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倫斯·裡斯
她看上去像電視裡那種典型的祖母：銀灰色頭髮、慈祥的臉龐、戴著眼鏡。她七十九歲了。
先生，你能忍受嗎？哦，告訴我，你怎能忍受
你要當帶槍的打手，還是當真正的男人？
你站在哪一邊？你站在哪一邊？
來吧，窮苦的工人，我有好消息告訴你們
做好事的工會怎樣來到這裡扎根
你站在哪一邊？你站在哪一邊？
我出生在田納西州聯合市。那是一個農業區。剛開始寫歌時我還很小，不管腦海中出現什麼，我都會寫下來。長大後，我開始寫工人的生活。我想寫出比花哨的歌曲和小調更棒的作品，於是我開始寫更重大的主題，直到我寫出《你站在哪一邊？》這首歌。
我父親是一名礦工。他死於1914年的一次礦難。他裝一噸煤，還要在木頭軌道上推四十五米，才賺十五美分。煤礦主不管埋葬他的事兒，也沒給我母親一分錢。經常有礦工慘死。差不多每星期你都能看到有人被抬出來，不是死了，就是砸傷了。
我常看到那些礦工——我有時候早上四點鐘就出門了，他們帽子上帶著一盞小煤油燈，裡面有一根燈芯，像是漫山飛舞著一群螢火蟲，他們就這樣下到礦井裡去了。他們下去了，可能再也上不來了。他們沒有任何安全措施。那時的生活真艱難啊，工會還沒組建起來。到了1917年，我們有了工會，礦工們團結在一起了。工資也提高了一些。
有了工會之後——啊，在1922年——他們又開始罷工了。警衛和打手開始追趕礦工，礦工們不得不躲到樹林裡去，聚在一起，組織活動。後來他們派了國民警衛把礦工趕出來，礦工的傢俱和其他東西也一併扔出來了。
哦，我丈夫也是礦工。他得了黑肺病，組織過工會活動。搜查隊挨個兒搜查煤礦，把人們弄出來。打手過來問他是否復工，他說，有合同就干，沒合同就不幹。然後他們就開始拿我丈夫當靶子了。他們想除掉他，於是實行逮捕，把他送到監獄。到了那裡，他們反而管得很鬆。他們想，要是我丈夫企圖逃跑，他們就能開槍斃了他。他們需要一個借口。我丈夫偏偏不逃。他待在那裡，直到有人把他帶走。他們把他扔進水泥牢房，和其他五個人關在一起。有個人過來想給他戴上手銬，但另外幾個人不同意。所以第二天，他們把他帶去了派恩維爾監獄。
之後，他被放回家了。可仍受他們監視。有個叫約翰·亨利·布萊爾的傢伙，和煤礦主是一夥的，他是治安官，手下僱用著一班所謂的治安副手，其實就是帶槍的打手，真的帶著槍。他們會搜查礦工的家，一旦發現槍支就帶走，還會把礦工扔進監獄。
他們也來到我家，足足來了四五車人。他們帶著兩把手槍、子彈帶，還有強力來復槍。他們闖進來，搜查我們的房子，上上下下地翻箱倒櫃，旅行箱、床墊下、爐子、五斗櫥全翻遍了。過了幾天，他們回來了，說：「哼，我們又來了！」我說：「你們想找什麼？」他們說：「找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文件！」我不懂世界產業工人組織是什麼，就去問鄰居知不知道。他們也說不懂。我說：「好，是時候弄明白了，這東西沒準能幫我們對付帶槍的打手。」但我們並沒有搞清楚，所以日子還是照舊。
1930年至1931年發生了罷工。我對打手們說我跟罷工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們一大夥人全在我家屋子裡。山姆走了，其他多數男人也走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於是我想：好啊，也許我可以寫點什麼。也許我能把想法寫出來。我們的食物不夠吃，孩子們年紀雖小，胃口卻大。他們弄到什麼就吃什麼。至於那些礦工，他們餓得走路直搖晃。
他們把一個叫喬治·泰勒的礦工關進了監獄。他妻子得了糙皮症。她要搬過來和我們一起住，有人問我：「弗洛倫斯，你不怕被傳染嗎？」我說：「不怕，那女人得糙皮症是因為吃不上飯。」有一次她帶著雙胞胎女兒去監獄探望丈夫，正巧遇到了約翰·布萊爾。他可能覺得良心愧疚，看到這位母親所處的狀況，給兩個小女孩一人一枚一角銀幣。他對那父親說：「要是你肯離開這個州，我就放了你。」他回答：「我不同意。我要留下來組織工會活動。」可他們讓這家人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他還是走了。情況越來越糟糕。我覺得自己必須做點什麼。
我家有本舊日曆，我把它從牆上扯了下來。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紙。我開始寫《你站在哪一邊？》這首歌。我越往下寫就越順手。那些詞對我來說，就像是別人寫出來的，而不是我自己寫的，特別順暢地寫了出來。我覺得傷心、擔憂又害怕。後來我又給這詞配上一首舊的讚美詩曲調。我以前是浸禮會教派的。我還記得歌詞是（唱）：
我將到達彼岸
我將到達彼岸
我將到達彼岸
永遠得拯救
於是我借用了這個，改寫成「你站在哪一邊？」（她唱道）：
我們開始了正義的戰鬥，我們確定自己會贏
因為我們遇到的帶槍打手瘦弱無比
你站在哪一邊？你站在哪一邊？
我只讀到初中二年級。那時的礦工營並沒有高中，所以我只好讀到哪兒算哪兒。我最大的願望就是當作家。可之後我意識到自己當不了作家。我知道的東西不夠多。我想：唉，要是我去上了大學，說不定我就能當上作家。但我後來忘記了這件事。有些人說：「我挺高興你沒去上大學，要是你去了，可能就不會寫現在你寫的這些東西了，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思考了。你會往更高處去，寫點不一樣的東西。」但我知道自己想做什麼。許多礦工有我這樣的子女。他們想更有出息，但又做不到。
我只有四五歲大時，其他兄弟姐妹要是弄到一些小貓小狗就說要給它們辦葬禮，然後對我說：「你來唱個歌。」我本來不會唱什麼歌，但我會編。就是從那時起，他們開始管我叫牧師。（笑）
我外祖父是一名浸禮會牧師。我母親是教師。可我父親沒怎麼上過學。他僅僅靠單詞的讀法來拼寫。我母親總為這一點難過。他是個好人，幹活很賣力。有段時間，他讓我們搬到鄉下住，要想回家他得翻過兩座山才行。有時每隔兩星期，有時每隔一個月，我們會收到他的一封來信。母親一邊給我們這些孩子讀信，一邊說：「可憐的吉姆，可憐的吉姆。」她想讓他有更多知識，可惜太晚了。
我自己也嫁給了一名礦工。我生了十個孩子，現在有七個在世。我有三十一個孫子孫女，還有八個曾孫。而且讓我很高興的是，他們沒有一個跑到罷工糾察隊的對立面去。（笑）他們知道我們的立場。
有一次在布魯克賽德舉行了一場罷工，法官要抓男人，於是女人們想把他們替下來，但男人們不同意她們這麼做。我到了那裡，告訴他們趕快同意。工賊一進來，女人們就把他們趕回去，還用鞭子打、用手抓，她們不光用棍子打，還把他們的臉都抓花了。有些工賊闖了過來，跑上山去。他們是收了治安官和高速路巡警的好處才來的。他們回來的時候，那些女人還等著他們呢。她們不讓這些人回家。工賊們說：「我們要回家。」一個女人說：「既然你們上了山，現在就得好好在這裡待著。」有個女人曾經進過監獄，我問她：「你用鞭子打過工賊嗎？」她說：「看到我的指甲了嗎？我狠狠撓過一個工賊的臉。我把他的臉毀得不成樣子。」她確實做過這種事。希特勒說女人的職責就是去教堂、看孩子、下廚房。完全是一派胡言。
去商店時，我看到那麼多食品和服裝。可我仍能看到那麼多缺吃少穿的人。我想知道這是為什麼。我不知道，沒有人告訴過我。我們這些礦工必須去幹各種活，卻賺不到什麼錢。有些人能賺很多錢，礦工卻只能幹很多活。他們創造了很多東西，卻什麼也得不到。
我父親去世前，我們一直沒訂過報紙。你記得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時候嗎？我一直不知道父親是怎麼知道泰坦尼克號的事的。也許是有人跟他說過吧。他說：「他們讓窮人住最底層，窮人是最先被淹的。」我父親平時會讀他那本《聖經》。每次他從礦井出來，總是到爐子那邊，從咖啡鍋裡給自己倒一杯咖啡，然後到前廊去。我記得他有次走進來說：「又有幾個狗娘養的有錢人見鬼去了。」我母親說：「吉姆，別在孩子面前說這種話。」他把我嚇到了，我不知道他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想：他們為什麼讓窮人先淹死？他們肯定逃不掉，要是有人能逃出來，也會是富人。我百思不得其解，想要跟母親談談這事，可她不想談。我開始思考，這世上應該有些好事情，工人的生活應該更好一點。但沒人解釋給我聽。我不明白這個世界為什麼會這樣。
是啊，我見過人們祈禱，希望求得工作，求得他們沒有的東西。他們說：「《聖經》上說，好人的祈禱能成真，壞人的祈禱成不了真。」但是那些壞人的祈禱常常應驗。我不明白。我說：「為什麼那些壞人有好生活，我們卻要過窮日子？」我覺得窮人應該拿更高的工資，有個像樣的家，生病了能得到好的治療。可我們只是干啊、干啊。要是所有工人聯合起來，我們會有一個大的工會，所有人都能過上更好的日子。
美國很美，很了不起。他們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也是最正派的國家。我才不相信這一套。美國也許很有錢，但我們不是最正派的國家。不然情況也不會如此糟糕，搶劫、偷盜、殺戮和強姦隨時都在發生。人們不想這麼做，而是被強迫的。他們被丟進監獄，變成了更糟糕的人。要是我因為肚子餓偷了一條麵包，就會被丟進監獄。但如果是個百萬富翁用手裡那支筆偷了什麼，反而會青雲直上，並不會進監獄。我不認為這樣是對的。
他們不幹活，工人們才幹活，工人們也希望有個溫馨的家，帶孩子去海邊、去爬山，讓孩子受到好的教育。要是我爸爸有這種權利，他本可以受更多教育的。我也一樣。然後我們也能寫出更像樣的東西。
美國是個美麗的國家，可以為人們造福。但人人只為自己，就和煤礦工人一樣。要是他們搞垮了礦工聯合會，就會像大壩決口一樣。鋼鐵工人、橡膠工人和紡織工人協會也將解散，工人們鳥獸散，又回到從前一天賺十五美分的生活。我對他們說：「別光看著你的同伴推著運貨車上山，你自己跳上去歇著。你去幫他一把，兩個人一起推，快一點。」（她唱了起來）
要是你到哈倫縣，這裡沒有中立派
你要麼是工會會員，要麼是J.H.布萊爾手下的工賊
你站在哪一邊？你站在哪一邊？
他們教育子女要提防我們
他們的孩子生活奢華，我們的孩子是野孩子
你站在哪一邊？你站在哪一邊？
先生，你能忍受嗎？哦，告訴我，你怎能忍受
你要當帶槍的打手，還是當真正的男人？
你站在哪一邊？你站在哪一邊？
喬·貝格利
我們坐在一家百貨店的前廊，店主是喬·貝格利和蓋內爾·貝格利。
「我們希望一切繼續發展、發展、發展。我希望活到很老、很老、很老，看這一切發生。」
地點在肯塔基州的布萊基，布萊基位於這個州的東部。坎伯蘭地區雖然霧氣迷漫——也可能是煙霧？景色卻十分優美。這裡離弗吉尼亞州邊境不遠了。
沿著七號公路的土路一直開下去，我們進入了一座破敗蕭條的「鬼鎮」。我們向一位行動遲緩、骨瘦如柴、長得很像林肯的老人打聽喬·貝格利的情況。「你們正和他說話呢。」他回答。
他六十四歲。
「四十五年前，布萊基是一座由幾家公司組成的小鎮。這裡有七座煤礦，都進行了深度挖掘。每天有六班火車經過。我們有一家銀行、一家藥店、一家製冰廠、一座旅館，還有兩三家飯店。1919年和1927年，兩場大洪水來了，把這裡的一切都毀了。之後立刻又趕上了大蕭條，這下更是徹底垮台了。此後的生活就成了一場戰鬥。」
對我來說，這裡的大山是遠離塵囂的地方。我覺得人們不瞭解阿巴拉契亞山脈的歷史。他們也不瞭解這個國家迄今為止的歷史。學校系統早就破產了，一百年前就完蛋了。
我花了五十年才站穩腳跟，徹底轉變了觀點，想明白自己是誰，在做什麼事情。在學校裡人們教給我的淨是米老鼠那套東西，一個虛假的幻想世界。直到十五年前，我才知道什麼是土地契約。「血淚之路」【138】我也沒聽說過。學校裡不教這個。再說我也沒上過學，所以我只能從別的渠道來瞭解這些。
我祖母是切洛羅族印第安人，她家沒走過「血淚之路」。她還記得家裡人告訴她，聯邦士兵押解一萬五到兩萬名切洛羅族印第安人到北卡羅來納州和佐治亞州，把他們分散在各處。教科書上是不提這些的，不會提到大屠殺。她是拒絕離開這裡的那些人之一。我覺得自己欠祖母一些東西，也欠這環境一些東西。我不贊成喬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139】的觀點，我也不贊成過去五十年裡工業支配此地人民的方式。
我祖母告訴我一回事，我父親卻告訴我另一回事。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印第安人不受歡迎，黑人不受歡迎，窮人不受歡迎。我花了五十年才承認自己錯了，轉向了另一條道路。
我父親曾說：「要想在這個社會上存活下去，我們必須把嘴巴閉嚴。你祖母太老了，她說的都是她自己以為發生了的事。」我父親的顧慮太多，他需要一份工作，他要養家。這恰恰是這個國家的問題所在：我們都帶著恐懼生活。
我父親是在社會上頗受喜愛的那種人。我還是個小男孩時，就看到他和其他五個男人特別與眾不同，就像麥田里的玫瑰似的。他們幫助窮人，教他們怎麼打官司，幫他們請律師，還給他們送豆子、土豆一類吃的。他們把食品裝上大車，送到吃不飽肚子的人們那裡。教會並不贊成這種做法，因為這些人有時會喝點威士忌。事實上，他們是被教會逐出來的人，卻是我們的社會裡真正做實事的人。我父親有一種——怎麼說來著？分裂的人格。
小時候，環境對我而言特別重要。我輟學也是因為我想去附近的山裡遊蕩。我觀看狩獵，我跳到河流和小溪裡去。我沒時間去上學，因為我能在十分鐘內讀一本書，而老師的講話就像牧師一樣乏味。我聽過一百位牧師講話，他們總是保持一個聲調。我沒時間忍受這個。我想再活三十年，而且每年我都想再活三十年。生命就是如此短暫。我真希望每個人都能活一百五十歲。我的夢想是遇到各式各樣的人，他們都有故事要講。我想知道他們想去哪兒、我自己想去哪兒。
我參加過海軍，是個魚雷兵。那時我覺得轟炸日本艦船、殺死日本兵是件好事，而且我們能因此得到嘉獎。但三十五年後，我卻夜不能寐，常做噩夢。我把家庭料理得不錯，家人都過上了不錯的日子，經濟上沒什麼好擔心的。孩子們都成了家，有了好工作。可還有些人在無助地呼號著，他們沒有錢，在天寒地凍的冬夜沒有棲身之所。我醒過來，全身發熱，眼淚流進了嘴巴，然後我回想起在海軍用魚雷炸人的日子，內心十分慌張。
事實上，我很願意當一名律師。我想瞭解關於土地的法律，因為我一生總看到人們沒有任何權利。這想法如今仍縈繞在我心間。有些人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猜自己也有些想做的事情。我想加入那些幫助別人的人，不管是以這樣還是那樣的方式。我還是個小男孩時就有這種想法了。
有時候，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我面前誇誇其談，用一些我聽不懂的該死的大詞兒把我駁倒，技巧高超，我便真切地覺得自己需要更多知識。這就是我想受教育的原因，我想把他駁倒。
這裡的人坐擁世界上最豐富的自然資源，卻一點好處也得不到。大約一百年前，北邊的工業主把土地顧問和高明的律師送到這裡，用每畝兩毛五的價格買下土地。人們簽下了叫作土地契約的協議。這東西在後來的五十到九十年裡讓他們失去了一切。這裡的人從沒受過教育，不會讀寫，簽字時只會用筆打個叉。工業主買下他們所謂的天然氣和木材資源，但對剝離器和推土機卻隻字不提。當地人完全不懂開採煤礦、天然氣、石油、雲母礦、石灰岩的現代技術。這些礦藏裡都有。這裡有那些大企業想弄到手的十二種貴金屬。「寶石嶺」「藍鑽石」，你以為這些企業的名字怎麼來的？那些土地契約接受方的孫輩和曾孫輩以為自己擁有這片土地。你知道那首歌嗎？《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但有法律方面的東西證明這不是你的土地。只要這東西繼續存在，這裡遲早會有麻煩。我還是個小孩時我父親就教我怎樣用合法、誠實的手段買東西。他說：「要是你買一畝土地，不管下到地獄上到天堂，它都是你的。」土地契約可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們進行露天開採、鑽洞開採、表面開採，完全毀了這些山。露天開採的方法就是把整個山頭炸掉，粉塵最後都跑到溪流和空氣裡去了，野生動物全遭了殃，家園被毀，人們只好搬走。這是一種醜陋、下流的采煤方法。我把這些露天開礦的人叫作響尾蛇。他們在毀掉阿巴拉契亞山脈。要是我們殺死一條響尾蛇，是受法律支持的。可這些開煤的響尾蛇卻受到法律保護。
啊，這是一種快速的采煤方法。當然了。內華達州的雷諾有一座賭場，那裡有一塊廣告牌，由白熾燈和霓虹燈照亮牌子上的一隻銀色舞鞋。這塊牌子的耗電量足夠三千四百個窮人家庭為每家的五個房間照明使用了。不久之前，北漢普頓的鐵路調度場上有五十六節載重量六百七十噸的車皮，準備送往日本。就是這些東西埋葬了阿巴拉契亞山脈的人民。
這時，坐在門廊上的一位朋友奧斯汀·米勒插話道：「在我住的地方，他們修了一條通往山頂的長約兩百米的大路，把山周圍的大樹都砍了。樹根周圍的爛泥還能待一陣子，等根爛掉，雨水一來，這些東西全都會順著山坡衝下來，足夠把我家埋起來。
「那些公司留下個爛攤子走了。他們頂著不同的名字在運作，要是你想起訴他們，都不知道從哪裡著手。」
人們啊，一下雨就不敢在自己家裡住了。艾美特·塞克斯頓已經搬出來了。他跟我說，他已經三個星期沒在家裡睡覺了。滑坡隨時可能發生，他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就會被埋住了。
經營者一般避開高速路這類地方，這樣人們就看不見他們在做什麼了。他們知道自己在做虧心事。不過現在市場上對煤礦的需求量這麼大，他們就更他媽的不在乎誰看到了。
我們和鄰居幾家人想開自助洗衣店和洗車店，找點活幹。我們買合格的肥皂來用，可以不污染小河。但是我們這裡的衛生官員立刻指責了我們。但他們卻讓露天煤礦和深井礦的經營者把大量酸性污水排到小河裡去。
有幾個鄰居家的小男孩沒有許可證就釣魚，被環保官員抓住了。這些男孩太窮了，交不起罰金。我跑到漁獵法監督官那裡說：「你給那些大採礦主發過傳票嗎？」他垂下腦袋，苦笑了一下，說：「我把傳票撕掉算了，咱們忘掉這件事吧。」
有個小伙子剛從越南回來。他的土地已經因為露天採礦毀得不成樣子。他的律師說：「你毫無勝算，那些法庭官員全和煤礦業有瓜葛。」他收到了各種傳票，有些指控他殺了他根本不認識的人。他受到了新的教育，是以非常艱難的方式學到的。我們很多年輕人都經歷了這個過程。
這些靠阿巴拉契亞山而居的人已經受了130年窮。四個縣共有九萬人每年收入少於3600美元。我說的是那些赤貧的人啊。他們中很多人靠救濟金過活，得了黑肺病或者肺氣腫。有些人耳聾了。他們是好人，誠實的人，一輩子都幹著可怕的重體力勞動。
人們跑來說：「我們多少次被打翻在地，現在他媽的站起來反擊晚了嗎？我們得贏幾場。」我們組織了一個「保護地面權利公民組織」。現在全國都有我們這樣的小組織進行類似的抗議。我們贏得了幾次小小的勝利。
我不知道阿巴拉契亞的爭端能否不使用暴力。我希望可以。我被教育認同美國國旗，發誓效忠國家，而且加入了海軍，為國家盡我的一份力。可現在有了這些推土機，我不相信窮人們還能坐視不管、默默忍受。一個人不能被恐懼壓倒，如果是這樣，還不如現在立刻了結自己。
我們希望以合法、客氣的方式解決問題。可如果這樣不能獲得正義，還有其他方法。我不想使用暴力。但這裡的人們卻有充分的理由使用暴力。我看到鹿不見了，河狸不見了，魚不見了，野獸不見了，溪流不見了。如今我發現連居民也要不見了。既然這一切在我活著的這六十年中發生了，我想知道什麼時候這一切會真的終結。
「我們知道在越南發生了什麼。我們和不甚瞭解的人打仗。三十五年前在海軍的時候，我們到過東京灣，那時胡志明和他的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日本人才是我們的仇敵。我兒子在越南和曾經是我朋友的人打仗，反對的是別的東西。而在山裡，真的要把我們毀掉的人卻受到政府的支持。真把我搞糊塗了。我想分清是非好壞。」
我相信法律和秩序。我當過四年警官。我還當過二十九年治安官副手。我曾把很多人送進監獄。前段時間我還幫忙抓住了幾個逃犯。他們叫住我說：「我們不想被殺死，希望你把我們送進去，知道你不會打我們，也不會虐待我們。」我把他們送進了監獄。我最好的朋友都是我親手送到監獄裡去的那些人。我不相信棍棒鞭打，我不相信用手槍柄打人那一套。我覺得應該告訴他們，他們做了什麼，為什麼是錯的。對人友善是很重要的。
我是個百事通，鏟煤、鋪鐵軌、拉千斤頂，會挖也會鏟，可這都不是我想做的。我想修理發動機，瞭解它出了什麼問題。要是這在內燃機上奏效，在人身上也會奏效。可問題在於，我們都他娘的不在乎它是怎麼運轉的。我們知道它運轉，但不知道為什麼運轉。我們是從米老鼠世界那種簡單教育中走出來的，學校根本沒教過我們事物怎麼運轉，政府怎麼運轉，是誰在經營。
人們知道他們正在失去某些東西。在一生中人們總要經歷所有這些災難。我希望他們能記住其中的大部分。人們總想返回過去。可我不認為人們能返回過去，在我們面前只有未來，而不是過去。讓死去的死去吧，我們要繼續前進。但這個國家發展得太快了，人們來不及意識到大自然的美好，首先是意識不到我們到底為何生活於此的奇妙之處。
對我而言，那些大山是上帝在造物之初就放在這裡的，我猜已經存在四百萬年了。這裡溪水清亮，樹木蒼翠，生活著各種野生動物。上帝把它們放到這裡，不是為了讓推土機和貪婪的人摧殘的。
我們不該放棄希望，因為仍有少數人會在這個國家取勝。一開始就是少數人拯救了這個國家。他們奮起抗爭，而另外四分之三的人只是看客。我們需要一部分決意取勝的人。我不想把他們全爭取過來，失去他們中一部分讓我挺高興的。要是把他們全爭取過來了，就沒什麼好抗爭的了。如果你修建的大廈已經竣工，就再沒什麼可做的了。我們不想讓大廈竣工，我們不想讓這片土地上的事情一了百了。我們希望一切繼續發展、發展、發展。我希望活到很老、很老、很老，看這一切發生。我現在六十歲了，我還要再活六十年，並像前面六十年一樣享受生活。我生命最後的火星也要用在反對某件事上面，而不是去支持某件事。我要永不止息地去挑戰。
蓋內爾·貝格利
喬的妻子。
她是站在櫃檯後面的售貨員。顧客總是絡繹不絕：有小孩、老人，也有剛修路回來的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出售可樂、薯片、牛奶、麵包，等等。就算是勞斯萊斯轎車的營業員也不會比她更熱切地招呼自己的主顧了。她能叫出每個人的名字。買賣總是在輕鬆有趣的氣氛中完成。「這不完全是經濟活動，更是一種友誼和社交。對我而言，這就和賺二十五美分一樣重要。」
如今的美國已經和從前大不一樣了，儘管許多人還沒有真的意識到。我覺得這很恐怖。我一點也不悲觀，但我痛恨看到一些東西絕跡。我收到住在埃迪威爾的姐姐寄來的信，上面卻蓋著帕迪尤卡的郵戳。這是件小事，但讓我相當抓狂。這是典型的大政府思想。埃迪威爾或布萊基的郵戳，對他們來講又有什麼區別呢？
人口狀況相比我小時候也發生了變化。過去每家都有父親、母親和一大幫孩子。現在每三家就有一個寡婦，孩子去俄亥俄州或密歇根州打工去了。要是在這裡能謀生，他們多數願意回來。我們在布萊基的小學有八個年級。一百二十名學生中有70%符合享受免費午餐的條件。這著實能說明鎮裡的一些情況。說起來真讓人心碎。
我們這裡有許多病人。那些男人在礦井下干了太長時間，得了黑肺病，或者——剛才來買東西的那個人失去了雙手。他的手是在一次雷管爆炸事故中炸掉的。鎮裡沒有往日那種精氣神了。是啊，當然了，我自己的精氣神也不大一樣。我父母從前經營餐館，那時是二十年代，大蕭條還沒開始。我母親會做各種餡餅，天啊，那些餡餅棒極了。餐館生意十分紅火。煤礦也發展得順利。還有就是，人們對未來有種期許。人們想像著未來會有好事情在自己身上發生。如今看來只是些回憶罷了。
想到當年的願望，我就覺得羞愧，因為如今我知道了許多當年不懂的事情。我尊敬的老人們給我的建議是：趕快，去讀書，走出去。我完全沒有深入思考過自己是怎樣一個人、我能做什麼。我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回東肯塔基。我把這個從單子上劃掉了。（笑）
我去了貝立安大學唸書，然後到新英格蘭工作。我沒想到自己會當山民，來到阿巴拉契亞山當鄉巴佬，這顯然沒什麼好驕傲的。我覺得很丟臉，所以離開這裡時沒讓任何人知道。1939年和1940年在康涅狄格州，我努力用和其他人一樣的方法講話，借此告訴人們我的水平已經比鄉巴佬高了。我現在已經克服了這種想法。喬幫我改過來的。（笑）
啊，我特別為自己的家族感到驕傲。但我從前總想：為什麼這麼好的人要在這種地方待著呢？他們可以去藍草之鄉啊。我真的不想當山民。後來我遇到了喬，好傢伙，他完全不覺得自己有任何難為情的地方。這很了不起。
我父親的姓「考迪爾」是此地最常見的姓。因為他們是最早期的定居者，時間上能追溯到美國革命時期。喬治·華盛頓在一些士兵退伍時給他們土地而不是金錢。其中一個年輕士兵是北卡羅來納州的詹姆士·考迪爾。作為酬勞，他得到了幾百畝土地。這片地在那時被稱為弗吉尼亞。十八世紀末，他來到這裡，在大概兩里外定居下來。他就是我祖父的祖父，要是我沒漏掉一輩的話。（笑）哦，是的，我家已經在這裡住了很久了。
十六七歲時，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地方不再歸我們所有了。我發瘋似的想去上大學，但根本付不起學費。那條街住著一個女孩，就要去上大學了，衣服多得要用卡車裝。她父母是煤礦主。可這明明是我祖父的土地啊。我琢磨著這地方有什麼東西不大對勁。你沒法相信我花了多少年才搞清事情的本質：土地契約。那位住在外地的業主就和擁有美國的少數人一樣，就是這麼回事。
真正讓我們無比氣憤的是他們談論窮人時的樣子。其實我不太確定他們到底在談論誰。在我看來，來到這裡的人只是碰巧極度貧窮而已。但他們是斯特拉、沃什大叔、鮑勃這些活生生的人啊。貧窮只是他們生活的一個方面而已。我希望他們並不窮。可他們確實不只是紙上的一個名字，或者我們中間的某個百分數。
我爸爸是個特別愛國的人。他堅定地相信政府是好的，政府會保護我們。我也相信過，可後來不相信了。我和爸爸的愛國方式並不一樣。我絲毫沒有那種可怕的民族主義感情。我覺得把世界分割成那麼多國家十分荒唐。不是說我希望各種東西混雜在一起，可我喜歡多樣性：不一樣的面孔、不一樣的言語、不一樣的人種。我就是喜歡世界主義。（笑）
教育是什麼？我不知道你對此怎麼理解。我想，如果你受過教育，就能很現實地看待事物和自己，作為整個社會的一部分，而社會又是世界的一部分。受過教育的人內心有種東西驅使著自己。要是一個人能回答關於自己的問題，他就是個受過教育的人。
我從小就喜歡讀書。我母親給我買過一套系列圖書：《中國孿生兒》，還有《英格蘭孿生兒》《蘇格蘭孿生兒》等等。我那時覺得這些書裡講的都是真事。這些孩子生活在世界各地，卻和我沒什麼大的不同呀。這是我關於人們各有差別，但都屬於世界大家庭這個想法的最初的記憶。
我特別熱愛詩歌，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140】十八歲時寫過一首詩。詩中寫道：
站在那裡，我極目遠眺
只見三座連綿的山脈和一片森林；
我轉過頭，望向另一邊，
看見海灣中的三座小島。
然後她繼續寫道——哦，真見鬼（笑）。
一個男人正在卡普裡島【141】忍饑挨餓；
他抬起眼皮，望著我。
你知道嗎，她的目光跨過那座山，看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很早、很早以前我就被這首詩打動了，它讓我意識到自己和這個世界的親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