為那個狗娘養的小子死了。我們的麻煩過去了。人們說你越老就越難改變。這並不一定對。我改變了。我曾坐下來聽馬丁·路德·金的講話錄音。我聽著他的錄音，眼淚流了出來，因為我現在聽得懂他在說什麼了。我明白世界上正發生著什麼。
P.S. 電話鈴響起。一段對話。
「這個黑人小伙子是杜勒姆操作問題解決中心的主任。我想僱用一個對工人運動感興趣、願意學習的黑人年輕人。我希望找一個從前沒有過這種機會的人，就像我自己過去一樣。只要會讀會寫就行了，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