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蒙納·貝內特
和很多印第安人一樣，她的母親生來貧苦。
「可她一直保留著自己的智慧。她學會了用懷疑的態度看待事物。她教會我自尊、幽默和力量：遇事我不會哭鼻子、放棄或退縮。」
我們行駛在從芝加哥機場到塔科馬的高速公路上。
「你知道我們現在正行駛在居留地區域嗎？這片地永遠歸為我們的部落所有。『永遠』的意思就是在某些白人想佔有這裡之前。我是皮阿拉普部落的一員。他們這麼叫是因為不會我們這個外來名字的發音：斯帕拉拉普布斯。（笑）
「我們從前是漁民。從麥克尼爾島到薩蒙灣，再到羅丹多，一路都有我們的宿營地。1854年，美國政府的代理人找到我們的人，簽訂了一項協約。他們保證自己只需要土地來耕種。他們保證不會干擾我們作為商業漁民的權利。印第安人一向慷慨大方，我們答應了和他們共享此地。
「我們的部族被歸置到這片居留地上，2.9萬畝。在實際測量中我們又丟了1.1萬畝，最後只剩下1.8萬畝。我們本該察覺到，可我們一向信任別人。」
我們都住在長屋子裡，採取女族長制，整個大家庭住在一起。我們沒有真正的房產問題，每個人都有足夠的地方居住，所以我們不是非得把長屋子豎起來變成摩天大樓。
白人決定讓我們成為好莊稼人，他們把我們的長屋子分成40畝、80畝和160畝的土地。要是我們不提高土地產量，就會失去土地。他們早就知道這不會奏效，但這是瓦解我們社會的一種方法。印第安民謠歌手菲爾盧卡斯有副好嗓子，他曾說非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的結合是絕妙的。印第安人用一個人能給予別人什麼東西來衡量他的成功，白人則用一個人能攫取多少東西來衡量他的重要性。再沒有比這兩種文化相遇更奇妙的了，白人攫取一切，印第安人給予一切。
然後他們決定，既然我們不會說英語，不會寫英語，應該給我們每個人指定一名監護人。於是來到密爾沃基鐵路公司和威耶豪塞爾木材公司的律師、裁判、警察和商人，這些好公民都被分配去當一些印第安人的監護人。他們彼此買賣土地，留下遺囑認證費，再請治安官出來把還住在那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清走。不肯走的印第安人就捆在鐵軌上殺死。在我們自己的居留地上，我們失去了土地。
孩子們失去了過去本該屬於他們的東西。有一門課程叫「家政科學」，讓印第安小女孩學會怎麼為白人洗盤子、為白人做飯、為白人拖地板。如果她們特別機靈，就會讓她們學習當美容師給白人剪頭髮，或是當服務員在飯館裡給白人端盤子。也許去當打字的文書，記下那些白人的思想。男孩子們都念一門叫「農業科學」的課程，學習怎麼給白人耕田、給白人養牛養雞，照料那些非印第安人偷走的土地上長出來的莊稼，這土地本來屬於他們自己。如果這些男孩特別機靈，就會被訓練成非正式僱用的焊工或金屬薄板工。僱主都是白人，他們當然覺得和自己的同類一起工作更舒服自在。
我們走進一片建築群。其中一座與其他截然不同，看上去就像一座石頭堡壘。
這是關押印第安小伙子的監獄。這裡過去是整片地區唯一為印第安人治病的醫院，整片地區包括阿拉斯加州、蒙大拿州、愛達荷州、華盛頓州和俄勒岡州。那些好白人看到新式現代醫院的出現，立刻像發了瘋一樣。他們開始到處遊說，想把醫院從我們手中奪過來。十八年前，政府把這裡搶走了。
作為皮阿拉普部落議會的女主席，我花了八年時間致力於收回這座建築。如今，華盛頓政府把這裡用作兒童監獄。這裡被稱為青少年診斷中心。（她朝操場上一個男孩點了點頭）你剛剛看到了一個印第安小孩。你以為這個該死的國家關押了些什麼人？是兒童，既有少數族裔的，也有白人。這個變態的體制遺棄兒童、關押兒童。你看到鐵絲網了嗎？（她對我不耐煩地說）我的意思是，你沒看到那些圍欄嗎？看到那邊窗戶上的鐵欄杆了嗎？
我們走進街對面一座小樓裡，它看上去並不像那種公共機構。幼小的孩子們臉上帶著喜悅的表情，靜靜地聽著其中一位年輕老師講話。一個老師說：「我們大多數師生都是印第安人。我們把精力集中在學習傳統技藝和歷史上。教孩子們尊重別人的看法。我們因為長者的智慧而尊重他們。獎勵善意的幽默，尤其是針對自己的幽默。一切自然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讓我們意識到自己是否能夠感知和聆聽。我們因為一個人能為他的族人做什麼而尊敬他，而非他能為自己做什麼。」
我們需要一所學校，讓印第安人小孩可以脫離他們沒法適應的公共教育系統。為了得到這所學校，我們進行了不懈的抗爭。我從白人身上學到了如何掠奪和爭取。政府不把學校還給我們，我們就強行進入建築，佔據了這裡。
你在書裡讀到或在電影裡看到印第安人時，都是約翰·韋恩主演的那種劇情。你看到一個印第安人偷偷潛入灌木叢中，殺死了無辜的白人。（她和經過的人們點頭致意，這些人都認識她。偶爾，她還和其中一兩個交談幾句。）你怎麼也想不到那兩個人是漁民，剛走過去的那個小伙子是會計。那個姑娘也是會計。你想不到印第安人也能從事專業性的職業吧。人們總把印第安人想成需要害怕的那類人物。
在學校裡，我也學了你們學過的那些謊言：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小大角戰役【136】無一倖存，密西西比河以西出生的第一個嬰兒是納西莎·惠特曼【137】所生。你們學過的那套胡話我也學過。在那些電影裡，我看到為自己的權利奮起抗爭的愛爾蘭人被視為愛國者，為自己的權利奮起抗爭的印第安人卻被看成野蠻人。我學過，拓荒者把西部改造成了適合文明人居住的地方。我學過，白人不得不把土地從印第安人手裡接管過來，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合理利用土地，這些地未經開墾、採伐、鋪路，未曾露天開礦。土地必須從我們手裡奪走，因為我們沒有環境保護知識和意識。因為我們破壞得還不夠，所以沒法被稱為真正的文明人。
真實的情況就是，我們手裡掌握著白人想要的土地。政府下令讓印第安人搬遷。他們搬了一次又一次，好像被裝上手柄能推著走似的。總有一部分愛國者說：「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們出生在這裡，我們的死者埋葬在這裡。別再打擾我們了。上帝啊，這是聯邦政府承諾過的。我們簽過協議。我再不會帶著祖母搬走了，也再不會帶著孩子搬走了。去你的，我厭倦了這一套！」他們拿起武器起義了。騎兵開進了。因為我們印第安人長相接近，他們看到印第安人就殺。這僅僅是個傳統。騎兵團軍官每一個都帶著一面該死的小旗幟，還有一本該死的小《聖經》。哦，他們在宗教上非常、非常虔誠。（笑）他們猛烈開火，製造滅絕種族的大屠殺。
他們教育我們，小大角戰役中唯一的倖存者是某個騎兵的一匹馬。從那時起，我意識到小大角戰役其實有很多倖存者。（笑）他們是蘇族人和夏延族人，但顯然他們是不算數的。人們從沒見過列出他們名字的花名冊。
在學校裡，我們學習美國歷史，他們說是為了不重蹈覆轍。我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國學童知道，沙溪漂亮的夏延族婦女怎樣用披肩擋住孩子的臉以免他們看到長刀揮來，如果美國學童知道，加特林機槍掃射使三百人喪生時，印第安母親怎樣把自己的嬰兒緊緊抱在懷裡，越南美萊村的屠殺本來不應該發生。如果歷史教師真的對美國學童講述實情，加萊下令屠殺時，部隊是不會合作的。沒有一個士兵會再去打仗。會有一種國家的良心產生。所有的謊言造就了美國式夢魘，而不是普通的夢。
我讀一年級時，有一次在學校排演的戲劇中扮演一個小孩。那時正值二戰。我是1938年出生的。我母親個子矮小，有著深色皮膚。白人不懂得怎麼區分不同膚色的人種，對大多數白人來說，中國人、菲律賓人、日本人都長得一樣。我母親來學校操場的時候，一個叫查理的小男孩斜著眼看她，還罵著髒話。我聽不懂他說了什麼，但我跳到他身上開始打他。他本來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其實我也不知道。演出開始，我的衣服凌亂不堪。我又困惑又難過，感覺糟糕透頂。我走上舞台，看著下面一張張面孔，第一次意識到我母親和別人有著不同的膚色，引人注目。她的皮膚總是色澤豐富，給人溫暖的感覺。我的臉看上去卻蒼白而冷漠。我父親是白人。想不到竟然有人因為我母親是個溫暖美麗的女人而憎恨她。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查理的父親在太平洋戰爭中死去了，他們全家都極其憎恨日本人。
我想起曾經的印第安人，在簽訂條約時答應和一些波士頓人共享土地。他們萬萬想不到波音公司和惠好林業產品公司的到來。他們萬萬想不到港口會豎起一座自由女神像，引得成千上萬的不幸難民如潮水般湧入，到這裡追尋自由。這種自由是印第安人從來無法得到的。這些浪頭打過來，把我們淹沒在美國人的夢想中。
印第安人的平均壽命是四十歲左右。這個數字不一定準確，因為我們的嬰兒死亡率是全國水平的四倍。在我們這裡，十九歲是個神秘的年齡，很多人在十九歲因為酗酒、暴力和自殺死亡。我們的青少年自殺率是全國水平的三十四倍。
四十五歲是印第安人另一個神秘的年齡。人們多在這個年齡死於醉酒。我們民族本來吃著全世界蛋白質含量最高的飲食——水牛肉和鮭魚，現在卻在吃通心粉。如果我們不是豪飲過量，就是喝酒成癮。我們十八歲以上的成年人中90%都是嗜酒者。這是一種慢性自殺：「我不能正視自己的生活，前途渺茫。我不能直面自己周圍的醜惡嘴臉，不能忍受貧困。所以我喝著這瓶利波酒，麻醉自己幾個小時，殺死一些腦細胞。明天，等我清醒過來，也許一些事情就能有所不同。然後我接著喝酒。我還沒絕望到真的殺死自己。」這是一種樂觀的自殺。
有一次我喝得酩酊大醉。有個十七歲的女孩，在我看來還是個孩子，可她徑直朝我走來，把我罵了個痛快。她說：「你不在乎自己？你沒意識到自己正在殺死一個印第安人嗎？你為什麼想糟蹋自己的身體呢？」從那時起，我戒酒了，而且我不跟喝酒的人混在一起了。哦，我不在乎你們那些人是否喝酒，非印第安人對自己怎麼樣我是不在意的。但我痛恨看到一個印第安人將自己置於死地。印第安人躑躅不前，浪費時光，幾十年過去了，家庭也破碎了。
他們闖進我們的社會裡，把兒童帶走。35%的兒童都被從家裡帶到寄宿學校、托養家庭或是其他機構裡去了。肖肖尼族、蘇族或納瓦霍族婦女住在我這種房子裡，條件簡陋，衛生水平差。居留地沒有工作機會。沒法接受足夠的教育。摩門教有個再安置項目，旨在轉移兒童。一般的程序是——
一個來自後期聖徒教會的女教徒來敲我家的門。我客氣地請她進門，因為我們印第安人一向如此。她說：「哦，我看到你家房頂漏風，屋裡有點冷，也沒有衛生設備。廚房裡沒有足夠的食品，我還注意到你家沒什麼傢俱。你家沒接自來水，廁所在房子外面。最近的學校也在九十多公里外。你難道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住到漂亮房子裡去嗎？那裡有他們獨立的臥室，還會有好心人照顧他們，有很多錢購買食品，還有室內抽水馬桶、軟床墊、坎農牌床單、很棒的電視機和漂亮的庭院。學校就在附近，這樣你的孩子就不必為了上學而每天坐車三個小時了。」然後她會說：「要是你真的——真的——愛你的孩子，為什麼不希望他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你會希望他們擁有所有這些他們需要的好東西。之後這母親會想：上帝啊，我愛我的孩子，我可真不像話，怎麼能不讓孩子住到天堂裡呢？
和很多印第安人一樣，我母親生來貧苦。她被帶到一所寄宿學校上學，在那裡她本來的語言和宗教遭到禁止。可她一直保留著自己的智慧。她學會了用懷疑的態度看待事物。聽到好笑的事情，她就開懷大笑。她教會我自尊、幽默和力量：遇事我不會哭鼻子、放棄或退縮。
她會對著墳墓、植物或河流講話。她不僅瞭解傳統事物，還整天忙著種植、挖蛤蜊、熏魚和縫縫補補。她是個出色的裁縫。同時，她對政治和社會問題也有敏銳的看法。
我還是個小女孩時，有一次幾個聯邦調查局探員來到我家。那時我大概只有四歲，二戰剛剛爆發。他們悄悄地說：「我們想和你們談談安全風險問題。隔壁住著一家德國人，另一邊住著意大利人。我們想知道，你們是否覺得他們是忠誠的。」我娘家姓丘奇，一個地道的英國姓氏。我母親說那家德國人已經在這裡住了三代，骨子裡完全是美國人，那家意大利人有個兒子在太平洋戰爭中犧牲了。接著她說：「要是你們想調查安全風險問題，調查我好了，因為我看不出為什麼一個意大利人要為從印第安人手裡奪走土地的美國政府打仗。」她就這樣朝他們嚷嚷，把他們從家裡趕出去了。哎呀，他們就這樣落荒而逃了。（笑）
我遇到過一些阿拉斯加來的愛斯基摩人，他們受衛理公會教影響很深，有一套衛理公會倫理觀：你幹活就好，不幹活就不好。我不會把這套倫理強加於別人。這些愛斯基摩人如今只被工作這個想法支配，幹活簡直賣力到瘋狂的地步。他們不知道怎麼放鬆下來。衛理公會掌控了他們的頭腦，他們失去了從前擁有的東西。他們整天橫衝直撞地幹活，不知道怎樣坐下來思考。
我六歲的兒子常會走出去，坐下來對著樹木講話、觀察鳥類。做這些事情時他是平靜而自在的。他沒受過我們其他人經歷過的那種洗腦。
這些小傢伙生來就知道某些和精神世界及造物主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事情。學校裡的小小孩童會告訴你，各種魚類都是他們的兄弟姐妹。他們會對你說，自己的生命並不比動物、樹木和花朵更寶貴。他們生來就知道這些。是我們的學校讓他們拋棄了這些想法。
學歷史是很重要的，過去發生的事情很重要。但如果只談論1855年、1903年發生的殺戮，或1961年從我們手裡奪走醫院的事，我並不能滿足。我希望我的孩子們能談談1990年或1979年發生的好事。他們不應該照著鏡子，只看到自己是一個前途渺茫的印第安人。
我的小兒子和其他一億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共同居住在這片大陸上。（笑）要是你們的政府搞砸了，再引起一場該死的戰爭，那麼他的棕色小屁股也會和你們膚色各異、觀點各異的人一起被炸個底朝天。炸彈才他媽的不在乎他是不是紮著可愛的小辮子，是不是一個喜歡和松樹講話的棕色皮膚的小男孩，是不是一個甜蜜可人的小傢伙。
在我看來，美國政府就是一個小屁孩——只要你反對他，他就抄起東西砸你。要是他看到什麼，就要搶到手。他貪婪地留著口水，弄得滿身污穢，需要別人走進來清理乾淨。這是個兩百歲的小孩。1924年，他們開始發給我們雙重公民身份。可這個一百五十歲的愚蠢小屁孩政府，怎麼能給有八百年歷史的亞基馬印第安人或皮阿拉普人發放公民身份呢？真是一種侮辱！（笑）小撒謊精闖進來，有什麼資格給人發這發那？為什麼沒有人來把這孩子教訓一番？到頭來，總有人會過來揪住這個小鬼，收拾他一頓。不幸的是，我也住在這裡，將和其他人一起等待被收拾。（笑）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啊。